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軍醫日記：劉少奇最後的二十七天

劉軍醫是位天良未泯的醫務工作者。他冒著被殺頭的危險，偷偷寫下了劉少奇最後二十七天的「監護日記」：
第二天－－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到今天我才算明白，原來是這麼一個病人。一個過去最高層而今處於最底層的人物！他幾乎不能算是一個完整的人啦，他的病真多，除了器質性的病，更多的則是精神和心理的病症。他的植物神經已經紊亂，出現全身痙攣，手足抽搐。可是，他有時又是清醒的。今天，他剛開始睜眼的一剎那，我感覺到他目光中射出的清醒神志和力量。


第三天，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九日。北京來的老衛士長對他很盡心。每天都在監視下進入他的房間多次。凌晨他肺炎複發，咳血、高燒，是旅途顛簸、受了驚嚇引起。老衛士長請求搶救。北京來的曹護士拿出北京帶來的治療肺炎的藥物。注射。黎明時分，他入睡。上午，見曹護士給他喂玉米糊糊。他不肯吃。曹護士抓住他的手輕輕搖晃著勸慰：「哎，吃點東西呀……你不能這樣，你一定要活下去，活下去……」他睜開了眼睛，看著曹護士的手，大約認出來了，是一起從北京來的。

第四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全天病情無異常。決定給病人恢復使用Ｄ八六０。

第五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一日。「病人」大便乾結，護士用手摳出。

第六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二日。為「病人」翻身兩次。

第七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病人」咳嗽複發。醫生提出為病人做化驗、透視拍片建議。

第八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上級答覆：可以進行一次化驗，透視拍片不行。這叫醫療服從項目。

第九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時從病人身上取了尿樣、血樣。由兩名「陪同」乘吉普車返回一五五醫院。我為他爭取到一次化驗的權利，卻受到如此待遇－－在武裝押護下去為一個病人化驗，恐怕在歷史上少有。經過化驗，總算搞清楚了，他的病本不是什麼難症，只因治療不及時，引起多種併發症。加之病人 長期僵卧，造成雙腿肌肉萎縮，胳膊和臀部由於打針過多，均被扎爛，使全身血管局部壞死，引起心力衰竭。可是他的生命還是那麼頑強。這從醫學角度難以解釋……

第十天－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早飯後，去看病人。曹護士在小電爐上熬小米粥。我告訴她化驗結果之後，請她介紹一下病人在北京的護理情況。她開始不敢，說上面有規定。我堅持說是為了治療。曹護士看四周無人，悄悄說出病人在中南海最後那段歲月的悲慘遭遇。國家元首受到難以想像污辱、殘酷批鬥、踢打。一直到他病得不能起床、不能自己吃東西了，才批准可以給他做點流質食物。一直把他的雙腳固定在床上。中午，召集全體護理人員，宣布化驗結果。我提出：要注意綜合治療， 綜合護理。尤其要注意給病人勤翻身，勤擦洗，以增進血液循環，防止肌肉進一步萎縮壞死……同時也要防止再生褥。一名護士問：這樣做，是真治病……上面會允許嗎？我說：這是咱們當醫生的起碼責任。既然叫咱們護理，咱們就要盡到責任。另外我準備再向特派員建議，對他進行透視拍片，然後搞一次會診……這對病人的治療是完全必要的。

第十一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七日。今天是個少有的好天氣。老衛士長和曹護士要求給病人翻身、擦身子。我同意。老衛士長輕輕拍著病人抓塑料瓶的手，說： 翻身嘍，抓好你的寶葫蘆！大家都笑了。這是這裡第一回有了笑聲。肯定有人不高興。曹護士用熱毛巾替翻過了身子的病人擦洗著，對我說：今天早晨他又吃了半碗多，情況還不錯。我心裡升起了希望。相信護理組的每一個人也都希望，他能在我們手下一點一點好轉、康復。我們只管治病救人。聽了他的心臟和脈搏，確是比剛來時平穩多了。我對曹護士說：還要加大Ｄ八六０的用量，繼續用你們從北京帶來的。曹護士剛替病人擦洗完，就轉身去了對面存放藥物的房間，卻在門口被人擋住：上級命令，北京帶來的藥物不準再使用！曹護士空手返回，眼睛發紅。我都聽到了，沒再問，只說：就用我們這裡的吧。老衛士長和曹護士默默地看著床上的病人。都知道，我們一五五醫院的葯是國產的，北京帶來的葯是進口的，效果大不一樣。

