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煌：「造神運動」的教訓(續二)

　　在這裡，應特別寫一寫劉少奇、彭德懷、張聞天、周小舟之死--
　　1969年秋，在林彪戰備的"一號命令"下，中央各機關的"不可靠"分子紛紛被遣送去外省市農村的"五七幹校"，各勞改單位的"勞改就業"人員家在京津滬三大城市者，也被押送到山西等地的勞改場所，家在其他省市的則被押回原籍"消化"。在當年10月17日，生命垂危的劉少奇也被"疏散"出首都，但不讓他回其故土湖南省寧鄉縣花明樓石炭子沖，而把他押送到河南開封，負責看守的中央辦公廳負責人汪東興等人拒絕為其提供一切必需的醫療條件。不到一個月，即11月12日凌晨4時，少奇同志即停止呼吸，終年71歲。"病歷"上寫道："該犯除患有支氣管炎、慢性氣管炎和輕度糖尿病外，主要病症是肺炎。"14日，少奇的遺體被放在木板車上拉向火葬場，一雙瘦骨嶙峋的光腳還露在破毯子外面，以"烈性傳染病死者"被秘密火化，火化單上填寫的姓名是"劉衛黃"，職業是"無業"；骨灰盒上的姓名也是"劉衛黃"。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的第一副主席，近半個世紀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竟被摧殘得飲恨長眠時連自己的真實姓名也被篡改了！好在他臨終時留下一句大徹大悟、顛撲不破的箴言："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彭老總，自從七千人大會結束寫了八萬言的申訴書石沉大海之後，就繼續在頤和園附近的掛甲屯8號吳家花園小院內種菜種老玉米。1965年11月，他奉毛澤東之命到西南"大三線"搞戰備，但萬萬想不到：一個名為"彭德懷專案審查委員會"也正奉毛澤東之命加緊審查他的"罪行"。因此就在他潑出老命地跋山涉水到處巡視大三線的廠礦工地時，《五·一六通知》下達了；不久，他就被北京來的"紅衛兵"揪回北京批鬥，常常被一根麻繩套著脖頸並背縛著雙手，還被緊拉著脖頸后的繩頭，強令他低頭曲背地站在批鬥台上，任人打罵凌辱。有時還與張聞天同志一道被綁在大卡車上在長安街上遊街示眾，而且這種殘酷虐待的批鬥接二連三，一個月內多達20多次！1967年11月1日，他給毛澤東寫了最後一封信："我已於(67年9月)27日(被)押回北京，現被中央警衛部隊與紅衛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後一次敬禮！"
　　當然，毛澤東根本無需他這位已成階下囚的昔日戰友、同志與老鄉的敬禮，而不予理睬。1974年11月29日，這位開國元勛因不堪長期的精神折磨與肉體摧殘，在解放軍總醫院被嚴密看守的病房中含恨離開了人世！
　　張聞天，在廬山被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彭黃張周反黨集團成員"兩頂大帽子之後，儘管仍被保留政治局候補委員桂冠，但看不到中央文件，更不準參加中央任何會議，什麼工作也不讓做。經他自己的努力爭取，才獲准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做了個"特約研究員"，"文革"中被批鬥囚禁了一年半。 　　1969年，也是在林彪備戰的"一號命令"下，他被"疏散"到廣東肇慶，"勒令"其不許使用"張聞天"的真名，而被化名為"張普"，存款也被凍結，不能取用。但他有多年的心臟病，全身浮腫，面色灰白，多次上書爭取回老家上海而一直未能獲准，直到1975年8月才讓去無錫定居。1976年4月，張聞天在電視上看到天安門廣場上廣大群眾悼念周總理、聲討"四人幫"而慘遭鎮壓的新聞時，心臟病突然複發，他意識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遂對夫人劉英說："……別的倒沒什麼，只是(廬山會議之後)這十幾年沒能為黨工作，深感遺憾！"他並一再叮囑："我死後，請替我把補發的工資和解凍的存款全部交給黨，作為我的最後一次黨費……" 　　1976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55周年紀念日，下午7點30分，張聞天與世長辭。中共江蘇省委立即向中央彙報，請中央派員主持喪葬事宜，同時提出這樣的建議，"遺體在無錫火化，並在無錫開追悼會"，而且還報送了一份追悼會講話稿，其大意是說張聞天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位老同志，他在南京參加過著名的"五四"學生運動，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跟隨偉大領袖毛主席進行了兩萬五千里長征，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對中國人民的偉大革命事業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對這樣的報告，儘管還說張聞天是"跟隨偉大領袖毛主席"而不是作為黨的總書記進行了兩萬五千里長征，也延誤到張聞天逝世后的第八天，中央才給江蘇省委作了復示，否定了江蘇省委的召開追悼會的方案，只讓省委和無錫市委各派一名負責人及少數工作人員向遺體告別，然後將遺體火化，骨灰盒放在無錫市公墓，由江蘇《新華日報》發這樣的消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張聞天同志，因長期患心臟病，醫治無效，於1976年7月1日在江蘇無錫病故。張聞天同志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終年73歲"，如此而已。
　　當年7月9日，張聞天的遺體告別儀式在凄涼的氛圍中草草進行。與張聞天風雨同舟數十載的伴侶劉英敬獻的花圈上，按照"上面"的指示連張的全名都不許寫，而只能寫"獻給老張同志"。7月13日，《新華日報》在第三版右下角、讀者們幾乎都不會注意到的位置以"本報訊"登了那條新聞，中央各報刊一概保持緘默，只當沒有這回事！不過這比起"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和"廬山反黨集團首領"彭老總來，也算是偉大領袖的"網開半面"了！！
　　周小舟同志，1931年(19歲)"九一八"事變后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學生運動，1935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在日寇魔爪已伸向華北的時候，他擔任北平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的領導工作，參與發動了"一二九"運動。抗日戰爭爆發后，於1938年轉到冀中等抗日游擊根據地工作。建國后，歷任毛澤東的秘書、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和宣傳部長、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兼湖南省軍區政治委員、中南軍區黨委常委等職。在廬山會議上被誣為"彭黃張周"反黨集團主要成員之後，一直沒有承認所謂的"反黨錯誤"。1966年"文革"一來，他就被迫害致死，終年54歲。

造神的結果，既毀了國家民主法制和社會道德文明，
　　又使物質文明徘徊不前，並擴大了腐敗黑暗面，迫使億萬農民在飢餓線上掙扎 　　1970年秋冬，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美國著名記者與作家埃德加·斯諾重訪中國。直到當年12月25日，新華社才公開報道：毛澤東主席最近會見美國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諾。同日，人民日報刊發毛澤東與林彪當年10月1日同斯諾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照片。當談到"文化大革命"話題時，毛澤東對斯諾說了我國的一條歇後語--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一般人都認為，毛澤東這說的倒是大實話。其實，早在1958年夏天的北戴河會議上，在大談"階級鬥爭"的時候他就說過："法治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我們就是要靠人治，不靠法治。"這"人治"靠誰？只能靠具有神的權威的最高領袖。此前此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史實證明，靠的只是他毛澤東一個人，而不是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等在內的領導集體--這領導集體中的很多人都被打倒或靠邊站或委曲求全了，只有他做這"人治"的主心骨、做全中國的領導"核心"，一切的一切都由他個人說了算。到了這"史無前"的"文化大革命"，他及其左右所用的主要手段就是把單純無知、熱情盲動、狂熱迷信的數以千萬計的青少年發動起來大搞"階級鬥爭"，打倒政敵，所謂"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首次接見了首都及全國各地的百萬群眾和紅衛兵，檢閱了這聲勢浩大、人人手揮小紅書的"文化革命大軍"的大遊行。8月31日，在天安門再次接見50萬紅衛兵與革命師生。9月5日，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外地革命師生來北京參觀革命運動的通知》，啟動了全國性的吃住行都不要一文錢的大串聯；全國各類學校幾乎都"停課鬧革命"，十歲上下的男女孩子們就整天悠悠逛逛，任其荒廢金色童年。
