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生放不下的九篇文章

就在周恩來住院前後，江青一干人所控制的輿論宣傳機器繼續大搞影射史學，批周公，批宰相，批黨內大儒，矛頭所指呼之欲出。海內外有關周氏地位不保的風言風語滿天飛，不少人都為他的政治命運而擔心。有的外國訪客甚至當面詢問這個問題。對此，周恩來既不能承認，也無法斷然否認，只好顧左右而言它，按照毛的口徑，談一番在政治上批孔的大道理搪塞過去。

  　 應該說，周恩來的內心憂懼並非自尋煩惱。一九七四年六月間，就在江青四處放風批黨內大儒之際，毛澤東又一次把他在延安整風期間所寫的那九篇文章找出來重新加以修改，準備作為批周的重磅炮彈。本書前面已經介紹過，這九篇文章是毛當年在延安整風期間所寫的九篇黨內通信，是他批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激憤之作，對當年在江西中央蘇區時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聯手整他這筆歷史老帳的總清算。

   　 這些文章確實體現了毛澤東所特有的風格，是他內心鬱積已久的怨憤情緒的大渲泄。文中對黨內教條、經驗宗派左右開弓，嚴詞撻伐，極盡譏諷挖苦之能事，把王明、博古等人批得狗血噴頭。其中有兩篇文章是專批經驗主義的，點了周恩來的名，指其為經驗宗派的代表，為教條宗派跑腿抬轎，充當幫凶。在這次修改中，毛出於策略上的考慮，刪去了周的名字以及有關稱讚劉少奇的內容，但是整篇文章的鋒芒所指還是讓人一望而知。

  　 當然，毛澤東是個開展政治鬥爭的老手。他知道此舉非同小可，一旦把自已當年批周的文章拋出來，不啻是第二張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勢必給林彪事件后好不容易才穩住陣腳的政局造成重大衝擊。對此，毛已經感到有些力不從心，所以一直沒有貿然行事。

          實際上，早在一九七三年春，也就是毛澤東發覺周恩來打著批極左的旗號，企圖對文 革改弦更張以後，就開始考慮批周的問題了，選擇的石頭便是這九篇文章。當時，毛讓人把文章找出來，印成大字本，在極小的範圍內進行傳閱，其中包括毛的侄子、後來在政治舞台上一度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毛遠新，甚至准許他把其中涉及批周內容的兩篇文章錄下音來，帶回遼寧。

  　 正因為毛澤東事先已經向毛遠新交了底，所以毛遠新後來才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多次宣稱：毛主席發動的這場批林批孔鬥爭，一個是解決九次路線回潮問題，一個是解決十次路線沒有解決完的問題，能不能歸結到十一次路線鬥爭，可不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現在還很難說。其中九次路線指的是劉少奇的問題，十次路線是指林彪的問題，而十一次路線則是隱指周恩來的問題。這在政治核心圈中已經不是什麼秘密，江青在一九七三年底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周時，就已經率先點明了。

  　 應該說，毛遠新的上述言論在無形之中道出了毛澤東在是否拋出周恩來的問題上躊躇未決的心態。不過，這並不是因為毛 良心發現而不忍對周下手。實際上，毛在政治鬥爭中從來就沒有念過舊情，無論是對彭德懷、劉少奇，還是對林彪都是如此。毛之所以一時下不了決心，是因為他深知周恩來是一個比劉少奇、林彪更難纏的對手，他在黨內軍中有眾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且為人處世一貫謹慎守分，從無二心。這是在黨內外早就有定論的。

  　 不僅如此，毛澤東很清楚林彪事件后，周恩來因趁勢推動落實黨和各項政策而在政治上大得人心。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硬要違背黨心民意而大舉批周的話，很有可能激起眾怒，在政治上鬧出亂子來。為此，毛不得不慎重行事，需要一個人靜下心來認真考慮一下這個問題。於是，他決定離開京城這塊喧囂之地，赴南方休養一段。這是毛在政治上作出重大決定前的習慣，當年發動文 革、向劉少奇展開攻擊前就是這樣做的。

         七月中旬，毛澤東在離京前夕專門召開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毛知道江青在貫徹他批林批孔的意圖上鋒芒太露，觸犯了黨內軍中的一大批人，臨行前必須設法調解一下這個矛盾。不過，老於權謀的毛卻有意讓江青為自已背這個黑 鍋。會上，毛在肯定批林批孔運動成績的同時，不痛不癢地批評了江青，要她注意克服自已的毛病，不要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也不要和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搞成四人小宗派，併當眾宣布：她（指江青）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已。

   　 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在談話中，特意提到了九篇文章的事，稱：文件我收回了，而且燒了，不要了。其實，這不過是毛在故意放風，迷人耳目，因為他得知有人把他修改九篇文章這件事悄悄告訴了周恩來。實際上，毛一直沒有打消拋出九篇文章批周的念頭，甚至一直到周恩來死後，毛本人已經重病纏身，無法直接閱讀的情況下，他還叫人把九篇文章整個念給他聽一遍，並作了若干修改。不過，這已經是后話了。