第十二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病人一大便乾結，由護士用手摳出。

第十三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病人一咳嗽複發。我再次提出透視、拍片、會診建議。

第十四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三十日。病人一輕度發熱。開封藥品告缺，請求上海或北京的大醫院支持。上級下批准。

第十五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上午仍由老衛士長和曹護士替病人翻身擦身。下午上級通知：「病人」不宜透視、拍片、會診。以後不要再提此類問題。

第十六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一日。　已經過去兩周。近一周來「病人」病情明顯惡化，跟藥物減少有關。他們又否決了我提出的透視、拍片、會診建議。我算弄明白了，本來就不叫治療，而叫監護，一項艱巨的政治任務……
上午老衛士長來告急：他的體溫又到了四十度……我們下到病室。他已經昏迷，喉嚨發出響動，渾身抽縮。我命令曹護士立即用吸痰器給他吸痰。我自己動手注射。 特派員不知何時又進來了，每次治病他都必定到場，真盡職。痰吸凈后，我讓曹護士給病人輸液。病人安靜了，他十分聽話，主動配合治療。

第十七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日。高燒不退，繼續輸液。

第十八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高燒不退。輸液，注射退燒針。

第十九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四日。體溫降至三十九度。繼續輸液。

第二十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五日。體溫降至三十八度。總算降下來了。
　　
第二十一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六日。 好危險！像他這麼大的年紀，身體又那麼弱，高燒至四十度，已近生命極限。可他的神志似乎一直清醒，一直主動積極地配合治療……他想活下去。今天，他的高燒總算退了，體溫維持在三十七點二度。他又創造了生命的奇迹… …我為什麼要記這麼詳細？想留給誰？

第二十二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七日。上午，老衛士長和曹護士又替「病人」翻身擦背。曹護士對我說：他就是命大哩！另外幾名護士為「病人」換了床墊、床褥。我很滿意我的醫護組成員們的表現，總是不分日夜，隨喊隨到。
　　
突然，特派員和駐軍首長命令大家在天井院內緊急集合。特派員掃視大家一眼，說：給大家傳達上級重要指示，北京來的人員今天全部撤回去！北京帶來的葯也全部帶回去。就這樣吧，走的人立即準備，十分鐘後上車出發！說著，特派員又走到我們幾名本地醫護人員面前說：今後，重擔就落在你們肩上了，這是上級對你們的最大信任。希望你們服從命令，圓滿完成任務。否則，一切後果自負。明白了嗎？十分鐘后，曹護士背著簡單的行李下樓來，走進病室，端起電爐旁的小鋁鍋，對我說：以後，你就多費心了。她想哭，可不敢哭。我也想說句什麼，嗓子堵得慌，也沒敢說出口。我跟著老衛士長和曹護士走到「病人」床前。老衛士長替「病人」蓋好被子，又將他捏著塑料瓶的手放進被子里去。「病人」睜開眼睛，看著老衛士長和曹護士。老衛士長俯下身去，在「病人」耳邊輕輕告訴了要回北京……「病人」 臉上的表情木然了一會，眼裡滾出兩粒濁黃的淚滴。曹護士也俯下身去，輕輕叮囑：要活下去，明白嗎？活下去，活下去……

第二十三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八日。昨天北京的人離開時，依稀聽到特派員說：走吧！走吧！火葬場也看過了，都安排了，總算沒有死在我們手裡……交給地方辦吧。上午，病人強吃了小半碗玉米糊。看得出來，他想活下去。下午，他又開始發燒。

