習仲勛忠於改革挺胡耀邦

(2007年3月30日)
   
    章海陵

     習近平之父習仲勛是改革開放的重要推手，他一生高風亮節，貼近民眾，堅持人性，在黨內高層圍剿胡耀邦時敢於挺身而出，力挽狂瀾。

     如果說，中共黨史上曾出現胡耀邦、趙紫陽這樣的改革先鋒，那麼同樣高風亮節的習仲勛也不該被遺忘。習仲勛是新任上海市委書記習近平的父親。五十四歲的習近平與其父神形酷似，更引發人們對二零零二年去世、享年八十九歲的習仲勛的懷念。
   
    一九八七年初，中共高層保守派興風作浪，在中央民主生活會上圍剿胡耀邦，逼他辭去總書記職務，而大部分改革派噤若寒蟬。這時候，習仲勛拍案而起，伸張正義，斥責那幫阻止歷史車輪前進的政治老人：「你們這是干什?？這不是重演『逼宮』嗎？」習仲勛痛斥他們「討論黨的總書記的去留問題，這違反黨的原則。我堅決反對你們這種做法！」六四天安門事件以後，習仲勛更在一九九零年的一次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上，指名批評對民主學潮訴諸武力的鄧小平和楊尚昆。
   
    在大時代關鍵時刻，能做到伸張正義、為民請命，政治家也不虛此生了。但習仲勛令人追念的是，他在中共建政后的五十多年歲月里，一直顯示不凡的精神氣度。一九五一年，他敏銳發現下級報告中所稱當地「人民代表由選舉產生」是謊言，馬上展開調查，堅決糾正。在他看來，「人民代表將來要進行直選」是不可矇混的，也是不可動搖的。
   
    習仲勛反對領袖崇拜，一九五三年蘇共領袖斯大林去世，他就在黨內會議上說：「人老了總是要死的，讓青年人上台吧！」毛澤東大刮「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浮誇風的同時，習仲勛卻在管轄的地區到處宣揚「當前工作必須是生產第一，一切要圍繞著生產進行」。
   
    中共大力開展階級鬥爭，一批批唯恐對「敵」不夠狠、說話做事不夠左的黨棍和積極分子應運而生，各階層、各領域人人自危，但在這種抑鬱氛圍里，習仲勛告誡周圍的人：「知道的就揭發，不知道的會有人揭發，何必搶著說呢？」高崗事件中，中央高層讓習仲勛「勸降」高崗，他卻提醒高崗不要亂咬別人；他甚至訓斥要與丈夫「劃清界線」的高崗夫人，當場撕毀她寫的「揭發」材料。
   
    這是因為習仲勛有一條高於政治原則的底線，即忠於真理和人性的信念。所以，耳熟能詳的「放手發動群眾」，到了習仲勛的口中，就成了「放正確之手，而不是放錯誤之手」、「亂打人，亂鬥爭，亂沒收……這些都是錯誤的」；他「膽大包天」指出，不能抄襲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里的鬥爭方式。即使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由習仲勛主政的西北地區殺人指標減少一半，為總人口的千分之零點五，比全國其他地區少殺百分之六十，保長一級舊政權官員基本沒碰，而在鄧小平主政的四川，保長以上「敵?人員」全部被殺。
   
    曾提文革賠償被否決
   
    今年是中國反右鬥爭運動五十周年，當年一些右派要求當局賠償，被一些人視為「天方夜譚」。可是，早在一九八二年，習仲勛、彭真和聶榮臻等元老就提出，要設立中央、地方二級「文革賠償基金」，對被迫害致死者及非正常死亡者進行賠償。賠償金分為三檔：五萬元、二萬元、五千元。基金從兩個方面調撥：國家災難特撥款、地方政府稅收款和中央、省級組織部的黨費；「政治上平反后，必須從經濟上作出賠償，二者合一才是法律上的終結」。
   
    習仲勛等人的提議，得到陳雲、徐向前的表態支持。但該提議在中央政治局討論時被否決，理由是：對文革的政治結論已作出，冤案基本已平反；如果再作經濟賠償，這筆費用預估為一百二十億至一百四十億元，國家很難承受，文革后對三十八萬被定性為敵我矛盾的幹部，平反後補發工資、福利已達四十二億四千萬元。不過，倘若「文革賠償」落實，豈不就是一座「文革博物館」？
   
    習仲勛等人的提議雖然泡湯，但他們的膽識與魄力卻成為美談。看今朝，中國政壇要人幾乎個個自稱「為政清廉」又「銳意改革」，卻忍看國家腐敗橫行、冤民上訴無門，制度改革之難如逆水行舟。這不能不使人想到作家莫言在《紅高粱》中所言，先輩們一幕幕英勇悲壯的大戲，使得那些良心已被醬油腌透了的不肖子孫相形見絀，這真是「種的退化」。中國新一代政治領袖，何以召喚那些徘徊在「故鄉無邊無際的通紅的高粱

虎父無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