　　然而，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和檢閱"革命小將"或"紅衛兵小將"的活動並沒有到此為止，而是越來越多：9月15日100萬，10月18日150萬，11月10日至11日200萬，11月25日到26日250萬；據報道，先後8次接見紅衛兵和"文化革命大軍"，總人數達1100萬。
　　在所有這些接見與檢閱中，每次都由也是手揮小紅書的"林副統帥"首先發表講話，他強調：毛主席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資本主義當權派及當權派們的社會基礎一切階級敵人"。於是，從8月22日開始"破四舊，立四新"(註：所謂"四舊"，即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猛烈衝擊資產階級風俗習慣"的打砸搶風潮席捲首都各街道，為此人民日報先後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好得很》。8月24日，上海、天津的紅衛兵和商業職工也向所謂"剝削階級的'四舊'發起總攻"。同一天，人民日報為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在毛主席的"造反有理"的那封信的鼓勵下所採取的過火行動發表社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造反精神萬歲》，並發表《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的文章，一個勁兒地鼓動年輕幼稚的青少年進行瘋狂的打砸搶。這些受騙上當的青少年，不但對"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中的許多人施予打砸搶、剃鴛鴦頭，把一些被打得血肉模糊但還能動動嘴唇或動動胳膊的人和已被打死的人同車拉去火化，不但對孔廟、龍門石窟、雲崗石窟等文化古迹肆意進行破壞，不但將矗立於南京新街口大圓盤中心的孫中山先生銅像搬移到難見天日的所在，就是對海瑞墓甚至瞿秋白烈士墓等等，也掘墓砸碑曝晒遺骨，喪絕天良！
　　他們這樣做，無非是要把千古至今的一切享有美譽、值得善良正義人等崇敬的名人都毀譽殆盡，把他們所迷信崇拜的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大樹特樹為古今中外空前絕後的唯一頂天立地的偉人。
　　1967年8月19日，人民日報鼓吹"中國紅衛兵在全世界產生巨大的革命影響"。第三天，首都紅衛兵就火燒英國駐中國代辦處，"造反"造到了異國他邦外交代表的頭上！
　　在這個"巨大革命影響"中，國家耗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根據黨中央要各地"革命師生"來京大串聯的通知，周恩來總理確定所有來京大串聯的師生，其膳食費用及糧票等，都必須由原省市負責償付；但毛澤東主席卻說：來北京串聯鬧革命，吃飯還要錢嗎？！於是決定一律免費。據"文革"開始不久由國防口調任北京"新市委"副秘書長和紅衛兵接待總站站長的呂鴻同志的回憶文章說，總站下有幾十個分站和四千多個接待點(不包括各區所設的接待點)，從北京以外的十三個省市調來1500餘輛公共汽車和6000多名汽車司機，加強北京的公共交通線。北京的交通、糧食、副食、供銷、醫療衛生等部門全力以赴地協助各站點對來京的師生實行"五包"--包住、包吃喝、包交通、包醫療、包安全。原估計前後總共會來京500萬人次，但有的參加一次"大接見"還不滿足，還要等到下一次的"大接見"，以致來的紅衛兵越聚越多，最多的一天曾達300萬人。為完成紅衛兵進出北京的輸送任務，一度將一般客運集中到西直門車站，而騰出北京站與永定門站專門輸送紅衛兵，平均每天各60餘列火車，最多時各達100餘列。到1967年2月中央決定停止大串聯為止，呂鴻們接待外地來京的紅衛兵多達1100餘萬人次。在"大接見"中，由於不顧一切地向前紛擠爭看毛主席，一些年幼體弱的學生還被擠倒踩死踩傷；有時候離京返程的紅衛兵爭搶車座，也有人被推搡擠踩當場死亡；有的南方來的紅衛兵由於來時衣著單薄，而歸去時已天寒地凍，在途中凍死凍傷…… 　　1966年10月5日，黨中央批轉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決定除野戰部隊外，全國掀起"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黨組織可以不要了！
　　同年12月25日，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頭頭蒯大富，經過他人的精心策劃，帶頭在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上打出了"徹底打倒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的旗號，並散發《劉少奇破壞文化大革命、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十大罪狀》的傳單，把"打倒劉少奇"運動推向全社會。莊嚴的國家大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選舉的國家主席，統統都不算數了！
　　而在前不久，即12月13日，劉少奇應毛澤東之約，作了最後一次交談。劉少奇誠懇地提出："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廣大幹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幹部，都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儘快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我要求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湖南老家種地，以便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這一席肺腑之言充分說明，此時劉少奇已完全明白，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文化大革命"這席捲全國的"群眾運動"，首先是對著他劉某人來的。所以他主動要求下台，避免廣大幹部特別是老幹部們跟著受苦受難，避免又一次全國性的勞民傷財。然而毛澤東對如此痛切的要求不置可否，只"建議"劉少奇"認真"地讀幾本書，並具體介紹了德國博物學家、達爾文主義的捍衛者和傳播者海克爾的《機械唯物主義》和法國啟蒙思想家、唯物主義哲學家狄德羅的《機器人》兩本書，弄得兩人再無話可說。送別時，毛澤東只對劉少奇說了句"好好學習，保重身體"。這兩位從1922年共同從事安源礦工運動起共事40餘年的戰友、同志與同鄉，就這樣永遠地分了手！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與紅旗雜誌聯合發表經毛澤東審定的元旦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社論提出：1967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1月3日，上海造反派就首先颳起了奪取上海市黨政大權的所謂"一月風暴"；1月4日至6日，上海文匯報與解放日報的造反派也奪了各自報社的黨政大權。