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郭沫若做人之比較

胡適、郭沫若做人之比較
   
　　也許是都為《新青年》撰稿的緣故，人們常常把胡適與魯迅相比較。印象比較深的是朱學勤的說法：「我擺脫不了魯迅的內心感受，卻想追隨胡適的目標……我在理智上知道胡適的選擇比魯迅正確……但在切身感受上，我實在去不掉魯迅的黑暗，魯迅的『鬼氣』。」他似乎還說過胡適是飯，魯迅是葯這樣的話，意思是胡適一天也離不了，魯迅只有在有問題時才有用。
　　　　　　　　　　　　　　　　　
　　可我最近越來越感到，胡適和郭沫若更有可比性。他們都是五四前後出現的文學大師，都是新文學的開創者，都是學貫中西的人物。胡適出生於1891年，郭比他晚生一年。胡適1962年死於台灣，郭1978年死於大陸。胡適早年留學美國，學習哲學；郭早年留學日本，學醫。在創作上，胡適出版了第一本新詩集《嘗試集》，郭出版了有影響的詩集《女神》；胡適有獨幕劇《終身大事》，郭則有《棠棣之花》、《屈原》、《孔雀膽》、《蔡文姬》；在學術上，胡適有《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郭則有《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他們不但都能創作，而且都能翻譯，還都是學術界的領導者。1949年之後，郭一直擔任中國文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長，胡適則擔任了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成就相似，地位相似，更有一點相似的是，他們都和最高統治者有較為密切的來往，這一點是魯迅無法與之相比的。也恰恰是在這一點上，他們二人顯示出了個性的不同。綣?倒?詿醋魃嫌惺幣?ず?室懷錚?謐鋈松蝦?試蚴す?恢掛懷鎩？
　　　　　　　　　　　　　　　　　
　　胡適是美國式民主的追求者，他主張由好人組成政府，他不願直接做官，更願為帝王師。他主張專家治國，反對蔣介石的「軍人治黨」。他曾在1932年送給蔣介石一本《淮南王》書，意在要蔣介石去人治，講法治，當好總導演，不必事必躬親，以制度之優越，無為而治天下。蔣介石經常與胡適共進晚餐，探討國事，但他卻拒絕任職。他的理由是做一個諍友、諍臣比在政府中說話更方便。因此，汪精衛讓他當教育部長他不幹，蔣介石讓他當考試院院長他堅辭不就，只是留戀北大和他的學術。在他一生中有多次做大官的機會，包括行政院長直至總統，但他都放棄了。只是在抗戰時為了共赴國難不得已當了駐美大使，當完之後，立刻回到北大搞他的《水經注》研究。當有人問胡適，如果他真被提名當選總統怎麼辦，胡適說：「如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認；如果當選，我宣布無效。我是個自由主義者，我當然有不當總統的自由。」
　　　　　　　　　　　　　　　　　
　　郭沫若就不同了，這隻要看一下他的履歷表便可瞭然：1926年南下廣州，出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同年，投筆從戎，先後擔任北伐革命軍政治部秘書長，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抗日戰爭時出任軍委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和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聯主席，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這還不是全部，一些不重要的職務還沒列在裡面。郭也不是沒有推辭過官職。那是在1938年，陳誠任政治部主任，讓他當第三廳廳長，他看給他安排了復興社的人當副主任，又在〈政治部組織大綱〉中看到「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的提法，就怪陳誠不尊重他，跑到長沙躲了起來。後來周恩來為了國共合作派於立群這個「特使」，叫他再走蘭台，告訴郭陳誠服了，第三廳是他組閣領域了，他才走馬上任。當然，說起這些絲毫沒有責怪郭沫若的意思，官總還是要有人當的，能人當總比蠢才當強。
　　　　　　　　　　　　　　　　　
　　胡適、郭沫若都與蔣介石、毛澤東兩位領袖人物打過交道，胡與蔣打交道多些，郭與毛打交道多些。抗戰結束后，毛澤東派董必武爭取胡適，後來，又通過胡適的學生傅斯年代向老師胡適問好。胡適不但不買帳，還對共產黨勸降，親自寫信給毛澤東，讓共產黨做不靠武力的第二大黨，令毛澤東氣而不理。在圍困北京時，毛澤東曾說：「只要胡適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圖書館館長。」胡適聽后冷笑一哼：「不要相信共產黨那一套！」他逃走後，我黨立即宣布胡適為戰犯。
　　　　　　　　　　　　　　　　　
　　郭沫若也曾經在權勢面前無所畏懼。但那是自己人還沒掌權的時候。1927年3月寫了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把蔣罵了個狗血噴頭，蔣介石下了對他的通緝令。後來他從日本歸來參加抗戰，蔣介石親自接見了他。在會見中蔣介石對郭表現得和藹可親，關心他的甲骨文研究，並請郭多多做些文章，並要給他一個相當的職務。郭回答說：「文章我一定做，但名義我不敢接受。」蔣介石立即許願說：「一切會議你都不必出席，你只消一面做文章，一面研究你的學問好了。」
