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人類所知道的社會體制其實一共只有三種

　　先生、女士們：

　　1979年倫敦經濟事務研究院邀請我寫一篇500字左右的文章，談談「中國可能的變化」。為此，我於當年訪問了廣東省。訪問之後我就開始思考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問題。但是要寫一篇只有500字的文章來預測中國將來會發生什麼，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所以我對他們說不行，我不願意給你們寫這篇文章。但他們一直督促我，希望我能夠給他們寫一點東西。大約在1981年的四、五月間，我寫完了文章的初稿，這個初稿大大超過了500字，達到約2萬多字。在把這篇文章送交倫敦經濟事務研究院之前，我把它寄給了我在美國的一些同事，想聽聽他們的意見。芝加哥大學的舒爾茨教授，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勸我不要發表這篇文章，因為他認為經濟學理論根本沒有辦法來預測中國。弗里德曼教授，另一位很有名的經濟學家，雖然沒有說不要公開發表這篇文章，但是他認為我恐怕是世界上對中國的前途最有信心的經濟學家了。還有另一位著名的教授是華盛頓大學的巴澤爾，他認為我的結論可能不對，但是他認為我的理論和邏輯非常正確，裡面沒有任何的錯誤，所以他說從學術角度來講，應該把這篇文章公之於眾。有很多人看過我的初稿，但只有一位教授同意我下的結論，這位教授就是科斯。於是大約在1982年2月我把這篇文章寄給了倫敦，他們出版了一本小小的書。在這本書里我非常肯定地預測了中國一定會實行市場經濟，並且中國會有類似於私有產權的市場經濟出現。到了1983年、1984年的時候，中國出現了一些現象，顯示中國確實有可能轉變為市場經濟。因此，1984年時我的這本小書就變得非常有名了。

　　預測或解釋一個經濟體系的演進，這比解釋市場經濟中的一些現象要難得多。我不能理解的是，為什麼有些經濟學家，如舒爾茨，堅持認為經濟學理論無法解釋制度的變遷問題。我的一位學生諾斯教授，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他就想要解釋經濟史中經濟制度的變遷，但是我不知道在那些書里他到底想說什麼。還有另外兩位很有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一位是斯蒂格勒，另外一位是貝克爾，他們已經工作了很多年，希望能發展出一種關於制度的理論以解釋經濟體制的演進，但是我覺得他們並沒有真正達到目的。因此，當我被要求來回答剛才那個很大的問題——中國怎樣變化時，我知道我首先必須在恰當的領域尋求理論的主題，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我自己心理不是很有數，我一定能夠回答得了這個問題。我們也知道在我們這個專業裡面，也有很多人喜歡出來預測各種各樣的事情，如果他們說錯了，以後沒有任何人會記得他們，但是如果他們說對了，他們一下子就成名了。所以我想我也可以試一試，隨便瞎說，如果說對了的話一下子就可以成名了。1929年有一個人恰好正確地預測了美國的經濟大蕭條，他因此而一下成名，但是如果你仔細看一看他的歷史，你會發現這個人在過去的十年中，每年都在談論經濟大蕭條問題。

　　由此看來，有一件事非常值得經濟學家們去作，那就是你出去瞎說好了，而且要一直說下去（只要你說對了一次，你就可以成大名）。當然，我當時並不是很想要成名什麼的，我只是一直在琢磨，我怎樣才能發明一個理論，以試圖來解釋中國的未來。

　　在1981年夏天的某一個晚上，我正在想著這些問題。突然之間，當我把交易成本分成兩個部分時，我就意識到這個理論誕生了。我當時的結論是，只要鄧小平堅持把中國的大門一直敞開，那麼中國就一定會走向資本主義。因為，我們所說的交易成本有兩種，其中一個就是我們不知道別的制度的運作信息及所帶來的成本，當打開國門之後，就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到其他經濟系統的運作信息，那麼這方面的交易成本就可以大量地降低。我今天不想花太多時間談那本書，只是提一下，在那本書里，有一個非常長的章節來探討這個有關制度變遷的基礎理論問題。

