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 北大副教授阿憶詳細公布收入引發爭論

2006年09月25日05:13 [COLOR="DarkRed"]中國青年報[/COLOR]

　　本報記者 葉鐵橋

　　日前，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央視《實話實說》前主持人阿憶（本名周憶軍），在自己的博客中公布了其在北大任副教授的全部收入，表示與自己的開銷相比入不敷出，想以此證明「如果不想辦法增加收入自救，僅憑學校發的那點兒工資不能活下去」的觀點。這篇文章一經發出，即引發了激烈的爭論。

　　阿憶在博客中詳細公布了自己的基本工資、津貼、教研修班的課時費及臨時補貼等各項收入，並計算得出每月的收入為4786元。

　　與此同時，阿憶也一一列舉了自己每月的開銷，包括子女教育費、私人小汽車的費用、商品房按揭月供費、餐費等。收支兩抵，算下來的結果是一個負數。

　　阿憶表示，以自己為例站出來說話，目的在於「為那些一直在校園裡辛辛苦苦工作而不具備經濟實力的同行們鳴不平。他們就這麼一點點兒工資，不靠自己的力量掙外快，如何生存，怎能安心教學！」

　　阿憶在這篇文章中表示，他寫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反擊那些指責「俺『整天』主持電視節目、又『整天』做電視節目嘉賓，簡直太不敬業，道德和人格十分可疑」的人。

　　北大中文系副教授孔慶東隨後也在個人博客上發表文章，表示「我的基本收入跟阿憶差不多，他的那張工資單絕對真實」，「關於北大教師收入之低，待遇之差，是幾十年間從來如此的」。

　　孔慶東也支持教師在外面做些事情，表示「我們的物質生活，我們自己去改善好了。既然父母沒有力量讓孩子吃飽穿暖，那我們當孩子的，就自己去『半工半讀』吧。」

　　兩篇文章發出來以後，支持者和反對者都很多。反對者大多認為，近5000元的收入已經非常可觀了，比起一般院校的教師和其他低收入階層，他們應該知足。也有人認為，作為高校教師，應該安貧樂道，做好教學和學術工作，公開談錢不符合職業品位。

　　而支持者則大多認為，阿憶公布的收入，考慮其客觀情況，如城市消費水平、大學的知名度和副教授的職稱情況，雖然比下有餘，但確實比上不足，甚至比不上城市一般白領的收入，這對於名校教師而言非常不公平。

　　還有人表示，從阿憶公布的工資收入可以看出，現行的分配政策實在是不公平。「大學里有貧有富，富的流油，窮的難以生活，但普遍的現實是，國內大學的年輕人，還不如一名電力、銀行、煙草部門的普通職工，這不僅是他們個人的悲哀，更是我們民族的悲哀。」

　　本報北京9月24日電

[CENTER][SIZE="5"][B][COLOR="DarkRed"]8旬老教授坦言從教50年最滿意目前收入 [/COLOR][/B][/SIZE][/CENTER]

2006年09月25日05:13 [COLOR="darkred"]中國青年報[/COLOR]

　　實習生 邢佰英

　　中國人民大學的王鵬教授（根據本人意願，用化名——筆者注）1950年大學畢業參加工作，當時他每月的工資只有約60元。1953年他從中國人民大學調到北京大學，作為助教，每月的工資被調整到85元。之後，他又調回中國人民大學任教。

　　「那個時候，這樣的工資算很不錯了，此後的大學畢業生參加工作后的工資都沒有這麼高，大概每月僅三四十元。」王教授介紹說，到了1954年，他被定級為講師，每月工資也隨之升到106元。這個工資數他整整拿了25年，直到1979年才有所調整。這期間他的職稱沒變，工資也沒變。

　　據他介紹，上個世紀80年代初，高校教師之間的收入差距不大，最多是因職稱高低而收入有所不同。當時即使大家日子過得都不寬裕，但心態普遍平衡，因為全國上下都是這個樣子，拿著死工資，窮都一樣窮。「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稿費收入算比較高的，作家的收入不錯，如果教授業餘寫幾篇稿子的話，也會增加一些收入。」

　　改革開放初期，有一段「腦體倒掛」時期，王教授回憶起那個時代：「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當老師的不如開理髮店的……」那個時候，很多教師都憤憤不平，覺得社會分配不公，不按勞付酬，教師職業也不受人尊重。