毛澤東立即讚揚這是一個大革命。其間文匯報發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等造反組織《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對新中國成立后17年來上海市黨和政府的一切採取完全否定的態度，說什麼必須對之徹底打倒。8日，新華社予以全文轉發，次日的人民日報全文照登並加經毛澤東審定的編者按："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給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高度讚揚了他們的造反奪權行動。12日，人民日報又對此發表社論，再次強調"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14日，山西"造反總指揮部"奪了山西省和太原市黨政機關大權，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山西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19日，"首都出版系統造反委員會"等發表《革命造反派聯合起來，奪取出版大權，擔負起傳播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政治任務》通告，人民日報也立即發表社論：《讓毛澤東思想佔領報紙陣地》。
　　22日，人民日報又進一步發表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掀起了全國廣泛奪權風潮。25日，"貴州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總指揮部"宣告已全面奪取了全省黨政大權，人民日報以《西南的春雷》為題發表社論大加讚揚。28日，"上海工總司鐵路聯合指揮部"等57個造反組織發表《致全國革命造反派和全體革命同志倡議書》，倡議春節期間(即當年2月9日至11日)不放假，全力展開群眾性奪權鬥爭。31日，黑龍江省10"紅色造反者"組織和駐軍指戰員舉行"大聯合大奪權誓師大會"，宣告"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已接管了全省黨政大權，人民日報也跟著發表社論：《東北的新曙光》。
　　2月5日，經過各派的討價還價，上海建立了臨時最高權力機構，先叫"上海公社"，后改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為領導成員，然後各省市造反派相繼奪了權並成立了"革命委員會"。4月23日，6個省市"無產階級造反派"的代表在北京交流"奪權掌權的鬥爭經驗"，第二天毛澤東就接見了這六省市革委會負責人，並同他們一起觀看了現代革命芭蕾舞劇《白毛女》，給他們以極大鼓勵。
　　在這勢如破竹的奪權過程中及其前前後後，劉少奇這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派"、"中國的赫魯曉夫"和鄧小平及他們的"死黨"、"餘黨"都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早在1967年的1月18日，還住在中南海的劉少奇家的電話就被拆除了，只能通過自己的幾個孩子到外面去看看大字報了解點滴"革命"信息。4月1日，紅旗雜誌推出了戚本禹的經毛澤東審閱批示發表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電影<清宮秘史>》，公開提出"一定要把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拉下馬，讓他靠邊站"。很快，中南海內的造反派闖入劉宅，"勒令"劉今後必須自己做飯、自己洗衣服、自己打掃衛生，必須改變夜裡工作、上午休息的習慣。4月10日，清華大學召開了30萬人的批鬥大會，主斗劉的夫人王光美，並在她的脖頸上掛了一大圈破鞋，恣意對她進行人格侮辱。對國家主席和黨的中央常委及其夫人都如此違法無理，對各地被奪了權的黨政領導幹部及其家屬如何蹂躪，就可想而知了！
　　7月13日，3萬多紅衛兵在中南海西門外安營紮寨，接連三天遊行示威"聲討"劉少奇。18日晚，中南海秘書局造反派經江青首肯，在中南海大食堂舉行揪斗劉少奇大會。8月5日，毛澤東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發表一周年，人民日報全文發表這大字報並發表社論《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同時，天安門廣場召開了300萬人的聲勢空前浩大的誓師大會，中南海內則由康生之妻、"中央文革特派員"曹軼歐指揮，召開了批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大會。9月13日，經毛澤東批准，王光美被關進秦城監獄，並以莫須有罪名逮捕了大批有關人員。
　　1968年10月13日--31日，在北京舉行了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會前，實際上是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指導的所謂"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已用偽證九易其稿地寫成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會議批准了這個報告並作出決議，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註：通過這一決議時，只有陳少敏同志一個人假裝打瞌睡沒舉手，事後也遭了大難)。而在事實上，早在"文革"伊始，沒有通過黨內外的任何合法手續，劉少奇的黨內外一切職務--包括全國人代會選舉的國家主席一職，就都被毛澤東個人說了算地化為泡影了，黨籍也等於早被"永遠開除"了！特別具有"匠心"的是，還蓄意選在11月2日劉少奇年入古稀這一天，全國所有報紙向億萬人民公布了上述決議。劉少奇當即渾身顫抖，大汗淋漓，繼而呼吸急促，大口嘔吐，血壓陡升至260/130毫米汞柱，體溫攝氏40度！
　　這說明了什麼？說明在毛澤東心目中，黨章、國法早不存在了，早就是幾張廢紙了！雖然他在新中國成立后也曾不止一次地說過要遵守國家大法而不要搞獨裁，比如 "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應交人民代表會議討論，並作出決定。必須使出席人民代表會議的代表們有充分的發言權，任何壓制人民代表發言的行動都是錯誤的。"（毛選五卷19頁） "許多同志口裡贊成集體領導，實際上十分愛好個人獨裁，好像不獨裁就不像一個領導者的樣子。當一個領導者不一定要獨裁，你曉得！資產階級有個資產階級民主，它講究階級獨裁。無產階級、共產黨也要搞階級獨裁，如果搞個人獨裁，那就不好。有事情總是應當跟人家商量一下，在一個集體中間通過，集中多數人的智慧，這比較好。"（毛選五卷209－210頁） "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壞革命的法制。法律是上層建築。我們的法律，是勞動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維護革命秩序，保護勞動人民利益，保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保護生產力的。我們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並不是只要你民主人士守法。"（毛選五卷358－359頁）可是，前文已說過，時隔不久，他就自食前言說"法治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我們就是要靠人治，不靠法治"，把"一定要守法"和不要"搞個人獨裁"拋到了汪洋大海。後來他巨手掀起"無法無天"的"文化大革命"的滔天惡浪，更是在所必然的了！ 　　既然毛澤東主席帶頭"老和尚打傘"，那麼跟著衝鋒陷陣的各式各樣的大小"和尚"則更是人手一把"傘"了。真可謂"一陣陣風雲變幻，一個個登台表演"。那些掌握了或大或小實權的人物，不但封殺一切正常人的思想，將遵照黨章國法辦事的人投入監獄，就連所有民主黨派甚至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也都被弄得名存實亡。