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路縱論

作者：袁偉時
　　紀念鄧小平南方講話十五周年
　　中國之路之結篇縱論
　　十五年前小平南方談話，推動了中國巨變。當時，蘇聯瓦解和東歐各國劇變的衝擊與89風波的餘震交纏，中國向何處去？眾說紛紜。小平以自己的威望和智慧，澄清思想混亂，幫助領導者抓住了歷史機遇，功勛卓著，有目共睹。
　　這一歷史大事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經驗是：歷史機遇，稍縱即逝；唯有高遠的歷史眼光，方能燭幽知著；只有戰略家的胸懷，當機立斷，成熟了的改革要求才可能化為現實。就小平某些具體的意見而言，15年的實踐可能已經超越，而他觀察問題的方法、眼光和胸懷卻提供了永恆的啟示。
　　全球化和市場經濟爭論背後
　　參加WTO，融入全球化大潮，「按照國際慣例辦事」，建立和健全市場經濟制度，是富國利民的康庄大道。解決任何經濟問題都不應從這條大道上後退。這是小平留給我們的寶貴思想財富。
　　儘管一再申說「不搞爭論」，二十多年改革開放其實是在不斷爭論中前進的。牽動各方的問題歸納起來不外是：全球化和市場經濟究竟是魔鬼還是國家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把全球化和市場經濟視為妖魔的人們，他們憂心忡忡的理由主要有兩條：一是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二是中國在這個過程中已經成為國際資本的殖民地。與此相適應，他們力圖把反和平演變作為全國的中心任務或中心任務之一。隨著改革開放進程加快而來的中國經濟迅速上升和國際影響日益擴大，公正的觀察者都會承認這兩大憂慮是想當然的幻影。
　　這些幻覺從何而來？
　　首先是鬥爭哲學的烙印根深蒂固。他們腦子裡翻騰不息的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而忘掉了現代世界交往的基礎是經濟。海內外企業行為的基本驅動力都是利益最大化。各國政府和各種政治勢力確實會力圖介入企業逐利過程，但這只是局部性的，不可能改變當前國際經濟交往的基本性質是企業商業行為。
　　其次是沖不破蘇聯模式和西方左派理論的桎梏。蘇俄的革命和建設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理想主義者的悲壯探索，但不必諱言就其結局而言，它是一部漫長、殘酷的悲劇，無論在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領域，留給後人有太多的教訓和思考。一些反對改革開放的人們對此缺乏清醒的認識，自覺、不自覺地把他們的敗筆當做必須奉行的金科玉律。例如，在國際關係上以狹隘民族主義反對「世界主義」，輸出革命；在經濟領域實行計劃經濟、反對市場經濟，政府直接經營企業和壟斷市場；剝奪學術、思想和言論自由，亂批判，亂整人，並把這些看做是社會主義的基礎。
一些留洋歸來的新左派主要是美國左派的徒弟。他們的師傅在發達國家對統治者的批判，體現了對政治和經濟權力傲慢的抗議；他們原封不動地把那些理論肩挑背負搬到中國，則成了東施效顰。
　　鄧小平的觀察和分析顯示了他們無法企及的高度和歷史眼光。
　　怎麼看世界？中國錯過的機遇太多了。遠的不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德國在廢墟中崛起。上世紀60年代后我們起勁「破四舊」、「鬧革命」、「全面內戰」；亞洲四小龍卻在專心致志發展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這些機會我們都錯過了。小平語重心長地說：「現在，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發展比我們快，如果我們不發展或發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較就有問題了。」要不要「抓住時機，發展自己」再一次嚴峻地擺在中國人面前。
　　出路何在？要從端正思想方法入手。「時代不同了，任何一種僵化的思想和僵化的模式都不能解決問題。僵化會導致對抗。對立雙方都要考慮對方的利益，不能一廂情願」(《鄧小平年譜》第1313～1314頁)。經濟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閉關自守不行……開放不堅決不行」，要堅決「按照國際慣例辦事」，建設市場經濟制度，把中國融入世界。從歷史縱深去考察，這是17世紀以來中國人由於昧於世界大勢，抗拒全球化，抗拒市場經濟，因而一再與機遇擦身而過的悲慘教訓總結。他之所以能作出這樣的扭轉乾坤的決斷，在於實事求是的思維習慣讓他敢於如實認識世界，敢於排除鬥爭哲學的干擾，吸取各方智慧，運用自己的政治影響幫助領導者作出正確的決策。
