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個角度看中印自衛反擊戰：《The fall of Towang 1962》

——　(印)尼蘭魯.普拉沙德(N.Prasad)　少將　著 ; 匯苓譯
北京 : 世界知識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
書名原文:The fall of Towang 1962
定價: ￥0.59
統一書刊號: CN( 3003.1675 )
168頁32開本

第一章 東北部邊境的糾紛

關於1962年東北邊境特區(the North East Frontier Agency 簡稱 N.E.F.A.)的「潰敗」，已經有很多的論著。但是其中許多是有傾向性的，或是使人誤解的，很少是客觀的和準確的記述。1962年的事件，在印度軍事史上是不光榮的一頁。但是，應該下令作一次徹底的而無偏見的查究，以便從中吸取教訓，或者說尚持吸取教訓。這份報告，應該公諸於眾，這一點還未曾做到。結果，在公眾的頭腦里，對於東北邊境特區戰爭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掌握處理，繼續存在著很多的誤解。例如，普遍地認為陸軍基本上沒有對中國進行抵抗。而且，在誰應對作出災難性的決定負責任這一問題上，—直存在著很多的爭論。對於東北邊境特區的潰敗，究竟由誰承擔罪責，是軍方還是政府領袖？個別的作者儘力為自己辯解，這是無助於澄清令人不安的疑團的。


　　自從中國侵犯我們的邊境領土，現在差不多已過去二十年了。在那次戰爭中，我在關鍵的達旺要地(Towang)①指揮第四步兵師作戰，我們負責保衛塔格拉前線和娘江河谷以及達旺地區。我經過二十年之久的思考，才下定決心敘述這一樁歷史事件，以澄清1962年10月底導致達旺失陷的原委。我這樣做，不是為我自己或者為第四步兵師的同事們進行辯解（我希望讀者同意我的話），而是為了澄清對那次戰爭的誤解。已故旅長約翰·達爾維在他多年前出版的《喜馬拉雅的失策》(The Himalayan B1under)一書中，記載了他的經歷。我是達爾維的師長，可以證明他所寫的是事實。然而，他的視野有很大的局限性，因為他接觸不到高級領導層交換意見進行爭論的領域，而正是在那種領域內，最高司令部形成了在塔格拉山脊分界線地區有關防禦和進攻態勢的可行的作戰計劃。我接觸到其中大量的情況，這就是我之所以認識到，我們可悲地缺乏在正常情況下作出如此重大戰略決策時所應採取的內行專業程序。我知道這些情況，感到十分惱怒，因為我的部隊由於這種不負責任而遭受了巨大的犧牲。

　　我覺得，這些方面必須客觀地予以記載。尤其應該被廣泛了解的是：我們的軍隊打仗是好的——在戰爭中傷亡慘重，主要是由於我們沒有後勤支援才終於被打敗。只有一個不光彩的例子，就是在1962年11月第二次進攻的時候，某一防區的部隊放棄陣地潰退了。因此，對於那些在戰爭中頑強戰鬥並且死去的許多官兵不予記述，則是不公平的。

　　這是一個軍人講的故事，它不涉及有關印度政府外交目的和方法的政治爭論，也不涉及處理喜馬拉雅邊界問題的中印談判。我們政府對於我們在西藏的利益所作的處理，並非全都得到印度人民的贊成。那是另外的問題。的確不屬於這本軍事記載的範圍。

　　1960年，我第一次涉及北部問題，當時的形勢是，中國正在平息西藏人的反抗，同時廣泛地施行修路計劃。這對於印度具有突出的戰略意義。中國對我們邊疆的大片領土提出要求。

　　當時，已經發生了一些事件，特別是在拉達克，情況表明中國正以實際上的駐軍，堅持他們的要求一—沿著喜馬拉雅分界線並在阿克賽欽逐漸侵入。在東北邊境特區，中國的邊境部隊試圖威脅我們的軍隊，確曾逼退我們在兼則馬尼②的哨所。但是，那一次，由於我們堅決，才又回到我們原來的位置。

　　在印度，很多人已預見到最終會有來自中國酌軍事威脅。誠然，我們也遲緩地開始作了一些堆備。但是，這些準備的迫切性和目的性，部分地被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總理，尤其是國防部長克里希納·梅農的聲明所抵消。他們譏笑任何有關中國可能對印度進行威脅的說法。例如，1961年9月10日在阿格拉的一個空軍的飛機庫里，梅農斷然聲明：「我不知道中國對於印度的任何部分的領土有任何侵略、侵犯、侵佔或侵入」。這就是當時最高當局的一般態度；「巴依--巴依」(Bhai—Bhai)③這種安樂感的影響一直持續到1962年10月20日致命的那一天，那一天中國人筋離弦、刀出鞘了，我們在極度緊張之下神經錯亂了。

　　在1958年，拉薩的春季「叛亂」之後，達賴喇嘛逃到了印度。他為了逃避中國追兵的偵查，取道隱蔽的兼則馬尼--達旺--邦迪拉這一條路線。結果，突出了達旺的重要性。本來，達旺已是著名的佛教中心，有一個規模宏大、很有影響的佛教寺院（尊奉為偉大的第五世達賴喇嘛的出生地④，他是拉薩布達拉宮的建造者）。印度的軍隊第一次被派到東北邊境特區去保衛達旺。

　　我第一次參與東北邊境特區的防務問題是在1960年，當時值星參謀官托拉待中將——那時他是東部軍區司令——他指揮進行一次研究中國威脅的高級演習，研究中國可能進入的路線，和可能從北方推進的縱深度。我那時在阿格拉指揮印度僅有的傘兵旅。托拉特將軍召見我，徵求我對中國可能使用空降部隊的看法。他覺得中國很可能在布拉馬普特拉河谷某處投下一支傘兵部隊，與通過山區的主要挺進部隊配合。

　　我清楚地記得，在研究了我們所掌握的關於中國部隊及其戰鬥力的全部情報資料之後，我得出的結論是：中國不會使用空降部隊。我甚至懷疑敵人會動用空軍的任何兵力。我的意見並不是完全不具有權威性的。我早期參軍曾在印度皇家空軍服役好幾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從印度陸軍被調到印度皇家空軍，並在第一次緬甸戰役中指揮第一中隊的偵察飛行。後來，在1943—44年期間，我在緬甸前線指揮俯衝轟炸機第八中隊。

　　根據各種理由，我認為中國可能把軍事行動限於地面部隊，而不致逐步升級擴大侵略規模。很明顯，我們空軍的高級將官頗不以為然。後來，最高司令部採取削減戰鬥規模的決定——在1962年的作戰中不動用空軍，是因為他們害怕遭到中國空軍的報復行動。

　　對於中國日益明顯的敵對態度，我們的反應是，建立一個「邊境修路組織」，把路修到遙遠的邊疆領土。雖然這一步驟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是沒有作為一項緊急任務交給「邊境修路組織」。這一工程的艱巨顯然是國內現有技術力量所不能承擔的，工程以爬行的速度進行著。沿著我們的邊境，中國的壓力在增加；為了向前推進，以到達我們所要求的遙遠的邊疆地區，於是我們建立了許多小哨所，但卻不具有作戰的潛力。1959年，由哈維爾達爾·卡拉姆·辛格指揮的一支巡邏隊，在我們的領土上道到了中國的伏擊。

　　在1960年和1961年的整個期間，我們在拉達克沿著我們要求的邊界線，在使人最難以進入的地方，繼續建立這種簡易的小型哨所。既然中國也在逐漸向前推進，那麼，中印武裝部隊最終發生面對面的衝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1962年，根據我們用代號進行的「昂卡爾行動計劃」(Operation Onkar)，東北邊境特區奉命要建立一系列的邊境哨所。這些哨所要設立在脆弱的交通線的終點，其中大多數完全依靠空中供應。這一行動計劃最糟糕的特點是：不可能決定確切的地理位置，因為提供野戰部隊的地圖都是不準確的。邊境一帶的許多地點是中印雙方都要求的領土。在此情況下，武裝衝突勢不可免了。我們的領導人負有責任，應該預見到發生這類事件的可能性，並且保證不使衝突升級到使我們在軍事上陷於嚴重不利的地步。要麼就這樣，要麼加快後勤支援邊境的部署。但是他們沒有適當地承擔起其中的任何一種責任。

　　相形對比，中國的準備遠遠勝過我們。中國以其獨特的作風，在西藏東部廣泛實施公路和機場的修建計劃，這對於印度是有深刻影響的。公路網能使中國集中和維持大兵團直達邊境。達對中國來說，是不難辦到的；因為西藏那邊的地形是一片高原，許多地方很平坦，便于軍車行駛。在這樣的地面上修路，不會成為大的問題。達旺突出部以北的地區，就是個典型的例子。相反，在我們這一邊，必須越過叢林密布、陰雨連綿的幾座祟山峻岭，才能到達主要的分界線區域；而中國人可沿雅魯藏布江一線，長驅直入，幾乎直達我們的邊境。他們只要進行有限的工程，就可使現有的驢馬小道行駛車輛。顯然，這是一個不平等的對抗。

　　然而，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絕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中國人不是超人，印度軍隊也不會輕易地被艱巨的任務所嚇倒。

　　在我看來，在我們歷史上的那個特定的階段，我們軍隊的問題在於太自滿和掉以輕心，在軍務程序的某些方面，甚至帶點外行的味道。比如，以情報工作為例，我深信1962年我們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錯誤的情報所造成，包括偵探參謀機構的程序。軍事情報並不全是詹姆士·邦德(James Bond)式的、描繪間諜密探的那一些貨色。軍事情報是一種辛勤努力和日常平凡的工作。它是一種高度複雜和專業化的任務，它所提供的資料，對於國防各軍種兵種和內政部，都具有很大的價值。廣義地說，它可分為國內情報和國外情報。前者我們可稱之為「反情報」，或稱「公安」。這一任務，最好由警察訓練的人員擔任——他們在國內有正當的身份和聯繫，而且最後他們是情報的「使用者」。另一方面，國外情報不應由警察來處理；而印度恰恰是由警察來處理的。就我所知，現在我們的制度仍然如此。軍方是國外軍事情報的主要「使用者」，正是他們應該使情報的獲得與使用協調一致。

　　雖然國防三軍首先有權要求由自己搜集情報，但是情報組織由於本身性質所決定，當然必須由文官控制：作為一種高度專業化的部門，主要處理軍事問題，那麼，只有具備軍方知識的人，才可能提供有價值的情報。不幸的是，在1962年，很少有部隊或轉業軍官參與情報的搜集。現在的情況可能稍有好轉，但是從整個態勢看來，還沒有完全達到與過去顯著不同的程度。

　　當然，各軍種也有自己的情報系統，但他們所要進行的工作是屬於另一不同的層次級別，他們只負責搜集「戰術性的」或「直接接觸」的情報，諸如前線巡邏的報告，空中拍照，信號的截取以及類似的來源。來自一個潛在的敵對國家的大量主要的情報必須從中央情報組織獲得。只有它在海外設立機構，得以接觸各友好國家的政府和在政治上、國際上接觸各階層人士的各種渠道。

　　我很遺憾地說，在1962年，我們的中央情報組織沒有提供有用的情報；或者說，他們沒有正確地解釋情報。讀者在後面將會看出情報局常常告訴我們關於敵人的意圖和兵力，同我們在前線接觸中獲得的情報，在估計上是完全不同的。我們經常在前線地區用自己的眼睛證實這種不同。但是，情報局長漠視我們第一手的報告——我不懂得他們究竟出於什麼動機。

　　直到最後，情報局繼續用他們的估計向我們進行灌輸，他們說中國不會訴諸戰爭以堅持他們的要求。我們這些親眼看到他們就在我們面前進行軍事部署和戰備的人，卻不被人們相信。情報局十分肯定，中國的方法會繼續是和平的——至少陸軍總部及其下屬機構繼續這樣告訴我們。情報局的所有這些保證都證明是錯誤的，因為1962年10月20日，我的部隊付出很大的代價，才認識了這些錯誤。

　　在另一領域內，我看到，缺乏協調和程序繁瑣，表現在各級指揮之間分配任務不當，以及拒絕接受最直接的有關人員在作戰方面提出的建議。至少，就東北邊境特區前線而言，在各級指揮之間，很不協調；或者，（我猜想）甚至在政府與軍方集團之間也確實存在不協調。私人的仇恨，個人的弱點，而且在很多情況下，互相之間完全缺乏互相信任，以至出現荒謬可笑的局面，像希臘悲劇一樣，導致了不可避免的災難。在本書的序言中，我這樣說，似乎是言過其實；但是，讀者在讀完有關l962年9—10月克節朗河（南卡丘）前線戰況的敘述之後，就會了解我的意思了。


譯者註：
①一般英文拼寫達旺為Tawang。
②兼則馬尼是中國的領土。
③印地語，意思是兄弟，指五十年代印度人民全國性的歡呼口號：中國印度是兄弟。
④達旺是六世達賴的出生地。

第 二 章 第四師在東北邊境特區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第四步兵師在北非和地中海戰場上，曾是一支身經百戰的部隊。在戰後的許多年巴，在旁遮普的大平原上，受過平原作戰的訓練；於1960年11月從旁遮普被調到提所浦爾。它奉命擔任保衛孟加拉邦的喜馬泣雅邊疆和東北邊境特區的任務，以防中國的侵略。它所負責保衛的邊境，從東部的緬甸--西藏--印度三方交界處，延伸到西部的錫金，長約400英里（不丹除外）；負責的整個防區，約為35000平方英里。從阿薩姆平原到邊境無路可通，因而前沿哨所的給養，常常不得不靠空投；因為，在地面上，只有天氣晴朗的時候，沿著羊腸小路步行，連驢子都不能通行。

　　「邊境修路組織」——代號為土斯喀（Tusker）——建立了起來，指揮部設在提斯浦爾。開始在東北邊境特區進行巨大的修路工程。第一期工程的一項任務是，在卡門邊區要完成從提斯浦爾經過邦迪拉和色拉通到達旺長達200多英里的道路。這些山區的降雨量，每年從l00到150英寸，土質鬆散，容易塌方。在較低的高原上，大片地帶是原始叢林密布。此外，一旦定出一條直線爬上高山地區，一般要穿過天然岩石沙粒的地面，這就使得修路工程更加困難。

　　我們缺乏各種類型的設備，除了一些西藏難民之外，當地沒有勞工。然而，到1962年7月，載重3噸的車輛可以行駛到邦迪拉，離著名的「伏特山」即米薩馬里北部的營地相伍70英里。過了邦迪拉70英里，只有載重一噸的軍車可以跨過色拉山口行駛到讓；從此起，只有吉普車可以穿過最後的16英里到達達旺。而這一段路，只有晴天才能通行。考慮到這樣艱難的工作條件和其他各種困難，「邊境修路組織」的成就的確是了不起的：如果不是缺乏設備，他們的成就一定會更大些。

　　由於交通困難，妨礙了第四步兵師的部署，使它不能成為緊密結合的一支部隊，而是分散在各處。此外，第十一步兵旅（原駐大吉嶺），為了討伐那加（Naga）①的叛亂，已被調到曼尼普爾，並且歸屬於第二十三師了。第四師下轄的，大部分單位和他們的裝備，都分散在提斯浦爾及其周圍。部隊要為自己建築住房，這裡可以提一下，第四步兵師以前在安巴拉時，已經用了兩年時間為自己建造兵營。這種任務，既不為他們所喜愛，也不能提高他們的作戰能力。所以，這次交下來的建房雜務，情況決不會比過去好些。

　　修路計劃逐步地進行下去，得到了空運的方便，開始把部隊調進山區；自然是步兵優先，但是他們得到的彈藥和裝備受到嚴格的限制。這是一種自我欺騙的政策，因為後勤的支援，即使是根據和平時期的需要，也只能勉強維持；根本談不上提供戰時的給養。至於醫療條件，傷病員由山區送到提斯浦爾，要用幾個星期。只有在特殊情況下，可以提供直升飛機；也只有在天氣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才能飛行，而這裡的好天氣是罕見的。大部分的供應給養，要靠空投；不論是私營的航空運輸公司，還是印度空軍，儘管他們勇敢努力，然而總是因為物資不能及時運到而誤事。

　　回顧起來，我必須強調，用這種辦法把部隊運到東北邊境特區的高地，只能作為政治上的行動；要作為軍事行動的部署，則是另一回事。因為由空運維持部署在高原的駐軍，即使在和平時期，這種臨時安排也是花費昂貴的，不應作為軍事行動計劃的基礎。然而，制定計劃者常常忘記了這一點。在這些高地上，即使偶爾遇上天氣好、允許自由飛行的時機，但是為了獲得給養，需要包裝、集中、拆包、分類、分配以及最後發到前沿部隊，也都存在一系列問題；就是在和平時期，天氣晴朗，而且在平坦的地面上，也是困難重重的。在軍事行動的條件下，在喜馬拉雅高原，要完全依靠空中支援是辦不到的。如果具備完全的空中優勢，為了有限的軍事行動，也只能夠維持小股部隊，如此而已。根本術可能制定一個整師部隊完全依靠空中文援的作戰計劃。

　　1962年5月，當時，我奉命到第四步兵師接替大英雄轉輪獎章獲得者阿姆里克·辛格少將。我在去阿薩姆的途中，到新德里陸軍總部作戰處報到，並聽取情況介紹。在這次簡況介紹會上，沒有提到中國方面的意圖和兵力，卻詳細地談了「昂卡爾行動計劃」及其進展情況。「昂卡爾行動計劃」是一個計劃的密碼代號，是要沿麥克馬洪線從西部的兼則馬尼到印度--西藏--緬甸三方交界點，建立阿薩姆步槍隊准軍事哨所。這項計劃規定：在1962年7月底必須完成。

　　麥克馬洪線是1914年由亨利·麥克馬洪爵士用一支藍色粗鉛筆，在一張沒有經過測量的地圖上，從兼則馬尼正北面的一條不精確的喜馬拉雅邊界線。在當年，很多領土未曾經過探測，而麥克馬洪只是憑他對地理的猜測，就從兼則馬尼到東部的不丹--西藏--印度三方交界點，畫了一條藍色粗線。至少可以這樣說，這樣的畫法，就使塔格拉山脊的位置模糊不清了。傳說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測量官員在即將結束此項令人讚歎的畫界任務而到達這個地點的時候，他的注意力被一個美麗的門巴姑娘吸引住了，因此畫界的工作就沒有完成。但是，不管什麼原因，測量當局不顧地面上的實際特徵，就用一條直線把軍事地圖上標號為MM7914的一點與印度--不丹--西藏三方交界點連接起來。尤其奇怪的是，甚至到1962年，印度政府從未521正過這一明顯的錯誤。顯然，外交部的某人一直沒有作好他的專業工作。這一疏忽是不能輕易加以原諒，或者辯解過去的；主要由於這一錯誤，造成了關控性的爭執，後來的發展終於導致了戰爭。

　　雖然「昂卡爾行動計劃」在邊境上的哨所，最終將由阿薩姆步槍隊去駐守，但是實際上這些哨所勢必在印度陸軍的監督下建立起來。在大多數情況下，哨所駐有一排人，並且幾乎全靠空投供應。（這些哨所的定點和確切位置，主要由情報局而不是由陸軍決定。）

　　我對「昂卡爾行動計劃」的第一個反應是，這些駐紮一排人的哨所，沒有戰術上的價值。我的建議是：從戰術上考慮，在適當的縱深地區，建立營或者至少連的陣地，從這些陣地派出正規的巡邏，直到我們要求的邊界線。我強調這樣會使這些哨所具有戰術上的意義和政治—七的價值。我的第二項建議是：應該在陸軍的管轄之下，把這些哨所的定位搞「恰當」，並由軍隊指揮和控制。我聽說這兩項建議都受到認真的研究，但是，只有總理的決定，才能算數——總理的決定是：在麥克馬洪線上的35個哨所，已經定點，要不惜一切代價並在規定限期之內建立起來。我受到警告說，這是政府極為關注的問題，看來陸軍在拖後腿。

　　我到陸軍總部去的那一次，使我對「昂卡爾行動計劃」感到嚴重的擔憂。我離開德里之前，到陸軍參謀長普·恩塔帕爾將軍的住宅會見了他。他也強調執行「昂卡爾行動計劃」的迫切性和政府對計劃進展緩慢表示關切。

　　1962年5月18日，我飛往提斯浦爾，於當天下午到達。當時雨季達到高峰。阿姆里克·辛格將軍是我的老朋友，我們曾在同一個團服役過。各旅旅長和大多數中校級的指揮官與參謀我都認識；所以，我一下飛機，就來到情投意合的夥伴之中，感到輕鬆愉快。

　　我研究了軍事行動計劃和在地面上部署部隊的問題，然後聽取了師參謀部的詳細彙報，他們的計劃是根據陸軍總部情報處的報告和指示制定的。然而，這些計劃落實到地面上，就難以實現了；因為修路計劃沒有按期完成，而且即使在開始部署的階段也不能經常得到空運的必要保證。

　　我的師沿著北部邊疆廣泛分散到各處。第七旅下轄兩營步兵，一團炮兵（18門炮）和一個重迫擊炮連，安置在色拉的前沿，離提斯浦爾23D英里的達旺地區。這些部隊只有輕裝備，彈藥只夠一天戰鬥之用。事實上，這僅僅表示地面上的人數和需要供應食糧的人口，而不是能夠進行持久戰的兵力。在雨季期間，通往邦迪拉的路上，有幾處常常出現許多斷裂陷坑；而過了邦迪拉，幾乎就無路可走了。達旺附近的一個直升飛機場還正在修建中。

　　在洛希特邊區，由第五旅旅部管轄的駐紮在瓦弄的一個裝備很差的營，只有六支槍。到瓦弄去，既沒有大路，也無驢子通行的小道；只有一個緊急時備用的簡易機場，能接受直升飛機和單引擎六機座的水獺式小飛機，這就是僅有的後勤聯繫。

　　第五步兵旅旅部在拉金普爾②，離瓦弄200英里。第十一步兵旅，前面已經提過，被調到曼尼普爾，完全陷於對那加的作戰中。因此，我的師只部署了兩個旅，保衛東北邊境特區，而這兩個旅中的六個營，只有三個營駐紮在山區。

　　師部的彙報主要集中於「昂卡爾行動計劃」要建立35個哨所的工作進展情況。有趣的一點是：不知出於什麼原因，最高當局竟未下令在兼則馬尼西部沿塔格拉山脈建立哨所，這是一個最敏感的地區。這就留給第四步兵師由自己負責下令在靠近印度--西藏--不丹三方交界點（娘江河以西）建立一個哨所。從此，開始了後來所發生的一切糾紛。

　　我很清楚，建立和維持「昂卡爾行動計劃」的哨所，會佔用我師的全部人力和物力。雖然在名義上陸軍不負責這些哨所的行政事務，但是我在那加高地的經驗使我深信，除非阿薩姆步槍隊和情報局的哨所受到嚴密的監督和管理，否則他們很容易陷於嚴重的政治困境。

　　當天氣許可的時候，我乘飛機巡視了梅楚卡，阿龍，達波里約，都登，濟羅，特沮和瓦弄。我由陸路去達旺，旅途中輪換著乘吉普車、卡車，騎驢和步行。道路不適宜於正常的交通運輸，直到雨季結束為止；而要等到雨季過後，就將進入1962年的12月了。我在巡視的每一個地方，都同當地的指揮官討論軍事行動計劃和行政管理問題。我發現他們全都對「昂卡爾行動計劃」極為憂慮；空運緊急儲備物資的計劃被打亂了。在結束對這些地方的巡視之後，我同意阿·辛格將軍告訴我的關於「昂卡爾行動計劃」的大部分看法，充分認識到擺在我面前的後勤任務之艱難。

　　然後，我專心研究現有的情報資料。來自情報局的每日報告，沒有實用的價值，它一般只報告肉眼可見的各地零散的一些中國土兵的活動。我自己師部的情報人員幾乎每天收聽中國的廣播。經過研究，我越發深信不疑，「昂卡爾行動計劃」必須大加修改。這是一個對地形、氣候和其他全部有關軍事問題缺乏第一手材料的人在紙上所制定的計劃，而且我向軍部提出了這一觀點。軍長烏姆拉奧·辛格中將同意我的看法，並且說他已經向軍區司令部提出過類似的觀點。他認為這個問題超出陸軍司令部的管轄許可權，而要由印度政府作出決定。然而，他說布里吉·莫漢·考爾中將作為參謀局長，即將到提斯浦爾視察，可以由我把困難和看法向他陳述。

　　1962年6月的某一天，考爾將軍到了提斯浦爾，我們討論了第四步兵師的任務和「昂卡爾行動計劃」。我表達了自己酌見解：考慮到交通的情況，只有用輕武器的步兵才能在這樣的地形作戰。陸軍的正規部隊只有經過完全重新組織裝備之後，才能使用。這種重新組建需要特種武器和大批機動直升飛機，要很多年才能完成。此外，我的師被分成若干小股部隊，分散在廣大的地區，這對於部隊的訓練和作戰準備都很不利。我建議由阿薩姆步槍隊擔任「昂卡爾行動計劃」的任務最為合適。考爾將軍同意我的意見，並且說他已經在考慮派輕裝備的部隊到東北邊境特區，還表示他將儘力讓第四步兵師回到旁遮普，擔任常規戰爭的任務。雖然考爾將軍沒有明說，但我從他的談話中聽得出，要陸軍承擔保衛東北邊境特區的責任是一項政治決定。然後，我談到有關「昂卡爾行動計劃」建立哨所存在著無數問題。考爾將軍告訴我，他將當著我的全體指揮官和參謀人員的面，就「昂卡爾行動計劃」答覆我的問題，並且澄清任何疑點。

　　後來，在一次有我師部全體人員和幾位指揮官出席的會議上，我又提出我對「昂卡爾行動計劃」的觀點，指出這些哨所在戰術上沒有任何價值；從後方勤務上說，這些哨所在作戰中是防守不住的，甚至在和平時期也難維持。我的提議是：在離我們邊境較遠的地方建立更強的哨所，作為巡邏的基地，一直巡邏到我們要求的邊界線。然而，在會議上，考爾將軍的言談舉止一反常態。他對我的答覆是粗暴的不容爭辯的最後決定：「總理親自命令必須建立這些哨所，他的決定是基於最高情報顧問的意見」。在他的答覆中，還有一個警告也很明確，即在完成這一任務中，任何失敗或拖延，對於那些負責人——換句話說，就是第四步兵師——將會導致嚴重的後果。情況就是這樣。

