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洲國法務生涯回憶

林鳳麟： 「滿洲國」法務生涯回憶


　　一、學經歷

    我是台中市人，民前四年正月二十九日生，比台中一中時的同學謝東閔先生晚四日。

    日據時期，通常念完中學後，若想在台灣繼續升大學，必須再去念台北高等學校；而成績好的同學，也可經過推薦制度，不必考試，直接入學。但我覺得在台灣的日本人，都有種令人不悅的態度，尤其是警察，他們那種囂張的氣焰，特別令人不快；他們和台灣一般平民接觸時，常用壓力來壓迫，因此我的內心極為不平，不想留在台灣考台北高等學校，欲赴日本就讀。

    民國十六年，我自台中一中畢業，逕赴日本報考日本第六高等學校，並於民國十九年畢業。之後進入九州帝國大學法文學部，法文學部有法科、文科及經濟科，我就讀於法科。民國二十二年三月畢業，拿到日本的法學士學位證書。

    同年四月，九州大學聘我為法文學部的副手（助教），兼九州小倉法律專門學校的講師。在學校教了一年後，翌年十一月，我參加日本高等文官司法科的考試，很幸運的，我在百中選一的嚴格考試中，獲得通過。

    考上高等文官後，有一我在第六高等學校的老前輩，亦是我的大學教授，曾對我說：「既然你已考上高等文官，現在有幾條路可走。第一：留校擔任助教，然後逐步升副教授，教授。第二條路是：到日本司法省做推事。第三條是：『滿洲國』剛成立，因其法律全賴日本司法省制定，既然你已有日本高等文官的資格，若赴滿洲，日本政府亦很歡迎，」所以我的問題就變成，這三條路要選擇哪一條較好，必須由我自己斟酌。

    那時我根本不想回台灣，因為在台日警之作風，實在令人不悅；反之在日本求學的這段期間，同學和教授都對我很好，待在日本也可以，不過要由助教升任教授，還有漫長的路途；而「滿洲國」甫經成立，雖由日本扶植，但日本對「滿洲國」不像對台灣那樣，以殖民地作風來對待；同時當地又同樣是中國民族，土地遼闊，若去滿洲，環境生活將大為擴展，精神一定暢快，因此決定赴滿洲求發展。教授乃向日本司法省派滿洲司法部的主事者推介，我乃順利到滿洲任官。


　　二、任職「滿洲國」司法部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我獲日本政府任命為司法官的試補，派到「滿洲國」司法部服務。彼時「滿洲國」中央各部門中，日本官員的人事由日本政府作主。儘管如此，但「滿洲國」各種法制上之基本構造，並無民族地位之差別待遇。

    日本為方便治理「滿洲國」，必須制定「滿洲國」法律，因此設立一「法典制定委員會及民事法典起草委員會」主修「滿洲國」法典，內容包含憲法、六法全書、民事、刑事法的制定等，我即廁身於委員會中，參酌各國法律及當地的風土民情，負責民事法典的編纂工作。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法律公布後，有一段試行時期，為驗證法律的適用程度，派我任審判官，赴哈爾濱地方法院做推事；這年我三十歲，為了使自己看起來較老成及威嚴，我蓄小鬍鬚，現仍保存一張在法庭上的相片。後來我也曾到吉林高等法院任職。

    在司法部的這段期間，我勤事著述，曾著有論文多篇，每篇皆以日文、漢文發表，甚受好評。但光復那年，我因攜帶不便，將所有論文和相片，資料裝在一個大皮箱中，托一個在東北做生意的台灣人，他說可幫我保管，待將來可以通郵時，再幫我寄回來，不料我回來後，這個人卻行蹤不明，不知是否被抓或被搶，我寫信詢問都如石沈大海，自此毫無音訊，所以我的那些著作也全部遺失了。現今僅存的幾個單篇，都是當年寄回台灣給姊夫，讓台灣親人知道我在「滿洲國」的作為而留的，不過很多文章也都不全。茲列篇名如下：

    1.滿洲帝國司法研究會編，《滿洲帝國新法律全集第三卷「債權總則」》，司法部民事司長青木佐治彥、刑事司長前野茂監修；哈爾濱地方法院審判宮林鳳麟著，新京東光書苑發行，康德五年二月十日出版。

    2.〈滿洲に行はれゐ各種保證債務の法律的考察（一），（二）〉，《法曹雜誌》第三卷第一，二號。

    3.〈涉外事件に關すゐ國際私法上の諸問題〉，《法曹雜誌》第六卷第八號。

    4.〈親屬繼承法要綱解說（一）～（五）〉，林鳳麟、千種達夫合著，《法曹雜誌》第九卷第五號～第十號。

    5.《滿洲の家族共同體と家產制度〉，《法曹雜誌》第九卷第十一、十二號。

    6.〈中、日民法の比較から見た家族制度の變遷〉，《宇賀田順三博士還歷記念法學論文集》（油印本）。

    7.〈親屬繼承法の立法方針につぃて〉（油印本）。

    民國二十八年，司法部欲編新法律，調我們這些有經驗者編纂，所以我又任司法部事務官，兼民事法典審議委員諸法令調整委員會暨司法制度委員會的幹事，專任法律的編訂、修改工作。二十九年又兼任國務院總務廳的參事官，以為「滿洲國」各種組織法把關。同年七月升兼司法部參事官。

