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居東北的回憶

梁金蘭、梁育明： 客居東北的回憶

    梁金蘭女士，民國六年生，台南新化人，日本女子共同社三年制專校家政科畢；梁育明先生，民國十四年生，奉天醫大畢，為梁金蘭之弟。兩人因其父梁宰（台北醫專、奉天醫大博士）在撫順開設天生醫院，故隨父旅居東北。民國三十五年，共軍入東北，拘留梁宰，致染疾病故，梁女遂於翌年隨同夫婿返台，其弟則因故未及回台，留在東北迄今。目前因兩岸開放政策，姐弟二人才得以在台灣重聚。

   【HGC：以上為編者原按。】


　　一、父親梁宰

    家父梁宰，台南新化人。台北醫專畢業後，先在台北赤十字社（即紅十字會）工作，民國三年（大正三年）被派往滿洲滿鐵撫順醫院服務。父親在滿鐵醫院工作了幾年後，民國十三年（大正十三年）自行開設「天生醫院」，醫院位於日本街與中國街交接處（即曙町），因此不論是滿洲人或日本人都來找父親看病，父親為人熱忱，也常到鄉下替人診療。

   （一）移往撫順新街的天生醫院

    [梁金蘭主述]由於醫院聽在的日本街蘊藏豐富的煤，民國十三年（大正十三年），日本滿鐵會社經營的煤礦為了擴張露天採煤區，遂將昔日重心——舊市街區千金寨的民國街，移轉到撫順的另一邊，規劃成新市街。父親即在新市街買了一塊地蓋醫院。約在民國十七、十八年（昭和三、四年），新市街規劃完成，但新移入居民不多，醫院仍在舊街看診，等到民國十九、二十年（昭和五、六年），新街居民較多了，才將醫院及設備整個搬到新街。日人對新街的規劃很好，街道呈棋盤式，有電車、火車和滿鐵員工宿舍。天生醫院位於東三番町；另外，東七條通有小學及高等女學校，西十條通有中學及公學堂。

    新開的醫院有兩層樓，最初僅有我父親一個醫師，以後堂哥梁成、梁炳元、梁松文、二姊夫羅福岳等人陸續到東北幫忙，我先生林昌德也到院幫忙。由於我公公和父親是同窗，又同是新化人，先生自中學時期即到滿州奉天讀中學，其後在父親的資助下念奉天醫大（即滿洲醫科大學），畢業後即到天生醫院服務，一直到光復初期。類似我先生這種受父親恩惠的例子不少，但已不確知到底資助了哪些人？只記得剛搬到新街住宅區時，醫院雇有五、六位助手，這些人後來通過考試讀了醫大，有時學費不夠，父親便會慷慨解囊。

    民國二十二年（昭和八年）以後，天生醫院漸漸發展，並與滿鐵會社共濟會合作，即滿鐵員工到天生醫院看病不用付診療費，由天生醫院登記後，定期將帳目送到滿鐵會社，由會社撥錢抵付。天生醫院是一所綜合醫院，以內科、外科、小兒科和皮膚科最擅長。皮膚科本由我堂兄梁成負責，他也是滿洲醫大畢業的，由於早逝，後來請我二姊夫羅福岳負責。羅是台北醫專畢業後到東北來的。我還有一個姊夫楊澄海則在鞍山開天生醫院。

   （二）父親的同窗好友

    [梁金蘭主述]以往到東北去的台灣人都是先到大連，我父親也不例外，父親的同學孟天成、簡仁南，陳章哲、傅元喧及一位徐醫師都在大連發展，其中父親和簡仁南，陳章哲非常要好，常去大連找他們。

    陳章哲後來棄醫從商，改開「仁濟農園」，專門栽種蘋果，採收後並不自賣，而是批發給大盤商。我還記得果園位於大連老虎灘靠海邊的一個小山上，父親還特地向他要了一部份的土地蓋了一間別墅，放暑假時我們到那兒渡假，就有免費又新鮮的水果可吃。

