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中共三代黨權政制演變歷程

牟傳珩來稿：本文試圖從當代中國政治權力分配和制度邊際變化的兩個角度，探索中共建制後由毛澤東時代的一黨統權"三合一體制"，到鄧小平傳承至江澤民時代的一黨威權的新"三合一體制"，再到胡溫時代趨向一黨控權"混合體制"的三種權力模式演化軌跡，進而為分析中共下一步的政治體制發展提供基礎性的認識。


    一、毛澤東時代一黨統權的"三合一體制"形成


     自中國共產黨藉助暴力在大陸建立紅色政權時起，中國就名副其實地形成了純粹一黨統權政體。1957 年的老右們稱這種政體為"黨天下"。這種政體在政治上叫做"無產階級專政"，在經濟上就是公有制加計劃化。中共領導下的中國，一直實行的既不是議會制民主政體，也不是總統制民主政體，而是所謂形式上的"議行合一"，但本質上卻是"黨政合一"的集權政治體制。


　　  
中共在大陸取得政權后，一夜之間完成了經濟公有化和計劃化，為一黨統權政體奠定了牢固的經濟基礎，確保了執政黨對經濟活動的集中、全面、統一管制。在中共絕對領導下的這種體制中，黨政合一、政經合一，政企合一。我稱其為一黨統權下的"三合一體制"。在毛澤東時代，社會不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企業、經濟行業組織或民間自願組織的自主與自由權。因為自主性的組織權會與一黨統權的治理方式發生衝突的。那時所有的活動都公有化了，自主組織存在的基礎也就沒有了。此外，在社會思想形態中最活躍的是知識階層。而解放初期知識分子群體的自由嚮往，與中國共產黨所需要的統權，同樣存在衝突。因此，毛澤東需要對這個群體進行改造，以便讓他們忠誠於新的權力統治方式。因此毛髮動了一系列的政治教育與政治運動，用強制方式推行文化專制與思想專政，反右、文革就是最典型的政治教育與運動。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幾乎所有的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和知識生活都統一在政治生活的壟斷之下，政治權力無限伸延，沒有邊界。毛澤東把這稱之謂" 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在黨內權力結構方面，一黨統權制採用自上而下的金字塔權力分配體系。權力的最高層是中央政治局。按中共黨章規定：一切重大決策都由中央政治局決定。然而，在毛時代一黨統權制下政治局中，黨領袖與政治局的關係有兩種，一種是集體統權制，一種是黨魁統權制。集體統權制模式，是指權力統一於最高決策層團體，黨魁與成員地位無明顯差別，決策通過協商與表決的方式進行，採取"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只有在意見分歧比數相當情況下，黨魁才有決斷權。黨魁統權制模式，是指黨魁是政治局中的主宰者、裁判者，政治局是黨魁絕對領導下的決策機構。中共在全國建制后的前十年基本採用的是集體統權制，而 1959 年廬山會議后，毛澤東的個人權威與黨魁地位日漸突出，中共政治局由集體統權制向黨魁統權制轉變，到文革時期已走向了極端。這個時期中國憲法上的其他權力機構，已完全成為政治花瓶。


　　二、鄧江時代一黨威權的新"三合一體制"布局


    自鄧小平上台以後，提出撥亂反正，否定文革，大量平凡"冤假錯案"，籠絡統治集團政治精英，並對毛澤東時代政治體製做出相應的改革，開始探索改良中共一黨統權"三合一體制"。鄧小平正對毛澤東時代遺留下的制度說，"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為此鄧小平、趙紫陽、胡耀邦等提出"黨政分開，權力下放"的政改主張。 1987 年10 月，中共十二屆七中全會公開了《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隨後又寫入十三大報告中。該報告提出了近期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為：實行黨政分開，權力下放，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以增強活力。當時在鄧小平看來，權力下放是有利於調動基層積極性的一手；而黨政分開又是加強並改善中共社會控制力的一手。鄧的政改目的是要更好地實現共產黨的領導，而不是削弱。　　

