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楊振寧還是丘成桐的？

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的社會輿論更熱衷於傾聽薛涌和丘成桐先生快意恩仇的批評，而對於我們自身的優點往往視而不見，這樣的認知環境顯然是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不久前，在「如何看待大陸的大學教育」這一問題上，楊振寧表示，從本科教育和社會貢獻這兩方面而言，即便是中國一般的高校都很成功，對國家貢獻比美國大。20年來中國高速發展，很大的功勞來自高校，因為成千上萬的人才都是高校培養出來的。而美國哈佛大學的丘成桐教授卻毫不客氣地指出，以目前中國的本科教育模式，不可能培養出一流人才。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薛涌則預言：「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運動，以後會讓中國的高等教育面臨更加深重的危機。

在民眾以抨擊中國高校為「樂」的年代，楊振寧說出這樣的話語，無異於惹火燒身，果然，緊接著網上就有了近千條對楊振寧的跟帖評論，「憤青」、「科技界的大嘴」、「意淫癖」等等讓人尷尬的字眼都加在了這位諾貝爾獎得主身上。雖然不少人都認為楊振寧這話說得不一定對，甚至有一本正經的愛國之士萬分憤怒，認為這種結論有誤導 「國家科技教育方針政策制定」之嫌，雖然筆者也未必接受楊振寧的判斷，但筆者以為，對楊振寧的這些「高論」，姑且聽聽，沒有必要憤怒。

其實，楊振寧先生的「高論」不過是他情緒的一種表達，他想表明的是，中國的大學生處在國家最需要他們的時代，而美國處於一個穩定的時代，人才所能帶來的發展「加速度」是不如中國的。從這個角度看，楊振寧先生的「高論」是有道理的。

愛國者有兩種，一種是以強烈抨擊為特點，有時候抨擊得越激烈，揭短得越徹底，恰恰表明越愛國，這種可謂是愛之深，痛之深，丘成桐和薛涌等人恐怕屬於此類之代表。而另一種，則時時刻刻不喜歡揚他國之威風，楊振寧先生應該偏向於後者，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是丘成桐或是薛涌將中國高校教育「鄙夷」得一錢不值，還是楊振寧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長自己的志氣，滅他人的威風」，在本質目的上，兩者都是為了咱中國好啊！唯一不同的，一是「激將法」，另一是「鼓勵法」。

筆者認為，中國的教育，自然不能說「世界第一」，但也不是一無是處。實際上，兩種意見都聽聽，或者會更有利於我們的教育。但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的社會輿論更熱衷於傾聽薛涌和丘成桐先生快意恩仇的批評，而對於我們自身的優點往往視而不見，這樣的認知環境顯然是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楊先生的評價有其合理之處，否則也難以有如此之多的炎黃學子闖蕩天涯，打拚於華夏大地之外、造就於異國他鄉之上——「異士」們該不會以為這僅僅是他們個人奮鬥的結果而同中國高教絲毫無關吧。

就看你的屁股坐在什麼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