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陳竺院士:學科述評：和而不同：生命倫理的世界性與民族性

(2006-08-21 14:46:20)

http://www.sciencetimes.com.cn/col34/col63/article.htm1?id=77840
陳竺

    日前，第八次國際生命倫理學大會在北京召開，這是這個大會首次在我國舉行。而時下，正是生命倫理問題受到各國政府、科學工作者、醫生和廣大公眾密切關注，成為制訂政策、影響科學研究和醫療服務，乃至社會和諧安定的必須考量的一個重要維度的時候。很多專家對這次大會在世界範圍內推動生命倫理學的更大發展寄予厚望。

    8月7日，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陳竺院士在大會上發表演講，就生命倫理的世界性與民族性問題進行了探討。徵得本人同意，我們對他的演講稿進行了簡單編輯，現全文刊出，以饗讀者。

    一個內在自生的問題

    生命科學是當今發展最為迅速的科學分支之一。在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的發展過程中，不時地面對諸多倫理問題，甚至是與傳統倫理髮生激烈的碰撞。這種情況並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避免的。這也是我在生命科學研究和管理過程中深切體會到的。

    僅從近10年來看，克隆羊「多利」的誕生，胚胎幹細胞研究的突破，以及人類基因組的解碼等，都引發了極為敏感的倫理之爭。比如，人的個體克隆問題，人的極早期胚胎（囊胚）的道德地位問題，基因隱私和基因歧視問題等，都是生命科學發展自身所提出來的。這使我很自然地聯想起上世紀70年代「試管嬰兒」誕生和基因重組技術獲得成功時的情景。當試管嬰兒呱呱墜地，人們幾乎不由自主地提出了「誰是父親？誰是母親？」這樣有些荒誕的問題。基因重組的成功必定會產生重組技術的安全問題，如諾貝爾獎得主伯格（P. Berg）教授所睿智地洞察到的：會不會重組出威脅人類生存的「超級生命」？

    長期以來，人們信奉「事實」與「價值」的二分，認為科學屬於事實判斷的領域，倫理則屬於價值判斷的領域，二者互不相關，或者關係甚微。然而當今科學的發展，尤其是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的發展卻一再昭示我們，事實與價值是密切相關的，生命倫理是內在自生的，而不是外部強加或者虛構的。

    一個兼具世界性、時代性、民族性的問題

    如果認同生命倫理是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發展的必然結果和內在要求的話，那我們就不難得出一個重要的看法：生命倫理問題是世界性、時代性的，或者說具有明顯的世界性、時代性特點。為什麼說這是一個重要的看法呢？從學理上看，它啟迪我們進一步探索科學與倫理的相互關係，更多地關注生命科學發展中的倫理問題，努力使生命科學更好地為人類造福。固然，我們要改變那種科學與倫理互不相關的傳統觀念，但也不應把它們對立起來。按照我們的理解，生命倫理並不是要阻礙或束縛科學的發展，而是要創造良好的倫理環境，保護和促進科學的健康發展；同時也加以必要的規範，使其維護人的權利和尊嚴。這就是我們所期待的科學與倫理之間的「良性互動」。從實踐上看，它要求我們更加重視生命倫理的國際交流，努力達成若干基本的共識和規範。既然生命倫理是世界性而非地域性的，我們就應該也能夠進行更多的交流和溝通，在一些基本問題上達成共識。中國的生命科學和生命倫理工作者在國際交流中學到了許多有益的理念和知識，可謂受益匪淺。我們將繼續加強和擴大生命倫理的國際交流和合作，遵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國際人類基因組組織等有關生命倫理的宣言和規範。

    另一方面，有關克隆倫理的艱難曲折的討論，又使我們不能不深切感受到生命倫理的另一些特點。自從1997年2月英國羅斯林研究所宣布克隆羊「多利」問世的消息以來，各國政府、各種國際組織一再明確表示反對人的生殖性克隆。2001年，德國和法國向聯合國提出建議，就人的克隆問題制訂國際公約。儘管各國政府都反對生殖性克隆，但還是達不成一致協議，以致2005年的第59屆聯合國大會僅通過並無約束力的政治宣言，一般性地禁止「一切形式的人的克隆」。其中的關鍵在於如何對待「治療性克隆」或「研究性克隆」，或者說，如何對待人的胚胎幹細胞研究。更深層的分歧是對人類極早期胚胎道德地位的不同認識。此外，關於知情同意、遺傳資源保護以及「安樂死」、轉基因食品和有關衛生改革等生命倫理問題的討論，都使我們越來越強烈地體悟到：生命倫理又與各個國家、民族的文化和利益密切相關。