　　我在考慮了手中所有的資料之後，對於形勢作了認真的估計，並且同我的部隊指揮官討論了我的計劃。在1962年7月16日，我把自己對形勢的估計，發給我的旅級指揮官。

　　我的旅級指揮官有：旅長約翰·達爾維，指揮第七步兵旅：旅長希夫·查蘭·辛格，指揮第五步兵旅；旅長納·西·羅爾利，大英雄轉輪獎章獲得者，指揮第十一步兵旅（該旅已調往曼尼普爾）；旅長卡爾茵·車格，指揮第四炮兵旅。陣容是可觀的，我不能期望更好了。

　　我覺得就已有的人力、物力來說，我們所能做到的就是重新把戰鬥力量部署到設防的地區和穩固的基地。達旺被給予最高的優先地位，特別提名為「至關重要的地區」，派第七步兵旅和一個炮兵團防衛達旺。在所提到的其他敏感地區中，有兼則馬尼。作為後方支援，在郭桑查特地區選擇了一個位於山谷之中的穩固的基地——除了兼則馬尼之外。（一旦有事，就選擇倫坡；這是一個居高臨下的高原，俯視郭桑查特，而且有一個相當好的空投區。）



譯者註：
①印度的少數民族。
②在印度北方邦。
③扯冬，印方稱多拉（Dhola）。

第三章 扯冬事件

9月8日下午，星期六，在塔庫爾巴里種植園主俱樂部——離提斯浦爾約12英里，我同第七步兵旅旅長約翰·達爾維打了一場高爾夫球。達爾維是在他每年兩個月的休假將要回家之前，從達旺下來的。他打完球后，就回到米薩馬里去了，我留下來在俱樂部看電影。大約晚上8點鐘的時候，電影放映了一個小時，我的師部一個參謀官到俱樂部的電影廳里來找我，說有緊急軍事情況向我報告。他帶來的消息是，大約有600名中國人，從塔格拉山脊下來，包圍了扯冬哨所。對於這一事態的發展，我毫不驚奇；但是，對於軍區和陸軍總部採取什麼態度，我卻有嚴重的憂慮；因為直到那一天，對於我一再要求澄清的塔格拉問題和我們所要求的邊界線，他們簡直不予理睬。

　　到晚上8點半，我回到提朗捕爾師部。9點鐘，有關的情報已密電報告了軍部、軍區和陸軍總部。這一情報已由情報局轉呈德里。此後不久，我接到上級司令部的無數電話，我同達爾維旅長和我的參謀部開了一次會議，然後打電話給軍部傳達以下幾點：

　　（1）我早預料到中國方面對扯冬的反應，雖然沒料到如此規模；
　　（2）必須謹慎對待初次報告的這些消息：可能有所誇張；
　　（3）在旅長和我沒有機會視察達旺和倫坡之前，我不堆備作出決定；
　　（4）我已經取消了達爾維旅長的休假；
　　（5）我要求取消例行調動第四師所屬部隊的一切行動。

　　我感到很大的寬慰，軍長烏姆拉奧·辛格將軍以如下的話作了答覆：「尼蘭詹，我充分信任你，我將支持你採取的任何步驟。我將努力滿足你的全部要求。而且軍部和我都不干涉你的行動。無論何時，你認為能夠向我作出形勢估計的話，我就聽取。」在這次與烏姆拉奧·辛格將軍談話之後，我消除了疑慮，我覺得對於軍區和陸軍總部繼續源源而來的大量文電和電話，我都可安然不予置理了。只要說這些信號和文電都無多大意義就夠了。他們只暴露勒克瑙①和德里太脫離戰地的實際情況，太不了解距離、兵力和後勤等等所具有的確切含意。例如，陸軍總部發來了密電，其要點是，第九旁遮普聯隊在援救扯冬哨所之後，應該在塔格拉向中國進攻！東部軍區司令部在9月9日發給第三十三軍司令部同樣愚蠢的密電（同時發給陸軍總部和第四步兵師），命令第七步兵旅「在48小時內，準備開到扯冬。」

　　對於上級司令部這類無意義的干涉，我向軍長提出了抗議。後來，報紙和廣播的報道，大概是根據政府提供的新聞通報，也完全給人以錯誤的印象。這些報道勢必對任何不得不採取的計劃，造成有害的影響。軍長讓我按我已向他扼要報告的計劃行事，不要理睬那些來自勒克瑙和德里的密電與電話。

　　我向達爾維旅長發出以下指示：

　　（1）第九旁遮普聯隊正在從達旺開到倫坡，一定要儘早加強扯冬哨所；
　　（2）達爾維旅長要在9月9日早晨乘直升飛機回到他在達旺的崗位；
　　（3）9月10日我在空中偵察塔格拉之後，準備在倫坡降落，於同一天在達旺與達爾維旅長見面。

　　很清楚，不會再給我增加入力物力。甚至我要求取消調動第九廓爾喀聯隊第一營，也被東部軍區司令部以站不住腳的理由拒絕了。（第九廓爾喀聯隊是從達旺來到米薩馬里，準備調去換防的。）全部行軍都靠人背和騾子馱。從邦迪拉向前，沒有機械化的運輸工具，雖然當天氣晴朗時，偶爾可用吉普車費力地開到達旺。這一點必須記住，在東北邊境特區，由於地形和天氣的因素，距離就具有不同的意義了，因為那裡的行動必須以時間來計算。步兵在山路行軍是每小時走一英里；大批部隊行軍，在最好的情況下，一天最多10到12英里。

　　至於空運，在提斯捕爾空軍有四架俄國的米-4型直升飛機。但是，這些飛機沒有盤旋的能力，著陸和起飛需要有100碼平坦的場地；因此，要嚴格限制使用。十分令人奇徑的是，在9月8日以後，直升飛機的水平旋翼公認的使用壽命，任意地被減為200小時，這樣就進一步壓縮了直升飛機的使用。我聽說在9月8日以後，幫助印度空軍的俄國專家採取不合作的態度了。

　　碰上好運氣，9月9日，天氣晴朗，達爾維旅長能夠飛到達旺。

　　9月10口，我飛越倫坡北部的哈東山口，對整個娘江河谷和塔格拉山嶽，進行了一次詳細的空中偵察。我能夠看見在山脊上很多正在進行準備的中國陣地。在偵察之後，駕駛員多次試圖在倫坡簡易機場降落，但是米-4型飛機降不下去，所以我只得飛到達旺。

　　在達旺，為了讓達爾維能夠正確估計形勢，我提供他以下幾點參考意見和目標：

　　（1）在扯冬來自中國的任何干擾，必須以武力對付；
　　（2）達旺的安全，要置於超過其他任務的優先地位；
　　（3）必須捍衛經過兼則馬尼的娘江河沿岸的安全。

　　我給第七旅的任務是，同我們在扯冬的哨所重新建立聯繫，並且從我們的領土上（意指克節朗河以南）把任何中國人驅逐出去。

　　我同達爾維旅長詳細討論了形勢。在我進行空中偵察之後得出三點主要的結論：

　　（1）在本地區對面的邊境以北，中國大約配備了一個師，在塔格拉山脊有一個團（相當於我們的旅）；
　　（2）以我們現有的人力物力所能做的，只不過是援救扯冬哨所和擊退小規模的侵犯；
　　（3）不論我們採取什麼行動，絕不能讓達旺失去掩護。

　　達爾維旅長就此問題同他自己的指揮官和參謀人員磋商考慮之後，把他的形勢估計和計劃綱要給了我。我基本上同意他的結論。接著，在9月11日我飛回提斯浦爾。當天我向軍部彙報了最近的情況，並把第七旅的計劃轉交他們。在我給軍部的信中強調了以下幾點：

　　（1）扯冬地區的地形（高達15000英尺）適於防守，但只能部署小股部隊進攻；
　　（2）不管怎樣，在10月15日以後，預計有大雪，這不僅使各種行動更加受到限制，而且使業已朝不保夕的後勤供應更加惡化；
　　（3）扯冬很可能位於麥克馬洪線的中國一側，如果是那樣的話，我們實際上已經在可以稱之為有爭議的地區進行巡邏了；
　　（4）在第九廓爾喀聯隊第一營調出以後，第七旅只剩下兩營步兵，這樣，中國的兵力（估計在這一地區有一個師）比我們強大；
　　（5）由於去達旺的道路不能運輸任何給養，我們的後勤供應狀況，要比中國方面困難得多。

　　我進一步論證：由於上述各種局限性，根據目前第七旅的計劃綱要，只能派一小分隊去扯冬哨所換崗，同時把該旅的其餘部隊集中於倫坡北部和娘江河西部。同時，我指出，在這一地區，對中國人來說，達旺是最寶貴的；在第七旅調到倫坡之後，我已無力調動部隊保證達旺的安全了。

　　這時換防的軍事行動已經開始。第九旁遮普聯隊去扯冬哨所巡邏時，遇到的困難是找不到道路；因為在這一地區，只有羊腸小道，而且由於最近的暴雨，連這些羊腸小道也被衝垮了。尋找搬運夫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但是，在10日，一個小分隊，帶著幾個在當地找到的搬運夫，冒著傾盆大雨，終於找到了通往扯冬的道路。同時，第九旁遮普聯隊的主力部隊，正從達旺調去倫坡。在當時的條件下，我預計，第九旁遮普聯隊的先頭部隊15日可到達扯冬，而主力部隊在17號以前到達不了。結果，主力部隊於16日就到達了扯冬。

　　在這裡，我覺得有必要逐字逐句地記述我對達爾維旅長所下的指示，即一旦中國人干擾了第九旁遮普聯隊的行軍時，應如何對付。我的指示是：

　　你的主要任務是與扯冬哨所建立聯繫，並且加強這個哨所。第九旁遮普聯隊應避免路上發生任何遭遇戰。如果不可避免，則主力部隊應奮勇前進，只留下最小限度的兵力在路上牽制敵方小股部隊。只有在指揮官下令時，才允許開槍射擊。

　　這些指示，在我們中間經過討論之後，我才正式下達；主要的目標——必須援救扯冬哨所，並增強它的作戰潛力——用最明確的詞句下達了。我的看法是，中國人把克節朗河當作事實上的邊界，如果我們過河到克節朗河的北岸，而不是在河的南岸，他們就會幹涉我們的小分隊。在這個問題上，事實證明我是對的。

　　我要支援小分隊到達扯冬而不在途中陷入小規模戰鬥；因為遇到那種情況，中國人會搶先選擇有利地形進行遭遇戰。在這個問題上，我很注意不容有任何含糊；特別是關於批准開槍的問題。米斯拉中校頗能執行這種微妙的任務，他對這些命令的理解也無困難。在路上他把小股部隊留在第一號橋和第二號橋的對面。果然，中國人企圖在那裡阻止他通行。最後，他率領他的營中的大約100人，沿克節朗河南岸到達扯冬哨所，並立即下令加強第一號橋、第二號橋和扯冬哨所的防禦陣地。

　　11日，當我回到提斯浦爾之後，同軍長通了電話，口頭向他彙報了我的看法，他表示同意。與此同時，據我看來，勒克瑙（東部軍區司令部）和德里都被戰爭歇斯底里的情緒所支配。他們甚至要求每個小時都要報告部隊的進展情況。我簡直無法使他們理解，要與在高山中行軍的部隊保持經常的無線電聯繫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不能按時給他們情報。雖然我受到軍部的充分支持和贊助，但我沒有辦法擋住從勒克瑙和德里來的無益的干擾。

　　當時我得到通知，東部軍區司令萊·普·森中將、值星參謀官，不久要來提斯浦爾視察。9月12日，我按時到機場去迎接他。他冷淡地跟我打了招呼；在乘車返回師部的途中，連一句話也沒說；更使我難堪的是，他對我的所有問話都不予置理。

　　在師部召開了一次會議，由東部軍區司令主持；出席的有軍長烏姆拉奧·辛格中將、空軍中將馬·馬·思敬尼爾（飛行優異十字章獲得者）、東部軍區空軍司令，以及我的師部各單位大多數的頭頭們。

　　森在會上一開頭就說，塔格拉山脊是印度的領土，一定要把中國人「趕出去」。密碼代號為「來克亨行動」的計劃（Operationn Leghorn），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加以執行。之後，他就進入一種漫無中心的謾罵，其要點不是說，他怎樣執行這些行動計劃；而是說，對於不立即採取行動的人，他將認真考慮給予處分。而對於第七步兵旅的形勢估計和軍長以及我本人對此估計的評論，卻一點也沒有討論。軍長企圖提幾點中肯的意見，但被粗暴地打斷發言。輪到我發言，我提出了抗議，為什麼不答覆我一再要求對塔格拉山脊予以澄清的報告；這種要求，如前所述，我從8月初就提交上級了．甚至我還沒有講完話，軍區司令就說，他不準備同我進行任何討論，而是將向軍長發出全部必要的指示。軍長的不滿是頗為明顯的，但也不容他提出任何問題進行討論。至少可以這樣說，軍區司令這樣的作法，未能使人產生信心，反而使全體人員大為激怒。

　　軍長與軍區司令私下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辯論之後，動身到西隆去了。據我所知，軍長完全文持我的建議，我們應當把我們的行動限於援救和加強扯冬哨所，而不要發動任何進攻性的軍事行動。他也指出了，同中國人捲入一場大規模的衝突，將會造成更為深遠的影響。這些影響如下：第一，達旺的安全——由於我們把第七旅調往克節朗河，在東北邊境特區主要應由我們負責的達旺，就面臨著中國可能從北面採取的任何行動。第二，如果從那加蘭和曼尼普爾抽調任何兵力的話（兩者都由第三十三軍負責），那加族的活動就可能加劇。第三，巴基斯坦可能充分利用我們捲入衝突的時機，旁遮普邦既要遭受一場大規模的進攻。這些意見顯然沒有得到上級的考慮，也從未給予答覆。森要乾的卻是在提斯浦爾公共工程局的旅舍內建立一個戰術指揮部，他開始對周圍的人下命令，不僅調動部隊，甚至調動我指揮下的人員。而他自己卻不向前沿移動。他以前從未到過前沿地區視察，儘管在他的指揮下，那是戰略上最重要的地區。不管我怎樣努力也未能說服森，第九旁遮普聯隊的指揮官能力較強，我們不應該調動他們，要等到扯冬哨所的情況緩和下來。

　　請記住，9月9日，我接到命令，要開始把第七旅向前調動到倫坡，這一調動就使達旺完全失去了掩護。尤其是，森曾下今，把達爾維旅長立即調到倫坡。當時我用最強烈的言詞對這項命令提出抗議，指出在米斯拉中校到達扯冬哨所以前，達爾維旅長不能動，但我的抗議被否決了。

　　在提斯浦爾，森的「戰術指揮部」極力折磨著我們，頒發出各種各樣混亂的和不切實際的命令，我感到不耐煩，再也忍耐不住了，就報告軍區司令，請求他或者至少派他的一位高級參謀官，親自前來熟悉前沿地區的地形——特別是達旺和倫坡周圍——否則，他不可能了解有關軍事集結的時間、空間和人力等問題。這就使森和我個人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張了。當然，因為他憎恨在我的建議中暗含著對他的批評：他的司令部從沒有一個人去到高地走一定，甚至都不乘坐直升飛機來看一看。

　　在那些年月里，森中將一直是東部軍區司令，而且在那段期間不論醞釀著多少問題，加上最近發生的情況，他一直無暇離開平原去視察提斯浦爾的前沿地區（離達旺200英里，離扯冬250英里），依照我的看法，這是嚴重的玩忽職守。假如他能夠進行一些視察，就會在一定程度上面對鐵的事實考慮問題的。然而，實際上，他對地形完全無知，加上他顯然由於不喜歡烏姆拉奧·辛格將軍而時常發怒，這就使他對當前實際情況不能進行理智的思考。順便說一下，幾天以後，森的總參謀部的赫·卡·西巴爾准將，在無意中證實了我的想法：軍區司令對這一問題之所以脾氣暴躁，大多起源於他強烈的不喜歡烏姆拉奧·辛格。西巴爾是我的老朋友，在同軍區司令的一次特大風暴式的會議之後，他把我叫到一邊，告訴我不要提太多的反對意見。他說，「你何必加入戰線呢，這一切都是為了整烏姆拉奧的，你置身於他們之外好了」。當我指出，我那個師可就要在這個過程中陷入困境，他回答說，我不必過分擔心，因為不會發生什麼事的。他進一步說，軍區司令深信中國人不會有強烈的反應，他只不過是藉此機會「整一整」烏姆拉奧罷了！聽到這些情況，並未增加我對軍區司令或他的高級參謀的信心。

　　森曾發布一些顯然是錯誤的命令，不管烏姆拉奧·辛格和我本人向他提過多麼強烈的抗議，但是，他仍然不斷地直接向部隊和個別人下達命令。當他不能每分鐘都從師部得到情報時，他就堅持要從阿薩姆步槍隊方面獲取情報。由此帶來的隱患是：來自這些准軍事性的機構的電報，常常用明碼發出，從而危害密碼的安全。因為由第九旁遮普聯隊和第七旅通過正當的程序，用密仍也發給我的師部同樣內容的情報，自然就使我們通信密碼的安全受到危害。不僅如此，軍區司令習慣於用公開的民用電話，不分晝夜的同德里長時間通話，沿電話線路的任何未經許可的人都可以收聽這些長談。這樣，保護密碼安全的全部基本規則，都置於不顧了。

　　一切道理和軍事觀念，似乎都被拋入雲霄。我的兩個營竟然接到命令，要發動進攻，要把一旅中國部隊從塔格拉清除出去！回顧起來，這一切似乎是難以令人置信的。

　　同時，調第九廓爾喀聯隊第一營去後方駐防的命令終於撤消了，又命令他們沿著漫長的山路步行重返第七旅。我也得到了不明確的指示說：在將來的某天某時從某地增援兩個營和有30輛車的運輸排，來加入第四步兵師。實際上沒有給我什麼人力物力的支援，不論是進行230英里交通線的部隊調動，還是保障達旺和瓦弄這些關鍵性地區的安全，而且，要向一個牢固地佔據著塔格拉山脊的強大敵人發動大規模的進攻，卻又確實沒有給予我們任何支援。必須記住，要在如此條件下完成這一切！狂暴的雨季仍在持續，它對交通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破壞；在空中，除了在氣候稍好的短暫間隙中可以偶而進行飛行外，常規的飛行沒有可能。

　　在軍區司令的作戰計劃中，全然不考慮我師後勤供應上的弱點。例如，第九廓爾喀聯隊第一營，要帶著全副裝備登山行軍，要步行全程230英里回到達旺。沒有提供任何運輸工具來運送部隊，即使短程穿梭來回的運輸也沒有提供。沒有發給部隊保暖的衣服，他們仍然穿著橄攬綠色的夏季軍服（他們換上夏季軍服，是在他們調出東北邊境特區之前，冬衣被收走了）。一旦他們走上扯冬，就無法發給他們冬衣了；後來，冬天突然開始，他們要在15000一16000英尺的高地作戰；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甚至在戰鬥開始之前，很多人就已死於肺炎和其他肺病了。

　　進行這樣性質的一次戰鬥，正常的軍事程序，應該先對戰鬥作出正確的估計，包括後勤的具體安排，對情報的全面評價，並且給師部發出明確的書面命令。實際情況卻是森或他的參謀官沒有估計，而只給了我們模糊而粗略的口頭指示，沒有明確地指出敵人的部署、兵力和可能的動向。至於作戰的後勤方面，不是由於他們的不了解，就是完全被忽視了；或者說，很可能是由於不了解而忽視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要制定一個有戰術意義的計劃，誠然是一項困難的任務。在我對這一地區進行了偵察之後，我對敵人的估計是，在塔格拉地區約有一團兵力（等於我們一個旅）守住塔格拉山脊，這就意味著，該師的其餘部隊就在後面，一埃得到通知，一兩天內即可到達。我估計瓦弄（在洛希特邊區）附近至少有一團人。這些估計被上級當局不加解釋地否定了。關於中國的兵力，上級告訴我的僅有情報是十分模糊的，據說塔格拉的北部，只有「不超過200人的一小撮勞動營部隊，他們沒有戰鬥力。」我很難想像這情報的來源，肯定不是來自兼則馬尼的文職情報站，因為他們了解情況，並且同意我的估計。

　　軍區司令下一步開始折磨我了，教我制定一個佔領塔格拉的計劃。我提出了抗議，我說，以現在的兵力狀況進行這樣一次戰鬥，是行不通的。但他堅持要我制定一個計劃，在我的朋友西巴爾暗地裡勸告之下，僅僅為了滿足森的要求，我編造了一個虛構的計劃。

　　我違背心愿而編造的計劃如下：

　　第四炮兵旅部（在這種地形條件下，很少有炮戰任務）將作為一個步兵旅部，並從第七步兵旅部接過保衛達旺地區
的責任；撥給它新近即將到來的兩個營；
　　第七步兵旅與第二拉加普特聯隊、第四近衛軍聯隊和第九廓爾喀聯隊第一營（仍在從米薩馬里到達旺的行軍途中）
將集中在倫坡；
　　第九旁遮普聯隊留駐扯冬；
　　倫坡基地充分儲備30天的給養；章多基地（在扯冬的西南）儲備15天的給養；
　　只有在此之後，第七旅才能取道章多向西調動，在章勒集中，準備對塔格拉山脊進行突然襲擊，向東掃蕩。

關於這個「計劃」，我必須略加展開地談一談，我們是如何編造出來的。章勒是一個很小的偏僻的牧羊人營地，按照一位軍士（末授軍官銜）在巡邏時，用鉛筆倉促勾畫出的克節朗河谷示意圖，似乎它位於扯冬西部的某處。據此，為了迎合軍區司令的意圖，我就編造了我這個孤注一擲的作戰計劃（我承認，所有這一切，在事後看起來是輕率的舉動，而我和我的師，確實是自食其果，在後來的三周，受到這種輕率舉動的報應，這個我以後再加敘述）。因為中國部隊佔據著從第一號橋到扯冬的大片河床的緊靠北部的陡峭山腰，我這支裝備低劣的部隊根本沒有可能從河岸線直向山上發動一次正面的進攻。所以，我那「幻想產生的」進攻路線，要以章勒側翼為基地，發動進攻，然後向東掃蕩，並向上打到塔格拉。如果我突然受到攻擊，這是唯一可行的路線——或者說，當我看到那個鉛筆畫的草率示意圖時，我是這樣認為的。縱然來自軍區司令的壓力，我承認制定這種假造的欺騙性的計劃是我這方面的一個失誤——我們全都為之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我所能為自己辯護的是，我曾明確表示過，發動進攻要以完成倫坡的後勤儲備為條件；而我知道，由於種種原因，那是不可能的。

　　第一，得不到空中的補給。第二，在倫坡沒有建立空投場地的可能性，不可能得到大量的儲備；在章多也同樣不可能。第三，沒有搬運夫來搜集和分配空投下來的沉重物資。就陸上的聯繫而言，即使從我的師部抽調一個特別後勤小組去幫助第七旅部隊的集結，去達旺的道路在冬天的積雪中，連輕量的運輸也承受不住。我還調出一個機槍營的營部，用以控制提期浦爾到達旺的危險地段，疏通運輸的阻塞。但是，實際上的需要，還要大一百倍。

　　倫坡被選作為主要的空投區，而章多作為前沿的空投區，這兩處都未曾試用過。而結果是，在和平時期的條件下（在很少傷亡和損耗的時候），倫坡也只能維持一個營左右的運輸量。章多，後來發現它完全不適合作為空投區，由於陡峭的山坡，空投物資散落四處。而且，倫坡和章多只能接受雙座貝爾型直升飛機，我們師根本沒有這種飛機。

　　9月17日，我一聽說第九旁遮普聯隊已到達扯冬，馬上就帶領我的偵察隊由陸路去達旺。12日，冬季已降臨，所以飛行沒有可能了。在旅途中，我發現道路的情況是這樣：過了邦迪拉，就不可能繼續通行車輛。我總算讓護送小組勉強地通過了。我在路上，看見幾批直接從平原開來的部隊，還穿著夏季制服，背負全部裝備，在不停的大雨和沒膝的爛泥中掙扎著穿過高山口，如色拉，高度為14500英尺以上（埃德蒙德·希拉里爵土稍後來到色拉，他說，就是登山運動員要適應這樣的高山氣候，至少也要一個星期）。

　　這一點我是清楚的。如果自稱無所不知的德里當局是錯誤的，而中國人又定要抵抗我們建立哨所的行動；那麼，我們著手愚蠢的進攻計劃，其最終結局只能是一場大災難。顯然，勒克瑙和德里的上級當局，或者根本想象不到這些鐵一般的事實，或者他們知道，但卻寧願不顧事實。

　　這時候，中國廣播了幾條消息，要求我們的部隊從第一號橋、第二號橋和扯冬越過克節朗河的陣地上撤回去。當然，我們的部隊不予理會；並且繼續鞏固所佔陣地和修整通往扯冬的道路。

　　在雙方敵對武裝如此對抗之下，長久維持和平是不可能的。9月18日，發生了第一次交火事件，結果雙方都有傷亡。這樣，沉悶的對抗，已升級到公開的、還可以說是有控制的戰爭行動了。這次事件，也顯示出中國人是準備得很好的，並且有相當的實力。在另一方面，我們只能勉強支撐沿著克節朗河南岸挖壕固守的第九旁遮普聯隊的幾股小分隊。撤運傷員遭到了巨大的困難；在那些高地上，要用6個到8個士兵抬一副擔架，才能回到倫被，從倫坡再空運到吉米塘。有些傷員在搬運途中就會死去，根本到不了戰地外科中心。

　　我放心不下的是，我們已使達旺面臨嚴重的威脅。我願強調說，達旺不僅具有政治上和戰術上的意義，還有另一個重要的考慮。即達旺的佛教徒門巴人，特別是著名的達旺寺廟裡的幾百和尚，對於中國人和西藏人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恐懼。1960年，當我們開始建立陣地時，他們曾抱著希望與印度軍隊共命運，完全和我們一致行動。所以，他們的安全對我們是一種神聖的信託。

　　以前我曾經要視察倫坡和扯冬，但是沒有適當類型的直升飛機。年青的空軍駕駛員們，作為優秀的飛行員，很想為陸軍分擔他們的一份責任。曾幾次試圖降落，事實上，這樣做的結果，一架米-4型直升飛機在臨時機場上墜毀了。因此，飛行是不可能了。我不得已步行去倫坡，從達旺出發需要四天艱苦的長途跋涉。

