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對值得一讀 諂諛者與思想者--中國士大夫兩千年清算（二）

六
　　士，也有光榮的一面。兩千多年出現過張衡、祖沖之父子、酈道元、沈括、郭守敬、畢昇、李時珍、徐光啟、徐霞客等科學家。儘管我們不由得為這個名單過於單薄而內心有愧，然而上述賢者卻是無愧於歷史的。
　　士之氣節，肇始於「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公元前607年，趙穿殺死晉靈公。史官董狐在史書上赫然寫上了「趙盾弒其君」幾個字。趙盾抗議道，明明我弟弟趙穿殺的，怎麼說是我殺的？董狐不慌不忙地回答說，你是朝廷大員，知君被弒而不查，兇手又是你弟弟，怎能擺脫干係？趙盾無言以對。孔子稱讚董狐「書法不隱」。59年後舊劇重演，齊國的崔杼殺死了庄公。史官太史憤然寫上了「崔杼弒庄公」幾個字。崔杼沒有趙盾那麼深的涵養，他一氣之下殺死了崔杼，然而崔杼的弟弟接著寫「崔杼弒庄公」，崔杼把太史的弟弟又給殺死了，沒想到太史的二弟接著寫，崔杼又殺死了二弟，沒有想到三弟還接著寫，崔杼看殺頭不是辦法，只好任由他寫了。
　　真正的士，所追求的是真實與正義。這種真實與正義比久旱之雲霓更其可貴，他能罅開人文思想的曙光，給世界帶來福祉。而缺少了它，整個世界就只剩下了黑暗。
　　上述兩位史官該算是士了，而且堪稱優秀之士，他們不圖榮譽名利，堅守信念。對於榮譽，20世紀初的一位文豪是這樣理解的，榮譽是一種偏見，它來自人們不善於珍重自己，來自卑躬屈膝的奴隸習性。此言不虛，權勢未必貴也，士未必踐也。然而，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每每良好的開端不能順暢地延續下去，一如王朝的更迭，總是一朝不如一朝，一代不如一代。士的口碑同樣沒有能夠逃脫墜入「縮減的漩渦」中之宿命。
　　把思想之祖師定為墨子、楊朱而非孔子，是因為思想固然始於孔子，然而也壞於孔子。正如蘇東坡評價顏真卿：「書之美者如顏魯公，然書法之壞者自顏始」。
　　墨子早年接受儒家教育，后卻對儒學持批評態度，將其推翻，建立了包蘊人權思想的墨學（墨學體系中的糟粕另當別論）。照他自己所說「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貴義》），是地道的士。僅就墨子反叛精神之強烈、對博愛的宣諭之忠貞以及對士的熱愛之熾烈而言，其後司馬遷、李贄、黃宗羲亦不如也。
　　楊朱是徹底的人權主義者，他反對百姓為無謂的爭權奪利賣命，號召百姓「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他的理念無法付諸實際，但無損其光輝。
　　司馬遷為治史者爭得了榮譽。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批判者與思想者。少年文章，名動公卿，本來仕途無量，他卻偏偏愛發表意見，不擅長討君主歡，結果慘遭宮刑。歷史上遭此厄運卻如此有為者，司馬遷堪稱翹楚矣。他在《史記》中鋪張揚厲、縱橫雄辯。然而，他已經不得不從董狐、太史那裡大踏步的後退，採用迂迴戰術了。他真言與囈語齊唾，實話與虛言雜陳，所使用的寫作方法極為詭譎。儘管如此，他還是把自己的喜怒糅進了文字中，借史抒情，表達出一種貴己意不尚苟同的氣節，他藉助《伯夷列傳》中的伯夷、叔齊之口宣揚「讓國」思想，唱出「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的強音，幾近中國現代民主思想之嚆矢。司馬遷不僅留下了故事，激發讀者攬故探新，益添懷想，同時留下巨大精神財富，供士大夫們在窘境中汲取力量。可惜，後來中國沒有沿司馬遷「讓國」的思路走下去，陷入了無止境的「爭國」怪圈之中。那之後，治史者在無如司馬遷者矣。諸如司馬光輩都是專為君主治史的。只是到了清乾隆，才回光反照出現了章學誠的「言性命者必究於史」的微弱聲音。
