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新型合作組織調查

央視《中國財經報道》10月23日播齣節目《農村新型合作組織調查》，以下為節目內容。

最近我們在一些農業大省調查的時候發現，一種由農民自己建立起來的合作組織，正在各地農村生根發芽。這種合作組織，有的叫「合作社」，有的叫「聯合會」，雖然名字不一樣，但在農民眼裡都差不多，按他們的話說，這是「咱農民自己幫自己解決困難的組織」。

讓我們吃驚的是這種組織發展的速度很快，根據農業部的統計，目前全國運行較為規範的各類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已經有15萬個之多。然而，他們發展得越快，引起的爭議也越多。有人質疑它的合法性；有人擔心它會搶了農村基層政府的飯碗；還有人擔心這些組織發展下去，會出現非法集資，或者嚴重的傷農事件。

到底這些質疑和擔憂有沒有道理？這些合作組織究竟是些什麼樣的組織？為了了解其中的真實情況，我們也選取了湖南、吉林一南一北兩個比較有特點的合作社進行了調查。我們先來看看這兩個合作社是怎麼興起來的。

一、雙峰縣裡的「新組織」

2002年8月，湖南雙峰縣走馬街鎮出了件大事兒，鎮上相鄰的兩個村泉水村和馬仙村有將近一半的村民，加入了一個叫「農村科技合作社」的新組織，大家準備在合作社的發起人王運芳的帶領下聯合起來種植葡萄和柚子。沒有加入合作社的村民們，則完全是另外一種心態，他們只等著看合作社的笑話。

湖南雙峰縣走馬街鎮泉水村村民凌曉光：「要求願意來的就來，很多人還有想法，不知道種的這個柚子有沒有果掛，有的人甚至還說，『是結個柚子還是結個茄子出來，要是結個茄子出來那就害死(人)了。』」

雙峰縣位於湖南省中部，是有名的農業大縣。對這裡的農民來說種地再累都不怕，就怕忙乎了半天自家的地里生不出錢來。其實為了增收，農民們各種辦法都試過，但不是這出問題就是那出問題。就拿馬仙村來說，土地承包后每家每戶都在想辦法調整自己的種植結構，但因為缺乏經驗，沒少被假種子、假農藥坑害；自己不行，那就參加政府組織的種植項目吧，可還是有問題。像前幾年鎮政府號召種板栗，幹部們只管賣種苗，怎麼種就沒人管了，到頭來農民們還得自己摸索，結果種了三年板栗樹全死了，全村農戶損失了10多萬塊錢。

湖南省雙峰縣馬仙村村民王權松：「他只要你種，種完之後，他就不管了。」

合作社的發起人王運芳也是雙峰縣農民，看著鄉里鄉親整天為這些事發愁，他也萌生了一個想法：能不能成立一個組織，為大家解決這些單靠自己或者政府都不能完全解決的問題呢？

湖南省雙峰縣農村科技合作社理事長王運芳：「解決的最大問題第一個是科技的問題，把技術推廣到千家萬戶。另一個是銷售問題，把產品延伸到大市場。第三個就是，如果把科技推廣和產品延伸市場，關鍵就是一個，能夠把農民組織起來。」

那時候王運芳剛從農校畢業，他自發創辦了一個「青年科技服務站」，從提供技術、農藥和種子開始，幫助農民解決生產中遇到的各種難題。經過十多年的摸索和發展，服務站終於發展成了現在的「農村科技合作社」。

湖南省雙峰縣農村科技合作社理事長王運芳：「市場需要什麼農民就種什麼，適應了市場什麼樣的規模，就發展什麼樣的規模。這就是尊重市場。」

不過對馬仙村的人來說，以前科技服務站並沒有開到他們這裡。儘管這回王權松和不少村民都抱著試試看的想法和「科技合作社」簽了種植合同，但大家入社的時候心裡也並不那麼塌實。

湖南省雙峰縣馬仙村村民王權松：「也許相信，也許不相信，目前這個形勢，騙子是比較多的。」

打動王松權的，是白紙黑字的合同。合作社不僅承諾從選種子、買化肥，到種植、銷售，他們全包了；而且根據合同，「社員」只要按要求種植葡萄和柚子，掛果之前的三年，每年社裡都會給每畝地補助300斤稻穀；社員可以在掛果以後再交種苗款；如果沒掛果社裡會按每株30塊錢賠償；要是發生冰凍等災害，合作社還將免費補種。不過銷售收入合作社要參與分成。

這樣的合同在王權松看來幾乎是只賺不賠的買賣。

湖南省雙峰縣馬仙村村民王權松：「這個農民是比較實際的，誰是實事求是，誰干實事，誰(使他)受益，他就相信誰。」

王運芳真的能做到只賺不賠嗎？其實，王運芳心裡也有一絲擔心。雖然已經有了一套完整的運行流程和風險控制標準，雖然合作社有幾百位農業專家和市場專家幫忙把關，但一個人的時候，王運芳還是會反覆檢查合作社運營的每一步流程，生怕漏掉任何一個可能出現的風險。