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通知就居然由中共中央而不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於1974年10月11日發出，可見整個國家的法制被踐踏到何等地步。 　　全國萬馬齊喑，人人自危。但不滿與反抗之聲並未完全消隱。為清除和壓制任何的不滿與反抗，1967年1月13日，就是毛澤東約劉少奇作最後一次談話的同一天，以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名義發布了《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即所謂的《公安六條》）。這個規定是江青、陳伯達首先提出，由謝富治、張春橋等人起草，經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最後由毛澤東"圈閱"發出的。它規定：一、對於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搶劫、製造交通事故進行暗害、衝擊監獄和管制犯人機關、裡通外國、盜竊國家機密、進行破壞活動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懲辦。二、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三、保護革命群眾和革命群眾組織，保護左派，嚴禁武鬥，凡襲擊革命群眾組織，毆打和拘留革命群眾的，都是違法行為。對那些打死人民群眾的首犯，情節嚴重的打手，以及幕後操縱者，要依法懲辦。四、地富反壞右等各類人員及被殺、被關、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一律不準外出串聯，不得混入革命群眾組織，不準背後操縱煽動，更不准他們自己建立組織。這些分子如有破壞活動，要依法嚴辦。五、凡是利用大民主，或者用其他手段，散布反動言論，嚴重的，公安部門要和革命群眾相結合，及時進行調查，必要時，酌情處理。六、黨政軍機關和公安機關人員，如果歪曲以上規定，捏造事實，對革命群眾進行鎮壓，要依法懲辦。
　　這六條實際執行中，重點是第二條--"攻擊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而且又擴展到凡是對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稍有不滿的，也以"現行反革命"治罪。此前，只是一些造反分子和紅衛兵任意打殺無辜；而此後，"六條"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經過所謂的"法律手續"的大量冤假錯案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我國有為青年和革命幹部中的思想先驅者遇羅克、林昭、張志新等人，就是因為觸犯"第二條"被殘殺的。有許多根本不是任何意義上的思想先驅者，而是對"偉大領袖"誠惶誠恐的信奉者，只是在敬忠活動中偶有失誤，也被槍殺了。如一位造反派在書寫"劉少奇的喪鐘敲響了"的標語時，魂不守舍地把"劉"錯成了"毛"，立即被判了死刑；一位醫生在醫院打掃衛生，匆忙中將桌上的毛澤東石膏像碰落地面摔碎了，也被判了死罪……
　　這種重大冤假錯案究竟有多少？據1980年9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在五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的報告，"文革"中全國經過"法律手續"錯誤判處的"反革命"案件共十七萬五千多件，涉及十八萬四千餘人，"其數量之大，後果之嚴重，為建國以來所僅有"。
　　那麼壓根兒沒有經過"法律手續"而慘死的有多少，則是誰也沒法說清的。現在只能這樣說：在"公安六條"公布之前，被一些造反分子和紅衛兵小將任意打殺的固然無法統計，就是在這"六條"公布之後，被任意打殺的就更多了。如湖南道縣和江西一些縣的所謂"貧下中農最高法庭"就處死了所屬"全縣的階級敵人"--即其縣境內所有的地富反壞右分子等等，包括他們家裡的老人和嬰兒，"悉數處死，靡有孑遺"。這些地方有的河道一度漂滿浮屍，河水血染，與希特勒法西斯匪徒對猶太人之殘忍大屠殺景象並無二致，而這又是對自己本民族之骨肉同胞！此外，廣西的一些地方還發生了活吃人肉的慘劇--農村集鎮趕圩（墟）（即趕集、趕場）時，如有人大喊一聲"這人是'公安六條'的對象"，或者武鬥的一派把對立面的人誣指為"六條對象"，立刻就有許多人一哄而起地齊聲吶喊"吃啊--"，馬上就有"勇敢者"手持尖刀上去，取出其心肝當場爆炒或烤熟下酒，說什麼這樣吃可以"長命百歲"，從而出現一幕又一幕滅絕人寰的慘酷景象！ 　　在這種恐怖背景下，中國大陸只有奴顏媚骨或緘默不語而盡絕英才諍言了！1973年9月28日的人民日報還發表署名施丁的文章《'焚書坑儒'辨》，同年10月31日又發表陝西師範大學寫作組的文章《秦始皇是堅決打擊奴隸主復辟的政治家》，次年1月21日又發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文章《略論秦始皇暴力》，等等。所有這些文章，都公然為秦始皇的喪失民心之舉大唱讚歌，為當時現實生活中的種種殘暴行為提供古已早有的"法理"依據。
　　因此，經過連續數載的天下大亂，根本不可能實現什麼"天下大治"。國人耳濡目睹的不僅僅是文化的一片荒漠，經濟徘徊難前，而且社會文明道德風尚日益淪喪。那些無須真才實學而只要能夠圍繞著神像進行"各種精采表演"的投機家、野心家、陰謀家都一個個騰達飛黃，為所欲為，雞犬升天，又相互爭鬥不已。他們人人自危，只有牢牢地掌握權力才可確保平安。所以奪權保權，成了他們中很多人的生活第一主題，中國大陸幾乎成了從上到下奪權保權大混戰的戰場。其結果，似乎一切人都缺乏安全感，包括"偉大領袖"本人。先後跟他老人家當過秘書因而應該是最了解他的為人的柴沫、田家英等人都相繼自殺了；第一個喊"毛主席萬歲"的彭真和堅決主張把"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行動指南而寫進"七大"黨章、後來又是《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的劉少奇等人，只是有些不同意見，即打倒的打倒，整死的整死，這種結局也可以說是眾叛親離了吧。以致到了最後，他老人家似乎僅僅信賴自己的侄兒毛遠新和貼身小秘書張玉鳳，有時候連周恩來總理這樣的人要見他老人家，也必須首先通過毛遠新或張玉鳳這一關。 　　這也難怪，孟老夫子早有言--"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更何況，這些都是 "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毛選三卷1025頁）的革命同志，如今就被革命之"君"如此地視如草芥，大家嘴裡雖不敢說"不"，但在內心深處對這"君"如何"視"，不是無言也可喻的么？！
　　同時，所有起勁地造神者也該吸取這樣的教訓：不懷好意，想假借造神往上爬、攫取更大權勢的如林彪、"四人幫"之流，固然必會遭到歷史的懲罰與嘲弄；就是當初滿懷好意，如第一個高呼"毛主席萬歲"的彭真和第一個主張把"毛澤東思想"載入黨章的劉少奇，一旦懷著同樣的好意對毛澤東違背黨章、國法之為提出規勸，結果也同遭滅頂之災。因為他們既造出了"神"，這"神"就會無所不至地施展其"神威"，最後也"神威"到他們自己的頭上。這也正如署名阿敏在《同舟共進》雜誌上發表的一篇雜文所說：所有的"造神"者都會落個相同的結果：在沒收他人權利的同時，自己的那一份也被沒收了。

在全國許多地方頻頻出現的、有的連機關槍火炮都上了陣的武鬥中，雙方很多人就在"誓死捍衛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狂呼聲中"英勇壯烈"了，很多地方混亂得"只革命不生產"。人民日報不得不奉命連連發表社論《抓革命，促生產》、《工農群眾和革命師生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團結起來》、《立即制止武鬥》，等等。1967年6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通令，要求"糾正最近出現的打、砸、搶、抄、抓的歪風"。但在9月9日，不知是誰下令，竟讓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一個通知，號召"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認真學習"江青的所謂"文攻武衛"的講話，武鬥之風又重新刮遍全國。於是，在周恩來等同志的不斷努力下，中央一級又連連發出制止武鬥的通知、通告、通令、命令，陸續召開有對立兩派參加的解決某省某地武鬥問題的專題會議，辦"學習班"撤換一些起"關鍵"作用的地方領導人，逮捕一批堅持武鬥的"壞頭頭"，甚至派部隊包圍執迷不悟的武鬥集團，武鬥風潮才慢慢平息。
