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芳洲：買辦化的道路是當前中國最大的危險

買辦化的道路是當前中國最大的危險
（上篇）
回首晚清買辦化衰亡之路
人類社會在近代大大加快了發展步伐。世界各民族和國家都經歷了自己的發展道路。其中之興衰榮辱，成敗起落；或波瀾壯闊，或迂迴曲折，無不令人感慨萬千。如今各國或富強，或貧弱；或已發達，或正發展；似有天壤之別。
有人云：凡崛起者皆因開放，衰落者皆開放不足也，故全球化乃第一發展要務。然細思之，此論謬矣！凡貧弱或衰落之國，並非皆對外開放不夠，卻多毀於開放中之重大失誤。如晚清、民國時之中國，二十世紀末葉之拉美、東南亞、俄羅斯等皆此類也。
日本明治維新是對外開放，晚清洋務運動也是對外開放。其中日本經濟主權皆操諸己手，決不開放給外人。而晚清海關、金融、工商產業乃至大宗土產貿易皆由外人掌控，豈非比日本更加開放？然中日之開放何以一興一衰？一成一敗？一榮一辱？皆因日本將發展開放之命運握於己手，而晚清洋務運動則因腐敗產生內外勾結之買辦權勢，將國家民族之命運私授他人主宰。
對外開放，無非擴大商品、科技、文化交流，以互通有無，取長補短，互利雙贏。但能否互利，還須利益對立之雙方意願能彼此制約，惟此才有最基本之公平，在此公平基礎上才會有雙方最大的共同利益產生，即有對立才有同一，有公平才有效率（利益）。如商品交換，雙方俱各謀己利，自古未有靠對方為己謀利之事。而因腐敗導致的買辦化開放道路，乃自廢自棄國家意志而任由他人意願主導，他人所謀何人之利？其結果只能利益盡歸他人，而成本、代價、風險、屈辱、窮困、動亂、分裂、敗亡則留給自己。以此腐敗之買辦方式對外開放，開放愈甚則衰亡愈速。此乃死路！古今概莫能外。
一國崛起與否，總有其道理依據。任何民族要崛起須先有其主觀條件，即要有奮發振作之精神意志。因此須有愛國精神凝聚為國家民族魂魄，還須由教育宣傳使其深入人心，浸透每一國民之思想意識，方能有民族崛起之國家精神意志。一國國民之愛國精神愈普遍愈強，其主宰掌握自己命運之國家意志也愈強，也愈能抵制開放中諂媚迎合外人損害民族權益之買辦化路線。凡民族自尊心，愛國精神強烈之國，均不能容忍權貴勾結外人而走買辦化道路。德國、日本就是例證。雖此二國民族主義過分發展使其走上對外侵略之路，給國家民族帶來巨大災難，但憑其強烈民族意識，儘管兩國在世界大戰中均遭大敗（其中德國敗了兩次），一、二十年後也仍能東山再起。因此，民眾的愛國主義是凝聚國家崛起意志之首要精神條件。也無疑是對買辦化道路的有力制約。尤其已走上買辦化道路及一切受外國欺辱之國，愛國主義更屬國家民族最寶貴之精神財富。而抑制狹隘民族主義過分發展害人害己，則是日本等意圖對外擴張的富強國家必須正視的歷史課題。
買辦化道路根在腐敗，因此凡是在開放中能有效抑制腐敗的社會條件均有利於避免國家發展的買辦化路線。
政府權力自上而下有效維持的法紀環境是制約腐敗必不可少的條件。任何對腐敗的社會制約（包括民意）最終都要落實到政府的法紀條件上來。
任何腐敗及其造成的國家民族利益的損失最終都會轉嫁給最無權勢的民眾，由人民群眾承受痛苦。因此民眾是天然的愛國者和堅定的反腐力量。凡是民意公開表達的程度可有效制約腐敗的國家都不可能走上買辦化道路。
因此，凡是避免了買辦化開放道路的國家，或是存在集權有效維持的法紀，或是民意得以公開表達，或二者兼而有之（這樣效果最好）。

中國和日本不同的發展道路
日本國家意志所主導的民族崛起之路
中國和日本在十九世紀中葉同受西方列強欺辱，兩國有識之士都主張學習西方，「師夷長技以制夷」，富國強兵。但兩國卻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日本民族英雄高杉晉作在上海親眼目睹中國飽受列強欺凌之慘狀，因而產生強烈憂患意識，勵志保國自救。於是回國組織攘夷運動，組成77人騎兵隊起事，后奪取了長州藩政權，在人民支持下聯合薩摩等藩舉行倒幕起義，並聯絡、擁戴明治天皇號令天下。愛國的武裝和人民及有為的君主這三者結合在一起，推翻了幕府，然後大刀闊斧革新――強化皇權，廢除封建領地（「奉還版籍」「削藩置縣」），研究「蘭學」（西學），普及教育，改革兵制，發展軍工，「殖產興業」，建國立銀行，君主立憲……
倒幕後明治維新的日本，已完全是一民族主義主宰的國家。不僅政府官員、軍隊、民眾是「尊王攘夷」的基本力量，就連受政府鼓勵的商人也大都是曾參加「尊王攘夷」的愛國者。因此其開放改革完全是在為國家民族謀利益，凡有利於國家民族的就引進、採納、保存，反之就拒絕、革除。民族崛起的國家意志無處不在。
明治政府的憂患意識十分強烈，並且鍥而不捨。 經過短短一、二十年的努力，日本建立了自己的技術工業體系，不論是軍事還是民用工業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軍事工業還為民用工業製造了大量機器設備。這是真正在富國強兵。
尤其應指出的是，不論是軍工還是民用，國營還是民營企業，明治政府都非常重視一個原則：「日本領導者們恐怕日本在經濟上受到外國資本的控制，而沒有引進外資。但是他們認為，通過聘請外籍人員的辦法來輸入外國技術是沒有危險的，於是用高薪聘用了外籍人員。在法律、軍事、經濟等幾乎所有領域都有聘請的外籍人員。」「大力引進技術、設備而不是資本和商品，或許是日本明治維新與清朝後期洋務運動之間的最主要區別。」（見《盛世之毀》）
這是皇權獨攬的國家，卻又有如火如荼的民權運動推動明治政府君主立憲而使民意得以表達，（頗得《墨子∙尚同》「一同天下之義」須「得下之情」之真諦。）在野黨也常利用民眾的不滿情緒一再倒閣，迫使政府頻繁改組。日本國內也存在著尖銳的階級壓迫和社會矛盾，也同樣存在腐敗。但高度的集權和民意的制約及其所表現的民族主義情緒不僅將腐敗限制在不可能產生買辦勢力的程度內，而且使朝野一致認為對外擴張是轉移解決國內矛盾的良方。集權、民意，及其所代表的民族主義制約了腐敗，這使日本避免了買辦化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厄運。但是卻在國勢強盛后使日本缺乏自製而走上對外侵略並最終將帶來災難的道路……（日本民族現在仍還需要吸取足夠的教訓才能像德國那樣成熟起來。）

