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求學與行醫回憶

　　長榮中學

    我於公學校畢業後，進入基督教長老教會的台南長榮中學就讀。長榮中學的足球隊很有名，是由英籍校長Edward Band所教導，他自己本身即是劍橋大學的選手。我就讀長榮時，學校正好成立足球隊，我立即加入，主踢後衛，為足球隊隊長。二年級時，長榮的足球隊曾和台南中學（日本人）比賽，我們表現得很出色贏了這場比賽。有一次英國海軍在高雄港上岸，亦曾到台南來和長榮足球隊友誼賽，他們很會踢，都踢得很准，當然贏我們。加上他們都穿著鞋踢，而我們是打赤腳的，搶球時常被踢得很痛，因此隔年，校方就為我們隊員購置鞋子。當時我很喜歡運動，不僅踢足球，也常打網球，跳箱、平衡木都會，偶爾也踢橄欖球。

    我們畢業前，由校長領隊帶我們到香港、廈門、汕頭畢業旅行，順便和當地的中學舉行友誼賽。我對當時的廈門、汕頭印象不錯，尤其對汕頭印象特別好，覺得汕頭市容相當乾凈，廈門則較為髒亂。當時我們的民族意識皆已抬頭，對於台灣受日本殖民統治，均深感不滿，因此很希望台灣重回祖國的懷抱，此次到祖國旅行，更刺激我們這種思想。至於香港，我的印象也很不錯，香港是由英國人治理，大家民族意識強烈，都無法接受此事。

    我們畢業旅行一共有十來天，回程途中碰到颱風，差點翻船，我們只得到澎湖風櫃避風，但無法上岸，直待風小後才得以回台。


　　滿洲醫科大學

   （一）入學經過

    我在長榮中學畢業後並沒有馬上再升學，因為我是家中長子，長輩們咸認為我不應外出，必須留在家裡幫忙，因此在家鄉的庄役場農業組合幫我找到一個書記的工作。後來因為叔叔在信用組合任組合長，就安排我到信用組合工作。三年後，我認為自己應該再念點書，因此一邊做事一邊存錢，並準備考試；其後我選擇前住滿洲，參加滿洲醫科大學考試。

    滿洲醫科大學位於瀋陽，為滿洲唯一官立醫學院，其程度和日本帝國大學相去無幾，是由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創設，其後滿洲才有關東州立旅順醫專。我之所以選擇報考滿洲醫科大學，主要是我一位長榮中學的前輩（學長）王大樹（台南人）在滿洲醫科大學就讀，他提供不少資訊給我；而且學校學費低廉，一年學費三十元，成績優秀者尚有獎學金可以申請，因此我乃決定前往滿洲。當我向家人提出此議時，曾遭到父親極力反對，不過其後父親仍給我學費和第一年的生活費讓我前去。我先搭船到日本門司，再乘聯絡船到韓國釜山，然後換火車直達瀋陽，前後共五天五夜。事後聽說由大連直接搭火車到瀋陽只要四天三夜。

   （二）滿洲醫科大學

    滿洲醫科大學創於一九一○年，原名南滿醫學堂，後改為滿洲醫科大學。分為學部、專門部兩部，修學年限有七年、四年之分，七年制者是先讀預科（高等學校），再讀四年醫科，不過醫科部份都一起上課。

    滿洲醫科大學是滿鐵株式會社設立的，教授都是日本很有名的學者，設備完全與日本的國立醫科大學相同；該校的學生大部份是日本學生，亦兼收一部份中國學生。滿洲醫科大學一年錄取五十人，我報考這年，參加會考的共有四、五個台灣人，不過只有三個考上，其餘多是來自日本和上海的學生。