　　1983年11月，香港的中文報紙邀請我寫一些中文的文章，把經濟學的道理介紹給中文讀者。由於我以前從來沒有用中文寫作過任何東西，所以當時有人笑話我，他們認為我的中文文章都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加之我對現代話即白話的中文不是很熟悉，所以我在我的文章里放了很多古漢語的東西，把它跟現代漢語揉和在一起。因此我逐漸形成了一個非常獨特的寫作風格，很多人非常喜歡這種風格。有不少學生就問我為什麼會這樣寫，我說，那只是因為我不會現代白話文，所以我才這樣寫。我的中文文章不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是自己直接寫成中文的，當然這也得益於我太太的幫助。對一個從來沒寫過中文文章的人來講，每個星期寫兩篇，而且每篇有2500字，這可不是件很容易的工作。

　　我的第11篇文章是發表於1984年2月初，那篇文章在香港和大陸引起了很大的轟動效應。當這篇文章在報紙上出現以後，當天打到我辦公室的電話整天未停，那篇文章的中心是想解釋為什麼大陸不允許大家聽鄧麗君的歌。1983年中國的各個大城市都在播放她的歌，但政府是不允許播放的，因為他們認為鄧麗君的歌會污染中國人的精神。按照馬克思的定義，鄧麗君並不是一個資本家，她是一位工人。但是她只需工作一個小時，就可以賺好幾百萬元錢。她也沒剝削任何來聽她歌的人，也沒有剝削任何買她歌唱會票的人，所以那些資本家或公司管理人員都恨不得給她下跪和他們簽約，所以就要問了那個剩餘價值到底在哪裡。當然在卡爾·馬克思那時，英國著名的披頭士樂隊也不存在。也正是因為這麼多人對鄧麗君的歌有這麼大的反響，我才決定用中文寫寫這些現象。

　　這之後我就開始專門寫一些關於中國發展變化的文章。但是他們要記住，我是在1981年我的這個理論框架已經基本成熟之後，才開始寫這些文章的。所以，1984年、1985年我開始分析中國問題的時候，我其實用的是1981年就完成了的那個理論框架。到現在為止，我大概已經寫了100來篇文章來解釋和預測中國未來的走向。因為我的推測是建立在真正的理論的基礎之上，所以，我所有的預測都是準確的，從來沒犯過任何一個錯誤。也由於我的預測太准了，結果很多人都以為中國政府在聽我的。其實我並不是他們的顧問，或者其他的什麼之類的，只是因為我預測得太准了，所以他們以為中國領導人在聽取我的意見。

　　在這以後，北京也派人到香港和我談一些事情。但是我自己堅決認為經濟學家是沒有辦法來真正改變世界的。同時我也認為鄧小平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偉大人物（掌聲）。如果我們真正回顧一下，我們會發現要把中國從那種狀態下改變過來，而且是在非常短時期內實現這麼大的變化，尤其是在一個人到了75歲以後，這實在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我不過是剛好生得逢時，在恰當的時間，在恰當的地點，使用恰當的語言，而且也剛好知道這個恰當的理論而已。

　　從1982年到1995年、1996年十四、五年的時間裡，中國經濟前進的步伐恐怕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快的了。我所擔心的一直是中國的改革推進得不夠快，中國的改革走得越快越好。世界上有許多經濟學家希望改得慢一點，但是我希望它快一點，越快越好。因為那些建議走完全漸進道路的人，其實對經濟學理論不夠了解。在這個社會經歷巨大變遷的時代，各種各樣的人都希望出來講幾句話，其實很多人講的都是垃圾。

　　人類所知道的社會體制其實一共只有三種：第一種體制就是所謂的私有產權的體制。私有產權也就是說，（假如）這杯水是我的，我想喝也好，想賣給別人也好，以任何價錢賣給別人然後把錢放進我自己的口袋裡也好，等等，想怎麼樣都可以，這就是私有產權的精神。對這個東西我只要知道它是我的，我想怎麼樣處理它都可以。並不是因我是教授或者不是教授，我才可以擁有它。你可以擁有它，只要你給我足夠的錢。我願意把它賣給你，與你是否性感或其它怎麼樣都沒有關係。當然，如果沒有任何人真正擁有這杯水，如此一來會怎麼樣呢？那麼很多人就會去競爭以得到這個東西，因為這個東西是有價值的。這種競爭過程會導致租金的消散。消散到什麼地步呢？就是我為得到這杯水而花去的精力的價值剛好等於這杯水的價值，那麼這杯水真正的價值就相對消耗到零了。經濟學中有個公共品理論，我當時就說世界上沒有真正的公共產權。