    和而不同：調和世界性與民族性的立足點

    按照中國傳統的理解，所謂倫理就是處理人與人之間相互關係的基本道理和準則。顯而易見，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不能不觸動文化敏感的神經，受文化的制約。生命倫理學興起和發展的歷程也告訴我們，維護人的權利和尊嚴始終是生命倫理關注的核心問題和核心價值。《赫爾辛基宣言》莊嚴規定：當受試者的利益與科學利益發生矛盾時，應以人的利益居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世界人類基因組與人權宣言》也明確指出：人類基因組研究「應充分尊重人的尊嚴、自由與人權，並禁止基於遺傳特徵的一切形式的歧視」。200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通過了《世界生命倫理與人權宣言》，強調要「尊重文化的多樣性和多元化」。實際上，維護人的權利和尊嚴也是文化關注的核心問題和核心價值。然而，對於什麼是人的利益，如何維護人的權利和尊嚴，不同的文化卻往往有多種多樣的理解和準則。比如，對於人的胚胎幹細胞研究，在我們中國（包括台灣、香港、澳門）並無太大的爭論。據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研究中心倫理學部的調查，70%以上的科研和醫務人員表示贊同。與此不同的是，受傳統文化的影響，中國人對於死後器官的保留和遺體的完整極為重視。這與西方一些長期受《聖經》文化影響的國家和大眾呈現出相當不同的景象。再如，對於「知情同意」，中國的文化更重視家庭，特別是夫妻之間、父母子女之間的同意，這與西方一些國家強調個人的自主同意也有所不同。這就是文化多樣性的表現，也是文化力量的展示。

    中國傳統文化有一個充滿智慧的理念：和而不同。用國際通用的語言來表述，也許可以理解為多樣性的統一，或多樣性的協調。簡單地說，和而不同就是要和諧、協調，相互尊重、相互關照，但又不能強求一律、完全相同，從而形成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局面。運用到倫理上，中國古代最有影響的偉大思想家孔子認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品德高尚的君子踐行和而不同的處世之道。儒家的集大成者朱熹甚至認為「德莫大於和」。

    我以為，和而不同的智慧，對於我們認識和處理生命倫理的世界性與民族性將極富教益。就是說，秉持和而不同的理念，需要協調和平衡世界性與民族性這樣兩種屬性、兩個特徵，以求生命倫理健康順利地發展：一方面，充分考慮生命倫理的世界性，對於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所引發的重大倫理問題，通過交流和協商，儘可能就基本的原則和規範求得共識，即使不能達成書面協議，也要增進相互的了解和理解；另一方面，充分尊重生命倫理的民族性，允許各個國家和民族從自身的國情和文化傳統出發，對生命倫理問題有不同的理解和做法。為此，要注意防止兩種可能的傾向：一種片面強調世界性，企圖用一種理念、一種模式來推行生命倫理，似乎只有這樣才是唯一正確的、可行的，甚至輕率地把一些不同的理解和做法說成是「落後的」、「違背生命倫理原則的」；另一種則片面強調民族性，無視通行的國際生命倫理原則和規範，甚至簡單地斷言這是「文化殖民」的一種表現。很明顯，這兩種傾向都與「和而不同」的文化追求與理想背道而馳。

    據我所知，中國政府有關部門在制訂人類胚胎幹細胞研究倫理指導原則、人類輔助生殖倫理原則、藥物臨床試驗倫理審查規範以及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等文件時，都認真學習和參照了有關國際文獻，同時結合我國的國情和文化傳統。這正是和而不同的古代智慧給我們的教益。

官話套話太多.
中科院,醫科院應該拿出些更實際的行動來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