    我於民國十八年（昭和四年）前往滿洲，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時，我曾經親眼目睹。事變發生後，在滿洲就讀的中國學生、台籍學生因日本侵入，多逃回中國，我也因此逃往北平。當時我有一位表弟楊希榮（後改名熙榮），他晚我一年到滿洲醫科大學就讀，讀了一年後碰到「九一八事變」，即逃到上海，後來考上南京中央大學醫學院（中央大學醫學院後來單獨遷至上海，更名上海醫學院），即未再回滿洲。楊希榮於此校畢業後，並未從事醫學工作，反而活躍於政治。我則在北平待了一星期，發現北京醫科的設備甚差，如解剖系，全校才一具屍體供教學，滿洲醫科大學則是每個學生一具教學屍體，因此衡量之下，我還是回滿洲。

    由北平回滿洲的途中最危險，很多中國兵專挑台灣人下手，視台灣人為日本偵探。我穿著制服、坐火車回瀋陽，沒想到被帶下車三次，有一次很幸運，碰到一位警察頭子是奉天日本中學畢業的，聽得懂日語，他聽我們兩、三個人交談後，知道我們只是學生，才放我們回去。

    在滿洲醫科大學就學期間，因我的成績優秀，每年皆獲得獎學金三百元日幣，以此可以繳納學費、宿舍費，並添購書籍及衣服、學用品等，對於一個學生來說，是很有價值的。就學期間，我每年暑假都回台灣，因為當時搭車船的費用相當便宜。

    我在滿洲醫科大學讀的是四年制的專門部，和學部一樣，在學期中也要實習，但畢業後則不用考醫師執照，只需申請即可，拿的是日本醫師執照。畢業時我們班只剩四十人，因為「九一八」後有些學生沒再回來。

    （三）九一八事變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我正好是滿洲醫科大學三年級學生。九月十八日夜半，奉天附屬地向奉天城內（瀋陽市內）軍營及兵工廠發大炮攻擊，日本兵同時包圍東北兵營，實施佔領東北兵營，日本奉天附屬地內只准出，不準進；市內到處都有沙包圍牆、及衛兵守衛著，宛然市內突然變成戰場，但看不見有張學良的部隊出現。聽說此時奉天市都已經被日本兵佔領了，少數留守東北兵營的張學良部隊已經投降了。因為當時張學良的部隊部駐紮在北平，留守奉天的很少。

    「九一八事變」完全是日本關東軍自導自演，並沒有所謂「中村大尉被中國兵打死」的情事發生，那只是一個藉口、謊話。繼奉天市被佔領後不到一個月，全東三省都被佔領，只剩下馬占山部隊在東北黑山縣附近一帶，與日本兵打游擊戰，最後還是被日本兵消滅了。

    日本兵佔領東三省一年多之後，就把前清皇帝溥儀請到長春，建立偽政府，名為滿洲國，溥儀自號康德皇帝。日本在此施政十數年，直到日本投降之日為止。


　　開原開業

    我於二十三歲在台灣結婚，生了大兒子後黃順記： 東北求學與行醫的回憶滿洲醫科大學畢業後，我並未回台灣開業，而是先在奉天（瀋陽）赤十字病院服務，主診皮膚科。皮膚科的內容五花八門，舉凡性病、泌尿、疝氣、膀胱切除等，需動手術者亦多，一天到晚都在開刀房。後來因為手術後必須常洗手，但我的手受到感染，不能常常浸水，不得不轉到不用常動手術、也無需常洗手的小兒科。

    在赤十字病院多年後，我才到開原市開業。當時大連有四、五個台籍醫生開業，撫順有粱宰去開業（他是台北醫專最早畢業的學生，很早就到東北開業，其家族幾乎都是醫生，約有七、八個在撫順開業），鞍山也有一個台灣人開業，但開原、四平則沒有台灣人前去，所以我選擇到開原開業，另一位台灣人楊毓奇則選擇到四平開業。楊毓奇是楊希榮的堂兄弟，和我也有親戚關係，其後他亦回台任彰化基督教醫院第二任院長，曾被派到英國留學，後來移民南美巴西，日後又因經濟不佳，遷往美國，今已逝世。