二、雙峰縣裡的「新組織」

自打馬仙村的農民們簽了合同入了社，大家就等著看王運芳到底有多大能耐了。讓村民王權松沒失望的是，合同簽了沒多久，王運芳就把種苗和肥料拉到了他家門口，而且兩樣都比市場價要便宜。不過，老王還是有點擔心苗子種下后沒人管，於是不管遇到大問題、小問題，老王都要撥打合作社留下的熱線電話，而合作社每次也都派出科技人員或種植專家幫老王解決問題。這一切被當時專門來調研的湖南省科技廳副廳長看在眼裡。

湖南省科技廳副廳長李求長：「他們的96318在這個合作社裡邊，每家每戶的電話，都連在他那裡，有了96318一打，那個地方馬上，我們的那個庫裡面的很多專家，資料庫裡面，很多這方面信息，很多，技術告訴他怎麼辦怎麼辦，他就解決了。」

2004年秋天，馬仙村的葡萄就要成熟了，快到收穫的時候，王運芳向社員們承諾，每畝葡萄至少能收2000塊錢。王權松當時並不太相信。

湖南省雙峰縣馬仙村村民王權松：「王運芳說(每畝收益)沒有超過2000(元)，他就補足2000(元)，葡萄熟了，他(王運芳)就銷售出去。」

王運芳賣葡萄確實和別人不太一樣，他在專家的建議下，為合作社裡的葡萄統一註冊了「諧美牌」商標，還請了十幾個「合作社經濟人」到各地去搞推廣。有了品牌葡萄剛上市就有不少水果商主動來村裡收購，價錢也一下子上去了，最後每畝地居然讓社員們收了6000多塊錢，比預想的還多兩倍！

賺到了錢的王權松和其他社員們都樂開了花，而當初沒參加合作社的村民們也開始爭著入社，這一下 王運芳的「科技合作社」名聲叫響了。如今雙峰縣科技合作社已經遍及全縣16個鄉鎮，建立了以縣、鄉鎮、村為平台的「總社、聯社、分社」三級服務體系。社員超過一萬人。

湖南省科技廳副廳長李求長：「我要問『農民的辣椒，誰讓你們種起來的』，『王運芳要我們種起來的，』『你們的那個，水稻，今年為什麼那麼豐收啊？增加一百多斤了每畝，』『王運芳合作社給我們找的搞水稻的專家，』都是那麼講，我感到非常地感動這一點，印象也非常深，以前在別的地方沒有見過。」

王運芳說，他看過有關部門的一個調查數據，規模化經營后，即便是生產同一種農產品，參加合作社的農民也要比沒有加入的農民多增收10%到40%。目前在雙峰科技合作社，加入合作社的農戶每年都能增收300多元。

湖南雙峰的這個「萬人合作社」之所以能幫農民們賺錢，其中一個根本原因，就是有了組織以後，農民們的生產、銷售都有了規模，而且有專人在各個環節負責，這樣就解決了以往農民們單憑自己的力量，或者即便是依靠政府也不能完全解決的——與市場全面對接的難題。

話說回來，從人民公社到土地承包，應該說我國農村的經濟組織形式已經發生過幾次變革了，可為什麼農民增收問題還是不能很好地解決呢？我們不妨來分析一下。

新中國成立后，1949年——1953年一場土地改革在我國各地農村興起，土改「分田分地」，讓翻了身的農民們徹底實現了耕者有其田。但是，土地私有也帶來了生產規模太小等問題。

於是在1953年——1957年，我國又開始實行土地合作制度，土地逐漸過渡到了集體所有，雖然那時候也叫「合作社」，但合作生產都是政府來組織的。隨後的1958年，「人民公社」在全國遍地開花，當時，全國99%的農民都把自家的所有土地，還有牲畜、農具等生產資料全都無償交給國家，分配上實行平均主義，但這種「吃大鍋飯」的體制，也導致了農業生產效率極差，發展到後來農民們連溫飽問題都解決不了。所以改革的念頭也開始在農民心裡漸漸萌發。

1978年12月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18戶農民，為了徹底改變他們的貧困狀況，冒險立下了「生死狀」，他們簽訂了中國第一個分田到戶的合同，這件事當年非常轟動，而農民們的舉動也得到了國家的認可，那一年中央下發一號文件，在全國推行「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8億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瞬間被激發了起來。之後短短四年，中國就解決了農民們的吃飯問題。