　　在倫坡，我見到達爾維旅長和其他從達旺步行來的人。我發覺達爾維情緒低落，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整個的氣氛是令人沮喪的。部隊有很多人來自伏特山，步行230英里，疲勞、飢餓、衣著破爛、士氣頹喪。

　　9月27日，軍長烏姆拉奧乘一架雙座貝爾型直升飛機到達倫坡。他通知我們，內閣已決定要攻打塔格拉，而且這一進攻必須儘早完成。這等於他向我們投擲了一顆炸彈。烏姆拉奧·辛格將軍在倫坡的兩天內，我們進行了充分和坦率的討論。然而，我們沒有別的選擇，只有按照軍區司令的命令，進一步草擬了一個試行計劃。

　　根據我對中國兵力的估計（當地情報局的代表已予證實），我寫出一個書面的評價。我估算中國在塔格拉有一團（旅）兵力。至於我們的部隊，除非槍炮彈藥空投到章多（14000英尺），我不能設想得到炮兵的支援。

　　冬天很快降臨，在較高的山峰上，已經開始下雪，很快就要封閉我們前沿陣地的陸路通道。這就意味著，一切軍需給養——不僅包括口糧和彈藥，而且包括為我們部隊避寒用的預製掩蔽所——勢必在章多至少儲備六個月的，因為在冬季空投是不可能的。至於傷員，從章多撤離的唯一辦法是乘直升飛機，但是迄今為止，只有一種型號的直升飛機能夠在那裡降落。

　　基於這些因素，在我9月29日的意見書中，我建議「既定的作戰計劃，只有在下列條件下才能執行：

　　（1）如果必需的儲備（即供應旅的儲備在倫坡夠維持30天和在章多夠維持15天），最遲在1962年10月15日完成；

　　（2）如果冬季避寒掩蔽所和為倫坡前沿駐軍提供6個月的儲備，能在1962年11月底得到保證」。

　　當我徵求達爾維的意見時，他說設想中的作戰計劃，是他的旅力所不及的，我同意。我表示，向塔格拉進攻應是一個師的任務，還要有足夠的炮兵支持和得到後勤支援的保證。烏姆拉奧以其直率的態度，寫下了他的書面意見：這個作戰計劃「不能同意」。這就是他交給森的東西。

　　10月2日，我被召到提斯浦爾同軍區司令討論我的計劃。同以前的情況一樣，我們所提出的重要的戰術上或後勤上的問題，一點也不予考慮。我再一次受到訓斥性的威逼（現在我已熟悉）。他說，國防部長要求這一戰役「儘早」完成，發動進攻的軍事行動如有任何延誤，對所有有關方面都會導致災難性的後果。（順便提一句，我注意到這裡在日期上略有修改；以前的命令是準備計劃截止9月19日，10月1日完成作戰任務；現在的期限是「儘早」。）

　　10月2日，我回到達旺。卡·辛格旅長已在那裡建立第四炮兵旅部，並且接管了保衛達旺的任務。我自己的戰術指揮部設在吉米塘；終於提供了一架貝爾型直升飛機供我使用。

　　部隊的調動，盡最大努力在進行中。然而，在倫坡的空投供應，令人大失所望。50％的物資丟失或損壞了。許多包裹沿陡峭的山坡，滾下幾千英尺；準備作戰的部隊，不得不派去擔任勞累的任務，到山下深谷去收集空投散落的物資。在章多的試投更加令人不滿，此處不可作為一個空投區。

　　10月4日一早，我去倫坡視察，得知軍區司令打算飛往達旺——大大改變了過去的作法。所以我也飛到達旺，會見軍區司令和隨從他到達旺機場的赫·卡·西巴爾准將。

　　森粗率無禮，二話不提就問我，為什麼第七旅沒有調到扯冬去。我答稱，在9月27—29日軍長視察倫坡的時候，我已向他提出了建議。要把第七旅調到前方去，只有在倫坡和章多建立儲備倉庫之後才行。總之，還未確定把第七旅調去扯冬，所以談不上為何不調該旅去扯冬的問題。事到如今，我已作好充分堆備，跟軍區司令攤牌，不管他頒發所有這些行不通的計劃和命令的動機是什麼。

　　然後，森用近似蠻橫的口氣告訴我：「我已經罷了你的前軍長烏姆拉奧·辛格將軍的官。如果你不跟上來，你知道你的前途將會如何。在新軍長就職以前，我將向你發出一切命令」。這使我震驚！我表白說，我幾乎無力維持第九旁遮普聯隊駐在克節朗河谷，所以不存在向那裡調去更多部隊的問題，更談不上調去一個整旅。然後，我得到一個直接的命令，讓我回倫坡去，並且下令調第七旅到扯冬和一個連到章勒。

　　此時，隨便森怎麼大聲威嚇和一意孤行，我決定堅持自己的權利和判斷。於是，我回答說，我有充分理由不執行他的命令，而且我還要向新軍長闡述我的主張，不管新軍長是誰。我說，我暫時只調動第七旅的偵察部隊，該旅的其餘部分，只有得到最低限度的供應保證后，才能調動。至於章勒，我說我將發一密電給軍部，說明不管軍長發出多麼明確相反的命令，我已經接到軍區司令停止佔領章勒的命令。

　　森說：「可能你不知道，我正在調布里吉·莫漢·考爾作我的新的第四軍軍長，而他是不容許在他腳下長草的。」顯然，這又是另一種威脅——因為我們全都知道考爾將軍的聲譽，以及關於他容易接近國防部長，甚至潘迪特②·尼赫魯。

　　我飛返倫坡，告訴達爾維，他們旅要奉命調動，不容再延緩。但是，我已經自作決定，現在只調動偵察部隊。我向達爾維保證，我將向新軍長提出這個問題，並且勸他取消把整旅調到前方的命令。我還電告軍部：遵照軍區司令的特別命令，已派一個連去章勒。

　　在下令給達爾維旅長調動他的偵察部隊之前，我曾考慮到，由於專橫地撤換烏拇拉奧·辛格將軍所引起的新情況。烏姆拉奧曾給我和我的師一切可能的支持，但是當軍區司令如此露骨地干涉，並且直接下命令給我師時，我們全師的人加在一起也無力抗拒。不論烏姆拉奧、達爾維旅長和我本人提出多麼強烈的反對，我們都未能阻止這種導致達旺失去掩護的部隊調動——還有我認為同樣不合理的其他調動。我設想，我拒絕執行軍區司令調第七旅到克節朗河的命令，結果也會正如他所威脅的那樣把我撤職。但我確信，不論誰作新軍長，當他不辭辛苦去視察前沿陣地並根據軍事觀念而不抱個人偏見的話，他定會承認明顯的客觀事實。隨後我就返回設在吉米塘的戰術指揮部。

　　10月4日傍晚，我接到指示，於10月5日到達旺去迎接布·莫·考爾中將，新的第四軍軍長（陸軍總部已於10月4日命令，以第四軍司令部代替第三十三軍司令部，負責執行東北邊境特區的行動計劃）。10月5日一整天，我在達旺徒然地等待著考爾，但是到深夜，我得知他已經直接飛到倫坡。我也獲悉，他在那裡已下令調第七施到克節朗河，他的命令已直接下達第七旅少校參謀。這在考爾與我師打交道中，不是一個很吉祥的開端。

　　10月6日上午，我飛到吉米塘，並且見到考爾，他已從倫坡到達那裡。我同他是多年相識的朋友，而且一度頗為親密，但是我從未在他手下工作過。即使在他高升要職之後，不論何時我們偶然相會，我們的關係一直是友好而不拘禮節的。然而，我已得知他獲得了一種名聲：對於不同意他的意見的下級，他就專橫急躁。當時，據我了解，他已聽說：在他擔任參謀局長的時候，我曾批評過他本人和他的政策。因此，我作了最壞的準備，但是我也下決心，直言不諱地說話。

　　情況是這樣，在吉米塘，那天上午我一見他，我們馬上就處於習慣性的親密隨便——並且像過去一樣，我喊他的名字（當然，除非有別人在場時，我稱呼他「先生」）。我記得，當我們離開機場一同走路的時候，我對他開玩笑說：「比吉③，什麼風把你吹到這裡來了？我們聽說你在高升的路上，但是這個地方只能導致你向下降啊！」他對此笑了笑，答稱他是被克里希納·梅農催來上任的，他斷定梅農「一定對我恨之入骨」。

　　在我進一步繼續敘述之前，我願就我所看到的關於作戰情況的一些事實，作一個歸納，如同我向考爾將軍簡要彙報的那樣。有趣的是，許多作者在寫這一問題時，由於種種原因，掩蓋了這些事實：

　　（1）麥克馬洪線是根據分水嶺原則畫的，但畫得很不準確，這條線就號稱是畫定西藏與印度之間的邊界。它在50年以前，曾被印度與中國雙方所接受（雖然後來中國沒有批准）。所以最高級的政府和軍方的領導人，都認為在東北邊境特區的領域內，中國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訴諸武力。

　　（2）在發給陸軍的地圖上，塔格拉山脊和克節朗河都標明位於麥克馬洪線以北。

　　（3）這些年來，外交部一直未曾作出努力，實地勘定麥克馬洪線。在地圖上，關於這個地區，特別是娘江柯以西所畫的詳圖，同實際地形毫無聯繫，而且這種差異從未加以糾正。

　　（4）儘管我們一再要求上級當局，對於我們要求的邊界線的正確畫線和扯冬哨所的地位，予以澄清，但從未給我答覆。

　　（5）由於不利的地形與飛行條件，在整個東北邊境特區只能維持戰鬥部隊不超過5000人；這一地區有33000平方英里，實際上沒有道路，只有荒僻的山區，與西藏接壤的邊界有400英里。

　　（6）總的來說，是由於建立「昂卡爾行動計劃」的哨所，特別是因為建立扯冬哨所，才造成了危險的局勢。早在7月20日，第四步兵師就向上級司令部報告了這一形勢，但是上級置若罔聞。

　　（7）在整個東北邊境特區，達旺是政洽上和戰略上最重要的地方；而且保護這一地區的居民門巴族，是一項很特殊的責任。然而，從9月8日以後，原定保衛達旺的第七旅部隊被命令調往克節朗河，從而向敵人暴露了達旺以及南下提斯浦爾的汽車公路。這是森違反旅長、師長和軍長的特別忠告而下令調動的。9月9日，軍區司令違反下級指揮官的全部忠告，親自下令把第七旅調往扯冬。

　　（8）在發布這些命令之前，軍區司令從未到過提斯浦爾前線，沒有對於地形的第一手知識。直到差不多一個月以後，在10月4日，他才到達旺地區，而且那也是乘直升飛機去的；在達旺和吉米塘機場，每處僅停留15分鐘。他無意對周圍地區作一次空中偵察，他的高級參謀官員也無一親自實地了解——他們從未經勘測的地圖上所撿來的知識，只能造成誤解。

　　（9）在準備大規模作戰的全部時間裡，情報當局從未向我們提供有關中國意圖、兵力和部署的情況，只有關於「一小撮勞工隊」的猜測。與此同時，據說來自情報當局的無數消息，經我們查證，不是互相矛盾，就是不正確，或是兩者兼而有之。


譯者註：
①東部軍區司令部設在勒克瑙。
②潘迪特（Pandit）：（1）學者尊稱，（2）婆羅門的一種稱號。
③是「布里吉」的親密稱呼。

第四章 考爾將軍接任

10月6日，當考爾將軍到達吉米搪的時候，他隨身帶來一批新的參謀隨員：他的參謀長、卡·卡·辛格准將，在他突然進入山區之後，像是飽經風霜的樣子；馬·阿·拉加瓦德准將、大英雄轉輪獎章獲得者，是考爾將軍的主要工程參謀；奈爾准將，是炮兵旅長；桑吉瓦·拉奧中校，以前在德里作戰處；和一個年青的裝甲兵部隊的軍官、納林德爾·辛格少校，是卡·卡·辛格的二號參謀官。單人乘客的貝爾型直升飛機，把他們都運送到吉米塘；在此期間，我同比吉坐在我的辦公室開了一個簡短的會議。

　　我很快發現，新軍長帶來了一個既定的他稱之為攻佔塔格拉山脊的「第四師計劃」！當然，我知道他的計劃是指達爾維和我在被迫的情況下，為符合森將軍的命令而製作的計劃。照考爾的解釋，現在政府已經抓住了這個「計劃」，彷彿從此使他們最終找到了對進退兩難處境的答案。

　　考爾說，森在德里陸軍總部里，給人們一種印象，即在現場的指揮官們，已經提供他一個作戰計劃，目的是把中國人從塔格拉清除出去。原來這一任務是要在9月29日完成的。隨後，由於不可避免的原因，只得推遲。森已給了明確的保證，這個任務到10月1日完成。後來改到10月5日，最後改到10月10日。他把這些延誤歸咎於前任軍長。之後，考爾告訴我，他前晚在倫坡已經發布了把第七旅調到克節朗河谷去的命令。他說明，他已受權指揮一個新軍，即第四軍，負有任務到約定的日子，即10月lo日，把中國人驅逐出去。(第三十三軍另有任用，現在第四師屬於新提升的第四軍司令部管轄。)

　　我開始彙報，告訴新軍長，他獨斷專行命令第七旅調往克節朗河，是違反一切慣例而採取的嚴重步驟——就是說，他背著該旅旅長或其他任何長官，直接下命令給旅部參謀調動一個旅。我懇求他今後無論作什麼事，都要保持虛心坦率，並且對於部隊的各級指揮官的意見，給予適當的重視。

　　我向他解釋這個所謂的「計劃」是在什麼情況下制訂的。我告訴他，森和烏姆拉奧之間，積怨甚深。我強調說，我們作的那個假「計劃」，是很不現實的。我向他彙報了彈藥和口糧短缺以及幾乎完全缺乏後備武器的可悲情況。我也解釋了，在我們草擬所謂「計劃」時，章勒只不過是一個下級巡邏官在手畫示意草圖上用鉛筆標明的一個點，後來事實證明它離扯冬有三天的路程，而且除非經由章多，否則是無論如何去不了的。所以，我告訴他，以章勒作為向塔格拉發動進攻的起點線，是很不實際的；不僅是因為涉及遠距離的問題，而且因為以章勒作為供應基地，支持以章勒為基地的進攻，這一設想現在看來是站不住腳的。現在，已經證明章多不能作為一個可靠的空投區；甚至倫坡，也只能維持一個營而不是像前所計劃的可供應一個旅。

　　然後，考爾叫古瑪爾進來，古瑪爾是情報局在當地的代表。他也著重談了地形的困難，然後說明了中國如何一直不斷地集結兵力，加強他們在塔格拉山脊以南支持作戰的後勤力量。

　　這應當足以使考爾相信，由第七旅發動進攻的計劃是不實際的。但是，他似乎在心理上迷戀所謂「計劃」而難以解脫；其實那個「計劃」卻是森向上級當局花言巧語設計出來的。考爾繼續嘮嘮叨叨地反覆講這個事實，它是第四師制訂的「計劃」；森已走了，最好給這個計劃訂一個日子——10月10日。他說，現在政府期待著我們實現這一計劃。

　　我拚命勸告考爾，請他向軍區和陸軍總部發一密電，大意是必須重新考慮那個「計劃」。結果，他的確發了電報，指出形勢的困難，說現在中國有一個旅在塔格拉，他們還有大炮、重迫擊炮和其他後備武器，——我們卻是一無所有；說中國人能夠輕而易舉地掃平我們的陣地，這會導致一場「民族的災難」。但是，出於比吉·考爾的典型作風，他的電報不是以告誡的語調結尾，而是要求為了作戰提供進攻性的空中文援。這樣一來，整個電報給人留下酌印象是，仍然考慮進行作戰。我覺得我勢必要向比吉·考爾作更多的工作，勸阻他以後不要採取這種戲劇性的態度。

　　考爾已經決定，就在當天去視察克節朗河，以便親自估計形勢。我們能動用的全部運輸工具，就是一架貝爾型直升飛機，它是一架雙座(包括駕駛員)的飛機。然而，印度空軍的年輕人，頗願在每次航程中，載兩個乘客；所以，我們決定運送隨行人員到色基姆，每次運兩人。比吉和我第一批飛行，其他隨後，在一個上午全部到了哈東山口，然後各自隨時下山走到克節朗河上第九旁遮普聯隊的駐地。

　　當考爾和我在吉米塘商談的時候，把第七旅調到克節朗河的行動，正以儘可能辦到的最高效率進行著。第九旁遮普聯隊，排列著隊形，面對著中國人，沿著扯冬和第一號橋與第二號橋之間的河流前進；在河的北岸，每個地方都駐有中國人。如前所述，武器和迫擊炮的交火已經發生，雖然還沒有真正的可怕的大規模的對抗。同時，達爾維旅長已於10月4日率領偵察組從倫坡出發，該組包括兩個營長——第二拉加普特聯隊的馬·斯·李克中校和第九廓爾喀聯隊的布·斯·阿魯瓦里阿中校——以及大約30位軍官和士兵。為了隱蔽行軍，避免被克節朗河北岸的中國軍隊所發覺，他們走西南路去扯冬。這意味著，要越過困難的高達15000英尺的嘎坡山口到章多，然後沿著山脊下到扯冬地區的河岸線。

　　為使讀者頭腦中能夠形成一個清楚的畫面，現在我必須談談一般的地形。娘江河西岸地區，一直到不丹邊境和邊境那邊，是一片崎嶇的山脈和山谷的複雜地形。較低的山坡直下到河岸邊，覆蓋著大面積的杜鵑花屬的灌木叢，有的地方像森林一樣的稠密和廣闊。在高坡上，生長著松樹和黃杉，能提供很好的掩護。在山的南坡大約15000英尺的高度，在山的北坡大約13000英尺的高度，由於得不到直接的陽光照射，樹林就不生長了。即使盛夏季節，在山脊北邊的陰影中，山坡和山谷也覆蓋著一層層的冰雪。

　　娘江河谷以西地區，是平均約12000英尺的高地，完全沒有居民。只有在夏季，小群的門巴牧羊人，從達旺轄區偶然進入這裡山區放牧。在短短的夏季期間，他們過著一種游牧的生活，不注意國家的或其他障礙，冒失地不辨道路進入西藏去尋找合適的牧場——正如來自北方的放牧人毫不猶豫地走到塔格拉山脊以南地區一樣。他們在多年四處放牧的過程中，在河岸方便的地點或者在懸崖的空地上，已經建造了一些小棚屋。地圖上的名稱，諸如色基姆、扯冬或章勒，就代表這類地方；但他們並不是通常所說的「村莊」。當我們進入這個地區進行作戰準備時，即10月初，多數放牧人已經撤回到他們在娘江河谷或者達旺地區的村莊。因為這是一個季節性小群放牧人的基地，倫撥是唯一的地方，那裡有幾家人住下來過冬。

　　大約在上午11時，考爾和我在色基姆一個放牧人遺棄的小棚屋旁停下了。我們凝望著前面足有4000英尺的高地，我們必須越過它到達哈東山口，我因而產生一些憂慮。考爾從大平原上他的辦公桌旁，徑直來到這些高地，我擔心他能否適應。我的憂慮，很快得到了證實：我們剛爬了還不到三、四百英尺，他就開始吃力地喘氣，顯然出現了困難。我們橫越一片沼澤地，兩腳陷入接近冰凍的沒膝深的淤泥中。這是一種非常累人的經歷，考爾顯得精疲力竭了。幸好，不久我們碰到一群坐在路旁的門巴搬運夫，他們正是由克節朗河第九旁遮普聯隊哨所返回的途中。在他們中間，我認出古瑪爾的一個「特務」，他是吉米塘的情報局辦公處僱用的。他是一個身材矮小卻很結實的山裡人，他立即同意把軍長背上山，由他另一個門巴同事背上軍長的「背包」。還必須說服比吉，接受這種有失尊嚴的解決辦法，但實在別無選擇了。我們開始上路。比吉隨身攜帶氧氣筒，我們每走一段路，就得停下來，讓他吸一點氧氣。

　　大約下午3點鐘，我們到達哈東山口。我們跨過克節朗河谷，第一次看到我們對面的塔格拉山嶽。從山坡到山頂，大約四分之三的地段都覆蓋著森林，所以我們看不見任何中國的陣地，而幾天前我在空中偵察時已瞭望到了。然而，還是有些行動跡象的，一條條新踏出的騾子足跡也泄露了秘密。

　　到下午4點鐘，正當東方天際開始暗下來的時候，我們到達位於第一號橋的第九旁遮普聯隊的哨所。在這裡的士兵們，戴著樹枝和蕨類植物編成的帽子，沿著山坡在杜鵑花灌木叢中挖簡易掩蔽洞。在這個地點，河水約有20碼寬，水流很急，且有露出地面的岩層。這裡的所謂「橋」，也和其他地方的一樣，僅僅是用砍伐的樹榦架在河中岩石上。又密又高的杜鵑花灌木叢林一直鋪到河岸，能見度是很有限的。空間是狹窄的，整個說來，它是一個戰術上很壞的陣地。對岸最近的中國陣地，清晰可見；而且我們看見他們的部隊，正在為他們建設營地而忙碌地工作著。我們聽說，有時他們隔河向我們的人員打招呼，常常用印地語表示友好致意。當晚那裡似乎可以確信沒有什麼緊張的氣氛。

　　稍稍休息之後，軍長召開了一次小會，還向米斯拉中校詢問了情況。他又發了一個密電給德里，內容大意如同上次的電報，警告陸軍總部，過去嚴重低估了中國的兵力和作戰能力。

　　米斯拉中校，把我們領到一個掩蔽洞，軍長和我在接近冰點的寒冷中，度過了一個不舒服的夜晚。第二天一早，吃了印度大餅和茶的早餐之後，我們動身去扯冬。

　　我們沿著河的南岸步行，米斯拉中校作我們的嚮導。河谷在多數地點不超過100到200碼寬，像在第一號橋差不多，覆蓋著密密的杜鵑花灌木叢。我們穿過「叢林」新辟的一條小道，在中午到達扯冬。在那裡，達爾維旅長，另外兩位指揮官和旅的軍官們，都來迎接我們。扯冬哨所有大約30名阿薩姆步槍隊的士兵，由一個廓爾喀二級准尉指揮。第九旁遮普聯隊派來加強原扯冬哨所的連隊，在扯冬以西大約一英里的地方，建立了營地。第七旅的主力部隊，今天成批地陸續到來。

　　在此提一句關於後勤的情況也是必要的。第七旅在達旺的幾匹騾子，最遠只能走到達旺以西距離10英里的盧姆拉。過了盧姆拉的小路太窄也太陡，大隊騾子不能行走。至於行軍的速度，沿著這些山中羊腸小道，就是最強壯的部隊，一天也超不過10英里。當地的搬運夫，在三天行軍之後，能夠運送15到20公斤的「有用的」物資(就是說，除了他們自己的毯子和口糧之外，還能背的東西)。從「邊境修路組織」來的搬運夫，由於不習慣當地的條件，在三天之後，每人只能運送5到8公斤。我已說過，章多證明不能作為一個戰術上的空投區，充其量能夠作為一個應急的空投區，倫坡只能接受有限的空投。

　　在達旺的前沿，很備建立四個直升飛機場。在色基姆、倫坡和章多的機場，只能接受雙座貝爾型直升飛機，而吉米搪可降落米-4型飛機(較大的俄國直升飛機，能載6人)。而且雨季還未結束，每天都有大雨。在一萬英尺以上的高地，已經開始下雪。在克節朗河谷的部分地區和章多，都下了小雪到中雪。

　　回到原題，談談扯冬哨所：約翰·達爾維旅長和奉調而來的兩位營的指揮官、第九廓爾喀聯隊的阿魯瓦里阿中校和第二拉加普特聯隊的李克中校，那天早就來到了。後者，甚至經過艱苦跋涉之後，身體情況良好，還在忙於計劃安排，準備接待他們陸續分批到達的部隊。他們似乎信緒很好，但我頗為約翰·達爾維擔心。在正常情況下，他是一個愉快的人；而現在看來，他拉長了臉，憂心忡忡，情緒低落。我知道他有很多事要妥善處理，我完全同情他。在9月8日，當他就要動身去歡度好不容易輪到的休假時，突然被留下來，應付他的旅所在地區的這場危機。我知道，他有迫切的家庭問題等待他休假時去處理，這就加重了他的精神負擔。我把他拉到一旁，對他講了一句話。我試圖使他放心，我對他說，現在考爾將軍已來到現場，最後他會向最高當局就我們的形勢作一正確的彙報，並且會停止關於向中國發動進攻的這一切騙人的愚蠢行動。我認為我略微減輕了達爾維肩負的憂慮重擔。

　　我們所在的阿薩姆步槍隊的哨所，由一個大橢圓形石牆圍著，還有一些淺挖的戰壕。哨所本部的兵力是，一個低級指揮官和大約30名士兵的一排人。看樣子，他們是愉快的，但有一點慌亂。我得到的印象是，他們意識到在戰術上地形對他們不利，他們處於被對面山坡上的中國土兵所俯視的地位。

　　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到中國人和他們的一舉一動。我們以妒忌的眼光注視著，他們的騾隊從容不迫地卸貨，然後返回上面的山腰。他們有機動鋸伐樹做床鋪，他們的戰壕選點很好，每一戰壕前面部有正規的射擊場地。他們看樣於是友好的，他們間或向我們喊話，要我們派政治官員去和他們談判。當然，我們不予置理(我們在達旺的政治官員，曾經警告我們的人員，不得同中國人進行任何商談)。

　　中國的士兵看來是健康和愉快的，都穿著在下雪條件下作戰的服裝。他們的騾子運輸隊能夠直達前沿哨所，他們的車棚離後方只有7英里，就在塔格拉山脊的正北。他們自然不像我們那樣擔心後勤的供應。在塔格拉山上，他們的縱深陣地，俯視和控制著從章多到兼則馬尼長達15英里的、貫穿河谷全部長度的我方陣地，因為克節朗河以南的山脊，比塔格拉山脊既低下又不陡。人們不難想像，這是一個嚴重不利的條件。

　　對比之下，我們是把第七步兵旅趕進了局限的營地，有些穿著最單薄的夏裝，供給最低微的口糧，攜帶不超過半小時戰鬥用的彈藥。而我們宣揚的目標是，不久要進攻和擊退駐紮在比我們更高的山脊上、準備得很充分的中國旅！


