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歸：回國了 我的飯碗在哪裡？[轉帖]

[c]海歸：回國了 我的飯碗在哪裡？ [/c]



文／聶茂


[c]根斷了，丟進了故鄉的煙雨小巷。


漂泊海外，鄉愁的郵票貼滿了歸程。


當幾回回的濕夢變成了真，


月亮划傷了我的眼睛。


----作者題記 [/c]


2003年8月24日，當我打理完在紐西蘭的一切事情急沖沖地回到中國時，我的心長長地舒了一口氣，一個發燙的聲音在心底喊：「我終於回來了！」但這個聲音沒有4年前我興沖沖地抵達奧克蘭時所喊出的「紐西蘭，我來了」那麼激動人心。潛意識告訴我：在擁擠的、充滿著泥味和汗味的故鄉的土地上，生活是真實的，沒有玫瑰般的詩意，也沒有異國情調的浪漫，我要面對是我熟悉而又陌生的一切！


果真，一連串的打擊接踵而來，將我內心殘存的一點點幻覺都徹底撕碎了。


記得我剛剛抵達廣州，還沒來得及放下行李，我哥哥便焦急地打來了電話，說：「母親不行了，你儘快回來！」廣州的朋友告訴我，這是第三次來電話了。


母親病重我是知道的。事實上，我是2003年趕回老家過春節的，隨後在國內待了很長一段時間。SARS過後的7月，我已聯繫好了去中央電視台新聞部工作，並且報了到。但因為母親病重，我只好先回到老家照顧母親，同時接到懷卡託大學博士論文答辯的通知，我便於8月3日趕回紐西蘭。在順利地通過了論文答辯后，我立即處理有關事情，沒有浪費一分一秒，將論文最後的定稿裝訂、上交后，我來不及參加學校的畢業典禮，就急匆匆地返回中國。


我連夜趕回湖南祁東老家，母親已經昏迷不醒。待附在她耳邊輕輕呼喚了好一陣子，她終於最後一次睜開了眼睛，她明白我回來了，想說什麼，但已經說不出來，急得渾身發抖，乾涸的老眼竟然又流出了一點點眼淚。那一刻，我的心真是碎了。


兩天後，母親走了。


她在我回國前交待我的哥哥，要我回國后直接去北京上班，她似乎意識到如果我不能儘快去上班，工作的事就有可能隨時發生變故。


母親的預見還真靈。當我滿懷悲痛之情趕到中央電視台新聞部時，部領導告訴我，台里進行大調整，並且要裁員百分之三十。他要我暫時不要上班，等台里一切安排好了后再去。


我知道，這一等，早就聯繫好的「飯碗」立刻就會打碎。


不過，當時我並沒有想得太多，一方面因為母親的逝世我內心有著深深的悲痛，另一方面，我相信中央電視台也需要我這樣的人才，所以先找個地方安頓下來是第一要務。但是，工作不定好，你又怎敢輕易租房呢？當我在廣告上挑選好緊鄰中央電視台的幾處房子、並實地察看了一番，在最後決定是否住進來的時候，我猶豫了：因為北京太大了，萬一不在中央台工作，而去別的什麼地方上班，那麼，每天趕車都會花上好幾個小時，而且一定會累得苦不堪言。與其這樣，還不如等一等，先在朋友家借住一下。


然而，這一等，就是一個月。到後來，我幾乎不抱什麼希望了，便決定先去找找別的工作試試。


正在這時，我碰到一個老鄉，也是我的校友和在湖南日報的同事。現在他在北京一家證券公司任總經理，手下還有兩家自己的公司。他知道我能寫，便主動提出請我去全國證券公司實地採訪，為他們金融戰線寫一部20集的電視連續劇。他們「買斷」我一年的時間，用半年時間採訪，用半年時間寫作。