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一實行就是20多年，而農民們也不僅僅滿足於溫飽，大家現在的目標是增收致富！可這個目標一提出來，問題就又來了：分田到戶以後，我國農村的生產形式又變得非常分散了，成了以單個農戶家庭為主體的小農經濟，就像我們剛剛看到的雙峰縣，單獨的農戶家庭，抵禦不了那麼多的風險，也解決不了產業鏈上的所有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現在農民們自己組織起來成立合作社，來解決分散生產帶來的問題，也就不難理解了。

說到這兒，就不能不講另外一種新的農村合作模式——「土地託管」，在黑龍江齊齊哈爾興起的這種合作模式比我們剛才說的合作社還要大膽，它完全突破了現行的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當地種糧大戶告訴我們說，把土地交出去給別人種，一年至少能多賺1萬多塊錢。有誰能比種糧大戶還能種地呢？我們還是來看記者的調查吧。

三、「土地託管」是顛覆還是升華？

今年開春，馬德庫又承包了幾百畝地，照例他還是把地交給了當地農場統一耕種。

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光芒村種糧大戶馬德庫：「我今年種了500多畝地大豆，全部以(土地)託管的形式交給了克山農場。在投入方面呢，少投入了將近1500元左右，增加的畝效益是10多元，500多畝是8000元左右。」

土地託管最初也是農民們自發形成的。農場每畝地只收十幾塊錢的管理費，到了年底還會按土地比例把收穫的糧食再交還給農民。馬德庫說，有了農場幫著種地，他家六口人有一半人現在都外出打工了，另外三口人則在家搞養殖，這樣家裡就又添了兩項收入。村支書寇河告訴記者，現在村裡交給了黑龍江農墾統一耕作的土地已經有5000多畝，大規模機械化作業可以降低投入並增加產量，預計今年可以讓全村增收8萬多塊錢。齊齊哈爾農墾分局機械局劉懷山局長介紹說, 出租大機械一年也能給分局帶來大約2千多萬元的額外收入。但土地託管這種雙贏的模式, 會不會顛覆已經實行了30年左右的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呢？

黑龍江省農墾總局局長隋鳳富：「土地託管是對現行農村一家一戶小農生產的一種否定，是以前代耕代收的一種升華。在土地制度沒法改變的情況下，用農場帶動農戶，在局部地區，實行規模經營，是一種有益的嘗試，是加快新農村建設必然趨勢，可能對現行土地承包制度也是一種衝撞。」

那麼這種合作形式，會不會和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有衝突呢？農村土地問題專家——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韓康認為，土地對農民來說，應該既能產生「經濟收益」又能提供「經濟保障」，但聯產承包責任制發展到現在，已經出現了「廉價徵用土地」和「土地私有化」兩大風險，而農民們自發的合作恰恰規避了這些風險。

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韓康：「這個農村的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新型合作化，是一種合作化的土地承包經營責任制，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土地經營。恰恰能夠使中央定的那個土地承包制，長期不變，這個方針我是堅決贊成的，它的實質不是時間，不是三十年或五十年，是我前面講的這個，保證，切切實實的保證農民的兩個最基本的土地經營權益。」

看起來，這些農民們自發形成的合作組織還真不簡單！農民們的智慧也不能小看！除了解決增收難題，改良土地制度，一些農村合作組織還改變了當地農民的融資模式。在吉林四平梨樹縣就出現了一個合作社，專門給農民貸款。

說到這兒您可能會問了，農民貸款應該去找農村信用社呀！農信社都解決不了的，農民們自己就能解決了嗎？這個問題，其實也正是我們去調查之前最大的一個疑問。

四、梨樹縣人的「小銀行」

對於所有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來說，春天本應該是充滿希望的。然而2004年的春天，在農民李丙玖眼裡卻是一片死寂的灰色。

吉林省梨樹縣榆樹台鎮閆家村村民李丙玖：「該人錢，人家要，著急，上火。自己的地種不上啊，春耕根本就沒有錢，一分錢沒有，買苞米種子，什麼化肥啊，沒有錢。」

種不上地的話，家裡人一年的口糧和花消就都沒了保障。而讓老李更發愁的是幾年來跑運輸自己賠了兩三萬塊錢，家裡現在不但沒有積蓄，而且還欠了人家幾千塊錢。再借，還能跟誰借呢？

記者：「找人借過錢嗎？」

李丙玖：「借過！你借，人家也不借給你啊，不敢借給你啊，怕咱還不起啊，天天跑。就是我該人錢那家兒，人家忙著給兒子娶媳婦，急需用這個錢。咱們吧寧可地種不上，也想還人這個錢。」

記者：「當時沒錢的時候想過向信用社去貸款嗎？」

李丙玖：「當時想過，到那兒貸不來，咱沒有錢，信用社知道我是外債累累，根本就不敢貸給你，怕還不上。」

李丙玖是個要面子的東北漢子，地可以不種，但錢一定要還。可錢從哪兒來呢？

吉林省梨樹縣榆樹台鎮閆家村村民李丙玖：「就是家裡不管有什麼東西，值錢的我都能賣了，我還人家飢荒。抬不起頭來，就那時候，我連門都不出，成天在屋裡呆著。你不呆著怎麼著，出去你就覺得磕磣。」