  　　

  以下摘自高華紅太陽是如何升起的。

  

        以毛澤東為首的「清算過去歷史委員會」的工作任務並不複雜，其實就是根據毛的意圖重新改寫中共黨史。毛當然知道此項工作的意義所在，根本不需他人幫忙，而是自己親自動手將改寫黨史的框架建立起來。據近年披露的史料顯示，毛澤東在這段期間一共寫了兩組系統批判「左傾路線」的文稿：一組是至今仍未完全公開的長達五萬多字的「九篇文章」；另一組為近兩萬字的作為九月政治局會議結論的〈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

  所謂「九篇文章」，是毛澤東針對原中共中央從1931年9月至1932年5月發出的九個文件而寫的批判文章。這組文章以嘲諷怒罵的方式尖銳指責了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等當時黨的領導人。初始題目是「關於和博古路線有關的主要文件」，以後改為「關於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有關的一些主要文件」，再改為「關於1931年9 月至1935年1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⑧《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13、214。



      據看過「九篇文章」的胡喬木評論，該文「用詞辛辣、尖刻，甚至還帶有某些挖 苦」，是毛澤東的「激憤之作」「也是過去長期被壓抑的鬱悶情緒的大宣洩，刺人的過頭話不少」。①毛在「九篇文章」中提出一些重要觀點，如認為1931年秋成立的臨時中央是非法的，劉少奇是白區工作「正確的領袖人物」，文中還多處援引劉少奇的觀點。



      文章寫成后，毛澤東只送給當時與他關係最密切的劉少奇、任弼時看過，沒有在其它領導人中間傳閱。②相信這是毛澤東在對劉少奇、任弼時進行「路線交底」。胡喬木作為毛的秘書，「看過此文，屬於例外」。③

      1964 年春，「九篇文章」從北京中央檔案館發現。毛澤東將這組極具攻擊性的文稿批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康生、陳伯達以及陳毅傳閱，毛在批語上寫「請提意見，準備修改」。1965年1月2日，毛又將此件批送謝富治、李井泉、陶鑄傳閱，讓他們對文章提出意見，以便毛「修改」。毛在1965年1月2日的批語中寫道，將刪去文中提到的周恩來的名字，「因為總理一生正確比（錯）誤多得很多」。毛說，「此文過去沒有發表，現在也不宜發表，將來（幾十年後）是否發表，由將來的同志們去作決定」。 ④

    1965年5月12日，毛澤東在對「九篇文章」作了修改後，將原文標題改為〈駁第三次左傾路線（關於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在內容上也增加了一些文字」。據胡喬木透露，經毛修改的1965年稿。仍然保留了「咄咄逼人、鋒芒畢露」的特點。此時，毛澤東突然改變了原先不準備發表此文的想法，準備重新發表該文。

       毛解釋道，「由於年深日久，這個不利於團結的因素--寫得太尖銳，不存在了，幹部不會因為看了這篇文章怒髮衝冠，不許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從而破壞黨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政策了」。⑤然而不久毛澤東再次改變了主意，打消了公布這組文章的念頭--概因1965年春毛已開始醞釀文 化大 革命，毛著實不願公開這組文稿給劉少奇臉上貼金。1974年6月，毛澤東又找出「九篇文章」，將有關稱讚劉少奇的內容盡行刪去，「打算印發中央委員，但後來只發給部分政治局委員看過」， ⑥當時正是毛對周恩來再度不滿、策動反周的「批林批孔」運動期間，毛似乎有意將此文作為反周的石頭。

       毛在臨去世前一個月的 1976年8月，又一次對此文發生興趣，「請人讀給他聽過一遍」。⑦此時劉少奇、周恩來、王明、張聞天、彭德懷均已不在人世，鄧小平也被毛再次打倒， 毛的「敵人」已盡情剷除，夕陽日下，毛重溫舊稿，也許只是出於對這篇盡遂性情文章的特別珍愛，卻再無發表此文的念頭了。

     與「九篇文章」有所不同，毛澤東寫的〈結論草案〉具有較正式的辭章形式和較強的理論色彩。《結論草案》的核心精神是，首次明確認定在中央歷史上，自「九一八」事變到遵義會議的「三年零四個月」為「左傾路線」統治時期，改變了毛自1940年12

  ①《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13、214。

  ②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13；另參見《任弼時傳》，頁477。

  ③《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13。

  ④《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年），頁49－51。

  ⑤《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14、214-15、215。

  ⑥《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14、214-15、215。

  ⑦《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14、214-15、215。





      9 月以來以1934年中共六屆五中全會為「蘇維埃後期左的錯誤」起點的劃分。毛的這個改動非同尋常，由此，可以將王明與「蘇維埃後期左的錯誤」掛上鉤。由於這個改動，毛在起草《結論草案》時，對原先只點出博古一人的名字作出修改，加上了王明的名字。

    毛寫道： 王明同志與博古同志領導的這條路線是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各方面都犯了嚴重原則錯誤的，集各方面錯誤之大成，它是形態最完備的一系錯誤路線。①