　　據了解，「文革」前，教授的工資能達到工人工資的10倍，而在「文革」時期，知識分子成了「臭老九」，工資多年得不到調整。那時，大學教師的工資大致是：教授月平均工資220元，副教授月平均工資164元，講師月平均工資106元。與當時社會上的工人人均工資相比偏低，出現了「腦體倒掛」。

　　上個世紀80年代後期，大學校園也興起了「經商熱」，個別教師靠倒賣鋼材、炒股發了大財。有的教師開始下海經商。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上個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教育事業發展迅速，教育市場的需求增加。王教授回憶，當時不少教師也開始利用假期去校外給輔導班講課，或編書出書，做起了兼職。財經、法律院系的教師出去賺外快的人很多。那個時候，大學教師之間的收入水平逐漸拉開了距離。

　　近10年是教師工資增長幅度最大的時期。1993年10月至2001年10月，共調整了5次工資，每次漲工資的幅度均在20％左右。現在高校教師的平均工資水平比1993年增加了1.2倍。

　　如今高校教師的薪資情況一般是：助教的工資每月1000餘元，講師每月2000餘元，教授、副教授每月三四千元。制度性工資的差距也就是這些。「而一旦加上各自的灰色收入，教師間的收入差距將達到5倍以上。」王教授表示。

　　近年來，對於不同職稱的教師，制度性工資的漲幅也出現了差距拉大的趨勢。2001年的一次工資調整，不同於以往，從助教、講師、副教授到教授，工資增加幅度逐漸由遞減變成了遞增。

　　在網上看到阿憶的文章，今年已經80歲高齡的王教授很理解青年教師面臨的經濟壓力，他說，一些高校教師因為房貸壓力和子女教育經費壓力，對工資狀況不滿挺正常。但他認為，教師整體的收入水平相比以往已經提高了很多，比社會上很多群體都要高。他覺得，自己從事教學50多年來，說到經濟收入還是如今的最滿意。

　　本報北京9月24日電

[CENTER][SIZE="5"][B][COLOR="DarkRed"]灰色收入導致高校教師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COLOR][/B][/SIZE][/CENTER]

2006年09月25日05:13 [COLOR="darkred"]中國青年報 [/COLOR]

　　實習生 陳怡 邢佰英

　　北京大學一副教授在網上公開家庭收支狀況，自稱入不敷出，而在一年前，高校教師卻被國家稅務總局列為「高收入個人」行列，這個現象引起了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鄭也夫的興趣，作為改革開放以後最早研究中國知識分子問題的社會學家，他認為其中的矛盾值得深入思考。
  
　　「有些教師在課外創收，給企業加班，我們還能給他們開全職工資嗎？」鄭教授認為，作為教師，應以教書育人為自身立命之本，而不該整天忙著走穴，講學甚至開公司。高校教師拉項目也是鄭教授經常抨擊的事情，他稱自己從來不申請項目。他曾經因為沒有項目，當時所在的學校把他的職務降了一級，這成為他辭去該校教學工作的原因之一。

　　南開大學社會學系王處輝教授曾經對高校教師收入進行過詳細的調查研究，並撰寫了《高校教師收入知多少》一文，深刻剖析了高校教師收入差距的原因，主要原因包括社會和市場對教研的需求、學科間的差異、教師間的學術地位不同等。其中，教師間的基本工資差異並不明顯，導致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教師從校外獲得的「灰色收入」。

　　「高校教師在選擇研究專業的時候，就應該對該行業的將來有預測了。選擇文學、哲學研究的教師通常比較清貧，但還是有那麼多的專家教授終其一生奉獻於專業領域，樂此不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唐鈞認為，實際上，高校教師收入出現差距是正常的，因為不同的學科、研究方向決定了與市場需求聯繫的緊密程度。一些應用學科因為天然地緊跟市場需求，更易產生經濟效益。

　　唐鈞指出，如今的高校教師不應該將目光緊盯著高收入，而將當初自己選擇獻身這一領域，追求學術研究的突破的理想擱到一邊。「高校教師憑自己的能力通過各種方式獲得的合法收入是應當得到尊重的，但是這種過度追求經濟回報的行為不能提倡，否則將對高校教育和學界風氣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