　　但伯夷、叔齊的「隱」，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後人。三國魏國出現了管寧，他避居遼東30多年，魏文帝征他為太中大夫、魏明帝征他為光祿勛，他都固辭不就。晉朝末年，出現了隱士陶潛，他原名陶淵明，劉裕篡位后改名為陶潛。他拒絕使用劉裕年號，採取不合作的態度。他自謂「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不為五斗米折腰，恥於「束帶」上朝，結果辭官「種豆南山」、「採菊東籬」去了。但是陶潛提出的「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又給許多士大夫提供了一個苟且的借口。管寧隱居后著書《氏姓論》（已佚失），這一點也是陶潛所不及的。管寧、陶潛之後的隱士多要打一點折扣，詩仙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已經有一絲不得已而隱。
　　「百家爭鳴」的最後一位發言者是曾做過司馬遷老師的黃生。有一次辯論關於湯武革命的合法性的時候，他對漢景帝說「帽子雖破還要戴在頭上，鞋子雖新還是要穿在腳上」，大膽否認了「湯武革命」的合法性。這一真知灼見立即被一位阿諛者擋回去了：那麼說高祖不該斬蛇起義了？漢景帝連忙下令：今後不準妄談湯武！中國學術自由嘎然而止，再難出現諸子時代的風采了。
　　楊雄，知識淵博的學者，不滿王莽篡位，墜閣自盡，未遂。後記思於《太玄》，所述多有謬誤之處，但他嫉惡如仇，不入仕途，成為後來士之風範。
　　東漢王沖《問孔》、《刺孟》，抨擊孔孟之道，頗有墨子之風。
　　魏晉稽康，苦悶思想著：司馬氏奪曹氏江山算不算「順天應人」呢？他是懷疑的，但他沒有阮籍「以酒避禍」的本事，結果被司馬氏所殺（其子卻因救駕有功成為晉王朝忠臣）。
　　魏晉時期還有一位叫鮑敬言的，敢於從根本上否定君權的合理性：「儒者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豈其皇天諄諄言，亦將欲之者為辭哉」（《抱朴子·詰鮑篇》）鮑敬言說，君權不是天授的，是通過暴力奪取的，戳破了窗戶紙。
　　隋朝王通，繼墨子、楊朱之後又一位偉大的人權衛道士。他提出「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文中子說·天地篇》）的響亮口號。天下崩亂，應該王公流血，不該百姓流血，百姓不必為分贓者賣命，（「天下崩亂，非王公血誠不能安」，《文中子·天地篇》）。王通讓皇帝「受天下之訓」（《文中子·問易篇》），簡直是向「內聖外王」挑戰，而「並天下之謀，兼天下之志」（《文中子·問易篇》）簡直與近代「萬機決於公論」之民權思想庶幾近之，令人驚嘆。王通弟子眾多，有名的有房玄齡、魏徵等，但無一人臻師之美而宣其教、步其塵。王通可謂千古一人。歷代統治者更是對其恨之入骨，欲將其思想掩埋起來，又談何容易？
　　唐朝貞觀年間出現了一位一時無兩的人物－－魏徵，不懼怕死，敢於廷諫，他幾乎左右了唐太宗一半決策，在某些方面甚至顛倒了君臣關係。一天，唐太宗正在玩鳥，魏徵來了，唐太宗趕忙把鳥藏在了衣服里，魏徵走後鳥已經被憋死了。唐太宗怕魏徵，猶如頑潑的孩子懼怕嚴父。能夠如此左右君主的士大夫，雖前有古人，卻後無來者。不是士不死諫，而是後來的君主多沒有唐太宗的雅量。褚遂良就沒有魏徵運氣好。他因在高宗面前反對立武則天為後，屢遭貶謫而死。魏徵作為曠世大賢被人稱頌，殊不知魏徵乃後來士大夫行為之準則之徵也。此非幸，實不幸也。從此，士之典型由史官而諫官，而且「士不為官則隱」成為了一條鐵則。
　　終身不仕之士，當推宋末元初的鄧牧，宋，他未為官，元，幾次請他出山都被堅辭。他專心著他的書《伯牙琴》（今已大部分散佚），他憤憤寫道：「敗則盜賊，成則帝王」，君主與盜賊互相轉化，民無寧日。說出專制者最不喜歡聽的話。