    由於台灣人分散在大陸各處，一年只能聚會一次聯絡感情。我記得中日戰爭尚未發生的某一舊曆年，曾在家裡辦了一次台灣同鄉會，當時父親為同鄉會會長，邀請了二、三十位台灣人到家中聚餐，有些是醫生，有些是在政府部門工作。

   （三）取得博士學位

    [粱育明主述]民國二十二年以後，父親至奉天醫大研究，我記得父親每次看完病人，下午即由撫順坐頭等艙火車到奉天醫大研究，每個星期往返撫順與瀋陽之間，歷時五年之久，終於在民國二十七年（昭和十三年）拿到博士學位，其博士學位證書我還留著。父親所研究的主題，是以雷丸防治螩蟲。由於撫順一帶寄生蟲病患者非常多，其中以螩蟲的防治最為困難。一般而言，螩蟲分成三類，一是有鉤的，專寄生在豬裡頭；一是無鉤的，是寄生在牛裡頭；還有一種寄生在鮭魚里。散布於寄主全身的蟲卵，不論是動物的肌肉或腦子都有；螩蟲很不好打，普通葯打了不是頭打不下來，就是身子打下來後，過了幾年它還會生長。父親從本草綱目中，發現了產在四川的雷丸，其功用就在於以酵素作用破壞螩蟲本體，並根絕其再生能力，而且雷丸本身並無副作用。除了螩蟲防治是父親取得博士學位的主要論文之外，另外還有篇副論文是以十二指腸鉤蟲病防治為主題。這兩篇論文均可在民國二十七年（昭和十三年）滿州醫科大學雜誌論文集找到，現存放在中國醫科大學（即舊滿洲醫科大學）的圖書館內。

    父親最擅長的是內科，小兒科、婦科也行。雖然父親的名氣很大，但是如果晚上患者來個電話，他會馬上坐自用車趕去看病，服務周到。民國七十四年我到日本參加撫順中學同學會，會中同學都視父親為恩人，連連稱說：「常蒙你父親的幫忙。」其中有位同學的母親就是因父視的救治而得以康復。


　　二、父親之死

    [粱金蘭主述]我生於民國六年（大正六年），在我六、七歲大時父親接我們一家到滿洲住，當時弟弟妹妹尚未出生。到了撫順，我進入當地的小學校就讀，以後上撫順高等女學校（民國二十二年畢業）及日本同志社女子專科學校家政科（三年制）。畢業後即回滿洲，由於我是家中長女，自然得幫忙掌理家務。民國三十年（昭和十六年）與林昌德先生結婚。

    我在滿洲時很少出外旅行，但由於醫院規模不小，全盛時期醫生和護士合計有三十多位，每年都會舉辦一次旅行，我曾跟著到大連旅遊；另有一次去長春，但因正逢我生產，故未跟去。

   （一）配給制度的實施

    戰爭時期，日本在滿洲行配給制度，不論米、菜、肉類等都須配給，日方視各戶人口及事業單位給予配給，例如醫院可配給數是幾人、需要多少物資，他們都會計算，並固定發放。雖然如此，配給制的實施或多或少都帶來不便，幸虧父親有遠見，配給制施行前即準備了不少米糧及藥品，使醫院的物資不致受配給限制而短缺。

    當時的日本街有鄰組組織，街內住戶都須加入，約以二十多戶為單位，劃一鄰組，由組長負責配給物品，並定期施以防空演習及急難救護等相關應變措施。

   （二）蘇聯軍隊入城

    日本投降後，令人最害怕的事莫過於蘇俄軍隊入城。這群蘇俄兵由西邊入城後，為非作歹，干盡壞事，還與中國人結夥搶劫，醫院護士無不紛紛走避。父親的一位日本朋友帶著一家人躲到我家的小閣樓內，後來也清理了一間房間讓他們住，但蘇俄兵神通廣大，竟知道我們私藏日本人。原來我們家後面有一陽台，我們唯恐他們一出陽台會被發現，特別交代日本小孩千萬不能出去；偏偏有一次小孩子出現在陽台上，我趕緊叫他進來，不料已被一俄國兵發現。還好這件事並沒有給家人帶來什麼禍害。