晚清買辦化的衰亡之路
「明治維新是富國、強兵雙管齊下，是真正意義上的『富國強兵』。洋務運動是『民富國強』幌子下的官商殷實、國家虛榮、民眾貧乏、危機四伏。從國內危機看，實際上清政府和日本兩國統治者在剝削民眾方面大同小異，真正的區別在於強國或損國，及對外政策。在一個弱肉強食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世紀，當清朝的早期洋務運動成果演化為同（治）光（緒）興盛的外強中乾，而鄰近的日本卻在『殖產興業』中創造出真正意義上的『富國強兵』，『國運相賭』的戰爭怎麼可能避免呢？」――《盛世之毀》

就在日本勵精圖治富國強兵之時，晚清時的中國卻走上了一條買辦化道路。這段長達70年的衰亡之路（1840－1911）是我們民族歷史最沉痛黑暗的一筆。這是中國由富變窮，由尊變卑，失地賠款，喪權辱國的苦難史。外來的侵略不是決定性因素，不可遏制的腐敗所導致的買辦化道路才是必然衰亡的內在原因。
1840年鴉片戰爭前，清政府內就存在穆彰阿為代表勾結外國的買辦集團，並因此而導致禁煙抗英鬥爭失敗，造成白銀大量外流通貨緊縮，激化了中國社會矛盾，從而引發太平天國革命。以後搞洋務運動，買辦勢力大發展。
但同是搞洋務，左宗棠、沈葆楨、張之洞、劉銘傳就和李鴻章等不一樣，左、沈、張、劉是愛國者，為國家民族謀利益，所以其洋務是在強國，並大有成就。像左宗棠、沈葆楨搞福建水師和馬尾船廠，張之洞搞漢陽鐵廠和兵工廠，沈葆楨、劉銘傳經營台灣。都是引進技術和人才，扎紮實實培養人才，消化技術，從基礎一步步搞起來。後來北洋水師之精華，其實主要是左宗棠、沈葆楨原福建水師培養的人才。而馬尾船廠在遭法軍偷襲被徹底炸毀后，因人才和技術還在，所以仍能在三年後造出大型鋼甲巡洋艦。
而李鴻章等，包攬洋務，在朝廷和洋人之間充當掮客，挾洋自重，受賄貪污，左右逢源，八面玲瓏，培植私人勢力，甚至幫洋人嚇唬清廷，其洋務都是借公事而謀私利，名曰自強，其實肥私，國家經費大都流入私囊。所以不論搞軍用民用，都是質次價高，越搞越不行，最後乾脆不如買洋貨，洋務運動因何失敗？因腐敗的買辦損國謀私。
可見，洋務運動成敗關鍵不在對外開放程度大小，而在於是靠愛國者搞強國，還是買辦搞腐敗。這其中有著天壤之別。搞洋務（開放）本身並沒有錯，錯就錯在以腐敗的方式搞洋務。
晚清之所以走上買辦化不歸之路，在於其始終無法抑制腐敗的迅猛發展，腐敗加洋務，必然生出內外勾結的腐敗成果――買辦勢力。而晚清之所以不能有效抑制腐敗，除封建王朝後期積重難返的腐敗宿命外，貪腐狹邪的慈禧長期執政也是重要的政治原因。
太后專權名不正言不順，況慈禧又是貪鄙謀私之人，因此用人執意唯親，用賢則是次要，不得妨礙唯親，否則將大權「旁」落。而貪官污吏也就都將慈禧視為靠山，求得政治上的庇護。慈禧之所以能長期執政，也正是那些勾結帝國主義的買辦勢力擁戴支持的結果。可以說，慈禧和買辦的勢力是互為因果，互相強化，他們上下勾結，沆瀣一氣，形成朝中最強大的買辦政治力量。所以皇帝即使想振作朝綱，用人才，明賞罰，除腐敗，則皆無可能。晚清王權受到削弱，封建集權徒有虛名。是其走上腐敗的買辦化道路，對外屢戰屢敗喪權辱國的一個重要原因。「一系列微妙的帝后關係，日後進而導致帝黨、后黨的出現及其衝突，深刻影響到甲午戰爭和《馬關條約》，及其之後的清王朝命運。」（《盛世之毀》）
王權君心尚且委屈若此，更惶論容忍民權民意。上無集權肅紀，下無民意制約，腐敗及其買辦化發展就如長堤之潰而勢不可擋了。
（僅限於腐敗上層之間對集權的制約與真正體現民意對集權的制約完全是兩回事，因此其絕非「民」主，而是權貴作主。如上層多為貪腐，此權貴作主所制約者則定非腐敗，而是嚴肅法紀所必不可少之集權，因此這種代表腐敗上層特殊利益之偽「民主」恰恰是最糟糕的事情。）

買辦化道路對晚清社會各方面的影響

買辦化發展道路喪失國家主權意志和利益，無疑是通往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奴化道路。看看晚清洋務運動各方面的結果吧：
金融和海關
英國歷史學家季南在《1880～1885年間英國在華的外交》中有過如下描述：「英國滙豐銀行在1880年就十分確定地贏得了在中國貿易中發號施令的地位。英國很多商行同它有利益關係。同所有的海外銀行一樣，人們譴責它為了英國人的利益而用不正當的手段操縱貿易。但是，對它主要的批評是它掌管了中國海關收入的特權，並且往往為了它自己的目的而使用這些收入。這是造成它壓倒一切財政勢力的重要原因，使它成為英格蘭銀行的強大支柱。」
光緒年間，陳熾作《庸書》，對赫德長期把持海關提出指責：「天下事，利之所在，即權之所在，不可輕易假人者也。乃有非我族類，久假不歸，盤踞要津，根深蒂固。海關厘稅，歲入三千萬，仰其鼻息以為盈虛。引黨類數百人，糜工費二百萬，漸而陰持朝議，顯綰邦交，苟或侵之，顛厥立至。囤鈔數以百萬，本國家自有之利源，乃一意把持，據為己有。浮標燈塔，行海之耳目，亦習焉不察，舉為授之。家資之富，可以敵國……皆詭寄他人，運歸本國。阻撓稅則，左袒西商。……詭計陰謀，莫窺其際。英君主授以男爵，功在彼國，其事可知。近與越南、西藏立約通商，扶植其弟（赫政），冀稍效勞績，身故之後，世襲其官。西人之入中國者，尊敬畏服，望若天人，視官吏蔑如也。」
金融和海關堪稱經濟運行核心樞紐，如此關鍵部門皆由外人掌管，國家主權意志何在？外人控制了金融、海關，能不以此謀其它控制權乎？