一連幾天，李丙玖都沒有走出自家的院子，當時他的心情也許只有他家忠實的小狗可以理解。到了還錢的最後一天，實在沒有辦法的李丙玖硬著頭皮出了門。

吉林省梨樹縣榆樹台鎮閆家村村民李丙玖：「我跟大夥說我該人這個錢，人家等著給兒子娶媳婦呢，這錢我還不上人家，我借了不少家也沒借著。合作社的這幫人就在一起啊，說『那你多少錢啊』，我說『連還人家帶我種地我得五千多元』，然後他們大夥說『大夥合計合計，咱們大夥幫你一下吧』，就這麼的，這幫人拿出五千多元來。」

借給老李救命錢的這個合作社，是梨樹縣榆樹台百信農民合作社，以前大家只進行生產互助，集體湊錢救濟一個社員，這還是頭一回。有了合作社給的5千塊，老李不僅還了外債，還買了種子和化肥。

吉林省梨樹縣榆樹台鎮閆家村村民李丙玖：「啊，重新做人一樣啊。用錢人家借給我了，人家用錢的時候我還給人家了。這幫人給我的臉給圓上了，我就覺得挺高興。在一起學習，我們就嘮嗑，我說咱們辦一個互助合作社不行嗎？」

農村生產風險大，說不準哪天拉飢荒的事也會落在自己頭上。大夥一合計，老李說的資金互助有道理。於是在2004年7月，由合作社8個農戶發起的「資金互助合作分社」就這麼成立了。不過，要想讓更多的人入社卻並不容易，雖說每戶只需要交200塊錢，但村裡大多數人還是有想法。

吉林省梨樹縣榆樹台鎮閆家村村民張志生：「你說入合作社，那時候，不想入這合作社，不想加入這合作社，走社會(人民公社)的時候走夠了。那時候走夠了，那時候是，你一天掙不多少錢，還掙不多少分，這折騰也不掙錢，這回可下自由了，我可拉倒吧，我可不，還入合作社？」

這個叫張志生的老漢之所以這麼反對，是因為「合作社」的名字讓他想起了當年的「人民公社」，雖然後來抱著隨大溜兒的態度張老漢也入了社，但他還是將信將疑。直到去年冬天張老漢才真正明白合作社是怎麼回事。

當時做豆腐的張老漢看到黃豆漲價漲得厲害，就想提前進2000塊錢的豆子作原料，可家裡當時偏偏就缺這筆錢，於是張老漢想到了合作社，有了合作社的支持，這才讓他覺得這個社沒白入。

吉林省梨樹縣榆樹台鎮閆家村村民張志生：「一塊一，買完黃豆，就漲到一塊四，一斤差三角，兩千黃豆差不多600元嘛，差600元。我做完豆腐，這一斤黃豆我還剩一元多，還掙一元多，這就3000多元。要合作社不支持我這2000元錢，能掙3000多元嗎？」

打這以後，張老漢逢人便誇合作社。眼下合作社已經吸納了村裡43戶農民，社員入股資金將近7萬元。就在記者在閆家村調查的時候，梨樹縣主管合作社工作的農資局田局長也來調研，他說這樣的資金合作社在當地已經有四個，在農民心裡合作社就是救急的「小銀行」。

吉林省梨樹縣農村集體資產管理局局長田景斌：「你像今年我們成立兩個資金互助合作社，那個資金速度發展也比較快，他們都在五、六萬元錢。它這個組織，現在目前來看，也就是解決燃眉之急。」

不過調查中記者也發現了一個問題，幾乎所有的村民在缺錢的時候，都很少提到農信社。如果說李丙玖貸不到款是因為有欠款記錄，那其他人又為什麼呢？

吉林省梨樹縣榆樹台鎮閆家村村民張信：「銀行借不好借，銀行得有人，沒人你借不出來，借出來的話，得給人家，講話呢，點兒好處，不給還不貸給你。」

張信告訴我們，他不願意去信用社貸款除了因為要託人情之外，另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信用社的貸款機制不夠靈活，每年只有春耕的時候才給貸一次，之後追肥、打葯再需要錢就沒人管了。可這莊稼不等人，不及時追肥的話，那損失可就大了。

吉林省梨樹縣榆樹台鎮閆家村村民張信：「減產，像我這一垧地要是不追肥的話，一垧地得減產一千多斤。」

吉林省梨樹縣農村集體資產管理局局長田景斌：「(合作社)突出主要還是個靈活性。在農民用資金的時候，信用社它還有政策性。它周期性都是一個農業周期，一個周期，算一個貸款(周期)。但這個農民的，互助資金合作社，它隨時隨地，如果有資金的話，隨時隨地，經過理事會研究，就可以給他貸款。這是最大特點。」