　　很快，考爾認真舉行了多次討論會，有些會就在中國人的鼻子底下召開的。中國人得意揚揚地揮動他們的槍炮和裝備，向我們炫耀。有一次，正當這種討論會進行時，他們甚至向我們營地發射了一陣自動炮火。

　　我能看得出來，考爾儘力作出一副勇敢的姿態。但是，我知道他已親自來到這些遙遠的高地——無論在地上還是從空中，他是第一個高級將官做到了這一點——地形的嚴酷實際使他受到了沉重的打擊。然而，他狂妄地對扯冬哨所的軍官們講話，宣布政府特別選派他來控制局勢，並且把中國人從印度的領土上趕出去。那天的其餘時間，考爾用來研究地面形勢，他沿著橫跨扯冬哨所的連綿的山谷，上上下下、走來走去地要尋找觀察地點。

　　稍晚，達爾維向考爾簡單介紹了該旅後勤情況的嚴重程度，強調指出，此刻他的部隊只有不足三天的口糧，他們手中的輕武器只有一袋子彈(就是說，每人有50發子彈，大概夠打半小時的硬仗)。考爾立即草擬電報給軍區和陸軍總部，強調說明後勤供應短缺的情況，並且指出，空投給養和彈藥，迄今證明是不成功的。他還通報說，嚴重缺乏搬運夫。然而，他又是以習慣的模稜兩可的說法作結束——他說，雖然中國人遠佔優勢，而且能夠把第七旅從陣地上趕出去；但是他，考爾將軍，正採取一切可能的步驟，把中國人驅逐出去！這種陳述真實地反映了他自己對於目前形勢的態度。同時，他是既曉得我們戰略上處於極為不利的形勢——畢竟他是一位很聰明的人——而又情不自禁地要「討好」最高當局。究竟陸軍總部或者政府內閣會從這些電報中得到什麼印象。我一想就不寒而慄。然而，達爾經從考爾的電報中，似乎得到一些安慰；他抱有希望地認為，考爾給陸軍總部的信息是取消作戰計劃的開端。

　　考爾和我回到我們的地堡，已是深夜。但是，如果我認為我將得到一點非常需要的睡眠，那就錯了。考爾繼續一而再、再而三地談論局勢的各種可能性。不管我怎樣解釋，我們的所謂「計劃」是如何產生的，也不顧我怎樣地勸告，我們應該從河岸上那些戰術上不利的暴露的陣地撤回來，考爾卻繼續嘮嘮叨叨地反覆講這樣一個事實，即政府已對該「計劃」著了迷，現在正把全部信心都寄託於「計劃」，以擺脫他們面對議會和公眾輿論的困境。然後，他重複地表明他的決心，要派一個營過河去佔據塔格拉山脊的一個陣地。(那天早些時候，我們看見遠在對面山坡上面，有一個孤零零的小茅屋，是在嘎坡山口一擁錯山脊頂峰線下面的某處。此處在我們的示意圖中標記為僧崇[Sinjang]——或者像有些人拼寫為「Tseng Jong」。)

　　我猜測比吉·考爾想作出一個「姿態」，去安撫德里當局，而派部隊去到河的那一邊，似乎是一個答案；但是，我企圖勸阻他，不要採取這一步驟。我說，到現在中國人或多或少地接受克節朗河作為事實上的邊界，達爾維在那天傍晚也指出了這一點。我確信，如果現在我們派大批部隊過河去，中國人一定會有強烈的反應。我們談到深夜，雖然我極為需要一點睡眠——不像比吉，他似乎是那樣一種人，能夠只需極少的睡眠。最後我勸他，首先只派一小股部隊，比如說一支有限的巡邏隊，試探渡過克節朗河，並觀察中國的反應。說到這裡，我睡著了。但是比吉不時地繼續喚醒我，要討論他那興奮不安的腦子所想到的種種方案措施。我認為他是通霄未眠。

　　在此，我願說明一點。考爾在他的書中，企圖為他決定派部隊過克節朗河作辯解說，不管怎麼樣，這一行動是9月28日達爾維的「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說，派一營部隊去塔格拉山脊，他僅僅是批准一項預先計劃好的行動。這是不公平的！他明知道，我們兩人都十分明確地和一再地告訴他，在我們的腦子裡，從來沒有真正想到過這類的行動；我們也說明，那個所謂的「計劃」，事實上是在森將軍的強迫下，僅僅是一紙虛假的編造。我們還明確地指出，在當時派部隊過克節朗河，十之八九會導致大災難。然而，考爾覺得，他必須吹牛皮，從而表示不辜負克里希納·梅農和尼赫魯先生對他的信任。我的印象是，他希望對塔格拉山脊作一次象徵性的進攻，然後脫身而去(就某種意義來說，我認為他的確脫身而去，但是第七旅卻沒有能夠逃脫)。

　　10月8日，匆匆吃過早飯之後，考爾又同軍官們和熟悉地形的低級指揮官舉行一次調論會。他特別倚重莫哈比爾·普拉沙德上尉，這是第一錫克聯隊的軍官，他原先曾偕同阿薩姆步槍隊的一個排在扯冬建立哨所。考爾最後決定，第九旁遮普聯隊的喬杜里少校帶領50人渡過克節朗河，進行一次強大的「巡邏」，並在憎崇建立存身之地。

　　喬杜里少校帶領著他的部隊很快就開拔了。我們注視著他過了河，並開始上山。到下午，我們得到他的報告說，他已在僧崇安置下來而沒有遭到反對。考爾立即擬電向軍區和陸軍總部發報，把這一行動通知他們，並且另派一個通訊員把消息帶到第一號橋電台(從那裡通過無線電中轉到吉米塘和在提斯浦爾的軍部)。

　　我惟恐考爾由於他的軍事「成功」太興奮，便又把他拉到—邊，企圖勸阻他，改變他關於繼續留在克節朗河谷的決定。我要他批准第七旅撤回到哈東山口，在那裡我們能夠佔據更多的戰術上可以設防的據點。考爾同意我的看法，認為第七旅在河谷下面佔據的陣地，是不合戰術要求的，是危險的；但是他說，他覺得在此情況下，他的唯一選擇是向前推進到塔格拉山脊，而不是後撤。在我繼續同他爭辯之後，有一會，他同我的主張非常接近，把第七旅調回到哈東山口和章多去，我甚至把這個消息轉告了達爾維。然而，過了一會，考爾收回他的決定，重申他決定留在河岸線，並且在一兩天內，派一個營進佔塔格拉山脊。

　　在10月8日餘下的時間裡，考爾同達爾維圍繞著我們的哨所走了一遍；在這個過程中，他強烈批評達爾維，不應選擇這樣暴露的陣地作為防禦工事。達爾維企圖指出，不是他選擇了這些陣地，甚至到現在還是他在要求撤回到南部更高的山坡上，建立較好的陣地。但是到了那時，他們兩人的爭辯已成了循環的論證，雙方似乎都已放棄客觀冷靜的估計。

　　當達爾維把比吉對他的批評告訴我后，我儘力規勸比吉。說來也奇怪，比吉同意我的看法——選擇扯冬這個不合戰術要求的地點，可以說不是某一個人的過錯，較好的陣地位於南方。但是，又一次使人惱怒的是，不論他多麼不贊成現在暴露的佔領線，他還是不採取向後撤的決定。我把同比吉談話的大意，傳達給達爾維，而且我儘力使他放心，以提高他的信心。我說，我確信，考爾最後會同意把第七旅調回到哈東山口和章多高地——然而，最終我未能使比吉這樣做。

　　這時第四軍的「馬戲班子」開始零零散散的來到了——卡·卡·辛格准將、拉加瓦德准將、二號參謀官和其他人。頗不容易為他們分配掩蔽洞子，但是最終我們全部進到洞里，擠作一團去休息、度過我們在扯冬的第三個夜晚。

　　9日，我們過了一個安靜的日子。比吉·考爾還在為他的「成功」而得意洋洋——中國人對於他的僧崇行動一直還來作出反應；而且他急於想在第二天，跟著再派拉加普持聯隊的一個營去僧崇。我們去看望指揮官李克上校和他的士兵們，他們全部沿河岸在我們的下面露營。李克沒有多少作戰的經驗，但似乎有信心而且很果斷。但是，對於向塔格拉發動進攻是否可取，他也不能不抱有相當大的懷疑。他的一營兵力是，僅有大約400人——大約相當於半個營的兵力，而更使人擔憂的是，他的士兵如同在僧崇的第九旁遮普聯隊的哨所一樣，只帶著一袋子彈，沒有彈藥補充的儲備。他們沒有中型機槍，只有很少的三英寸迫擊炮彈藥，而且到明天，他們只有兩天的口糧了。當然，我們已經安排，把更多的補充供應，由腳夫背上去，送到僧崇下面，過了木橋到他未來的營地，但腳夫是一個不可靠的因素。總之，供應線決定於空投區的情況和天氣。所以整個後勤上一系列的問題是值得懷疑的。

　　考爾決定，第二拉加普特聯隊於第二天早晨過河去(10月10日，政府提出的「預定日期」)，並且在塔格拉山脊建立陣地。這是考爾用以討好梅農和尼赫魯的「姿態」。

　　我必須談談關於我在扯冬哨所會見的指揮官們，因為儘管對於普遍的缺乏準備，我們都感到令人痛苦的憂慮，但是他們執行任務的那種冷靜而有信心的態度，給了我最深刻的印象。我已經提到過李克，旁遮普聯隊的米斯拉是第一流的領導人才，並為我們全體人員樹立了一個好榜樣。在7日那一天，他自告奮勇，為我們一伙人作嚮導，從第一號橋把我們引到扯冬，然後，他步行回到自己的哨所去。此後，他每天到我們駐地走一趟，在夜間再返回他的營部去。此外，他的部隊士氣是好的，這主要歸功於他。

　　另一位指揮官是第九廓爾喀聯隊的阿魯瓦里阿，他的身材高而瘦，看樣子像是一個堅決的錫充軍官。從他到達之時起，他就不遺餘力地忙於安頓他的部隊。這些部隊還穿著夏裝，因而他選擇離我們南邊有幾百碼的地方，建立一個隱蔽的凹形防禦工事，讓他們全體下去，進入陣地。他的部隊有很多人染上了肺水腫和肺炎，必須撤到倫坡去，有些死在路上(撤離重病號的唯一辦法，是沿著小道，由人半背半扶，或者用樹枝臨時紮成的擔架，運上陡坡，送到哈東山口)。但是，他沒有為這些不幸的意外事情所驚擾，也沒有太大地影響部隊的士氣。

　　當然，部隊沒有任何挖掘壕溝的工具，因而掘進岩石地面是辦不到的。部隊所建立的陣地，是邊界式的圈地——就是從河谷取石頭築起矮牆。我們到幾個營地轉了一圈，我所能說的是，不論高級司令部幹了什麼蠢事，把這些營置於何等危險的境地，但這些營都盡了最大的職責，功勞應當歸於這些指揮官和下級軍官。

　　即使在扯冬舉行的多次會議和非正式的討論中，這些指揮官從未對供應短缺的情況「抱怨」。他們傾聽，表示堅定的意見，不管有多少困難，總是準備在絕對的逆境中儘力而為，我對他們全體抱有最崇高的敬意。

　　下午，我抽空洗了一次澡。部隊其他人員，如同士兵們通常做的那樣，到河邊去洗澡，用河裡冰冷的水沖洗。我不要那麼吃苦。阿薩姆聯隊的廚房給我燒了一桶熱水，我徹底洗了一次海綿擦身浴。我們不得已，一直是穿著皮靴和衣而睡，不曾帶來任何換洗的衣物，即使在這樣的冷天，能匆匆擦洗一次、也是好事。

　　在吃了一頓罐頭土豆和大餅的午餐(官兵們一日三餐的食品都一樣)並且喝了一懷熱茶之後，考爾和我退到我們的小掩蔽所躺下睡覺。每人只有兩床毯子，一鋪一蓋，再蓋上我們暖和的軍服，還不覺得太不舒服。我記得，當考爾繼續他的獨白時，我不停地打盹兒，偶而他的問話突然喚醒了我。

　　大約10點鐘的時候，營地有一陣騷動，我們全都倉促走出掩蔽所。引起這一切驚恐的是由於在對面塔格拉山坡上，可以清楚地望見一列列的火炬隊伍，所有的火光都向山下移動。然後橫過山脊從我們的右邊到左邊——那就是說，總的方向是走向僧祟。這是一種可怕的奇異的景象，我不知喬社裡和他的部隊在僧崇如何感受。不久之後，我就勿庸置疑了：來自達爾維的消息說，喬杜里已經報告，大約有一營敵人正在黑夜裡集結向他們進逼，而且他估計到黎明敵人就會展開攻擊。

　　一面想著明天的驚人前景，我們轉身進了洞：我終於拋卻思念入睡了。而比吉陷入了憂悶的沉思，因為火炬隊伍的景象，已經驅散了他的全部「得意」。

第五章 中國第一次攻擊——10月10日僧崇哨所

第二天一早我就起床——10月10日——我從隱蔽所里爬出來，看看有什麼動靜。這是一個寒風刺骨的早晨。塔格拉山脊較高的山坡，被成片的陽光照亮了；但是我們在低處，當然還很暗；只有中午時分，我們山谷里的大片地方才有陽光。我看不見對面中國哨所有任何動靜。好像那天早晨他們全都下山了，這是一個不祥之兆。

　　我在廚房為自己泡了一大杯茶，喝了之後，回到自己的「地堡」去盥洗。比吉已經起床，正對著安裝在杜鵑花叢上的一面小鏡子刮鬍須。

　　大約在6點鐘的時候，我們看見第二拉加普持聯隊的幾股部隊，沿著克節朗河南岸向上行軍，向第三號橋走去，他們正在去「木橋」的途中，那裡是他們的過河點。我對比吉說：「我敢跟你打賭，一旦他們開始過河，馬上就被射擊。」這隻增加他的鬱悶，所以我不再繼續說下去。我不是在開玩笑：我從節骨眼裡感到危險。

　　我盥洗完畢，正在猶豫不定，是不是匆匆洗個澡。這時，大約是上午9點鐘，聽到河谷對面密集的槍聲。我們沿著陡坡向上跑，站到制高點上；但是未發現對面山坡上有任何的行動。槍聲繼續在響，既有自動步槍聲，也有步槍聲，間或還有迫擊炮的連發射擊。然後，在天空線下中國陣地的較高處，我們看見中國的野戰炮，正從他們偽裝的隱蔽處拉到外面來。仍然看不見僧崇的空曠地附近較低的山坡上有任何動靜。我們爭辯著，為了看得更清楚些，是否應該爬到更高的地方去。但是。爬了幾個山坡之後，放棄丁這個打算：森林太密，無法看見。

　　中國人沒有開火，但是我們清楚地看見川流不息的中國部隊沿著天空山頂輪廓線向下移動。離這麼遠看，他們好象成行的螞蟻爬下蟻冢。我們看見他們出現在不同的地方，至少有兩三幹人，當他們到達樹林的邊沿時，就看不見了。

　　達爾維發出一道「固守」的命令。我們看見我們的部隊蹲在「圍牆」中，隱藏在他們的武器後面。他們用武器作為隱蔽，從山谷對面較低的山坡就看不見他們。在這裡，我們還看不見有任何行動，但是中國部隊一定在黎明前就堅守在陣地上。

　　我預計中國可能隨時過河來襲擊，但是他們從未這樣做。在大約半小時以後，槍聲開始漸慚地消失；然後是完全的寂靜。這是出人意料的：在那次激戰中，僧崇的部隊在二、二十分鐘之內，彈藥就用完了——我們在各處的戰鬥潛力都是如此。

　　同時，達爾維收到僧崇通過第九旁遮普聯隊指揮哨所發來的電報。無線電的初步報告說，受到了大約600中國人的沉重打擊。我們得知，第一次衝擊被打退了，使敵人遭受「重大的傷亡」；但是後來的攻擊來自不同的方向，並有迫擊炮和重機槍的掩護。然後，喬杜里發來呼籲電，要求從我們的主陣地給予機槍和迫擊炮的支援。

　　關於如何對待要求支援的呼籲，是應該稍加說明的：戰後調查委員會成立之後，對此曾有許多指責。所以，我必須說明，達爾維對於呼籲要求機槍支援，是不便作出反應的。

　　達爾維的駐地是山谷的上坡，在第四號橋，顯然從那裡他能夠看見當時的某些作戰情況。米斯拉中校已經轉達了僧崇哨所關於支援火力的要求，並且加上他自己的緊急要求。甚至部署在第四號橋周圍地區的武裝部隊，也懇求達爾維批准他們開火；顯然達爾維覺得，就他所負的責任來說，是不能發布這種命令的。

　　我可以保證，用我們沿河一線的武器，絕對沒有支持僧崇的可能。如果從我們的駐地開火，只能是一種感情上的姿態，而不是戰術上有利的行動。這首先是因為僧崇哨所遠在左邊，高高地在我們的上面，直線距離有1500多碼，沒有看得清的目標。我們的武器安裝位置，不是瞄準山上的，機槍手和迫擊炮手都未進行過定位或其他預備措施；而且他們只有有限的彈藥供應。無論如何，向對面上坡漫無目標地進行射擊，是毫無意義的，是達不到任何戰術目的的，相反很可能促使中國決定沿河向我們暴露的陣地開炮。達爾維決定不從河岸陣地開火是有充分理由的。

　　直到那天很晚的時候，在考爾和我已經離開扯冬之後，僧崇的倖存者開始慢慢地走回來；也只有到那時，關於這次行動的一個比較完全的景象，才能描繪出來。

　　看來，情況是這樣。喬杜里少校在10月9-10日的夜間，發現有大批部隊朝著他的哨所走來的跡象，他就派一個班到遠處的山坡上，進入一個隱蔽的陣地，從那裡可向他的哨所發出縱射火力。中國人顯然沒有覺察到這一詭計，所以當他們在10日黎明攻擊僧崇時，他們遭到輕機槍交叉火力的射擊，遭受嚴重的傷亡。(據他們自己宣布，他們有一百人死亡，但我對這個數字是有懷疑的。他們可能是加以誇大，以便通過他們的宣傳網，把這一事件作為宣戰的理由。)

　　不論確切的數字是多少，這一仗肯定是出其不意的；但是他們很快重整隊伍，並並從不同的方向攻擊旁遮普聯隊的兩個陣地。因為旁遮普聯隊的兩個陣地的守軍彈藥用完了，戰鬥只能結束了。此後，由於印軍完全失去了抵抗力，中國人就可以為所欲為了。然而，應該公平地給他們以評價，實際上他們未用刺刀向我們無能為力的部隊衝擊，也沒有不分青紅皂白的任意亂殺。按照生還者的敘述，他們允許戰敗的駐軍光榮地撤退，並且帶回他們的武器和死者。旁遮普聯隊的士兵死亡6人，受傷11人，連長喬杜里少校本人也是傷員之一。他甚至在重傷的情況下，還繼續鼓勵他的部隊，並且指揮他們戰鬥，直到他們的子彈打光為止。

　　雖然當時我們不知道那次戰鬥的全部細節，但是無可懷疑，中國人是嚴肅認真的，比吉臉上表現不知所措的樣子，顯然不能相信，一場小型戰爭已經在他的眼前點燃起來了。因為，肉眼可以看得見，越來越多的中國部隊沿塔格拉山坡向下調動；最後比吉接受了這一事實，即如果我們企圖越過事實上的邊界——克節朗河，至少在這條戰線上，敵人將會作出強烈的反應。

　　在射擊停止之後不多久，達爾維離開他的第四號橋的指揮哨所來見我們。他問我，究竟我們是否應該停止派遣第二拉加普特聯隊過河並且爬上塔格拉山脊的計劃。當我轉問比吉的時候，他同意，應該撤消這一行動，而且說：「此事由達爾維處理，我要同你討論問題」。

　　我應特別提到這一點，因為有人有意損害考爾將軍的名譽，暗示說，氣球剛上去，情況一緊張，他馬上就把戰鬥任務移交達爾維而推卸自己的責任。這是不公平的：在許多問題上，很多的罪責可以推到比吉身上，但是不能說，在危機關頭他向後逃跑。事實是，有一個小時左右，他真的嚇得目瞪口呆，思想紊亂了。德里所提出的關於中國的和平意圖的理論，考爾(如同德里的其他人)不僅接受了，而且熱心支持；所有這些珍貴的理論都在他的眼前突然被拋到九霄雲外了。

　　比吉繼續不斷地說，他們必須重新考慮這個問題。現在他親自看見了中國在塔格拉山坡建立的軍事力量。他們仍然在那裡，不再掩蓋他們的行動，他們從高山上川流不息地奔下山來。

　　達爾維和我趁機向考爾做工作，說明他現在有必要徑直趕回德里，去見當權的要人，向他們彙報克節朗河上雙方力量對比懸殊的真實情況。當時，這一點是明顯的，那天上午，中國人不會過河進攻：隨著我們的僧崇哨所撤退到河岸線，引起那次遭遇戰的近因已成過去。所以比吉沒有必要堅持留在那裡了。他猶豫了片刻，然後接受了我們的建議；他和他的參謀立即回去。他向東部軍區發回一份長電，描述所發生的情況，並且要求批准他立即飛回德里，向陸軍總部和印度政府彙報「新的突然發生的嚴重情況」。

　　這時候，我又向比吉懇切地說，有必要把部隊從暴露的沿河岸陣地撤到哈東山脊。我說，不能排除在今後幾天內，中國人向我們全面進攻的可能性。現在我們已經看見了他們的兵力，並且斷定了他們的意向。沿克節朗河的陣地是暴露的、易受攻擊的；我們能以固守而防止進攻的唯一希望是佔據更高的具有戰術有利地位的陣地。曾有一度我幾乎說服了他，命令部隊撤回到哈東山口，但是最後他又反對這一設想。他說：「我無權發布這種後撤的命令，我將回德里試圖說服陸軍總部下令，撤到我們後面的高地。然而，目前我要做的是由我自己承擔作出書面決定的責任。我知道你對此有多麼強烈的反感，因此我將給你一個堅守陣地的書面命令。」

　　那是比吉典型的作風。他坐在一塊岩石上，在一個電報本上寫了一道命令，大意是第七旅將繼續固守現在的沿克節朗河的陣地，以待進一步的命令。然後，我們在阿薩姆步槍隊的「免費食堂」匆匆吃了飯，並且捲起了我們的毯子。

　　最初，我本來決定繼續留在扯冬哨所，直到比吉抵達提斯浦爾，那時我才回吉米塘我的「戰術指揮部」。然而，比吉堅持我和他同行，一直回到倫坡，因為他有很多事要在路上和我討論。這樣，集合了我們的隨行人員，將近中午以前，準備就緒，便動身去第一號橋。

　　在動身之前，比吉、達爾維和我又舉行了一次短促的會議，對敵人的兵力和可能的意圖，準確地作出我們共同的估計，是為了向德里反映情況，使今後對此不會再有懷疑。我們一致同意：

　　中國在塔格拉前沿山坡上的兵力不少於一個營，這個師的其餘部分可能緊跟在後面；我方如果再採取渡過克節朗河的任何行動，中國定會作出強烈的反應。此外，如果他們作出反應，他們以後的軍事行動不一定限於克節朗河一線；第七旅在戰術上和供應上都處於最危險的地位，必須不加遲延地把它從暴露的沿河線上解脫出來。

　　結果，在比吉的隨員中，只有拉加瓦德同我們走回來。自從上次長途跋涉以後，卡·卡·辛格的身體還沒有恢復過來，他要求再休息一兩天，使體質強健一些；我們竟然沒有想起奈爾，他一定躺在色基姆和扯冬之間的某地；我那可憐的二號參謀納林德爾患肺水腫卧床不起，正等待後撤(他在病癒恢復以後，後來參加第四軍軍部工作)。其餘同行的人員還有我的副官哈里·普拉卡希上尉和兩個青年參謀。


　　剛過上午11時，我們離開扯冬哨所，大約在下午3點鐘到了第一號橋。比吉為了趕路，不願意在第一號橋停下稍事休息，因為那裡天黑得很早。所以，我們不等吃晚飯就動身爬山到哈東山口去。

　　比吉告訴我，他感覺身體頗好，但是我還是堅持讓腳夫輪流背他。這樣的安排證明是恰當的，因為我們剛爬了還不到幾百英尺，他就說呼吸越來越困難了。當夜幕降臨的時候，與之俱來的是印度—西藏高地的秋寒，比吉情況不好，呼吸非常吃力。我們每隔15分鐘左右就停下來，讓他從氧氣筒里吸兩分鐘的氧，使他精力略微恢復，我們再開始爬山。

　　大概到晚上8點鐘時，在我們去哈東山口約一半路的途中，到達一個放牧人的小茅屋，比吉開始說，他的胸部疼痛．呼吸極端困難。他進到小茅屋的隱蔽處就倒下了，說他必須休息一會，才能繼續前進。我為他非常擔心，並派我的副官哈里·普拉卡希回到第一號橋營地去請軍醫。

　　大概到夜間11點鐘，普拉卡希同醫生一道來了。比吉仍在掙扎著，呼吸困難，並且不斷地吸氧。醫生用聽診器仔細檢查之後，堅決地建議立即抬他下到較低的高地去。聽起來情況很不好，同時我意識到，把他背回到第一號橋，就意味著有相當一段時間得不到專家的醫療照顧。於是我同比吉商量，他也同意了，最好由我們在當夜把他背過哈東山口，送到色甚姆，那裡有一架直升飛機，正在等候他，這樣從色基姆飛出去。

　　比吉要求多休息一會再動身。醫生給他打了鎮靜劑，他時醒時睡地大約休息了三、四小時，而我們在茅屋裡披上毯子，大家擠成一團，照顧著他。大概到了半夜三點鐘，天還沒見亮，我們就把他背起來，又開始爬山了。

　　我回憶起來，就像是一次惡夢般的旅行，在漆黑的夜間，我們每走幾百碼就停下來給比吉輸氧。他是明顯地在極度的痛苦之中，但是不叫苦。幸好，我們一過了山口，剛開始下山，他就覺得好多了。事實上，稍微過了一會，他就堅持要自己走路；於是我們把他放下來，盡我們的力量扶著他下山

　　11日上午11點鐘，我們蹣跚地走到色基姆的機場。一架貝爾型直升飛機在等候他，他要立即起飛去提斯捕爾。我想，他如果不撤離，再過一兩小時又會垮下來。在他離去之後，我從色基姆下山，抄近路到了吉米塘。