　　然而，由於"文革"這封建法西斯路線並未得到糾正，公開的流血武鬥又改為不流血的暗鬥，紛爭仍然難已。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為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發出通知，轉達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這等於老人家自己也承認這八年是動亂而不是安定的。直到1975年1月17日，中共中央還發出《關於禁止搶奪武器問題的通知》，對已發生搶奪武器、進行武鬥的地區和單位，要求所在省委責成有關部門立即收繳被搶奪的武器，集中封存。此後，才短暫地"安定團結"起來。
　　但就全局言，這已是晚而又晚了！在這舉國連續多年混亂倒退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和歷史上許多農民革命一樣，為許多野心家提供了"史無前例"的亂中奪權、混水摸魚的"神賜"良機。他們只須緊緊地攀援著"三忠於"、"四無限"的鋼索，把單純無知、虔誠迷信"偉大領袖"的年輕人煽動起來為其火中取栗，就穩獲蟒袍玉帶黃馬褂了。此外，這種局面也造就了一批批兩耳不聞窗外事，只求平安吃閑飯的人，他們得手就從工廠、學校、機關、單位把公物"捎帶"到自個兒小家去，"不撈白不撈"。所有這些攫取了政治權勢和物質利益的人，都視善良、誠實、本分為懦弱或"傻冒"。保持"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高尚情操的人固然幾近於絕跡；就是與人為善、以誠相見、助人為樂、對無辜苦難者的惻隱之情，也難得一見。往昔在商場、飯店、火車站、公共汽車站乃至大街小巷隨處可見的文明禮讓之風也蕩然無存。而常常可見的則是橫眉立目、兇狠殘暴或冷漠猜忌互有戒備。因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溫良恭儉讓"、"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尊老愛幼"、"師道尊嚴"等等也早被批成是"騙人的鬼話"。1973年12月28日的人民日報又轉載了徐惟誠掛帥的北京日報發表的《一個小學生的來信和日記摘抄》及編者按，並加上自己的編者按，再次掀起一股大批特批師道尊嚴的浪潮，使孩子們更蔑視給他們辛勤輸送文化與文明養料的師長。一個半月後，即1974年2月11日，人民日報又以《為教育革命大好形勢拍手叫好》為題，發表那位小學生黃帥復內蒙古生產建設部隊十九團政治處王亞卓的一封公開信並加了編者按，為黃帥這孩子被人利用的行為唱讚歌。
　　如此等等，使千古以來的優秀道德大廈驟然崩潰了，人性中最兇惡、最殘忍、最刁鑽、最陰險、最自私、最無恥的一面，反而有了廣闊施展的餘地；懶散、鬆弛、無政府主義的現象到處泛濫。儘管國中為數不少的工人、農民、工程技術人員仍在出大力流大汗，默默地堅持誠實的勞動，但整個國家的經濟處於起伏不定的低谷中。1971年12月31日新華社報道：在黨的"九大"團結勝利路線指引下，我國農業獲得第十個豐收年（1962年算起），糧食總產量達到4920億斤（註：此時林彪叛逃已三個半月並已昭告全黨全國全世界，還說毛林體制的"'九大'團結勝利路線的指引下"，真令人莫名其妙！）。1972年12月30日新華社報道：我國農業生產獲得好收成，糧食總產量可達4800億斤，相當於豐收的1970年水平。這不禁使人又產生了疑問：為什麼不和1971年比而與1970年比？如果1971年的4920億斤不是假的而確有其事，那就是1972年比1971年減產了，只好與"第十個豐收年"的1970年相比，以示1972年也是一個"豐收年"。
　　那年頭，經常就是這樣變了法地"鼓舞"人心的。而實際上，在農村，正狂刮極左風。其理論根據，就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小生產還會每日每時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於是取消了農民家庭宅前宅后的自留地，也取消了所有的集市貿易。"四人幫"們狂喊"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可是他們自己每日每寧吃那"資本主義的苗"也不吃"社會主義的草"；有些省區的掌權人也大喊"雞頭鴨頭不得超過人頭"，然而他們自家每年上桌的雞頭鴨頭不知超過人頭多少倍！
　　這種所謂的"徹底革命"的經濟政策和城鄉"階級鬥爭"政策，必然影響到工業戰線。1974年6月18日國家計委向中央政治局彙報：當年上半年的工業生產"不少地區有所下降"，對整個國民經濟和戰略影響較大。與1973年同期相比：煤炭下降6.2％，鐵路運輸下降2.5％，鋼下降9.4％，化肥下降3.7％……
　　順便帶一筆：這種"跑步進入"沒有階級、沒有任何資本主義因素的極左思潮，不但盛行於全中國，也擴展到國外。1975年革命勝利后，寮國乾脆取消了貨幣，就受到了毛澤東的稱讚；"紅色高棉"更在全國實行男女分住"大集體"，徹底消滅了健全社會的細胞--家庭……
　　物質生產困險重重，全國上下並不都是"全國一盤棋"地過苦日子。往早里說，1957年之前就已顯露端倪的特權腐敗現象，在一場狂風暴雨式的"反右派"運動把一切敢於進行批評的人鎮壓下去之後，就進一步滋長蔓延了。"偉大領袖"與其夫人江青女士，在這方面就帶了很不好的頭。
　　比如說，在全國所謂的"三年災害"剛剛餓死了幾千萬人之後的1962年，就有現代高俅式人物在北戴河為毛澤東專修了新的別墅，把原來的別墅讓給江青專用了。幾乎與此同時，在緊挨老人家故宅韶山的滴水洞，也修了一座客廳、卧室、辦公室、運動室、游泳池、防原子彈洞等應有盡有的豪華別墅。另外，此前此後，北京、上海、杭州、武漢、廣州、南寧、成都、鄭州、長沙、南昌、濟南、大連、青島、廬山等地，也都有他的別墅；有的一地還不止一座別墅。在太原，他雖未及垂青，但也修了"迎澤賓館"、"迎澤公園"、"迎澤大街"和"迎澤大橋"，隨時準備他巡幸；在人煙稀少、經濟落後的青海、新疆等地，也有人給他砌了別墅。昆明別墅的圖樣也設計好了，派專人送請他過目是否合適，他認為設計得很好，那又是個四季如春的美好所在，但海拔較高，不去，這才為多災多難的骨肉同胞省下一大筆銀兩。 　　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後，田家英奉命帶了一些人去湖南農村調查人民公社的生產和"共產主義大食堂"等生活情況，首先看到了幾乎與滴水洞別墅同時落成的省委賓館大樓，十分驚訝，他避開省里的陪同者在調查組的同志們面前撇撇嘴悄聲說："也不看老百姓吃的是什麼、住的是什麼，共產黨比國民黨更愛享受了！"此後就有人說：古今中外的任何一位帝王或總統、國家元首，都沒有毛澤東的"行宮"、別墅多。
　　而且所有這些"行宮"和別墅，都像毛澤東垂青任何地方或家庭時接觸的桌椅板凳、茶杯茶壺等物一樣，都被當作聖物一樣珍護：每個別墅都有成連成排的武裝部隊日夜守護，所有的管理人員、廚師、服務員都原封不動，所有的房屋與設施每天都打掃整理得一塵不染，隨時準備著"偉大領袖"突然幸臨。即便他已仙逝，這些"行宮"和別墅還當作歷史文物保留著。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將為彭德懷、陶鑄和"六十一個人"平反，悼念陶鑄的文章由新華社記者李耐因、趙淮青搜材撰寫、由時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的與陶鑄曾共事多年的趙紫陽署名發表。李趙寫好初稿專赴成都請趙紫陽審定，趙就特請他們去老人家住過的成都別墅居住。晚上洗澡，那水管流進浴盆的竟是黑銹湯，不知換了多少盆，最後流出來的還有一點銹色，他們只好湊合著抹一把。 　　但外國元首光顧較多的杭州劉庄別墅（現稱"西湖國賓館"）一直維護得相當好。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元帥說，他看過很多國家元首的行宮別墅，其豪華龐大、設備周全、環境優美，都比不上劉庄別墅。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住進這座別墅留戀忘返，陪同人員經過請示只得臨時為其改變行程，讓其夫婦在那兒多享受了一天。
