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反人民的邪惡勢力

反人民的邪惡勢力
　
  
　南方都市報

　　春秋小議之鄢烈山專欄
　　
　　我非常清楚「邪惡」這個形容詞、這個道德罪名是不可以輕易出口的！對於動輒以正義自我標榜、號令天下而指競爭對手為邪惡勢力的人，我們應當保持高度警惕。至於「人民」這個詞、「反人民」這個指控，上個世紀以來更是被用得百孔千瘡面目全非真假難辨，使用它更要慎之又慎。

　　可是，讀了《南風窗》12月上半月號對於河北曲陽縣山村教師郜艷敏的報道，聯想到一系列類似事件，我的憤懣與厭憎只能用「邪惡勢力」一語來表達。

　　郜艷敏是個苦命的河南女子。12年前，18歲的她在石家莊火車站等車時被騙，遭人販子劫持，3次被轉手，多次被強姦，最終被賣到曲陽縣僻遠的窮山溝下岸村，吃安眠藥、老鼠藥、跳水，多次尋死未成，在恐懼中熬日子。所幸公婆對她不錯，只讀過三年小學的丈夫雖無脫貧本事而人還算忠厚。這個初中畢業、全村文化程度最高的女子，7年前開始當村裡教學點(兩個年級)的老師，使本村組十幾個孩子不必畏懼翻山越嶺之難而得以上學發矇。她連「代課」教師也不是，而是「臨時教師」，每月200元的工資從一月一發，到兩月一發，到2004年起的一年一發，還常遭拖欠。她在一個封閉的窮山村，沒有報紙更無論網路，哪知本縣教育局局長郝成學上任一年半就撈了206萬元和足可裝滿兩卡車的高檔禮品？

　　去年兒童節，曲陽農民攝影家劉向陽的一次善舉改變了她的命運。先是福。她帶著孩子們到北京觀看天安門廣場升旗儀式。她從此相信世上還是有好人，內心深處的恐懼與孤獨陰影開始消散，「她說覺得自己活著有了意義」。隨著她和教學點的故事被媒體報道，各界熱心人的救助紛至沓來，她統稱之為「愛心人士」，她希望他們能結對幫助該村的失學兒童。

　　然而，隨著她的出名，災禍不期而至，有一股勢力要把她拉回從前的生活。郜艷敏當「臨時」教師的經歷，以及適齡孩子輟學暴露出當地教育資源投入的嚴重不足和教育管理部門的種種漏洞，「縣上的一些人很惱怒，說她給教育系統找了許多麻煩，他們寧願讓孩子們走10里山路去山外上學，也不願讓郜老師再干這個工作」。今年5月30日《燕趙都市報》報道曲陽有關方面竟決定取消該教學點，不再聘郜當老師。

　　這些人還有一點人性嗎？深山孩子們的命運和前途，郜老師的處境和心愿，在他們心中輕如塵埃。與素不相識的捐贈助學者相比，說做此決定的人喪盡天良毫不為過。

　　取消教學點的消息見報，讀者致電報社表示不滿；輿論壓力之下，曲陽教育局表示尊重現實，暫不撤點，讓郜繼續留任。但是，郜艷敏卻從此失去行動自由，恰如12年前初被拐來夫家怕她逃跑受監視一樣，如今她受到另一種監視而動彈不得。

　　今年暑假前，縣、鎮幹部在那裡站崗40多天，以阻擋來採訪的記者；秋季開學，中心小學終於派來一位女老師與郜共同工作，主要任務卻是注意有無來訪記者，及時向鎮里報告——有關方面為隱瞞真相可謂不擇手段不惜成本。

　　11月21日《南風窗》記者去下岸村採訪郜，雖「刻意謹慎」但還是被發現，幾個自稱「鄉幹部」后又稱是縣委宣傳部的人把郜艷敏截了回去，然後「先兵后禮」地將記者驅趕出曲陽。此前，「鳳凰衛視」記者拍攝的資料被當地有關部門強行洗掉；央視《半邊天》攝製組希望帶郜到北京做節目，被鎮領導以開除黨籍相威脅的「死命令」讓村支書阻止郜出山——這些死要「面子」的傢伙真是不要臉，什麼歪招都使得出來！

　　《南風窗》的報道開頭是郜老師的「天問」:「我到底做錯了什麼？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我？」我們可以回答她:你什麼錯也沒有，「有人」就是要這樣對待你！——這就是邪惡，傷天害理，喪心病狂。

　　有部經典的俄國歷史小說叫《邪惡勢力》(藍英年穀興亞譯)，寫的是沙皇尼古拉二世時的事，主角是格里戈里·拉斯普京，這個文盲、西伯利亞農民、盜馬賊和神漢，竟成了皇宮的上賓、皇后的主心骨、上流社會的寵兒。該書所稱的「邪惡勢力」是具體的某幾個人。本文所指的卻只是一種與民眾利益作對的「勢力」，並非某幾個特定的壞蛋(他們下班了可能還是好父親好鄰居呢)。

