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蘭性德：終古閑情歸落照

蘭的詞，意境哀惋，譚獻《復堂詞話》評之為「幽艷哀斷」，《詞苑萃評》中，顧梁汾也認為：「容若詞，一種凄惋處，令人不能卒讀。」

然而，我總覺得，他的這一懷凄惋，其實是情發無端。

性德生於康熙「聖明」之世，又出身豪門。其父明珠，官至大學士、太傅，是康熙初期的權相之一；性德本人，十六歲（一說二十二歲）中進士，即授三等侍衛，旋晉一等。他能文能武，康熙南北出巡，性德隨從左右，深得寵信。誰能相信，他僅活了三十一歲！他生病期間，皇上牽掛，御旨隨時要將性德病情上奏；他去世后，皇上思念、惋惜，欽囑相關人等，在性德的靈位前哭告邊關捷報。以此可想，其生前顯貴已達何等程度。

這樣一位「緇塵京國，烏衣門第」的貴公子，又身處「開國之初」的「康熙盛世」，卻有世事無常的興亡之嘆：「漢陵風雨，寒煙衰草，江山滿目興亡」、「須知今古事，棋枰勝負，翻覆如斯」，彷彿已預感到三百年後的「大清」末日似的；有失意之士的「不平」之鳴：「獨憔悴，斯人不免。袞袞門前題鳳客，竟居然、潤色朝家典」、「怪人間厚福，天公盡付痴兒呆女」；亦生不滿現實的「歸去來」之心：「身世悠悠何足問，冷笑置之而已」、「且乘間五湖料理，扁舟一葉」；《納蘭詞》中篇幅最多最傷心的是，咀嚼愛情的纏綿斷腸：「一般心事，兩樣愁情，猶記碧桃影里誓三生」、「迴廊一寸相思地，落月成孤倚。背燈和月就花陰，已是十年蹤跡十年心」。

不妨作這樣的設想，在現實生活的層面，以他的身份地位，所愛女子，不為難得；要「功成身退、歸隱山林」，仗康熙的垂愛和開明，亦有「准奏」的可能。世俗中人兀兀以求的一切，他均唾手可得，又何必自苦如此？

而我對納蘭的最初「好感」，正緣於他的這種「情發無端」。這世上的事，若總要尋個前因後果，來龍去脈，便落刻板窠臼，索然寡味。就說人人都要際遇的男女之愛吧，甲為什麼愛乙，乙為什麼愛丙，根本沒有絕對的理由可言。也正是這種不確定性和神秘性，才構成了大千世界的生動，才不致使我們的心靈乾涸。

當然，「情發無端」亦有不及「情發有端」處。世人愛把性德與晏小山、李重光相比，這一比，倒生另一層意味。

晏幾道與性德，他們同是出身相門，同樣才華橫溢，同是寫情詞的高手。但一個履盛處豐、炙手可熱，一個落魄蹭蹬，衣食難保。性德的生前友人顧貞觀曾說：「吾友容若，其門地才華直越晏小山而上之，欲盡招海內詞人，畢出其奇遠。方VV漸有應者而天奪之年，未幾輒風流雲散。」顧貞觀把性德的「大業未成」，歸咎於「天奪之年」，況周頤《薰風詞話》也有更明確的說法。我以為非也。年齡的因素固為一方面，但自古並非「成大業者」均到晚年。主要的，他沒有小晏的「切膚之痛」，少一層現實生活的壓迫。就情詞一面說，他寫不出小晏的酸楚：「羅衣著破前香在，舊意誰教改」；寫不出小晏的落拓不羈：「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也寫不出「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照，猶恐相逢是夢中」，徹骨的「別」與消魂的「聚」。物質的困窘，世態的炎涼，對於真正的叛逆者的心靈，如黑雲壓城，非激發電閃雷鳴不可。身不自由，心自由，身愈不自由，心愈千迴百折！老杜說「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這一點上成就了小晏。

而更多的人，是把納蘭與和李後主相比較，如周之琦評他是「南唐李重光後身也」；性德自己也推崇李煜，他在《淥水亭雜識》中說：「《花間》之詞，如古玉器，貴重而不適用；宋詞適用而少貴重。李後主兼有其美，更繞煙水迷離之致。」性德主觀上如此，客觀上卻「生不逢時」，李後主身經國破家亡的滄海桑田，其滅頂的絕望，納蘭哪得「絕知此事要躬行」？所以李煜那鋪天蓋地而來的大悲涼，不可能從性德筆端流出：「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天地如此之大，李煜之心，卻無所逃遁！

嚴格地說，性德的詞，單篇地看，如七金樓台拆碎，氣韻、厚重皆不足。追蹤晏、李，實不及晏、李。我贊同陳廷焯《白雨齋詞話》的評說：「意境不厚，措詞亦淺顯。」然而，性德的詞，雖不耐單看，卻值得通觀，萬種凄惋匯聚，如一聲長嘆，足能碎人肝腸！

我看納蘭，初怪於他的「情發無端」，終怪於他的「愁生盛世」。

一個朝代，如果行將覆滅，悲鳴，愁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中國，又有怪現象，事物越接近腐朽消滅，越要佯裝「大有希望」，一個人越老越接近死亡，則越需要恭維「長命百歲」，否則，就是「不吉利」、「不祥之兆」，冒天下之大不韙。因有「詩讖」之說，所以「詩」猶在忌列。封建時代的百科全書《紅樓夢》中，元妃等人就是從林、薛二位妹妹的詩，斷定她們一個是「薄命」、一個是「福命」。性德的短命，也有人（如李慈銘輩）以其詞的「哀怨騷屑」，正是其「年命不永之徵」。這一種文化心理的積澱，在中國可謂源遠流長。所以，身逢末世，官方往往施以更多的粉飾，似乎更像「太平盛世」，深知其中「三昧」的文人，圖「吉利」討「鴻福」，也多寫「富貴氣象」之作，以此麻醉自身、麻醉百姓；民間的清醒者呢，深感「大廈將傾」，無能為力，心態疲憊，不再表現出應有的敏感和衝動。

舊文化熏陶下的中國人，心理脆弱而世故，所以，終難產生古希臘式的大悲劇！

難得的是，中國的歷史上，有幾個朝代，在它誕生之初，倒發出了一種可貴的悲鳴。就如生命起始，沒有僥倖的愚蠢，沒有麻木的歡愉，只有擔荷，如釋迦基督之擔荷人類罪惡。這種發乎事物起始的悲鳴，是悲天憫人，是光明正大！清代的開國之初，讓納蘭性德用短暫的生命，發一聲長嘆，那聲音不是納蘭的聲音，那是時代之聲；似乎在唐朝的初年，我們也聽過這樣的聲音：「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陳子昂也不是陳子昂，他那一串凌空絕世的熱淚，是時代之淚。兩相比較，時代愈大，悲愴愈深。

「末世」之悲，已屬難得，「開國」之恨，尤為可貴。正是在這個層面上，納蘭的凄惋情結為我所鍾愛，它具有深層的反文化傳統的象徵意味。

我看過一篇榕樹下的《康熙初年的往事》有些意思。

納蘭性德與寶玉倒頗有相似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