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爾一直到晚年仍對此耿耿於懷,指責沒有從義大利乘勝北進,使「在義大利的盟軍已失去掉了在俄國人之前到達維也納的可能性,失掉了『到達維也納以後可能得到的一切……』」 。他下結論說「除了在希臘,我們影響東南歐解放的軍事威力失去了大好機會」,[34]「這在這戰爭導向上是一個錯誤,即使沒有採取以上方案而最終取得勝利也不能作為辯解之詞」。[35]丘吉爾可能已經意識到,大英帝國及歐洲霸權的掘墓人,並不是共產主義的蘇聯,而恰恰是反對共產主義卻又覬覦世界霸主地位的「民主」的美國。對此,還是美國人自己看得明白,說得明白。就在二戰快要結束的時候,美國駐歐洲記者霍德華·史密斯(Howard K. Smith)站在易北河畔,眺望對岸的俄軍,發現「新俄國」進入歐洲太深了。然而他再看看地圖,又進一步發現「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自二戰爆發以來,擴張得最厲害的還不是俄國,而是美國。「從邊境算起,俄國的統治新範圍擴增600英里,而美國則是7000英里」。[36]美國作家沃爾特· 拉塞爾·米德在《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更進一步認為:「英國的崩潰,至少部分上是美國造成的,而且是故意造成的。」[37] 凱恩斯傳記《為英國而戰》的作者斯基德爾斯基認為:「決心已下的美國人努力運用二戰的機遇來摧毀英國。」[38]
二戰結束和雅爾塔體系的建立敲響了大英帝國和歐洲霸權的喪鐘。1945年喬治 ? C ? 馬歇爾在五角大樓的告別演說,繼而,1947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演說中表露出對美國削弱歐洲戰略成功的喜悅及戰後美國的全球報負,他告訴美國人應該了解他們的歷史,了解他們同其他國家的關係,了解美國在世界上的新地位。美國應該擔當起一個世界強國的責任,美國對外政策的視野,再也不能局限於美洲了,而應以全球作為美國利益的著眼點。[39]這句話的潛台詞就是,我們不應忘記歐洲壓迫美國的歷史和政治關係,現在這種歷史和關係已經倒置,今後美國應有從歐洲手中接過世界霸權之棒的報負並「以全球作為美國利益的著眼點」。
實力邏輯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外交哲學的核心,而通過國家間的力量均勢制衡而不是消滅對手國家,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治理世界經驗中最高智慧和最精髓的部分。但並不是每個盎格魯—撒克遜人都能理解英國人留下的這份遺產的歷史意義。記得在德國即將滅亡,歐洲戰場即將勝利的前夕,美國陸軍上將巴頓(George Smith Patten ,1885-1945)曾想進一步挑起事端,攻打蘇聯,從而將即將來臨的兩個陣營的衝突消滅在起始階段。艾森豪威爾對此堅決反對。這是因為巴頓將軍只知道軍事戰略,而不懂得國家政治大戰略。對當時的美國而言,大戰略考慮的是建立一個戰後便於美國控制的大國相互制衡的世界體系。如果美國真是採納了巴頓的建議,那戰後美國就會很快直接面臨著一個不受牽制的因而是強大的並讓北美洲再次感到戰略壓力的歐洲。如果美國人把蘇聯打下去的話,那美國就整個成了歐洲人的戰爭打工仔,這對美國沒有多少好處。艾森豪威爾深悟老英國均勢政策的要義,懂得世界治理的要義在於大國制衡,因而不可能支持巴頓的莽撞之舉。但話又說回來,這事如果在放在現在小布希時期,備不住小布希就會採納巴頓的建議。如果是那樣的話,現在歐洲一體化並向美國叫板的形勢,就會提前半個世紀。前面我說過,現在美國人的戰略能力嚴重下降。現在的小布希與其說是政治家不如說他是巴頓式的軍人,其政治智力已遠遜於其父。海灣戰爭時,老布希救下科威特以後,他就鳴金收兵。理由很簡單,如果把薩達姆打下來換成新政權,美國就沒有理由繼續駐紮在科威特和沙特,那樣的話,就沒有美國的事了,就該班師回朝了。這不是美國解放科威特的目的。老布希有意將薩達姆留著,只要薩達姆在,科威特就總得抱緊美國的腿,依賴美國。這還是老英國治理世界的經驗的成功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