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i 莫里斯 邁斯納 文化大革命中成功的新農村建設政策

恢復在農村建設工廠企業的方案可能是從社會方面來說最重要、從經濟方面來說最成功的新農村政策。在運動開始時，就宣布農村的工業化是文化大革命的目標之一。1966年5月，毛澤東寫道："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毛澤東給林彪的信，英譯文見《時事背景》第891期，第56頁。下面關於農村工業化的論述部分，引自喬恩．西格德森的文章《農村工業和國內技術轉讓》，見施拉姆編：《中國的權威、參與和文化變革)。第199—232頁。）這個目標並不是第一次提出來的。大躍進運動期間，曾建立了許多地方農村企業，但是，在隨後的經濟危機中，大多數企業證明是失敗的或不健全的，因此後來放棄了這種艱難的嘗試。在文化大革命後期，這個方案被恢復了，此後它就興旺發展，成為毛澤東時代(實際上也是毛澤東以後時代)的發展戰略的主要創新之一。預期的目標既有經濟的又有社會方面的：從社會方面來說，其前景是縮小"三大差別"中的兩項，即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從經濟方面來說，它利用了可能會浪費掉的地方人力和資源，因此既為農村的發展又為整個國民經濟做出了貢獻。

　　大部分農村工業最初是為支援農業生產而建立起來的。重點在於建立生產和修理農具和農用機械、製造化肥和加工當地生產的農產品的小型企業，建立培育良種和推廣農業新技術、新方法的小型農技站。到1976年毛澤東時代結束的時候，中國的化肥有一半是地方農村工廠生產的，迅速增長的農業機械產品中也有一大部分是地方農村工廠生產的。另外，農村的許多小型工廠還生產水泥、生鐵、建築材料、電力、化工產品、藥品和各種各樣的小消費品。到70年代中期，一個縣裡有一百多家這樣的小工廠，生產幾百種產品，這種情況並不罕見。農村企業開始利用的是能夠被迅速吸收、適應當地條件的中、低級技術，但是它們利用在當地可以得到的大量剩餘勞動力和原材料(大部分常常尚未開發)發展起來，常常是繁榮興旺。

　　城市向農村提供了許多發展農村新企業所必要的技術。城市對農村的援助包括把小型的(通常是過時的)工廠轉讓給農村，把城市裡的技術員、科學家和工業管理人員派到農村去，提供書籍和教師來傳播科技知識，在城市的工廠和學校里為農村培訓人材。但是，農村企業大部分是在當地籌措資金，而國家和城市很少提供資金；同時也是由當地機構管理的，即由大隊、公社和縣政府管理。文化大革命後期拖拉機和其他農業機械化設備也由當地管理。60年代初建立的蘇聯式的國營拖拉機站被取消，拖拉機（以及維修工具）被移交給大隊和公社。同時，拖拉機的產量由1970年的7.9萬台增加到1976年的19萬台。（馬克．塞爾登：《中華人民共和國：革命變革史》(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1979年)，第125頁。關於1975年夏農村工業化的綜合報道，見德懷特．珀金斯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農村小型工業》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77)。

　　
毛澤東的宏偉規劃是在農業地區達到當地社會經濟自給自足和縮小城鄉差別、農村工業化的方案是整個規劃的一部分(可能是最成功的一部分)。毛澤東時代結束時，這個方案取得了許許多多的成就：把近2000萬農民改變成為農村的專職或兼職的工業工人；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農村就業不足的長期問題；就比較成功的企業來說，為農業，也為擴大農村企業的進一步投資，積累了資金。此外，農村工業對使公社在文化大革命以後的那些年裡重新成為極其重要的社會經濟組織，發揮了作用，一些較先進的公社成了向周圍農村地區傳播科學知識和技術的小型技術中心。雖然從統計資料方面來看，農村工業的發展似乎沒有對城鄉收入水平之間的差別產生重大的影響，文化大革命以後二者之間的差距和以前一樣大，但是，這個方案基本上是按照毛澤東在1961年提出的意見進行的。他那時說：

　　"不要湧入城市，就在農村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這樣有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問題，就是要農村生活不低於城市，或者大體相同，或者略高於城市，每個公杜都要有自己的經濟中心，有自己的高等學校，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這樣才能真正解決農村人口過剩問題。（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筆記》，見《毛澤東思想萬歲》(台北：1969)第389-390頁。）