　　　　　　　　　　　　　　　　　
　　可誰能想到，當年敢痛快淋漓罵蔣介石的人，在晚年竟那樣小心翼翼，甚至變得卑微，對最高統治者曲意逢迎。
　　　　　　　　　　　　　　　　　
　　這也許和郭走進了官場有關。官場是一個哈哈鏡館，誰進到裡面都要走形。在專制下的官場，不僅心靈扭曲，外形都要扭曲，或是挺胸腆肚做不可一世狀，或是摧眉折腰，做卑躬屈膝狀。官場是個絞肉機，什麼原則、感情、什麼尊嚴、人格，統統要被絞碎。
　　　　　　　　　　　　　　　　　
　　郭曾寫了大量解釋毛澤東詩詞的文章，在一篇叫《紅旗躍過汀江》的文章中，他寫道：「主席並無心成為一個詩家或詞家，但他的詩詞卻成了詩詞的頂峰。主席更無心成為書家，但他的墨跡卻成了書法的頂峰。例如這首《清平樂》的墨跡而論，『黃粱』寫作『黃梁』，無心中把粱字簡化了。龍岩多寫了一個龍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沒有句點，這就是隨意揮灑的證據。然而這幅字寫得多麼生動，多麼瀟灑，多麼磊落。每一個字和整個篇幅都充滿了豪放不羈的革命氣韻。」明明寫錯了還要加以讚美，就像封建時代的佞臣面對皇帝的順口溜大國讚賞一樣。用王元化老先生的評價是肉麻，如果讓後人評價，可能就不止是肉麻了。
　　　　　　　　　　　　　　　　　
　　光肉麻也就罷了，還要自我貶損。1966年，林彪、江青炮製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全盤否定了幾十年來的文藝成就。郭在出席人大常委會會議時說：「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杆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但是，用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的說，應該全部燒掉，沒有一點價值。」這番講話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及時提供了理由，經毛澤東親筆批示，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至今30多年過去了，還有人能把這些話背下來，可見影響多麼巨大。
　　　　　　　　　　　　　　　　　
　　只是逢迎最高統治者也還罷了，他竟然連最高統治者的夫人江青也逢迎起來。1967年6月5日，在亞非作家常設局舉辦的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周年的討論會上，他以《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為題致閉幕詞，他說：「請允許我把我粗糙的詩朗誦出來，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他在詩中稱「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不知郭老在念這些句子時是否有些難為情。即使當時風黑浪惡，他不去這樣諂媚江青，江青又能把他怎麼樣呢？那個時候，他總是急於表態，惟恐表得晚了上面怪罪。九大召開，他斥責劉少奇「大工賊，黃粱夢」。反右傾翻案風時，他又罵「鄧小平，復辟狂。」當然，四人幫倒台時，他也表了態：「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幫」。但到底哪個是他的真感情呢？
　　　　　　　　　　　　　　　　　
　　也許，激進的人容易變得保守，狂熱的人容易變得冷漠。可這個過程是怎樣完成的呢？政治的高壓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沒有政治的高壓，誰肯輕易丟掉尊嚴？政治的高壓讓人心靈扭曲，無法做一個正常意義的人。寒風刺骨的嚴冬，大地一片肅殺，這並不奇怪。
　　　　　　　　　　　　　　　　　
　　人為了保護自己，有時不得不給自己塗點保護色。可郭的所作所為，有時超過了保護自己的範疇。在這些問題上他暴露了自己人格上的缺陷。人格高尚，可以拒絕名利的誘惑，在高壓下保持沉默；人格低下，往往汲於名利，拍馬逢迎，甚至為虎作倀。
　　　　　　　　　　　　　　　　　
　　在高壓下，人難免違心地表態，說一些言不由衷的話。可我們不必諂媚，不必曲意逢迎，更不必落井下石。這是一個做人的底線。可惜郭有時竟沒守住這個底線。
　　　　　　　　　　　　　　　　　
　　儘管他和毛澤東有過詩詞唱和，可在人格上他與唱和者並不平等。在所有的史傳中，沒有看到他對毛澤東勸戒的記載。相反，毛澤東一點點對他不滿的表示，都讓他戰戰兢兢。郭曾對秦始皇寫過批評文章，題目叫《十批判書》，後來，毛寫過一首詩，裡面有一句：十批不是好文章。他知道后，彷彿末日來臨一般。
　　　　　　　　　　　　　　　　　
　　在這一點上，胡適與他完全不同。在關於胡適的傳記中，屢有對蔣介石勸戒的記載。有時甚至當大家的面反駁蔣介石的話。說起來，蔣介石對胡適是夠器重的，經常請他共進晚餐，幾次提名讓他當副總統，甚至拿自己的稿費為胡適買房安家。最高統治者如此厚愛，一般人，早就在思想上完全繳械，在人身上完全投靠了。可胡適沒有，他自始至終，保持了他自由主義的高貴品格。在為蔣介石70壽辰所寫的文章中，他講了艾森豪威爾的兩個故事，奉勸蔣介石學老艾的榜樣試試《呂氏春秋》中說的「無智、無能、無為」。希望蔣介石守法守憲，節制自我，更有效地保證言論自由。