　　類似曲陽這種不顧人民生死休戚而掩蓋事實真相的事件，在當下中國還少嗎？最新一例報道是新華社12月1日電，江西樂平市涌山鎮發生礦難，當地有些官員「善後」的精力不是放在搶救被困和受傷人員上，而是千方百計捂蓋子，用一群不明身份的壯漢阻撓記者採訪。這樣的事情全國各地每天有多少起在發生？這樣的官員與黑道頭目有什麼區別？他們所恃者何？給這些人撐腰壯膽的還不能叫「邪惡勢力」嗎？

　　芭蕾舞劇《天鵝湖》里邪惡勢力的代表是魔鬼，他的黑袍一抖就能偷天換日。然而，惡魔沒有好下場，愛和善良終於獲勝。這是神話，也是人們的願望。

　　(作者系知名雜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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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發言人的左右互搏



作者： 黃振迪



　　聽新聞發言人說話是人生一大樂趣。譬如9月12日美國國務院的發言人澄清賴斯和加拿大新任外交部長緋聞時說： 「沒有燭光晚餐。那是一場大放光明的晚餐，用的都是電燈。」再譬如中國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王旭明9月25日說：「現在社會各界都非常關心困難孩子上學，有痛心疾首的，也有憤怒指責的，也有同情可憐的等等。實際上，中央政府為了讓困難學生上大學，已經拿出了幾百個億資助這些孩子們上大學，包括建立了『獎、減、貸、助、免』一套資助困難學生的完整體系。但是對這樣一個完整體系，媒體的宣傳還不夠，仍有很多輿論在呼籲窮孩子怎麼窮，希望社會各界伸出援助之手。」王旭明認為，「這樣的報道往淺說是無知，往深里說是對國家政策的漠視」。

　　而就在2006年3月「兩會」期間，同樣是這位教育部發言人王旭明先生，在面對人大代表的質疑時，他的回答是：「我們是窮國辦大教育，而且是辦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教育。現階段教育投入遠遠趕不上教育事業發展的需求，這種情況又將長期存在。」

　　這應該不是一時失言。2005年2月21日，教育部部長周濟在接受人民網專訪時也曾表達了類似意思，「最難的還是教育的投入不夠，要想滿足大家的需要，就需要不斷增加優質教育資源，但我們的投入還是遠遠不夠的。」

　　既然「教育投入遠遠趕上不教育事業發展的需求」，當媒體對教育經費嚴重不足、為失學兒童和無錢讀大學的學生奔走呼號的時候，本來應是作為教育主管部門的教育部的福音，教育部應該感謝媒體的支持才對。而現在教育部卻怎麼不領這個情，還把中央政府的大幅投入搬出來當擋箭牌，反過來對媒體嚴加斥責，責怪起媒體的無知和漠視呢？

　　答案其實很簡單：彰顯本部門的政績而已。他們希望聽到的是「報喜而不報憂」，報的是政績，而不能報的是問題。至於是不是能獲得全國乃至全世界各個方面的可貴的無償捐助、孩子能不能受教育、能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這似乎都是次要的。

　　因此，作為教育部門面的新聞發言人，就顧不了那麼多，「前言不搭后語」，左右互搏起來了。

　　到現在為止，我國已經有70個部門31個省區建立了新聞發布和發言人制度。「新聞發言人」事實上就是一個政府部門的「代言人」的角色。這一制度的建立，無疑是我們的政府部門透明行政、規範行政的一個重大進步，無疑有助於民眾加深對政府部門工作和態度的了解。

　　但是，我們必須正視的是，作為一個部門、一個地方政府的「新聞發言人」，是具有一種為自己的政府和部門表明政績、掩蓋問題甚至錯誤的天然屬性，或者說具有這種「報喜不報憂」的本能衝動的。政府部門的新聞發言人，只能說是政府部門的一個單方面的公布和宣示。新聞發言人制度，不能成為一種信息壟斷的制度。要達到保障人民的知情權，特別是監督權，新聞發言人制度並不能替代超然於利害關係之外的、中立的公共媒體。否則，信息的披露，只能是單方向的，很可能文過飾非，與事實相差甚遠。而一旦新聞成了政府部門彰顯政績的放大器和揚聲筒，其真實性就無從談起，人民的知情權、監督權就化為了泡影。

　　從這個角度看，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王旭明這樣的發言倒還真有點往淺里說是無知，往深里說是對公眾知情權的漠視。



(原載2006年09月30日《新世紀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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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評：鄢烈山先生這篇文章，真叫痛快！可是邪惡勢力卻仍然存在。而且這種邪惡勢力是從上到下的，大躍進時期餓死了還得喊萬歲，還算是過去的例子，其根源就是行政部門的權力大於天！同樣的例子是教育部的新聞發言人：同樣是為了面子而把農民子弟的教育置之腦後，甚至連呼籲各界救助這樣獐都犯了他們的忌。因此，把兩篇文章放到一起來讓大家看看這些惡仆的嘴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