　　在另外的兩個極其重要的領域——醫療保健和教育方面，文化大革命也引起了財力物力從城市向農村的重大轉移，當然也有重點的大轉移。60年代初，隨著大躍進運動災難以後的縮減，中國的28萬個農村醫療所中有20多萬個被關閉，而城市醫院的數量幾乎翻了一番。（班瓊．安：《中國政治和文化大革命》(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1976)第155頁。）1965年，毛澤東曾抱怨說，在絕大部分人口居住在農村的國家裡，培養醫生僅僅是為城市服務。他建議採取根本措施來改變這種局面：

　　"醫學教育用不著收什麼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畢業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也比騙人的醫生和巫婆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

　　毛澤東還提出要大力加強疾病的預防工作和"常見病、多發病、普遍存在的病"的治療，而不要把大量人力、物力僅僅放在研究"高、深、難的疾病上，所謂尖端"，他最後說："城市裡的醫院應該留下一些畢業一兩年、本事不大的醫生，其餘的都到農村去，……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毛澤東：《對衛生工作的指示》，1965年6月26日。見斯圖爾特．R．施拉姆編《未經審定的毛澤東文稿》第232-233頁。）

　　總的說來，1969年以後所實行的政策遵循了毛澤東的這些建議。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混亂之後，醫學院校重新開學。為了培養醫生以滿足迫切需要，正式學制從六年減少到三年，課程也作了修訂。這樣來解決毛澤東指出的："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1971年招收入校學習的新學員中，包括更多來自農村地區的學生，其中許多人是年輕的"赤腳"醫生。他們缺少正規教育，但是擁有豐富的實際知識和實踐經驗。全國的整個衛生保健體系迅速從城市向農村發展。城市的醫院和醫學院校在農村人民公社設立醫療所和教學點，並且把醫生派到那裡去工作。城市的醫療中心和解放軍(軍隊有自己的醫學院校和醫院)把更多的巡迴醫療隊派到農村去；所有的城市醫務人員都必須輪流到醫療隊或公社醫療中心工作。1969年，赤腳醫生的培訓計劃大大加快了，並且系統化了。到70年代中期，這類醫輔人員的數量達到100多萬(自1965年以來增加了四倍)。他們從事疾病預防工作，提供衛生教育、節育知識和節育藥物用品，治療常見病，而把較嚴重的病人轉到公社醫院或城市醫院去。赤腳醫生在公社醫院或城鎮醫院接受六個月的教育訓練之後，回到選派他們來培訓的鄉村去，和普通農民一樣以工分計酬，通常既從事醫療工作又干農活。他們有機會定期在專門醫院接受更高級、更專門的訓練。雖然農村的新衛生保健體系主要是由公社、大隊和生產隊的地方基金提供經費的，但是中央政府的支持對於它的建立和運轉也是必不可少的。在農村工作的專業醫療人員的工資是由國家支付的，巡迴醫療隊是由國家提供資金的，培訓赤腳醫生的費用也主要是由國家承擔的。雖然農村的醫療服務水平依然遠遠低於城市，但是所有這些帶來了財力物力自城市向農村地區的重大轉移。

　　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後的一段時間裡進行的教育制度的根本改革，也和衛生保健方面的改革一樣，非常有益於農村。1966年以前，教育制度上普遍存在的人員缺乏和不公平現象是非常突出的，並且不斷發展。教育上的人力物力集中在城市地區，這不但表現在大、中學校上，而且也表現在小學的數量和質量上。入學考試和以正規的學業資格和成績為根據的升級制度，嚴格的入學年齡限制，以及所徵收的學費，嚴重地限制了城市貧困青年受教育的機會。對農村青年的限制就更大了。所實行的教育制度和所教授的內容主要是為城市裡的專業工作和公務而培養學生的，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都起了繼續維持城市高貴階層的特權的作用。60年代初，農村學校和業餘學校的數量下降了，而城市裡為黨政官員的子女特設的預備學校卻擴大了。（約翰．加德納：《知識青年和城鄉不平等，1958-1966》)。見約翰．w．劉易斯編：《共產黨中國的城市》(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71)，第235—286頁。）另外，整個教育系統代價很高，效率很低。大學為已經人浮於事的政府機關和城市工業部門培養了大量的專業畢業生卻沒有培養多少具有農村非常需要的技術的畢業生。許許多多青年人從大學和中學畢業后，因無法在城市裡找到工作而灰心喪氣。在盛行的上山下鄉制度下，學業前程欠佳的學生(大部分出身於工人和農民家庭)被送到農村去，而他們既不願意去農村，也發揮不了多大作用。