    開原位於鐵嶺以北、四平以南，離撫順較近。鐵嶺主產鐵礦，開原則產大豆、高梁，生活水準尚屬不錯，主食多以大豆、高梁為主，也有小米、玉米，因不產稻米，所以白米較貴，開原的人口並非很多，約四、五萬人。

    我在開原開業，患者多是中國人，其次才是日本人，亦有朝鮮人、西伯利亞人。雖然這麼多人種，但語言並未造成我的困擾，因為我幼年曾以閩南語學過漢文，後來再學國語，甚易領悟，而且現學現用，一周內即可交談會話，毫無隔膜或障礙。

    我在開原的博愛醫院屬於綜合醫院，每科都看，醫院醫生及護理人員一共一、二十人，雇有一台灣籍醫生施錫卿（日本九州醫專畢業）。台灣光復後他並未回台，仍留在東北，近年曾回台省親兩次，都來找過我，後因胃病，手術後只得留在當地靜養，即難再回台。

    滿洲風土病中，傳染病甚夥，多以虱子為媒介傳染；回歸熱也很多，天花、霍亂、傷寒、赤痢也不少，主要因當地衛生環境不佳所致。

    我開業十年後，三弟深智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後，就來開原接我的班，因此我得以回滿洲醫科大學再修博士學位。

    四年後，民國三十五年四月，我通過博士論文考試，主論文題目是：〈硅酸曹達の連續的投與にょゐ家兔〉。副論文為：〈胸腺淋巴體質に就ぃて外三篇〉。指導教授為稗田憲太郎、副教授為井上一男。

    我是家中長子，其下有五弟三妹，二弟奇東在家鄉繼承祖業，三弟深智畢業於台中州立台中第一中學，後考入瀋陽滿洲醫科大學，期滿畢業後在該校附屬醫院小兒科充當醫員，後轉到奉天市立傳染病院小兒科服務多年；日後再到開原博愛醫院擔任副院長，其後在遼北省西安縣城自行開業兩年，光復後回台，於台中開設仁慈醫院。

    四弟雅幫，早年畢業於奉天南滿中學，後留學日本九州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渡滿，在博愛醫院充當副院長，日後則在鄰縣昌圖站街自行開業兩年，光復後回台，於台中開設博濟醫院。

    五弟炳南，畢業於台中州立第一中學，後考入日本名古屋藥學專科學校，畢業後任第一製藥公司奉天分廠擔任藥劑師多年。光復返台，在彰化和美開設藥廠，後栘至台中，藥廠擴大，生產藥品種類甚多，造福匪淺。


　　開原生活

    我剛到東北時，因為年輕力壯，並不覺得冷。至於當地風土民情，我認為則和台灣沒太多差別，畢竟都是中國人。其後我有機會暢遊各地，亦深深體驗到中國的偉大，中國由南至北，土地廣大，人民優秀，氣候又好，可謂為世界僅有。

    在東北，我游過不少地方，如新京長春、奉天、錦州、大連、鞍山、哈爾濱、安東、吉林、齊齊哈爾、本溪湖，凡鐵路所到之處，皆曾留下足跡。到齊齊哈爾是在念滿洲醫科大學時，因參加暑假救濟團前往該地一個多月。記得當時正逢日本和義勇軍戰爭，需派醫生團前去應援，主要做救濟窮人的服務工作，我們多在鄉下活動，曾發現有傳染病等地方疾病。同行的還有兩名台灣同學，一位是台南新化人李德彰，他後來在錦州開業，可惜不到五年，因多發性筋炎的細菌續發敗血症，卒於滿洲醫科大學附設醫院。他早已結婚，在台灣當過教員後才去讀書的，年齡較大，留有一子一女。

