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一美女，大家同意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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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is she? 誰?

中共？美女？

編者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陶鑄曾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的妻子曾志曾任中共廣州市委書記、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作為黨的高級幹部又是恩愛夫妻，他們經歷了常人都遇到的工作與家庭、生活與情感的苦惱與矛盾。在黨和國家的利益面前，他們光明磊落、無私無畏、信仰堅定，對人民負責，無時無刻不閃耀著高尚的人格光輝。

近日，他們的女兒陶斯亮接受了本刊特約記者的獨家採訪，讓我們真切地感受到這對革命夫妻質樸善良的兒女情懷。

文/胡殷紅


曾志與女兒「訣別」時，陶斯亮僅4歲

陶斯亮是在延安出生的。父親陶鑄為她起名為「斯亮」，是「這兒最光明」的意思，也為了紀念革命聖地延安。

曾志在與陶鑄結合前曾失去兩位革命伴侶，他們的犧牲使她失去了兩次婚姻。與陶鑄的婚姻她認為是最幸福美滿的。那時他們一塊兒搞地下工作，人際關係極其單一，兩人朝夕相處，相依為命。到了延安后情況變了，周圍都是同志，有些還是生死與共的戰友，陶鑄是感情熾烈、講情誼的人，見了戰友就像久旱逢甘霖，捨不得離開，即使是星期天也半夜才回家，經常在李富春、陳雲那裡擺龍門陣。曾志產後大出血，醫生通知陶鑄，他也只是來了不到一小時就去忙他的事了。


陶斯亮兩個多月時，曾志講了些諷刺陶鑄的話，陶鑄發了很大火，把茶壺都砸了，兩個人打得鼻青臉腫，左鄰右舍都來勸解。那一架打得很兇，曾志卻沒掉一滴眼淚。


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中，曾志一邊一口水一口奶地養育女兒，一邊承受黨內殘酷政治鬥爭的嚴峻考驗。
延安整風期間，「搶救失足者」運動陡起，曾志成了被審查的重點。經歷了嚴酷的「車輪戰」和有「創意」的體罰后，曾志仍然「有則說有，無則說無」。她雖然被隔離審查，雖然被「車輪戰」整得疲憊不堪，但一滴眼淚沒流，只是想念女兒斯亮。這時，陶鑄化裝去了晉西北組建敵後武工隊，斯亮由一位組織上派的30多歲的男保姆帶養。經組織批准，斯亮每周六都可以送到曾志身邊。每到這天傍晚，曾志總是早早就坐在半山坡上焦急地等待女兒，只要斯亮的小腦袋一露，就飛奔下山。母女倆那高興勁兒，那種幸福的感覺，真是令人見之動容。


一年多的審查批鬥中，臨時支部里70多位受審查的同志在高壓下沒有講過一句假話的只有4人，曾志是其中之一。這種政治上的堅定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後來她被推薦為中共七大候補委員。七大代表資格審查結果成了曾志在延安審干中的最後結論。


曾志為了更好地幹革命，將已犧牲的兩位伴侶的三個孩子送人撫養。她為了甩掉身上的「錯誤」包袱，打報告給毛澤東主席，要求和陶鑄一同去敵後工作。臨走前，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年僅4歲的女兒斯亮。她和陶鑄請求幫助他們照看女兒的楊順卿把斯亮當做自己的女兒養大成人，她則抱著赴死的決心踏上沙場。


6歲時見到母親，生活中卻沒有母親


陶斯亮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前一階段大部分是和父親在一起，到了小學六年級還和父親睡在一張床上，天天等到父親回來才肯睡，所以她和父親格外親近。那時，陶斯亮心裡的母親漂亮、能幹、英姿勃發，一心一意幹事業，根本就顧不上他們父女倆。因此在陶斯亮的心目中，母親遠不如父親鮮明和親切。


在東北時，生活條件異常艱苦，燒一盆水洗澡，總是女兒洗完后陶鑄再洗。陶鑄對女兒的愛是不加掩飾的，他的牽掛、他的擔心、他的溫柔都明明白白地寫在他的臉上。曾志對女兒的愛或許太深沉，以至於幼小的女兒無法體味。