商貿方面
貿易逆差越來越大，兩次鴉片戰爭所促成的口岸開放和低關稅條約，使湧入中國城鄉的國外工業品與日俱增。1871～1873年，清政府出口收入比進口開支多400萬兩，到1881～1883、1891～1893年，對應數字分別下降為負1800萬兩和負5200萬兩，而當時的中央財政收入約每年八九千萬兩。（見《盛世之毀》）
大宗商品被洋商控制，在進出口同步增長，貿易逆差與日俱增的背後，更有大宗出口產品逐漸被外國勢力控制的問題。在19世紀60年代，東北的皮革、山東的帽辮，逐漸被外商壓價收購；英商及其買辦還深入蒙古收購駝絨；19世紀70年代湖南湖北的茶價被俄國磚茶商控制；福建六種茶葉的每擔收購均價，從1870年的36兩下跌到1885年的25兩；「湖南煤鐵之利，自昔甲於天下……自與洋人互市，洋煤洋鐵闌入內地，洋鐵洋煤之銷路占進一步，則湘鐵湘煤之銷路退縮一步，以致湖南煤鐵不能售出境外，其利皆為洋人所佔。」（張之洞《勸開湖南煤礦示》）以胡雪岩破產為標誌，1883年之後，以絲綢聞名的江蘇一帶，其生絲和絲製品均被外商操縱；19世紀80年代后，日本大量收購中國棉花，並返銷棉紡織品。（見《盛世之毀》）

新式民用工業
從馬建忠《民富論》對織布業的描述可見一斑「光緒五年曾經北洋大臣李奏設織布局。乃事隔十年，仍未奏效。詢其所由，則以資本不充，辦理者或未盡善。今則重為整頓，十年之內不許他人再設織局。而所設織機不過二三百張，每日開織只五六百匹，歲得十八萬匹，僅當進口洋布八十分之一耳。則十年之間所奪洋人之利，奚啻九牛之一毛哉。」

國防工業和買辦國防
早期洋務運動期間，創建了江南製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等新式軍工廠，中國近現代國防工業萌芽。
特別應當指出的是，左宗棠、沈葆楨在1866年中國工業和科技近乎空白的條件下創建的福州船政局（馬尾造船廠），引進技術、設備和工程人員，經二三年即建成設施設備齊全的遠東最大造船廠。一年後造出中國第一艘千噸級木殼兵輪（比日本第一艘自造軍艦早十一年）。至1874年共造出各式兵、商船15艘。其中「揚武」號兵艦排水量1560噸，相當於國外二等巡洋艦。1875年，辭退外籍技師自主造船，首製成功「藝新」號炮艦，表明中國人已掌握了近代造船技術。1877年更新技術，開始生產鐵木合鉤輪船。
左宗棠、沈葆楨同時還創辦了船政學堂。這是中國第一所以近代科學技術為主課的新式學校。又於1875年始，分批選拔優秀學生出洋留學，接受西方科技教育。數十年間，為近代中國海軍建設、航運、機器、礦冶、電訊、鐵路、外交、教育等領域，造就了一大批卓越人才，嚴復、鄧世昌、薩鎮冰、劉步蟾、魏瀚、詹天佑等，是其中傑出代表。
1884年8月，停泊於馬尾軍港的法國艦隊發動突然襲擊，炸毀了船廠。之後清廷委派裴蔭森署理福州船政局，由於人才和技術還在，戰後船政員工竭力修復，一個月後重新恢復正常生產。三年後造出中國第一艘鋼甲巡洋艦「平遠」號。
可惜裴蔭森於1890年4月被調離，福州船政局從此一蹶不振。
北洋海軍創建后，大肆購買外國鐵甲艦等各型艦船、及各種槍炮彈藥，耗銀數千萬兩，將買辦國防發展到極致。「北洋海軍基地內外、艦船上下到處都有外國人活動。……眾多外國商人和政客，常年『川流不息地……走向天津的總督衙門』，把『本國最壞的東西（主要指軍火），高價賣給中國』」。 （《盛世之毀》）
李鴻章認為造船不如買船，由此停止了江南製造局的造船業務，對於福州船政局繼續造船也不以為然。伴隨北洋艦隊買辦經營的發展，中國艦船製造事業日漸凋敝。
中法戰爭后，左宗棠去世，堅持自主國防路線的軍政大員只剩張之洞等少數人。張強調，向洋人買軍火，「採辦維艱。必須購置機器，自行製造，始可取用不盡，無庸倚藉外洋。」 「以銀易鐵，實為非計。且萬一遇有緩急，敵船封口，洋埠禁售，受制於人，購運均無從下手。」於是辦起漢陽鐵廠和漢陽兵工廠，由於起步較晚，發展過程中又受到國內外種種抨擊、制約，張之洞的自主國防發展並不順利，漢陽鐵廠直到1894年甲午戰爭前夕才正式投產（比日本八幡制鐵所早七年投產）。不幸的是，剛一投產即遭火災，機器損失慘重，直到1895年甲午戰爭結束后才恢復生產。
洋務運動卓有成效者除左宗棠、沈葆楨、張之洞外，另一靚點是劉銘傳繼沈葆楨之後在台灣的新政，其建設海防、架設電線、修築鐵路、開辦學堂、開山撫番、興辦煤礦、招商興市、籌劃財政，使台灣從蠻荒之地一躍而為先進省份。但甲午戰敗馬關條約將台灣割給日本，沈葆楨、劉銘傳經營台灣的成果也隨之煙消雲散……

除李鴻章的北洋海軍為超級買辦國防之外，當時清朝的絕大多數軍工都紛紛走上了買辦之路，而這些軍火進口卻是以「最低劣的槍炮，最好的價錢」成交。即便自造，也只不過向國外購買原材料進行加工。
由於腐敗以及不從根本上掌握技術，自造問題更多。如1872年，李鴻章在天津機器局遭到抨擊后不久上奏：「所造林明敦槍……核費與購價懸殊，當飭停止。」1887年底，四川總督劉秉璋奏稱：四川機器局「鑄槍工料，用費已昂於外洋購買價……所鑄之槍……比較外洋所購，實已遠遜。以更貴之價，鑄無用之槍，殊不合算。臣現已飭局將各項洋槍暫停鑄造，裁減局中司事工匠……」
「買辦型國防企業的嚴重虧損，和官督商辦民用企業的不斷增多，使半官半商、亦官亦商雙重身份的北洋官吏成為暴發戶。……與買辦國防相對應，在19世紀70年代后長達20多年的『求富』的洋務運動期間，清朝國防並沒有『富強相因』，官方在各地總共創辦了10個軍工廠，數量僅僅比60年代后5年所創建的多一家，所辦企業的規模，甚至反而不如以前。」（《盛世之毀》）