　　思想者歷來稀少，也許不如此就顯示不出其尊貴。在幾千年歷史長河中除去司馬遷與後來的李贄外再也數不出幾個「重量級」的了。士獻出生命多發生在以下兩種場合：或成為民族英雄，如文天祥、史可法、林則徐等，留下正氣詩篇；或成為與君主單槍匹馬較量的勇士，如方孝孺。方孝孺反對明成祖篡位，明成祖威脅他：你不怕滅九族？方孝孺笑答：滅十族又何懼。於是明成祖滅了他十族，第十族是以他的學生權充的。方孝孺成為創紀錄的勇士。
　　楊漣、左光斗聯手彈劾魏忠賢三十二罪斬，二人同死獄中。
　　明末清初的黃宗羲險些為思想而殉難。他與同時代的阮大鋮恰成鮮明對照。他的一些民主思想至今未被人超越。比如他認為「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明夷待訪錄·原臣》）。明確提出民本思想，早東洋的福澤諭吉200年矣。
　　當西方知識分子為真理而獻身的時候，中國的士正忙於尋找自己所依附的「主公」。而當李贄呼喊不要咸以孔子言論定是非的時候，西方的伽利略已經打破了亞里士多德的「物體落下速度與重量成正比」之舊說，揭示了自由落體運動的規律。李贄的批判精神固然可貴，他不求生但求死的做法也有幾分似蘇格拉底，但他終究晚蘇格拉底1000多年，更重要的是，蘇格拉底給西方帶來了思考精神，而李贄僅僅給知識分子帶來了前車之鑒以及由前車之鑒所引發的恐懼，毋寧說，李贄之後，批判與思考精神更孱弱了。
　　思想的血脈時昂時伏，明清交替之際出現了博及群書、學無畛域的大賢顧炎武，算是士林中的巨擘。少年參加過「復社」的反權貴鬥爭，青年曾十謁明陵，不忘復興。
　　金聖嘆以批書著稱，敢于堅持己見。因「哭廟案」被殺。
　　「杭州十日，嘉定三屠」沒有威懾住有正義感的思想者。
　　蒲松齡藉助妖狐鬼怪針砭時弊，在《促織》中寫到：「宣德間，宮中尚促織之戲」，使民「貼婦賣兒」，直言不諱的指出根源在於「天子一跬步，皆關民命」。他斷言「天下自有不盲之人」。
　　曹雪芹借「假語村言」對大清進行提前審判。
　　趙翼與呂留良類似，自己寫書、自己刻書，嫉世憤俗，不懼斧鉞。趙翼強調人的自主性，把這一理念鑄入到一首小詩中：「隻眼須憑自主張|紛紛藝苑說雌黃|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呂留良幾乎集中了他之前的士之全部美德：他鄙視功名，三十八歲時避不應試，被革去秀才。後來行醫編書，宣傳「夷夏之防」這一極有見地的主張。他在南京開設書坊，出售自己編刻的書籍。五十二歲的時候，朝廷徵聘天下隱士，呂留良削髮為僧，採取不合作主義，三年後死去。他死後47年，發生了有名的以他姓名命名的文字獄大案，呂留良被「戳屍梟首」，家屬亦受株連。呂留良冤獄的犧牲還有曾靜、張熙、顏鴻逵、沈在寬等。
　　龔自珍也是一位有獨立見解的思想者。如果大清聽了他的忠告，鴉片戰爭的結果也許會是另一種結果。
　　魏源，中國近代開放之先驅。他在《海國圖志》中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這是最聰明的一種國策，可惜未被採用。
　　現在文藝作品中津津樂道的幾乎都是皇帝、太監、格格，其實值得後人懷念的是顧炎武、趙翼、呂留良、龔自珍、魏源。
　　七
　　上述思想者之後就一片喑啞了，直到清末才回光反照，出現了以鄭（觀音）、康、梁、譚為首的思想者。他們拙於趨勢，不因人成事，按照慣例投靠最有權勢的西太后，以圖王封帶礪、恩蔭兒曹，而是企圖通過正君主名實現君主立憲，虛君共和。他們避安而就險，棄熟而駕生，做了一件轟轟烈烈風神卓絕的大事－－解除「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的野蠻符咒，讓用鮮血鑄就的歷史怪圈中止，讓社會進步與殺頭不再有任何瓜葛，讓君主遠離專製成為傳統的象徵，讓憲法高居於個人之上，讓西方文明與華夏文明輻輳融溶。鄭觀音明確提出建立議院……這些幾乎都是中國最需要的，其功業幾與炎黃相埒。康有為、譚嗣同雖在某些方面墜入認識誤區，甚至出籠謬說貽害後人，然而終是大醇小疵，按照「有心為善雖善不賞、無心為惡雖惡不罰」的原則，「小眚」不足以掩「大道」。他們的「大道」就是在權勢與真理面前選擇了後者，僅此即足以使後人敬之彌篤。