    另一位台籍同班同學為彭春水，新竹人，滿大畢業後曾擔任軍醫，後升為哈爾濱軍醫大學教授兼耳鼻科主任，後被派到日本軍醫大學耳鼻科留學兩年，日後再回東北哈爾濱軍醫大學繼續任教至日本戰敗，光復後回台，於新竹開業。

    至於關內，我只在「九一八」後去過北平、天津，主要是看有學校可念否，後因失望返回滿洲後，即未再前往。至於朝鮮，我則只去過釜山，其餘都是坐火車時經過多次，連漢城都沒去過。
，才到滿洲去讀書，妻子和長子則留在台灣，直到我畢業、開業後，因為患者很多，生活大為改善，經濟基礎也告穩定，我才敢接他們前往滿州。其後的小孩多在開原生育，共有五子三女（實為七子三女，四男治中於六歲時因肺炎病歿。後六年正治於二十七歲時因慢性腎炎、續發尿毒症去世。）
    平時我在開原多以打網球為主要娛樂，過年期間台灣人聚會，偶爾會打打小牌。我是基督徒，開原禮拜堂有長老教會，我也常去，其牧師是位東北人，台灣光復後我要回台，他也和我前來台灣，住在我家。但因我也是剛回台，沒辦法給他太多照顧，後來就失去音訊。

    當時東北在日本統治下，台灣人因屬日本藉，所以待遇和日本人相同，也有配給糧食，但我們一直沒改籍貫，仍是台灣籍；不論是面對中國人或日本人，我都公開聲明自己是台灣人。

    開原的台灣人並不多，而且都和我有關係，因為我在開原開業之後，線西的親戚約有十來位前往開原找我，有的是逃避兵役前往，有的是去讀書就學，也有去種田、種果樹的，這些人都住在我處，我可以說是台灣同鄉會的龍頭。後來這些人都由我帶領他們回台，只有我一位堂兄弟黃再的沒回來，因為他娶滿洲女子為妻，無法成行。黃再的亦為醫生，記得他結婚時，對方以二十天地（天地為當地的計算單位，一天地相當於七分田）的土地為嫁妝，共產黨進城後也就充公了。

    我在當地買了很多土地、房子，我原來的想法是認為土地不會貶值，將來脫手容易，如果不打算留下來，亦可賣掉。所以賺的錢除寄回台灣置產外，也在當地買了土地，水田則雇請朝鮮人耕種。後來在戰爭末期還買了一座農場，買這座農場，我有被騙的感覺，這原是一位日本人經營的農場，約有兩百多甲土地，養的近百頭乳牛也一併賣我，共花我幾十萬元日幣。我想乳牛可以生產牛奶，製成奶粉，這農場也很有將來性，是不錯的打算。誰想我判斷錯誤，雖知日本會敗，但沒料到共產黨會進城，而且當時沒見過共產黨，不知其厲害，因此離開前，所有財產既賣不出去，又無法帶走，損失甚鉅。


　　日本投降

    七七事變後，我即認為日本一定會輸，因為日本人太過莽撞。

    日本投降後，中國軍即入開原，國民黨找了三個開原百姓當代表，我是其中之一，後來他們知道我是台灣人，對我相當照顧。當時到東北接收的軍隊主要是四川軍，這些軍人由溫暖的南方來到寒冷的北方，多半無法適應；而且在東北只能吃高梁，根本沒有白米可吃，他們都不習慣，因此無法作戰，眼見各地共產黨軍橫行，也無可奈何，很多地方只能拱手讓給共產黨。

    開原也有共產黨，最常見到的是共產黨到處掛著「招兵牌」招收民兵，因為共產黨都為投軍者準備吃住，所以每天都有上百人、上千人去投軍，有的還是日本訓練的軍人。這些招收的都是當地人，又都是訓練過的，戰鬥力很強，中央軍怎能敵呢？只要雙方一碰上，中央軍即潰散，毫無招架能力。不過中央軍都在大城市活動，共軍多在鄉下招兵，雙方碰上了是真打，雙方打來打去，還真危險。

