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剛：城鄉關係變遷與當代『三農』問題

有觀點認為，存在著一種普遍規律，即現代工業是靠擠壓剝奪農業獲得原始積累才得以發展的。只有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才可能進入「工業反哺農業」階段，也才可能根本改進農業的落後狀況。據說，這是「發達國家」現代化過程的一般規律，我國也同樣如此。這種觀點影響頗大，但卻是一個違背歷史常識的說法。對我國而言，長期經濟活動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任何「非農」產業都不可能在損害農業農民農村經濟的前提下得到真正發展。無論在數千年的古代農業文明時期，還是在國門被迫大開的一百餘年的近代我國經濟初步「轉型」期，或是在當代我國的計劃經濟和市場化改革中，都是如此。只有切實認識到這一點，才不致將對「三農」的扶持，視為解決短期經濟問題(如啟動內需)的權宜之計，也才有助於人們去探索，什麼是我國國情的基本特點，應如何把握我國現代化所必須注意的基本規律。

  對任何國家而言，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條件即解決好吃飯和就業問題，應是第一位的經濟目標。無論生產方式的「現代化」程度到達何種水平．都不能脫離這個基礎。通過商業、國際貿易乃至海外殖民地，建立起有利於自己的國際經濟秩序，往往是早期工業化國家解決吃飯就業問題的先決手段。但就我國看，基本國情的特點是：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和生存資料相對緊張：同時「走向世界」、利用國際資源發展經濟的條件又相當不利。這個基本國情在我國統一為一個國家整體后，歷經兩干數百餘年至今，仍未發生根本變化。這使得我國經濟的長期運行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至少直至目前，它只能主要依賴國內資源，立足於國內力量來解決「國民」的吃飯和工作(就業)問題，即我國不能依賴從國外進口糧食滿足數量龐大人口的基本生存．也不能依靠向國外大規模出口勞動力來解決人口的謀生即就業問題。這就是我國從歷史至今都必須處理好工農—城鄉關係的根本原因。

    19世紀中後期，西方列強侵略打破了我國國門。我國出現了近代工業及近代城市。但是，在我國近代，仍要靠國內力量解決吃飯和就業問題。因為我國「現代化」環境極為不利：它面臨的國際環境，使其不僅不能利用國外資源發展工業．本有助於啟動工業化的資金卻成了巨額賠款；原有的國內市場也被洋貨大量佔領：國內一些對發展工業有重要意義的礦產和農產品資源在不平等條件下輸出國外。主要工業—輕工業原料要靠農業農村：因無國外市場，國內市場更只能靠農村，這就決定了工業化只能建立在農村農業農民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基礎上。而另一方面，傳統生產方式已趨極限，沒有新生產力和現代工業的幫助，傳統農村經濟難以發展。

    於是，我國現代化一開始就在客觀環境上決定了工農城鄉關係只能良性互動而絕不能互損。

    在我國近代歷史上，城鄉關係實際出現了工農城鄉關係良性互動與惡性循環這兩種趨勢及一種後果。

    良性互動關係是指：新型工業部門與傳統產業部門——農業與農村手工業——之間，在原料、市場、生產組織和技術關聯等方面，存在著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的經濟關係。其後果是雙方共同有利，共同發展。

近代我國常常出現的是新型工業部門與傳統產業部門之間的惡性循環趨勢。機制麵粉業、機器火柴工業、機器織布業等，突出體現了新型工業部門與傳統產業部門近代與傳統產業的嚴重製約關係：一方面，工業生產的生活消費品，不能為廣大農村農民大量消費：另一方面，這些工業品對農村手工業嚴重衝擊，減少了農民家庭收入，影響了農村經濟的整體提高，這又反過來制約了這類工業品的國內市場。一種後果是，近代中國的工農、城鄉關係始終未能理順。它是局部和間歇性的，自生自滅，未能形成全國性的主流。

新中國建立初期，在帝國主義軍事侵略的嚴重威脅下，不能不將建設重點放在重工軍工方面，這確實為新中國的工業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同時也存在諸多矛盾。陳雲於1961年，曾極其中肯地總結了新中國建國后工農業比例失調的四次情況和對國民經濟的巨大衝擊。陳雲將這四次情況，上升到我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遵循符合國情的基本經濟規律——工農業協調發展——的理論高度加以總結：「農村能有多少剩餘產品拿到城市，工業建設及城市規模才能搞多大。其中關鍵是糧食。這已經有了幾次教訓」。「國民經濟的基礎是農業。農業好轉了，工業和其他方面才會好轉。所以，工業不能擠農業，城市不能擠農村，而要讓農業，讓農村」。

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採取了三方面措施．使我國城鄉關係又發生重大變化。這一時期是建國以來工農城鄉關係發展最好的時期，也是全國人民生活和全國經濟改善最快的時期。其實質正在於從改善「三農」與工業、城市的關係入手，抓住了城鄉協調發展的關鍵。

    但「三農」問題很快出現。「三農」問題的根源之一，是以犧牲「三農」發展城市和工業，這與以片面強調城市化為現代化唯一途徑的理論誤導分不開。問題在於．我國的龐大人口和剩餘勞動力是城市化工業化難以吸盡的。筆者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整理的結果是：在1978年至2004年的27年中，鄉村總人口從79014萬人減至75705萬人，減少3309萬人；鄉村總勞動力從30638萬人增加至49695.3萬人。增加19057.3萬人：從事農業勞動力從28455.6萬人增至30596萬人。也就是說，經過27年我國經濟前所未有的高速擴張時期，儘管我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已超過70％，儘管城市和工業大發展吸收了大量農民進城務工，農村總勞動力和農業總勞力還是以極大的數額在增加(而如果按「半工半農」的實際，這些農民工還遠遠算不上已經實現了轉移)。

    因此，我國的現代化，在相當長時期中，只能在「城市化和工業化難以吸收完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前提條件下進行。也正是在這個前提下，解決我國「三農」問題才具有真正的戰略意義。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與城鄉關係、工農關係的調整在今天回顧我國近代以來的工農城鄉之間的「兩部門」關係，似可歸納出發生過三種具有全局影響的動態，或有三條向現代化努力的道路。第一，走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道路，以單純發展城市工業和商業帶動傳統農業步入工業化現代化。第二，剝奪農業農民來發展現代化。第三，工農業互動，首先是工業支持農業．共同發展，利益互補。在解決好農業、吃飯、農村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也就為工業發展、城市發展和全面就業創造了條件。

回顧歷史我們發現，以上三條道路中。第一、第二條道路都走不通，只有第三條道路是正確的。我國要走上現代化，必須走一條符合國情的中國式道路：它不可能像西方國家那樣，主要靠現代工商業和城市單一力量去拉動。而單方面地強調工業的反哺或許也不能根本解決問題．需要在指導思想上，破除農業和農戶經濟是一種落後的最終被取代的「現代化」觀念，需要在實踐中形成工農業利益互補互動的產業結構和發展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