　　宋教仁是近代最偉大的思想者。隨時間的流逝，他的名字將越發響亮。他一個人的價值，幾乎高於文明史以來億萬武力征服者的價值總和。他終其一生探討建立不流血的政治制度，而且距離成功只差一步之遙。他當時是惟一能調和南北的政治家。其思想可以概括為：「我們要在國會裡頭，獲得過半數以上的議席，進而在朝，就可以組一黨的責任內閣；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的監督政府，使它有所憚而不敢胡為」（《宋教仁集》，P456）。如果正面交鋒的話，100個袁世凱也敵不過宋教仁，袁世凱只好把他卑鄙的暗殺了。宋教仁之死迅速把中國一點點「結束無謂流血」的希望給破滅了。接踵而來的是千百萬的人頭落地。
　　胡適、蔡元培、魯迅等被最後一輛君主王朝破車甩下來的士，因把個性與血氣鐫刻在歷史上而讓人難以忘懷。他們不治《左傳》，不釋諸子，而以揚善伐惡、警世矯弊為己任，以鶴立之勢廓清道學面目，剜除社會腐敗，引進西泰文明，生騰道義，聳立人權。他們的思想解精神與靈魂之渴，猶如五穀之療飢、藥石之伐病。其中值得一書的是胡適的自由主義意識（「寧鳴而生，不默而死」）、蔡元培的教育救國思想（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魯迅對人權的吶喊（不是在沉默中爆發就是在沉默中滅亡）構成了現代文明的胚芽。蔡元培的「三不主義」（一不做官，二不納妾，三不打麻將）現在聽來沒有什麼了不起，但在當時，作為學者，僅第一條就很難做到。他們都有這樣或那樣的缺失，但他們一生所追求的不是富貴而是真理，這一點足以使他們歸入到思想貴族的行列。
　　王實味是一位值得一祭的小人物。以其滿腹才華本該飛黃騰達，他偏偏寫了一篇討人嫌的《野百合花》，發了些不該發的牢騷，批評了看不慣的事情，結果慘遭橫禍。酒有主人，菜有知己，他卻沒有朋友，沒有人解救他，所有人向他發出的都是討伐聲。1947年他那顆未染的思想被一把不太鋒利的刀割斷了（據說是為節省子彈而用刀行刑）。從此世間僅剩下野百合花，而沒有了王實味。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在批判王實味的人中有一位叫周揚。他寫了一篇133頁的長文－－《王實味的文藝觀與我們的文藝觀》，把王實味牢牢地釘在了十字架上。事過四十多年，這位老人做出了虔誠的懺悔。不知王實味地下有知能否原諒他？
　　陳獨秀，死前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試問史大林的一切罪惡，哪一樣不是憑藉著蘇聯十月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製而發生的呢？若不恢復這些民主制，繼史大林而起的是，誰也不免是一個『專制魔王』」（《陳獨秀語萃》p265頁）他用大量筆墨描述了專制的可怕後果，鞭撻了包括自己所做的事情。
　　20世紀中葉之後，知識分子開始沉默不語。最早發出聲音者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生物學家，他的名字叫胡先驌。他先「嘯」了。1952年，《人民日報》發表了鼓吹米丘林與李森科的社論，為生物學研究定了調子。就在多數生物學家為米丘林、李森科的偽學術吹吹打打的時候，胡先驌研究員出版了《植物分類學簡編》一書，對李森科的所謂「創造性達爾文主義」提出異議，迸發出曇花一現的思考火花，這在中國學術界幾乎是個創舉，儘管不久該書被全部銷毀，胡研究員受到政治批判。其實，他的那部被銷毀的書豈是那些汗牛充棟的應時之作可比的。
　　賈植芳、何滿子、杜高等成為胡風的陪葬品。杜高70多歲時，同意把自己流失民間的檔案公之於眾，使人們可以清晰地透視那一段血雨腥風的歲月。
　　在把整人視為「時代精神」的時候，金岳霖清醒地指出：「凡屬所謂『時代精神』，掀起一個時代人興奮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實為眾醉獨醒的金石之聲。