   （三）父親去世

    等到共產黨進入後，他們帶病人來看病，我們都沒敢向他們要醫療費，隨便他們憑良心付費，但是共產黨仍不放過醫師。以後共軍以父親曾收留一位國民黨朋友，就說是父親私藏國民黨員，與國民黨員同謀，將父親押走、拘留。由於拘留所的衛生環境奇差，跳蚤、蟑螂一大堆，父親不幸感染到回歸熱，父親原先即患有糖尿病，若要治回歸熱，就要注射六○六，可是六○六與糖尿病相排斥，後來勉強注射六○六，卻導致糖尿病病情加重，發病一段時日後，藥石罔效。父親卧病在床時，正逢共產黨軍隊要撤離、國民黨要入城之際，局勢非常混亂，醫院的醫師唯恐被抓走，都跑去躲起來了。幾個堂哥醫師都不在家，只好請了兩個日本籍臨時護士照顧父親，在局勢混亂之際，她們也無處可去，我同她們要求說：「我用我的生命保護你們的性命，只要你們替我照顧父親。」當時我有兩個小孩，加上先生的身體欠安，所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有一天午後，我煮好飯送到樓上，正將門閂封好，一眨眼之間，便聽到樓下腳步聲四起，有好幾名共軍到醫院來找醫師，當然他們並未得逞，僅看到幾名病人，我的幾個兄長早已至朋友家躲藏了。還有一次下午四、五點時，我打開窗戶看到原先拘禁在警察局的一群人犯，雙手被縛、一前一後被共軍帶走，心想這些人一定是被送往刑場槍決了，那種情景是任何人看了都會害怕的。

    翌日共軍撤走，堂哥們陸續回到醫院，病重的父親也在當天過世，也就是在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享年僅五十二歲。父親死後，天生醫院暫由堂兄梁清文接任院長一職。

   （四）回到台灣

    由於滿洲的局勢一直未見明朗，父親卧病在床時曾叮嚀我：「如果天下大變，要設法將全家帶回台灣。」所以我們心中都有回到台灣的想法。加上我先生生病、一直想回台灣，屢次催促，於是辦了手續準備回台。當時先生病情嚴重，加上三個幼兒（五歲、三歲，襁褓中）及隨身行李都需要我照料，在非常艱難的情況下，於民國三十六年七，八月回到台灣。由於在滿洲都說日語，剛回台時，一時不會講台語，以後才慢慢學會。

    翌年，妹妹梁園與堂哥梁清文等人也回到台灣，弟弟梁育明因為奉天醫大的課程尚有一年才畢業，為完成學業及處理家產，所以沒有一同回台。後來在東北的台灣人大半都回到台灣，但大連的簡仁南、孟天成醫師、大堂姊夫楊藏興的弟弟楊藏德（高雄大內鄉人）仍然留在東北，並未回台。

    過去在滿洲所接觸的人以日本人居多，像我和妹妹都讀日人小學校、撫順高女，我第一次與妹妹參加同窗會，大家都不認識我們，但若提及是天生醫院院長的女兒，大家都曉得，還會說；「我曾讓你父親看過病！」我只要知道大家都很懷念他就很安慰了。去年我和妹妹到日本參加同學會時，大家去旅遊後，一一介紹，輪到我時，找說：「若說我的名字大家可能都不認得，但只要提天生醫院……」話未說完，大家馬上反應「哦！天生醫院！」可見天生醫院的名氣在當時是很響亮的。


　　三、滯留撫順

   （一）就讀奉天醫大

    [梁育明主述]我生於民國十四年，在我五、六歲懂事後，我們一家就住在撫順新街了，所以我不曾學說閩南語，而我上的小學又是日本人的小學校，以後又在日本山口縣讀中學，更不可能說閩南語。中學畢業後考入在奉天的滿洲醫大，時為民國三十一年。醫大的老師都是日本人，在校內不會說中國話沒什麼關係，所以日本投降前我只會講日語。