我覺得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金融戰線、特別是證券行業，以文學的形式反映的還真不多。一方面，業內人士能寫的不多，業外的作家們寫出來的東西又不到位，總給人以膚淺和虛飄之感。如能真正深入到證券行業去，是大有作為的。正因為此，我答應可以試一試。但同時請對方能否考慮一下我的住房問題，因為北京租房實在太貴，一個一居室的房屋沒個一千四五下不來。


當我們在談論這個項目時，老校友也同時在談一個更大的項目。我們見面后，就作鳥獸散了。幾天後，我打電話給這個老校友，他說眼下事情太多了，以前所談的項目還沒有時間細細考慮。言下之意，別急，先等一會兒吧。


他們都有固定的飯碗，他們都有固定的收入，他們可以不急，可以等待，但我不行啊。我必須要先幹事，必須要掙錢啊。


記得年初回國時，從朋友們那兒反饋來的信息讓人振奮。當時，上海要辦一個面向白領的金融雜誌，他們缺一個主編，朋友認為我挺合適，便把消息告訴了我，說他們給的待遇也還可以，年薪20萬，每年還有分紅，前3年每年會撥出一筆可觀的經費，足夠我們打開局面。但一場突如其來的SARS使這個「肥缺」也隨之泡了湯。


也許正是因為有人願開20萬的年薪給我，所以，自己再找工作便會有點挑戰的味道。在中央電視台的工作處於風雨飄搖和老校友的「買斷」像雨像霧又像風的時候，我開始到網上尋找工作，並且開始寄送簡歷。


與此同時，我向懷卡託大學學位辦寫信，請他們將我的博士證書儘快寄來，因為有的單位需要看原件，而這個博士證書一直到2003年11月上旬我才拿到。此間，有幾個單位見我拿不出證書，以為是個「假的」洋博士，我也不作過多的解釋。因為，我請他們上網查一查他們都不願意。


當然，我抱怨沒有用。他們在那個崗位上，他們就有「權力」不上網去查證，就像守門的老太「有權」不讓人進門一樣。記得《新京報》創刊時，我帶著材料去應試，在進光明日報門口時，守門的老太就是不讓我進去，我將自己的身份證和各類證件都拿來了，她還是不讓進，理由很簡單：拿工作證或者《新京報》的面試通知書。真是荒唐：我有工作了還來這裡面試幹嗎？後來，我給遠在廣州的朋友打電話，讓他給在《新京報》的朋友打電話，派人下樓來接我，我才最終得以進去。不過，當我試圖找主管該報的副總編輯或總編輯談談時，新聞部的負責人很冷淡地說，他們沒有時間，正在開會。「你把材料放在我這裡吧。」這位負責人看了一眼簡歷后，說，「不過，你的年齡已超出了我們招聘的範圍。我們最大年齡限定在35歲以下。」這可真是給我潑了一瓢冷水。但是我想，我雖然比規定的年齡大了兩歲，但我不是來應聘普通編輯記者，我是來應聘部主任等中層以上領導崗位的呀？


我心裡很清楚，這張報紙不會考慮我。


由於經濟日報出版社準備出版我一套以總題為「紐西蘭之旅」的五卷本文集，因此，當我把自己求職的「新動向」向該文集的責編講起時，她立即給在《市場報》任副總編輯的老同學打電話，將我隆重的推薦給這位副總編輯。副總編輯對我也極為感興趣，請我第二天上午九點半去他們報社面談。


先天下午，負責我文集的責編還向我面授機宜：你要去大膽挑這張報紙的毛病，要知道，你是去給他們治病的，不單單是去求職的。同時，你要自信，大膽講述自己的一些想法。為了對這張報紙有所了解，我先天下午還急急忙忙地趕去北京圖書館查找這張報紙，還真「挑出不少毛病」。然而，事情遠非我們想象的那麼簡單。


