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派任職問題引關注 現有制度下難任正職

　 2007年01月18日11:05 　 南方周末　

在中國，民主黨派的任職問題令人關注。



2006年11月29日，《人民日報》刊發《關於鞏固和擴大新世紀新階段統一戰線的意見》，這份文件稱，要照顧同盟者利益。


外界有觀點認為，「照顧同盟者利益」是近年來首次提出。


事實上，這一政策還沒有在更高層次上發酵，但歲末年初，京滬兩地同時有關於黨外人士任職的新聞發出，還是一個政治信號。


本報記者採訪有關人士，希望能為讀者還原一個獨特政治群落的從政軌跡。


「『照顧』黨外幹部符合執政黨利益」


2007年元旦前一周，北京市委黨校，一批中共黨外幹部集中接受一個星期的崗前培訓。


給他們講課的有北京市統戰部部長和黨校教師，內容包括北京市「十一五規劃」，以及半天的和諧社會理論報告等。


這些中共黨外幹部進入政府實職序列，得益於北京市不久前結束的公開選拔副局級幹部活動。


42歲的王榮彬是幸運者，目前，他已開始到北京市科學技術委員會上班，成為該委員會惟一非中共身份的副主任。


在2006年的公開選拔中，此前負責民盟中央信息中心工作的王榮彬等8名非中共幹部脫穎而出。


這次公選一開始就受到關註：16個崗位公開招聘，其中的10個崗位要求參選者必須是非中共黨員。


如此大幅度對黨外人士傾斜在近年來還屬少見。


此次公開選拔在一周時間裡就吸引了694人報名，近一半屬自薦參與，媒體用「火爆」形容報名現場的氣氛。


王榮彬說自己是「組織(民盟)推薦」的，「民盟中央非常關注這次公選」。此次公選，其他民主黨派也非常重視。


九三學社北京市委《情況彙報》稱，他們得知公選消息后，馬上對黨內副處級以上人員進行了篩選，推薦了11人報名，是「所有民主黨派中報名最多的」。


筆試、面試過後，有26人進入職位考察，其中14人獲得任命，8名黨外幹部中有5位為民主黨派人士，除民盟的王榮彬外，民進、民建也各有一人入選；九三學社有兩人。


2006年10月，《北京日報》消息稱，全市有局級黨外領導幹部98名，處級領導幹部2064名，黨外代表人士的實職安排「達到了歷史最好水平」。


如果從大的背景看，2005年頒布的公務員法，將民主黨派機關工作人員也列為公務員。自上世紀50年代起，民主黨派機構從人事到經費開始逐漸機關化。


在九三學社中央顧問洪紱曾看來，「照顧」黨外幹部也符合執政黨的利益，「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對中國政治制度的健全，有利於共產黨的建設和發展。」


民進中央副主席王佐書認為，黨外幹部的一個優點是聯繫面廣，而且「群眾願意和黨外人士談些實事，能反映一些真實情況」。


從政軌跡


1997年，正在武漢大學做博士后研究的王榮彬經導師介紹，試著填了一張表格，兩個月後，他得知自己已經成為民盟盟員。


「當時的想法就是多交朋友。」博士后研究結束后，王擔任了北京天文館副館長，此時王榮彬才接受「入盟教育」，對民盟有了一些了解。


在民主黨派高度集中的北京，具有博士學位的王榮彬很快就得到重用——擔任民盟西城區委副主委，併當選了兩屆區政協委員——王榮彬由此走上「參政議政」道路。


儘管當過政協委員，王榮彬仍覺得自己長期做學問，對政府實職「不熟悉」。


在北京市這次公選中，原本面向黨外人士的市文物局副局長和市工商聯副主席職務因「無合適任職人選」出現空缺。


對黨政機構運行不熟悉，往往是許多黨外幹部從政的障礙，因此，一些地方先要對擬選拔的黨外幹部做「政治安排」 。


2003年4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無黨派人士甄貞被聘為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甄貞曾在人大擔任 3年科研處副處長。