　　另外一種體制，也就是所謂的第二種體制。（仍以這懷水為例），在這種體制下，這杯水的分配是按照社會等級來進行的，即論資排輩。它把所有的一切都按這種級別排列起來，好比行政管理人員分很多級，技工、教育也分很多級，所以到最後都是按級別來進行排列的。例如，有的人擁有5棟房子，而我只有1棟，在私有產權社會裡，他就比我排得要高。在另一種體制下，產權的分配由等級制度來界定（人們對某個物品或物業的權利，是根據他的管理的排級來決定的，而不是根據誰擁有或誰付多少錢來決定的）。在這種制度下，人的權利不是相等的，為什麼呢？因為他們不得不依靠在等級制度下的排序來減少租金消耗。在這個系統下，人在法律面前也不是平等的。這就是為什麼在最初所實施的體制下探討法治問題是愚蠢的，因為那個系統本身就不是一個法冶的系統（它是根據等級來進行治理的）。也許你可以探討紀律的問題，或者家庭紀律、或者軍隊紀律，但是在這種體制下，不可能真正用法律來治理，因為法治有一個基本的原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人的不同是按照私人擁有的產權來區分的，那麼反而可以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原來的那種沒有（私人）產權的社會制度下，因為用的是另外一種方式來決定推擁有什麼。

　　我並不是說私育產權體制更好，我只是說就是在這種體制下，（人與人之間）產權的擁有是不平等的；我也不是說后一種體制不好，而只是想說在那種制度下，人的權利也是必然地不可能（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在中國進行改革的過程中，唯一的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怎樣把一個靠社會等級來排序的社會變成一個靠產權的擁有來排序的社會，這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有很多美國人都在談論經濟改革應如何迅速地進行，但當他們在談論這些問題時，其實他們根本就沒有抓注這個問題的本質。

　　令我擔心的是第三個體制，在這個體制中既不是完全根據社會等級來排序的，也不是完全根據產權來排序的，而是根據其貪污腐化的權力排列的，這是我的擔心。在這種體制下，你會發現產品被分成很多的不同種類，不同種類的產品對應不同政府部門的管制；例如這個官員是管手袋的，另一個官員是管表的，而且許多管制已經制度化了，甚至外匯管制也被分成很多級。一旦有了管制，貪污腐敗就有了方便大門。在貪污進行一段時間以後，貪污的權力就會慢慢非常好地被定義下來（也就是你貪污這一領域，我貪污那一領域）。在有的地方甚至到了什麼地步呢？比如說我剛好有權控制手袋的進口的話，這裡面就有很多貪污的餘地了，我甚至可以把這種權力轉賣給另一個人。還可以到什麼地步呢？有的人甚至可以寫臨死的遺言說這個權力將來是歸我兒子的。在巴拿馬這個國家出現了什麼情況呢？他們把貪污的權力分配得非常清楚，比如說官員A負責星期一、二、三的管制，這三天的貪污都由他自己收了，官員B 是管星期四、五、六的，定義得非常好。貪污權力定義得最好、最嚴密的國家是印度。在印度，很多由政府所擁有的國營企業裡面，多數產品的價格都低於市場價格，所以很多官員就可以直接在這個差價中獲得利益。你們當然對這種情況一定也深有體會，我也知道在首鋼、杭州絲綢等企業裡面都有過很多類似的問題。

　　其實我並不反對貪污腐化，我反對的是滋生腐敗的管制。如果政府建立了這種管制，剛好我也是那裡的一個官員，那麼我也會貪污的，我甚至堅信我會貪污得比其他大多數人更有效、更厲害。所以，真正消除貪污的辦法是取消政府的管制。比如，要完全清除掉走私中的腐敗問題，他不能不知道經濟走私市場是怎樣運作的，要知道，走私市場竟有非常標準的價格，他們每天都在進行著交易，你甚至可以買保險以保你的走私貨物的安全。因此，你要想消除這個領域的貪污，就只能取消進口的控制。印度的問題並不只在於它的貪污腐敗，它的主要問題是腐敗的權力已經被很好地定義為一種制度了。

　　大家都知道，印度探討經濟發展的問題已經50多年了。他們在一個又一個的5年計劃中，已經做了很多嘗試。同時，他們有民主，他們好象隨時都在選舉，但是他們有一個已經完全界定好了的貪污體制。在從一個靠社會等級配置資源的體制轉化為一個靠私有產權來分配資源的體制的過程中，你將不得不觸及到類似印度的這種體制．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改革一定要走得非常快的原因，因為如果你走慢了，就會變成印度那種情況（即所有的貪污都是界定得非常好的體制）。這也是為什麼我完全反對任何漸進路線主張的原因。我認為那些建議走漸進路線的經濟學者對此是一無所知的。