　　唐鈞認為，收入差距問題是社會普遍關注的熱點，除教師職業外，很多職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收入差距拉大的現象。教師們對這一點需要調整好自己的心態。目前，更多的社會弱勢群體正過著更為窘迫的生活。

　　對於如何解決高校教師收入差距的問題，唐鈞認為，國家應該對一些市場需求不大的學科給予更多的投入，有關部門和高校也應該對收入兩極分化進行適當的調節。

　　據教育部最近透露，高校收入分配製度面臨改革，今後高校將實行崗位績效工資制度，將逐步建立和完善體現崗位職責、能力和業績的薪酬體系，加大對優秀拔尖人才的分配傾斜力度。崗位績效工資主要是按照國家相關的文件規定分為4個部分：崗位工資、薪級工資、績效工資和津補貼。

　　「一個社會中，三類人應該受到景仰：公務員、醫生和教師。但目前看來，他們在民眾心中的形象受到了很大衝擊。」唐鈞指出，由於社會收入分配不均的加劇，民眾對社會上來路不明的財富意見很大，少部分民眾對部分高校教師的額外高收入有很多意見，這也是應該糾正的。受到社會抵制和譴責的應該是非法收入，而不該將矛頭對準一些教師的合法收入。

[CENTER][SIZE="5"][B][COLOR="DarkRed"]大學教師薪酬成為焦點：象牙塔里的貧富教師 [/COLOR][/B][/SIZE][/CENTER]

2006年09月25日05:13 [COLOR="darkred"]中國青年報 [/COLOR]

　　實習生 邢佰英 陳怡

　　「日照海濱，教授花園」，在日前開幕的北京秋季房展上，來自山東省日照市的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瞄準北京各高校的教師這樣兜售海景房。

　　北京某媒體今年8月報道說，在海濱城市日照，目前有近400名北京人在當地的「教授花園」小區買了房，其中有九成為北大教授。

　　據悉，一家參展的來自某海濱城市的房地產公司還將於國慶節在北京大學開設班車，免費接送想看房的教師。

　　就在部分高校教師富裕到可以異地置業的時候，他們的一位同事阿憶卻在網上聲言，僅憑其工資收入，「入不敷出」。一時間，大學教師的薪酬問題成為媒體和公眾關注的焦點。

　　[B]多數青年教師和學歷低的講師助教，每月只靠一兩千元的基本工資生活[/B]

　　今年6月，江西南昌大學新聞系的年輕教師劉易成（化名）帶課的第一屆學生就要畢業了，班上幾名很有心的班幹部想給老師一個驚喜，沒打招呼就帶著禮物敲開了劉易成的家門。劉易成尷尬地將學生讓進屋，家裡連椅子都找不齊。

　　一直在外租房的劉易成住得離學校很近，也喜歡跟學生相處，但他很少將住址告訴別人，因為房子條件挺差，沒什麼傢具，來了人也不好招待。

　　劉易成碩士研究生畢業后，以外地人的身份到這個陌生城市求職，成為這所省屬高校的一名助教，教授新聞理論。當時趕上學校不分房，也沒有教職工宿舍，他只好到校外的學生租房區內租了一間農民的房子。此時，他的月收入平均只有2000出頭，去掉生活費，他還要向家裡寄一部分錢，一年下來攢下的錢很有限。

　　雖然教師工作比較穩定，但行業內的收入差距刺激了劉易成。為了儘快評到職稱，他省下錢準備考博，「沒房子，以後成家都是問題。」近30歲的劉易成並不滿意現在的收入。

　　該校講師馮塵（化名）去年接受了一份江西省內的「高校教師滿意度」調查，在工資報酬、補助購房、培訓機會和聘升職稱幾項都畫了「不滿意」。

　　「很多人認為高校教師工作輕鬆、收入高，其實只是看到了多數教授、副教授們的生活。」馮老師說，到了教授這個級別，教師的工資的確可以達到很高，他們還可以通過校外兼職等途徑賺錢。但大部分青年教師、學歷低的講師助教，構成了高校教師群體收入的金字塔底端，這些人每月只靠一兩千元的基本工資生活。

