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鄧小平三弟「文革」時被迫害致死的內情

明報 2006.11.15

在毛毛(鄧榕)寫的《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話：「我的三叔鄧蜀平(鄧先冶)解放前是個小地主，人沒有什麼本事，還抽點鴉片煙。解放後父親把他送去戒了煙，讓他受了點革命教育，然後一直在貴州省六枝地區做點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間，因本人的地主成份和他兄長的倒台受牽連，被迫害致死。」

看了這段話后，不禁使我想起了一段親歷的往事，這就是鄧小平如何把他的弟弟鄧蜀平送去接受革命教育，又如何讓他參加革命工作的故事。

最初印象

1950年的4月末或5月初，我所工作的單位———西南人民革命大學(簡稱「西南革大」)二部四班來了一位新學員。此人年紀40出頭，身材不高，已經有些發福，一套新的灰布中山服緊巴巴地綳在身上，平頭烏髮，方臉濃眉，上唇還蓄有一抹短須，在眾多的新學員中顯得有點異樣。

這些學員入學以後，絕大多數人都表現了渴望學習，積極投身於革命熔爐，進行自我思想改造的政治熱情。但是那位新來的，有些異樣的學員，情緒似乎一直就不很好，對人對事常常是一副冷漠神態，始終與人保持著某種距離，有時顯得拘謹，在拘謹中又不時會流露出幾分矜持與傲慢。

這究竟是一位怎樣的人呢？翻閱他的入學登記表，只知道他名叫鄧蜀平，籍貫是四川廣安，家庭出身是地主，而在社會關係和個人經歷的欄目中都填寫得很籠統。

告狀挨批

西南革大辦學之初，條件十分簡陋，生活也相當艱苦。數千名師生員工聚居在重慶市郊化龍橋一側的山坡上，住的房屋大半是簡易平房，且很擁擠。聽課只能聚集在大操場上，用擴音器揚聲。日常生活管理是半軍事化的，有嚴格作息時間。

學員還有一項更為艱苦的任務，就是要經常下山到嘉陵江邊碼頭去搬運糧食和煤炭。因此數千人的吃飯燒煤，大部分都要由學員直接運輸到位，距離雖只有2000米左右，但一路都是坡坡坎坎，完全是負重爬山，其艱巨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學員中絕大多數過去都是所謂「肩不能挑擔手不能提籃」的知識分子，這艱苦的勞動，無論在心理還是在生理上都是對學員們的嚴峻考驗。

不久我們就發現，這革大的學習與生活條件對於鄧蜀平這個學員來說似乎是更難以承受的。我們這個班的班主任是一位從老區來的工農幹部，他為人爽直，辦事認真，有很多優點，但也有一個很大缺點，就是毛澤東曾經批評過的那種「傲視知識分子」的自我「優越感」。尤其是對於那些舊知識分子味道較多的學員，幾乎有一種本能的傲視甚至厭惡，同他們說話往往是態度生硬，批評他們的缺點時，則近乎粗暴的訓誡。每當這時，我們便會看到鄧蜀平的表情尤其複雜，在無奈中還隱含著某種抗拒的心態。

然而沒有過多久，鄧蜀平的表現卻忽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雖然還是比較沉默，但臉色卻平和開朗多了。小組會、大組會也能聽到他偶爾的發言，發言的基調和語氣也平和了許多，即使是向班裡或是別的什麼人提意見，那態度也較過去誠懇和親切，而不再有憤懣和牢騷的意味。參加重體力勞動時，雖然仍舊有難以承受的壓力，但從情緒上可以看出已不單隻是沉重和苦惱，而是在無奈中又增添了幾分咬牙堅持的意志力。經過了解，鄧蜀平的變化及其謎底很快就被揭開了。