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對近2000個農戶的問卷調查，目前大約只有1/5的農戶能夠從正規的農村金融機構獲得貸款支持，親戚朋友之間的私人借貸仍是農村資金融通的主要渠道。目前我國正規農村金融機構服務不到位的問題依然相當突出。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我覺得農業銀行啊，這些商業性銀行都在從農村撤出，現在農村就剩下信用社一家了，那麼僅僅靠農村信用社一家是不可能解決農民的信貸需求的。」

韓俊告訴記者，根據他們的調查，農民們即使能貸到款，一般也只是3000——5000元的小額貸款，而5000元以上的大額貸款，通常需要擔保或抵押，可大多數農民既沒有值錢的物品抵押，也沒有足夠的信用資質，所以真到了需要大筆錢擴大再生產的時候，農民就會被資金捆住手腳。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農村金融改革一個非常明確的政策思路就是一定要有競爭，我覺得如果我們有一個比較完善的法律框架，能夠有效地規範這些新的農民自己組織的合作金融組織的行為，將來它可以補充我們農村金融體系的不足，可以形成一種真正功能合理的、一種有效競爭的、一種監管有序的農民的新的金融體系。」

農民們反映的，到農信社貸款還得託人情的問題確實應該引起重視，而在這背後，暴露出的恰恰是農村信貸嚴重不足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們自己搞起資金互助合作，說實話也是給逼得沒轍了才想出來的辦法。

不過，話還得說回來，農民們自己成立的這些組織到底算個什麼性質的組織？又是搞生產，又是搞金融借貸的，這中間會不會出問題呢？

農民們自己可能想不了那麼多，誰能給他帶來好處，他自然就相信誰。只要能致富，他們大多不會去計較這個合作社是誰組織的，應該由誰來管。

可我們不能不計較，因為這些問題直接關係著他們的利益。而且調查中，我們確實也聽到了一些不同的聲音。

五、合作社有沒有「死穴」

記者在湖南和吉林調查的時候發現，對於農村合作組織這個新鮮事物，入了社的農民們是一片讚揚，而沒入社的農民們則普遍是謹慎和觀望。因為當地關於合作社的爭論，一直都很激烈，一些質疑和反對甚至來自當地的政府部門。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湖南雙峰縣的農村科技合作社，能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裡發展到一萬人的規模，這讓當地縣委書記李大劍感到吃驚。為了了解合作社的運作情況，李大劍專門參加了合作社的幾次大會，第一次會議就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湖南省雙峰縣縣委書記李大劍：「開會的這種響應度、積極度和認真度要超過我們政府組織幹部開會的這個程度。我就感覺這個合作社是真心受歡迎的，使他們感覺是自己的合作社，而不是政府強加給他的一種合作社，還是他們真正自發的，與他們利益密切相關的，所以參加他們的這個合作社，當時我都受感動了。」

然而，就在科技合作社紅紅火火，縣委書記也表示支持的時候，當地也出現了一些反對的聲音，而且反對者不是別人，正是專門分管縣裡農村工作的領導——雙峰縣農辦主任胡亞飛。

在雙峰縣農村工作領導辦公室，記者見到了胡亞飛主任，但他拒絕採訪。考慮到他的顧慮和壓力，記者和縣委書記李大劍進行了溝通，李大劍說縣裡歡迎不同的意見，胡亞飛這才同意採訪，但希望只錄音不錄像。我們尊重了他的意見。

胡亞飛告訴記者，他不太相信僅憑一兩個農民弄個合作社，就能解決農村經濟發展中遇到的難題。

湖南省雙峰縣農村工作領導辦公室主任胡亞飛：「我們政府，有農業局，有農技站，有林業局，都是從事這個農業這方面的，還有高級職稱、中級職稱，有專業的人員從事為農民服務。應該說農民是比較滿意的。但是，還跟不上這個形勢。你一個農民所組織的所謂農民科技合作社，你能夠起到多大的作用？」

對於胡亞飛的這個質疑，合作社牽頭人王運芳並不認同，他認為合作社現在之所以能發展到300多個分社，靠的並不是一兩個人，而是完善的組織流程和體系。

而在縣委書記李大劍眼裡，對合作社出現一些非議也是可以理解的。

湖南省雙峰縣縣委書記李大劍：「那麼這個矛盾主要是什麼呢？第一個，傳統的這種政府部門，來承擔這個農業技術服務的這些部門，感覺到是否這個搶了他們的飯碗，甚至佔了他們的位置。很多骨幹力量，被我們這個農業科技合作社吸引走了，這個他們感覺到，是否也形成一種競爭。所以當時農業部門可能，臨時有一種排他，心裡還有一種失落感。」