　　那天的其餘時間，我在吉米塘度過。我估計前線上另一危機地點，主要是棒山口的形勢。如前所述，我很擔心達旺的安全，我要了解卡·辛格旅長是如何用他的特別旅來應付局勢的。最後我決定自己去棒山口視察。

　　12日我乘直升飛機到了棒山口。哨所就設在山口，由阿薩姆步槍隊駐守。但是卡·辛格從第一錫克聯隊派了一個連支援他們；他們駐在山口以內大約一英里的地方。

　　我爬上一個合適的觀察點，從那裡清楚地看到中國的所，像星羅棋布似的，遍佈於西藏高原向北延伸的廣大平原上。平原覆益著一層大約三到四英寸厚的雪，但是，很明顯，中國人可以毫無阻礙的駕車穿過平坦的地面直到棒山口。我們可以遠遠地看見車輛向勒村行駛。哨所指揮官告訴我，前幾天，車輛活動頻繁，中國部隊明顯地在集結。因為有相當一段距離，大約一英里左右，把雙方的陣地隔開了，在這一前線還沒有發生什麼事件。

　　山口本身是寬的，通過山口的路是相當平坦的。車輛很容易源源通過這一隘口，可以毫不費力地開往達旺。如果中國人用強大的兵力向這一戰線進攻，他們可能在幾個小時內就突破此線。錫克聯隊帶來幾挺中型機槍，但是彈藥有限——也是大約只夠戰鬥半小時。這一切都非常令人焦心。

　　下午我回到吉米塘。那時報紙和廣播都已發表了在僧崇發生小規模戰鬥的報道。我從師部聽說，他們都未描述局勢的真正嚴重性，也不描述我們的部隊沿克節朗河排成一行所處的危境。

　　同時，在當晚我聽到廣播說，尼赫魯先生為了應酬一個不太重要的約會按期去訪問錫蘭①，在途中尼赫魯先生公開宣布，他已經命令印度軍隊「把中國人趕出去」！

　　這一聲明，就像用一個大棒猛擊了我。我很難相信任何負責任的人，更不用說一位享有國際聲譽的政治家，竟能公開發表這樣一種不負責任的軍事行動宣言。不論他想達到另外的什麼目的，尼赫魯的聲明如此公布出去，一個肯定的後果，將是我們的秘密計劃被泄露了，因而危及我們前線部隊的安全。

　　這一宣言的軍事含意和中國可能作出的反應是明顯可知的，至少對於在前線上的我們這些人是如此。既然尼赫魯已經宣布他要發動進攻的意圖，那麼中國人就不會坐以待攻了。這對所有的人都應該是根治楚的：中國人在高高的塔格拉山脊上很好地建立了堅固的基地，他們由此基地出發，可以很容易地摧毀在克節朗河和娘江河谷的第七旅，然後直取達旺，一直挺進到達旺河。

　　關於10月10日在克節朗河完全失去防守能力的軍事局勢，是如何造成的，以及這一事件的確切後果，一直是眾說紛壇，甚至以訛傳訛。在此，我不惜冒昧重複，願將有關我們沿克節朗河的部署及事態發展的實際情況，寫一概要：

　　10月4日軍區司令森將軍斷然下了一道命令給我，要調動第七旅去克節朗河一線。我抵制這一命令而只派出偵察部隊；理由是，第七旅的主力部隊在未得到最低限度的後勤支援以前，不能進行作戰的部署。此外，我曾希望能夠說服新軍長考爾將軍，第七旅不應派到克節朗河前方去。

　　然而，考爾剛一到來，就魯莽地直接下命令給旅參謀長卡爾班達少校，要調動全旅前往克節朗河——既沒有通知，也沒有徵得旅長或者作為師長的我的同意。

　　儘管我曾向更高當局促出建議，不要越過扯冬，不要用延長我們建立哨所線的辦法，去擴大我們的領土要求，但是我卻奉命要提交一個進攻塔格拉的計劃。雖然我確實製作了這樣一個計劃，但是我也明確表示過，以我師當時所具有的後勤資源，是不可能發動這種進攻的。不僅如此，我們一再明確地指出，這類進攻的嘗試，會帶來深遠的後果。我們，是指達爾維、烏姆拉奧、辛格將軍和我本人——甚至還有考爾。他在10月6日發出的密電和以後的文電中，也指出過。

　　看來，考爾已經接到命令，最遲到10月10日，要向塔格拉發動進攻：所以他採取了行動，調派一個營去僧崇。甚至在10月10日發生小現模戰鬥之後，考爾還不同意解救第七旅，或者讓它調回到一個合理的有戰術價值的陣地。當時經過各種設想和考慮，都要求必須立即這樣做。

　　考爾自稱，他僅僅執行了在他來此以前已經制定好的計劃；他即使有意，也無法阻止第九旁遮普聯隊的一個排去佔領僧崇。這是不正確的。

　　到僧崇去建立一個哨所的責任，完全在考爾。在我以前送交軍區司令的計劃中，已經十分明確地說明，這一作戰行動是我師人力物力所不能完成的。在那些計劃中，沒有調第七旅到克節朗河的建議，也未建議派遣任何部隊去佔領僧崇。

　　現在我們所能夠做的，就是希望軍長在陸軍總部能佔上風，說服他們，他們所想象的作戰計劃，沒有相當大的後勤支援，實際上是不可能實現的。同時，我開始檢查我的指揮系統，因為很清楚，雖然娘江河谷在戰術上仍受達爾維的指揮，但由於他坐鎮克節朗河前線，已經無力控制娘江河谷的軍事行動了。我正期待著第四近衛軍聯隊(原來是作為第九廓爾喀聯隊的接防部隊)隨時能夠到來——並且期待其他部隊也可能來。於是，我著手把第四師的防區分成三個分區。

　　達旺一線保留原狀，由卡·辛格(連同他的第四炮兵旅部)負責保衛棒山口的進路和達旺的防禦。在左翼，我計劃從第七旅接過第一號橋和第二號橋；留給達爾維的是指揮克節朗河一線，從西部的章勒到第三號橋。

　　我把第一號橋、第二號橋和娘江河谷入口地區作為一個單獨的防區，直接受吉米塘師部管轄。我發出命令叫第四近衛軍聯隊到達之後，去接防第九旁遮普聯隊的第一號橋和第二號橋，讓後者參加在扯冬的第七號橋防區。倫按和哈東山口划入中部防區，在師部的指揮之下。

　　我把通訊隊的第二號指揮拉姆·辛格少校召來，並指示他向他的指揮官迪瓦里中校(他在提斯浦爾我的後方指揮部)發一電報，教他飛到克節朗河和娘江河地區。他的任務是作一次通信聯絡部署的偵察，以便把我的前線部隊按計劃加以分區整編。(迪瓦里剛剛完成克節朗河谷的偵察，正在歸論中，發生了意外，打斷丁他的使命，而且他被中國人俘虜了。)


譯者註：
①現稱斯里蘭卡

第六章 德里拒絕我的脫離戰鬥計劃

雖然我對於中國繼續在各條戰線上集結兵力非常擔憂，但是我一直指望考爾以他那出名的善於說服人的才能和他對總理的影響，會使陸軍總部發布命令執行我的「脫離戰鬥」計劃——那就是說，從克節朗河後撤，並且在哈東山脊建立新的陣地。這樣不僅具有戰術上的意義，而且可以緩和僧崇事件所造成的緊張局勢，從而可能避免中國人渡過克節朗河的一次大規模進攻，甚至可能進攻到達旺地帶。

　　顯然，我一直對比吉寄以虛妄的希望。使我驚恐而失望的是，我們收到第四軍部10月13日發來的密電，命令第四師要「不惜一切代價」，繼續固守克節朗河陣地。

　　我一直確信無疑，比吉的使命一定會成功。我甚至開始對於在廣播中聽到尼赫魯先生「把中國人趕出去」的聲明不予置信，認為是新聞界的誇張，因為我不能設想，任何一個神志清醒的人，在聽過比吉·考爾關於僧崇戰鬥的事件經過之後，還能說出那樣的話。哎呀，第四軍的電報把全部老的恐懼都帶了回來。德里遠遠地脫離實際，而我們全都不可避免地向著災難進行輕率的冒險。我決定作最後的一次努力，勸告比吉再一次運用他的影響，試圖緩和克節朗河地區的局勢。

　　當時，對我的地區，空中運輸工具已大大改善。我有兩架貝爾型直升飛機停在吉米塘，其中之一的駕駛員是飛行官維諾德·塞加爾，普來姆·塞加爾的兄弟，我的一個很老的朋友，他前屬俾路支團，現屬印度國民軍。這些直升飛機由空軍派來的一個空勤小組進行維修；任何時候需要技工和零件，就從提斯浦爾空運來。與提期浦爾的直升飛機的聯繫，每天由米-4型飛機提供。天氣晴朗到足以允許一天飛行10到12架次，既運部隊，也運維持給養的急需用品。10月15日，我趁便飛去姬斯浦爾。

　　在軍部，我見到比吉躺在床上，樣子是極度的疲勞。很明顯，他一直未得到休息，可能連醫療的機會也沒有。這就加重了我的憂慮，因為我一直依靠他把我們從危境中拯救出來。我立即問他，我的建議(把第七旅撤回到哈東山口高地)，為什麼被上級機關否決了。比吉答稱，雖然他盡了努力，也未能使德里的任何人相信中國在塔格拉集結兵力的程度。他又說，情報局長比·思·穆利克先生仍然堅持說，在塔格拉山脊只有大約200個「裝備不良和半飢餓」的中國人。比言接著說，「所以難題仍然懸而末決。我們最終勢必要進攻塔格拉，但是在進攻之前，第七旅奉命要不惜一切代價固守克節朗河的防禦工事和章勒」。

　　看來，在比吉描述了僧崇戰鬥之後，總理所能同意的是，若不進一步加強第七旅，發動進攻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面臨選擇，或者仍舊留在河岸線，或者撤回到後面高地，兩者必居其一的時刻，當時出席會議的森斷然地說，第七旅在現行陣地上能夠頂得住中國的一次攻擊，所以不應撤到哈東山口，而這就是總理下達的命令。我不由得悲痛地想到，一旦中國打進來，由於森對地形、總的後勤系統和基本的地面戰術等方面的無知，將會給我們的部隊造成多麼致命的後果啊！

　　我猜測比吉沒有認真地、強有力地申述我們的觀點，可能因為他不願在他初任作戰指揮官時，就顯得過於謹小慎微。不論出於什麼原因，我覺得我必須設法說服他，他必須繼續施加壓力，使第七旅得以脫險。

　　我提醒他，森從來沒有走出過達旺，不能真正對克節朗河前線的戰術情況作出正確的估計；比吉作為軍長，完全置身其中，並且知道他正在要求達爾維承擔一項不可能的任務。然後，我明確地說，作為一個師長，以我當時所有的人力和物力，就是在那些陣地上，維持我的部隊幾天以上的衣食也難以辦到，更不要說向塔格拉進攻，或是沿克節朗河頂住中國的衝鋒了。儘管空軍盡了最大的努力向章多和倫坡空投物資，但是後勤儲備一直沒有落實。

　　我用了將近一個小時的時間，更加具體地詳細地說明我們的給養情況，直到使比吉相信，一旦大雪封了哈東山口，腳夫不能通行，不論中國人怎麼樣，我們也不能在克節朗河一線呆下去。此外，在章多建立空投的計劃完全失敗了。在倫波，只是有限度的成功——那裡只能為一個營而不能為一個整旅服務。這些話我以前都說過，但是這次我認為要把自己的意見說透：打起仗來，我們不但不能守住克節朗河谷，而且從供應上說，我們要在那裡停留幾天也會成為不可能。

　　比吉對此想了幾分鐘，同時我繼續請求，不要只因為森要拿士兵當棋下，就讓我們的人員去冒生命危險。結果，他同意再走一趟，讓我給他提供我們缺乏後勤支援的充分事實根據。我感到極大的寬慰，並說我決定親自到倫坡和章多去搜集有關供應給養的情況資料。比吉隨即潦草地寫了一張調查表，由我就章多和倫坡的儲存物資和戰術情況擬出答案。我隨身帶著調查表飛返吉米塘。

　　我回到辦公室，發現各個防區特別是章勒送來於關於中國部隊進一步集結的報告。我知道，如果我要及時影響比吉，就必須趕快行事。所以，當天下午，我乘貝爾飛機飛到倫坡，完成我的第一步工作。我僅用了一兩個小時，從第九旁遮普聯隊負責倫坡基地的軍官馬立克少校那裡，得到了關於現有供應項目的分類統計數字，然後當天傍晚回到了吉米塘。

　　我要在第二天一早飛到章多去，但是我被勸告必須等到上午十點鐘左右，因為空軍利用每天早晨時間集中空投給養。在一個高原禁區上進行集中空投，同時讓我們的直升飛機著陸並且停留在那裡，即使僅僅短暫的一會兒，也是太危險了。所以我一直等到中午，發了一個電報給達爾維和米斯拉，讓他們到章多去接我。我就帶著我的一號參謀官曼諾哈爾·辛格中校，乘塞加爾駕駛的貝爾直飛機起飛了。

　　我們向西北飛行，幾乎直接在嘎坡第一山口上空飛過。我們快到章多時可以看到，在我們前面多岩石的高原禁區的陡峭山脊上，點綴著無數的降落傘。章多頂部只有大約長400碼寬200碼的面積，周圍是一道突出地面的岩層邊緣。約有2到3英寸厚的雪毯，覆蓋著山脊的頂部和北面的山坡。這裡是禁止人們觀望的地方，山頂四周以陡峭的坡度直下深谷，到處可以看到降落傘和黃麻袋，這些都是沒有投到山頂而滾到山下去的。

　　我們頂著大風降落了，聽說這個地區，每天大半時間持續地刮大風，由於這個原因，空投失誤的比例很高。不論用傘投還是自由空投，結果都是一樣。我的軍需副官來接我，他同少數的倉庫工人和腳夫，在極端艱苦的生活條件下，正在把守著空投基地；而他們沒有必需的衣物，包括遮身的風衣(除非找到一些降落傘)。我校失望，達爾維和第九旁遮普聯隊指揮官都未能來接我，因為在章勒突然發生情況。據報告，中國在那裡集中了大量部隊；那天凌晨三點半鐘，開始發生互相射擊。

　　在章多負責的年青少校結我準備了全部統計數字。他證明，直到那時，只有大約百分之二十的空投物資撿回來了。人力缺乏，簡直無法分配人力去深山峽谷中收集投散的物資並背上山來。結果，不得不從扯冬駐軍派部隊來幫助搜尋急需的物資。但是，這意味著要艱難地步行5個小時到章多，再用幾個小時撿回散失的物資，然後再步行三個小時返回營地，而且還要承擔夜間站崗放哨的值班任務。有時候，經過一切的努力之後，結果尋找回來的全部都是不急需的物資(因為沒有採取一種辦法，把急需的物資項目用不同顏色的降落傘標示出來)。

　　從我得到的統計數字中，可以看出我們的後勤儲備狀況比我所想到的還更糟。然而，我必須返回師部后才能開始進行分析，或者開始填寫軍長的調查表。我在離開之前，圍著空投區走了一圈，遇見第九廓爾喀聯隊的幾個土兵(屬於阿魯瓦里阿的營)，他們是為保護空投基地而部署的警戒哨。

　　我想早點趕回吉米塘，給軍長寫一份緊急報告，並於當晚派傳令官送到提期浦爾。然而，在我離開章多以前，還想同達爾維通個電話，取得章勒的最新情報。

　　達爾維在電話中告訴我，那天大清早(10月16日)，大約有30個中國人接近我們章勒的哨所，並對哨所開火。我們進行了還擊，中國人被迫撤退了，但是他們撤退時，丟下了一個被打死的士兵。後來，當我們哨所的偵察部隊搜查的時，發現地面上有很多血跡，這證明有更多的傷員。在這次遭遇戰小，我們的部隊沒有任何傷亡。

　　達爾維告訴我，從死者的衣著和他沒有攜帶武器這一事實來看，他很可能是一個翻譯，或者是某種文職人員。我不明白，為什麼這樣一群人向我們的哨所走來，可能來要求舉行會談，或者進行一次偵察。為什麼在他們自己處在空曠而易受攻擊的地位的時候，竟向一個設防的哨所開槍？這聽起來是不合情理的。不管怎麼說，有一點是肯定無疑的，中國人不會就此罷休。我末對達爾維這麼說，看來他比以前更抑鬱和不滿；但是我估計，在幾天以內，我們會看到向章勒哨所的一次攻擊。所以，我更加有理由讓比吉爭取德里在今後一兩天之內批准我的「脫離戰鬥計劃」。因此，不再浪費時間，我乘直升飛機返回吉米塘。

　　匆匆喝了一杯茶，我的參謀和我一起，對我管轄之下的庫存情況進行了分析。我現將各防區的統計一覽表(我願提醒讀者，這些庫存是為供應一個師，指定要在山區向世界上最頑強的部隊發動一次大進攻而儲備曲)公布如下：

　　章多的庫存，為克節朗河防區備用(第七旅旅部，兩個步兵營和其他部隊包括工程兵、輕工兵和腳夫——全部兵力約2000人)：

　　　　粗麵粉和大米　　夠5天用
　　　　豆類　　　　　　8天
　　　　蔬菜等(罐頭)　　12-15天
　　　　茶　　　　　　　18天
　　　　牛奶、糖、鹽　　無

　　(就是說，發足標準定量，大約夠用5-7天；發給定量的一倍，大約夠用10天)

　　倫坡的庫存為娘江河防區備用(師部，兩個步兵旅和其也部隊——全部兵力約3000人)：

　　　　粗麵粉和大米　　10天
　　　　豆類　　　　　　14天
　　　　蔬菜等　　　　　8-10天
　　　　罐頭牛奶　　　　22天
　　　　茶 19天
　　　　鹽、糖 實際上等於無

　　這還不是問題的全貌。人們可能設想，至少以達旺為基地的部隊，會是供應充裕的。但是我從卡爾茵那裡得到了統計數寧，這就是為供應達旺防區部隊2900人而儲存的情況：

　　　　粗麵粉和大米　　16天
　　　　豆類　　　　　　33天
　　　　蔬菜等　　　　　僅夠6天
　　　　茶、牛奶、糖　　14-20天以上

　　如果說，這些統計數字反映了一幅可怕的給養供應情景，那麼彈藥的供應情況就更差得遠了。在克節朗河防區，只有一個營(第九旁遮普聯隊)具備「第一線」的彈藥供給標準——那就是說，全部由人攜帶的彈藥和營里儲備的彈藥，足夠作戰一天之用。其他營(拉加普特聯隊和廓爾喀聯隊)就只有按人分發的隨身攜帶的「小袋」彈藥(夠與敵人一次接觸后約半個小時作戰之用)。整個防區的迫擊炮彈總數為725枚。

　　使我大為憂慮的另一問題是缺乏冬衣。在這些高地上，全體人員按正常標準，都應發給「雪衣」——即睡袋和毛毯，毛線內衣褲和毛呢外衣以及其他。除達旺外，其他所有防區很少分發這些衣物。例如，拉加普特聯隊和廓爾喀聯隊只分別得到60個睡袋，其餘的人每人只有兩條毯子——廓爾喀聯隊仍然穿著夏衣。這些部隊露宿在12000到15000英尺的高地上，冬季很快降臨，在這種條件下，他們的困苦境況是不難想象的。

　　我把所有這些項日列入一個明細表，準備送給軍長；然後，我開始答覆他的調查表中有關戰術情況的部分。我覺得全文引還是十分必要的：

　　問題1：
　　我們能同集中攻打章勒的中國部隊較量嗎？如果能夠，何時與如何？

　　答：
　　章勒現有第九旁遮普聯隊的兩個排。今天已經調去另一個排；一個3英寸迫擊炮小隊，有炮彈90發；一個中型機槍小隊，有盒裝子彈5500發，手榴彈108枚，帶裝子彈3200發；一個前沿軍官觀察組。在章勒的兵力將是130個戰鬥員，有4天的口糧和有限的彈藥。他們可以在一段時間內，堅持與一個營作戰，作戰期限將根據我們提供口糧、彈藥和援兵的能力而定。

　　問題2：
　　已否發現章勒方向有什麼情況？

　　答：
　　從10月10日以後，曾發現敵人在坦普洛格橋、僧祟和穆克沙爾地區，有頻繁的活動，估計有一個營挖壕固守。10月16日凌晨3點30分，約有25到30個中國人向章勒試探，並用輕武器向我們的部隊開火，扔手榴彈。我們進行了回擊，大約20分鐘點后，交火停止。中國人留下一具屍體，我們的巡邏兵看到該地區有很多的血跡。可以設想他們遭到更多的傷亡。在這次遭遇戰中，我們沒有傷亡。

　　問題3：
　　要摧毀第二、三、四號橋和坦普洛格橋對面的敵人陣地，需要什麼武器和彈藥？

　　答：
　　很清楚，敵人在克節朗河北岸的陣地，是得到全部塔格拉山嶽防禦系統的支持的。把第二、三、四號橋和坦普洛格橋對面的敵人陣地，看作孤立的陣地，那是不正確的。如果向其中任何一個陣地進攻，就會遭到一個或更多陣地在側翼或從縱深進行的反擊。所以，我們應有足夠的火力以壓制敵人的炮火和他們的支援陣地。在做到這一點之後，必須用火箭筒、手榴彈和極度烈性炸藥包進行襲擊，以摧毀敵人的每一個地堡。

　　基於上次世界大戰期間對日本作戰的經驗，最低限度的需要如下：

　　(1)師的炮兵具有三份第一線標準的彈藥。
　　(2)所有步兵武器，發給三份第一線標被的彈藥。
　　(3)極度烈性炸藥包。
　　(4)每排發給一個火焰噴射器。

　　問題4：
　　如果所要求的一切都能提供，該旅能佔領什麼而且何時佔領？

　　答：
　　如果給予所要求的一切，該旅應能佔領第二、三、四號橋和坦普洛格橋對面的陣地。

　　然而，在克節朗河北岸的陣地，將難以抵擋來自北方的隨後反攻。至於發動進攻的時間，在11月30日以　　后的任何時候都相對中國人有利。

　　問題5：
　　在第二、三、四號橋和坦普洛格橋的確切部署如何？

　　答：
　　我們的部署如下：
　　(1)第二號橋 第九旁遮普聯隊，缺一個連。
　　(2)第三號橋 第二拉加普特聯隊一個連。
　　(3)第四號橋 第二拉加普特聯隊，缺三個連。
　　(4)坦普洛格橋 第二拉加普特聯隊一個連。

　　由於這些部隊的陣地都位於深山峽谷之中，沒有一個陣地可以得到我們的炮兵支援；而且在這些陣地上，縱然目標在射程之內，我們的槍也不能擊中目標。

　　總之，我願意把某些事實連同我的一些看法擺在你的面前。你和你的參謀對於地形、敵人的兵力和氣候都有透徹的了解，所以我確信我所說的將不會被誤解。


　　戰術問題

　　敵人在塔格拉山脊地區部署了一個完整的師，加上在塔格拉山口前沿有一個旅，這個師的其餘部分可以隨時調來，這種兵力部署看來是不勻稱的。然而，塔格拉山脊對於中國人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控制著他們在勒村的主要基地。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他們的兵力部署是與塔格拉山脊對於他們的重要性成正比的。他們選好了陣地，修築了工事。緊靠他們的後面，就是公路。他們的前沿陣地，可以通行騾馬。就兵力、陣地、火力支援(由於缺乏武器與彈藥)以及合理部署部隊的基地等方面而言，我們都處於不利的形勢。敵人肯定將在克節朗河北面，爭奪除了第一號橋以外的所有陣地。

　　章勒是相當孤立的。沿克節朗河南北兩岸通向章勒的道路都受中國的控制。另一條路是從章多走，但是已被大雪覆蓋了，無論如何也要兩天的路程。靠空運維持章勒已無可能。敵人可能認為直接攻打章勒太不合算，但是他們勢必會切斷它的交通線，以孤立該處的哨所。

　　我們不具備防守章勒的充分條件。因此，我建議從章勒撤出我們的哨所。

　　我不能花費太多的時間來編寫這個報告了，因為我必須在當天傍晚，把報告送到軍長的手中。我得到通知說，次日上午，在提斯浦爾將舉行一次高級官員會議，克里希納·梅農，塔帕爾將軍和森將軍都在視察第四軍，為了對我的「脫離戰鬥」的要求在現場作出最後的決定。所以我不敢耽誤。匆忙把報告打字整理好，就從我的師部派一軍官，乘直升飛機把報告送交考爾將軍。

　　只是把文件送出之後，我才有時間細閱邊境全線各哨所送來的報告。一份來自第九廓爾喀聯隊的報告說，某個中國高級軍官，可能是師長，視察了塔格拉陣地，並且發布了命令。10月15日，中國的指揮官在塔格拉西部某地，舉行了一次會議(靠近示意圖中標明的地點瓦德蘭。第九廓爾喀聯隊的駐地位於扯冬哨所上面大約500英尺的一個禿山嘴上，由此，可以清楚地看見對方那些地點)。大概在上午10點鐘的時候，有20個或者更多的一群穿軍服的中國人，在空曠地上集會，主持者是「一個戴紅帽子的人①……另有一個穿藍制服的人，離人群稍遠，但是在說話聽得見的距離以內。」(政治委員嗎？)。第二天又舉行了幾次會議，還是由那個戴紅帽子的人主持。他多次指向章多和南邊其他地區(通過望遠鏡，這一切都清楚可見)。報告還指出，10月15日第一次會議之後不久，在塔格拉山脊上幾乎到處重新挖戰壕——夜間燈光大為增多，似乎挖壕工程連夜繼續。

　　在我腦海中，再也沒有任何懷疑了。所有這些活動，都預示著中國即將越過克節朗河發起一次進攻——也可能在娘江河谷，因為兼則馬尼也有報告說，我們哨所的對面在集結部隊，有些中國部隊已逼進到離我們哨所300碼以內的近處。我給比吉打電話，並向他轉達我的憂慮。他告訴我，他剛收到我的報告，他將於次日把我的建議提交軍區司令和陸軍參謀長。