　　為此要結束在姓資姓社這類問題上糾纏的狀況，他一針見血地揭露「左」的危害：「根深蒂固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67頁)
　　十五年過去，明目張膽反對市場經濟和融入世界的論調十分罕見了。但錯誤思潮沒有徹底消逝。一有風吹草動，「拿大帽子嚇唬人的」比比皆是。企業併購，修鐵路、核電站採用哪國技術等等，都被泛政治化，賣國、愛國帽子滿天飛。面對貧富差距擴大，三農問題嚴重……選擇什麼對策？計劃經濟那一套輕車熟路。
　　應該毫不含糊地肯定：參加WTO，融入全球化大潮，「按照國際慣例辦事」，建立和健全市場經濟制度，是富國利民的康庄大道。解決任何經濟問題都不應從這條大道上後退。這是小平留給我們的寶貴思想財富。
　　憲政需要戰略眼光和膽略
　　任何國家憲政的確立和完善，都是執政者和民間雙邊乃至多邊互動的過程。曙光在前，需要的是關懷祖國命運的仁人志士在各自的崗位上不息地耕耘，也需要鄧小平那樣的歷史眼光和胸懷。
　　小平留給後人的最大課題是政治體制改革。早在1986年，他就說：「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76頁)。20年過去，這一重任更是迫在眉睫。官員腐敗，市場局部失序，貧富差距擴大，創新能力缺失，四大難題如何破解，決定中國未來的面貌。這些都不是單靠加大原有體系內部措施的力度能夠妥善解決的。改革呼喚學習鄧小平當年的眼光和膽略。改革的中心是推行憲政制度。

　十五年來這個領域的巨大進步之一，就是憲政和憲法至上的觀念開始上升為主流話語。「法治國家」、「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以及保護私有財產等等寫進了憲法。國家領導人紛紛宣示憲法和憲政的重要性：胡錦濤說「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首先要依憲執政」，溫家寶說「治國者必先受治於法」。人們不能不激賞這些觀念的明確和正確。
　　憲政的基礎正在中華大地上生長。
　　憲政的核心是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權利；法治是保障公民權利的基本途徑。公民權利意識在覺醒，維護自己權利的渠道逐步開通。侵犯公民權利的事例俯拾皆是，但受害者不再沉默，找律師，找傳媒，找法院、人大、政協和政府機關；那些批評、揭露話語和訴狀體現的正是法治和反法治在博弈。
　　公民社會——民間組織是公民表達自己意願不可或缺的領地。十五年前，它還是學究們談經論道的話題和實際生活中的禁忌，今天已在各地勢不可遏地生長。
　　沒有違憲審查機制，就沒有真正的憲政，憲法不可能在司法體系中落實，違憲也無法得到正常的救濟。建立這一化解矛盾、維護公民權利重要機制的呼聲此呼彼應，它的誕生不可能再遙不可及。
　　從大清帝國1906年宣布「預備立憲」至今天，已經整整過去了一百年。任何國家憲政的確立和完善，都是執政者和民間雙邊乃至多邊互動的過程。曙光在前，需要的是關懷祖國命運的仁人志士在各自的崗位上不息地耕耘，也需要鄧小平那樣的歷史眼光和胸懷。
　　「文化主體性」夢醒何時？
　　在公民的價值範疇，一個無法逾越的前提是：要不要確立公民的自由觀念和獨立精神？如果不要，人的解放就會落空，中國的現代化也不可能完成。
　　改革是全面的，文化教育領域是重要的方面。23年前，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在15年前的南方談話中，他又重申：「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這些意見符合實際，是中國發展的康庄大道，給我們提供了觀察、判斷文化教育問題的正確視角。現代社會是多元的，公民有各種各樣的文化取向和主張，十分正常。問題是執掌文化教育權力的官員在尊重言論自由空間的同時，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
　　近年來「國學熱」在全國各地蔓延。這個熱潮高舉「愛國」大旗，彷佛誰敢對「國學」說半個不字，誰就是賣國胚子。其理論支柱則是所謂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主體性」。他們對行為藝術的精髓領會頗深，連續不斷以各種有趣的表演衝擊人們的眼球。
　　最新一幕是抨擊聖誕節。操刀者躲在幕後，把十位尚在攻讀博士學位的研究生推上前台，發表一篇題為《走出文化集體無意識，挺立中國文化主體性——我們對「耶誕節」問題的看法》的聲明。這篇邏輯混亂、不堪卒讀的文章，儘管也說上幾句「我們主張宗教寬容、尊重信仰自由，我們無意排斥『耶教』」之類的門面話，卻同一切狹隘民族主義者一樣，以揮舞政治大棒為看家本領。沒有必要苛責這些年輕學子，他們的學業尚未完成，即使是在別人起草的取向有誤的文章上簽名，也不過是小平所說「最大的失誤在教育」的側影。但是，他們認同的那些觀點恰恰與中國現代化事業的要求背道而馳，因此值得認真分析。