調查中，胡亞飛主任提出的第二個質疑則是直接針對王運芳的。他告訴記者，王運芳自己已經不種地了，他的收入完全來自合作社。這樣一種以盈利為目的的組織，很難讓人想象它能為農民做好服務。

湖南省雙峰縣農村工作領導辦公室主任胡亞飛：「你像我們現在，還沒有能力，專門就是做這個農村工作，我走到哪裡，我跟哪個農民交談，我不收農民的錢，農民歡迎我。但是有一條，我現在我是想賺你的錢，你們信不信。」

記者調查后發現，雙峰科技合作社確實像胡亞飛所說，是贏利的。每年合作社都要向每戶社員收取50塊錢的會費，而且合作社提供的服務很多也不是免費的，比如，泉水村葡萄進入盛果期后，合作社每年就要從中收取14000元左右的「有償服務費」，再加上收益分成，合作社的收入非常可觀，僅今年上半年，合作社的總收入就有62萬元。這麼多的錢，是不是都落在了王運芳個人的腰包里呢？調查中，農民王權松給我們講了他知道的一些情況。

湖南省雙峰縣馬仙村村民王權松：「那個肥料他也要貼一些，還要給技術人員發工資，每年還要開幾次會，還要發獎金，再加上貸款，貸款要補貼利息，每個村每一年要補1到2萬元的利息。這裡出一點，那裡出一點，他的錢就沒那麼多了。」

王權松說，社裡最大的一筆固定開支是每年20萬的風險基金，這筆錢是用來對那些可能失敗的項目進行賠償的，而且王運芳拿多少工資村民們都知道。這是因為，合作社不僅公開了帳目，而且還成立了理事會，28個理事都是社員們自己選的，凡是重大決策、資金使用，理事會都得投票才能決定。

湖南省雙峰縣農村科技合作社理事王敬凡：「我們有2/3的理事反對這個事，他就不能執行。」

為了加強監管，合作社還自願請求縣裡的財政審計部門每年進行年度審計，審計結果必須在每年的社員大會上予以公布。對於這一點，縣委書記李大劍給予了證實。

湖南省雙峰縣縣委書記李大劍：「本來這個應該是市場條件的一種運作，但是考慮到實際農民這麼多，考慮到農業風險防範不同於其他的營運，所以我們政府也承擔了這個職能，就是根據他的要求，每年對他進行一次審計。」

資金管理和運用，合作社確實有一定之規，不過農辦主任胡亞飛還是對合作社抵禦風險的能力非常擔心。胡亞飛說，他主管農業工作20多年，處理過很多失敗項目的賠償問題，王運芳當年在石榴鄉就有過種百合的失敗經歷，當時也是他參與處理的。

湖南省雙峰縣農村工作領導辦公室主任胡亞飛：「當時我為他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農民是吃了虧的。所以你說，我對他這個對外的服務，我能夠，我作為政府的一個部門，我能夠有一種什麼樣的態度，我要對農民負責，農民不能吃虧。但是你到這個時候他沒錢，你怎麼辦，農民找政府，政府怎麼辦。」

記者：「你現在也擔心他現在這個合作社會出現這個問題嗎？」

胡主任：「對。」

胡亞飛說的這個問題，確實戳中了王運芳的傷口，他告訴記者，六年前他們的科技服務站看好了食用百合的市場前景，可沒想到由於技術員經驗不足，錯把藥用百合種子當成了食用百合種子，結果農民們種出來卻賣不掉，連種苗錢都沒收回來。王運芳說，這次教訓讓他開始格外重視風險控制，眼下合作社的運營每一步都有專家把關，而且社裡每年都會拿出20萬元作為風險基金。不過如果遇到天災，這些辦法就都不頂用了，現在他們只能通過發展多種產業來分散風險。

湖南省雙峰縣農村科技合作社理事長王運芳：「讓這個產業賺了錢，可以彌補那一個產業虧了一點或者賺了一點，可以進行補償。」

對於合作社的風險監管，縣委書記李大劍也坦言，由於合作組織一直都沒有合法身份，所以也沒有相應的法規適用，儘管他們幫王運芳的合作社在民政部門備了案，但現在還掛著兩塊牌子，這給他們的管理帶來了不少困難。

湖南省雙峰縣委書記李大劍：「那麼他們還是一個，農業屬於弱勢產業，而我們怎麼去支持？政府怎麼去扶持和支持，幫助他抵禦風險？仍舊沒有找到一個比較，這個有明確法律規定政策規定的一個東西。」

農辦主任的反對，看來也不是全無道理，點來點去，王運芳還是被點中了一個風險防範的「死穴」！那麼，吉林四平梨樹縣的資金互助合作社是不是也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呢？

六、合作社有沒有「死穴」

在吉林四平梨樹縣的調查中，一位不願意露面的村民問記者，他們這裡的資金互助合作社，不但收利息還分紅，這算不算非法集資。類似的反映其實也引起了當地銀監局的關注，就在兩個月前，四平市銀監局還專門派人到閻家村進行了調查，當時帶隊的張新東局長向我們介紹了相關情況。