陶斯亮從有記憶起，就覺得她的生活里好像只有爸爸。那時，曾志強調自立，不願借光、依附在陶鑄旁邊當夫人。陶鑄在省委工作，曾志在地委工作，陶斯亮就跟父親生活，曾志難得回去看看他們父女倆。但在父女聊天時，陶鑄常常一往情深地對女兒說：「你不如媽媽漂亮，也不如媽媽聰明，但是你比較厚道。」


陶鑄一家調到廣東后，曾志分在廣州市工作，她堅持自己另外在電力局安家，把母親和侄子接來，周六才回到陶鑄這邊看他們父女倆。他們一家三口難得在一起聊天，曾志很少說話，看著他們父女開玩笑、打打鬧鬧，她最多只是笑笑，並不插嘴。年幼無知的陶斯亮還未弄清「兩個人」和「兩口子」是什麼含意時，曾有人問她：「你們家都有誰呀?」她傻乎乎地告訴別人：「就我和爸爸兩口子。」


陶鑄對寶貝女兒的關愛是細緻入微的。一直到上中學，他每天早晨起來都要看看女兒的頭髮梳得是不是漂亮，衣服穿得是不是合適；晚上不管多晚回到家，也要到女兒房間問問她是不是已經洗臉、洗腳了，看看她睡衣是不是換上了、蚊帳塞好了沒有，叮囑她房門一定要插好，這才回到自己的房間。


曾志就不同了，只是周末才回家一天，夜裡12點發現陶斯亮泡了好幾天的衣服還沒洗，一定會把她叫起來，讓她洗完再去睡。陶鑄心疼得不得了，可「敢怒不敢言」，想幫女兒一把卻被制止。看看衣著乾淨整潔、漂亮得體的媽媽，陶斯亮並不想學她，只覺得越樸素越好。媽媽的精明強幹、不苟言笑，讓她覺得母親離女兒很遠，遠到記憶中沒有了母親的溫柔，遠到生活中見不到母親的影子。陶斯亮說：「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對媽媽的親情，對媽媽的認識，都被爸爸衝掉了。我就崇拜爸爸，最想念的人就是爸爸。」


在陶斯亮的記憶中，母親舉止非常莊重，從不多言多語，這在當時的「夫人」中是難得的。她很少陪陶鑄出行，陶鑄是帶不動夫人的。關於這一點，陶斯亮印象很深。她覺得，母親的確是靠自己的努力幹事業。在陶斯亮幼小的心靈中，她總認為自己是爸爸帶大的，父親的形象一直比母親有光彩。


  

終於和母親朝夕相伴，感受遲來的母愛


1969年陶鑄去世后，陶斯亮開始與母親相依為命。在多年的朝夕相處中，陶斯亮逐漸認識了母親、理解了母親，與母親建立起非常深厚的感情。她覺得母親是不可多得的女性，母親的堅強和非凡的勇氣，幫她度過了「文化大革命」的苦難，幫她度過了生活和情感最痛苦的時期。


十年浩劫讓人們失去了很多，但陶斯亮卻在這10年裡深深感受到母親的愛，這是她最珍惜的情感。母親在農村幫她養育兒女。為了讓陶斯亮放心，母親帶著陶斯亮的一雙兒女到西北去看她。年邁的母親從廣東農村到北京，從北京到蘭州，一直坐硬座列車，還帶著一個三四歲的外孫、一個還不會走路的  外孫女。母親的堅強和忍受苦難的能力，給了陶斯亮巨大的鼓勵。陶斯亮說：「在那嚴酷的政治高壓和異常惡劣的生活環境中，我從沒見過母親垂頭喪氣。」


從中組部副部長崗位退下來后，曾志更加全心全意地照顧女兒的一家。她親自買菜、記賬、下廚房，事無巨細統一管理，就連一個空瓶子扔不扔都得請示她。全家人無論誰伸手倒水，她都先去拿熱水瓶。