    我看情況不對，早就想回台，但心裡自忖：我回台灣，勢必要攜帶家眷親戚回來，雖然一路會很辛苦，但是只要能平安回到台灣，生活不會有問題，因為這十幾年間我曾寄錢回台灣置產，多少也買了幾十甲田，有一些依靠。而且此時我才四十一、二歲，如果回到台灣再開業、再奮鬥，還會有將來，可以栽培小孩讀大學。因此考慮結果，我決定回台灣。

    當時有位中央軍高參常到我處來找我，我告訴他：「我們這些在開原的台灣人商量的結果，想回台灣，請你幫忙想辦法。」因為那時都是軍隊看管火車，只有軍隊有決定權，他也很爽快，真的幫我找了節火車車廂，載運全部想回台灣的人到奉天，沿路還派兵護送我們。算來中央軍還蠻照顧、優待我們。

    這些人除了我的家眷外，其餘多是親戚族人，一共有二、三十人，我把大小行李全都打理好，車廂剛好可容得下。可惜的是我那些帶不回來又賣不出去的土地，因為錢一直貶值，土地根本沒人要買，實在無法處理，也就只好割捨下。


　　烽火異鄉

    我帶著浩浩蕩蕩一行人抵達奉天，然後再到錦州，本計劃由錦州搭船回台灣，不過這時已沒船可搭；等了一個多月，因為名義上我是領隊，有義務安排大家的吃住。幸好後來我接洽到負責美國救濟總署的人幫忙，救濟總署負責所有路費、糧食，也幫忙買到車票，因而我們才轉到天津。

    到了天津，許多人又加入我們的行列，回台人數增加百來人，我也去找台灣同鄉會設法。不久，有一艘英國船「和生輪」要回上海，我們隨即搭到上海。在上海，又沒船，我也是找台灣同鄉會幫忙，已不記得接洽人是誰，好像其中有一個後來當台北市長的吳三連，他當時是天津同鄉會會長，我是開原台灣同鄉會會長，又任回台領隊，有什麼事都找他聯絡。

    當時因為有救濟總署可以幫忙，所以我都是先到救濟總署領麵粉、菜和金錢，雖然不多，總可以渡日；領了以後，趕緊請女人家煮飯、做菜、做饅頭。當時因為美國的應援，台灣人均屬難民，每人透過會長去申請，發有一張難民證，如果有人願意到美國，可以以難民身分入境，可是我們都只想回家鄉、回台灣。

    我們在上海等了二十多天，才搭了艘一萬噸左右的招商船回到台灣，此時回台人數已增加到八百餘人。這一路的行程相當辛苦，前後共花了三個月時間，於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一日抵達基隆。我的太太及九個兒女都跟我一路平安回來，堂兄弟則有三十多人回來。

    在回來途中，還好我身上帶有點錢，不過因為錢幣一直貶值，在滿洲換的法幣，到上海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的價值。這其中有一件我至今仍覺遺憾的事是：我在離開開原之前，曾寄了兩百萬元到上海給表弟楊希榮，結果他不懂致富之道，不會買金子，倒將錢拿去存在銀行。而此時幣值一直貶，待我們來到上海時，只剩下白紙一張，沒什麼價值了。附帶一提的是：楊希榮這時已是救濟總署的官員，我也常透過他幫忙辦些手續。


　　開業與退休

    我由開原回到台灣以後，仍回線西居住，沒多久，我就到台中買房子、開業，一直到退休都待在台中。期間我也在中國醫藥學院醫學系當教授及系主任，直到八十三歲才退休。現在比較清閑有時間，我也曾想為自己寫些東西，因此手邊有一些手寫的自傳文章，可供你們的參考，並作為我一生的回顧。[按：黃先生已於民國八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逝世，享年九十二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