這個聲明說：「歷史和現實還告訴我們，『耶教』在中國的傳播與泛濫，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文化問題和宗教問題，同時也是西洋國家『軟力量』在中國的滲透與擴張。……我們認為，有必要從國家安全和文化安全的角度深刻反思中國的『耶教』問題。」接著提出五條建議，努力消減聖誕節的影響，核心是：「積極推動儒教的重建與復興」；「回歸傳統，承續斯文……重建中國人的信仰體系和意義世界。」
　　首先應該問一問：怎樣的文化狀況叫做「安全」？按照聲明的意見，把儒學奉為鎮國之寶，天下自然太平。可是，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大清帝國的制度建構和意識形態，都是以儒家思想為圭臬的，到頭來卻只落得山河破碎，哪裡有什麼安全？
　　聲明對正常宗教傳播的種種非議，完全是19世紀頑固分子的心態。文化是全人類的共同財產。19世紀以來，中國社會轉型所以一再延誤，關鍵在於夜郎自大，不願睜開眼睛看世界，不願吸收世界先進文化，從而不能為改革本國落後的社會制度奠立堅實的知識基礎。動輒說選擇外來文化和外來宗教就會危及「國家安全」和什麼「文化安全」，不過是文化專制主義的表現。正在攻讀博士學位的年輕人，竟然為如此輕率的言論背書，實在令人惋惜。這一現象後面體現的大學通識教育的失敗，值得認真檢討。
　　最蠱惑人心的莫過於高喊：「挺立中國文化主體性，重建中國人的生命世界和意義世界。」
　　在公民的價值範疇，一個無法逾越的前提是：要不要確立公民的自由觀念和獨立精神？如果不要，人的解放就會落空，中國的現代化也不可能完成。如果要，按照陳寅恪教授的研究，三綱六紀(六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架構。這恰恰與公民個人的自由和獨立格格不入。
　　在公共生活中，文化最大的載體是教育。這裡怎樣體現「文化主體性」？
　　科學技術沒有國界，在課堂上教授「中國的」數理化等學科，豈非痴人說夢！
　　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又如何？只要稱得上是學術的結論，就必須禁得起各國學者反覆檢驗和證偽。即使是研究中國的學問，也沒有給民族主義者留下滿盤滿缽的美食。西方的漢學研究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今天，中國研究更成了許多國家常見的項目。從中國各個時期的歷史、思想文化到今日的方方面面，海內外都有許多學者在辛勤探索。任何中國學者只能在和海內外同行自由、平等地交流乃至辯論中顯示自己的功力；成果真假、是非和水平高低都不是中國某個「權威」或某個機關可以說了算的。
　　還應指出，一些人把自己打扮成「國學」的護法，是十分滑稽的僭妄。中國傳統文化是人類的重要財富，擺脫文化專制主義的摧殘，它的研究和傳承必然日趨繁榮。但是，任何文化和學術只能在自由交流中發展，揮舞「文化主體性」和「文化安全」的大棒，只能把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和傳承再次推入死胡同。
　　與這個聲明相表裡，近年來，這些民族主義者在拚命推動讀經運動。
　　作為私人的愛好，如果有人願意用畢生精力把十三經讀得倒背如流，人們也應尊重他或她的個人自由。問題是他們鼓吹要把讀經納入國民教育系統，成為小學、中學的必修課。有些教育官員也被這些「專家」意見弄得暈頭暈腦，冀圖把他們的宏圖遠略付諸實施了。。
　　判斷此事的是非，必須學習鄧小平「三個面向」的高遠眼光。中國教育根本性缺陷一是負擔過重；二是以培養乖孩子為實際的指導思想，不適應建設現代化、充滿活力的法治國家的要求。國民教育是涉及數以億計公民和國家未來的大事，說現行教育拋棄了中國傳統文化，不過是別有用心的危言聳聽。國民教育階段光是語文課，就必須背誦200多篇優秀的中外名篇，其中一半以上是中國古代的名篇。如果覺得這個分量不夠，應該經過慎重的調查研究，比較中外教育的得失，合理增減。更重要的是，我們的教育根本缺失何在，與先進國家的差距有多遠？什麼才是今天改革教育的急需？把讀經納入課程體系究竟是對症良藥還是摧殘靈性的毒藥？這些都需要真正教育家的眼光和系統研究才能作出正確的決策。任何匆促的決定，都不是對中國現代化事業負責任的態度。
　　小平離開我們十年了，偉人時代也結束了。改革者需要繼承他的歷史眼光和高遠的膽略，不要讓庸人的鼠目寸光延誤了歷史的進程。(作者為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
　　來源：南方報業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