曾志總是在廚房忙碌，她節儉、辛苦、操勞。她家的伙食在院子里是最差的，陶斯亮從不挑肥揀瘦，而她的兒女卻常常「逃飯」——他們實在忍受不了粗茶淡飯和「前赴後繼」的剩菜。陶斯亮告訴我：「飯桌上，媽媽總是帶頭吃剩菜。多年來，我沒見母親吃過雞腿，都讓給孩子和我吃。母親年輕時愛打扮，也會打扮，是引人注目的人物。可後來，她似乎刻意追求一種清貧和簡樸，與從前相比，判若兩人，人們都以為她是我們家的老保姆。有一次，我們到廣州參加一個活動，到機場接她時，見她穿著一件舊上衣、一條格子褲、一雙小紅皮鞋，樣子怪怪的。我問她怎麼會穿這樣的衣服出門。她說，鞋子是阿妹(陶斯亮的女兒)丟垃圾桶里她撿回來的，一點兒也沒壞，褲子也是他們準備扔的，也看看能穿，扔了太可惜。」


其實，曾志天性慷慨，凡是好點兒的東西都送人，有時送得大人、孩子都心疼。她從不讓陶斯亮一家交伙食費，哪怕一分錢也堅決退回。她用自己並不算高的工資供養著第二代、第三代和第四代(她把長子的孫女也接到北京讀書)，她似乎在彌補母愛。曾志的體重只有三十幾公斤，但陶斯亮這一大家子人誰都離不開她那瘦削的肩膀。


陶斯亮說，我越來越體會母親深沉的、博大無邊的愛，無論我多大年齡，我走到哪裡，最令我牽腸掛肚的就是我那不會纏綿、不會用語言表達愛的老母親。


曾志是非常堅強的女性。組織上派人前來通知她們母女倆陶鑄已去世時，陶斯亮實在忍不住，跑到廁所號啕大哭了一場，而曾志則靜靜地聽來人講完，一滴眼淚也沒掉。在陶斯亮記憶中，她惟一一次看到母親痛哭失聲，那就是在父親的追悼會上。而那天，陶斯亮沒有哭，她說自己的眼淚已哭幹了。陶斯亮深深地理解了母親的愛，母親的愛是深沉的、綿長的、升華的。


曾志晚年時常常沖著電視機問陶斯亮：「亮亮，他們怎麼動不動就說『我愛你』?怎麼張得開口噢?」女兒笑而不答。


曾志重病住進醫院，有一天，陶斯亮的女兒去看姥姥，陶斯亮突發奇想，提出一個問題讓大家都回答。這個題目就是：「如果讓你有第二次選擇，你選什麼樣的男人?」阿妹不假思索地說：「我會選壞男孩!」陶斯亮說：「我會選比較優秀的男人!」她們母女原以為老人家不會回答這個無聊的問題，沒想到曾志認真地想了想，然後斬釘截鐵地說：「他首先必須是共產黨員!」聽了老人的回答，陶斯亮和女兒大笑不止。曾志沒有笑——她從不說笑話。


在陶斯亮從小到大的記憶中，母親從沒有撫摸、擁抱、親吻過她。曾志似乎本能地討厭纏綿。長期的革命生涯，特別是險惡的秘密工作環境，使她養成不輕易流露感情的性格。由於母親的影響，陶斯亮也從不對母親說「愛」字。幾十年裡，母女倆只是在默契中傳達情感的信息。


  

母親為一次「浪漫」付出了20年屈辱的代價


我和陶斯亮談到了革命浪漫主義，談到了她的母親一生的三次婚姻和戀愛。


陶斯亮說：「我年輕時也常常想不通，常常為父親打抱不平。父親一生曾經那麼輝煌，身為黨的高級領導幹部，平生卻只有我媽媽一個女人，而且對她一往情深。母親卻結過三次婚。隨著我年齡增長和對母親逐漸了解，我終於懂得了什麼是革命浪漫主義。母親雖然缺少女人的溫情，但她是『大浪漫』。」


