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史記》中看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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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星 馬永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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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往今來，知識分子的生存目標正如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借司馬談之口所說的：「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在描述一個個或得意或失意的人生歷程時，司馬遷深刻地認識到，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不是上天註定的，而是知識分子要求充分張揚生命意志的性格與集權政治之間的矛盾和對立造成的。

　　司馬遷是一位人生經歷坎坷曲折的封建知識分子，在《史記》這部偉大的史學名著中，他試圖透過歷史的迷霧，尋找一條知識分子的生存之路，從而詮釋他們的悲劇命運。《史記》中記述了三類性格命運各不相同的知識分子：第一類是因正道直行不容於世而被黑暗的政治勢力所吞噬；第二類是為求自保，隱居避世；第三類是與統治者同流合污，但最終也難逃被毀滅和嘲諷的厄運。

一

　　第一類知識分子以孔子、屈原、韓非、賈誼、司馬遷等人為代表。他們以才入世，因才遭嫉，被放逐或囚禁，最終或自戕、或被害、或鬱鬱而終。司馬遷在字裡行間傾注了自己的感情，其中飽含著他對人生、國家、人類命運的思考。

　　屈原「博聞強識，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因此得到了楚懷王的器重和賞識，「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賈誼「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文帝召以為博士」，「每詔令議下。 諸老 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然而，也正是他們的匡世之才而遭到了無恥小人的嫉妒，上官大夫與屈原「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齊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賈誼則從維護漢王朝統治的大局出發，「更奉之法」，使列侯就國等高瞻遠矚的建議而得到漢文帝的信任，「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然而卻遭到小人的嫉妒，「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議。」在遭受讒言與冷遇之後，面對昏聵的君主和朝中阿諛逢迎的小人的詆毀，他們沒有跳出是非圈子，隱居遁世，獨享清高，追求自保和解脫。而是堅持自己正確的政治主張，更加積極地投入火熱的政治鬥爭中，屈原在對外政策上主張聯齊抗秦的正確路線，反對聯秦絕齊的政治短見，由此又進一步加深了與令尹子蘭的矛盾。賈誼被貶到卑濕之地的長沙之後，仍心繫國事，當文帝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為列侯的時候，多次冒死上書，「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否則「患之興自此起矣」。文帝不聽。楚懷王死後，長子頃襄王立，屈原被放流，但他忠心不改，「眷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返， 冀幸 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返」；與屈原相比，賈誼還是幸運的，文帝在無聊寂寞中想起了賈誼，格外開恩，在宣室中召見了他，但向他諮詢的不是治國之道，而是「問鬼神之本」，「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特殊的經歷與知識分子特有的正直，使他們的靈魂如同一座座積雪的山峰、壓抑的火山，一腔愛國情、報國志燃燒著他們那顆憂鬱的心，使他們將為政治的人生轉為為人生的藝術，為後人留下了《離騷》、《天問》、《招魂》、《哀郢》（以上為屈原著）、《鵩鳥賦》、《過秦論》（以上為賈誼著）等千古名篇。

　　司馬遷是滿懷著感情去描述兩位正直的知識分子的，對他們寄予著深深的同情，時運不濟，命運多舛，相似的人生經歷，使司馬遷更深刻地理解了屈原、賈誼，對屈原的自戕和賈誼的早逝表現出了極大的同情和痛心，他在《史記》中不無遺憾地替屈原謀划：「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當他讀了賈誼的《鵩鳥賦》中的「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又「同死生，輕去就，爽然自失矣」。無論是懷石自沉汨羅江的屈原，還是因為「為陵遊說」而遭腐刑的司馬遷都在探討自己的命運。屈原一生正道直行，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卻沒有認識到自己悲劇命運的根源，「人生稟命兮，各有所措兮」（《懷沙賦》），把自己的遭遇歸結為「命」，並始終在命里掙扎，最後認命。司馬遷縱觀古往今來知識分子的命運，發出了「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的質疑，但他終究沒有敢說出那幾個關鍵的字眼。