　　　　　　　　　　　　　　　　　
　　1958年4月10日，台灣舉行第三次院士會議開幕式，蔣介石到會讚揚胡適品德高尚，並號召發揚「明禮義、知廉恥」的道德力量。一般人對此可能會感激涕零，回敬無數好話。可胡適似乎不明白這些禮數，當面反駁了這一提法。他說：「剛才總統對我個人的看法不免有點錯誤，至少，總統誇獎我的話是錯誤的。我們的任務還不只是講公德私德，所謂忠信孝悌禮義廉恥，這不是中國文化所獨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倫理學說，都是人類共有的。總統年歲大了，他說話份量不免過重了一點，我們要體諒他。我個人認為，我們學術界和中央研究院應做的工作，還是在學術上。我們要提倡學術。」沒有一絲諂媚，沒有一點吹捧，甚至連官場上的應酬話都沒有，只是依照自己的心愿講自己想說的話。據說，聽了這些話，蔣介石怫然變色，別人也都目瞪口呆。
　　　　　　　　　　　　　　　　　
　　按理來說，蔣介石對他如此高看，他應感恩戴德，對蔣介石的錯處睜一眼閉一眼才是。可他似乎覺得感情是感情，原則是原則，不能混淆，對總統也不例外。1960年3月，又輪到6年一次的總統選舉。當時蔣介石已73歲，已連任一次，如再連任，顯然違反憲法，然而蔣介石還是作出了繼續前台執政的抉擇，還對下屬說：「我要帶你們打回大陸去。」胡適對此極為不滿。在選舉之前，他就請張群轉告蔣介石，盼望蔣介石不做第三任總統，樹立一個「合法的、和平的」轉移政權的風範。他奉勸國民黨不要再玩弄「勸進」的花招。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這種方式，對蔣先生是一種侮辱，對我們老百姓是一種侮辱。」直到陳誠將結果告訴他，他還是說：「我還是抱萬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能有轉機。」
　　　　　　　　　　　　　　　　　
　　這樣的話，郭沫若不要說不敢說，他恐怕連想都不敢想。有一件事可以證明。文革開始時，他的兒子被人抓走，當晚他和周總理在宴會上見面，他連這件事都沒敢提。結果，第四天，他的兒子被整死了。同樣，胡適的兒子在胡適離開大陸后，公開表示與胡適劃清界限，報紙登出這個消息后，蔣介石親自把胡適叫到家裡予以安慰，胡適似乎並不領情，竟搬出了蔣經國在蘇聯時期與蔣介石劃清界限的往事，弄得蔣無話可說。聽說，蔣經國對此事一直耿耿於懷。
　　　　　　　　　　　　　　　　　
　　兩個人的行為所以如此不同，與他們接受的思想影響有關。胡適在美國接受的是西方自由主義與民主的思想，而郭沫若頭腦中更多的是中國明君聖主的東西。所以，遇到毛澤東這樣軍事、文學上出眾的人物，他便相信自己遇到了古往今來難得一遇的明君聖主，不禁要頂禮膜拜。
　　　　　　　　　　　　　　　　　
　　除了思想背景、政治壓力和個人品格不同的原因外，也許就是由於他們對自己的定位不同。
　　　　　　　　　　　　　　　　　
　　胡適一直將自己視為統治者的諍友、諍臣，並不想在官場上混個什麼頭銜。他對最高統治者採取一種平視的角度，甚至俯視的角度。所以，在他的內心中，沒有誠惶誠恐的感覺。由於對統治者的無所求，他想說就說，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不必顧及統治者的喜怒哀樂，也不用看他們臉色行事。你賞我官位，我可以拒絕。我不削尖腦袋奔著當官，憑學問一樣吃飯，不必受制於你。這時，如果說統治者兩句好話，統治者就像小孩受到老師表揚一樣高興。
　　　　　　　　　　　　　　　　　
　　而郭沫若從開始就把自己擺在詞臣的位子上，對毛澤東採取一種仰視的角度。他對毛五體投地，有一種近乎盲目的崇拜。他不敢去想毛澤東也會犯錯誤。在毛面前，他不但交出了思想的權力，也交出了感情和人格。而且，他將感情與原則混在一起，總是誠惶誠恐，完全失去了自己。所以，毛髮動的歷次運動，它都緊緊跟隨，從反胡風到反右，到文革，他有時甚至比發動都走得還遠。毛說要百花齊放，他就為一百種花寫了一百首詩；毛喜歡李白，他就專門寫了一本〈李白與杜甫〉揚李抑杜，大風捲走了杜屋上的三重茅，也被當作杜是大地主的證據，令人哭笑不得。他對毛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處處看毛的臉色行事，從不敢有絲毫拂逆。他把毛看作神，至死都沒有覺悟。他病重期間，還把家人叫到身邊，要他們記下他的話：「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會少犯錯誤。我死後，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這段遺囑，可以解釋他一生中的行為。盲目的信仰鑄成了他晚年的悲劇，我們不能不為之嘆息。
　　　　　　　　　　　　　　　　　
　　現在回頭看兩位大師，胡適始終是一個人，在權勢面前從來沒有失去尊嚴，形象越來越高大。而郭沫若地位雖然很高，卻顯得像個侏儒，有時竟然像個小丑，想起他寫〈女神〉和〈屈原〉時的風姿，實在叫我們這些晚輩心裡難過。
　　　　　　　　　　　　　　　　　
　　總結兩位大師的一生，我們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無論對誰，不必仰視；無論什麼時候，不能交出思考的權力，更不能失去自己的尊嚴和人格。

