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流利英文講中國故事 美國文壇有批華裔作家

環球時報  

　　最近幾年在美國，華裔文學的崛起引起了主流文學批評界的注意。據說美國的華裔作家數以千計，用英語寫作的至少有上百人。其中以哈金、裘小龍等為代表的上世紀80年代從中國內地去美國的新移民作家成績斐然，奇迹般地獲得了英語世界讀者的認同。

　　用英語寫作的華人作家

　　最早用英語寫作的華裔作家是上世紀初一位筆名為水仙花的女作家，其代表作《春香夫人》主要描寫中國血統的女子在西方的處境。到了上個世紀20年代，德齡公主因其特殊的身份，用英文寫的清宮秘史在西方大受歡迎。20年代後期，有蔣希曾描寫當時中國革命形勢的《中國紅》。30年代，林語堂名震一時，其英文小說《京華煙雲》、《風聲鶴唳》，折射了現代中國的重大變革。40年代初，黎錦揚寫了《花鼓歌》，被改編為舞台劇在百老匯上演。張愛玲、韓素音、聶華苓等也都寫過英文小說。

　　華裔作家在美國文壇聲名鵲起，是在1976年湯婷婷發表《女戰士》之後。《女戰士》將中國神話、傳說和戲劇故事與實現美國夢的經歷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在美國和歐洲引起轟動。后成為駐華大使夫人的包柏漪的《春月》，則記述了中國一個家族的歷史。譚恩美1988年發表的《喜福會》也取材於自己家族的經歷，用母女針鋒相對的衝突，暗喻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任璧蓮1991年發表的長篇小說《典型的美國人》，其華裔主人公受過美國高等教育，樂於接受強勢話語，因而很快適應主流社會的遊戲規則。該書被譽為華裔作家描寫華人追求「美國夢」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1994年，閔安琪的自傳體長篇英文小說《紅杜鵑》問世，引起廣泛矚目。嚴歌苓則雙語齊下，中文寫小說，英文寫劇本，現在又開始用英文寫小說。哈金從1996年以《辭海》獲國際海明威獎到1999年以《等待》獲美國國家圖書獎，以及美國文學最大規模的獎項福克納小說獎，幾乎成了「得獎專業戶」。更有上世紀80年代末來到美國的詩人、翻譯家裘小龍，他於2000年6月推出的首部長篇英文推理小說《紅英之死》，相繼入圍愛倫·坡推理小說獎和白芮推理小說獎，並獲得世界推理小說大獎，被法國、義大利、日本、瑞典、丹麥、挪威等國翻譯出版。他的《外灘花園》、《忠字舞者》等均是英語世界的暢銷書。

　　用西方讀者能接受的方式再現中國

　　如果說以湯婷婷、譚恩美、任璧蓮等為代表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中國移民作家，主要是用英文寫在美華人的故事，那麼以哈金、裘小龍等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則是寫當代中國的人物、當代中國的故事，表現的是一個完全沒有英語語境的世界。

　　裘小龍認為，自己用英文寫的小說能獲獎，一半是因為他注意到了西方人的閱讀口味，另一半就是因為從小浸染在東方文化里。他再三強調「寫作時必須意識到特定的文化讀者群的需要」。嚴歌苓說：「外國人對中國作家普遍的反映就是多愁善感，遣詞造句抒情太多。你認為非常感動，很可能到美國文化中就是太過分的多愁善感。」這就不難解釋，像哈金那樣的簡練、冷峻、不露聲色的創作語言，為什麼能征服美國寫作界。

　　《等待》講述軍醫孔林要和纏足的鄉下妻子離婚，娶一位「現代」女性———醫院裡的護士長曼娜，結果等待了18年才如願以償。而此時曼娜已患上不治之症，孔林又要求髮妻等他。旅英學者趙毅衡認為，哈金寫的不是離婚，而是中國人「過分的忍耐」。哈金其他小說中的男人也和孔林一樣，幾乎都沒有閃光激越的品質，也不具備愛的能力，但總能將平庸、乏味的生活過下去。我國英美文學學者朱虹指出，西方讀者想當然地把《等待》看作是寫中國的作品。其實哈金寫的首先是一個人的故事。這樣的故事可以在中國發生，也可以在外國發生，是具有普遍意義的。