第二十四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九日。上午，我替病人熬玉米糊糊。不知為什麼，心裡堵的慌，可什麼話都不能說。一五五醫院同來的一名女護士向我報告：劉醫生，病人的體溫有了。我問多少？護士回答：試了四個多小時，三十九點七度。快給他打退燒針！護士說：葯已經沒有了……。那Ｄ八六０呢？您忘了，前天都帶回北京了。護士沒有話說了，我也沒有話說了。不給藥物，叫治病？領又不給，買又不許，這叫什麼事？明擺著，明擺著……讓人死掉。
　　
第二十五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日。病人已不能再進食。沒有葯，不給葯，我和助手們做不了任何事。命運對人太殘酷。

第二十六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深夜，值班男護士給病人測體溫，失聲叫道：燒到四十一度啦！轉身往外跑，要上樓叫醒我－－事後他悄悄告訴我的。可那中央特派員忽然幽靈般出現了，堵住他，並訓斥他：深更半夜，叫喊什麼？男護士站下，差點要問：您，您怎麼又回來了？嘴裡說出來的卻是：報告上級，他燒的厲害，嘴唇都紫了，兩瞳孔反光也消失了！中央特派員走到病床前看看，說：發燒對他不是家常便飯嗎？注意觀察，情況實在危險了再報告。

第二十七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凌晨六時四十分，中央特派員批准發出病危通知。六時四十五分，他的心臟停止了跳動。我注意看了手錶，我趕到樓下病房是六時四十七分。遲到了兩分鐘。就算我一直守在他床邊，沒有藥物，我和助手們又能做什麼呢？

補充一點--劉死亡后的處理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八點，李太和衛士長隨同中央項目組的人乘空軍專機抵達河南開封，立即換乘駐軍吉普車趕往市內北土街十號。經過崗哨的例行檢查，他走進陰森的小院天井，一眼就看到了停放在西屋走廊上的一副擔架。

擔架上以白床單蓋著一個人體。他急急走了過去，揭開白床單，是劉少奇。屍體已經僵硬，頭上蓬亂的白髮有一尺鄉長，嘴和鼻子已經變形了，下頷有一片瘀血。記得曹護士曾經跟他商量過要替劉少奇理髮和修修面的。可這麼件事就一直沒有能給做。李太和衛士長想哭，可哭不出，也不敢哭。特派員就在旁邊監視著。他不管。人都死了，總得允許最後乾淨一下。他掏出隨身帶來的刀剪，細心地替劉少奇剪了頭髮，刮乾淨長而稀疏的鬍子。而後，又給劉少奇換上了從北京帶來的乾淨衣褲和鞋子。

遵照黨中央命令：劉少奇遺體就地秘密火化。十四日凌晨一時，特派員指揮幾名軍人將劉少奇遺體抬出小院天井，塞進一輛二」型軍用吉普車。車身容不下劉少奇高大的身軀，他的小腿和腳板都翹在車的后蓋外面。
吉普車後跟著一五五醫院的救護車，駛進郊外的火葬場后，火葬場早已經奉命做好了準備。兩名工人開了電爐，但不準許他們接近屍體。屍體由幾名軍人推進了焚屍爐。

時間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凌晨三時。 劉少奇的生日是十一月二十四日。還差十天，就是他的七十一歲誕辰。他沒有活到七十一歲生日。

當日由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開封八一七二部隊政治保衛處處長張金貴填寫的「火化申請單」上的各項欄目內容是：
　　姓名：劉衛黃；
　　性別：男；
　　年齡：七十一；　　
　民族：漢；
　　籍貫：湖南；
　　死者職業：無業；
　　死亡原因：病死；
　　火化日期：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四日０時
　　骨灰存理：存你處骨灰盒編號：
　　二三一申請人姓名：劉原；性別：
　　男與死者關係：父子；
　　申請人住址：八一七二部隊
登記日期：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申請人簽名蓋章：劉原。

