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中國最需要的是腰杆子里出人權

　　沒有弱勢群體，只有弱勢法律。正如我們相信，沒有貧窮的人民，只有貧窮的政治。如果法律的尊嚴得不到維護，如果權力可以變成暴力，那麼，每個人都會進入一種互相侵害的惡性循環。當弱勢群體終於鋌而走險訴諸暴力時，法律同樣會再次受到傷害。

　　不久前，在一次例行檢查中，湖南省交警總隊慈利中隊交警王志宏遭遇群毆。王之所以被打，是因為他所查的車是慈利縣縣委書記劉樺的車。打人者行兇時同樣發表了短暫而有力的演講，「誰讓你查我們縣委書記的車！」據監控錄像顯示，事發當時，劉樺坐在旁邊的黑色別克轎車裡目睹了這一切。

　　意味深長的是，在接受《南方周末》採訪時，有交警感慨，如今交警已經成為最弱勢的一個警種。刑警面對的是犯罪嫌疑人，別人看到他們怕；派出所面向社區普通老百姓，沒人在警察面前搗蛋。只有交警，除了違章開罰單外，還要「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問題還在於，這「紅綠燈下的哨兵」，要記住特權車與特別號，否則會以「沒有政治敏感」自責。顯然，這裡所謂「政治敏感」，並非民眾對國家前途的敏感，而是對權力的敏感。這種「政治敏感」所堆砌起來的，不過是「以無法無天為榮」的異化的權力。顯然，執法者應該尊重的是法律，而不是見風使舵的以「權力敏感」為實的「政治敏感」。

　　轉型期的中國人，人們談得更多的是「暴力襲警」對社會帶來的某種危害，然而，有一種襲警卻被人忽略了。這就是我說的「權力襲警」，防「暴力襲警」，更要防「權力襲警」。當權力不受約束，當暴力不被制止，權力就可能淪落為暴力，而暴力也會上升為權力。在此條件下，公路就成了公眾給暴力與權力讓路的地方。當權力與資本合謀，當法的精神被踐踏，任何人都將是「弱勢群體」。而執法者在權力面前變成弱勢的過程，也是法治逐漸被「去勢」的過程。

　　近年來，面對襲警案的增加，有人建議設置「襲警罪」。然而，事實上，中國並不缺乏保衛警察權利的法律，而是缺少對權力的監督與規範。所以，儘管《治安管理處罰法》和《刑法》對於妨礙執法的行為都設置了相應的處罰，從案情上分析，這位縣委書記完全可能因此觸犯刑律，但在他面對輿情時，仍可以聲明自己什麼也不怕。

　　沒有弱勢群體，只有弱勢法律。正如我們相信，沒有貧窮的人民，只有貧窮的政治。如果法律的尊嚴得不到維護，如果權力可以變成暴力，那麼，每個人都會進入一種互相侵害的惡性循環。當弱勢群體終於鋌而走險訴諸暴力時，法律同樣會再次受到傷害。

　　伯爾曼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則看到更嚴重的後果:「一次不公正裁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則毀壞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所以，當有人感慨自己在人道不彰的歷史條件下像羅馬祖先一樣「吃狼奶長大」時，我們同樣看到，在一個法治觀念淡漠、法治精神被權力異化的時代，人們同樣會遭遇「喝髒水長大」的困境。

　　俗話說，「槍杆子里出政權」。對於今天正處於時代巨變中的中國來說，筆者則傾向於認為，中國當下更重要的是，腰杆子里出人權，出法制精神。每一位公民，無論是執法者，還是普通市民，都應該抬頭挺胸，在面對權力與暴力時，充分認識到自己有什麼樣的權利，將遵從怎樣的良心與法律，以及需要通過怎樣的方式救濟自己與社會。相信世界上任何一個試圖有所作為的政府，都知道保障民眾的這種救他與自救的權利的重要性，並將此擔當視為義務與責任，知道民強則國富，法貴則國尊。

　　(作者系資深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