所謂"黨政分開，權力下放"，就是對權力進行切割，以限制政治權力的邊界。這種分開與放權，最初是從農村經濟"包產到戶"開始的，後來發展到"擴大企業自主權"等一系列放寬經濟的政策。這種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的經濟改革，直接導致了建立在此基礎之上政體形式發生了轉換。經濟生活的自主性空間一旦從政治的統權中解放出來，生產組織就必然要求政府進一步鬆綁，導致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之間分開。隨著中共政府推進以股份制和現代企業制度為核心的國有企業改革，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的分離就不可避免了。如此同時，政體放權的另一個結果就是促進了各類自治協會、群眾組織的發展，使之獲得了相對的自主性，從而客觀地推動了公民社會的成長。我在《聆聽公民社會到來的腳步》一文中寫到：這個時期，"在國家權力體系相對鬆弛的控制下，中國民間社會有所成長，一些異議人士和民間組織活動日益活躍。"

中共傳統的制度設計，是由一黨來集國家全部權利，也就是黨權政權一體模式。在鄧小平們看來，如果在黨政不分的前提下，單方面權力下放，便意味著黨政權力一起放下去，那麼中共中央的最高權威便會被雙重削弱，無法保障其統治集團駕馭局面的能力。而黨政分開，黨從政府權力中退出，當政府權力下放時，黨的權威則會不受影響。這就是鄧版改革老謀深算的心機所在。

於是鄧小平們設計，在黨從政府事務中退出之後，要進一步加強黨的最高層精英統治，把黨的主要精力專註於選擇執政首腦，並通過控制首腦來控制政府，而且還要在議會通過控制大多數代表，來保障自己的意志能轉變為法律與政策得以推行。黨本身不再直接指揮政府，從而使黨務行為與行政行為在形式上實現分離。在這樣的改革設計方案中，黨中央要通過行使政府首腦提名權和議會提案權與表決權，來實現黨的宏觀領導。這種體制我把它稱之為"一黨威權制"。一黨威權體制曾得到不少學術界新權威主義理論的支持。這種理論認為將新權威主義作為現代化進程中的一種過渡性體制，其意義在於推進市場化進程，政府可以有效地運用權威的力量把經濟推向市場化的軌道。同時，這種威權制的贊成者們聲稱，它是以民主為目標，以威權為手段的。然而，威權不過是建立在強制之上的權力，結果只能造成新的集權事實。而後來隨著鄧小平等老人在黨內地位的日顯突出，同樣打壓不同聲音，黨中央的精英威權，便異化為幕後老人政治專權的事實。胡耀邦的悲劇就是這個事實的詮釋；而趙紫陽下台的一個重要原因，正在於他捅出了黨內還有太上皇的秘密。

"6 、4 "之後，逐漸進入江澤民威權時代。這時，中共不僅不再提黨政分開，反而要強調黨的領導；不再提權力下放，反而更要強調中央權威；不再提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反而要維護黨對社會團體的全面領導。1992 年10 月，中共召開"十四大"，這是由鄧小平最後一次直接主導執政權力總體布局的黨代表大會。鄧在這次會議的所謂"政治安排"，就是決定了後來的黨魁不僅兼任中央軍委主席，同時任國家主席職務。從此國家主席職務不再僅僅是榮譽職銜，更不再安排退下來的老人擔任，開始了樹立個人"核心"的"強主席、弱總理"格局。這在實際效果上，進一步加強了黨、政、軍權的新式三合一的威權。從江澤民時代到胡溫接班，中共政制基本上完成了這種一黨威權的新"三合一體制"模式。
    三、胡溫時代一黨控權的"混合體制"趨向

中共一黨威權的新"三合一體制"，實質上是排斥多數平民政治參入而由少數政治精英統治社會的政制，它與民主制在本質上是南轅北轍的。因而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各種利益關係的重新調整，平民被排除於社會管理之外所導致的社會不公日趨明顯，已經轉化為當今社會的主要矛盾。當今社會，官民對抗，貧富懸殊，腐敗叢生，民怨載道，各種社會問題越陷越深，積重難返，而在眼下一黨威權新"三合一體制"框架內，社會沒有一種平等協商機制與民眾意見表達管道。此據《爭鳴》月刊記者羅冰報道，胡錦濤在 2006 年度第12 次中央政治局組織生活會議上承認，執政黨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三大危機的沉重壓力和衝突：政治危機、社會基礎危機和管治危機。一種政治體制，如果不能通過自我更新改造來應對和緩解社會矛盾，就會自行走向死亡。為此胡溫執政以來，大力倡導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等，通過修憲承諾保障人權與私有財產，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又通過的《決定》，進一步明確了"和諧社會"的執政理念，要"把一切積極因素充分調動和凝聚起來"。由此不難窺視出"尋求社會和諧，推動政治寬容"，將成為胡溫今後體制改革的價值取向。