總結兩位大師的一生，我們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無論對誰，不必仰視；無論什麼時候，不能交出思考的權力，更不能失去自己的尊嚴和人格。

此言極是...

區別在於是否有真信仰。

you are right!!

用郭、胡二大師比較中國近史上二
位最傑出的獨裁統冶者,甚是有趣,依
西方人的觀點來看,似乎蔣比毛更民
主一點。這也是為什麼今天他們在比
較大陸與台灣時總把台灣的民主化作
為尺度。但其實獨裁便是獨裁,無論
是政冶的高壓還是金錢的利誘,其目
的便是一個人說了算,也許蔣在人格
上較毛為寬容。但正如胡所說的,道
德品格與憲法制國是無關的。中國人
從不缺少優秀品格的人,但少有始終
奉行憲法的人,因此無論朝野更潛,無
論大陸與台灣我們都在為什麼是正真
的民主形式而困惑。離題遠了,以郭
胡二位文人混跡於政界,他們只能依
琚自身對事主的認識,儘力而為之,以
郭在大陸的處境,恐怕許多事也是不
得不為之,事主之媚有專說好活的也有
說幾句不痛不癢的駁論以示主人的寬
宏大量,這些都只是技也。我倒覺得
郭、胡之比較,他們在學術上的成就
是有差異的,郭較為浮而淺,而胡較深
而精。

現在才了解

無論對誰，不必仰視；無論什麼時候，不能交出思考的權力，更不能失去自己的尊嚴和人格。

郭沫若的人格問題
留待無情的歷史審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