1932年，曾志向第二位伴侶蔡協民提出分手后，組織上因鬥爭需要安排陶鑄與曾志組成假夫妻從事地下工作。曾志在工作中與陶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由假夫妻而自然結合。陶鑄在工作和生活中給了曾志無微不至的照顧，而曾志生下的卻是蔡協民的骨肉。1933年，上海局調陶鑄到上海工作。臨行前，曾志和陶鑄租了間旅館，像真正的夫妻那樣度了十天「蜜月」。他們不知何時才能相聚，心中都有無限依戀。陶鑄到上海后，他們每周通信，一個月後信突然中斷，不久她得到組織通知：陶鑄被捕，被判無期徒刑。


這期間，黨內鬥爭是複雜的。在閩東工作期間，曾志身患重病，特委會的一個重要會議曾志沒去參加。會上，有人嚴肅批評曾志與兩位同志關係密切是「小資產階級思想行為」，雖然會議沒給曾志任何處分，但決定調她去兼任福霞縣委書記。這個任命其實意味著比處分更重的懲罰。曾志想不通，她承認在這個問題上自己確實有小資產階級浪漫情調，可她認為「戀愛是我的權利」。在縣裡工作期間，曾志接到了關於她戀愛不嚴肅的處分：撤銷縣委書記職務，留黨察看四個月。


陶斯亮感慨地說，她在母親的回憶中得知，母親當時對這兩位同志的確比較好：其中和一位工作關係很好，他們互相信任，但她對他個人並無好感；對另一位則是有好感，工作之餘經常來往。當時，陶鑄被判無期徒刑，恢復自由遙遙無期，而曾志才23歲。她是共產黨員，是職業革命者，已把「三從四德」、貞節牌坊那種封建的東西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因此，曾志認為「重新找對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權作出選擇」。


然而，曾志為這浪漫付出了長久的代價。在她的回憶中抹不去這段痛苦冤屈的往事，也同樣不能在向黨組織交待革命經歷時將這次處分隱瞞不報——這畢竟是她人生中的重要事件。這個處分20年後才撤消。


的確，一個職業革命者只有獻身於他們所信仰的理想，才會把自己的生命、家庭看得很淡很淡。


一個把生命和家庭都與革命融合在一起的革命者的浪漫，我們這代人又有什麼不能理解呢!


  

母親一生歷盡坎坷卻很精彩


陶鑄一生轟轟烈烈，是大男子主義者，最忌諱別人說他「怕老婆」。曾志一生主張自立，最不願當夫人、做配角。因此夫婦倆難免鬥嘴、吵架。


陶斯亮在北京師大女附中上學時，住在乾爸王鶴壽家，曾志在黨校學習。有一天，曾志到王鶴壽家看女兒，對女兒說要和陶鑄離婚。當時陶斯亮的第一反應就是：是不是爸爸進城后要娶別的女人?曾志說：「哪有的事，你爸爸不是那種人!是我受不了他老壓制我。」


陶斯亮回憶說：「媽媽太要強了，一般的女人根本不會有這種想法。到了晚上，爸爸就把媽媽接走了。他們倆就是這樣子，大多數情況下還是爸爸讓著媽媽。」


曾志不久於人世的那段日子，陶斯亮也搬進了醫院。母女倆常談些過去不曾涉及的話題。她們談得最多的是陶鑄。每當這時，曾志埋藏得很深、積澱了幾十年的感情就會不經意地流淌出來。


「你現在還想念爸爸嗎?」


「我做夢老夢見他。可是很奇怪，在夢裡兩人總是碰不到一起。」


「你夢見過夏明震和蔡協民嗎?」


「蔡協民夢見過幾次，但好像從來沒夢見過夏明震。」


是啊，太遙遠了，曾志的第一位革命伴侶夏明震犧牲時他們結婚不久，曾志才16歲，夏明震20歲。


曾志的第二位革命伴侶蔡協民是那麼愛曾志，他情意綿綿、百般呵護，讓曾志無法承受。曾志最不願讓人把她當女人，也受不了別人像愛女人一樣愛她。直至蔡協民犧牲，曾志才深感失去了一個那麼珍惜她的優秀男人。