銀監會四平監管分局局長張新東：「我的第一感受就是比較吃驚，作為一個農民來講，金融，金融是一個專業性，專業性很強的一個行業要求，農民能做到那種程度，確實令我們很吃驚的。他的基本組織架構、制度設計，和農村信用社基本上是一個類似。」

到底合作社是怎麼運作的？它真的就不存在風險嗎？在張新東的建議下，我們參加了一次合作社組織的學習。

這是閆家村百信資金互助合作社成員組織學習現場：

「咱們既然這個資金互助合作社已經成立了，咱們社員同志就要加強學習，首先咱們要理解為什麼創辦資金互助合作社。」

農民一：「溫碧霞可以借兩千，我為什麼只能借一千呢？」

吉林省梨樹縣榆樹台閆家百信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監事長張紅軍：「因為現在可以看出，溫碧霞入股，入的股金是400元，400元按照1：6來算，乘以6就可以貸2000塊錢。因為你只入了200塊錢，也按1：6來算，你只能貸1200塊錢。因為你的股本金不夠，如果你想貸2000塊錢，首先你要增加你的股本金，再增加200塊錢，變成400塊。」

合作社監事長張紅軍說，為了避免給誰錢多給誰錢少的糾紛，合作社制定了詳細的章程，農民入社最低標準是200元，200元獲得一個表決權，每多入股400元，就增加一個表決權。入社后農民能享受兩項權力，一是可以按照1：6的比例借款，二是年終可以按入股比例對利息贏餘進行分紅。合作社借款期限從一個月到一年不等，利息最低8.1%，最高12%。

農民二：「監事長，我問一下，如果溫碧霞貸了款了，貸了2400塊錢，如果她要是不還怎麼辦？」

吉林省梨樹縣榆樹台閆家百信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監事長張紅軍：「為啥說咱們規章制度有個風險防範呢？因為咱們借款必須有擔保，擔保人金額必須達到借款人40%……」

對於風險防範，記者也查看了合作社的章程：社員借款必須找其他社員做擔保，擔保人要拿出相當於借款額40%的錢來做抵押；如果借了款不還，不僅借款人的原始入股資金要被扣掉，擔保人的抵押款也要被扣掉；其他不足的部分則要由全體社員來共同承擔。姜志國說，村裡人不是親戚就是鄰居，要是有誰故意不還錢，那他在村裡的信譽就完了。但如果真揭不開鍋，親戚朋友幫一把也是應該的。那麼，這麼多社員們的錢放在一起，怎麼管？誰說了算呢？

吉林省梨樹縣榆樹台閆家百信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理事長姜志國：「我們合作社的資金要想拿出去，必須通過，因為我們合作社存摺，現在因為還沒立法，合作存摺由監事長保管，存摺把著，誰要想取錢的時候必須得經過理事長出印章，會計的簽字也是蓋上戳，完了出納員去上監事長那兒，把存摺咱們都一起拿到銀行，或農村信用社，把這款支出來，不至於被個人弄跑。」

即借款流程如下：申請借款——借款員審查並開具借款合同和借據——理事長批准——報監事會監督——會計記帳——到出納領取款項。

資金管理和風險防範似乎都很詳盡，但入股、分紅的事實也確實存在。那麼，這種合作組織有沒有非法集資之嫌呢？當地銀監局的張新東告訴記者，這也是他們當時調研的項目之一。

銀監會四平監管分局局長張新東：「它也算比較正規的農村金融機構，有相應的組織架構，董事會、理事會，也有一個管理人員，管理層次，再一個它的資金運作，還有資金來源，它都是體現了一個合作互助這樣一個形式，它體現互助，它不是單純盈利的。」

張新東說，非法集資的目的是非法賺取暴利，結果會坑害參與者，而農民合作組織還是比較規範的。不過，這也並不意味著合作社就沒有潛在風險。

銀監會四平監管分局局長張新東：「它沒有相應的管理人員，就是它沒有風險控制能力，它沒有風險控制。如果這個業務它發展大了，它的控制能力就很值得懷疑。從管理的角度，從國家管理的角度，從社會穩定的角度，金融穩定的角度，我覺得要保證農民資金互助組織的健康發展，必須在業務範圍，還有業務的地域範圍，做一定的限制，這對農民資金互助組織也是非常有益的。」

農民們自發形成的這些合作組織，將來能不能繼續生存下去？怎麼才能解決我們剛才提到的那些問題呢？稍後，繼續我們的調查。

七、會診「合作社」

有沒有具體的辦法，能幫助農村這些合作組織規避可能出現的種種風險呢？其實這些問題也引起了一些權威專家的關注，他們甚至自己掏腰包去幫助農民們開展各種形式的合作，嘗試著從中找到規避風險的辦法。