　　一度曾流行「農民起義導致讓步政策，讓步政策導致歷史進步」之謬說。在史學家為太平天國大唱讚歌的時候，侯外廬卻認為洪仁?摹蹲收?縷?肥欠炊?枷氳奶逑鄭?渲忻揮幸桓鱟痔岬酵戀刂貧齲環段睦皆蛩擔?斐?錟噸貧仍謔抵噬洗?蟹炊?裕ú渭?度嗣袢氈ā?956年1月1日）。後來董楚平等人進一步全盤否定天朝田畝制度（參見《文史哲》1982年3期）。
　　1957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絕唱年。以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章乃器為首的知識分子寧做人文精神之犧牲，不做消散沖淡之隱士，「不隨他人論短長」，發出了與主流旋律迥然不同的聲音。章乃器寧死不「認罪」，拒絕在右派結論上簽字。李維漢也不得不承認章乃器「心口如一」，只好硬著頭皮拍板：「我們是法院，章乃器不簽字，照樣可以定右派。」九年後，章乃器為此舉不得不煎熬他一生中最艱難的一段時間。1966年8月24日至31日，整整八個晝夜，他在絕食中遭到百般拷打。折磨他的方法包括：用銅絲包橡皮的鞭子抽，劃了火柴燒手，用氣槍射擊頭面，用水壺灌鼻孔，強迫吃骯髒食物，用油彩塗臉，灌氨水（章乃器《文史資料選集》總第82輯，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獲得過博士學位的章伯鈞，其策略與章乃器不同，他是「認罪」最早的，但他的「認罪」不是屈服，而是為了不再讓生靈繼續塗炭。他說：「難道讓上面認錯嗎？我不認錯，這個運動能收場嗎？再不收場，擴大蔓延下去，到了鄉鎮小城就是抓人、坐牢、殺頭，老羅和乃器哪有我清楚。（參見《沒有情節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羅隆基呼籲成立「平反委員會」來糾正肅反錯案。章伯鈞提出「輪流坐莊」，並對「文字改革」頗有微詞。章乃器反對「以黨代政」，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是最無知的」就是針對他說的。章乃器曾直接質問國務院總理。儲安平呼籲結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黨天下」……這些聲音如久旱的春雷，如靈隱的梵唱，一新人們耳目，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試想，如果在某些問題上照他們所說的做了，也許就可以避免其後發生的許多災難，最少可以減輕災難的程度。他們的價值實在無可估量。
　　曷謂士兵？戰爭來臨冒死向前者也；曷謂思想者？在真理需要他們獻身時不畏懼趔趄者也。類如羅、章、儲，所作所為不一定括得盡思想者的全部特質，然而卻有了思想者最重要的素質。兩千年前的太史公就已經喊出「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強音，何況今人乎？如若一味附會成說、獻媚權勢，對經典肢解割離、妄說胡釋，卻無人站出來大聲疾呼，人類的理性何以抵達幽微、燭照萬象，人類如何進化為高尚的生靈？
　　吳祖光是文藝界傑出代表，是一個「自投羅網」的右派。他在致命「發言」前，妻子新鳳霞拚命阻攔，未果。吳祖光又一次彈起自己在《談戲劇工作的領導問題》一文中已經闡述過的老調：「對於文藝工作著的「領導」又有什麼必要呢？誰能告訴我，誰領導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魯迅？誰領導莎士比亞、托爾斯泰、貝多芬和莫里哀？……」他妻子新鳳霞僅僅因為不願意與他離婚，也被戴上了右派帽子。