　　"偉大領袖"如此，其夫人江青如何就無須多費筆墨，只要看看近年《百年潮》雜誌刊發的、當年奉命跟江青當秘書的楊銀懷同志寫的《我給江青當秘書》就一清二楚了。其中單是《江青的'女皇'生活》一章，就活脫脫再現了這位"女皇"比慈禧太后還太后。這就使人覺得，在"偉大領袖"身邊三十七年的江青尚且如此，遑論其他！ 　　因此在那些權力暴發戶看來，"什麼'鬥私批修'，都是懵人的！"於是"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口頭禪響遍全國。吃吃喝喝，沾花惹草，化公為私，貪污受賄，買官鬻爵，招工參軍升學走後門等等，見怪不怪。只要嘴頭兒上"突出政治"，"誓死捍衛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即便是男盜女娼，也是"生活小節"，是"人民內部矛盾"。這不僅有"林副統帥"的"小節無害論"作護身符，更早有"偉大領袖"的這席話作後盾--1957年3月18日，毛澤東在濟南黨員幹部會議上提到一些黨員幹部有"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傾向時說："這些同志，你說他有沒有道理？我看也是相當有道理。民主黨派有什麼資格監督共產黨？究竟江山是誰打下來的呀！所以聽他們的話是有不少道理的。"雖然後來出《毛選》五卷時把這段話刪去了，但"打江山坐江山"的人們卻代代相傳地銘記不忘，並且想方設法地維護他們的個人權威與既得利益，堅決不允許他人"說三道四"地揭露其治下的弊端與陰暗面，以矇騙愚弄人民大眾確信其"領導英明"，再加上刺刀與大棒的咄咄逼人的威嚇，自願不自願地默默接受其驅使奴役。因此，這股特權腐敗風愈刮愈烈。1970年2月5日，中共中央不得不發出《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和《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在全國開展"一打三反"運動。然而這"社會主義大廈"的每梁每柱都已滿是口吐人言的白蟻，如不將其一一拆下放進濃濃的滅蟻湯里狠泡死煮，是沒法把它們消滅乾淨的。直到粉碎"四人幫"之後，甚至在全面撥亂反正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仍不斷發表這樣一些文章、評論和讀者來信：《大吃大喝可恥，艱苦奮鬥光榮--記黑龍江省集賢縣委堅決抵制大吃大喝風》（1977年10月24日人民日報通訊）、《大吃大喝可恥，艱苦奮鬥光榮》（1977年11月7日人民日報專欄大標題），《對'溜派'、'風派'、'震派'人物提出批判與忠告》（1978年1月27日解放軍報讀者來信），《堅決反對搞特權》（1979年5月15日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改造社會風氣是全黨的任務》（1979年6月8日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等等。可見"文革"浩劫進一步擴展的腐敗風之深重！
　　與此相對照，則是大批農民失所流離，到處乞討。即使在得天獨厚的首都北京城，也都隨時可見這些蓬頭垢面、衣衫襤褸的男女老幼。這正如左拉在其《饕餮的巴黎》中所描述的那樣：一邊是荒淫無恥，揮霍無度；一邊是饑寒交迫，身無分文！ 　　從不顧國情地強搞"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直到孤注一擲的"文化大革命"，全國農村究竟有多少人生活困頓？據在新華社搞了多年農村報道後去《瞭望》周刊當了副總編輯、總編輯的陳大斌在其近著《飢餓引發的變革》一書中（19頁－20頁）說--
　　1978年全國農民中，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前、中期（指土改後到公社化前的那些年，農民們說那是他們的黃金歲月、太平盛世）的約佔三分之二，具體地說，就是有五億三千萬農民不如二十年前，再往深一層說，公社化二十年使三分之二的中國農民生活水平降低了。更讓人驚心的是約有三分之一的農民吃糧水平不如抗日戰爭前的三十年代（指1936年，農民吃糧水平並沒有當時的統計資料，是根據當時全國糧食總產和人口總數計算出來的）！
　　再看看農民的現金收入：1978年，我國農村約有一億一千二百萬人口每天只能掙到一角一分錢，有一億九千萬人每天掙到一角三分，有二億七千多萬人每天可以掙到一角四分。山西雁北地區平魯縣的農民每天只能掙上六分錢。所以有些農民哀嘆："堂堂七尺男子漢，人民公社好社員，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汗，早起干到日頭落，不如母雞下個蛋！"有的地方農民出工在村頭上，看見地上有個東西閃亮，撿起來一看，竟是一枚五分硬幣，於是嘆道："這一彎腰比干一晌活掙的還多！" 　

　該做小結了
　　浩劫連浩劫，把中國"主人翁"們的一切熱望都扼殺了！！因之有人說，人民的解放和幸福，本是人類社會所共同信奉的至高無上的倫理價值。而革命只是一種社會運動，它本身不是價值，也無法以人民的自由和生命為原料生產出價值。革命的是與非、合理與不合理，是要由別的價值標準--即人民的真正解放與實際幸福來作檢驗和評判的。因此，斯大林大元帥的大清洗與毛澤東主席的極左路線就足夠令人恐怖。它們與革命旗幟上所標榜的人民解放與幸福生活相去甚遠，甚至背道而馳。這些以革命的名義公然流行的罪惡並不是一天之間突然從天而降的，而是有著濃厚的歷史淵源。回顧歷史，我們看得最多的事實就是：這種以人民利益為標榜的革命，最後無不逼使人民為這革命交出一切權利、利益、自由和生命。因為神聖的並不是勞苦大眾芸芸眾生，而是革命本身，是革命家所描繪的革命政權，最後竟一切權力均歸屬於個人至上的"革命皇帝"，封建皇權的空前大復辟！ 　　在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時，葉劍英等同志說，這場浩劫把黨和國家推到了崩潰的邊緣，根本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而是沒有任何外敵壓境的情況下，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和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混亂、破壞和倒退的一場大內亂！ 　　所以，鄧小平後來說："把一個國家、一個黨的穩定，建立在一兩個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問題。"（鄧選三卷325頁）
　　所以，胡耀邦也說："多少年來，特別是林彪、'四人幫'橫行時期，搞個人崇拜，把個人封為神，認為誰誰說的做的都是百分之百正確，不可能有錯誤。什麼明察秋毫呀，洞悉一切呀，大救星呀，那是封建愚昧的表現，……危害之烈，莫此為甚。"（1980年11月23日《做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的講話）
　　但是，為什麼在新中國建立以後，沒有任何外敵入侵的空前統一強大的神州大地，會發生這一連串的災難最後又導致一場大內亂、大浩劫？1981年6月27日，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24條說："文化大革命"所以會發生並持續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澤東同志領導上的錯誤這個直接原因以外，還有複雜的社會歷史原因。主要的是：一、（略）二、黨在面臨著工作重心轉向社會主義建設這一新任務因而需要特別謹慎的時候，毛澤東同志的威望也達到高峰。他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於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這種現象是逐漸形成的，黨中央對此也應負一定的責任。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這個複雜現象是一定歷史條件的產物，如果僅僅歸咎於某個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黨得到深刻教訓，並找出切實有效的改革步驟。