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革時期知青的愛情

【原來題目】為：假離婚弄假成真：北京知青們遺落在陝北的愛情
2007-01-04 09:55:47 新聞午報

　　1968年底，有2.8萬名北京知青乘坐「東方紅號」專列來到延安。愛情在陝北的黃土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然而在大返城的年代，大部分已婚知青都辦理了假離婚手續，打算自己回京后，再想辦法把對方調到北京，但最後所有的假離婚均弄假成真……

　　「那時候男女關係抓得很緊」

　　多年以來，付育華經常會做一個非常奇怪的夢。夢裡，他只有三四歲的樣子，一個白凈的女人坐在炕沿，緊緊地把他抱在懷裡，女人的淚珠子不停地掉在他的臉上。這時候，一個陝北口音的女人說，「你要走了，給娃多說幾句話。」

　　33歲的付育華是陝西省延安市延川縣的一位農民。他曾十分好奇地給父母講過這個夢，父母說，夢見女人是該給你娶媳婦了。

　　2002年國慶節，付育華與當地一位女子結婚。次日，他的父母第一次主動向他說起那個夢，「你說過的那個夢是真的，那個白凈的女人是你的親生母親。」

　　1973年，剛剛出生兩個月的付育華被送給了延川縣的一個農民。那時他的親生父母沒有結婚，他們是北京知青。三年後的1976年，付育華的親生父母回到了北京。公開的資料顯示，在1968年底，有2．8萬名北京知青乘坐「東方紅號」專列來到延安。

　　付育華的養父母告訴他身世的同時，曾大度地對他說，他可以到北京尋找親生父母。但付育華沒有這樣做。付育華說，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親生父母回北京后是否結婚了，「如果他們各自都有自己的家庭，我的出現只會給他們惹來麻煩。」

　　從至今依然留守在延安市的部分北京知青那裡，付育華了解到親生父母當年的一些事情。

　　他的父親因為出身不好，插隊后經常被作為「鬥私批修」的對象。有一次，幾位一同插隊的知青嘴饞，慫恿他的父親偷來老百姓家裡養的一隻狗，殺了吃肉。等大家吃完了，又以此為由對其進行「鬥私批修」。付育華的母親看不過去，站出來說了幾句公道話。

　　1973年初，當地知青統一檢查身體時，付育華母親肚子里的秘密再也藏不住了。管理知青的幹部找到她，輪流做工作，要她告付育華的父親強姦罪，並允諾她可以提前調回北京。據稱，當時已經給付育華的父親定好了15年的刑期。但母親始終堅稱那是她自願的。

　　「那時候的男女關係抓得很緊，好多人因此進了監獄。」在延安市黃陵縣插隊的北京知青於光雲對記者說。於光雲曾有過類似痛心的經歷。一位同來插隊的知青和他談了兩年多的戀愛后，肚子最終大了起來。在懷孕已經八個多月再也無法拖下去的情況下，於光雲回到北京提親，結果被對方的父母一頓臭罵。那位知青最後做了引產手術。

　　1975年，於光雲和黃陵縣的一位女子結婚。這讓他返城的願望徹底破滅，他成了一名真正的陝北人。唯一顯示他身份的，是他那一口純正的北京話。如今，於光雲已經是兒孫滿堂。走在曾經插隊的村子里，不時會有人和他打招呼，而於光雲會用地道的陝北方言回應。

　　於光雲家裡的爐子上經常燉著肉，「周圍的人常說，我們北京人光為嘴活著。要在北京，天天桌上會有肉，但在這裡就不行了，一個禮拜吃一次肉還有人說閑話。」為這，老婆和他吵過很多次架。每次吵架，老婆都會說起孩子小的時候，有一次高燒不退，但於光雲拿不出住院費，差點耽誤了孩子性命。不過，於光雲的老婆承認，這麼多年來身體還可以，「吃的東西都很有營養。」

　　「和北京知青談對象是摸『高壓線』」

　　留守黃陵縣的北京知青陳志每天都要喝酒，「以前是一天一瓶，現在是三天一瓶。」

　　陳志的老婆是當地人，談對象的時候，他的老婆曾被當地的政法幹部扣了起來，理由是「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在那個年代，和北京知青談對象是一個『高壓線』，搞好了可以成家立業，搞不好就會進監獄。」陳志說。

　　剛剛去世的留守知青高玉珍，她的經歷比陳志更為悲壯。

　　插隊時，在一個冬天的深夜，同室的知青給高玉珍開了一個玩笑，大家讓她到院子里去取尿壺。高玉珍準備穿衣服，有人說，你不用穿衣服了，尿壺就在門外面，你一取馬上就回來了。但高玉珍剛一出門，同室的知青立馬將門關上，並且大喊「抓賊」。同院的男知青聞聲紛紛出來抓賊。