買辦國防之軍隊
    腐敗的買辦國防之軍隊無疑也是腐敗之師，這在晚清歷次對外戰爭中均有充分暴露。除少數愛國將領率軍死戰外，多數清軍將帥腐朽不堪，遇敵一觸即潰，甚至未聞敵至即四散驚逃。如中法之戰中潘鼎新、岑毓英、唐炯、徐言旭，甲午之戰中葉志超、龔照玙等。
    買辦化最甚之北洋水師，雖有鄧世昌等一批左、沈福建船政學堂培養的愛國將領，但李鴻章重用私黨，使大量缺德少才之輩佔據水師重要職位。因此其貪污腐敗之風也更甚。
當時的英國《泰晤士報》揭露：「旅順、威海既造炮台，其安置於台上之炮竟有不堪一放者，其經售炮械之人，固儼然顯官也。只知七折八扣，售者又因以為利。假如一炮也，報銷千金，經手者侵蝕二三百金，售主則以但值五六百金之炮應命，皆不問其為可用否也。」（林樂知、蔡爾康：《朝警記》九，《中東戰紀本末》卷四第38頁。）
北洋海軍生財之道，除接送官員家屬、招收自費生，還時常用軍艦做走私生意。另一常見之貪污手法則是軍官剋扣軍餉吃空額。「吾聞軍營積弊，凡統領以次各武員，向糧台關餉時，有明系十成，而僅發八九成，甚至六七成者，及取閱其領狀，則居然十足也。」（原引自蔡爾康：《撤兵議》，《中東戰紀本末》卷七第5頁。）
　　訓練演習則弄虛作假，李鴻章在《巡閱海軍竣事折》中自吹：「魚貫打靶，能於駛行之際命中及遠。旋以三鐵艦、四快船、六雷艇演放魚雷，均能中靶。」而官兵戰後揭露其真相「預量碼數，設置浮標，遵標行駛。碼數已知，放固易中。」 「徒求其演放整齊，所練仍屬皮毛，毫無裨益。」
「北洋海軍總督和北洋海軍提督的人選，和海軍內部的腐敗，使千方百計向中國擴張的列強深感有機可乘，竭力向北洋海軍滲透。……洋人在北洋海軍享受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待遇都高人一等。」（《盛世之毀》）
旗艦「定遠」幫辦副管駕英國人戴樂爾（另譯為「泰勒」）在其著作《中國記事》（Pulling Strings in China）中寫道：
　　「此大機器……不依一共同方向而旋轉，乃各依其私獨之方向而旋轉。……效率觀點下之紀綱，此機器乃其反面；然此乃極有條理之紛亂，在無事時運行甚順，絕無其嘎之聲，蓋膏之者有中飽之利，有親族之援……
　　「兩戰鬥艦之十寸口炮，其戰時用彈力猛烈之四直徑彈，其練慣用彈為二半直徑者。後者庫藏甚豐，惟前者旗艦隻有一枚，其姊妹艦則有一雙。……若以此事直陳於總督……則違反中國一切成規，則將全副機器推翻矣。
　  「蓋腐敗、中飽及援結私親諸症，使其手下各組織無復完膚者，其病源皆在李鴻章自身，而彼之染此諸症，且視尋常中國官吏為甚。彼已受嚙掣於頑鈍之全國大機器中，且習為故常，即有為之指陳，彼亦懵然不省。」
　　鎮遠艦幫辦管帶麥吉芬還揭示說：「華艦亦有諸病，炮雖精於陸軍，各炮彈中亦實儲火藥，不若陸軍儲彈或實以沙泥，然配儲不甚多。且藥線鐵管（每彈必有一藥線，儲以鐵管，轟發時量敵之遠近，以為藥線之長短，彈入敵軍，藥線之活力恰到，彈遂炸裂）僅實煤灰，故彈中敵船，而不能裂，皆必敗之道也。」（見《盛世之毀》）
以如此腐敗之軍焉能保家衛國？

經濟凋敝破產 人民失業窮困
　　在洋務派成為暴發戶的同時，國家的工商業紛紛遭受洋貨衝擊。較早遭受外商打擊的，是航運業，江浙一帶，咸豐年間（1851～1861年）兩千多艘帆船，到1872年就只剩下四百餘艘。
土布紡織業也是重災區。1887年，在牛庄，三百斤一包的洋紗市價57兩，同樣重量的土紗卻須87兩才略有薄利。1890年，在宜昌出售的印度棉紗和棉花，其零售價格竟然差不多。1887年，煙台海關報告：「本省（山東）土紗紡織幾乎停頓。」1890年之後，紡織業原本非常發達的江蘇太倉一帶「鄉間幾無自軋自彈自紡之紗」。在貴州的偏遠地區，「曾經是不可缺少的紡車，都蒙上了塵土，被人們遺忘。一捆捆機器壓的孟買紗，似乎引起人們注意到手紡車已經不合時宜了」。
　　其他地方、其他行業，也大多如此。在福建，「自洋釘輸入中國，一千個以上靠打土釘為生的手工工人已經不能繼續工作了」。在廣東，「佛山針行，向稱大宗，傭工仰食以千百計。自有洋針，而離散殆盡矣。鄉邑婦女，多借紡織謀食，自有洋布，而土布無過問矣。其餘紐扣線襪，向之著名專利者，亦冷落無趣，勢將坐食。吾粵如是，余省可知矣」。
時人道：「內外窮民之失業無依者，尤如恆河之沙不可計算。」
（以上見《盛世之毀》）
應該指出的是，洋貨衝擊國內經濟，並非僅憑其「物美價廉」， 鴉片戰爭后中國被迫開放市場，但由於中國男耕女織的家庭經濟成本非常低廉，西方列強大工業生產的洋布居然競爭不過農村落後的手工方式生產的土布，直到洋布憑藉在中國內地免稅的特權而土布卻要處處交稅才勉強打開了中國市場。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也指出「自道光二十二年大開海禁，……洋人各貨……過關只按估價，每百兩加稅不得過五兩。……迨咸豐八年十一月中西重訂條約……每百兩征銀二兩五錢……斯乃體恤洋商，恩施格外，較之華人其獲利厚矣。……於是，洋商獲利，華商裹足不前，迫令納費洋人，托其出名認為已化，洋商坐收其利……且同一土貨，由香港來，則准其報半稅；若由粵省來，則不準報子口稅，必報厘捐。同一洋貨，在洋人則無厘捐，在華人則納厘捐，無疑為淵驅魚、為叢驅孓，不獨濤張為患，流弊日多，且先失保護己民之權利，於國體亦大有礙也。」
　　 正是對洋商、洋貨之超「國民待遇」優惠，造成國內經濟大量破產，內部矛盾空前尖銳。從而更促使所有的捐稅負擔都壓在華商、百姓、及國內產業上。

喪權辱國失地賠款 民族危機日益深重
腐敗的買辦化道路抵擋不住洋人真槍實彈的侵略和無孔不入的滲透，洋務運動表面一時虛浮「興盛」，卻難挽其形成日衰之國勢。弱國無外交，晚清與列強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主要如下：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條約》，之後又簽定《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門條約》。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1851年中俄《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章程》。1858年5月中俄《璦琿條約》。1858年6月中國與英，法，美，俄四國簽定了《天津條約》。同年11月中國又與英，法，美三國簽定了《通商章程善後條約》。1860年中英，中法，中俄又簽定了各自的《北京條約》。1861年6月中俄《堪分東界約記》。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1868年《中美續增條約》。1874年10月《中日台灣事件專約》。1876年9月中英《煙台條約》和《入藏探路專條》。1881年中俄簽《伊犁條約》。1884年《中法簡明條約》。1885年《中法新約》。1890年和1893年清政府與英國簽定《藏印條約》和《藏印續約》。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1896年的《中俄密約》。1896年中俄《續訂旅大租地條約》。1898年中德《膠奧租界條約》。1898年中英《訂租威海衛專條》。1901年清政府同俄，英，美，日，德，法，意，奧，西，比，荷11個國家簽定了《辛丑條約》，《辛丑條約》標誌著中國徹底淪為半殖民地。
應該指出的是，這些不平等條約並非都是戰爭失敗的產物。其中有些是勝仗敗約（如1874年《中日台灣事件專約》和1885年《中法新約》），有些則純粹是買辦官吏腐敗受賄所致（如1881年中俄《伊犁條約》、1896年《中俄密約》、1896年中俄《續訂旅大租地條約》就是崇厚、李鴻章等腐敗受賄所致）。