　　與此同時，我方也在集結部隊。一個新的步兵營、第四近衛軍聯隊(指揮官是哈里哈爾·辛格中校)正陸續到達。這一營是指定守衛第一號橋的，留下一個連駐在哈東山口，準備在山脊上修築防禦工事。另一個營第四高爾瓦爾步槍聯隊(從第六十二步兵旅撥出)也已到達，並且被派到達旺，駐在卡爾茵·辛格的防區。此外，我曾接到通知，第十三道格拉斯聯隊將在幾天之內空運來。

　　乍一看，這些援軍的來到似乎是令人鼓舞的，但是我很懷疑他們的戰鬥力。增加這麼多的地面部隊是一回事，但是由於他們的彈藥供應仍將限於每個人所能隨身攜帶的，而他們的給養儲備又受到我們脆弱的後勤供應線的限制，這些新部隊的戰鬥力定會受到嚴重的局限。在耗盡了他們按人頭為標準發給的彈藥之後，他們就只能代表更多吃糧的人口了——而我們恰恰是沒有給養來源，甚至保證這麼多人吃飯的任務都完成不了。

　　同時，我必須就如何作戰，制定一些準備應付意外的計劃。我確信，如果我們不從章勒哨所撤出，並把部隊調回河的南岸，那麼，中國人不久就會渡過克節朗河展開全線進攻，還可能從兼則馬尼沿娘江河谷而下配合進攻，而我們在娘江河谷一帶部署的部隊很少。我不認為他們會從棒山口同時向達旺發動進攻，至少在克節朗河戰鬥的命運沒有決定之前是不會的。

　　我的計劃是，如果軍長說服了陸軍參謀長，允許第七旅向後撤，並且在哈東山脊重新構築防禦陣地，我就把哈東山口——色基姆——倫坡地區分配給達爾維和他的三個營——第二拉加普特聯隊、第九旁遮普聯隊和第九廓爾喀聯隊第一營。這將是我的左防區。為了中部防區，我將把第四近衛軍聯隊撤回到吉米塘——薩客地地區，可能派第四近衛軍聯隊的一個連到前方仲昆橋，支援兼則馬尼哨所。我的戰術指揮部將移至薩客地，如果第十三道格拉斯聯隊到達，就作為該地區的後備部隊。

　　至於達旺，形勢一直是很明顯的，如果中國要發動一次總攻，達旺必定是主要目標。這就是為什麼我把達旺稱為「師的生命攸關的陣地」。然而，森將軍為了迎合德里對於扯冬的著迷，竟倉卒行事。實際上把達旺的駐軍調空了。(後來第四高爾瓦爾步槍聯隊調到達旺，加強在那裡孤守的第一錫克聯隊。)

　　依照我的看法，至少需要四個步兵營的兵力，並且具有適當的炮兵支援，才能嚴密防守達旺和守衛從棒山口向南的兩條主要路線(一條直通達旺，長約18英里；另一條經勞到讓，大約40英里)。目前，我只有一個營(和期待調來的一個營)，以及由一個野戰炮兵連、一個重迫擊炮連和一個山地炮兵團所組成的一支完整的炮兵部隊。這支部隊只夠封鎖那兩條路線，再無餘力用於嚴密保衛寺廟和達旺高原南端的城區了。不管如何，在一兩天內，我至少要有一個合乎要求的旅部來指揮達旺防區。因為我已經得到通知，第六十二旅的旅部，將從查道移駐達旺，以接管卡爾茵·辛格所轄的特別炮兵旅旅部。

　　我必須同卡爾茵·辛格討論這一切問題，然後我才能果斷地制定出一個保衛達旺的作戰計劃。我發電請他於一兩天內飛來吉米塘，同我磋商。

　　當然，我制定這些應急計劃，是基於以下前提的：授權我重新組織克節朗河的防務。不然的話，我們只有盡自己的最大努力，就地戰鬥下去。

　　誠然，事態就是這樣發展的。17日整個上午，我們焦急地等待著，猜不透提斯浦爾開會研究的結果如何。關於後撤是明智的這一看法，比吉能夠說服現已接近作戰現場的陸軍參謀長和國防部長嗎？更為明智的忠告能佔上風嗎？

　　那天傍晚，我們得到了答覆。軍長電告說，我的建議都已提交國防部長和陸軍參議長(他們兩位那天都到了提斯浦爾)，但是建議已被拒絕了。大概根據森將軍的意見，陸軍參謀長發布命令，要我們堅守原地，並且擊退可能來自河岸一線的中國任何攻擊。作一次戰術上重新組織力量的最後機會已被放過了。

　　我試圖同軍長通一次電話，但未能找到他。起初，我以為他一定還在忙於陪同那些重要的大人物，可是一直等到很晚還未接通電話，我開始猜測，由於未能使我們部隊的唯一明智的行動方針獲得批准，所以他現在迴避同我談話。

　　同時，達爾維一直在電話中，要求批准他的旅「儘可能快地」從克節朗河撤退。他說，他再也不能維持前沿陣地部隊的口糧了。我告訴他，暫且放下電話，因為我也正在找軍長通話，討論同樣的問題。當時，我不願告訴他軍部的來電，因為他的語氣非常煩躁和激動。由於木已成舟，再與比吉談，有無成功的可能，對此我是信心不大的。但是，在放棄我的意見之前，我決心再與比吉攤一次牌。

　　我繼續給比吉打電話，直到那天深夜和18日上午都未成功。事實上，我完全沒有機會與比吉談話了。最後一次接觸是15日，我在他的軍部同他談話；我已有幾個星期未看到他或未同他談話了。當然，現在我知道原因了，他一直在患重病，17日在大官們回德里后的當夜，他的肺病情況危急。這顯然是多日積累的。自從那次在哈東山口患病，比吉沒有正視他的病情，18日克里希納·梅農派一位特別軍醫到提斯普爾給比吉進行檢查后，比吉被撤回德里去了。軍部擅自決定不通知我這些情況。

　　這是一個嚴重的疏忽。比吉列入病號名單，當他不在期間，軍的指揮任務應該自然而然地移交給我——至少直到新的更有資格的將級軍官被委派代替他。我當然繼續指揮我的師，但是起碼應該有一位將級軍官，能負責在軍一級作出作戰的決定。實際情況是處於無人狀態。尤其是，的確莫明其妙，軍長作為傷病員撤回德里，卻故意隱瞞著我和我的師。

　　面臨著即將對敵作戰的前夕，一個軍繼續由一位卧床不起、遠在千里之外的病危的人所指揮，可見我們已經達到十分荒謬可笑的境地。我聽說，國防部長堅持這種安排，陸軍參謀長予以默認。看來陸軍再也沒有它自己的意志了。

　　10月18日，來自克節朗河前線的消息甚至更壞了。第七旅防區報告，看見成群的中國士兵，沿著塔格拉山坡的小路在作記號——就像為進行一次夜戰在作準備工作。然後，當夜來自第四近衛軍聯隊防區的報告說，在他們和他們左邊的第九旁遮普聯隊之間，有一群中國士兵過了克節朗河，並且在我們這邊的河岸進入杜鵑花叢林中不見了。那一夜，兩營的巡邏隊都試圖尋找他們，但是樹林太濃密，不能進行偵查活動。

　　從兼則馬尼防區來的另一份報告指出，發觀有許多中國人，跨過連接兼則馬尼到第一號橋的小路，正在佔領陣地(該處是第四近衛軍部隊的駐地)。我決定親自調查這一報告，因為該地區位於我的師部直接負責的中心防區以內(按照我最近對達旺——克節朗河前線的重新部署)。

　　在此有必要描述一下，在我的防區以內現有道路的地理形勢。幾百年來，印藏貿易路線的主要騾馬道，是從達旺攀登娘江河谷經過薩客地、郭桑曲登、吉米塘、仲昆橋和兼則馬尼(均在印度)②，向北到西藏的勒村、冬卡爾宗和錯那宗。另一條平行道，只是羊腸小道，不適於馱畜通行，是從倫坡向北經過色拉姆，越過哈東山口到第一號橋。這就是唯一的「給養線」，以供應克節朗河防區的兩個營(第四近衛軍聯隊和第九旁遮普聯隊)，以及第七旅防區的交通線(雖然還存在一條可供選擇但是行走艱難的路線，即越過嘎坡第一山口到章多和扯冬)。連接克節朗河前線和娘江河主要路線的唯一東西向的道路，是連接第一號橋到兼則馬尼的羊腸小道。這條小道穿過塔格拉山脊較低的東南山坡，然後進到兼則馬尼。就是這條道路，據報告說已被中國部隊所佔領。

　　我下令派兩個偵察巡邏隊，一個從第四近衛軍聯隊的第一號橋向北，另一個從阿薩姆聯隊在兼則馬尼的哨所向南，這樣從相反的兩頭沿這條小道巡邏偵察。我命令他們沿著小道在半路上會合，並且報告是否發現敵人或敵人的任何行動。然後我決定次日親自去兼則馬尼，在那裡作出第一手的形勢分析。幾天以前，我已派人去叫第五阿薩姆聯隊的指揮官拉坦·辛格中校，從他的查道營部來見我；那天傍晚，他到達吉米塘我的師部。我想帶著他和我一塊去兼則馬尼，給他一個機會去檢查他在兼則馬尼的哨所，並且向士兵發軍餉。另外也注意看看他們在供應上的安排情況。

　　次日，即10月19日上午8點鐘，我率領少數警衛動身去兼則馬尼，帶著拉坦·辛格。卡爾茵在前一天已到我們師部，但我還沒有時間與他談話。所以我請他伴隨我們一行走一段路，以便我在路上利用機會和他討論他的防區在戰術上變更部署的問題。我也需要他的建議，選擇一個陣地為在兼則馬尼以南建立一個排的重追擊炮陣地，以支持那個哨所，便於應付一旦發生的戰爭。

　　兼則馬尼在吉米塘以北大約6-7英里。我們在仲昆橋附近半路上的哨所與卡爾茵·辛格分手。拉坦·辛格和我繼續去兼則馬尼。在那裡指揮哨所的青年指揮官，帶著我們圍繞環形防線走了一圈。從幾個觀察點我們可以看見中國軍隊在通向塔格拉山頂的高坡上走來走去。青年軍官在他的環形防線外邊，建立了幾個觀察哨所，從這些哨所可以獲得更為詳細的報告。在過去的三、四天內，報告異乎尋常的不斷增加，都是關於中國軍事行動的。也是從這個防區，發現一個戴紅帽子騎馬的中國人，在中國部隊中走來走去，顯然是在監督他們的活動。就我所見，中國人已不掩飾他們的行動了。我回想起來，這種不顧安全，擺出一副傲慢的態度，反映了他們在戰術上和數量上的優勢。他們一定知道了，他們將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奪取或摧毀我們的哨所。

　　剛一過午，我派出向南沿羊腸小道去第一號橋的巡邏隊回來了。巡邏隊長說，當他們走到大約一半的途中，一小隊中國人包圍了他們，而且他們用槍瞄準印度的士兵，用印地語告訴他們，回到兼則馬尼去，因為現在他們進入了中國的領土。巡邏隊長說，他看到背後還有中國的部隊在杜鵑花叢林中掠過。因此，他的任務完成了，他已返回哨所作了報告。他沒有同從第一號橋出發的巡邏隊接上頭，大概那一個巡邏隊也被中國人趕回去了。

　　當然，我早預料到這種情況會發生，但是，這畢竟是一個驚人的形勢。負責哨所的青年指揮官，雖然是一個勇敢的軍官，也明顯地被這些情況嚇得有些發抖；所以我決定在兼則馬尼哨所過夜，倒不是為了戰術上的目的，而更多的是為了恢復一點信心。我畢竟還同我的師部保持著聯繫，而且一旦發生緊急情況，距離只有兩小時的路程。所以我們安頓下來喝杯熱甜茶，勤務兵給我鋪好了床準備過夜。

　　然而，天剛剛擦黑，吉米塘來了電報說，剛剛接到軍部的重要通知，他們覺得，通過無線電發給我不安全，請我立即回去。當然，我沒有選擇，便告訴拉坦·辛格留下過夜，我自己立即動身回吉米塘。


譯者註：
①我軍從來沒有戴紅帽子的，作者肯定是搞錯了。
②兼則馬尼等地均是我國領土。

第七章 軍區司令繼續干涉

當我回到吉米塘，天已很晚，我發現來迎接我的是，從後方指揮部來的我的幾位高級參謀官，他們碰巧從提斯浦爾飛來。莫伊特拉上校是我的高級軍醫官，他已來吉米塘一兩天了，正在籌劃從古米塘到提斯浦爾快速撤運傷病員的問題。我們急需為戰場傷病員準備房間。我確信，不用幾天我們就要開始接收戰場傷病員。卡爾茵·辛格旅長仍在那裡，面色是嚴肅的，但具有一種溫和而不氣餒的神態。撒古爾·辛格中校是我的高級軍需官；還有其他一兩位軍官。連同兩位直升飛機駕駛員威廉士和塞加爾，他們是一群愉快的人。

　　使我無限驚奇的是，處在這樣的逆境之中，這些優秀的軍官們，能夠如此臨危不懼。他們知道，一旦戰爭爆發，他們勢將任憑頑強的、物質上優越的敵人所擺布。他們的生活條件是極端的困難——壓低標準的定量供應；沒有足夠的冬季抵禦刺骨的寒風；一個荒無人煙而又危險叵測的地帶；只有最低限度的一點點醫療設備；而且遠在千里之外，長期不能與家人親友相聚。但他們仍然經常是偷快的、積極的並且次心在逆境中儘力而為。有這樣一些朋友為我服務，我感到很幸運和欣慰。

　　我可以在此提一句，我的後方指揮部的軍官們，常常到前線去視察，以便直接提供幫助；這同軍區或軍部的高級軍官們形成了明顯的對照，他們最喜歡堅持他們那些不符合實際的要求，並向遠在戰地的人們索取報告。

　　我的高級作戰參謀(一號參謀)曼諾哈爾·辛格中校打斷了我的休息時間，交給我一份軍部來的電報，這就是把我從吉米塘「召回」的原因。電報是前晚從提斯捕爾發來的。我逐字引述於下(但是避免了軍用縮寫字)：

　　繼續我們172020的02120①，在章勒地區要執行以下部署。甲從10月6日起，派一個連佔領章勒並增援現在駐地的部隊。乙命令一個連到第五號橋，參看我們上面所引電報，現將全部布置在第五號橋北岸地區。任務(1)加強巡邏以控制第五號橋與章勒陣地之間的地區。(2)如可能，作如此布置，與章勒連隊處於互相火力支援的距離以內。(3)肅清第五號橋與章勒之間的敵人入侵。丙立即增派一個加強連(第三連)掩護第五號橋的南岸。該連先帶三天乾糧。如果沒有輕工兵，動用一個排的兵力幫助該連背運給養。答覆收到。

　　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軍部非但不批准我從克節朗河疏散部隊，現在反倒拿士兵當兒戲，像走棋子一樣把我的連和排推向前進。提斯浦爾命令我集結差不多一個營的兵力到從最遠的「前哨基地」，那是一塊無關緊要的地區，離開我們的基地有四天的路程，位於有爭議的領土內，而且受到中國佔有高地的控制。我無法保證那個前哨基地的給養，除了士兵攜帶能夠作戰半個小時的袋裝彈藥以外，我是無法接濟他們彈藥的。這簡直是發瘋。我決定不執行這些指示，除非考爾將軍直接給我下命令。

　　我向軍部打電話，但我只能叫到一個中校接電話(他的姓名已忘記了)。他不能夠(不願意)告訴我軍長在何處；也不能找參議長卡·卡·辛格准將來按電話。他通知我，找不到任何一位高級軍官。我說好啦，在我未能與高級軍官通話以前，我拒絕按電示行動，我就這樣結束了對話。

　　我回到辦公室，情緒很壞。坦率地說，比吉·考爾發來這樣一份無益的、不得要領的命令，使我驚異。他曾看過地形，他知道章勒離扯冬有四天的路程，而且與第七旅的作戰陣地無法配合；即使作為一個和平時期的哨所，在那些條件下，也是毫無辦法維持的。怎麼能夠把500人的部隊部署到那裡？一個排(在正常情況下是30人)，怎麼能夠給他們搬運維持8天一個周期的給養？軍部難道沒有人具有一點最起碼的後勤工作的常識嗎？

　　在一小時之內，第二個電報隨即發來了。這一次在時間次序和安全保密兩個方面分別升級為「火速」與「絕密」。

　　第一「從軍長到第四步兵師總指揮。如果對防守章勒不遵照所頒發的命令，參符本部所發172020的02120和182150的02l30電報，那麼不執行和不貫徹這些命令的軍官將予撤職」。第二要不惜一切代價繼續守住章勒。遵照命令著手建立章勒的防務。複電告知收到。

　　讀了第二個電報，此刻我才認清，寫這些電報的主使者不是考爾將渾，而是森將軍。我認出他那大聲威嚇的口氣。第二電中的威脅性質，第一電中指明向我和我的一號參謀官所發出的不切實際、不符合戰術的指示——都帶有森的一貫作風的氣味，這些我們早就領教了。考爾一定是為了某種原因不在提斯浦爾，在他缺席期間，軍區司令接管了軍部。不論是什麼情況，我決定不遵從這些命令。如果森要撤我的職，就聽他的便。

　　我打電話給達爾維。如前所述，我不願意過早地告訴他關於10月17日「上級司令部」的決定——命令克節朗河—線的第七旅仍留原處，這隻能增加他的憂慮。我曾指望上邊有人——國防部長、陸軍參謀長，任何人——能及時理解克節朗河的部署，在戰術上既不是可以防守的陣地，在給養上又不是能夠維持供應的戰線。但是沒有這樣的人，命令堅持不變。我必須說，對此、我主要責怪比吉——因為這是他的責任：他在親自偵察和從我手中得到給養儲備的統計數字、掌握實際情況之後，應該堅持把部隊撤回來。但他沒有這樣做。(後來我得知)在新德里的會議上，比吉向總理提出了三種可拱選擇的方案：第一，向中國人發動進攻；第二，推遲進攻，但要堅守克節朗河的陣地；第三，撤退到後面的高地。這樣擺出三種方案，顯然意味著這三種行動方針都是可行的。政府、尼赫魯或者梅農，或者任何人勢必選擇中間路線，折衷辦法。對我來說，這是一粒要吞下的苦藥丸——是被我自己的軍長以及我們所有的上級拆了台。現在最苦的藥丸是我不得不把這一切困難轉交我的下級——約翰·達爾維。

　　正如我所預料，我一同達爾維通上電話，他就開始列舉他的一切苦處——他的指揮部的許多問題，後勤供應的無數困難，迫在眉睫的中國進攻。這一切我全知道。我也曉得，要求第七旅從那註定要失敗的河岸線打出去是多麼的不合情理；因為在那河岸線上，他們完全沒有可能抵抗中國的攻擊。但是我毫無辦法減輕他的負擔。我曾堆備抗拒命令不再派部隊前進；如果我認為是精明的話，我也能夠主動地重新安排我的部隊。但這是不能由我選擇的，我不能違反命令放棄一條防線：那將是嚴重的玩忽職守。所以我所能夠做的就是對達爾維堅決，並且保證不論發生什麼情況，也不論他的處境如何，他必須堅持戰鬥——像我們其餘的人一樣——即使這意味著一定打敗仗。我儘可能溫和而又堅定地把這些傳達給他——並且掛上了電話。

　　從那以後，很多人問過我，為什麼我不提出辭職，而寧可被迫把自己的部隊置於如此無望的危境之中。事實上，我曾想過辭職，倒不是在那個時候，而是在那以前的幾天：當時情況在我看來是明顯了，我基於敵我雙方后勒情況的事實提出的建議被駁回了，而德里虛假的政治姿態卻受到贊同支持，看來陸軍最高當局不願意或者無力加以抑制了。後來我曾想過辭職，倒不是在那個時候，而是在那以前的幾天：當時情況在我看來是明顯了，我基於敵我雙方后勒情況的事實提出的建議被駁回了，而德里虛假的政治姿態卻受到贊同支持，看來陸軍最高當局不願意或者無力加以抑制了。後來我拋棄了辭職的想法，有兩個原因。第一，在危機的時候，戰場上的指揮官是不應當辭職或是丟下他們的部隊和崗位的；只有在和平地區或是在參謀機構，如果指揮官認為給他們的命令顯然是不合理而且可能導致災難，從道義上說，他們有自由辭職。第二，我深信，我若辭職，對於提斯浦爾和德里的妄圖虛張聲勢，也起不到抑制的作用——的確它可能對我們的部隊更為有害。不管怎麼說，我認為我不是「辭退」類型的人；我寧願繼續反對我所不同意的政策，也不退卻溜掉。

　　我召集師部現有人員開了一個短會，然後提前吃了晚飯就上床睡覺。那是一個嚴寒的夜晚，我很久不能入睡，因為過去幾周的事件繼續在我的腦中縈迴。到那時，我已深信中國即將發動攻擊，可能就在次日上午。一切跡象都指向這一發展趨勢。回想起來，真痛心，正是我們自己的政策，提供了敵人所需要的一切挑釁，至少在克節朗河前線是如此。

　　我回想比吉所說，關於10月11日在德里舉行的會議，總理和國防部長出席了，參加會議的有全體陸軍高級軍官和外交部與國防部的秘書們。在比吉作了彙報以後，唯一應該討論的問題，是現在應如何使第七旅從它的河岸線暴露的陣地上解脫出來，並且在戰術上適當的地點建立陣地。事實不是這樣，總理選擇了折衷的路線——而這是軍長絕不應當向他提供的路線。在與會的軍界高級官員中或是其它各界的官員們，竟沒有一個人能夠有勇氣或聰明才智，對於這一致命的決定提出疑問。

　　至於把部隊調到章勒，「使之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那是要由森負責的一件危險的蠢事。他親自下令佔據章勒，這是在河的那一邊難以防守的陣地，而且沒有戰術上的價值。我自己的印象是，森要在令人生畏的比吉·考爾到達現場以前，他要作出一些作戰的姿態。(雖然考爾的職位比森低，可是他的名望和他在尼赫魯面前的顯著地位，總有一種使森感到氣餒的力量，森在考爾的面前就顯出一付毫無掩飾的獻媚相。)所以，內於他是小人物，就急忙把部隊趕到章勒，通過他自己私下採取的行動，為自己爭取好的評分。由於比吉(顯然的)不在軍部，森大概覺得這正是他表現自己的機會了。

　　在我的頭腦以，有一百次了，我企圖想清楚：一旦中國發動攻擊，我將如何控制戰局。在自己的頭腦里，我必須對此十分明確，即使我不能讓我的下屬軍官了解我的思想——由於我發現自己的處境獨特。在公開場合，我不得不附和森所發起的並且通過內閣大力推行的虛構計劃。一旦成為命令，它就奇迹般地轉化為軍事戰略：在第四步兵師的指揮下，第七步兵旅將在克節朗河一線的陣地上一決雌雄，並且牽制住中國人，直到印度陸軍聚集力量發動自己的反攻，把敵人趕出印度。我知道不會有這樣的「戰鬥」。因為一旦中國進攻，我們的部隊還擊，在大約半小時內我們的彈藥就會用完。此後，第七旅和在我三個防區的其他部隊都會成為那麼多的「難民」：如果我的部隊不落入敵人手中的話，我的作戰任務就真正成為「撤退難民」。我不知道，歷史上是否有任何指揮官曾經面臨這樣一種令人難堪的任務。

　　就連「撤退難民」也很成問題。我們的部隊處在荒涼而遙遠的高地，只有幾條狹窄小道，根本談不上是道路。很快就要下大雪。部隊只帶有一兩天的口糧——要想獲得食品，到最近的居民點，也要5天到7天的路程——而且那裡還不一定在印度的領土內。沒有可靠的地圖指示我們能夠通過的地區，沒有標明準確的海拔高度，也沒有其他基本的地形資料。

　　我將試圖解釋說明我腦海中的「撤退難民」計劃。我想可分為不同的五組，需要區別對待：

　　第一，在遙遠的西部，在章勒和第五號橋有兩個連完全靠他們自己。如果克節朗河哨所和基地同時受到攻擊，這些部隊不可能回到章多。只有一點可能性，他們繞過章多向北，並且走向嘎坡第一山口和不丹，經過布萊亭向南；但是我未曾要求對這條可能的路線進行偵察，因為那是違反官方政策的。

　　第二，扯冬、第三號橋和第四號橋各組(拉加普特聯隊和阿薩姆聯隊)，第七旅旅部，第九廓爾喀聯隊和在章多的部隊。一旦這些人的彈藥用完，因而成為失去戰鬥力的人群，他們有可能全部走向章多，然後到嘎坡第一山口，最後向南到不丹，經過布萊亭到塔希崗宗，最後到印度。

　　第三，第一號橋、第二號橋各組(第四近衛軍聯隊和旁遮普聯隊)和在哈東山口、色基姆及倫坡的部隊。這批人要在哈東山脊進行抵抗，然後經過倫坡退卻到娘江河谷；如果他們能完全擺脫敵人，一旦到達吉米塘的主要道路，他們才是比較安全的。

　　第四，在兼則馬尼、仲昆橋、布羅昆桑和吉米塘以南所部署的部隊(布羅昆桑是吉米塘以北約一英里左右的一個小哨所，這裡從大路岔出一條去倫坡的小路)。如果兼則馬尼的主要部隊能在炮火之下越過那段危險的小道和兼則馬尼與仲昆橋之間的橋，那麼這一組部隊會有一條容易的通道回來(小道是從仲昆橋的東岸橫穿到西岸)。我的計劃是把這一組(加上以上三個組中任何一組)沿盧姆拉路線帶回到達旺，因為我相信中國人不會同時攻打達旺和克節朗河線。

　　第五，達旺的駐軍。這一支部隊既能打第一仗，又能在彈藥用完時進行恰當的軍事撤退。當然，政治上的約束處不允許預先計劃甚至提出「撤退」兩個字的。然而，我確信卡爾茵·辛格(或者是他的繼任人，第62步兵旅的指揮官)會很好地掌根局勢，因為在一定程度上他擁有一定的人力物力。

　　我自己對未來「戰鬥」情況的預測是這樣：中國人突然而又猛烈地攻擊，我們抵抗半小時，彈藥用完；然後四散潰逃。這是對著名的「紅鷹」師的一種不光榮的預測，但是，假如我能適當地執行我的撤退計劃，至少我可以挽救千萬條人命，以免他們死於那些荒涼的高地。