在共產主義運動中，領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這是歷史已經反覆證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由於沒有正確解決領袖和黨的關係問題而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偏差，對我們黨也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中國是一個封建歷史很長的國家，我們黨對封建主義特別是對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紳惡霸進行了最堅決最徹底的鬥爭，在反封建鬥爭中養成了優良的民主傳統；但是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肅清的，種種歷史原因又使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 　　對這一主客觀原因都已俱到的概論，不少同志認為它雖然說得似乎十分正確，但也僅僅及其表而未觸其根。這"根"就是"造神運動"，就是狂熱得古今中外都"史無前例"的群體性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促使毛澤東自己也敢於公然迷信、崇拜自己了，這才是他"逐漸驕傲起來"、"個人專斷"、"日益凌駕於黨中央之上"的主要根源。 　　那麼這是不是說，他的"驕傲自滿"、"日益凌駕於黨中央之上"，迷信、崇拜自己如帝王，完全是因為受到了古今中外"史無前例"的舉國上下的造神運動的客觀影響，而其主觀上並無這種與真正的共產黨人品質格格不入的慾念呢？很多同志認為"不"，因為這首先就不合毛澤東自己的哲理名言。他在《矛盾論》中就論述過："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於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事物內部的這種矛盾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聯繫和互相影響則是事物發展的第二位的原因。這樣，唯物辯證法就有力地反對了形而上學的機械唯物論和庸俗進化論的外因論或被動論。""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雞蛋因得適當的溫度而變化為雞子，但溫度不能使石頭變為雞子，因為二者的根據是不同的。"（毛選二卷767頁－769頁）
　　所以應該說，目睹十年浩劫的腥風血雨和國衰民頹，明顯地看出毛澤東頭腦中具有這種"內因"的人越來越多了。所謂"'險徑應穩步，坦途易翻車'，毛澤東未能以此為訓，而失於狐輩之手，令人萬分痛惜"云云，不過是為他尋找"外因論或被動論"罷了。因為沒有他的私念膨脹，哪會有什麼"林彪反革命集團"與"四人幫"等等的"狐輩之手"？！ 　　1976年春天的天安門事件，表面上是廣大人民群眾悼念敬愛的周恩來、聲討萬惡的"四人幫"，實質上是對當時黨內健康力量的代表者鄧小平的強力支持和對"偉大領袖"越來越背棄原來對人民的承諾而倒行逆施的憤激，也可以說是對造神運動的否定。儘管"偉大領袖"當時健在，還能發號施令，但人們已經豁出去了，看透了！甚至早在1971年秋天林彪叛逃后，山西太原勞改隊就有一位原是北京盧溝橋西長辛店人民銀行的名為沙存村的"老右"說："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等於明朝開國皇帝朱洪武的'炮轟功臣樓'。"按照《公安六條》，這位"老右"應被"新帳老帳一起算"而人頭落地的，但那個勞改隊的領導似乎已經很識"時務"，只讓他在勞改人員的小組會上批一批就拉倒，連全隊的大會都沒開，而且不准他人再傳說"走漏風聲"而"引起不良後果"。這個為筆者目睹的真實事例表明，對無產階級專政最忠心耿耿的勞改隊的幹部那時就如此明智，更不用說受苦受難的廣大黨員幹部和平頭百姓了！ 　　這也可以說是"物極必反"吧！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曾說過："黨內黨外的右派都不懂辯證法，物極必反。"（毛選五卷425頁）萬萬想不到，他自己此時倒真地踏上了這"物極必反"的可悲路，而疏忘了"民猶水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古訓。誠然，從愚迷和恐怖中有所覺醒的國人，沒有也不可能對他採取"覆舟"之舉，但也終於能將其恭抬雲天之後又請其回歸大地，將其由神復歸為人，正如劉少奇的臨終箴言所說："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然而可悲的是，我們這片土地畢竟是"神州大地"！它幾千年來積澱的培養"神"的土壤委實是太"肥沃"太深厚了，對當權者竭盡抬捧獻媚而輕取"二郎神"、"三郎神"高位的高俅式無恥之徒也委實太多太多了！華國鋒在葉劍英、李先念等同志的支持下斷然粉碎"四人幫"，本是為黨為國為民做了件應該永載史冊的大好事；但很快，到處就唱起"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個華政委"，儼然可與"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並論媲美。接著，就被讚譽為"你辦事我放心"的"英明領袖"。為了鐵桶般鞏固這"英明領袖"的神位，跟著就打出了"兩個凡是"的旗幟，說什麼對毛主席的任何指示、決策都不能作任何改變，哪怕實踐證明許多指示、決策是禍國殃民、人心盡失的。1977年2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堅決打擊政治謠言的通知》。據此，鐵道部於當月中旬下達了《全國鐵路工作會議紀要》，"對攻擊毛主席、華主席和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鎮壓"，"對極少數罪大惡極、證據確鑿、不殺不足以平民憤者，則殺之"。22日，中共中央就迫不及待地以"中發〔1977〕六號"文件的名義，轉發了這個《紀要》。28日，國務院又下發"30號"文，文中強調：對攻擊毛主席、周總理、華主席和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破壞揭批"四人幫"鬥爭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逮捕法辦。對少數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要堅決殺掉。所有這些，無異於給《公安六條》又加多了一條！很快，就有因為對華國鋒的某些作為不以為然而發表了一些言論的人，被扣以"惡毒攻擊英明領袖華主席"的罪名槍殺了，而且在一個不太長的時期內，就被殺五十餘人，其中包括江西贛州的女青年李九蓮與鍾海源--鍾海源還被留了一口氣，將其心臟立即移植到刑場一輛手術車上的心力衰竭的"革命幹部"胸膛內。
　　這不是緊跟在毛澤東身後的又一位"神"么？！這與我們這個號稱無產階級領導的、不信神仙與皇帝的、人民最自由最民主最幸福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應有的本質有何共同之處？！ 　　不幸中之萬幸的是，毛澤東在竭力個人專斷時，並沒有像朱元璋那樣全轟功臣樓，還給我們留下了"留黨察看，以觀後效"的鄧小平和其他開國元勛葉劍英、陳雲以及胡耀邦等同志。"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浩劫深深地觸動和啟發教育了他們，他們決心改"階級鬥爭"之弦，易"獨裁專制"之轍。首先胡耀邦以"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的大無畏精神、精心組織和發動真理標準大討論推倒"兩個凡是"的時候，鄧小平、葉劍英、陳雲等老一輩都作了強有力的後盾，使這個大討論廣及全黨全國並取得了歷史性的大勝，這才迎來了全面撥亂反正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我們黨的命運樹立了第二個偉大轉折的里程碑。 　　這20年來，我們國家的綜合國力、國際地位和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1998年冬天我國公布了改革開放20年的成就之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魯迪·多恩布施在德國《明鏡》周刊1999年6月14日這一期發表的回顧20世紀世界經濟的文章說，自本世紀50年代以來，日本的人均收入提高了8倍，中國的人均收入提高了7倍。按他的說法，"本世紀最令人驚異的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僅僅幾十年的時間裡消除了持續數百年之久的落後狀況。日本是第一個在短期內消除落後的國家。尤其在本世紀的最後30年裡，許多亞洲國家和世界其他地區的社會產值大幅度提高……現在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已經超過英國。中國的人均收入增加了5倍。50年前，中國的情況與1700年沒有多大差別"。