　　在專制社會裡，知識分子超前的思想意識和堅定的道德操守，使他們在強權政治和個體生命意志的張揚之間，尋不到一絲生存的空間，為政治的人生意志又無法使他們超脫，冷酷虛假的現實更使他們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他們的心靈找不到一處可以休憩的港灣，在殘酷的現實環境里，巨大的精神折磨使他們難以走出心靈的羈絆，因此他們選擇了毀滅，以此來抗爭，來張揚自己的生命意志。實際上，具有屈原、賈生、司馬遷等同樣悲劇命運的，他們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後一批，孔子、韓非、以至後來明朝的高啟、清朝的金聖嘆等人的命運無不是他們生命歷程的翻版。

二

　　第二類知識分子以范蠡、張良等人為代表，他們抱著立身揚名的思想參與政治鬥爭，功成而身退。范蠡是戰國時期的越國重臣，剛愎自用的越王勾踐不聽范蠡的勸告，以致兵敗夫椒，失敗了的勾踐才聽從大臣的忠告，卧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終於伐滅了吳國。伐吳戰爭勝利之後，范蠡在長期與勾踐的共事過程中，深深認識到了勾踐的本質，所以他毅然決然地「取珠玉，率從屬」而隱居於齊國，「自謂鴞夷子皮，耕於海畔，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萬。」並同時發信給同朝大臣文種，提醒他「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但文種最終也沒有清醒過來，一直對已志得意滿的勾踐抱著一絲希望，然而等待他的卻是賜劍自裁的命運。范蠡在齊國又被聘為相，但對統治者有著深刻認識的范蠡始終保持著頭腦的清醒，「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就辭掉了相印，散盡余財，隱居於陶，終其天年。在集權政治與個人生命意志張揚之間難以尋覓生存空間，轉而跳出政治鬥爭的漩渦，是范蠡對勾踐這個曾共患難的君主有了清醒的認識后的明智選擇，毅然放棄了臨時的榮華富貴而去追求生命的解放和自由。

　　漢留侯張良年輕時俠肝義膽，為給韓國報酬，曾與一壯士在博浪沙謀刺秦始皇，以後加入劉邦集團，為劉邦的帝業立下了赫赫功勛，劉邦對張良高度評價並給與了豐厚的賞賜，「運籌帷幄帳中，決勝千裡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但深深了解劉邦的張良知道這個無賴皇帝不過是一時的心血來潮，遂推卸了這份厚賜。幾年後，「前年殺韓信，去年醢彭越」的血的現實證明了張良的判斷。劉邦死後，呂后稱制，張良預感到一場政治風波的到來，也清醒地認識到呂后的殘忍本性，因此他自稱「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竟然煞有介事地「學辟穀，導引輕身」，向呂后顯示自己並無顛覆的野心，沒必要對自己下毒手，最終以這種「隱於市朝」的特殊方式躲過了殺身之禍，保全了自己和家人的性命。這是一種以消極方法對抗集權政治迫害的生存方式，司馬遷對這種明哲保身的生存方式沒有發表任何評論，表達了一種無奈的認可。後世的知識分子如陶淵明等多有採取這種方法，以求得心靈的解脫和思想的自由。

三

　　第三類的知識分子如蘇秦、張儀、李斯、陳平等人，他們在從事政治活動中，為成名而不擇手段，獻媚邀寵，深知權變，有時不惜犧牲自己的人格。司馬遷對這種人的品行是鄙視的，並以生動形象的描述揭露其心靈的骯髒和醜陋。李斯「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把一個無狀文人的醜惡嘴臉刻畫得淋漓盡致。李斯一生的願望就是要做一隻「倉中鼠」，這就決定了它日後西說秦王，之後又長期為相，嫉賢妒能陷殺同學韓非，為自己私利，與趙高同謀，殺扶蘇，立胡亥，最終被趙高陷害腰斬於市的生命軌跡的必然性。利欲熏心的李斯至死方才醒悟，人之一生，最可寶貴的就是生命，「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司馬遷對李斯的一生作了簡要的評述，「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嫡立庶。諸侯已叛，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