　　全身裸露的高玉珍慌不擇路，跑進了對面的院子。這個院子住的是貧協主席楊服煥，他的老婆在幾年前跳河身亡，留下一個7歲的孩子。心地善良的楊服煥用棉被將高玉珍裹了起來。

　　半年後，高玉珍懷孕。政法幹部將楊服煥抓起來，高玉珍找到政法幹部，說這一切都是她自願的，她願意嫁給楊服煥。

　　「當時我們都想不通，楊服煥是一個禿子，還有些瘸，大家因此看不起高玉珍。」留守黃陵的知青龔鳳海說，「但現在才真正感覺到，高玉珍是一個值得大家尊重的人。」

　　高玉珍的婚姻在當地引起很多的議論。

　　「有人覺得，這些北京人結婚不講什麼門當戶對，對那時當地風行的『買辦婚姻』是一個很大的衝擊，比『梁祝』更為可貴。」龔鳳海說。

　　龔鳳海認為，應該給高玉珍樹一個碑，「按我們現行的婚姻標準來說，大家覺得高玉珍可能生活得很慘，但其實她的後半生過得很滿足。她和楊服煥互相照顧，她和一個貧農相伴終生，用自己的一生來落實毛主席上山下鄉的政策。至少，在精神上她是滿足的。」

　　「如果那時回了北京，這個家肯定是完了」

　　留守黃陵縣的北京知青汪桂蘭的婚姻也是因一句玩笑而起。

　　1972年的一天，有幹部問汪桂蘭，這麼多知青都搞對象，你怎麼也不談一下？要不給你介紹一個「老陝」？

　　汪桂蘭笑了笑說，只要有人要就行。沒想到第二天，對方竟然真領來一個小夥子。

　　1974年1月，汪桂蘭結婚。但因為雙方工作單位相距百餘公里，兩人分居17年。在1979年知青大返城的時候，汪桂蘭也動過回京的心思。汪桂蘭是北京第一師範學校的學生，北京市教育局當時連續給她來過四封信，希望她能回京執教。但汪桂蘭猶豫了好長時間后還是放棄了。

　　因為工作努力，汪桂蘭於2000年被評為延安市勞動模範。2005年初，汪桂蘭從黃陵縣幼兒園黨委書記的位置上退休，轉而被聘為該縣「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宣講員。不論是從家庭還是工作來說，汪桂蘭在留守知青里，很受大家羨慕。

　　提起那段歷史，汪桂蘭感慨頗多，「如果那時回了北京，這個家肯定是完了。」

　　近60歲的龔鳳海至今還住在單位的單身宿舍里。1991年最後一次考公務員名落孫山後，龔鳳海的老婆和他離婚，在離婚證書的財產處理一欄里，屬於他的只有「穿戴衣物」。他曾多次向單位領導申請住房，領導說，等你有了老婆，再給你分房子。但他每次相親，對方都說，只要你有房子，我就和你結婚。

　　龔鳳海宿舍的牆上，貼滿了各種各樣的美女畫。當地人因此說他有些不正經，「肯定在外面胡來。」但龔鳳海稱，男人是愛女人的，不過不能「胡愛」，「一個家要有男人和女人才會顯得和諧。」