在吉林梨樹縣不少合作社的牆上，記者都看到了這樣幾句話：「聯合購銷，風險最小；資金互助，制度重要；文化建設，收效最高。」而總結出這幾句話的人就是被農民們稱「用腳做學問的」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

在記者即將離開梨樹縣的時候，閆家村百信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的理事長姜志國也托記者捎一封信給溫教授，因為他們有一些困惑，想請溫教授給出出主意。

見到溫鐵軍的時候，他剛從河北農村回來。他告訴記者，除了研究農村合作組織的發展，他還自己掏腰包親自參與了其中一些組織的建設。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我第一批拿了大概6萬塊錢，就是合作社，我想小一點的合作社給五千，大一點兒給一萬。我跟農民講得很清楚，我這個錢幾個作用，第一是個引導作用，我讓農民說交一百塊錢入社費，我交一萬，或者我交五千，交五千是你的50倍，交一萬是你的100倍，有人這麼交，我是你的50倍，100倍，你還怕什麼呀？先打消他的顧慮，我先引導。第二個我說這是個底墊的風險，風險的底墊，你們一塊兒聯合搞經營，如果虧了，先別虧你們的，拿這錢先去抵虧損，先不能讓農民虧，這是要有人來幫他們承擔風險。」

溫鐵軍已經用自己的積蓄幫助農民成立了9個合作社，吉林梨樹縣的合作社他也曾考察過。在溫鐵軍看來，梨樹縣合作社信里提到的合法身份的事情，也是現在必須解決的農村合作組織的普遍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應該是工商部門，它做了企業註冊之後，它作為合作社法人，是企業法人，它才能夠對外開展經營業務，對吧，它對內是一個合作社文化和合作社制度的建設，那是一個安定農村的必要的內容，但對外它一定是作為企業來開展經營的。政府的支農優惠政策，在所有的小農經濟國家，都是定向合作社的，否則你不通過它來穩定鄉村社會，一盤散沙的問題永遠沒法解決。」

溫鐵軍說，合作社目前在全球都是農業發展的一種主流形式。在美國，由合作社加工的農產品佔市場總量的80%，荷蘭農業合作社的奶製品市場佔有率也達到了為83%。而在我國，產供銷一體化的合作社模式並沒有形成，我國大部分農村合作社還只是在小範圍內把農戶們組織起來，梨樹縣合作社信里提到的規模小、潛在風險大的問題實際上在別的地方已經發生了。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河南蘭考的農村搞賣大米那個事，一開始上來不就被人騙了，大概騙了幾千塊錢，不就是有外面的商業單位說我給你包銷，結果就拉去了，拉去了以後人家給放到倉庫里了，不管，不給錢，不給錢，然後我拉回來吧，拉回來你就得給他錢，倒著給他，倒找錢人家才允許你拉回來，結果連車費、運輸費帶這個什麼，把這個米能拉回來的賄賂，全算上好幾千塊錢進去了，還一分錢沒賺呢，先被這個社會上的這些單位就給騙了。」

溫鐵軍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就是在合作社之間再搞聯合，實現統購統銷，並逐步向綜合農協模式過渡。這方面東亞國家的小農經濟模式值得借鑒。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所以我說將來長遠看，真要解決，一定要靠東亞小農社會的綜合農協模式，金融保險、醫療衛生、購銷、加工、旅遊、飯店、餐飲，甚至房地產等等，全裝到綜合農業體系，產生綜合收益，返還農民，才能過得下去。」

對於農村合作社未來的發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今年對全國九個省的140家農村合作社進行了調查，他認為，農村合作社今後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明確與基層政府的關係。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我們的基層政府應該是引導而不是替代，應該把合作組織發展的舞台留給農民，讓農民真正唱主角。」

韓俊說，去年他曾經對加拿大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做過一次全面的考察，當地合作社對自身價值的理解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我問了很多合作社的社員、合作社的領導人，我說『合作社的最大的價值是什麼』，他們就講了一句話，就是「服務」。中國將來隨著法律和政策的不斷完善，真正可以由農民主導的，真正為農民服務的，這種合作社，真正由『草根』能夠長成一棵『參天大樹』，它真正能夠覆蓋到更多的農民，真正成為我們新農村建設的一個有生力量。」

農村新型合作組織在我國的起步很快，但通過這次調查，我們也能明顯地感受到，他們的發展之路並不平坦。

而我本人感觸最深的一點是，對待這個新生事物，各級政府、農業相關部門，以及權威專家普遍表現出來的是一種開放、包容、理解、扶持的態度。在這個問題上，理性本身其實就是智慧。

就在我們製作這期節目的時候，我們得知，有關部門目前正在加緊對農村新型合作組織的調研，相關的法律法規也已經在制定當中。如果您對農村發展合作組織有什麼高見，也歡迎您和我們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