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舊體制改革迫在眉睫

利益的驅動, 使中國體育界努力把文化的體育
辦成政治的體育。一般而言, 利益關係是行為主體
之間最基本的社會、經濟關係, 制度結構的變遷也
往往體現為利益分配的變化。從本質上講, 與體制
改革相聯繫的, 正是基本利益關係的重大調整, 即
利益格局調整。沒有廣泛而深刻的體制改革, 就無
法打破原有基本利益關係的界定, 從而不可能進行
利益格局的調整。反之, 體制性改革必然要重新界
定基本利益關係, 引起利益格局的變動。從這一意
義上講, 體制改革的實質就是利益格局調整。涉及
眾多深層次的利益關係。由於體育界部分既得利益
群體希望保持現狀, 缺乏內在的改革動力, 這一過
程所產生的阻力和摩擦固然是不可避免的, 但要避
免由於摩擦過大或在某一時點上過於集中而出現較
大的震蕩, 從而消耗大量資源使體制變革夭折。因
而, 尋求利益格局調整的最小摩擦值, 是構建體育
新體制的重要條件。
政治需求的弱化, 將使體育競技運動權利管理
制度的淡化, 使其復歸文化本位。中國體育的舊體
制要提升為具有更高品位的文化模式, 必須尋找更
為遠大的理想和目標, 糾正「體育等於競技、競技
等於金牌、金牌等於奧運金牌」的簡化陋習, 避免
把體育管理部門的工作濃縮到僅僅是應付國際比賽
上, 徹底淡化以金牌作為體育目標的潛意識。體育
管理部門要改專權制度為文化制度, 逐漸形成新的
模式, 全方位面向社會, 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社
會主義和諧社會服務, 重塑自己健康而完善的理
想, 牢固把握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
觀。
當前我國體育的發展進程中, 存在一些需要正
視的問題。
首先, 在政治方面:
體育的重心到底是「為國爭光」還是「為民健
康」  除了「重中之重」的奧運會, 還有「民心所
系」的大眾體育。這是一個涉及到價值趨向的政治
問題。
行政機構以金牌為目標辦體育, 難以滿足人們
多樣化的體育文化需求。在傳統的體育體制下, 身
兼管辦二重身份的行政機構, 既是體育事業的規劃
管理者, 也是體育組織和各項活動的直接操辦者。
基於高水平競技體育的特殊地位與顯著效果, 行政
決策者在自身利益趨向指導下, 往往選擇競技體育
作為體育發展的重點進行大力扶持。而體育經費的
來源渠道相對單一, 這就使政府用來保障大眾體育
基本權利的開支相對減少, 造成競技體育與大眾體
育的內部失衡。
由於中國的競技運動在國際體壇取得輝煌成績
而受到亢奮的讚美和熱情呵護, 與伴隨著困惑和陣
痛的改革保持著相當距離, 遊離甚至超脫於體制改
革之外。許多體育事業單位仍然保持著事實上的大
鍋飯, 端著國家鑄就的鐵飯碗, 吃著計劃經濟積累
的老本, 人事、分配製度遲遲不動, 面對利益卻占
盡了改革開放的便宜, 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產生了
明顯的不協調。我國現有的體育體制, 其圍繞的核
心是專業競技體制, 它既非職業競技, 亦非業餘競
技, 而是一種特殊的國家意志化和政治功能化的發
展競技運動模式。縱觀世界競技史, 這樣一種競技
體制僅僅存在於20 世紀以來的前蘇聯、東歐、古
巴、亞洲和中國等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中, 作為階段
性政府行為, 遲早要發生改變。重心向休閑娛樂領
域轉移的發展趨向, 是高水平競技的世界性趨勢。
遠觀先進文化, 發達國家的政府較多地介入管
理大眾體育, 對高水平競技更多地讓社會操辦。我
國的體育方針政策與之相反———包辦高水平競技運
動, 把群眾體育推向目前承受能力虛弱的社會。雖
然中央領導和社會民眾對我國體育長期重競技輕群
體的狀況已經提出了批評意見, 但目前優質的體育
資源仍然高度集中在體育管理部門手中, 而且繼續
維持部門所有的體育場地設施的公共資源分割, 對
社會各方參與體育形成障礙。在一個和諧的小康社
會, 光拿金牌交差、「一金遮百丑」的狀況再也不
能維持。政府必須將納稅人的錢更多地用在群眾體
育上。提供公益性體育條件, 保障弱勢群體和不發
達地區人群的體育權利, 是各級政府的責任, 並成
為各級體育管理部門的主要職能。
中國體育體制的深層改革, 實質涉及到政治體
制改革。清除傳統競技體制的弊端、使全民健身運
動獲得國家及社會各方面更大的支持, 這些都需要
明確政治導向, 進行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
其次, 在經濟方面:
改革開放20 多年來, 我國經濟保持上升增速
態勢, 體育產業的發展卻不盡人意。為什麼體育界
努力地想去發展體育產業, 效果卻很差  這是一個
明顯存在的而又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需要認真尋找