她們母女倆還談到了賢妻良母的話題。曾志說，1937年陶鑄從監獄出來后，千方百計找到她，他們在湖北度過了一生中短暫又美好的一段時光。「那時候你爸爸對我真好，一個桔子他都會留給我一半。他還說我是賢妻，可我從沒當過良母。」


陶斯亮含淚說：「我的母親不僅是職業革命者，也是好母親，這兩個角色她都完成得很出色。如果給我100個來生，我還要100次選擇做我父母的女兒。」


在彌留之際，曾志讓長子和次子都到北京來了一趟，對他們表達了她幾十年來從未表達過的深深的歉疚，這也是她與兒子的訣別。


如今陶斯亮的大哥也去世了。陶斯亮在給大嫂的信中說：「雖然跟大哥相處的時間很少，但大哥在我心中是很有分量的。他那坎坷的身世，艱苦的一生，令我肅然起敬……」


  

世界上有比信仰更神聖的東西嗎


曾志從16歲參加革命到87歲辭世，70餘年的革命生涯，歷經坎坷與磨難。她耗時30多年，為黨、為後人留下了一部40餘萬字的自傳《一個革命的倖存者》。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陪陶鑄在中南海苦度寂寞時光的時候，曾志就開始寫作了，並完成了初稿，可惜後來苦難接踵而至，先是陶鑄屈死合肥，之後她被下放農村，惡劣的政治環境和壓抑的心情使她無法提起筆來。再後來，她調任中組部副部長，更無暇顧及寫作了。1984年退下來后，她利用每年去北戴河休息的機會，重新拿起筆。起初她還能自己寫，但後來一隻眼睛失明了，只能由她口述，由秘書記錄，或錄音後由秘書整理。直到1993年前後，歷時九年，她終於完成了60萬字的第二稿。正當躊躇滿志準備將自傳最後完成，並著手寫在中組部的一段經歷時，她不幸遭大病襲擊，不得不住進了醫院。


第三稿修改完成了，與出版社簽訂協議時，曾志進入彌留階段，幾天後就與世長辭了。臨終前，她叫陶斯亮幫她清理存款和現金。陶斯亮找出了80多個沒用完的薪金袋，一共只有幾萬元。曾志反覆叮囑：「袋子一定不要丟掉……因為它們能證明這都是我的工資，是我的勞動所得，這錢……是乾淨的……每一筆都是清白的，是我的辛苦錢，上繳給中組部老乾局……留給外地來京……看病的……有困難的老同志……用……」


曾志去世后，陶斯亮在一隻舊牛皮紙信袋上看見媽媽寫有這樣一行字：「我生命熄滅時的交代。」打開信封，遺囑寫道：死後不開追悼會；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在家設靈堂；京外家裡人不要來京奔喪；北京的任何戰友都不要通告打擾；遺體送醫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沒用的火化；骨灰一部分埋在井岡山一棵樹下當肥料，另一部分埋在白雲山有手印的那塊大石頭下；決不要搞什麼儀式，靜悄悄的，三個月後再發訃告，只發消息，不要寫生平……


美麗堅強的女革命家曾志就這樣從從容容、坦坦蕩蕩地走了，留給後人和親人無盡的追思、懷想和一部樸實無華而又真實感人的傳奇。在自傳中，曾志將她的革命生涯與個人感情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她寫了她的三位革命伴侶、四個孩子和她對婚姻和愛情的看法，寫了她作為妻子、母親和姥姥的兒女情長的一面，但這並沒有妨礙她一生中最主要的角色——職業革命家的分量。


這部書，讓我們了解到中國共產黨是怎樣由幼稚走向成熟，由弱小走向強大，由失敗走向勝利的。我相信，凡讀過這本書的人，都會撫書思考一個問題——什麼是信仰?世上有比信仰更神聖的東西嗎?平凡的人在追求信仰的過程中可以升華到怎樣的境界呢?具有共產主義信仰的人會有怎樣的人生呢?

聽說過她和夏民震的故事, 那個男的是個很傳奇式的人物, 當時能讓他的敵人聞風喪膽.

曾志?

樓上那個 簡直一派胡言  純粹妖言惑眾

共產共妻

說第一美女有點誇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