　　漢丞相陳平少時遊手好閒，為立身揚名於世，「仕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歸漢之後任督尉，典護軍，又大收賄賂。但陳平自恃才高，又能曲折陳述事上，化解了劉邦對他的疑忌。協助劉邦在歷次困境中以無賴的手段化險為夷，世稱為「陳平六齣奇」。劉邦臨死前，命陳平捕殺呂后的妹夫樊噲，後來聞聽劉邦死訊，當即釋放了樊噲。為了消除呂后的猜疑，他「日飲醇酒，戲婦女」，對於呂後有損於劉氏天下的做法，曲意逢迎。呂后死後，陳平又與周勃以兵誅呂氏集團，被漢文帝封為丞相。陳平以犧牲自己的人格為代價，戰戰兢兢地哺其糟而啜其醴。司馬遷評述說：「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可能陳平的子孫在當時還有位居高官的，司馬遷不能像評價李斯那樣直抒胸臆，但於褒中見其貶，對陳平的做法提出了疑問，最後得出了陳平只不過是一個智謀之士的結論。

　　對這些政治不倒翁，司馬遷深惡而痛絕之，對他們不堅持自己的道德操守，一味地迎合統治者，在政治鬥爭中順流而下，有時甚至為虎作倀的做法表示了極大的憤慨，這樣的人即便是能得善終，也不過是些權變之人罷了。五代時期的馮道，「臨難不赴，遇事依違兩可，無所操決，唯以圓滑應付為能事」，歷仕五朝九君，自稱長樂老人，可謂是深得其中三味。

四

　　知識分子最悲慘的結局莫過於因「文人相輕」而導致的自相殘殺，給黑暗的血淋淋的政治鬥爭又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李斯為了能夠保有相位，不顧同窗情誼，陷害韓非向秦王大進讒言：「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並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聽信了李斯的讒言，把韓非逮捕入獄，李斯「使人遺非葯，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

　　袁盎與晁錯同朝稱臣，然由於互相猜疑嫉妒，「晁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終於發展到了在皇帝面前互相詆毀，彼此都欲置對方於死地。「七王之亂」剛爆發時，晁錯進言景帝，袁盎受吳王金錢，說吳王不會造反，請誅袁盎。袁盎又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說諸侯反叛皆由晁錯削藩所致，漢景帝聽信了袁盎的話，「使中尉召錯， 枱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公孫弘與主父偃也是同朝的臣子，但公孫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者，雖佯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因為一己的私利，借主父偃的小過錯，向漢武帝進言「齊王自殺后，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司馬遷從主父偃的遭遇中再次感受到了世態炎涼，「主父偃當道，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同為讀書人，有的甚至還是同學，然在名利面前，卻互相攻訐，置友誼、親情於不顧，又令人感到做人的艱辛。

　　司馬遷在寫《公孫弘、主父偃列傳》的時候，一定想到了自己的遭遇，李陵之禍本可以用金錢贖罪，免於腐刑，但「左右親近莫為一言」，為了完成《史記》的寫作，司馬遷只好去受刑，忍受精神與肉體的雙重摺磨，「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令人唏噓不已。死於知識分子之間的鬥爭的，寒心於知識分子之間的冷漠的，主父偃、司馬遷都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後一人，唐代的劉晏死於楊炎的陷害，後來楊炎又死於盧杞的陷害，歷史總是有其驚人的相似之處，包括人生。

　　司馬遷在《史記》中，以其如椽巨筆，剖開那一座座千年古墳，把裡面的每一個文人都拉出來，曝晒在陽光下，一個個端詳，一個個地評說他們的過去，沿著他們生命的軌跡，拷問著他們，也拷問著自己的靈魂：不能與統治者同流合污，你們就不會隱居江湖，以求自保嗎？隱於江湖就一定能夠使那顆清醒的心寧靜下來嗎？難道一句「難得糊塗」就能使進取火熱的心麻木沉寂下來嗎？扭曲、改變自己的性格，見風使舵，又怎能逃得過後人的詰責？犧牲他人，保全自己，用同伴的鮮血染紅自己的頂子，就能夠永遠心安理得地安眠於地下嗎？

　　滄海桑田，不變的是對人生終極目標的探索和追求，歷史拖著它沉重而又執著的步伐從昨天走到了今天，又必然會從今天走向明天。時間無盡頭，探索無止境，可悲的是在探索前輩生命軌跡的同時，我們也正在重複著他們的心路歷程，忍受著知識分子特有的煎熬與痛苦。

　　有的人本來就不清醒，你糊塗什麼？有的人已經清醒了，你又糊塗得了嗎？

儒教對知識分子的要求太高，以至窮畢生而不可攀，這就讓讀書人累了，尤其死心眼們。
個人對社會的作用畢竟有限，按照每個人的地位盡綿力而已，作多了容易犯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