　　為了保證征戰鬥爆發以後，我能應付事變，我迫切需要良好的通訊，可以同所有的防區和有關哨所取得聯繫。在這一方面，我得到以下兩位很好的協助，我的通訊主任(迪瓦里中校，他最近還到克節朗河地區視察過)和他的第二把手拉姆·辛格少校，後者在吉米塘曾同我在一起。簡單地說，我的通訊聯繫情況如下：

　　後方：與軍部和我在提斯浦爾的後方指揮邵有無線電和有線電兩種聯繫；

　　第七旅防區：與第三號橋有無線電和有線電兩種聯繫，但是我的無線電收音機收聽不到旅部前方各部隊(章勒、章多、第三號橋、第四號橋和第九廓爾喀聯隊)的消息，中部防區：有線和無線電通向所有的哨所——第一號橋、第二號橋、倫坡、哈東山口、兼則馬尼、仲昆橋和布羅昆桑。

　　達旺防區：有線電與無線電均暢通。

　　我的通訊官和全體人員，保證無線電收音機和有線電話操作良好，保證我同各防區和前哨基地保持聯繫沒有困難。所以我有信心，一旦發生戰爭，我能幫助和指導我的部隊。以此作為唯一的安慰，最後我漸慚入睡了：而且睡得很熟——在今後的若干夜晚中，這是我最後一次熟睡。


譯者注
①系密碼代號。

第八章 塔格拉山脊下的中國進攻

10月20日早晨5點鐘，我的勤務兵照例送一杯茶來，把我叫醒。外面天還漆黑而且冷得厲害。我在床上躺了幾分鐘，輟飲士兵給我沖的熱糖茶，但是我的沉思突然被打斷了。哈里·普拉卡希，我的副官，大約在5點半鐘的時候，跑到我的房裡來通知我：剛才接到兼則馬尼來的報告說，該哨所受到沉重的攻擊。我從床上跳起來，匆忙穿好衣服，同時吩咐哈里回辦公室去收聽進一步的消息。

　　幾分鐘后，當我到達辦公室時，我被告知，在第一次報告之後兼則馬尼的電話就中斷了聯繫，再沒有叫通過，無線電也未能與該哨所聯繫上。我確信兼則馬尼已受到襲擊。我也得不到仲昆橋哨所的反應，但是在第一號橋的第四近衛軍聯隊還能保持接觸。他們報告說，他們能夠聽見兼則馬尼方向的激烈炮火聲，他們尚未受到攻擊。我必須從這些哨所獲得更多的消息，以便撤退他們的傷員，還要組織一支「難民縱隊」；於是我派哈里和三、四個通訊兵到仲昆橋的小道上進行巡邏，任務是搜集更多的關於戰鬥的情況，同時作出安排，以便安全地撤退傷員和潰散掉隊的人員。

　　幾分鐘之內，第七旅來電話說，第三號橋、第四號橋和扯冬哨所的拉加普特聯隊受到沉重的襲擊，第七旅旅部也被炮轟，我把這些消息都報告了軍部。

　　到6點半鐘，天剛開始發亮，從兼則馬尼和仲昆橋來的潰散者和能行走的傷兵開始到達。稍後，從兼則馬尼來了一些逃亡者。(後來哈里·普拉卡希報告，他曾幫助許多潰散的士兵從娘江河的西岸過河到東岸，那是在仲昆橋受到重炮轟擊而著火以後，他組織了「接應」渡過急流。)我很高興，沒有看到驚慌的跡象。他們報告，兼則馬尼的守衛者，在彈藥打完之後，就被中國軍隊擊敗了。所有逃出來的，包括自己能行走的傷兵，都帶著他們的武器回來——表現了他們的紀律性和良好的士氣。

　　我向軍部發了一電，要求當天增加直升飛機的飛行架次，因為必須撤退大量的傷員。平日的飛行情況，有四架直升飛機，第一次飛行大約8點鐘到達，然後一整天來回的飛行。我希望，在軍部有神通廣大的人，能從空軍再弄到幾架飛機。但是我怎麼也不會想到，不僅不增派飛機增援，而且上級司令部已經決定停止全部直升飛機的飛行，連平常能使用的飛機，也不再來援救我們了。在戰爭爆發以後，沒有給予我們任何的援助，軍區司令部或軍部沒有派過一個參謀下來看看，不論是高級的還是低級的，沒有發來一箱彈藥，沒有給過一副擔架來幫助救護傷員。在我們危難的時刻、他伯竟然完全把我們拋棄了。

　　我開始盤問從兼則馬尼逃出來的士兵們。他們說，天還沒亮的時候，就開始了攻擊——突然之間，從哨所的四面八方，自動步槍聲和迫擊炮聲響成一片，彷彿他們的四周全是敵人。差不多同時受到攻擊的仲昆橋來的生還者，也說他們被「包圍了」。(我認為他們的真正意思是說，從河的兩岸，從前線來的炮火都對準了他們。顯然，返回吉米塘的道路尚未被切斷。

　　大約7點半鐘的時候，來自第七旅的進一步的報告，證實了我對克節朗河前線最為擔憂的局面：

　　1.大概第三號橋和第四號橋的拉加普特聯隊已被完全壓倒，因為那裡的射擊已經沉寂下來；

　　2.扯冬哨所已被佔領，看來那裡沒有倖存者；

　　3.大概在其他哨所被攻擊的同時，第九廓爾喀聯隊第一營也受到攻擊，但是他們仍在堅持著戰鬥(他們的哨所位於旅部的西南，在一個較高的山嘴上，因而處於較好的作戰位置)；

　　4.章勒或第一號橋(第四近衛軍聯隊)或第二號橋(第九旁遮普聯隊)尚未受到攻擊。

　　既然第七旅旅部已經無力協調克節朗河沿岸的戰鬥，達爾維要求批准把他的旅部撤到章多。情況十分緊迫(要防止旅部的文件被敵人繳獲)，我立即批准他的要求；我還說，在他行軍期間，我馬上親自飛往該地，以掌握第七旅的戰鬥。達爾維放下他的耳機，那是我最後一次同他或他的旅部通話。

　　我已經決定去章多。那裡的無線電系統顯然發生了故障，因為我們已叫不應他們了。拉姆·辛格少校建議，送去一個更換的機子——實際上他自己要帶著機子乘飛機去。我決定和他—道前去，不僅為了在第七旅旅部調動期間，我要注意觀察戰況的發展，而且我希望能夠監督著章勒的撤退。森的魯莽行事，已使這個哨所處於危險的困境，為了挽回上級司令部不負責任的行動所造成的損失，起碼我所能做的是保證哨所得到拯救。很明顯，那時候中國人不打算超過仲昆橋再向娘江河前進；不管怎樣，破壞了仲昆橋，至少給我們一天的喘息時間。

　　我叫維諾德·塞加爾準備好直升飛機，和拉姆·辛格一起動身去機場。然而，當我們把無線電機裝上飛機的時候，塞加爾對於超重表示反對。他說，他不反對違反規定多攜帶一位乘客，但他無論如何也不能冒險再帶一架沉重的無線電機和附加的配件了。在那樣的高度飛行會發生問題的。我的第一個反應是告訴拉姆·辛格等待下一次飛行，但他據理力爭。他說，為章多建立無線電裝置更為重要，否則我去到那裡也無法通訊聯絡。反正，機子和零件都已裝上了飛機運載架。拉姆·辛格還辯解說，去章多的飛行時間，來回只要20到25分鐘，他們把機子送到就回來。這個意見更合理，所以我就走下飛機，讓拉姆·辛格前往章多。

　　吉米塘傷員人數的增加，使我越發擔憂；在幾小時以內，肯定還會大量增加。我親自打電話給軍部，希望卡·卡·辛格按電話。但是他仍然迴避同我講話，我永遠猜不透這是什麼原因。我要求傳話給軍長和參謀長，提出我的緊急要求如下：

　　1.因為沒有炮兵支援作戰，我迫切要求空軍給予近距離的支援；不然，我就不能解救我的部隊，甚至不能撤退傷員。

　　2.必須分配若干額外的直升飛機，為撤退傷員之用。對於我這些激動得發狂似的要求，結我答話的參謀卻冷淡地通知我說：「除了你擔任第四師師長的職責以外，現在你也行使第四軍軍長的職務！」他不能(或是不願)告訴我軍長在何處。

　　這的確是一件驚人的事，完全顛倒了軍事上的程序。到目前為止，軍長不在，一直是軍區司令從軍部發布命令。現在戰爭已經開始，總算是處於戰時狀態了。軍區司令卻把指揮第四軍的責任扔到我頭上，而我是在遠離軍部的前方，無法取得聯繫的。

　　在此，我應該提一下，我向軍部提出的一切要求，不是予以拒絕，就是置若罔聞。沒有給我增加直升飛機，中國人剛一出動，他們立即停止了正常給倫坡和章多的給養空投。我要求空中支援也未獲同意。後來我才知道德里的最高當局作出了決定，為了進攻的目的，不得使用空軍，因為害怕中國空軍報復，轟炸印度的城市。在我們的最高當局所作出的決定中，這可能是登峰造極的膽怯而愚蠢的了。因為我們在地面上處於相當的劣勢，而在空中則有絕對的優勢，不但在數量上，而且由於中國的飛機從海拔15000英尺的機場上，不能有效地進行作戰飛行，這一點後來我們的空軍也是承認的。由於採取了虛張聲勢和嚇唬、訛詐的政策，導致我們的部隊處於危境，而當攤牌之際，當局又拒絕提供把我們從毀滅中拯救出來的唯一手段。

　　快到中午的時候，我忽然意識到塞加爾早應從章多回來了。我推測他一定是在降落時不小心關閉了發動機，現在再發動它又有困難，因為在12000-13000英尺以上的高地，所有的發動機在發動時都有一些困難。我本想親自去章多，但現在我的工作頭緒太多，不能長時間離開指揮部。因此，我派威廉士空軍上尉去營救塞加爾，並且把拉姆·辛格帶回來。

　　後來，不到15分鐘，我接到布羅昆桑哨所的報告說，他們看見一架直升飛機在附近墜下，駕駛員好象是安全的，甚至在那時候他還向吉米塘前進。過了大約十分鐘，威謙士沿著小路走來，顯然一副很驚慌的樣子。

　　據威廉士講，他到達章多上空的時候，能看到高原上的部隊「在匍匐前進」，以為是我們的軍隊。他清楚地看見塞加爾的直升飛機平安的停在地面上，顯然發動機已關閉。他開始盤旋下降，但是受到陣陣機槍的射擊，當時他離地面大約有100英尺。直升飛機被擊中，他不得不採取規避動作趕快離開。然而，不久他注意到油壓表的指針迅速下降。剛過了倫坡，他的發動機最後失靈，但他很幸運在布羅昆桑附近安全地被迫著陸。

　　損失了我的兩架直升飛機，是一個嚴重的打擊——除此之外，我更加擔心拉姆·辛格和維諾德·塞加爾的命運。然而我沒有時間細想這些問題；我的參謀通知我，第九廓爾喀聯隊已失去空中聯繫。我推測，當他們的彈藥用完時，他們的英勇戰鬥也已結束。可是章勒還來電報告：「西線一切寂靜」如前。

　　我將最新情況轉報提斯浦爾，並且再一次要求，最大限度地出動直升飛機的架次，以便帶來援軍和撤出傷員。因為我自己毫無辦法行動，要求再給一架貝爾型直升飛機放在吉米塘。提斯浦爾毫無反應；對我的要求根本不理睬，這種態度使我十分迷惑不解。不僅如此，像以前一樣，我不能找到任何高級指揮官或參謀說話。確確實實我們被隔離了。在這樣的時刻，人們殷切地期待著上級司令部的支持，他們很可以減輕我們的困難。但是他們一言不發，不盡舉手之勞以減輕我們所承受的重擔。

　　鑒於最新的形勢發展，我的第一項任務是，重新安排我的計劃。我決定努力拖延哈東山口——仲昆橋一線的敵人。在色拉姆——哈東山口有第四近衛軍聯隊的一個連；在仲昆橋陣地的正南方，有第十三道格拉步槍隊的大約30人，可作掩護。留待我做的，只有把第九旁遮普聯隊和第四近衛軍聯隊撤到哈東山口，以免他們陷入克節朗河谷的一場無意義的戰鬥。所以我決定發出緊急命令，從第二號橋和第一號橋撤退。

　　剛過中午，我傳達了以下命令：

　　1.第九旁遮普聯隊撤到哈東山口；立即開始行動。如有可能，他們應隱蔽地撤退，避免取道眾所周知的路線；

　　2.第四近衛軍聯隊下午五時以後開始撤退；在哈東山口與旁遮普聯隊會師；

　　3.批准章勒的第九旁遮普聯隊放棄哨所，並且盡自己的可能通過不丹，向南逃跑。

　　我親自對第九旁遮普聯隊和第四近衛軍聯隊的指揮官(分別對米斯拉中校和哈里哈爾·辛格中校)講了話。他們都鎮靜地接受命令。直到那時，他們一直以值得表揚的熱情執行他們的任務；即使現在，他們也顯得不匆忙地離開自己的陣地。他們尚未受到攻擊，我希望他們很快到達哈東山口，雖然令人痛心地缺乏彈藥，但是從那個在戰術上合適的陣地上，他們可以戰鬥一場。

　　到了黃昏，事態變得十分可怕了。第七旅確確實實在我前面潰散了。我絕無可能再牽制敵人的前進，因為很明顯，他們部署了整整一個師在攻擊。我仍然希望做的事，就是進行某種阻擊戰；但只有在21日天亮之前，第九旁遮普聯隊和第四近衛軍聯隊能夠到達(如我仍在希望的)哈東山口一線，這種阻擊戰才有可能進行。(然而，後來我才知道，敵人已經插入克節朗河前線與哈東山口之間。兩個聯隊都在突圍，但是他們到不了哈東山口了，因為敵人當時已佔領了哈東山口。)

　　同時，傷員在繼續增加。除了10月20日已經集中在吉米塘的那些傷員之外，又從兼則馬尼來了30多人。現任，沒有工具撤運他們；他們只有被丟棄在原地。只有那些自己能行走的傷員，蹣跚地走到吉米塘的直升飛機場，那裡他們可以得到一點急救；但從吉米塘，他們再也不能撤退了，因為我提出增派直升飛機的要求，軍部和軍區司令部都令人莫名其妙地末予響應。(戰爭爆發以前，有幾個星期，全天飛行的那些直升飛機，在10月20日，第一批出動了四架之後，就停止飛行了。)

　　到10月20日止，我對形勢的總結如下：

　　1.在上午7時以後，第七旅旅部再無消息；

　　2.兼則馬尼、第三號橋、扯冬、第四號橋和章多都被佔領；少數的部隊倖免於死，但不是受傷就是被俘了；

　　3.命令第九旁遮普聯隊從第二號橋，第四近衛軍聯隊從第一號橋撤到哈東山口；但他們能否照辦，就不得而知了；

　　4.告訴章勒的支隊，儘可能經過不丹，逃脫出來。

　　這一切發展情況，我們都經常保持向提斯浦爾報告，但是那裡仍然沒有作出任何反應。本來，這是合乎情理的，希望在我上面的直接上級(現在是軍區司令)或者至少他的一位高級參謀，在10月20日一早到吉米塘來親自估計形勢，並且發出進一步的作戰命令，但竟無一人前來。

　　在敵人取得這些成功之後，很明顯，他們將不失時機地攻打哈東山口和吉米塘。因而我急切地等待第九旁遮普聯隊和第四近衛軍聯隊的消息，可是一點消息也沒有。直到10月21日早晨，第九旁遮普聯隊和第四近衛軍聯隊都末到達哈東山口。10月21日，天剛發亮，我接到倫坡來的報告說，中國人已經佔領哈東山口並向色基姆進軍。現在，在中國人與吉米塘和倫坡之間，已無任何阻礙，所以他們襲擊這兩個重要地方，只是時間問題了。

　　我再度要求增加直升飛機的飛行架次，但是依然得不到軍部的保證。

　　在21日天亮不久，的確有一架直升飛機在吉米塘著陸，但是這架飛機是派來撤退空軍人員的。我派我師的高級軍醫官莫伊特拉上校乘飛機帶著指示回去，企圖說服軍部的參謀，我們迫切需要直升飛機撤退傷員，並且說明在三個小時內，至少到上午9點鐘，他們可以安全地在吉米塘降落。我聽駕駛員說，在達拉姆嘎機場，停放著四架直升飛機；到吉米塘來不要半個小時的飛行時間。我也聽說，軍區司令本人在達拉姆嘎。我枉費心機地期待著，但是再也沒有直升飛機飛來。

　　我召集我的師部人員和第十三道格拉步槍隊的指揮官(奧伯羅伊中校前一天剛到來)開了一次會議。我下令銷毀全部文件；告訴他們準備後撤。不需要的人員立即開始撤退。第十三道格拉步槍隊的一個排，連同其他的零散部隊，掩護師部撤退，儘可能地進行阻擊戰。我決定除了第十三道格拉步槍隊以外，我自己的衛兵最後離開。因為我考慮，這是防止驚慌的最好辦法。

　　全體官兵都充分認識到，我們的處境極端危險，很多人以前從未打過仗；但是他們的舉動，全都像是久經戰場的老兵。我圍著環形防線走了一圈，看見步兵們守住他們的哨所，並且用望遠鏡在仔細瞭望農村有無敵人的跡象；通訊兵操縱他們的無線電機或電話機，冷靜地在處理收入和發出的通訊。最艱難的工作是，陸軍醫療隊的人員，他們在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搶救傷員。師部人員正在收拾文件，準備銷毀。看到這一切我才知道，到了要下命令執行破壞固定的設備，放棄哨所並準備撤退的時候，該是多麼困難啊！

　　大約上午9點鐘，倫坡的軍官(第九旁遮普聯隊的馬立克少校)報告，看見很多敵人從色基姆向下走，顯然是去吉米塘。最後我發出警告命令，要把倫坡的全部裝備和倉庫毀掉，全體人員下到吉米塘來，並且抄近路到山谷，經過薩客地直接去達旺。現在，從吉米塘可以偶然看到一群中國人，在哈東山口遙遠的山坡上，從色基姆下來，走向吉米塘直升機場。然後我向提斯浦爾彙報了最新的情況，並且告訴他們，我決定撤到達旺。

　　最後，我為撤退發出正式的命令。等到主要的無線電機毀掉了，密碼銷毀了，我和卡爾茵·辛格准將、曼諾哈爾·辛格中校以及手提無線電機的人員一行才離開。

　　我首先到吉米塘以南，只有半英里路的直升機場(舊機場)，我等待在那裡，直等到除了道格拉排以外的每一個人都走了，仍然沒有看到驚慌失措的現象；在那種情況下，這真是人們可能期望到的最有秩序的行動了，但是所有的人的臉上，都顯露出失望的情緒。當我還在機場的時候，我看到了兩架直升飛機在頭頂上盤旋，(就在吉米塘以南)飛得頗高。有一架下降低飛，大約離山谷100英尺，就在我們頭頂上空盤旋，肯定看見了我們讓他們降落的信號。然而，它決定不著陸。最後兩架飛機都轉回去了。後來我聽說，森就在其中的一架飛機里。他本來可以很容易地在較低的機場或山谷的其他地方降落。(從天亮到上午9點鐘之間，一切交通工具都可以通行，直升飛機很可以飛行幾個架次。)

　　後來我才得知，這最後兩架直升飛機的飛行，被譽為「軍區司令英勇的努力」，是要著陸並去控制局勢的。然而，事實上儘管我們向他們打信號，召喚他們下來，而且敵人離吉米塘還有幾個小時的距離，但那架直升飛機根本沒有打算在機場附近的任何地方降落。

　　我離開機場，起程上山去薩客地，大約下午5點鐘才到。我通過無線電，向提斯浦爾報告了我的所在地。

　　在薩客地有一個工兵排，由一位青年軍官指揮。我簡單向他介紹了形勢，並且命令他率領一個小分隊去到娘江河的西岸，任務是至少要保留一座小橋暢通，以便即將到來的部隊過河。後來我聽說，這位軍官驚恐萬狀，匆忙破壞了所有的橋樑。幸虧還有一座橋沒有完全破壞，還能使用。

　　薩客地離吉米塘10英里(大約一天的路程)。當我到達薩客地的時候，我已極度疲勞，但是我非常關切達旺的安全。我決定堅持向前趕路，到盧姆拉的下一站是12英里，步履艱難地爬上12000英尺的南坡。我到盧姆拉是大約早晨兩點鐘。那裡有一個電話機，我與達旺通了話。我聽說軍區司令已在達旺降落，並在那裡過夜。

　　從21日上午10點鐘，直到22日早晨3點鐘，我一直行軍，包括22英里的多山地帶。實在是精疲力竭了，我躺下就睡熟了；但是僅僅睡了兩三小時。早晨6點鐘我起來了，因為我必須看看盧姆拉的防禦工事。我同古倫上尉圍著兵營轉了一圍。邊境修路機構的分局指揮官也在盧姆拉。我向他講了形勢，並且發布保衛哨所的詳細命令。我命令古倫上尉負責保衛該哨所，直到奧伯羅伊中校(第十三道格拉步槍隊)來接管為止。

　　然後我向達旺打電話，並要求同森將軍講話。軍區司令拒絕接電話。相反，正當我將要動身去達旺親自我他的時候，我接到命令叫我留在盧姆拉。我很納悶，這一切究竟是為什麼。我突然想到，或許他們要派一架直升飛機來接我們這一群人；但一詢問，我被告知在達旺沒有一架直升飛機了。連21日軍區司令所乘的那一架也已回到提斯浦爾，並沒有按想象的那樣帶軍區司令回去。事實上，森將軍也違反了他自己的意願，被困在達旺，這使他很不高興。但是，對於下令讓我留在盧姆拉，我仍然感到摸不著頭腦。儘管如此。我服從命令留下來，但我告訴卡爾茵·辛格，他直接負責保衛達旺，應該盡其所能，儘快趕往達旺，研究一下作戰的形勢，並且向我提出建議，今後我們應該如何行動。

　　第二天(22日)上午大約9點鐘，我最後得到通知說，現在我可以去達旺；於是我就起程，下午6點到了達旺。

　　一到旅部，我就要求見森，但是聽說，軍區司令堅持在達旺3英里以外的直升機場紮營住宿，為了就近等候，免得誤了乘坐在達旺降落的第一班飛機。我打電話約見他，但是他的參謀長西巴爾准將說，當晚森不能見我。

　　一個關心國家安危(截然不同於他個人的安危)的軍區司令，特別是考慮到達旺現在處於嚴重威脅之下，應該設法儘早地與下級指揮官取得聯繫。可是森的大部分時間(在達旺等候他的參謀告訴我)都用於給提斯浦爾打電話，命令他的直升飛機返回達旺來撤退他自己。他和他的參謀長，沒有一個人關心保衛達旺的準備工作。

第九章 達旺的陷落

因為軍區司令繼續拒絕「接見」我，於是我決定自己採取主動，就自己力所能及來對中國作戰。為此，我首先站定第四軍軍長的地位，對形勢作了一次全面的估計——然後再以我作為師長的身份考慮問題。我聽說第四軍軍部的高級工程參謀拉加瓦德准將，在卡爾茵不在的時候，一直堅守在達旺的堡壘，他現在達旺某地，而且事實上，那天早些時候，他參加了軍區司令召開的作戰會議。因此，我派人把拉加瓦德「兄弟」請來，我也儘力尋找第六十二步兵旅的少校參謀，聽說他是該旅旅部的先遣人員來到達旺，而且也出席了森的會議。

　　拉加瓦德告訴我關於這次會議的情況和軍區司令作出的防禦計劃。但是，我不懂得這計劃的用意何在。拉加瓦德證實了，森似乎一直在泛泛地談，不太顧及實際情況；森講到除了兩個步兵旅外，不久還有裝甲團到達旺。好像再沒有另外的人聽說過將有這些援軍到來的消息。此外，在達旺山區，我們最不需要的是一個坦克團，因為坦克很可能從陡峭的山坡和險峻的山峽翻滾下去。再進一步說，我們有過去的前例，即使坦克來了，卻沒有必要的彈藥或汽油。至於兩個步兵旅，我當然用得上——但是我對森的宣布是不抱希望的。一個稍有後勤常識的人都會懂得，以我們現在有限的人力物力，那樣大的部隊是不能在兩個星期以內空運來到達旺的。

　　拉加瓦德說，在他看來，森是完全漠視第四步兵師的。可能因為他對自己曾經作過的事，現在感到慚愧——但更可能是因為他認為第四師已經完蛋了。在會議期間，任何軍部的軍官，對這個問題或其他有關的問題提出反對意見，據說都受到制止或被駁回。一切都十分令人迷惑不解——在這種混亂狀態之中，完全沒有可能安排做些建設性的工作。

　　我去見軍區司令之後不久，一位參謀交給我一份從提斯浦爾來的特急電報，大意是，據可靠的情報來源，中國將在10月23日攻打達旺。我立即把電報交給軍區司令。使我吃驚的是，連這樣的電報，他也不作任何反應，卻繼續把自己隔離在直升機場。

　　卡爾茵·辛格准將和我的第一參謀曼諾哈爾·辛格中校，以及拉加瓦德准將和第四軍奈爾准將全都集合在達旺旅部。我和他們討論了最近的局勢。在我看來很清楚，一個時期以來，我們把達旺暴露於嚴重的危險之中。但是，在攻打了克節朗河之後，中國的威脅來到達旺如此之迅速，卻十妙令人吃驚。我們這些人，對保衛達旺和門巴人的安全，負有主要的責任，現在眼看敵人要對這個顯要的宗教和政治中心，施加巨大的壓力，我們卻成了無能為力的旁觀者。

　　除了第一錫克聯隊和炮兵部隊以外，所有其他部隊原來部署或指定用來保衛達旺的，都被推向克節朗河前線，現在全部完了。第四高爾瓦爾步槍聯隊的兩個連最近開到了，並且在沙則附近——沿著讓地區小路的一些陣地接防；但是，原來計劃保衛達旺的整個布置，被徹底打亂了，達旺防禦的基本潛力已經大大削減了。

　　以我現在所能支配的部隊——一個半步兵營和一些缺少彈藥的支援武器——達旺實際上不能抵禦—次猛烈的進攻。對此我深信不疑，並且決心把所有的部隊從達旺撤到色拉，如果森能批准，我將從色拉進行一次主力軍的戰鬥。