　　每天出門前，龔鳳海都會對著鏡子梳理一下稀疏的頭髮。鏡子左上角插著一張毛主席像，「早上看他老人家一眼，我每天都會有精神。」

　　已經內退的龔鳳海每天並沒有什麼事情可做。實在心慌的時候，他會跑到山頂上，吼上幾句陝北小調。

　　精神失常的母親說：「你不要結婚！」上小學以前，袁京紅一直把自己的奶奶叫媽媽。該上學時，奶奶讓她改了口。

　　有一次，袁京紅和同學吵架，同學說她沒有媽媽。她哭著跑回去問奶奶，「我為什麼沒有媽媽？」

　　奶奶告訴她，她的媽媽在她八個月大的時候去了北京。

　　「那時候，我就開始恨我的媽媽，她怎麼不管我，為什麼非要走？」袁京紅說。為此，她自作主張，改掉了媽媽給她起的「京紅」這個名字。

　　再次談起這個話題，今年33歲的袁京紅已經不再埋怨媽媽了，「我成家已經好幾年了，孩子都7歲了，我能理解媽媽當時的心情。」

　　袁京紅的母親是當年插隊宜川縣的一名北京知青。在和當地的一位農民結婚生下袁京紅不久后，她得到了一個返城的指標。

　　1995年，袁京紅突然收到了一封來自北京的信。寫信人告訴她，他是她的外公。從信里她得知，媽媽在回京一年後就精神失常了。

　　隨後，袁京紅去北京，見到神情獃滯的母親，她問，「你認識不認識我？」

　　「你就是我陝北的女兒。」母親說。

　　外公告訴她，母親回到北京后，因為一時找不到工作，壓力很大。另外，自己的娃娃被丟在了陝北，對她的打擊也很大。

　　袁京紅在北京呆了兩周，臨近回陝北時，外公再一次問她，「你覺得北京好還是陝北好？」袁京紅說還是我們那兒好。外公顯得非常失望。在去北京前，奶奶也問過她，「你還會不會回來？」袁京紅肯定地說，會回來的。

　　回到陝北后她才知道，自己去了北京後父親三天沒有睡覺。「父親從來沒有給我說過母親的事情。」袁京紅說。

　　兩年後，袁京紅結婚的前一個月，和男朋友一起再次去了一次北京，她想讓母親看一看自己的對象，沒想到，母親告訴她———「你不要結婚！」袁京紅結婚後，曾給外公寫過一封信，但沒有迴音，雙方從此沒有書信往來。

　　母親曾給她留下一個電話號碼，但她不敢打，因為聽外公說，只要母親一聽別人提起她，就會離家出走。她也曾撥過一次電話，不過聽到母親的聲音后，她一句話也沒敢說就掛了電話。

　　「我想帶著兒子去趟北京。」袁京紅說。她想告訴母親，她結婚了，而且生活得非常幸福，希望能藉此打開母親的心結。

　　袁京紅的兒子經常纏著她，要聽一些她小時候的故事。她告訴兒子，等你懂事了媽媽再告訴你。不過，她覺得現在兒子已經很懂事了。有一次他們夫妻兩個吵架，兒子對她說，你千萬不要像電視上的那樣，一吵架就離家出走。她告訴兒子，媽媽永遠也不會離開你。從北京到延安，路途是多麼遙遠聽到村支書喊「北京來記者看你了」，趙純慧獃滯的眼睛里透出些許興奮。「瘋了幾十年了。」村支部書記說。趙純慧生於1949年，北京99中學六八屆初中畢業。「文革」開始不久后，她的父親因「反革命」罪被抓進監獄，母親因此發瘋。1968年底，在街道幹部和學校領導的再三動員下，趙純慧以「反革命分子」子女的身份來到延安市宜川縣壽豐公社插隊落戶。

　　插隊第一年的春節，大部分知青都回北京探親了，但趙純慧沒有路費回不去。家人給她寄來30塊錢，讓她在當地過年。趙純慧捨不得花，把錢藏在席子底下。有一天，她僅有的30塊錢突然不見了。趙純慧步行近百里到縣上跟管理知青的幹部反映了情況，但還是沒有找到。那件事發生后不久，趙純慧就精神失常了。

　　為了照顧趙純慧的生活，在幾級黨委的批准下，趙純慧被組織安排嫁給了當地的殘疾農民李根管。李根管大趙純慧很多，是一名以放羊為生的老光棍。1986年，按照有關政策，李根管被安排到鄉政府種菜，由一位放羊娃轉為正式職工。

　　「能吃上皇糧，這是我一輩子都不敢想的事。」李根管坦言，「我們這裡很流行尋知青當婆姨，有個順口溜就是。『紙煙不好是大前門！老婆不好是北京人！』」趙純慧結婚後，生了三男一女四個孩子，生活進入了極其艱難的狀態。後來，長期關注知青生活的著名紀實攝影師黑明對留守知青趙純慧的生活進行了報道，引起社會關注，趙因此得到一些資助。

　　據一些至今還留守在宜川縣的北京知青介紹，趙純慧的父親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批工程師，她小時候曾受過良好的教育，「能歌善舞。」

　　精神失常后，趙純慧再也沒有離開過壽豐鄉。幾乎每天，她都會坐在村頭的石頭上，一個人唱著當年知青們自編的歌曲，「從北京到延安／路途是多麼遙遠／告別了父母／離開了城市／我插隊到延安／那天夜晚我夢見／媽媽來到我的床前／輕輕撫摸著我的小臉／淚水灑在我的胸前……」

[ 本帖最後由 chujiakang 於 2007-1-4 15:23 編輯 ]

那個時候延安通鐵路嘛？

悲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