　　馬寅初是出產在這個時代的又一個思想者。也許他的人口理論並沒有比馬爾薩斯往前走出多遠，他也不是力排眾議反對人口無節制增長的始作俑者－－西方的穆勒就曾因散發控制人口的小冊子而被捕，－－然而馬寅初的呼喊還是足以震撼世界，因為當時神州大地眾口一詞喧騰的是「人多力量大」。最可貴的是他不屈服於各方面的壓力，不但不自殺，還頑強地活到常人難以企及的高齡，他說：「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決不向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投降」，使得盼望他早些死去的人大失所望。歷史上，自殺是士維護名聲的常用手段。自殺比受戮於人稍體面些，所以皇帝讓臣死，有「處死」與「賜死」之分。西方的思想者危難中常採取與惡勢力鬥爭到底的策略，直到被絞死或燒死。中國的士則不同，他們在遇難時常常乞靈於死神的襄助，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一點在文革初期尤為明顯，老舍、傅雷等一大批文化人都含冤自殺了。據統計，僅零陵一個小地方就有13797人自殺（參見謝冰《1049－1976中國知識分子自殺狀況的初步考察》）。馬老先生頑強的活著，這種人格示範並不比人口理論的價值小。
　　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現了一位有血有肉的思想者－－梁思成。他品格卓異，嵌崎磊落，因力所能及地堅持了自己的主張而贏得後人尊敬。他的價值幾乎等量於古老的北京城牆，他差一點讓這個象徵厚積深蘊傳統的寶物保留下來。最終他的才華沒有敵過貧嘴濺舌弄臣們的暗算，當他回天無力、不得不面對城牆毀於一旦的厄運時，不禁失聲痛哭。從此他的生命像淙淙澗水突然受阻，汪成死寂的幽譚，頓失先前的活力。深受父親保守思想潤澤的他，隱隱約約的感覺到：以後的時光將由「傳統」與「現實」這樣兩個維度變為一個維度，人們將墜入只知張揚現實的騖趨之中。當我們面對由此引起的惡果一籌莫展時，不由自主地會想起梁思成，會用「如果……就好了」造一個聊以自慰的句子。在城牆去留問題上，當權者只是叱吒於一時，梁思成的聲音則能持續地流傳下去，思想者能夠把死後時間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事情就是如此戲劇性，權力的散失往往會換得靈魂的升華。佐證是一位政擢賢良、學通經史的下野政治家－－張聞天，在與權力完全隔絕之後顯示出了美奐灑脫的文采與超然清幽的人性。
　　曆數五六十年代作家，做過認真獨立思考的寥寥無幾。鄧拓有過一些思考，但他死前憤筆疾書，高喊置他於死地的人萬歲，從而把思考的意義淡淡地勾銷了。始終憤憤然的作家，當以趙樹理為代表。早年他也寫過一些趨時邀好之作，但五十年代之後憂國憂時，發生了蹬諞賣踹的矛盾心理歷程，處在極度痛苦之中。1951年，陳伯達召開一個關於農村合作化的座談會，陳讓趙發言，趙樹理竟然斗膽說，農民贊成單幹，不想走合作化道路。逼得毛澤東不得不退一步承認農民既有合作化積極性又有單幹積極性（即著名的兩個積極性），趙樹理自己萬萬沒有想到，他創造的這個紀錄，要打破竟是那麼艱難。這是中國思想者為數不多的勝利之一。然而勝利只是暫時的，不久合作化就開始升級，50年代末終於製造出了人民公社這一龐然怪物。在大連的一次會議上，趙樹理氣憤地說，1960年簡直是「天聾地啞」。比干講真話被剖心，萇弘堅持正義被刳腸，趙樹理為維護常識的尊嚴，結果在文革中被放置在三張八仙桌摞成的批鬥台上，經百般羞辱，悲慘地摔落在地，賚恨以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至今許多人還是只知道他的《小二黑結婚》，而未造訪過他苦苦建造的精神家園。西蒙娜·薇伊說過，只有失去尊嚴的人才能講真話。追求世俗功名，作為代價就不免喪失講真話的功能，變為應聲蟲。趙樹理保留了這個功能，結果成為犧牲品。
　　遺憾的是，講真話的作家只有趙樹理等少數人，多數人默不作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