「有了台階，才能把她放到一定的位置上。」中國人民大學當代中國政黨研究中心主任周淑真說。


所謂「政治安排」，主要是指在一些政治組織或者群眾團體中擔任一定職務，比如擔任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或被聘任為政府參事、文史館館員等。


王佐書認為，「政治安排目的之一是為了全面培養民主黨派幹部，其中最優秀者可安排實職。」


王佐書曾任黑龍江省副省長，之前他曾擔任黑龍江省政協常委、省人大常委和全國政協委員。


如何培訓黨外幹部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原副院長甄小英說，對黨外幹部的選拔任用要與整個黨政幹部人事制度銜接——除了選拔和任用渠道，還包括後備幹部的培養。


民主黨派內部以及中國共產黨組織和統戰部門都建有專門的「後備幹部人才庫」。九三學社北京市委《情況彙報》稱，他們「建立擔任副處級以上和副局級以上人員信息庫，為及時向政府部門推薦實職做好了準備」。


「六年來培訓150多萬人次，數量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甄小英說。


中央統戰部部長劉延東擔任黨組書記的中央社會主義學院，被稱為民主黨派的「中央黨校」，用於培訓黨外幹部。


甄小英說，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會定期開辦「進修班」和「培訓班」，「培訓班」一般為3個月，一個月學習基本理論，包括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其餘兩個月學習「重點特色課」，包括「三論 」——統戰理論。中外政黨制度理論和參政黨建設理論；「兩史」——多黨合作史和民主黨派史；「兩觀」——馬克思主義民族觀和宗教觀。


此外，甄小英說，近年來他們加大了能力培訓力度，開設領導藝術、行政管理等課程。


2005年「中央5號文件」提出，「把選拔任用黨外幹部納入幹部隊伍建設、人才工作的總規劃」，「各級後備幹部隊伍中應有適當數量的黨外幹部」。


北京市每年選派10餘名黨外代表人士到區級政府部門、街道、企業掛職鍛煉，並將其「納入全市黨政幹部掛職鍛煉的統一渠道」。


掛職既是對實踐能力的鍛煉，也是對從政履歷的完善——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組織部門考察人才的重要因素。

黨外人士為何少有正職


「以前經常不是沒有渠道，而是找不到合適的人來用。」甄小英說。


負責向中央部門推薦人才的中央統戰部四局原副局長鬍治安，也一度感覺「缺人」。1990年民盟委員端木正擔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時年70歲。


與「政治安排」相比，擔任政府和司法機構實職，是更深層次的政治參與。


上世紀50年代，中國共產黨曾與各民主黨派共同協商，將各黨發展範圍進行重點分工。1983年又進一步重申，比如民建在經濟界，民盟在文教界，九三學社在科學技術界。屬重點分工範圍的一般佔70％左右，可以有30％的交叉空間。


這些重點分工領域基本也是對民主人士實職安排的重點範圍。


九三學社原副主席洪紱曾1989年起擔任兩屆農業部副部長，分管的工作是科技、教育、環保能源和農村區劃。


「黨外幹部能否發揮作用，關鍵在於黨組織(執政黨黨組織)。」在中央統戰部四局原副局長、從事統戰工作20多年的胡治安看來，黨政關係一直是困擾黨外幹部實職安排的體制問題——包括黨內幹部之間也如此，這也是黨外幹部極少安排正職的因素之一。


「原則上可以當正職。(但)在這個體制下，很不方便。」


黨委領導和集體領導是黨政機關的兩個原則性規定，王佐書曾任哈爾濱師範大學校長：「在重大問題上，黨委書記會與我先溝通，然後再召開黨委會議。」而擔任副省長后，作為副職，「要接受省委和省長的領導」。