哎 ， 做 人 要 但 求 無 愧 於 心 ， 舉 頭  三 尺 有 神 靈 。 正 所 謂 剃 人 頭 者 ， 人 亦 剃 其 頭 。
苦 海 無 邊 ， 回 頭 是 岸 。 解 脫 了 ， 也 是 安 息 了 。
願 所 有 的 無 辜 死 難 者 們 都 能 夠 得 到 安 息 ！
以 史 為 鑒 ， 願 祖 國 再 沒 有 災 難 ， 永 遠 繁 榮 富 強 ！

慘啊！

劉少奇在開封的最後日子

師振德

　　1969年11月17日上午10點鐘的時候，教導員通知讓我跑步上院長辦公樓。隨後幾個醫生護士都過來了。院長說：軍里給我們一個特殊任務，我們醫院選派你們去接受任務，家裡的事你們不要管，你們只帶牙具、換洗衣服，其他什麼都不準帶，紙條也不能帶。我們就回家拿了東西，一輛上海鳳凰轎車把我們拉到西院。這時候叫我們上樓，我坐在西邊的沙發上。當時軍里王景春副政委問：你們都是黨員吧？我說不是，石斌也說不是。他說不是沒關係，以後爭取。接下去他說：同志們沒想到吧，劉少奇要來開封了，派我們去執行這次特別任務，也就是說，要保證他的人身安全，保證他的生活，誰走漏消息，殺誰的頭，黨員開除黨籍，你就是見著親人，見著什麼人都不準說；讓張院長領著你們，可能是開封，也可能是別的很遠的地方。然後他看看錶，說你們吃飯吧，吃完飯就走。我們坐上車，轉了轉，一看就到了北土街這裡。警衛連的戰士正在打掃衛生。我們一來趕緊脫了衣服也參加打掃。晚上7點的時候，一切才算就緒。院長叫廚房開飯，吃完了回房裡休息。

　　大概在9點鐘之前，保衛處長張金貴通知我隨他到機場接人。我坐上一輛救護車，他坐上一輛上海轎車，出新開門往南一直到開封機場。到機場僅3分鐘，從北方來了架飛機。飛機上面有紅燈。天空比較灰暗，陰沉沉的。這時候，從機場西邊來了一輛轎車，燈光很亮，是一輛蘇式伏爾加轎車，淡青色的，下來河南軍區政委王新。飛機停下來，從上面走下一個人，就是專案組副組長老邢。他們在一塊接頭后，我們的張院長通知我說：振德，上去抬人。我就上去了。其他還有幾個人，都不太認識。上去了以後，一看機艙裡面，少奇同志在那裡躺著，護送人員在給他換被子。他蓋的是醬紫色的毛巾被，這時換上粉紅色的棉被。在換被子的時候，我發現少奇同志沒有穿衣服，鼻子里插一個鼻飼管。換了被子，我就在後面抬，因為當時我年輕力壯，我抬後面，旁邊一些人抬前邊。擱在救護車上放穩以後，我們和北京來的醫護人員同車出了飛機場。下車的時候，我抬在前面，走小院門進屋。放好了以後，北京的醫務人員和開封醫療組的劉醫生，讓我負責內務。又從醫院調來常文秀等三個護士。北京來的同志一個姓曹，一個姓紀，他們向我們交代少奇同志的生活、治療和飲食等方面的情況。

　　少奇當時是鼻飼，比如雞蛋湯、雞肉湯、豆漿、牛奶都是從鼻子灌食。還寫了一個飲食單，每天按照這個，定量是五頓。三四天、四五天剪一次指甲，天天給他洗洗腳、梳梳頭。

　　少奇同志到這以後，沒有說過一句話。我們過來他眼睛瞅瞅就閉上，面容很自然。

　　治療是由劉主任按照北京的治療方案治療，我們在這裡又給他增加了一些抗菌素。他有肺炎，有糖尿病。這些病都按照病情治療。

　　因為機艙溫度高，少奇同志來這第二天就受涼感冒了，體溫比較高，來這后就輸液打針。北京的兩位同志在這留了一個星期，我們的同志熟悉了以後才走。走了以後，從警衛連又挑選了六個戰士參加監護。

