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慎處理三個關係

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是處理好長期歷史任務和重大現實課題之間、需要和能力之間、突出重點和兼顧一般之間的關係

和諧是具有普世價值的社會目標。在一個世紀以來的中國近代史上，多少仁人志士為追求和促進社會和諧進行了艱苦卓絕和堅韌不拔的探索。中國人民經歷了許多艱難曲折，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還走了彎路，甚至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共產黨毅然拋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政治路線，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上來，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為增進社會和諧作出了堅持不懈的努力。中國人民總體上豐衣足食、安居樂業、生動活潑和心情舒暢，在社會和諧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

十六大以來，中國共產黨明確了構建和諧社會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中的地位，作出的一系列部署取得新的成效，擁有了構建和諧社會的各種有利條件。六中全會作出《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全會確定的構建和諧社會的宏偉目標，順應歷史潮流，符合人民心愿，因此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當然，構建和諧社會並不是可以輕而易舉、一蹴而就的事情。我們要始終保持清醒頭腦，深刻認識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徵，科學分析影響社會和諧的矛盾及其產生的原因，處理好長期歷史任務和重大現實課題之間、需要和能力之間、突出重點和兼顧一般之間的關係。這是完成中共六中全會提出的構建和諧社會各項任務的關鍵。

2007年正是落實《決定》的開局之年，認識和妥善處理這三大關係，正應從2007年做起。

第一，必須處理好長期歷史任務和重大現實課題的關係。建設和諧社會，是貫穿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過程的長期歷史任務，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現實課題。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把當前和長遠緊密地結合起來，統籌加以考慮。

不斷改善人民生活既是現實課題，又是長期任務。這些年國民生產總值、包括企業利潤和國家稅收一直保持快速增長，確實有很多理由提高人們的工資水平和福利待遇，國家已經為此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各項工作也正在穩步進行。

但是，一個國家的福利水平是由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而工資水平從根本上講是由市場供求決定的，並不取決於人們的主觀意志和願望。隨著勞動力供求關係的地區性和結構性變化，這幾年工資已然出現較快上升的趨勢，在某些地區某些行業上升的速度還相當快。這是應該引起關注的新現象。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不尊重市場規律、人為壓低和過分推高工資的做法，都會影響經濟發展。

在現階段，我國的勞動力成本到底在什麼樣的水平上是合理的、是經濟能夠承受的、是有利於國家長期發展和人民生活持續改善的，仍然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不能忘記，到2005年，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過1700美元左右，屬於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還要清醒地看到，我們不是關起門來搞建設，而是處於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處在國際激烈競爭的經濟環境中。如果工資成本超過承受能力過快上升，就會使經濟失去國際競爭力，過早地失去比較優勢。

    從現象上看，短期人們的生活水平會有提高，但是從長遠來看，會導致一些資本外流、產業外遷，從而使一些人失去就業機會，最終並不利於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二，必須處理好需要和能力的關係。當前，我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面臨的基本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相對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需要完全有可能超越階段，但能力是無法超越階段的。因此，需要與能力之間的矛盾，將是長期發展過程中必須始終正視並認真處理的基本矛盾。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幾十代人奮鬥。初級階段要保持社會和諧，首先要發展經濟，必須堅持用發展和改革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為社會和諧創造雄厚的物質基礎。

《決定》提出要量力而行、儘力而為。我的理解，就是要求黨政幹部在為人民工作的時候，要全心全意、儘力而為；在考慮制定政策的時候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如果我們不解放思想、竭盡全力地去工作，就不會得到人民的擁護；但是，過高的目標、過多的承諾如果最終不能兌現，老百姓也會對我們不滿意。

國家要審慎地根據本國的經濟條件和發展階段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其他社會政策。

    一國所確定的社會發展目標，必須與經濟實力和可動員的資源相匹配。在福利制度的安排上，「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給予生活資料，不如提供生存能力和發展機會，所以困難救濟應與促使自食其力結合起來，關鍵是要擴大社會就業，鼓勵個人創業。

    從一些發達國家的教訓來看，由於過多利用稅收和財政轉移支付來解決社會問題，經濟增長的速度和就業率都逐步下滑，導致國家經濟發展遲緩。而在一些拉美國家，由於遷就國民過高的福利要求，甚至出現了經濟崩潰的現象。

應該高度警惕這樣一種不健康的心態，以為和諧社會就是從此不需要艱苦努力，各種福利將會從天而降，從而可以理所當然地等待和索取。

    一位西方政治家說過：「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而要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什麼。」我們是否也應該首先捫心自問：「我能夠為構建和諧社會做什麼？」惟其如此，促進和諧人人有責、和諧社會人人共享的生動局面，才有可能形成。

第三，必須處理好突出重點和兼顧一般的關係。現在國家要解決的問題很多，群眾關心的問題很多，熱點問題也很多。但是國家的經濟能力是有限的，政府掌握的資源也是有限的，甚至歷史提供給我們的時間也是有限的。政府只能突出重點和兼顧一般，也就是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中所指出的，「有重點分步驟」地解決這些問題。

十六屆六中全會將建設和諧社會的初步目標確定在2020年實現，從現在起，全國人民還要奮鬥十多年。這樣的部署是實事求是、切合實際的。這對於避免拔苗助長、急於求成的傾向，具有很強的政策指導意義。

毫無疑問，群眾滿意不滿意應該是衡量各項政策正確與否的標準，這也是我們制定政策必須遵循的原則。但是，在實際制定和落實政策的過程中，情況就可能千差萬別、千變萬化。具體到每一項政策，受益的群眾不一定是百分之百，有時候可能是多數，有時候可能是少數，而那些不受益的人群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損的。這就需要政策制定者從有利於社會和諧和社會正義出發，把握好政策的方向和力度。

    與此同時，要做好社會解釋和溝通工作，使得每一項政策都能取得大多數群眾的理解和支持，並且使得大多數群眾滿意。

所以，制定政策還要遵循的原則是先重點解決當前最突出的問題，在重點解決這些突出問題的時候，也要兼顧到其他方方面面的利益。當大多數群眾的問題成為突出問題時，我們就重點解決大多數人的問題，這時候要兼顧少數人的利益；當少數人的問題成為突出問題時，我們就重點解決少數人的問題，這時候要兼顧多數人的利益。

中國城鄉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和體制的差異性，決定了現階段政策制定過程的艱巨性。我們不是在一張白紙上繪畫，只能在錯綜複雜的初始條件的約束下進行改革。我們必須承認起點上既有的差異；我們根本不可能把一部分人現已享有的社會保障水平降下去，現有的財力也不可能把城鄉所有居民的社會保障水平一下子提高到和這些人一樣的標準；總的目標應該是公共財政政策的普惠性和公共服務的均質性，但這不可能是短期能夠做到的。

其實，並不是任何時候、任何政策都是解決大多數人的問題的。比如，當前中國政府的公共財政政策目標之一就是要減少貧困。在一般情況下，貧困人口只是少數，而要解決貧困，肯定是要使用屬於全體人民的公共財政的資源；但是，扶貧濟困符合人類的普遍道義準則，也順應大多數人的心愿，因此能夠得到群眾的廣泛支持。政府的資源是有限的，所以公共財政的目標也只能是有限的。不可能把大多數人的收入同時大幅度提高到高收入的水平，從而實現收入的普遍平等。只能把有限的資源放在重點領域和重點人群身上，解決一些最迫切問題，為那些最窮困的、失去生活能力的人提供安全網，從而保證社會安定和諧。

（作者為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