「民主黨派可能業務搞得非常好，但他們不像中共幹部那樣有豐富的基層領導經驗，這方面還需要學習，不但要有政治頭腦，還要有哲學思維。」洪紱曾說。


2005年頒布的「中央5號文件」提出，「符合條件的可以擔任正職」，此舉被解讀為具有「破冰意義」。此次上海媒體報道，「符合條件的黨外幹部可以擔任政府部門領導班子的正職。」


此前民主黨派一般安排副職，有人士透露，民主黨派對此曾「有點意見」。


考察民主黨派從政過程，會發現「副職晉陞」的規律，也就是說從下一級副職直接升任上一級副職。


洪紱曾說，擔任正職的幹部，對政策理論水平要求很高，做業務出身的黨外幹部缺少相應的「台階」。


黨外人士競爭也很激烈


從副部長退下來之後，洪紱曾感受到各民主黨派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


高層領導人更希望聽到有見地的意見和建議，「過去是機關準備稿子，現在主席的講話稿都要大家討論，不要說一樣的話，要幫主席怎麼去貫徹中央的政策，怎麼提出新的思路。」洪紱曾說。


競爭體現在「誰的提案被中央採納的多」，也體現在「實職安排的數量」。


「以前黨外幹部多由組織來安排，現在有專門的渠道，有才幹的人可以脫穎而出。多幾個副省長，證明你這個黨實力增強了，我們也引以為榮。」


也有人說，民主黨派有時讓人覺得更像一個學術團體，而不是政治性組織。


洪紱曾認為，民主黨派也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素質。「確實有一段時間，我們的參政議政水平不高，人云亦云，缺乏主見。」


2006年7月，全國第20次統戰工作會議召開，中央統戰部部長劉延東提出要「加強黨外代表人士培養教育」， 「加大對重點人物培養的力度，下大力氣培養出一批各領域的代表性人物」。


黨外幹部對整個幹部隊伍的結構尤為重要，和一般幹部相比，他們身上更要體現「代表性」，王佐書說，「家庭背景、老中青、知識結構、地區等都要有代表性，在黨派內部，在統戰系統內部中，專業結構中，不同的場合要求有不同的代表性，不同層次有不同的代表性。」


1998年，王佐書擔任黑龍江省副省長。在該省六個黨派主委中，「我年齡比較小。」


一些人曾追求加入共產黨


1989年的14號文件提出：「對已在政府中擔任領導職務的黨外人士，要求加入我黨的，應加以勸說，在其任職期間，不吸收他們入黨。」


在那個年代，加入共產黨是許多民主黨派人士政治上的追求。


一些民主黨派，成員兼具中共身份曾是爭議焦點。「一般而言，我們不接納中共黨員加入民主黨派。」洪紱曾說。反過來，如果民主黨派成員加入中共，那也是因為「工作需要」。


一般在人民政協中，交叉黨員(既是中共黨員又是民主黨派黨員)按民主黨派成員對待(在計算委員常委中中共和非中共比例時)；而擔任各級領導職務，不能作為「非中共人士」安排。


民進舊版網站顯示，該黨中，中共交叉黨員佔4.8％。


從公開資料看，原民盟中央主席丁石孫，原台盟中央主席張克輝，現任致公黨中央主席羅豪才，都是中共黨員。


現任九三學社中央主席韓啟德，1995年加入九三學社，1997年加入共產黨。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既是民建成員也是中共黨員。


在新政權建立之前，歷史上許多民主黨派內部都有中共地下黨員，比如沙千里、胡愈之、郭沫若……1949年之後，也曾有民主黨派成員要求入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民革名譽主席宋慶齡，她的入黨願望直到臨終前才得以促成。


2005年10月26日，原國家副主席榮毅仁去世。有報道披露他1985年7月1日 「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 」。


2006年6月，《人民日報》也登載署名回憶文章，稱作為民建會員和民族工商業代表的榮毅仁，「他思想上早已入黨，不時用黨員標準要求自己，很早即被譽為『紅色資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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