畏洋媚外成風 買辦文化泛濫
中國燦爛悠久的歷史文化使中國人成為世上最具自豪感之民族。然慈禧、李鴻章等腐敗的買辦化道路造成晚清不斷喪權辱國，失地賠款。不平等條約接踵而至，民族日益沉淪。海關、金融、貿易及主要行業產業盡受外人掌控。
慈禧、李鴻章等畏洋媚洋之心，被上行下效、見風使舵之各級官吏遵循不渝，使洋人在華盡享「最惠國待遇」之利，其掠我之財而日富，且享有特權而愈尊；國人則喪其生計而日窮，困窘屈辱而愈卑。上層社會因之瀰漫崇洋媚外之風而喪失民族自尊自信。尤其上層文人之諱言腐敗者，將因腐敗而導致喪權辱國民族衰亡之惡果皆歸咎於民族文化。而此論又洽與日本等欲動搖泯滅我民族自尊自信根基之滲透宣傳一拍即合，因而為之鼓噪傳播者眾多。此等輿論流傳擴散，使我傳統文化皆成買辦腐敗之替罪羊。漢奸、買辦文化也隨之興起泛濫，形成近、現代植入我文化肌體中之最大糟粕和毒瘤。而日本原師之於我之同樣傳統文化，則被保存、繼承。中國自晚清以來之所以出過眾多漢奸，喪失民族自尊自信無疑是一主要原因。

間諜內奸全面滲透  國家毫無防範意志

    凡買辦得勢之國，必是國家主權意志盡失，對外毫不防範，單向透明之國。晚清的中國已淪為列強一切對華破壞活動的樂園和庇護所。
各國在華勢力不僅控制中國進出口貿易，還相互勾結交換情報，商討對策，逐漸滲透，干預中國政治和外交。曾任總稅司的英國人李泰國記載：「這些外國公使，常常在蒲安臣（美駐華公使）家裡聚會……在那裡，我們一邊吸著雪茄，一邊討論過去和現在的對華政策。而且，在每個下午這樣的會議后，大家共同散步，還是討論我們對華的未來政策，應該如何。」
　　「在通過海關、外交官、軍隊深刻影響中國經濟、政治、外交之際，西方國家還通過種種教會活動，廣泛刺探中國的政治經濟情報，誘導、收買人心。其中，美國基督教教會的成績特別『出色』。
美國公使田貝多次強調：『這些先鋒隊所搜集有關（中國）民族、語言、地理、歷史、商業，以及文化的情報，將其送回國內，對於美國的貢獻是很大的。』
通過開設醫院，『醫生每天與他的病人接觸，很容易把基督教的真諦灌輸到病人的腦子裡去』；通過開辦學校和報紙，『是哲學和科學的研究，浸潤於基督教教義中，才能使人們的內心卑怯，使其在宇宙的創造主面前低頭。』
而日本則是在華大量收買漢奸，除刺探情報，進行各方面滲透外，還特別重視收買脅迫有影響文人為其宣傳日本「人種優秀」及中國人種、文化「低劣」。
晚清為洋人效命鼓噪之姦細遍布朝野，無處不在。國事對外已無機密，盡在列強掌控中。其間諜及滲透活動等毫無顧忌甚至公開進行。對此清廷不僅不敢微辭，而且還處處為其提供方便。即使與列強開戰之時，抓住敵諜不僅不敢審訊，而且款待禮送，生怕引起列強責難。

內外矛盾尖銳 社會日益動蕩
在洋貨衝擊下大量破產之中國商民，還要被迫承受貪官污吏的壓榨和各級財政虧空的轉嫁。人民生計艱辛，對洋人越發不滿。而清王朝不斷加劇的崇洋媚外風氣，更助長了傳教士和教民的霸道。各地傳教士和教民相互依仗，『鄉愚被其訛索，孤弱受其欺凌，出入衙門，干預訟事。』『一切罪人訟棍，具以教中為護逃藪，從中生亂。』『強佔人之妻女財產及人命重案，不可枚舉。』」（見《盛世之毀》）
於是各地不斷發生反抗教會和教民欺壓的教案。1870年天津教案時，曾國藩迫於外國壓力，「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顧情罪之當否」，屠殺16個中國人強行將事態平息，但這並不能阻止中國社會反抗教會的鬥爭。「1876年，四川江北廳和涪陵地區先後爆發焚燒教堂的鬥爭。中法戰爭期間，華南和長江沿岸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教會運動。1891年，長江中上游一帶數十城市爆發大規模的反教會武裝鬥爭，其中包括著名的大足余臣棟起義。」（《盛世之毀》）
以後人民的各種反抗鬥爭此起彼伏，始終不曾停止。十九世紀末期終於爆發了大規模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