　　與哈金相反，裘小龍在《紅英之死》和《忠字舞者》中塑造的刑警隊長陳超，卻是一位時尚人物———他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年輕英俊，既是黨員又是詩人，還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在官場、職場、情場都遊刃有餘。在破案過程中，陳探長還不忘精神和物質的雙重享受：讀李商隱、吃大蟹、說英語、下舞池……

　　對於西方讀者來說，陳探長不失為是一個全新的人物形象。如作者所說，西方對中國的介紹，時間上不是上世紀30年代，就是文化大革命，人物不是偏僻鄉間的農民，就是紅衛兵，因此他想到要寫一部關於當代中國的書，作品裡面的主人公不同於西方讀者所習慣看到的，並能觸及到中國社會在轉型期的一

　　些深層文化問題。《芝加哥論壇報》的評論讚揚裘小龍讓西方讀者進入了一個「可從美國人的角度看到的更商業化、更現代的中國」。

　　不過裘小龍再現中國的方式終歸還是以西方讀者能接受為前提的。東方情調這張牌自然要打。裘小龍作為一位詩人，註定能將這張牌打得恰到好處，中國古典詩歌、典故等穿插在現代懸念故事之中，幾乎每一章都要抖一些出來，還不煩人，這很不容易。比如：「他聽到的是蟹吐出的泡沫，用泡沫在黑暗中互相濕潤」，分明是從「相濡以沫」的典故中化出。「反英雄」是另外一張牌，陳探長頗有點007的味道。在破案過程中，他見到漂亮的女性也動情，和同事的妻子跳舞也有感覺。陳探長處理感情的方式也比較西化，該分手就分手，和過去的戀人見面也不壓抑自己。在現實生活中，中國的警官能有這麼「瀟灑」嗎？我們不禁要問。

　　為何選擇用英文寫作

　　移民作家首先面對的是語言問題。作為老一輩的華人英語作家，黎錦揚曾告誡年輕人：「要打入國際文藝主流，必須用英文寫作，或將作品譯成英文。」從「邊緣」走向「中心」，似乎是移民作家選擇用英文寫作的動因。

　　但裘小龍說一點兒也沒想到自己後來會用英文寫作，他說是「陰錯陽差」，另外也有消除英語讀者對中國的誤解的想法。而哈金坦言他是「走投無路，要謀生才投身英文寫作」的。「我在中國沒有聽眾，對我而言，選擇用英文來寫作，意味著一項艱苦的勞動，當然，也意味著一種新的自由」。

　　嚴歌苓認為進入英文狀態並不難，最大的難度是文化。裘小龍也談到，有些歷史背景對中文讀者來說相當熟悉，英文讀者理解起來就有很大的困難，作者得通過這樣或那樣的辦法解決。比如紅英是一個工人勞模，而美國讀者一般不知道勞模是怎麼回事，他就通過書中人物的對話很自然地作了介紹。當然，譯成英文的中國古典詩詞會顯得有些怪異，如李商隱的詩：「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竟成了「相見很難，分離也很難，東風無力，百花衰敗」(It is hard to meet，but hard to part too，the east wind languid，hundreds of flowers wasted)，不過美國讀者還是能解其意的。

　　哈金說，他曾擔心用英文寫作會被人看作「賣國賊」，我們自然沒有必要這麼罵他們。不過，我們也沒有必要特別為之驕傲。用一種正常的心態，像看奈保爾、石黑一雄等外國移民作家一樣來看哈金、裘小龍等華人作家的創作，相信中國讀者應該有自己的判斷力。

　　我們還可以借用哈金的一句話：語言不是關鍵，眼界才是關鍵。(周曉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