　　國家稅務總局將高校教師列為「高收入個人」后，華南理工大學原校長劉煥彬教授曾對媒體表示，如果說年收入10萬元以上才算是高收入者，那麼高校教師中真正的高收入者占高校教師的比例不到5％。在中西部高校中，這個比例就更小了。

　　[B]部分教師提及收入狀況諱莫如深，兼職成了主業，教書退為副業 [/B]

　　北京大學副教授阿憶在網上貼出了自己算出的平均月薪為4876元，在減去各項生活開支后，竟然成了負數。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一位副教授說，高校教師的收入是很零碎的，工資條僅是一層表皮，並不能說明職工的真實收入。

　　這位副教授以自己為例，他每個月實際劃到工資卡上的有2500元~3000元，這筆錢與工作年限和職稱密切相關。另外，每個月學院里會固定給一筆錢，相當於基本工資的30％，約有三四百元。由於院里會舉辦一些考生培訓班，學院能從中獲得創收，這樣還會給每位教職工每月大約發1000元。再加上指導研究生論文的補貼及課時費等，算下來，不算工作外的收入，他一個月至少拿到4000多元。這位副教授還一直在媒體兼職，為一份報紙每周撰寫一篇專欄文章，每月又多了3000元左右的收入。

　　在採訪時，雖然大多數高校老師在被問到收入狀況時諱莫如深，但通過調查，筆者發現，在外做兼職、或掛職做項目的高校教師非常多，這讓他們有了不菲的灰色收入。

　　近日，在中國政法大學舉辦的一次研討會上筆者得知，參與這場論壇的一位法學界的頂尖級專家獲得的報酬高達7000元。知情人透露，高校的知名專家通過參加學術研討會來獲得報酬已成為專家「灰色收入」的重要來源。

　　去年，在有關「經濟學家的良心」的爭論中，有媒體報道：「北京一流經濟學家年收入過百萬元，二流也掙60萬元，這些經濟學家的一個重要收入來源是在上市公司中擔任獨立董事，在這個名單中，有仍在高校任教的蕭灼基、衛傑、張維迎、吳曉求等教授。」

　　相對於靠兼職掙外快的高校教師來說，象牙塔里真正的富豪族，多是靠在培訓班教課和課題組的技術入股辦公司起家的。

　　中央財經大學的一位法學院教授發現，由於連年來的「考研熱」、「考證熱」，馬克思主義學院和外語學院的很多教授以名師的身份加入考研政治或英語培訓班的講學，而法學院的一些教授則通過舉辦司法資格考試、法律碩士考試的培訓班獲得大筆收入。這位教授所在的法學院中，有不少教授因此躋身富豪族。

　　今年8月，可容納3000名觀眾的海淀體育館座無虛席，啟航培訓學校暑期政治強化班正在舉行。與啟航培訓學校合作授課的有來自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財經大學等多所高校的教師。

　　近幾年考研市場迅速膨脹，許多名校的教師紛紛瞄準了這個賺錢的機會。在啟航培訓學校，以考研政治班為例，為期一周的課程，每位學生要交培訓費500多元，每期有幾千名學生報名。由於教授的報酬都是從幾千名學生的培訓費中抽取的，學生越多，提成也越多，授課教師從中收益自然不菲。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袁名（化名）說，大學教師這個職業比較有條件在外兼職，因為課時量小，假期周末等空餘時間較多，而學校也沒有明文禁止。但當教師兼職佔用了過多精力后，對其教學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當教授的『外快』成為工資的兩三倍后，他就會不由自主地偏向兼職工作，教書育人的本職工作反倒成了副業。」

　　袁教授稱自己前兩年在一家電視台兼職做節目，月薪有5000多元，那時每周要去參加兩次選題會，還要輪流值班，當他發現那個工作已經不是兼職，幾乎要求全職時，便立即辭去了這份工作。「很多年輕教師因為收入差距的刺激，紛紛想方設法兼職賺錢，如果這種做法形成風氣，高校的教育質量將必然受到影響。」

　　北大中文系一副教授對此認為，低工資收入狀態下，兼職是合理的。一個工人下班后，給鄰居打沙發，收入與正式工作沒關係。收入不是大學帶來的收入，跟大學沒有關係。不過據他了解，北大的老師沒有那麼多時間做這些事情。