買辦集團的代表人物――慈禧和李鴻章
慈禧作為晚清買辦勢力的總後台和保護傘，貪權營私，窮奢極欲，揮霍無度。單是幾次做壽，就使中華民族付出了極其慘痛的代價。
過四十大壽為不沖其「祥和之氣」，對侵略台灣被我軍民打敗的日本賠款50萬兩白銀。不僅勝仗敗約，而且在與日方簽定的《中日台灣事件專約》中將琉球人遇害寫成「日本國民遇害」，並荒唐承認日本侵台為「保民義舉」。為日後日本吞併流球製造了最好的口實。時任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對此評論道：「琉球事件真正決定了中國的命運，它向全世界宣布，富饒的清朝帝國願意任人宰割，而不願意用武力抵抗。」
過五十大壽，慈禧醉心於大辦其萬壽慶典，全力支持李鴻章對法國侵略者一意謙卑求和,極大地鼓勵了法國人的侵略野心。並嚴令海、陸清軍在大戰將至之際「靜以待之」，不作戰備，李鴻章等秉承其妥協旨意，在明知法軍有可能挑起戰爭的情況下，仍允許法艦隊開進馬尾軍港，結果法艦隊夜間發動突襲，僅一個小時便毀滅了福建海軍和馬尾造船廠。后戰爭在左宗棠、張之洞、劉銘傳等指揮下，馮子材、劉永福黑旗軍，及福建、台灣軍民奮勇作戰，我方大勝。在乘勝反擊的大好形勢下，慈禧、李鴻章竟又勝仗敗約，喪權辱國。不僅將軍隊撤回，承認越南為法國的保護國，而且又給了法國在雲南、廣西新的特殊權益，就連中國要在這兩省修鐵路也要與法國商辦。
早在中法戰爭前，當左宗棠、李鴻章等在為財政極度空虛的情況下是否應耗費巨資奪回伊犁而激烈爭辯之時，圓明園修建工程宣布開工。中法戰爭后，紫禁城西側的三海大修工程開工，合計耗銀600萬兩，其中挪借海軍衙門經費437萬兩。但慈禧仍很不滿足。
為籌辦其六十大壽，又大修頤和園。在慈禧授意下，醇親王、李鴻章與大太監李蓮英等密謀挪用海軍經費，海軍衙門因此設進了頤和園。
對頤和園等大興土木，康有為在1889年上書諫言：「……然臣謂皇太后受天地之眷顧，承祖宗之付託，以四海為池，八荒為囿，天下為家，生民為體。如使復祖宗之故壤，安小民之生業，樂游可也。今安南失，緬甸亡，藩籬盡撤，是傢具不完也；奉粵水，江淮旱，小民流離，是骨肉不保也。夫國家無門牆垣屏之蔽，而內以園囿為固；小民無片瓦一椽之棲，而上以宮苑為樂，恐未可遽即安也……臣以為，自娛雲者，匹夫之事，非在上之事也。……」結果代轉此奏摺的徐守仁被永久性革職。康有為慨然離京回籍。
為了頤和園工程，慈禧至少挪、佔用了幾筆巨款，這幾筆款項對甲午戰爭都有重大影響：
1．國庫存款七八百萬兩。2．直奉鐵路經費千餘萬兩。3．「海軍報效捐」賣官所得幾百萬兩。4．挪用正規海軍經費累計約3千萬兩。5．李鴻章以海軍建設的名義代為募集、儲蓄的二百六十萬兩「生息款」。僅此五項就不下5000餘萬兩。
此外，頤和園建成初期的每日開支約銀一萬至一萬二千兩。僅一年花費就超過鎮遠、定遠兩艘大型鐵甲艦價款之和。當時中央財政年收入約為8000萬兩，購定遠鎮遠兩艘最大型鐵甲艦花費約300萬兩。1891年6月慈禧首次巡幸頤和園后，工程進度急劇加快，為此凍結了全國海軍添置艦炮的費用。如此大規模擠占海軍經費，甲午焉能不敗！
慈禧荒淫揮霍對國家民族造成的巨大損害，比起其作為買辦勢力總後台所造成的災難，還算是小巫見大巫。為內填其無窮欲壑，外乞其苟且小安，自然要重用那些投其所好並與洋人關係良好之貪腐買辦。因此，儘管中法、中日甲午戰爭

前後，李鴻章招致朝野一片譴責，慈禧卻仍對其恩寵重用有加。正是慈禧與李鴻章這種權力、利益勾結組合，形成買辦集團政治上絕對支配地位，釀成晚清中國之巨大民族災難。
慈禧、李鴻章等知其腐敗經不起洋人真槍實彈檢驗。因此其於外來侵略面前一味主和妥協，毫無抵抗意志。「抗戰，總是那麼嚴重掣肘、優柔寡斷；議和，總是那麼迫不及待、勇敢神速。」（《盛世之毀》）而要真正勵精圖治，必須清除腐敗而損害其既得利益。因此其只想永遠與洋人相安無事，好繼續苟且腐敗下去，洋人要什麼就給什麼，為了個人和集團的權勢、利益，不管國家民族付出多大代價。而洋人也正因窺透了西太后、李鴻章的苟且心理，才步步緊逼，動輒武力威脅，使中國民族危機日益深重。