在胡溫決策層的智囊們看來，目前應對社會危機的有效機制，是在中央有力控制的前提下，對社會實現政治寬容，建立包括容納平民階層在內的社會各階層有序政治參與的混合政體。這也就是本文所稱一黨控權的"混合體制"。這種政制的維新意義在於：在一黨控權混合制的基本架構里，一黨領導地位不容挑戰，但其權力邊際受到進一步的限制，同時容納一些相對自主的政治權力參入，共同組成各級權力整體，將個人、少數人管理和多數人管理的優點結合起來。這就好比國家控股的股份制公司，黨將成為這個國家擁有絕對優勢的權力大股東。這種體制令人聯想到古羅馬共和制和近代的英國君主立憲制。古羅馬的政體，就是運用保民官、公民大會等機構來容納平民訴求，通過貴族與平民的衝突與妥協，形成了權力的混合制。近代英國式的妥協革命，更是藉助將底層民眾納入議會，以保障其政治訴求，使絕對君主制變為君主主導下的混合制。

在胡溫執政時期，黨的權力邊界已有所收縮，在很多社會生活中遭到限制，特別是從經濟管理上退下來了。從政治層面上看，胡溫時代老人政治已退出歷史舞台，黨魁個人權威也大大削弱，中共最高層政治局常委會已形成集體決策機制。從經濟層面上看，社會經過近30 年的改革，已走向混合經濟形態。2003 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製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這便是用正式文件形式對中國混合經濟的首肯。如此同時，民間組織也獲得了較大的發展空間。此據民政部的統計，到 2005年 3月，全國正式登記在冊的各類民間組織約 28萬，但實際存在的數量遠遠高於這個數字，一些學者估計至少在 200 萬個以上，有的估計甚至高達800 萬。由此經濟發展與公民社會成長的現實，就決定了社會利益的多元化與價值觀的多元化以及社會群體訴求的多元化。因而自然會向能夠包容差異，並與這種多元化相適應的政體過渡。胡溫當局已認識到，要在一種社會各階層不斷分化，矛盾越來越突出的時代維持政治穩定，實現社會和諧，就必須有一種能夠讓所有的意見都能參與政治協商的制度，而一黨控權的"混合制"，就是他們所期望的這樣一種政制。


近年來，胡溫當局一再表示，他們一直在探索漸進式的政改，但前提是決不走西方化的發展道路，在保證一黨控權的原則上決不後退。這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可以覺察出一些動向。如該報告提出：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新"三位一體"的混合政體原則。在這個大前提下，要"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擴大黨內民主，推進基層選舉等等。然而，本文要特別指出的是，這種只能在一黨控權下的"混合制"政體改革，並不會必然導向現代化的民主制度，甚至由於"一黨獨大"局面無法改變，還遠達不到古羅馬時代的混合政體水平。因為，在中國這個控制一切國家權力的"獨大"資格，在本質上並不是在選舉箱里產生的，而是在"紅色記憶"的暴力中產生的，所以它在來源上就失去了合法性支持。

然而，歷史總是要向前發展的，社會的進步是合力的結果。因此人民會不會答應走如此一黨控權下的"混合體制"改革道路，最終還要看在中華權力投資、角逐的大股市上，文化底蘊如何托盤和各種社會力量參入政治博弈的走向。

原帖由 tenwoke 於 2007-1-31 17:23 發表此據民政部的統計，到 2005年 3月，全國正式登記在冊的各類民間組織約 28萬，但實際存在的數量遠遠高於這個數字，一些學者估計至少在 200 萬個以上，有的估計甚至高達800 萬。

怎麼會？連愛國的保釣組織都要受到壓制，其他的還能存活？

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新"三位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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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的行動

"中共在大陸取得政權后，一夜之間完成了經濟公有化和計劃化"據我的一些親戚的經歷有多少出入，首先你是民族資本家，跟著公私合營，再跟著公有化才掃地出門。

如果放在一個較長的階段內來說，並沒有說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