　　同年1月11日美國《華爾街日報》發表的荷蘭格羅寧根大學經濟學名譽教授安格斯·麥迪遜的回顧本千年世界經濟發展歷程的文章說，1950年到1973年是一個黃金時期，但中國和亞洲其他大多數國家（中東除外）在1973年至1955年的增長速度，實際上比在黃金時期快得多。這位教授在文中也說到：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在1950年實際上低於1820年。
　　如果這兩位經濟學家所說有關新中國的經濟發展與我們公布的成就基本吻合，那麼我們國家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本世紀最後30年裡"所取得的人均收入增加5倍的顯著成就，應該主要是在改革開放、永不再搞階級鬥爭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20年裡取得的。另外，就是以建國50年來取得的人均收入提高7倍而論，如果沒有造神運動，使"毛澤東同志的威望達到了頂峰"而導致他"逐漸驕傲起來"、"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於黨中央之上"而造成一系列的挫折、失誤和災難，我國的人均收入的提高絕對不會僅止於7倍。因為1956年，我國與發了"朝鮮戰爭財"的日本的國民收入總水平不相上下，而40年後的今天，我國在這方面僅約是日本的五分之一左右；如果我們沒有本文所述及的這些人為災難而與人家同步發展，也像今天這樣重視科教興國，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把科學技術列為第一生產力，切切實實地把知識分子當作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全黨全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等等，這人均收入又會增加多少倍，恐怕是不難測算的。再，如果不是"錯批一個馬寅初，誤增人口三個億"，這人均收入又會增長多少倍，則小學四五年級的娃娃們都會算出來的（註：1956年馬寅初先生建議計劃生育時，台灣除外的全國人口約六億，1976年毛澤東辭世時約10億；改革開放后儘管嚴格推行計劃生育，一對夫婦只准生一個孩子，但1989年4月14日又達11億，1999年已近13億）。
　　而且這改革開放，在經濟政策上徹底打碎了"人民公社"這套在全國農民頭上的枷鎖，讓一切有利於社會向前發展的城鄉多種經濟成分與國營經濟百舸爭流，在政治上讓各民主黨派參政議政，並逐步加強了法律保障，所有這一切雖被定格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究其實，它就是建國之初應該較長時期實行的"新民主主義"。如果不是毛老人家自己斷然背棄其這一著名的建國方略，而不走這長達30年的大彎路，我國50年來的人均收入究竟會增長到多少倍，恐怕連高等學府的經濟學博士后們也不會很容易算出來的。
　　總之，不論我們今天已取得多麼輝煌、偉大的成就，我們都不能忘記過去。在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了我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后，日本的東京《時報》在1999年5月17日述評說："今天的世界變得比以往更加複雜和危險，中國的處境又是如此地充滿艱辛，因為中國比美國和西方工業國浪費了幾十年的寶貴時光。"
　　所以，這造神運動給我們黨和國家和人民以及領袖本人所造成的損害是非常深巨的，這個慘痛教訓必須牢牢記取，再也不能文過飾非、自欺欺人，"為君者諱"。我們應該以對國家負責、對歷史負責、對子孫後代負責的不苟一絲的精神，極為坦誠地向當代及後代痛述一切歷史真相，讓人們牢記這慘痛教訓，永遠、永遠地不能再造神了！ 　　然而這又恐怕不會輕而易舉，因為中國的神化與特權這封建土壤特別深厚，恩格斯早有定論："傳統是一種巨大的阻力，是歷史的墮性力。"1981年8月18日鄧小平在論述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時也特別指出過：我們黨的反對封建主義思想意識的任務還遠沒有完成。
　　對毛澤東究竟如何評價？儘管由於造神運動造成過一連串的悲劇，但他畢竟仍不失為古今中外的一位巨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列舉的他的那些光輝著作，不但對革命戰爭和新中國的締造起過巨大推動作用，就是他的一些詩詞作品也令人讚佩難忘。且不說"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為代表的那種氣壯山河的天豪之作，就是"楊柳輕風易，，直上重霄九"等革命浪漫神韻，也是千古絕唱。同時，不論斯大林還是毛澤東，都還另有令人崇敬之處。蘇德戰爭中，斯大林堅決拒絕以放回德國被俘的一名高級將領換回自己的被德寇俘虜的兒子雅科夫，雅科夫最後死於納粹集中營。毛澤東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失去了原配妻子楊開慧和兩個親弟弟，抗美援朝時又把自己的長子毛岸英派往朝鮮戰場，毛岸英壯烈於美軍飛機的炸彈中。因此，人們所痛惜的，只是像毛澤東這樣一位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哲學家兼大詩人和大書法家，也有其人生負面尤其九五之尊的慾念，使他的本很偉大光輝的形象蒙上了濃濃的暗影，從而引來了某種不恭。
　　胡風生前曾說過的那樣--"在人生的行程上，人的性格中的一個優點在歷史的考驗中甚至歷史的一個轉折里，可以使人由渺小升到崇高；人的性格中的一個弱點在歷史的考驗甚至歷史的一個轉移里，也可以使人由優秀降為愚蠢甚至卑劣"？愚以為這兩種比喻對毛澤東都可以用：他既有很多的優秀與崇高，也有過愚蠢與卑劣。
　　然而我們有些人卻冥頑難靈。莫說對毛澤東的種種失策不能進行深層的反思，就是對巴金老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建議--已得到全國各界有識之士廣泛贊同的建議，有關人至今也裝著沒聽見。這是一種危險的預兆。中外古哲迭有言："一個不能從災難中總結並吸取教訓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民族"；"一個易於淡忘過去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凡是忘掉過去災難的人，註定要重蹈覆轍"……
　　對這類箴言的信從，二戰後的德意志民族做得非常好，而與我們依山帶水的大和民族做得相當差。至於我們，雖然我們與那兩個民族的問題性質不同，但從接受教訓的角度來說應該是一樣的。我們的一些目擊"文革"煉獄全部景像的過來人，都對建立"'文革'博物館"一事裝聾作啞。他們如果不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蓄意向當代及後代掩蓋歷史真相，那就是包藏禍心，存心歪曲閹割歷史以盜名欺世，甚而在其私慾感到必要時，也來一場"文化大革命"來清除一切善良正義的人，並讓全民族再遭蹂躪塗炭。
　　這不是故出妄言。1999年春，延邊大學出版社印好了上下冊共70萬言的《沉重的反思》一書，還未及正式發行，就奉命在印刷廠就地化為紙漿。一些高等院校已見樣書的政治思想工作者聞言大為驚嘆：如果不讓當代的年青人透徹了解以往的慘痛教訓，他們照樣也會被煽動起來搞一場新的"文化大革命"！
　　這，難道不值得人們振臂疾呼"牢記'造神運動'的教訓"么？！
　　1999年第7期的西安《各界》雜誌就發表了鄭溢濤同志的《反思--良心的試金石》文。文中說，對於中國人來說，從延安時期的"搶救運動"，到建國后的反胡風、反右、到十年"文革"，教訓慘痛巨烈。其中真相，如不加以挖掘、剖析，在歷史的道路上堅決樹起一塊醒目的"黃牌"，就難以真正掃除潛伏在發展背後的某種可怕的陰魂。這"黃牌"上寫些什麼？作者認為應該鮮明地寫上這樣的話："不除封建，枉自亡秦；未賦民權，空談革命！"愚以為甚是、極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