原來他的確是一個有特殊背景的人物：時任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西南地區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是他的親哥哥。他是被「照顧」選送到西南革大來學習的。鄧家在川北廣安縣雖不是豪門巨富，但也算是一戶擁有不少土地的殷實人家。鄧小平早年就遠走異國他鄉參加革命，他的兄弟姐妹中也有較早接受革命影響而參加革命的，如鄧墾當時已經成了一位革命領導幹部。但也還有一些人一直留守在家鄉的土地上，繼承祖業並臣服於四川軍閥統治之下，這位鄧蜀平就是其中之一。而且，他還不完全是一介平民，而是在當地有一定影響的，甚至被認為是一位能夠呼風喚雨的人物，他參加過在當地很有勢力的幫會組織，被人稱為「袍哥大爺」。他在當地說話辦事，就是國民黨的縣太爺也不能不給他點面子。

然而鄧蜀平也正因為有那樣的特殊背景，多少年來在家鄉又一直處於頤指氣使的社會地位，過著養尊處優的富裕生活，進入革命大學之後，不僅要過艱苦的生活，而且要被嚴格管理，被不斷教訓，這就使他很不習慣，很不舒服，很難接受，很不滿意了。

因此，他便利用一個星期天，進城跑到西南局去找領導。或許是有所顧忌，又或許是鄧小平同志正好不在，他便直接找到了西南軍政委員會的主席、同時兼任西南革大校長的劉伯承同志，一古腦兒將自己對校方的各種意見以及自己所感受到的種種「委屈」向劉伯承同志訴說了一番。但他卻不曾想到，劉伯承校長不但沒有「虛心」接受他的意見，同情他所受的「委屈」，相反地卻嚴厲地把他批評一頓。

劉伯承校長當時對他說的一番話大意是：你應該好好在革大學習，接受改造，爭取以後做一個合格的幹部，你不要鬧意見，發牢騷。你如果不願意在革大接受改造，經受考驗，那就讓你再回到川北老家去，看看當地農民怎麼教育改造你，你好好想想吧。

考驗合格

劉伯承校長的這一番話果然厲害，使鄧蜀平真正認清了自己的處境和前景，並迫使他迅速醒悟過來。他從西南局「挨批」回到革大后，經過一番痛苦的思想鬥爭，終於出現了我們在前面說到的「很大變化」。

革大的學習期限是5月中旬正式開學，9月上旬便正式結業分配工作了。巧的是，為全校學員做畢業分配總動員報告的正是鄧小平同志。他在畢業典禮大會上以《到實際工作中去接受考驗》為題向廣大學員發出號召。

據我的印象，鄧蜀平的分配似乎沒有受到特別的重視，更沒有聽說有什麼人為他打過招呼，而是綜合他的各方面情況，認為像他這樣的人，更需要也更應該首先到農村去經受鍛煉，接受考驗。鄧蜀平本人並沒有提出任何特殊的要求，一切都很自然，一經宣布分配結果之後，他也就同絕大多數學員一樣，告別重慶這座大城市，奔向了新的崗位。鄧蜀平去的地方是貴州東南部的獨山縣。

在劫難逃

西南革大隻辦了3年多一點時間。到1953年下半年就基本結束了革大的歷史使命。我們這些革大的工作人員也就風流雲散，各自走向了新的工作崗位。有關革大各期畢業學員的情況，包括鄧蜀平在內，從此也就音訊全無了。

直到20年之後的「文化大革命」中期，我從北京到貴州的一所大學去任教。在省城，我遇見了兩位當年在西南革大的同事，順便就向他們問起了一些當年被分配到貴州去的學員情況。關於鄧蜀平，他們說他一直在貴州工作，表現也一直較好。後來被當作「民主人士」而受到了重用，當過郎岱的副縣長，后又調任六盤水特區的六枝市副市長。

「文化大革命」的風暴突然掀起后，以鄧蜀平的特殊經歷和地位，自然是在劫難逃的。況且，鄧小平在「文革」前期一直被定為黨內第二號的「走資派」。鄧蜀平的離開川北老家以及後來的參加學習，安排工作，獲得「重用」等等自然都被看作是鄧小平「包庇」的結果。鄧蜀平在貴州那個偏僻地區就更是被斗得死去活來。到最後，他就乾脆「自絕於人民」，畏「罪」自殺了。聽了這些情況的介紹后，不免令人唏噓。他大概不曾想到，數年之後的鄧小平又會東山再起，並重新開創了一片新的歷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