　　[B]跟社會聯繫更多的專業更能賺到錢 [/B]

　　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孔慶東在談到高校教師收入差距時稱：「跟社會聯繫更多的專業可能更能賺到錢，但是社會總資源是有限的。到底有多少富豪教師，佔比例多少，都沒有統計。我感覺學校大部分老師是貧窮的，如搞古代漢語、宗教學科的，這樣的老師是大多數。」

　　學科在社會適用性上存在的差異，決定了此學科教師收入之間的差異。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鄭也夫說，經濟學、管理學的教師收入很高。他們除了完成系裡的教學任務以外，還給企業加班，一些人還會給非正式註冊的學生上課掙錢。「我知道有的學科教師收入一年可以接近百萬元。其實很多院系都很重視掙錢，只是某些學科接觸社會的程度多一點，能夠多撈一筆。其他院系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北京理工大學的吳教授說：「目前，名校與非名校，老師的工資收入有很大差距，而同一學校的不同學院，老師的工資收入同樣差距很大。」如中國人民大學作為偏文科類高校，與理工科院校相比，教師的工資和崗位津貼等收入要低一些。

　　「科研項目多的理工科院校，教師的收入中，課題項目經費佔很大比重。」吳教授說，北京理工大學的科研經費數額在北京高校中位列前三，有時一個課題的科研經費就高達幾千萬元。

　　「近年來，理工類院校教師的平均收入水漲船高，很多教授年收入不止30萬元，相比之下，文科院校的教授年收入不足10萬元的佔多數。」吳教授提到。

　　自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為推動科技成果轉化，許多高校教授都積極找課題、跑項目、要經費。由於某些項目經費中可以比較自由地支配，許多教師對此忙得不亦樂乎，甚至不願再從事教學。另外，不少理工院系的教師在一些公司里做兼職工程師，或搞專利發明、開公司推廣技術等，收入也很可觀。

　　「有人十幾年拉項目可以掙到100萬元，每年平均有十萬八萬元的收入。」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鄭也夫告訴記者。

　　他透露說，很多教授為了拉項目，不斷地請客吃飯，這在高校中是一種普遍的現象，許多教師申請了項目卻廉價包給學生做，「納稅人的錢給白糟蹋了」。

　　[B]校內各院系創收能力的不同，使各院系之間發放的獎金數額有較大差距 [/B]

　　據了解，高校中不同的院系都有自己的創收辦法。

　　例如北京某高校的人文學院每年招收一定數量的單獨考試學生，多是在北京當地工作過的、參加學院組織的考試而入校的，因為不屬於國家計劃內招生，學院會收取比統招生高很多的培養費，這一筆額外中的一部分將以講課費的名義分發給授課教師。

　　南開大學社會學系王處輝教授曾在《高校教師收入知多少》一文中對高校教師的收入進行過詳細的調查研究。他指出，社會和市場直接需求較大的學科，辦班就較容易，所以辦班多，招生數量也大，相應地創收額也大。對於各類辦學創收收入，學校有明確的分成規定，辦的類別不同，學校提留的比例也有所不同。大體說來，學校的提留在45％至55％之間，其部分則歸直接創收的院系所有。歸直接創收院系所有的部分，又按學校規定的比例劃分為發展事業費、集體福利費和獎金3個部分。發展事業費固然要用於改善辦學條件的，而獎金則由直接創收單位按各單位自己的規定發給本單位的教職工，作為院系獎金，集體福利費部分也用於所在單位教職工改善福利待遇，其中相當一部分是以實物形式發給本單位教職工的。這成為校內不同院系之間收入和實際福利待遇差距的重要因素。

　　據他調查，校內各院系創收能力的不同，使各院系之間發放的獎金數額有較大差距。創收多的院系，每年可發給本單位教職工的獎金可達人均三四萬元，而有的院系則沒有能力給本單位教職工發獎金。也有些沒有辦法創收的院系領導為了安撫民心，年底東拼西湊才能給每位教職工發幾百元獎金。總之，各院系教職工之間的獎金收入的差別是較大的，這最終造成了同在一校工作的教職工之間經濟收入的差距。

　　本報北京9月24日電

斑竹：發錯地方了，請移到「時事」去，先謝謝了！

哭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