    為了獎勵我們長年編纂法律之辛勞，日本政府特別賜勛給諸位參與者，如青木佐治彥、朱廣文、千種達夫、川崎徹爾、小川正男、小池虎夫和我，一共七人；我的勛階為勛五位，賜景雲章。這個獎章在光復後，留在滿洲，並未帶回台灣。

    制定法典後，必須送給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及日本司法省高級官員審查，因此我每年往返滿洲、日本多次。那時發生一件有趣的事，冬天我到日本，日本友人認為滿洲天氣嚴寒，邀我到日本「避寒」，我直言告之不願到日本來，因為是時日本房舍並無暖氣設備，冷冽的寒風自舊式的日本房門之縫隙中鑽進屋內，冷的不得了；反觀滿洲新蓋的政府宿舍，屋內均有暖氣設施，應該是他們到滿洲「避寒」才對。

    民國三十二年起兼任長春法政大學教授，此校在國民政府時期即有，日本建立「滿洲國」，接收本校，更加強師資，調日本教授前來執教，我即因此故才兼任該校教職，學生中很多是滿洲人，他們報考之前，均曾用心學習日語，所以我在教學之初，每堂課用通譯翻譯，但教至第二年底、笫三年左右，我用日語講解，學生都聽得懂，已不需通譯了。台灣人就讀者不少，如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後來在法政大學擔任助教的王朝坪；台南人詹朝；高雄市人陳寶川（曾任國大代表）；台北市人黃演淮；台中人賴眼前等。在長春法政大學畢業的學生皆很傑出，中國學生之表現也絕不遜於日本學生。今在台者，如前立法院長梁肅戎先生，大法官翟紹先、張承韜；國大代表李春清、路國華、張世良；大學教授郝致誠、金志中、于衡、張慶凱、李萬鍾、樊志育、梁維孝、寇龍華等；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推事徐元慶；高等法院檢察署檢查長劉景義等。

    滯滿十一、二年來，精神都很愉快，天氣雖然寒冷，但我今年八十八歲，身體仍相當健康，不得不說是托當地嚴寒之福。任職司法部時，住政府的宿舍，隔壁宿舍為主持「滿洲國」監獄衛生和醫療設備的醫師，他原在日本司法省主管醫療工作，由「滿洲國」司法部聘請而來，在醫學上很有研究。曾對我說明：水（H2O）中的氫和氧，在普通溫度下有一定的比例，但在攝氏零下十五度以下，水中氫和氧的比例即改變，氧會變多，這樣一來，對身體很有益處；在這種低溫下的水，我們喝下去後，對口腔、胃腸、腎臟、膀胱等器官細胞的刺激較為不同，對細胞組織有強化作用。所以他鼓勵我多喝低溫的水。

    在滿洲，零下二十度、三十度是常有的事，但宿舍內備有暖氣設施，所以我均著薄的日本服，且不時喝低溫的水，以平衡室內的高溫。

    因此經過這種嚴寒的氣候，胃腸細胞較強，我的經驗是，在日本讀書時，暑假均回台，祖母和母親認為我在那裡吃東西不方便，所以弄了很多雞鴨魚肉，含高脂肪的食物要我盡量吃。但在台灣大吃大喝的結果，每次一回日本即拉一個月肚子。自從去滿洲之後，從來不曾腹瀉確是事實，身體也強壯不少，那位醫師的話，似乎有點道理。

    居留滿洲期間，我一直過著如學者般的生活，當法律提請最後的審議會討論時，我們即需前去報告，溥儀則出席參與，平時和司法部同仁們都以真摯的情感交流，假日即邀約三、五好友爬山，若遇二、三天的假日，則相約至景緻優美的名勝郊遊，十二年的滿洲生活，就如當年我赴滿洲所期望的那樣，精神非常愉悅，國境內的大城，如哈爾濱、新京（長春）、大連、旅順皆曾踏至，最北部則到過蘇聯邊境，那時滿蘇邊境不時有小的糾紛。出山海關則到過上海。