李鴻章作為晚清買辦勢力的總代表，一手造成中國近代多數重大民族災難。堪稱中國近代史之最大賣國賊。
在左宗棠出兵新疆，阿古柏面臨滅亡之時，李鴻章公然與英國人及阿古柏勾結，為其向總理衙門遊說承認阿古柏政權：「能否准喀酋（指阿古柏）投誠，作為屬國，只隸版圖，不必朝貢，免致勞師糜餉，兵連禍結。」這種連朝貢義務都沒有的名義上的屬國實際上就是獨立國。只不過迫於戰場形勢，用了「投誠」的謙卑字眼。在阿古柏絕望自殺后，英國人和郭嵩濤（李鴻章死黨）又提出讓阿古柏殘部獨立成國的建議。左宗棠對此進行了批駁：英國人既然要為阿古柏部眾立國，「則割英地與之，或即割印度與之可也，何乃索我腴地以市恩！」
1879年4月，日本趁俄佔新疆伊犁，清廷忙於備戰西征之機，以《北京專約》精心設計之「日本國民遇害」條款作為琉球為其領土之依據，出兵佔領琉球，將國王尚泰及其王室成員軟禁到東京，將琉球更名為沖繩縣。值此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且日本羽翼未豐之際，為強調海防而與左宗棠海、塞防並重主張相爭執的李鴻章，在其強調的海防危機降臨之際卻反無鬥志，坐忍琉球之失。日侵佔琉球時，琉球國尚世子急赴天津，每早必長跪李鴻章轅門外，候其轎出門，哭請援救琉球。李鴻章卻無動於衷。堅持數月之後，琉球王子痛哭而歸。
　  1884年5月，李鴻章與法國簽訂《中法簡明條約》，承認法對越南的侵佔。法國茹費理總理評價李鴻章道：「我快樂地體驗了這位中國的政治家是用和我們自己相同的觀點去考慮兩國利益的。」李回電：「為難隱衷，兩地心照。」李鴻章的怯戰妥協心態更堅定了茹費理的侵華野心。在《簡明合約》中約定清軍撤兵時間為三個月，李鴻章私下承諾提前兩個月完成，卻隱瞞此承諾不報朝廷，企圖私下完成。一月之後，法方借口清軍未能全部撤軍，進犯諒山，重開戰端……
中法即將展開海陸大戰之際，李鴻章不僅「張夷聲勢，恫嚇朝廷」，「保位貪榮，因循畏思」，而且當清廷令北洋水師調「超勇」、「揚威」增援福建時，李鴻章以「北洋海軍輪船皆小，本不足敵法之鐵甲大兵船」為由，拒絕參戰。9月中旬，法艦隊再犯台灣，占基隆。在其後淡水戰役中，法軍遭重創，轉而封鎖海峽、圍困台灣。劉銘傳電請李鴻章派北洋艦隊增援，李鴻章卻仍以「法艦毀閩船不過數刻，萬難與敵」為由，按兵不動。
戰至後來，清軍海、陸均獲大勝。法艦隊鎮海之役遭重創，孤拔傷重身亡。陸戰方面，清軍連獲鎮南關、諒山大捷，法軍兵敗如山倒。3月30日，法茹費理內閣垮台。李鴻章卻迫不及待地促使清廷委任英國人金登干代表中國在巴黎簽訂喪權辱國的和約。與抗戰決定的優柔寡斷大相徑庭，此勝仗后的敗約以驚人速度簽訂，並於4月7日就傳達到前線。
「清軍將士『拔劍砍地，恨聲連連』。……有人做詩抨擊：『十二金牌事，今日復見之。黃龍將痛飲，花目忽生期。』『電飛宰相和戎慣，雷厲班師撤戰回。不使黃龍成痛飲，古今一轍使人哀。』」――《盛世之毀》
早在甲午戰前的1888年，李鴻章秉承慈禧意旨，每年從海軍軍費中撥出200萬兩用於修頤和園。李鴻章還出面動員各省督撫為「萬壽山」集款。所搜刮260萬兩「購艦設防」款，存放天津生息，其利息全部用於頤和園工程。1891年後，海軍添置艦炮軍備的費用全被凍結，用於修頤和園。當時李鴻章直接控制的淮軍錢糧公所，實際上有800萬兩現銀積存。李鴻章不願動用淮軍私產購買戰艦軍備。此外，李鴻章的另一位親信李鳳苞，僅在訂購「鎮遠」、「定遠」的一次訂貨中，就大肆「侵蝕肥己」60萬兩之巨。
1886年1月，兵部左侍郎黃體芳上奏，指出李鴻章在中法戰爭中擁兵自重，不適合擔當籌練海軍重任：「今既奉命會辦，設遇海氛，仍踵故智，擁兵自衛，……（所用）皆貪詐卑污之輩，遍布海軍，一旦有警，禍甚噬臍，悔之何及……是水師，並非中國沿海之水師，乃直隸天津之水師；非海軍衙門之水師，乃李鴻章之水師……再閱數年，兵權益威，恐用以禦敵則不足，挾以自重則有餘。」（此奏摺寫於甲午戰前8年，所陳憂慮，在甲午戰爭中均應驗。但此奏摺引起慈禧震怒，黃體芳以「妄議更張，跡近亂政」罪名，被降兩級調離。）
在甲午戰爭一觸即發之際，李鴻章還為日軍參謀次長川上操六為發動戰爭作最後準備的實地考察提供大量方便，對其奉若神明，殷勤接待。請其參觀軍工廠、軍事設施和軍隊。
在甲午之戰中，李鴻章把北洋水師當作私家衛隊，在遼東危急時禁止北洋水師增援遼東，又禁止北洋水師出海作戰，致使朝廷花重金建立的北洋水師被倭寇捂在港內全殲。兩國交戰之時，李鴻章外甥、天津軍械局總辦張士珩為牟取暴利居然盜賣彈藥給日軍。李鴻章的兒子李經方通過上海候補道張鴻祿向日本軍隊出售大米等糧食。李鴻章還對清軍抓獲的間諜明顯袒護，不僅不殺，還以殺了要賠錢為由，送給他們路費，釋放回國。
甲午敗后，日本其實戰果有限，況小國勞師遠征，也已無力再戰，迫切需要一個條約鞏固戰果。而中國乃一大國，民眾抗倭熱情高漲，完全有力量與日本長期作戰。而慈禧、李鴻章卻毫無抵抗意志，一意苟且。日本之所以指名要李鴻章前去談判而拒絕其他談判代表，是因其認定唯此一貫賣國通敵之權臣才能使其獲最大成果。李鴻章果然不負日本所望，使其在談判桌上得到了戰場上沒有得到的東西。不僅賠巨款2億兩白銀，還割讓了台灣和遼東半島。（后在俄、德、法干預下，遼東才得以用三千萬兩白銀贖回。甲午戰爭對日賠款加上利息共計3億4千萬兩白銀，相當於日本當時全國年度財政收入的6.4倍。加上向英法俄德借巨額外匯的利息，清政府為這場戰爭實際支付了5億1167萬兩白銀，相當於當時清政府年財政收入8千萬兩的6倍多。）
李鴻章不僅是甲午戰敗之罪魁，而且將戰場敵我一時勝敗給予了最大程度的放大並使之固定下來。
李鴻章1896年訪俄時，與俄私訂出賣中國東北利益的《中俄密約》並接受巨額賄賂。「密約簽訂后，維特（沙俄財政部長）和李鴻章訂下私人協議，只要《密約》能夠順利執行，李某便能得到300萬盧布（約合190萬美元）的酬謝。 國內有人對李鴻章在當時寄給總理府的電報中數次替俄國恫嚇清朝感到迷惑不解，其實一點也不難理解，李受了賄，怎能不吃裡扒外？據華俄道勝銀行董事長德米特里•烏赫托姆斯基回憶錄《對清國戰略上的勝利》記載：『《中俄密約》簽字后的第二天，財政部辦公廳主任羅曼諾夫與烏赫托姆斯基、總辦羅啟泰在一份向李鴻章付款的協定書上簽字。協定書規定，頭一個１００萬盧布在清帝降旨允准修築中東鐵路后付給，第二個１００萬盧布在簽訂鐵路合同和確定鐵路路線后交付，第三個１００萬盧布則等到鐵路工程全部竣工后才支付。這份議定書並沒有交給李鴻章本人，而是作為絕密文件由俄國財政部收藏起來。』這筆錢作為一個專項基金存在華俄道盛銀行，歸財政部總務廳管理支配，名字就叫『李鴻章基金』。據記載，俄方先後三次給李鴻章、李經方父子支付款項，其中一筆是俄國專使吳克托穆親王到北京交給李鴻章的。據《沙俄財政部檔案彙編》記載，李鴻章一共接受了沙皇俄國170.25萬盧布的賄賂（有李鴻章派人提取款項存條和當日提款的記錄）。據《我所知道的李經方——北洋雜聞錄》記載，由於沒有得到俄方許諾的全額款項，李鴻章的兒子李經方曾抱怨說：『俄國人花小錢辦大事，最不講信義，老爺子為了他們挨了多少罵，最後跟打發要飯的差不多』。」 （見林治波文章《歷史上的李鴻章》）
1898年李鴻章又與俄國簽訂《旅大租地條約》，沙俄為此賄賂李鴻章和總理衙門張蔭桓各５０萬兩銀子（《紅檔雜誌有關中俄交涉史料選譯》，頁210）。整個東北因這兩個條約便實際上落到了俄國的控制下。
李鴻章賣國一生究竟受賄多少？除兩次受俄國巨額賄賂曝光且有據可查外，其餘具體事項恐只有天知道。但時人皆傳「宰相合肥天下瘦」，及留美洋務要員容閎說李「絕命時有私產四千萬兩以遺子孫」，則此賣國巨貪之胃口可見一斑。
慈禧李鴻章主導的買辦化道路使中國民族危機空前嚴重，面臨被列強瓜分的危險。終於引發義和團等人民反帝愛國鬥爭。本已對列強百依百順的買辦統治集團攝於人民反抗的聲威，只好壯起膽子對列強宣戰，但卻又對列強刻意作出不得已而為的姿態並隨時準備在形勢不利時鎮壓民眾。八國聯軍打進北京后，慈禧政權立即變任民拒洋為媚洋剿民，甘當列強鎮壓民族反抗的走狗。而慈禧政權的買辦內奸性質最符合列強利益。因此列強很樂於保存慈禧政權以更有效地為其擔負起鎮壓人民反帝運動並榨乾中國財富之「重任」。而慈禧買辦政權只要能不被列強清算並保住其地位，寧可充當其刺刀下的傀儡並不惜為此而交換掉任何民族利益。結果辛丑條約中國賠款4億五千萬兩白銀，加利息共計9億8千萬兩，相當於清政府十幾年的全部財政收入。列強可在京、津、山海關地區駐軍，而中國則必須拆毀大沽、京、津炮台。該條約標誌著清政府完全成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中國徹底淪為半殖民地。李鴻章作為清政府的談判代表，又一次為慈禧買辦政權的利益而完全滿足了列強的所有要求。
歷史證明：買辦之實質，即有權勢之內奸。自古未有內奸專權而國家不衰亡之理。即使如中法之戰獲勝，李鴻章、慈禧尚且力促勝仗敗約，喪權辱國。更何況戰敗乎？
慈禧和李鴻章乃貪腐權勢之代表，因此其與買辦化衰亡之路如影相隨，互為因果，互相強化。慈禧和李鴻章作為買辦化道路的現象決非偶然。
何為慈禧？貪戀權勢，名不正言不順，該退不退，名退實不退。靠勾結貪腐奸佞為私黨以保其權勢者即慈禧也。但凡政治環境有利於結奸腐私黨而保其無名分之最高權勢，則必出慈禧。有慈禧則貪腐必不可救，且其開放也必走買辦化之路。有慈禧則李鴻章之輩必得勢也。
何為李鴻章？勾結外人出賣國家民族利益之買辦權臣權即李鴻章也。有買辦則必有李鴻章及為其歌功頌德者現世。