　　少奇同志去世那天，我是早晨4點鐘起的床，過來一看，很多人正在搶救。當時搶救我在是在，但來得晚，因為我不是搞護理醫療的。呼吸停止5分鐘還不行就終止搶救了。院長請示回來說，你們清潔遺體吧。我和曹文秀在這清潔遺體，洗洗澡，凈凈面。然後在這照相，又在走廊照，是院長照的。

　　後來火化我也去了。出發是在夜間，很晚了。我和六個戰士抬遺體。六個戰士分兩邊，我在前面引導。當遺體抬到前院中間的時候，老邢命令停止，原地放下，交給我一塊大三角巾，說把臉蒙著。我接過三角巾，把遺體移過來，把三角巾往上一擱。當時開來一輛大六九車。我上了車，戰士把擔架遞給我，我把擔架放穩。戰士上來，我從前面車樓跳下來，轉過來一看，少奇同志的腿稍微露出了一點，我拉上布蓋好。前面引導車坐著老邢、李衛士長、我們的院長。

　　到了火葬場，我先下來等著。院長先辦手續，辦完手續一擺手，我就命令戰士把遺體抬下來。抬遺體的時候，我發現有一個穿白大褂的在這噴灑藥水，可能是我們院長派人噴灑的。我們把遺體抬到火化爐前。這時過來一個人，也就30多歲，把火化爐打開。我托著擔架前面，六個戰士拉著褥子托著，慢慢擱在傳送車上。火化完了我們就回來了，大概是凌晨1點多。

　　（師振德，原解放軍155醫院工作人員）

[ 本帖最後由 愛華 於 2007-1-31 05:04 編輯 ]

繼《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紅牆醫生》、《紅牆警衛》「紅牆三部曲」之後，紀實作家王凡、東平新近力推的又一部親歷者口述著作《我在不尋常年代的特別經歷》。書中的十位講述者或曾親歷重大歷史事件，或曾與歷史風雲人物近距離接觸。其中包括紅牆內的女護士長馬曉先、中南海的工程師田恆貴、毛澤東的秘書兼英文「老師」林克……他們經歷了一個怎樣的「不尋常年代」和「特別經歷」？這種大歷史中的小人物的講述，值得我們深思，從中體現的大事件中的小細節，大人物的小故事頗堪回味。

作為護士，初進中南海「文化大革命」初期，馬曉先和北京醫院的部分醫生、護士，突然被指派進駐中南海。據說是周恩來親自給北京醫院的院長打電話，提出組織醫務小組進中南海。她記得那一天是1968年的2月17日下午。

進中南海以後，馬曉先他們就到了國務院辦公區東邊的原中南海門診部。從這以後，他們就在一層醫療門診，在樓上住宿。門診部對面是座工字形的樓房，周恩來原來的秘書顧明、毛澤東的老衛士賀清華、周恩來的衛士長成元功等都曾住在那裡，後來他們都搬走了，馬曉先他們就住進了工字樓。


剛住進中南海的時候，馬曉先說她的感覺特別好。因為還是單身的她就住在門診部里，幾乎不出中南海的大門，一道紅牆阻隔了外面的喧騰，裡面就顯得分外的清靜。

一進中南海的時候，門診部就九個人，後來陸續又來了一些人，最多時有十幾個人。這個小集體內部特別團結，彼此之間像是一家人。「雖然當時文化大革命已處於高潮，社會上一片混亂，但我們剛進中南海時，因為門診部內部不搞運動，真有點世外桃源的感覺。每追憶起我們小集體那段時期的生活，就覺得特別美好。」馬曉先這樣說。