　　你們記得，1985年中國開始對產品進行分類，1986年這種所謂的分類，如工業品、外匯等，做得更細緻了，而且不同的產品對應不同的管制。那時中國已明顯走向印度之路。1988年4月，在北戴河會議中，鄧小平等領導人打算把所有的價格管制全部取消，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動作，因為只有這樣做才能切斷走向印度之路。

　　但問題是，那些國營企業的或相關的官員在價格管制中得到了很多的利益。他們的利益大到足以把他們的孩子送到英國、美國去留學。如果把價格管製取消的話，那麼他們這些人的孩子在英國、美國怎麼生活呢？我知道這是事實，因為在1988年8月底或9月初的時候，我陪同弗里德曼教授在南京，當天吃晚飯的時候剛好有一位從倫敦來的教授在座，當時我們都納悶這個倫敦教授來這裡幹什麼？後來才知道他在幫助一些官員的孩子去倫敦學習，他作為中間人，負責安排一切。我曾經對中央政府說，最好乾脆一次給這些人一大筆錢，把這些權力買下夾，叫他們以後再也不要用這些權力了。

　　其實1992年鄧小平南巡以後，早期一些束縛中國的困難已經不存在了，早期的那些利益集團已經沒有了，那些進行價格管制的人也沒有了。之所以沒有了，是因為政府沒有足夠的錢來支撐這個價格管制系統。大家也都知道，國營企業虧掉了那麼多錢，以至那裡的特殊利益集團已沒多少可貪污的了，現在已經到了這樣一種地步，即使政府想把這些虧損國營企業送給別人，也沒有人想要。

　　在民主制度下，你知道你的任期只有幾年時間，則從你被選上的第一天起你就會開始貪污腐化，希望在任期之內把該撈的都撈回去。印度、印尼、南韓都是這種情況，有了權力馬上就開始貪污了。在中國情況就完全不同。最上層的沒有什麼貪污腐化，下面卻有數不盡的貪污腐化。如果你子細檢查一下如進口控制或出口控制什麼的，你是無法想象裡面複雜程度的。而在上海，對金融市場的那些細枝末節的控制完全扼殺了上海金融市場的發展。現在什麼送紅包啦給好處啦，已經成了我們日常語言中的一部分。這就是為什麼我說在中國目前沒有大的問題，但有很多小的問題的原因，其實處理這些小問題唯一需要的就是勇氣，趕快把這些管制都取消，則這些小問題都解決了。

　　弗里德曼曾經講過一句非常精闢的話：「在市場經濟情況下一切事情的完成都是從下至上的；而在計劃經濟情況下，一切事情的完成都是從上至下的。」所以要想發展市場經濟，唯一的需要做的是把這些障礙都推到一邊去，讓市場自由發展，它自然就會成熟。政府的責任就是把這些障礙清理掉，而不是控制他。從上面控制市場，而市場本身是從下往上發展的，兩種力量在中間相碰，問題就出現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有這麼多的問題的原因，如果你去上海參觀一下，就可以發現我們甚至可以把這些問題寫成一本很大的書。

　　1993年我陪弗里德曼又一次來到中國，去了成都，與當時的四川省省長曾有過探討。弗里德曼非常善辯，我認為他是20世紀最偉大的辯論家之一，可是省長先生駁倒了他。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弗里德曼先生在辯論中失敗。弗里德曼說如果你想把老鼠的尾巴砍斷的話，不要慢慢地一截截地砍，一下砍掉就行了。長痛不如短痛嘛。省長先生反駁說，親愛的教授，你知道我們中國的老鼠是不同的，它們有很多不同的尾巴互相纏在一起（笑聲），您先砍哪一根？當然弗里德曼沒有辦法回答他的問題。當時我是翻譯，我有答案，但我不想讓教授難堪，所以我沒有說出來。我的答案是：把所有的尾巴都一同砍掉。謝謝。（掌聲、笑聲）

摘自：張五常，1995年，《賣桔者言》（第21版）

幸虧張五常知道三種，要是只知道一種，還不說人類社會就這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