愛國主義對買辦化道路的鬥爭
愛國志士扼腕憮心 懷悲報憤 孕育巨大歷史變革風暴
中華民族乃天下最具自尊心之民族，晚清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苦難，深深刺激了眾多愛國志士。墨子云「非士無以慮國」，民間愛國士子、江湖俠士懷悲報憤，盟誓救國雪恥，為之奔走呼號者不乏其人。從鄭觀應《盛世危言》、康有為《上清帝第一書》、孫文《上李鴻章書》等皆可見當時愛國志士之普遍憂憤心情。
鄭觀應《盛世危言》憤然嘆曰：「彼族人貪如此，中國之弱如此，天時人事之循生迭起、相乘相迫又如此，而謂我中國尚可墨守前規，不亟亟然早思變計歟！此天下有心人所為扼腕憮心、痛哭流涕而長太息也！」
康有為《上清帝第一書》大聲疾呼「今兵則水陸不利，財則公私潰竭；官不擇才而上下鬻官；學不教士而下患無學。此數者，人皆憂之而痛恨也……」「上下內外，咸知天時人事，危亂將至，而畏憚忌諱，箝口結舌，坐視莫敢發……竊維國事蹙迫，在危急存亡之間，未有若今日之可憂也……有心者嘆息而無所為計，無恥者嗜利而藉以營私；大廈將傾而處堂為安，積火將燃而寢薪為樂，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者……」
孫中山《上李鴻章書》則泣血諫言革除弊政以籌自強。
儘管愛國義士民間豪俠泣血呼號此起彼伏，王公貴戚買辦權臣腐敗苟且卻依然如故。巨大的歷史變革風暴不可避免要席捲全國了。

愛國主義未能凝聚為統一的政治力量是其未能制止買辦化道路的主要原因
中國人民一向有深厚的愛國傳統和強烈的民族自尊心，之所以未能避免買辦化道路及半殖民地厄運，是因所有愛國力量未能結合成反對帝國主義及與其勾結的買辦統治勢力的統一戰線，反而互相排斥、抵消。早在鴉片戰爭后不久，就有席捲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起義。其規模聲勢雖浩大，但由於其號召民眾之思想武器與中國傳統文化尖銳衝突，因而不能廣泛而有效地凝聚民族精神，並吸引團結一切愛國力量，反而在與代表傳統文化的地主武裝（湘軍等）的衝突中失利，從而使清政府得以苟延殘喘並勾結帝國主義對其鎮壓。英勇的義和團運動雖以民族主義為號召，但反抗方式過於落後陳舊，在政治上也未能識別買辦統治集團的內奸實質，結果被買辦集團出賣並勾結列強將其殘酷鎮壓。而統治集團中的愛國力量以及意圖振作的君主――光緒皇帝，卻都始終未能與民間的愛國力量相聯繫，相呼應。因此，中國愛國者雖眾，但作為政治力量卻是分散的，缺乏配合甚至互相排斥、抵消。遠遠比不上日本明治天皇與倒幕起義的各藩愛國軍隊及愛國民眾的緊密結合。這也是戊戌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光緒、康有為、譚嗣同等的維新變法不僅缺乏民眾支持配合，而且所依賴的軍事力量僅僅是貌似 「愛國者」的將領袁世凱，這與日本倒幕起義時 「尊王攘夷」 的愛國軍隊有很大差別。結果與人民愛國熱情相隔離的軍隊很容易被野心家控制利用，出賣其君王及其變法運動。
   
愛國主義永遠是凝聚民族力量最寶貴之精神財富
中國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無疑使中國成為世上最值得自豪之民族。即使某些貪官權臣，也未必就毫無民族自尊心。（如北宋亡於金時，朝中權奸也有羞慚而自盡者。）但大國缺乏小國（如日本）之危機感，認定國大地廣，根深基后，有承受腐敗之本錢，靠洋務運動搞些西式槍炮，大國仍會是強國，些許腐敗無妨大礙。一些官員正是躺在大國「盛世」虛浮的神話里日漸腐朽而泯滅掉其愛國心。
而官場腐敗的一般發展規律――結黨營私，朋比為奸，又儘可能將貪詐無恥之徒往社會上層聚集，此物以類聚法則自然要排斥正直之士。腐敗其根在上，因此腐敗越甚，上層越無恥，也越缺民族良心（官怕洋人之緣由）。這也是為何中國如此強烈之民族精神未能形成國家崛起意志，抑制買辦化發展的重要原因。
但無恥之徒越聚上層，民族自尊精神也越積社會底層，在人民的土壤中蘊藏培育著民族崛起之勃勃生機。（「彼等在實際上，尚含有無限蓬勃生氣，」《瓦德西拳亂筆記》）而在義和團運動以前，此驚天地泣鬼神之民族精神列強是看不到的，他們更多的是看到官員和上層的貪婪無恥，這也是其所以輕視中國人之處。而義和團運動所爆發出中國人民排山倒海的偉大力量和英勇氣概，令所有列強為之震驚，具有如此英雄氣概之民族如何征服之？義和團儘管一敗塗地，但其表現的偉大民族精神阻止了列強瓜分中國的野心。也正是此民族精神激勵中國人民前赴後繼英勇奮鬥百年，最終於1949年徹底推翻了勾結在一起的帝國主義和買辦勢力在中國的統治。歷史證明：像中國這樣具有強烈愛國主義傳統的民族決不會容忍任何列強及其買辦走狗勢力長期騎在自己頭上，民族精神愛國主義是已入買辦化歧途的國家和民族最寶貴之精神財富。也是擺脫買辦化道路之首要精神條件！
                                     楊芳洲   2007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