《市場報》的副總編輯十分熱情，遞煙倒茶，並將自己的名片送到我的手裡。當我說「對不起，我沒有名片」時，他立即說，沒關係，到時我們幫你印。然後，我們就像兄弟般地談論起來。他向我介紹了這張報紙的輝煌的過去和並不樂觀的現在，他們希望招納賢才，特別是像我這種有國外學習生活背景的人加盟進來，共創大業。


然後，他就帶我來到該報的一把手房間。我莊重地遞上我剛出版的一本長篇小說以及我的簡歷，一把手見是長篇小說，彷彿愣了一下，隨即見我的簡歷上寫的是「文學博士」，他的熱情度立即大打折扣。原來，副總編輯在跟一把手彙報時，把我當成了「經濟學博士」。


這些情況是我後來了解到的，而當時，我還蒙在鼓裡，傻乎乎地大挑報紙的毛病，挑得人家臉紅一陣白一陣，可人家一問我：「國外的經濟類報紙你了解得多嗎，你看《華爾街日報》嗎？」我頓時心慌起來。事實上，我談論的報紙毛病他們比我更清楚，在辦報最基本的理念上，他們的資歷都比我老得多。我挑出的毛病雖不是ABC之類的常識，但也並沒有太多的新意。他們眼下最缺的不是報紙采編系統的人才，而是管理系統的人才，是要與世界接軌的全新的經濟類人才。簡單一點說，如果我在國外學的是經濟學，無論是宏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哪怕是MBA也好，能夠馬上投入到他們的工作中，為他們與山東某大型企業將要開展的合作寫出一份資料翔實、讓人心動的合作項目意向書來，以便合作雙方都能通過。


而這，豈是我的所學能夠勝任得了的呢？


灰溜溜地退出來，天上下著濛濛細雨，天氣也變得突然冷了起來。我緊緊地裹著身子，擠上公共汽車，有一個聲音在心底里喊：「回國了，我的飯碗在哪裡？」


接下來的日子，我不停地奔波，不停地尋找機會。的確，北京的機會太多了，但許多機會不是你的，許多機會只向別人敞開。國家政策一個勁地鼓勵留學人員回國，但我感覺更多的是鼓勵那些學理工科的、掌握某項具體的專利或發明，或者已經在國外有了自己的公司，你可以回國來投資或合資，將自己的新技術、新管理、新經驗帶回來，而對於在國外學人文科學的則不然。這些年，國內培養了多少人文科學方面的博士和博士后啊。這些人的導師都是某個學科或某個領域的學術帶頭人，要說有空缺的位子，也是為他們的學生留的。


最糟糕的還是我的身份問題，因為我已經拿到了紐西蘭護照，成了紐西蘭公民了。來自己的出生地反而成了外國人。中國人對外國人一向很友好，但中國人心目中的外國人是紅鼻子藍眼睛的白人、黑人，決不是我們這種去了國外拿了洋護照的人。他們管我們叫「假洋鬼子」，調侃我們是「高等」華人。


有個新華社的朋友聽說我從國外回來，出國前又在湖南日報幹了五年的編輯記者，現在拿了洋博士，便說新華社特別需要我們這樣的新鮮血液。然而，當她一聽我是紐西蘭公民時，立即說「糟了，那可不行！新華社不會要一個外國人來工作的！」


這話說得我一愣一愣的，我心想：天啦，在我的出生地中國，我成了一個外國人？可是，事實難道錯了嗎？我拿了紐西蘭的護照，就等於自動放棄了中國國籍。當初在是否入籍的問題上並沒有想得太多，以為只要加入紐西蘭國籍，就可以自由地去包括美國、英國、法國等發達國家在內的全世界130多個國家，3個月內都不要簽證，這樣，我可成了真正的「地球人」了。可是，現在看來，這是一個並不動人的選擇，因為，如果你沒有錢，縱使這些國家都張開雙臂歡迎你去，你能去、你會去、你敢去嗎？經濟是基礎，沒有這個基礎，你就寸步難行啊。