　　1966年以前的那幾年裡，教育制度就受到了強烈的批評。毛澤東是最嚴厲的批評者。1964年，毛澤東斷言，"現在的教育辦法是摧殘人材，摧殘青年"。他譴責學校開設的課程、教學方法和考試方法，認為這些都有不少問題，是"摧殘人的"。他主張，學制應當縮短，以"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為基礎的新制度應當取代脫離現實生活、只學習書本知識的舊制度。毛澤東強調了他長期持有的觀點，他認為最好的、最有創造性的教育方式是在實踐的過程中自學的方式。為了支持這一論點，他把孔子說成是一位貧苦的農民、一位多才多藝的人，甚至是群眾路線的先驅者：

　　"孔夫子出身於貧農，放過羊，也沒有進過中學、大學，是個吹鼓手，他什麼都干過，人家死了人，他給人家吹吹打打，也可能做過會計，會彈琴趕車，騎馬射箭。他教出了顏回、曾子等七十二賢人，有弟子三千。他自小由群眾中來，了解群眾的一些疾苦"。（毛澤東：《春節談話紀要》，1969年2月13日。見施拉姆編：《未經審定的毛澤東文稿》，第197—211頁。）

　　但是，直到文化大革命搞垮了黨的組織以後，才開始了重大的教育改革。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學校基本上停止教學了。學校重新開學以後，它們是按照毛澤東的新教育方針工作的。這個方針的最明確的特點當然是在農村地區發展教育。國家給予比較富裕的城市地區的援助減少了，資金轉到較貧困的地區，主要是農村。雖然和社會經濟生活的大部分領域裡一樣，也宣布把地方的自力更生作為教育上的指導方針，但是國家的財政援助和政策，對決定如何向教育提供資金和向何處提供資金，依舊是關鍵性的。新政策優先考慮小學。既然初等教育在城市裡已經普及，其結果是在許多農村地區其至邊遠地區推行了至少是五年的初等學校教育。在現在被譴責的"文革十年"里，農村中、小學的註冊人數引入注目地增加了，十年裡小學的註冊人數從大約1．l6億增加到l．5億人，中學的註冊人數(包括鄉村小學增加的兩年制初中班)從1500萬上升到5800萬人。（蘇姍娜．珀：《毛澤東以後的中國教育：是進兩步，退兩步，還是重新開始?》，見《中國季刊》第81期(1980年3月)，第6—7頁。小學學制從六年縮短到五年，農村小學增加兩年制初中班，因此中學註冊人數迅速增長。見該書第11頁。）

　　在發展農村學校的同時，也試圖摧毀國家的教育官僚機構。分散學校系統的領導權。文化大革命以前，農村學校是由縣政府按照統一的國家政策管理的，而新政策要求當地村鎮管理學校。小學一般由生產大隊管理，中學由公社管理，目的是在選擇教師和教材、推薦學生進入中學和大學、修訂課程以滿足當地的特殊需要等方面，給農民更大的發言權。（學校由地方管理，同時也由公社和大隊提供教育經費，而國家幫助支付教師工資。見《毛澤東以後的中國教育：是進兩步，退兩步，還是重新開始?》，第7頁。國家的方針要求各級學校的課程都要包括政治教育(特別是學習"毛澤東思想")、軍事訓練和定期參加生產勞動，這當然限制了地方的自治。關於文化大革命對教育方針和實踐的影響，見約翰．加德納和威爾特．艾德瑪：《中國的教育革命》。載於施拉姆編：《中國的權威、參與和文化變革》，第257—289頁。）另外，取消了學費、入學考試和入學年齡限制。大躍進運動期間採用的許多業餘教育和工讀教育方案又實行起來。由於大、中學校入學標準和課程發生了變化，農村青年接受較高級教育的機會增加了。不再重視進入大學的入學考試，而實行生產大隊推薦，根據政治標準和學業能力挑選的制度，讓貧農、工人、士兵和基層幹部優先上學。只有在工廠或農村從事了幾年生產勞動之後，才能被大學接納入學；大學生畢業以後，需要回到家鄉地區工作。

　　70年代初期實行新的農村教育規劃時的蓬勃景象，同文化大革命後期城市教育的(特別是高等教育的)沉悶狀況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下面還要提到這一點。和當時的推測相反，文化大革命沒有嚴重地破壞農業生產。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初期，農業生產以每年增長大約3％的速度持續發展。1但是農民的收入基本上停滯不前，農村的生活水平或食品消費沒有提高。文化大革命后和以前一樣，農村在經濟上仍然受城市的剝削，仍然是國家為城市的工業投資而進行資本積累的主要來源。農業的盈餘本來可能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或用於農業的全面發展，但是通過稅收、糧食徵購和國家價格政策而繼續進入國庫。即使許許多多的農民從農村工業化的規劃和教育、衛生的改革中獲益，文化大革命並沒有帶來城鄉關係上的任何根本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