說來好笑，就讀滿洲醫大時我認識了傅元暄醫師（台中人，擅長外科）之子傅宏成，他原來在日本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讀書，以後因戰爭到滿洲醫大，他的情形與我類似，他完全不會中國話，也不會說閩南話，就只會日本話，我們倆一認識就同病相憐，他有什麼事都問我，由於我們曾在日本待過一陣子是班上的日本通，日語又呱呱叫，班上中國同學有什麽事，我們就幫他們去跑跑、代辦。傅宏成於民國三十六年畢業後即回去台灣，今在台中開業。
    滿洲醫大屬六年制，包括實習則有七年（以後改為六年），起初一律學全科，後來才分科。我本是選內科，但畢業後不論外科、內科等都得看，再者我對X光也很在行，這都是因行醫需要，被逼得沒辦法，通通要會。

    滿洲醫大在日本投降後，易名瀋陽醫學院，中共政權建立後又經過幾次改名，今名為中國醫科大學。日據時期醫大畢業生須經考試審核後才承認其醫師資格，但中共體制並非如此，學生一畢業即被分配到各單位服務，當然也有視個人意願分配的，但為數較少，絕大部份都由組織分配。

   （二）完成學業、掌管天生醫院

    日本投降後，父親在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過世。當時我仍在瀋陽讀書，我在二月底聽說父親有病即回來看他，見他身子挺好的，能起床走動、吃飯；我想沒事了便放心回醫大，誰知道回來不到兩個星期就過世了。

    父親過世後，醫院暫時由堂兄梁清文接任院長，但後來梁家的親戚先後回台灣，大半由瀋陽經天津或上海、然後回台，最後一批在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回台灣。以後錦州之戰開打，這時就算我想走也走不了了。當時我已修完醫大所有學分，正等著實習，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瀋陽被解放，我也在那個時候畢業，由於醫院需要人掌理，我若走，醫院事務就沒人管了，我也只好留下來。同年返家結婚，太太高靜新，是大連人，我們育有六名子女。

    天生醫院是一所綜合醫院，主要以內、外、小兒科為主，光復後天生醫院的工作人員約有二十多位，三十張病床，規模不算大。當時撫順除礦物局醫院比較大之外，第二個就是天生醫院，前來就醫的病人很多。記得民國三十七年前後，我剛回到天生醫院，非常年輕，很有衝勁。正巧日本腦炎大流行，非常嚴重，撫順一地就死了好多人。常有些二十來歲的年輕婦女一來看病，就是日本腦炎，發高燒昏迷，能醫治好的就沒有後遺症，不然就變呆了；當然也有因發高燒而死的病例。我因看了不少這類病危的病人而漸漸出名，以後有這類的病就找我醫治。當時我是隨來隨治，治不好也治，有時隨便治治竟也治好了，雖然我的歲數不大，但那段時期看的病人較多，許多治不好的病也都找我，所以我在當地可說是出了名，百分之八十的老百姓都認得我。

   （三）天生醫院被合併

    中共建國後，號召醫院走聯合的路線，天生醫院於民國四十年與其他五家診所合併為聯合醫院，並派我為聯合醫院副院長，民國四十五年又與市立醫院合併，當時床位僅有三百多床，如今市立醫院另遷至新城，易名為中心醫院，並改建成九層高樓，各式設備齊全，有床位七百床。說起來，幾個小醫院的發展有限，聯合之後，由國家投資，規模、設備都很先進，為現代化的醫院。撫順市的醫院有第一醫院（即現在的中心醫院）、第二醫院、第三醫院，我過去即任第一醫院副院長。