馬曉先說她從這一進中南海，就再沒有出來，直至她退休。當時進去的護士只有三人，卻把中南海里所有領導的醫療保健方面的護理工作全管起來了。因為當時周恩來總理的工作最為忙碌，所以姚軍、許奉生就固定在周恩來那裡，一人一天倒班照顧。而其餘在中南海內的領導人的護理工作，就全由馬曉先一人包了。

當時還在中南海內的領導人主要有劉少奇、朱德、董必武、陶鑄、陳毅、李富春、李先念。沒過多久，鄧小平、董必武的家就搬出了中南海，雖說不在中南海了，但涉及他們治療護理的事，也都還是由馬曉先承擔。

福祿居內，劉少奇病魔纏身

在進入中南海半年多以後，馬曉先參與護理的另一個重要人物，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在馬曉先他們進中南海以前，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已經被拘捕，繼而被關進秦城監獄；他的孩子也被強行遷出中南海。劉少奇本人還住在中南海福祿居自家院子里，但已處於軟禁的狀態。

處於軟禁中的劉少奇，開始不斷地出現各種病症，這斷斷續續的病有肺炎、糖尿病、高血壓、植物神經紊亂等等。據當時的中央辦公廳警衛局的報告記載，到了1968年的4月份，劉少奇一度出現神志不清、表情獃滯、動作反常、站立不穩、腳步移動吃力、走路邁不開步子等癥狀。

進入夏天，劉少奇的病情更加惡化，由氣管炎急性發作，轉為支氣管肺炎。在7月11日到14日這幾天，他的病情已發展到非常嚴重的地步，經過搶救才脫離了危險。但此後的病情一直不穩定，多次反覆，從7月到10月之間，僅大的反覆就出現過五次。

馬曉先說，她被派到劉少奇身邊參加護理工作，是在10月初。此前，她對劉少奇的病一度很嚴重並不是很清楚，也不知道曾對劉少奇進行過怎樣的救治。有關劉少奇的病情，她是到劉少奇身邊后，通過以往的病歷記載了解的。

在接受這項特殊任務的時候，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中央警衛團政委楊德中，和即將被派到劉少奇身邊從事醫療護理工作的卞志強大夫談了話。楊德中交代說：你們要盡職地做好劉少奇的醫療保健工作，說這是中央的精神。

和馬曉先同時被派到劉少奇身邊的，除了中南海門診部主任卞志強大夫外，還有中央警衛團團部的一個叫李留壯的醫生，加上馬曉先共三個人。馬曉先還記得第一次進福祿居時留下的印象，院子里有一個大草坪，特別漂亮。

然而過了草坪，走進劉少奇的住處，就是另一番情景了。小院里貼滿了大字報，走廊里也掛著大字報，窗戶的玻璃上也寫了標語和質問的文字，讓人分明地感到文化大革命的濃濃氣氛。看完大字報，他說「現在的形勢，小好」進入福祿居工作，馬曉先認識了劉少奇的廚師劉泰和師傅。她覺得劉師傅人挺好的，盡量想辦法給劉少奇做些合口的飯菜，但劉少奇已經完全沒有了胃口，幾乎吃不下什麼飯菜。為了保證劉少奇的營養，後來不得不採取鼻飼的方式灌注流質。

雖然由於病患和進食量少，劉少奇的身體十分虛弱，但在馬曉先他們剛去時和幾度搶救之後，劉少奇還能拄著拐杖在院子里散散步。每當他散步時，醫護人員和劉泰和都陪著他，跟在他後面一起走。院子里並不總是安寧的，有時有些中南海機關的人員也會來到院子里。

劉少奇經常是走走，就不動了，再走走，又不動了。有時，他就站在那裡，看貼在院子里的大字報。馬曉先記得有一次，劉少奇看見走廊的玻璃上寫了一句口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劉少奇用拐杖指著那行字，小聲嘀咕了一句說：「我不認為是這樣。」有人立即就追問他：「你認為不是大好，那你說現在的形勢是怎樣的？」劉少奇有些言不由衷地說：「是小好。」

