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改革：張居正的惶惶治國夢

　　一提張居正，馬上就會想到他在明代後期所推行的成功改革。

　　同時，也會想起這位活著沒有挨整，威風一世，死後卻遭到清算，一敗塗地的命運，以及對他有人贊成，有人搖頭，是非不一，褒貶迥異的評斷。

　　

　　明代中後期，要是沒有張居正的改革，朱明王朝的氣數早就盡了。他的改革，等於給垂死的明帝國，打了一針強心劑，又多生存數十年之久。沖這一點，他實在是了不起的治國能手。對這個決心要做出一番事業，而且下定決心以後百折不撓地實現目標的人，我打心眼裡佩服他；但對他這個人，為達到目標而不擇手段，絕無任何好感。綜其一生，他這個人，沒有朋友，只有敵人；沒有真誠，只有謀算；沒有他人，只有自己。對這種唯我獨尊的個人至上主義者，你最好敬而遠之。

　　張居正成功在這裡，他已經成「勢」，「勢」之所至，無堅不摧，無攻不克。然而，張居正失敗也在這裡，你的「勢」，上帝不買賬，你兩腿一伸，撒手歸天，就連一個臭蟲，一個耗子，都不放過你。

　　一般來講，在中國，改革者取得成功，至少要具備下列三要素：

　　支持他進行改革的力量，必須足夠強大，不至於輕易被扼殺；

　　推行改革的過程中，會有阻難，不至於難到進行不下去，半路上夭折；

　　改革者的道德品質即使有非議之處，不至於成為反對派使其落馬的借口。

　　時下國產的電視連續劇，差不多以此為金科玉律來寫改革。其實，真實生活遠非如此，不是驚濤駭浪，艱難險阻，就是功虧一簣，全軍覆沒。哪像作家和編導所設想的，高峰護駕，破關斬將，美人青睞，春風得意，魚與熊掌兼得呢？中國歷史上的改革者，十有九個都很命苦，得好果子吃者不多。也許張居正是唯一的幸運者，至少在他活著時，他讓別人吃苦頭，自己從沒吃過任何苦頭。倒霉，是他進了棺材以後的事。

　　他之沒吃苦頭，由於皇帝支持，而皇帝支持，又是皇太后和大內總管馮保聯手的結果。有這樣三位一體的後台，他有什麼怕的，願意怎麼干就怎麼干。當然，不可能沒有政敵，更不可能沒有政治上的小人，但張居正是縱橫捭闔的九段高手，在政壇上所向披靡。小人，他更不在乎，因為他也是相當程度上的小人。只有一次，他一生也就碰到這麼一次，坐了點蠟，有點尷尬。因為其父死後，他若奔喪回去，丁憂三年，不但改革大業要泡湯，連他自己的相位能否保住，都成問題。便諷示神宗下令「奪情」，所謂「奪情」，就是因工作需要，「奪」他作孝子的「情」。大家知道，不是皇帝不讓他回去守孝，而是他壓根不願意拋下權杖。而且在封建社會裡，孝是一個人的道德根本，大家拿住這個大題目，硬逼著下台，遂引發出來一場面折廷爭的軒然大波。使心虛理虧的他，多少有些招架不住。最後他急了，又借神宗的手，把這些帶頭搗亂的分子推出午朝門外，按在地上打屁股，用「廷杖」，強行鎮壓了下去。

　　第一個屁股打得皮開肉綻，第二個屁股就會瑟縮顫抖，第三個屁股必然腳底板抹油開溜。他懂得，製造恐懼，從來是統治者最有效的威懾手段，「操切專擅」，也就是心毒手辣的張居正，把反對派整得老老實實，服服帖帖。他是個精通統治術的政治家，也是個冷麵無情的政治家，為了目的，他敢於不擇手段。他曾經私下裡自詡：我不是「輔」，而是「攝」，休看這一字之差，表明他深知自己所擁有的政治能量。


所以，張居正毫無顧忌，放開手腳，對從頭爛到腳的大明王朝，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他最為人稱道的大舉措，就是動員了朝野的大批人馬，撤掉了不力的辦事官員，鎮壓了反抗的地主豪強，剝奪了抵制的貴族特權，為推廣「一條鞭法」，在全國範圍內雷厲風行，一畝地一畝地的進行丈量。在一個效率奇低的封建社會裡，在一個因循守舊的官僚體制中，他鍥而不捨地調查了數年，立竿見影，收到實效，到底將繳賦納稅的大明王朝家底，摸得清清楚楚，實在是亘古未有的壯舉。

張居正一直清查到萬曆八年（1580），才得到了勘實的結果：天下田數為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比弘治十五年（1502）增迦納稅田畝近三百萬頃。這數字實在太驚人了，約計為二億八千萬畝的田地，竟成了地主豪強，王公貴族所強佔隱漏，而逃避賦役的黑洞。經過這一次徹底清查，「小民稅存而產去，大戶有田而無糧」的現象，得以基本改變，整個國家的收入，陡增幾近一點五倍。

張居正推行的「一條鞭法」，從《明實錄》的太倉存銀數，可以清楚地看出改革成果：

上列表格雄辯地證明，改革是時代發展的必然，是統治集團自我完善的必然，推行改革勢必要帶來社會進步。

《廣陽雜記》載：「蔡岷瞻曰，『治天下必用申韓，守天下必用黃老，明則一帝，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張居正是也。』」可見世人對其評價之高。這項大清查運動，始終是史書肯定的大手筆。

改革是一柄雙刃劍，成功的同時，張居正開罪的特權階層，觸犯的既得利益集團，統統成了他不共戴天的對立面。因為封建社會的統治架構，猶如積木金字塔。塔尖坐著皇帝，下面則是層層疊疊支撐起來，保持相對穩定的各級官僚機構。任何觸動，就有可能打亂這座塔的上下牽繫，左右制約的平衡。所以，即使是不傷筋動骨的小改小革，也會受到求穩懼變的體制維護者的抵制。他們寧可這座金字塔嘩啦啦地一個早晨垮塌，也不肯在垮台之前，進行最起碼的修整和鞏固。

在中國，流血的激烈革命，要比不流血的溫和改良，更容易獲得成功，就在於這些因循守舊，冥頑不化，拒新抗變，抵制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聯起手來扼殺改良運動，簡直小菜一碟。而一旦革命者磨刀霍霍而來，以暴力，以鐵和血，以摧枯拉朽的極端手段來對付舊制度，舊格局，舊政權，舊人物時，嚇破了膽的他們，會比豬羊還要馴服得多地伸出脖子挨宰。然而，對歷代改革家，改良派來說，往遠看，秦國孝公變法，國家強大了，商鞅卻遭到被車裂的命運；往近看，清末百日維新，喚起民眾覺醒的同時，譚嗣同的腦袋，掉在了北京的菜市口。這些志士仁人，無一不為其改革的努力，付出生命的代價。

不過，幸運的是，張居正是在死後才受到清算的，他活著，卻是誰也扳不倒的超級強人。

唉！這也是許多強人，在興頭上，不懂得什麼叫留有餘地，什麼叫激流勇退的悲劇。這位活得太忐忑，太吃力的改革家，終於邁不過去萬曆十年（1582）這個門檻，二月，病發，六月，去世，享年57歲。他活得比同齡人都短命，王世貞64歲，耿定向72歲，李贄75歲。

他的死亡，標誌著中國歷史上一次最成功改革的徹底失敗。(李國文)

可惜歷來改革者都沒有好的下場,從商鞅,王安石到張居正,興利除弊,國家強大了,自己卻因改革得罪既得利益集團而倒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