原因。
計劃經濟條件下生產資料徹底公有化、只有國
家可以調動人力、物力、財力的現實, 形成了在發
展高水平競技運動方面集中全國力量才能出輝煌成
績的思維定勢。傳統理論認為體育是顯示制度優越
性的福利事業, 是為政治服務的上層建築。在追求
政治影響而不講經濟效益的計劃經濟時代, 錢是上
面撥下來的, 但國家財政計劃撥給的經費畢竟有
限, 因此幾乎所有的錢都花到了政治最需要的競技
運動上, 高水平競技體製得到了一個貧窮大國所能
提供的最好的營養。在20 世紀後期, 高水平競技
運動中隱含的高投資、高重複、高消耗、高淘汰的
弊端尚未引起重視。體育界以為自己離經濟建設中
心尚遠, 僅僅需要怎樣去「適應」市場經濟而已,
缺乏被改革的危機感。
我國經濟變革的速度極快, 民營化趨勢不可更
改, 體育產業最終要由市場調控, 最終要民營化。
體育管理部門如果真正地管辦分離, 將不能直接花
錢和掙錢, 經費使用的方式會發生改變。體育彩票
的問題不斷且銷售逐年下降, 如果國家改變彩票銷
售方式, 對體育的投資將減少。今後將按照國家的
產業劃分規定, 把體育納入到文化娛樂中, 遵循文
化娛樂業的特殊運作模式走向社會。[ 6 ]今後作為公
共物品必須由國家負擔的部分, 將更注重投入產
出, 緊縮高消耗項目, 集中力量發展國民喜愛的一
些項目。
簡政、放權、公開化, 即縮小政府對經濟的管
制範圍, 確定合理的管制邊界, 讓政府從體育經濟
活動中退出, 推動體育產業的民營化進程, 把更多
的事情交給「看不見的手」即市場來調節。譬如對
所謂的「奧運經濟」, 體育管理部門幾乎插不上手。
奧運會到底會帶來多少經濟效益, 心中無數。中國
體育可以造就朝陽產業, 只是曙光尚遠。體育和經
濟的關係往往比我們想象的複雜。
正確區分公益性體育事業單位與經營性文化產
業單位, 是體育改革創新的重要前提。它們的區別
主要體現在: 前者為全社會提供公共文化產品, 以
社會效益為主要衡量標準, 不以盈利為主要目標,
但並不排斥經營, 也可以獲利, 有的還可以獲得巨
額盈利, 儘可能地滿足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其主
要業務目標, 後者追求利潤最大化, 盈利是其惟一
目標; 前者有嚴格的准入條件, 後者的進出由市場
和法律調節, 公平競爭; 前者不擁有完整意義上的
法人財產權, 後者則是獨立的法人, 享有完全意義
上的財產權。文化部門經過這樣的區分后, 改革的
進展加速, 這對體育沒有啟迪嗎
長遠看, 政府對日益發展的體育活動財政支持
畢竟有限, 在市場體制下的新型政府也逐漸遵循公
共財政支出的成本收益核算原則, 將把資金投入更
能創造收益及更需要扶持的領域。一旦政府減少體
育事業開支, 體育發展就會因缺乏強有力的推動力
而出現下滑勢頭, 缺乏激勵的體制性障礙從而暴露
無疑。行政機構與企業在體育經營中矛盾重重, 阻
礙體育的發展。這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企業在進入
體育領域后勢必與政府管辦角色發生利益衝突的傳
統體制弊端。
最後, 是文化方面的問題:
中國體育缺文化, 這已不是一個新問題。[7 ]擁
有競技世界冠軍的數量是一個國家體育強盛與否的
標誌, 這是傳統體制遺留下的判斷準則。當體育休
閑娛樂的需求開始進入千家萬戶, 體育事業的規劃
者們必須認識到, 專業競技賽事不再是體育與人們
生活的唯一交叉點, 人們熱衷於追求極限與勝利的
競技比賽, 更需要健身的體育、休閑的體育和充滿
樂趣的體育。專業競技和大眾體育並非隸屬於同一
體系之下的兩個子系統, 而是「從本質上有區別的
兩類文化活動」[8 ] , 遵循各自不同的運行規律, 應
該擁有屬於各自的發展道路。
在調整后的國家行業分類中, 體育被歸入文化
產業,[9 ]原屬於體育的所謂「娛樂體育」、「休閑、
健身體育活動」, 被划入文化產業之中的「休閑健
身娛樂服務」行業, 與特指專業競技運動的體育行
業分離, 成為與體育並列的分類。[6 ]這也正預示了
我國體育回歸文化本位的未來走勢。體育體制更應
儘早應變, 以適應這一發展趨勢。
過去我們習慣用全運會、亞運會、奧運會的成
績來評價一個地區的體育工作, 結果經濟較落後地
區的優秀運動員都跑到沿海地區, 使整個西部地區
的體育管理部門束手無策。對大眾體育作為「軟任
務」而放任自流、把學校體育扔給教育部門、在體
育產業中無視核心技術和行業標準, 這都是沒有認
真把體育當文化來對待的結果。因此, 需要建立一
套把體育視為文化的評估標準和評價體系。
面對日益臨近的北京奧運會, 我們要辦成歷史
上最好的一屆並留下獨一無二的文化遺產, 需要理
論創新、制度創新、技術創新。但是, 目前我們在
這方面做得很不夠, 還看不出北京奧運會是否具有
濃郁的東方文明特色。但願不要讓「人文奧運」淪
為一句空話。

但願我們能看到真正的行動！

找差距，補短處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