    在滿洲的台灣人有同鄉會的組織，由較年輕的同鄉出面奔走聯絡，邀請年長者參加，以得年長者提攜之效。


　　三、海中驚險記

    赴滿洲發展後，我常回台灣探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的船隻回台，均被美軍以飛機或潛水艇攻擊，航程非常危險，所以我約有兩年未回台灣。但母親病重，心知自己大限不遠，想看我最後一面，遂叫弟弟和我聯絡，要我儘速回台。但因局勢困難，回台實為不易，愈到戰爭末期，不但船隻受到攻擊，連飛機亦備感威脅，為探母病，我心甚焦急，遂請「滿洲國」的交通機構和日本交通機關聯絡，預留福岡往返台北的機位，我自朝鮮先赴日本，坐火車至九州，再從福岡坐飛機安全抵台。

    回台停留三星期，每天看視母親，和她談話，母親非常高興。最後「滿洲國」發一電報，謂年底將近，經濟部欲增稅，需修改法律條文，要我趕回去辦理，以備明年初施行。我不得已，必須返回滿洲，母親在我回台探視後，其心已安，知我情況，要我速回滿洲，我乃赴總督府請他們安排機位。

    我欲搭乘飛機，但戰況緊急，總督府的答覆是無法成行，不過次日正巧有大，中、小三艘船次開行，若我願意，他們可以安排，我乃要最大的一艘船，但很早即被軍人、官員們訂滿了；我又要次大的那艘，情況仍是相同；只剩最小的一艘，他們勉強幫我安排一個位置，我想沒辦法，只好坐了。

    家人知道我要上船，都很煩惱，不過當我回台探視母親時，已有死之覺悟，全是為了看母親，若坐船死了也算克盡孝道，只有聽天由命。

    登船一夜，在港中靜候，一大早出發。將近中午，忽聽見「轟」的一聲，大家急忙爬起來觀看，只見最大那艘船，船腹已中彈起火，船上的人都跳下海中；我們這兩艘較小的船隻，見狀立即全速前進，大船拍電報來，要我們不得逃跑，必須留下來救人要緊。過一會兒，第二大的船隻船頭又中彈，馬上傾斜下沈；我坐的這艘小船，很多人都面色發青，我因已有預期心理，較不驚慌；眾口均言不能再留下來救人了，正說話間，有枚水雷在距船頭十公尺處「咻」的一聲衝過去，萬分驚險，若我們的船稍微大一點，速度快一點即中彈了。此時再也顧不得救人，開船逃命去了。後來才知道，這艘水雷艇有四發水雷，第一發未中，第二、第三發已打中前面兩艘較大的船，第四發在我們船頭呼嘯而過，已無水雷，但我們不知，沒命逃跑，我乃安全抵達日本九州。
經過這場生死驚險，我相信中國神明對有孝心的人，的確在冥冥之中保佑著。我的祖父、祖母、父親均茹素，所以我自小即崇信神明，也相信善有善報的觀念，到滿洲亦崇敬神祗如故，這次驚險的遭遇，更使我相信神明的慈悲，戰後四十幾年，我幾乎不曾生過大病，也許是神明對我表現的孝心所作的恩賜吧。

　　四、回台

    戰爭後期，我們在滿洲都判斷出日本將會戰敗，尤其當日本向歐美宣戰，更是覺得日本實在太不自量力。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日本終於敗戰投降，由關東軍扶植的「滿洲國」覆滅，東北重回中國懷抱。那時我有個感想，幸好中國東北是由日本政府佔領，若早被蘇聯并吞，戰後東北要回歸中國就沒那麼容易了。

    日本投降時，我在長春市內，沒遇到什麼糾紛，在長春郊外則有人被抓去關。我在家中靜候國民政府的處置，台灣方面和政府交涉。要求一列火車遣送台人回台，我即搭此火車至北京，經天津、上海，然後自上海乘船回台，距戰爭結束僅四個月。

    回台後，一時尚未決定做什麼事。那時政府已發表派宋增渠先生為台中縣長，宋為日本九州大學的畢業生，長我數歲，我自滿洲回來，在台灣的九州大學同學召開同學會，宋亦赴會，由於他的專才是農業，發表為台中縣長後，有些法律方面的事務，需要有人幫忙，所以他和同學商量，要我去幫忙。但當時並沒有副縣長的職位，國內來的人則說有省政府參議的職銜，可聘我為省政府參議，派台中縣政府協助即可，薪水由縣政府支出。由於同學的推薦，而且宋的為人也很好，所以我答應幫他。他在縣長室隔壁設一間辦公室給我辦公，有事即隨縣長出巡，如此約兩年余，在此期間，二二八事件發生，我因答應協助宋縣長，所以倖免於難。而我在「滿洲國」的經歷，對往後的生活亦無任何不良影響，可說一切均非常順利。

    之後宋先生轉農林廳，仍要我同往，當時謝東閔先生兼合作金庫理事長，他說：「你不要再跟宋去農林廳了，幫他兩年也夠了。來合作金庫幫我吧。」所以民國三十八年我即到合作金庫，一直做到民國六十七年，共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