那時，連劉少奇的房間里，也有「打倒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這樣的標語了，甚至有的標語把劉少奇的名字倒過來寫，並打上了叉字。劉少奇有時就會對著這樣的文字，駐步凝視良久，然後輕輕地無奈地搖搖頭。

自從進到中南海后，作為門診部主任的卞志強大夫，就一直告誡門診部的其他醫務人員：「組織上讓我們到中南海來，就是搞醫療保健工作，沒有別的任務。關於上層的鬥爭，我們也許會聽說一些，但並不很清楚。我們的具體服務對象，可能是『紅』的領導；也可能把你派到『黑』的領導那裡，但不管是『紅』的還是『黑』的，我們到那裡，就只管做好我們的業務工作。」

馬曉先到朱德家做護理工作時，朱德的處境已不是很好了，因為在中南海里，也能看到批判朱德的大字報。屬於馬曉先護理對象中的有些人，例如陶鑄等，已經被划入了「黑」的範疇，即使是像董必武等領導人，在當時也都不怎麼「紅」了。所以對被派到「黑」了的領導人身邊工作，她還是有一定思想準備的。

然而劉少奇的情況與其他「黑」了的領導人，還是有些區別的。劉少奇已經在中南海里遭受到面對面的批鬥，《人民日報》也已經陸續發表了一些一看就知道是針對劉少奇的批判文章，只不過沒有點名而已，劉少奇基本上已經被劃到毛主席的對立面去了，就差一個由中共中央名義的公開確認了，因此馬曉先他們對負責劉少奇的護理工作，也不可能沒有情緒上的不安，不引發一些負面的聯想，好在她逐漸地適應了。

病情危急時用的全是進口葯

馬曉先記得，她參與對劉少奇的護理工作初期，劉少奇的身體狀態已經非常不好了。在10月14日的《劉少奇病情報告》上，已經有了大致如下的文字：心臟有冠狀動脈疾病，腦血管有硬化及腦軟化，加上糖尿病，病情有可能突然惡化，今後如再發生嚴重反覆，即可能無法救治。這就是說，他已經瀕臨危險的邊緣。

當時常出現反覆的是劉少奇的支氣管肺炎，一旦發作就處於高燒狀態。每逢出現這種情況，馬曉先他們就分外地忙碌和緊張。因為倘若控制不住，劉少奇的病情將更加惡化。在馬曉先的記憶里，還有過從北京醫院等醫院請專家到福祿居里會診搶救的印象。

馬曉先說在給劉少奇進行救治的過程中，醫務人員還是竭盡全力的。遵循了醫務工作者的道德準則，遵循了人道主義精神，對劉少奇的治療和護理是積極認真和負責的。當時為劉少奇成立了最好的搶救組，還從空軍總院、陸軍總院請來了呼吸科的專家會診。

馬曉先參與了護理工作，包括給劉少奇打針和喂葯等。她清晰地記得當時醫生給劉少奇開的葯，都是最好的。針劑和服用的葯，都是進口的，抗生素葯一片十幾塊錢，相當於那時一個中等收入水平的人一個月的生活費，所用的針劑也是十分昂貴的。這些藥用下去以後，能夠比較快地把支氣管肺炎和高燒控制下來。

過了一段時間以後，中央警衛團的李留壯醫生就被調走了，卞志強和馬曉先感到僅由兩個人照顧劉少奇人手有些不夠，有關方面就又從中國人民解放軍301醫院調來了黃宛大夫。黃宛大夫是國內著名的心內科專家，他在醫術上是很有經驗的，而且曾經多次參加過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會診。

雖然，那個時候領導上一再說：「不管怎樣，不管是『紅』的『黑』的，我們只做好我們的工作。」但真把你派到所謂的「黑」的那裡，你的思想就不可能不感覺到壓力重重，許多事如何處置，要特別謹慎小心，如履薄冰。