    另外撫順一地還有各類專科醫院，如結核、職業、傳染病等醫院，以及—所中醫院。

   （四）文革時期的遭遇

    雖然現在看來，擔任高職位的、如教授一級的台灣人不少，但在未開放（民國六十五年）以前，台籍人士的發展並不順遂。民國六十五年以前的台灣人能當到醫院副院長一職就算是很高的，如黃啟章（台中人，現年七十歲）原擔任大連鐵路醫院副院長，如今也升為院長，並任台聯會會長。大連鐵路醫院過去是滿鐵醫院，規模不小，醫院的院長一職與衛生局局長同級。

    在文革時期台灣人是被壓迫的一群，當然文化大革命時，凡是院長、科主任一級的人都得下去當工友，不一定是下放。這些高職務人士如果過去與群眾關係好，又沒有什麼架子，文革時就好過些，表面上雖被禁止從事各項活動，私底下他們對你還是不錯；但如果過去人際關係做得不好，到文革時就倒楣了。比方說，我當院長時，對屬下不苛刻，也好說話，所以那段期間的遭遇還好。總之，文革時期為病人看病的資淺醫師不會時，就找被打下去當工友的高級醫師來幫忙。此種上下顛倒的情況大約持續了一年，一年後我就恢復為大夫，民國六十七年時又復職當副院長了，民國七十年時還當上撫順衛生局副局長。我一直未加入共產黨，是所謂的民主人士，一般能加入民主黨派的，要有一定的水平，起碼是大學畢業或工程師以上的人才能加入。

    有段時期，日語對我是個麻煩，有二十多年我一直不敢說日語，不過我當副院長時，仍保留看日文雜誌的習慣，叫圖書館買日文書。以後當局鼓勵學外語，除英文之外就是日文，又規定主治醫師得學外文，不然不能升級，這時我就很吃香了，還當了一年多的業餘日文教師。八○年代開始，與日本的交流多了，一些滿洲醫大的老同學也都到東北來玩。凡有日本外賓來參觀醫院，我不用翻譯便能直接溝通。

    某段時期和家人訊息斷絕，直到中國與日本恢復邦交後，即透過日本親友的聯繫和寫信，得知台灣家人的情況。開放之後，我到過許多地方，如廈門、重慶、北京、長沙等地，民國七十四年我首次出國到日本和家人會面。三年前我首次回台探親，除與家人團聚，也和過去在滿洲的同學和朋友聚會，像是台中開醫院的傅宏成先生，及一位過去父親的助手高進紀先生；高醫師過去也曾受父親資助上滿洲醫科大學，目前在台北市西寧南路（一一八號）開天生醫院。我知道他的醫院取名天生醫院時，便逗他：「天生醫院這名字是我的專有權。」他說：「以前是專有權，現在借我隨便用用。」

   （五）留在東北的台灣人

    據估計，中日戰爭結束前，在東北的台灣人約有一千多人。民國三十二年左右在東北召開台灣同鄉會時，約有一、兩百人參加。民國三十四年到三十七年間，住在東北的台灣人基本上都回台灣了，留在瀋陽的只有幾家；留在撫順的台灣人則有三戶，梁家、傅家、孫家（如今有四十多戶）。只有大連情形不同，蘇聯兵進去後，處於無政府狀態下的大連亂成一團，港口動不了，船也沒有了，有些還自己雇船才回台灣，所以大連的台灣人走得不太多。

    如今住在東北的台灣人真正會閩南語的沒有幾個，幾乎都融入當地社會。老一輩的都差不多沒了，有的話就是我們這一輩，七十歲左右的，如我的醫大前後期的黃啟章、徐得龍；戶數也以大連最多，約有四百多戶。而瀋陽台籍人士約有一百三十戶，近六百人，我所知道的如台南人黃永盛。黃永盛的夫人是日本人，戰後在瀋陽開婦科醫院，某段時期因醫療糾紛而遭拘禁，以後則在婦嬰醫院服務，民國五十九年前後過世。而簡仁南之妻盧淑賢女士目前仍居大連。由於光復初期我母親滯留大連，局勢混亂之際一時無法從撫順匯錢到大連給她，多虧盧淑賢女士的照顧，所以民國四十一年時我曾去拜訪盧女士，親自向他道謝。盧女士今仍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