眼下最重要的是，我必須有個較好的「飯碗」，以保障我能夠過上像樣的生活。這時，我從網上發現《銀行家》雜誌招聘一個編輯部主任，我寄去簡歷后，很快得到了面試的機會。臨走前，對方交給我一份雜誌，要我對他們的雜誌改版提點建議。回家后，我立即認真翻讀他們的雜誌，寫了一個五千字的「批評」，對每個欄目、每組文章進行了有針對性的「批評」，同時將自己對改版的設想也寫了進去。


第二次面試是與他們的社長見面。社長看了我的簡歷和我的各類證書原件，又看了我給他們雜誌社寫的批評和建議，認為挺不錯，他問我希望得到什麼樣的薪水，我想他明明知道我寫了15萬的年薪，現在又問這個問題，是不是因為太高，由於我看中《銀行家》這個刊名和它的潛在發展空間，很希望得到這份工作，所以，我主動降格，提出只要年薪10萬就行了。社長說讓他們考慮一下，也同時請我自己回去寫一個東西，主要有三點：我以前沒有搞過經濟類雜誌，面對新的挑戰，你會怎樣處理？我的文學成就已經達到一定高度，在這種刊物工作一定會舍失個人的愛好，當個人愛好與實際工作發生衝突時，怎樣處理，值不值得這樣去做？作為一個編輯部主任，怎樣帶好一個團隊，這個雜誌社已經有三個博士生了，他們都是本行業內很專業的從業人員，你在審定他們稿件時，會不會感到有太大的壓力？


這樣，我又寫了一個兩千多字的東西，就上述三點做出了自己明確的回答，然後我就等待他們的工作通知。在我看來，這個工作應該是十拿九穩了，因為社長已經在問我是否可以調動我的工作等事情了，如果不打算要我，又何必講這些，而且何必講「拿10萬的年薪，也會有這種年薪的壓力，我們會搞目標管理」之類的話？


然而很意外，我再也沒有等到《銀行家》雜誌的通知。


不久，我又接到兩家出版社的面試通知。對於前者，7萬到12萬的年薪雖然符合我的期望，但對於教育類圖書我沒有經驗，作為他們的總策劃，我顯得心虛，而且對該類圖書的興趣不大。對於後者，他們給我的條件是月薪4000元，年底可能還有一些分紅，而我每天必須得來回坐上4個多小時的車趕到單位上班。我覺得沒啥意思。


正在這時，一份新創刊的醫學管理類刊物招一個主編，我去面試時，他們給我的待遇更讓人心寒：試用期三個月，月薪1500，三個月後3000，半年後5000。真是活見鬼。我就是呆在家裡寫稿，每個月還不止掙這點錢啊。


一晃兩個多月就過去了。此間，我利用晚上的時間，還真的寫了不少東西，包括翻譯一部書稿，又出版了兩部新的長篇。這些書和稿酬足夠我在亞運村租一棟三室一廳的寬敞的房子，也過著像模像樣的生活。


但這樣當然也還不夠。其間，我還嘗試與人合作，承包報紙版面，與帶「字」號的協會聯繫，舉辦一些培訓班或幫助別人出版自費書。但這些事，都只有上文沒有下文。


眼下，我在民族出版社駐華南站工作，對於這份工作，我看中的是它的潛在空間。華南站負責的地理範圍是湖南、湖北、廣西、廣東和雲南。這裡的壓力也是有的，但活動的空間較大，如果經營得好，我可以一年做幾十本書，相當於一個中小出版社的規模。


當然，我揣的飯碗不是「鐵的」，這正是我喜歡的。因為飯碗不是「鐵」的，機會就總是不斷地顯現，誘惑就總是在前面閃光。回國幾個月來，我深深感到，我的飯碗不是揣在別人手裡，我的飯碗只能靠自己去掙和搶。


根斷了，雖然有一種「漂」的感覺，但月缺月圓之際，我更能看清人生的冷暖，更能以一種清醒的認識去積極開拓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

博士也這麼慘啊？是否是學文學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