而且當時劉少奇的生命也處於比較脆弱的狀態，病情反覆，搶救起來又不分白天黑夜，所以黃宛大夫常常睡不好覺，要靠安眠藥的作用才能入睡。有時候，工作得比較晚，他就先吃了安眠藥再去吃飯，吃完飯正好藥效上來，可以更充分地休息一下。

馬曉先說：「我們當時特別能理解他們那種在巨大精神壓力下工作的心理，其實我們當初何嘗不是如此，我們也沒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種激烈鬥爭的情況啊！實際上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我們的心理始終處在很大的壓力下，老是心情緊張。即使是在『紅』的身邊，也不是那麼舒暢。像後來的護士小周在江青身邊，江青老找麻煩，使她受到迫害，我們看在眼裡能不緊張嗎？而且在十年的過程中，又有多少個由『紅』變『黑』，又由『黑』變『紅』的？在那種動蕩的歷史環境中，老處於那種不安的心緒下，人的各種生理狀態就不可能正常，所以你看我們這些搞保健的，不管是醫生還是護士，沒有一個胖的，主要原因就在這兒。」

在河南逝世

黃宛大夫來的時候，帶了兩個護士，他們來實際上就是接替卞志強、馬曉先，負責此後劉少奇的醫療保健工作的。經過一段交接，馬曉先他們就離開了。那兩位護士，後來一直護理到把劉少奇送到河南開封。從開封回北京后，她們就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305醫院。

馬曉先回憶說：在和黃宛大夫他們交接時，劉少奇的病情已有所好轉，面色好看了，甚至有些頭髮也漸漸變黑了。當時到劉少奇身邊工作過的大夫，像卞志強、顧英奇等幾位，都是長期從事領袖保健工作的。他們非常有經驗，也知道如何進行自我保護。

因此，在他們擔負劉少奇的醫療工作期間，每天是如何進行醫療護理的，都作了詳細記錄。例如每天的情況怎樣，有什麼異常，是怎樣診斷的，怎樣處治的，用的什麼葯，病人用藥后的反應，都一一作了文字的記錄。

當治療顯示了一定的效果，病情有所好轉了，他們就馬上給劉少奇拍了照片，這實際上也是出於謹慎的考慮，留下一個直觀的證明。馬曉先推測說，他們當年記錄下來的這份文字東西，應該保存下來了。「這份文字記載可以說明我們當時在劉少奇身邊，是遵循了醫務工作者的道德準則，遵循了人道主義精神，對患者進行積極認真負責的治療的。」馬曉先雖然不知道劉少奇離開北京去開封時的病情，以及在路途中發生了怎樣的情況，但她相信北京的這些大夫和護士，都是會全力以赴地對劉少奇進行診治和護理的。她推測劉少奇到河南，突然病情就轉向惡化，不久就去世了，大概和他的心情有關。離開北京離開中南海，預示著一位政治家最重要的政治生命從此完結了，又和家人徹底隔絕了；從北京跟去的醫生、護士，到河南后工作一交接也走了。他身邊一個熟悉的人都沒有，又圈在一個很小的院子里，封閉的兩層樓使院子更顯得狹促，這可能導致他心情急劇惡化。

根據有關資料的記載，馬曉先對醫生、護士們的理解和推想，是比較準確的。處於重病中的劉少奇，由於從北京到開封的「途中顛簸受涼，到達開封后病情進一步加重。10月24日、31日，劉少奇的支氣管肺炎等病症兩次發作，經隨同前來的醫護人員救治后脫險……」

但就在「劉少奇病情尚未穩定的情況下，從北京來的人包括醫生、護士在11月6日全部奉命返回。劉少奇的監護、醫療工作移交給當地駐軍負責」。11月10日，當劉少奇的病再次發作時，進行搶救的只剩下當地的醫務人員，他們也採取了相應的救治措施，但劉少奇的心臟還是於11月12日早晨6時45分停止了跳動。

[ 本帖最後由 愛華 於 2007-1-31 05:02 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