        毛澤東並從思想形態、政治形態、軍事形態、組織形態等方面具體剖析了這條「錯誤路線」的特徵和對中共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特別指出，在長征前把中央領導變成「三人團」，變為外國顧問一人專政，剝奪政治局委員與聞軍國大事的權利，甚至根本停止政治局的工作。以及「故意地壓抑劉少奇同志（他是很好的與很老的群眾領袖，又是政治局委員），而提拔了兩個新黨員（博古、張聞天）」，是這條「錯誤路線」最惡劣的表現方面之一。 ②

  〈結論草案〉的另一個引人注目之處是關於對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評價。與中共黨史編纂學的傳統解釋完全不同，毛澤東在這份〈結論草案〉中不僅沒有將六屆四中全會稱之為「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起點」，相反，毛寫道。 中央政治局在收集詳細材料經過詳細討論之後，一致認為四中全會及其以後一個時期，中央領導路線雖有缺點、錯誤，但在基本上是正確的。③

     毛澤東在〈結論草案〉中列舉了「四中全會的成功方面」：「反對了李立三的錯誤路線與羅章龍的反黨行為」，恢復了共產國際在中國黨內的信任，放棄了組織城市暴 動和攻打大城市，解決富田事變的爭論。以及在粉碎第二次、第三次「圍剿」中都作了工作等等。毛指出，這些都應肯定。「這是四中全會的主要的根本的方面」。④

      毛澤東為什麼如此肯定以後遭致他強烈譴責的六屆四中全會？綜合兩方面的因素，可得出下列判斷：

      首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派往江西的中央代表團在1931年4至10月，曾經全力支持毛澤東。正是在中共中央和任弼時的全力支持下，才最終把一度被項英翻案的富田事變重新定為反革命事變，有力地維護了毛澤東的威信。

     第二，幾個與毛澤東關係最密切的政治局委員，如任弼時、劉少奇是在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的（任弼時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劉少奇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陳雲、康生在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否定六屆四中全會不可避免將觸及他們。有可能

  對任弼時、劉少奇等與毛的合作產生不利的影響。

       至於毛澤東是否顧及到共產國際的因素並不是主要的。六屆四中全會和五中全會都是經共產國際批准召開的，毛既可以否定六屆五中全會，就沒有理由擔心否定六屆四中全會將遭致共產國際的不滿。



  ①《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26、229、224、224-25。

  ②《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26、229、224、224-25。

  ③《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26、229、224、224-25。

  ④《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26、229、224、224-25。



       然而毛澤東終究是要徹底否定六屆四中全會的，非此不能徹底剝掉王明等國際派「合法性」的外衣。這一幕何時推出，還得取決於黨內形勢的變化，尤其是政治局多數成員態度的進一步轉變。現在，毛澤東的老對手項英已死，只要任弼時能夠配合，江西「肅A8團」的那一段歷史，任何人都不敢牽扯到毛的身上，毛反而可將「肅反擴大化」 的帽子扣到王明、博古的頭上。只是眼下形勢還未臻於完全成熟，毛澤東還需繼續等待。

    毛澤東在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上雖然沒能徹底否定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但是他的一些最重要的目標已經實現。毛已一舉摧毀王明等國際派，完全控制了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毛還順利地打下了重寫中共黨史的基礎。1941年秋，在毛的倡議下，中央政治局宣布成立幾個機構：以康生為主任的「中央黨與非黨幹部審查委員會」，9月26日成立的以毛澤東為組長的「中央高級學習組」和以陳云為首的複查過去被錯誤打擊幹部的委員會，前兩個機構成為毛領導整風運動的最重要的工具。

      1941 年9月政治局會議的結果表明，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控制力已基本喪失，在中共  政治生活上曾經發揮過重大作用的國際派已經土崩瓦解。王明實際上已退出中共核心上 層，從此不再對中共重大決策起任何作用。毛澤東的下一步驟是乘勝前進，全面肅清王  明等國際派在黨內的影響，在全黨搞臭王明、博古，徹底改變中共的面貌。

看來毛主席想發表那些文章批周恩來，肯定劉少奇了？

真是奇談怪論。

陰險狡詐，
中國之悲哀！

原帖由 愛華 於 2007-2-17 00:18 發表
看來毛主席想發表那些文章批周恩來，肯定劉少奇了？

真是奇談怪論。

文章都看不明白，得出奇談怪論一點也不奇怪了。
原文明明白白：
中有兩篇文章是專批經驗主義的，點了周恩來的名，指其為經驗宗派的代表，為教條宗派跑腿抬轎，充當幫凶。在這次修改中，毛出於策略上的考慮，刪去了周的名字以及有關稱讚劉少奇的內容，但是整篇文章的鋒芒所指還是讓人一望而知。

他連為自己邪惡目的竭盡犬馬之力的老婆都不能肯定，
刪去了稱讚劉少奇的內容，怎麼會肯定劉少奇呢了？

讀 了九陰真經，梅超風成功了，殺人太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