　　當我完成了為撤到色拉而擬定的預備計劃，天已很晚。我決定次日上午去見森，即使這意味者我強迫他接見我。

　　10月23日一早，天還未亮，我收到一份電報，在棒山口的阿薩姆聯隊受到攻擊，而且全部被殲。敵人甚至正在集結兵力準備攻打通潘拉的錫克連，該地在達旺北邊只有大約15英里。據報道，在沙則一讓地區附近，高爾瓦爾聯隊正受到炮轟。

　　我派人把我的參謀和卡爾茵·辛格准將找來。我告訴他們，既然軍區司令碰巧在達旺，我要請他作出決定，究竟我們是在現有陣地作戰，還是撤到色拉，色拉是一個很堅固的陣地。

　　我走到軍區司令的小茅屋。在我幾次響亮地敲了他的門之後，軍區司令決定要露面了，但是很生氣地問是誰。

　　我回答：「我是尼蘭詹·普拉沙德，先生。」

　　在長久停頓之後，他很惱火地問我，現在是幾點鐘。沒有等到他的允許，我就把門推開，進入他那燈光微弱的屋裡。

　　我粗暴地說：「別管時間了，我有情況向你報告，中國人已經攻打我們在棒山口的邊境前哨，而且把它摧毀了。他們的下一個目標很可能是達旺。」

　　森在床上掙扎著半坐起來。在暗淡的燈光下，他面容憔悴而且在發抖。

　　他說，「叫西巴爾來。」我沒理睬他，卻繼續闡述我認為現在我們應該採取的行動，我描繪的作戰局面如下：

　　(1)只有第一錫克聯隊(在棒山口正南方)，是根據戰術上的要求部署的，而且處於有準備的狀態，據有堅固的防禦陣地，還可以得到山炮的支援。

　　(2)中國人很可能越過錫克聯隊，經過沙則小路向色拉推進。

　　(3)高爾瓦爾聯隊的一個連在沙則匆忙準備的陣地，阻擋不住中國人；所以我們可以預料，中國人在幾個小時以內到達讓，然後直趨色拉山頂。

　　我作出這種直接了當的但卻不誇張的估計，是為了刺激軍區司令，使他採取行動。正相反，這對他的震動太大，他似乎癱瘓而不能動作了。他毫無表情地凝望著屋頂，過了一會，他又要求叫他的參謀長來，我到隔壁把西巴爾請來。

　　森告訴西巴爾，「打電話要求立即派一架直升飛機來，我必須回德里去報告。」西巴爾出去執行他的吩咐；森繼續斜倚在床上，似乎是真的癱瘓了。

　　由於情況緊迫，我得從他口中獲得至關重要的決定，因而我繼續說明：「現在擺在我們面前有兩種選擇，第一，在達旺戰鬥到底，但是這樣，我們很快會被壓倒。不然，就把可以撤退的部隊全部都撤到色拉去；在那裡，我們利用從提斯浦爾能夠調來的一切人力和物力，把那個陣地建立起來。可是，首先你要立即作出決定，我們才能撤到色拉去。

　　使我吃驚的是，森不理睬我的問題。事實上，他好像沒有聽見我所說的話。他一心挂念著直升飛機怎麼還沒有來，他大聲叫喚西巴爾，問他打通了電話沒有。

　　「先生，我必須馬上得到你的決定，」我催促他，「如果撤離達旺，我們在一兩小時以內就要行動。」

　　「你是師長和軍長，」森最後答覆說，「你看著辦吧！」

　　我對自己說，第四步兵師恢複本職工作啦！

　　我對森說，純粹出於軍事考慮，決定了我們撤到色拉，但是對於門巴人的安危，特別是達旺寺廟，我們是負有重大責任的。森回答說：「不管你作出什麼決定，我一定向德里報告」；他再一次查問要求直升飛機的電話打通了沒有。

　　我說，如果是那樣的話，我就撤到色拉；但是由於我是在極大的壓力下撤退的，我需要得到各種可能的支援。我建議，在提斯浦爾不管能夠集結多少部隊，全部都要調到色拉去準備防務。至於達旺寺廟，我建議在廟上升起一面白族，以免敵人破壞。軍區司令答稱，他沒有部隊向色拉調派。至於廟裡的和尚，森說他比我更了解中國人：不論掛不掛白旗，他們將把和尚、門巴人和在那裡的任何人全都殺光。因為我和軍區司令談不出結果，我把計劃概要對他重說一遍就走了。

　　就在機場的上面，在一個山脊上有一個炮兵軍官的食堂，我走進食堂打電話，要我的師部人員到這裡來會見。我不願失去機會看一看下面機場上的兩位客人，我決定舉行一次現場作戰會議。

　　卡爾茵·辛格和所有在場的軍官，在半小時內都集合到食堂。我向他們作了形勢分析；然後告訴他們，這是我的決定，撤到色拉去。我用明確的語言講明意圖：

　　意圖：第四炮兵旅立即與敵人脫離接觸，帶著全部可能帶走的武器與裝備撤到色拉去。

　　然後，我向他們講明後勤及其他方面的一些詳細情況，並且告訴他們，我要搶先趕到讓地區，調動更多的運輸力量，從那裡幫助撤退工作。全體軍官都冷靜地接受了我的命令。散會之後，分頭回到各自的崗位。卡爾茵·辛格正表現出是一個有經驗的內行炮手，他最關心的是他的炮。他說他將努力把炮都拉出來，但也可能必須破壞一些。他要求我從後方儘可能地多調撥一些吉普車給他。我毫不懷疑，卡爾茵會很好地執行他的任務。

　　當我在發布命令時，軍區司令正在食堂前面的一片草地上踱來踱去。我提議送一杯茶和一些早點給他；但是，當他一聽見從提斯浦爾飛來的直升飛機的響聲時，他立刻就向機場奔去，拒絕了我們送給他的茶點。他在機場翹首望著飛機，飛機剛一著陸，便立即登機起飛了，沒有對我們任何人說一句話。至少可以這樣說，軍區司令在下級軍官面前的表演，是不能鼓舞人心的。

　　倒是西巴爾一如既往地和藹而周到，當直升飛機快要降落的時候，他走到我面前，提議帶我和他們一塊回去。他解釋說，因為我現在是代理軍長，可以要求回到提斯浦爾。但是，不論他的提議多麼具有吸引力，我覺得作為軍長，我到色拉比回提斯浦爾更能多做些事，所以我謝絕了他的好意。

　　我得到報告，在納·卡·拉爾准將指揮下的第六十二旅正調來東北邊境特區。拉爾本人已動身前來達旺，但我不能等到那時同他會面了。我給他留下一份書面命令，大意是，盡一切可能就地集合部隊，負責保衛讓地區和色拉。當我剛要動身去讓地區時，碰巧會見了拉爾，我又口頭向他作了指示。

　　讓地區離達旺大約只有12英里，但它是在我的撤退計劃中，處於戰術上關鍵的地位。簡單地描述卡門北部的地形，或許有助於讀者了解我為何如此重視保衛讓地區的原因。

　　達旺地區是一個寬廣的山嶽地帶，它從南邊的達旺河開始(高度約7500英尺)，一路徐徐上升到棒山口，大約高達15000英尺，位於達旺以北18英里。達旺在山坡的半中腰，是由一塊塊高原、山脊和居民區所組成。公路從達旺到了讓地區就急轉直下到達旺河，公路到此要跨過一個很深的峽谷；在這裡架了一座木結構的橋，橋已加固，可通行車輛(正待最終改稱為九級橋)。這座橋是渡過水深流急的達旺河的唯一通道。因此，在讓地區待命警戒的一個衛兵，在適當時機炸毀該橋，就可以阻擋中國人，推遲他們的前進，使我們贏得時間，在色拉建立陣地和挖壕固守。相反地，如果過早地把橋炸毀，就可能把我們的部隊都陷在河對岸的達旺一邊。在讓地區守衛這座橋，並且及時地破壞它，則是一項關鍵性的任務。

　　在達旺，我還有一件事必須要做：與政治官員取得聯繫，把放棄達旺的計劃告訴他，特別是要問他，是否需要我幫助撤離當地的門巴人——尤其是著名的達旺寺廟的和尚和庵堂里的尼姑。我派人傳話給蒙古亞先生，我急於要見他。

　　我願強調撤離門巴人的重要性——至少對那些願意撤離的人而言。門巴入是愛好和平的，信奉喇嘛教，但是對西藏人並不特別友好。西藏在德讓宗直到1951年都委派有錯本①，他常常強迫門巴的青年男女到西藏的喇嘛廟和尼姑庵去填補空缺。這種高壓措施在當地不得人心。六十年代初，印度軍隊進駐門巴國②，當地居民對印度部隊表示很大的熱情和忠誠，也不隱瞞他們對中國人和西藏人的厭惡。在東北邊境特區的門巴人，比大多數其他部落的人，更為堅定可靠地擁護我們。這就是我之所以不願在危難時捨棄他們的原因。如果他們之中的任何人，為了怕報復而願意撤離，我覺得，我們在道義上說必須提供他們各種方便。我從來不相信森將軍聳人聽聞地預測中國人可能作出的反應，但是我肯定地認為，中國人很可能對門巴人採取某種懲罰行動。

　　蒙吉亞很快來了，他同往常一樣，很自負，不煩惱。當我告訴他關於我要放棄達旺的時候，他泰然接受了，雖然他未曾預料到會如此。自從我們一開始同中國對抗，他就是一個持這種主張的人，認為只要政府讓他同中國司令員談判(的確中國部隊常常提出這種要求)，他就能夠使局勢得到緩和。現在，當政府的政策以災難與屈辱告終的時候，他並不浪費時間反過來責備我們，說他「早就告訴你們會如此的」。現在他所要做的，就是回辦公室，準備撤離。

　　我告訴他關於棒山口的情況，雖然山口已被攻克，那裡的錫克部隊還在阻擊中國人。我說我預料高爾瓦爾部隊是首先撤出的，然後是旅部，最後是錫克部隊；他們在天黑時從前線「散開」，次日天一亮就脫離接觸。當我問及喇嘛們的時候，蒙吉亞覺得他們沒有一個人願意離開寺廟。儘管如此，我還是告訴他，如果他需要任何幫助的話，就找卡爾茵；然後我強烈地建議他要求寺廟的主持人，立即在寺廟和尼姑庵升起白旗。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按照我的勸告做了，但是結果證明中國人是文明的敵人，完全不像自稱無所不知的軍區司令所說的那樣。

　　在我滿意地看到我的命令已經傳達下去並為各有關方面所理解之後，我偕同拉加瓦德准將，奈爾准將，曼諾哈爾·辛格中校和我的副官一起動身去讓地區，時間大約是11點鐘。直到那時，沒有關於中國人第二次攻擊棒山口的報告。




　　在此，我想暫停敘述，為了給讀者提供一個簡要的背景情況，關於保衛達旺的作戰計劃，導致了10月23日在棒山口的戰鬥和後來的撤離達旺。

　　1959年拉薩發生叛亂，達賴喇嘛戲劇性地經過達旺逃到印度；此後，中國人在西藏—東北邊境特區的邊境上開始施加壓力。當時責任完全落到阿薩姆步槍隊的頭上。後來決定在東北邊境特區部署軍隊。1959年11月，印度第四師從安巴拉調到東段；該師的第七旅，當時由英雄轉輪獎章獲得者帕利特准將指揮，被調到卡門邊區。那時候，只有一條吉普車小路通到邦迪拉，再向前去就得步行了(到達旺往返一趟要14天)。因此，第七旅繼續駐紮在邦迪拉和登加山谷，只有一個營向前推進到達旺。

　　邊境修路組織，承擔著修築一條全程公路到達旺。隨著公路分階段地向前推進，第七旅的後勤供應能力也提高了。在1961-62年期間，在大英雄轉輪獎章獲得者蘭比爾·辛格准將和後來的達爾維准將的指揮之下，從第七旅調派去保衛達旺的部隊日漸增多。

　　1962年8月，在卡門邊區的公路路線情況如下：從提斯浦爾到德讓宗是一條全天候都能通行三噸車輛的公路；德讓宗到讓地區，好天氣是能通行一噸車輛的公路；讓地區到達旺，是好天氣能走吉普車的路；達旺到盧姆拉是騾子路；盧姆拉到倫坡，只有當地山裡的小馬能走；從倫坡再向前(就是到克節朗河河谷)只有腳夫可通行。

　　由於這些條件的限制，在達旺，從後勤上說，最多能夠維持供應第七旅的不到一個營(炮兵部隊包括野戰炮、重迫擊炮和山炮各一個連)。該旅的第三營駐紮在登加山谷(在邦迪拉以南12英里，離達旺大約100英里)。

　　當建立扯冬哨所時，第九旁遮普聯隊從達旺推進到倫坡(主要由空運維持)。然後，在1962年9月，森將軍強迫下令第七旅向前調到倫坡。這樣，不但達旺前方的給養系統不能保證供應，而且達旺地區的防務也遭到破壞。因為僅有第一錫克聯隊的一個步兵營留守達旺——當然，還有炮兵部隊。後來，第四近衛軍聯隊(最近到達登加山谷)也被調去倫坡。

　　與此同時，軍區司令部命令把第六十二步兵旅從拉姆加爾(靠近比哈爾邦的蘭奇)調到達旺，代替第七旅。該旅的一個步兵營(第四高爾瓦爾聯隊)在10月的第二周開始到達達旺。到20日，當進攻開始的時候，旅部和兩個連的部隊都已集中於達旺，接管防禦任務。

　　同時，我安排第四師炮兵旅指揮部(旅長是卡爾茵·辛格)暫時指揮達旺的防務。這是一種特別安排，但是連這個安排也未能落實，最後卡爾茵在10月19日乘直升飛機到吉米塘來見我，當時中國的進攻已開始，當然他就困在那裡了(儘管他及時返回達旺，指揮一次有秩序的撤退)。軍區司令僅在這一次對形勢作出了迅速的反應，他派拉加瓦德准將(第四軍軍部的主要工程參謀)乘直升飛機到達旺，接管那裡旅部的「代理行使職務的」指揮。第四軍炮兵司令奈爾准將也同拉加瓦德同機前來。

　　達旺的防禦，以前是由不足一個營兵力的旅部來擔任，現在有一個半營兵力駐守了；不過，這半個營是剛剛到達的，並且只有隨身攜帶的袋裝彈藥。這支部隊將獲得以下火力的支援，即一個野戰炮連，一個山炮團，一個重迫擊炮連和一個重機槍排。幸虧這些支援火炮都有一級標準的彈藥儲備(在正常情況下，可供作戰一天之用)。但是，地理範圍大廣，防禦任務艱巨，不是這樣一支小部隊所能承擔的。

　　達旺是居民點分佈很廣的一個集合地：有寺廟村落，尼姑庵山脊，政治官員的聚居區，阿薩姆步槍隊和陸軍兵營，山下的直升飛機場以及分散在各處的建築物。這些居民點散布在五、六平方公里的地區，半隱半現地靠在兩大山脊之間的山坡上，山脊是從喜馬拉雅山向南延伸到棒山口分開的。達旺本地作為一個防禦陣地，是戰術上很不好的地區。我之所以指定達旺為防禦上「至關重要的地區」，是指在達旺以北大約15-18公里的一個地區，該地區是在潘空塘與馬林塘山口之間，與一些小山脊連結著，而且是比較平坦的地方，位於棒山口以南大約8公里。就在這一地區內，有一處是重要的三條道路的交叉點——一條從棒山口向南來，一條從達旺來，一條在查克森過了小廟開始向西越過山脊向下最終到吉米塘所在的克節朗河河谷。從后一條道路上的幾處陡峭的羊腸小道，提供了入口，可以越過主要的邊界線進入西藏的牧場。(在1960年，有一組中國人，事實上越過了這一處分界線，大概是偵察查克森的寺廟的。)

　　第一錫克部隊在馬林塘山口守住主要的防禦陣地，是離棒山口不到6公里的地方。在一個較小的名叫通潘拉的山口部署了一個連；該連又派出一個排向北推進，扼守在山脊上的一個前哨基地。這個基地在棒山口阿薩姆步槍隊的哨所以南大約1公里的地方。

　　為了保衛達旺地區，原來計劃環繞居民區在防禦內線部署一個營。但是由於兵力不足，只有第四高爾瓦爾聯隊的一個連可以駐紮在達旺。這是位於北邊大約兩公里的一個防禦陣地，在一處高地上可以俯視通往棒山口的道路。高爾瓦爾聯隊的另一個連，被調到達旺以東讓地區的山脊上(在沙則)，是為了封鎖從棒山口通向東南的道路和繞過達旺直接向下到讓地區的河岸線。

　　野戰炮團駐紮在達旺，山炮和重迫擊炮連以及機槍排駐紮在錫克部隊在馬林塘山口的主要防禦陣地。

　　在這個地區，阿薩姆步槍隊各排的部署如下：在達旺本地有兩個排，在棒山口哨所一個排，在查克森路上名叫薩馬錯的地方一個排，在盧姆拉一個排(這個步槍隊的第六排已於9月初調往扯冬)。阿薩姆步槍隊的指揮部，第四高爾瓦爾聯隊的指揮部，以及所謂的旅部，當然都設在達旺。

　　這就是10月20日達旺的形勢。錫克聯隊的防務準備較好，挖壕固守(已有一些時間了)；高爾瓦爾部隊正在準備防禦工事；旅部沒有指揮官。

　　20日早晨6點半鐘，收到第一批的幾份電報，說中國人向克節朗河前線進攻。此後不久，第七旅的空中聯繫中斷，全部電訊停止了。這當然引起了謠言紛傳。(說真話，謠言還不像克節朗河前線慘敗的真實景況那麼可怕!)第四炮兵旅旅部發出「待命行動」的指示，並且命令在達旺與第一錫克部隊之間加強巡邏。

　　這一夜安然度過了，第二天同樣無事。後來有謠傳說，從北邊和西邊已經聽見炮聲，這樣的胡亂猜想，謠言可能是由於這個事實造成的，那時收到了電報，傳來的消息是達爾維的第七旅防區已經瓦解。

　　從北面駐軍收到的唯一擾亂人心的報告是來自棒山口哨所的。在20日，阿薩姆步槍隊報告，出現大批的西藏勞工，帶著挖掘工具，由中國土兵護送。他們爬上棒山口哨所正北一個突出的山脊，開始使勁地挖戰壕，在中國士兵陪同下，他們繼續幹了一整天。當指揮阿薩姆步槍隊的二級准尉，將情況向錫克部隊通報時，後者就命令前方的一個排，派出一個步槍分排向前推進，以備萬一需要時可作為對阿薩姆步槍隊的支援。

　　這一夜平安無事地過去了。第二天是21日，挖掘隊又在挖工事，繼續挖了一整天。然而，在22日，山脊上沒有任何行動跡象。預示著不祥的寂靜，可能是太寂靜了。但是，到這時證實了中部防區和第四師師部從吉米搪撤退的消息：第一錫克聯隊準備應戰。

　　22日下午，軍區司令和西巴爾准將乘直升飛機來了。森簡略地視察了旅部。但是正如拉加瓦德後來所說的，絲毫無助於防禦工作，只是胡亂許願，要調派步兵旅和坦克團來幫助解決防禦上的困難，完全不顧後勤的實際情況。(23日早晨，他飛往提斯浦爾。)

　　不久，進攻開始了。10月23日早晨差不多5點鐘，中國人用迫擊炮和反坦克火箭開戰了，集中火力攻打山口上的阿薩姆步槍隊哨所，火箭是用來炸毀地堡的。大約20分鐘之後，炮擊停止了。於是有500-600人的中國部隊，他們一定事先隱藏在前面山脊上最近挖掘的戰壕里，從那裡向哨所發動進攻。阿薩姆部隊儘力之所能進行了還擊，但是很快被壓倒，只有幾個人倖免於死亡或被俘。前一天，錫克部隊為支持這個哨所派出的一個分排，按照計劃終於沒法撤回原地。

　　然後，中國人幾次企圖沖向錫克排的陣地。第一次進攻，大約在早晨7點鐘，以重大的傷亡被擊退。一個小時之後，第二次衝鋒，遇到同樣的命運；但是到那時，錫克排的彈藥快用完了，儘管連部組織了一個補充供應隊。二級准尉約金德·辛格是排的指揮官，他當時受了傷但是拒絕後撤，甚至拒絕撤退他的排。一小時后，來了一次更猛烈的攻擊，並有重武器的支援。再一次使敵人遭受重大的傷亡。可是在強烈的肉搏戰之後，陣地被攻克了，只有四個人倖免被殺或被俘。(約金德·辛格在被俘期間因傷死亡，為了英勇禦敵被授予最高英維轉輪獎章。他是東北邊境特區前線唯一獲得這種獎章的人。)

　　該連陣地(D連)的戰鬥完全是另一種情況。中國人幾次企圖從不同方向沖向這一陣地，但是一再遭受損失而被擊退。從馬林塘山口支援該連陣地的防禦炮火很有效力。進攻持續到將近中午，然後中國人的企圖受挫，他們在掩護下后撒。但是發現有幾群敵人沿著山腰向兩翼前進，顯然是試圖向達旺滲透。

　　剛到下午，D連接到命令，重返馬林塘山口的主要陣地，於是該連撤到營本部駐地。傍晚，錫克聯隊也奉命撤退。他們要在黑夜行軍，經過達旺調往讓地區。午夜一過，他們在D連的掩護下，能夠有秩序的撤退。在主力部隊清理了全部武器與彈藥之後，D連最後放棄了馬林塘山口陣地。該營在夜間經過達旺，24日上午差不多8點鐘，到達了讓地區。從那裡他們被空運到色拉山頂。

　　錫克聯隊是第一支成功地擊退了中國的一次猛烈衝擊的部隊。結果他們奉命撤退。然而這是按上級指揮部命令進行的一次有計劃的戰術撤退，這個計劃是調到後方一個預先選好的陣地，(希望)在那裡駐守並在將來某日再一次戰鬥。

　　高爾瓦爾聯隊在達旺未進行戰鬥。在達旺的營部和一個連，奉命於23日當天撤退，到中午他們出發去讓地區。但是在棒山口—讓地區那條路上的一個連，決定儘可能持久地堅守陣地，為了阻止中國人及時到達讓地區進行兩翼包抄。只有在天黑以後，當全部軍隊撤離了達旺，高爾瓦爾聯隊才前往指定的集合地——讓橋。

*　　*　　*

　　現在繼續我自己的敘述，當我到達讓地區時，我發現整個村子處於滿是灰塵的混亂狀態。許多車輛在灰塵中正在倒轉方向。我很驚訝，聽說在讓地區的部隊，已接到提斯浦爾的命令，要毀掉全部倉庫，封鎖交通，撤到邦迪拉去。我立即派一位軍官到讓的檢查崗哨，命令把關卡柵欄放下來，禁止任何車輛向後方行駛。然後我告訴在場的高級軍官馬朱木達爾少校(他是在讓的邊境修路機構的一位工程指揮官)，我說從那時起，今後他要聽從我的命令，或者我去色拉以後，他聽從卡爾茵·辛格准將的命令。我向他解釋了撤退計劃的大致情況，並且強調了讓橋的重要性。我告訴他，他的任務是，為第四炮兵旅從達旺撤退提供方便；只有得到卡爾茵·辛格准將的命令，才能破壞這座橋。

　　運輸的混亂花了一些時間才整頓好，因為只有一條陡峭而狹窄的道路，繞過讓這個村子彎曲前進，但是終於全部車輛排成一行面向達旺。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馬朱木達爾，因為自從我到達之時起，他處理工作的效率頗高。不費多少時間，他就掌握了我的撤退計劃的要領。此後，他就不再理睬通過本單位的指揮渠道所接到的命令。鑒於作戰的危急，他毫不懷疑地接受我的指揮。他以極大的幹勁和魄力進行工作，安排護送隊排成一列車隊向達旺行駛。後來，再一次證明，他是在執行危急任務中最理想的人選。因為我以後還將敘述，他不僅按照預定的時和分，而且選好了確切的秒，爆炸了讓橋，因而給予向前推進的中國部隊以致命的打擊。

　　在我開始對色拉山頂進行防禦偵察以前，我願談談另一個地方——那就是努拉農，是從色拉到讓在山谷半路的一個休息地方。在此簡短地描繪一下色拉地區，會有助於讀者更加容易地理解它在戰術上的地位。

　　從邦迪拉經過德讓宗到色拉的道路，過了申隔宗徐徐上升頗為陡峭，一直到色拉山頂。在這裡，道路是在兩邊都是突出的高峰之間通過，每一高峰都在14600英尺以上。山口處大約有14000英尺高。

　　色拉山頂上的平坦地區相當廣闊，包括兩個小湖，湖邊都是大片的杜鵑花叢。色拉山頂以西約兩英里處，山谷開始陡然垂下，通向讓地區，而且變得狹窄——直到努拉農，離色拉山頂約10公里，山谷變得十分緊縮，兩邊都是高聳的樹林茂密的山坡。因此，努拉農是一個理想的進行阻擊戰的陣地，而且略經工程兵的努力，還可進一步得到加強。一埃我看到讓地區的事務料理好了，我就奔向此處。

　　我在下午到達努拉農，它是一個供應營地。只見這裡同讓地區一樣，部隊很混亂，人人部匆忙地準備撤退到邦迪拉去。然而，我發現陸軍後勤部的一個年青軍官，他能響應我的緊急要求，立即開始重新恢復這個已被完全拆除的營地。我到達那裡真算是及時。我告訴他，拉爾准將很快就要經過此地，並且隨後頒發命令要保衛色拉地區，包括努拉農在內。

　　在迅速進行偵察之後，拉加瓦德認為只需有限度的爆破和其他工程，努拉農將證明是一個最好的阻擊陣地。他要留下來，作更詳細的偵察；但是我知道更加迫切需要他去色拉。一挨指定調到這個哨所的部隊到達時，他可以再回來。所以我就集合我的參謀動身去色拉山頂。那時已是下午較晚的時候，白天只剩下幾個小時可以對色拉山頂進行偵察了。我希望第二天上午拉爾的一些部隊能夠從提斯浦爾到達此地，並開始準備防務。我急於趕到色拉去的另一個原因，是我擔心森可能頒發進一步的命令。很明顯，撤到邦迪拉的命令只能是出自他；而他完全知道我的計劃是要在色拉堅守。可能那天清早他在蒙隴狀態中，對我所說的話未曾聽進去；不管怎麼說，他和他的參謀對卡門邊區的地理是模糊不清的。所以不管他再下什麼命令，我已下決心以色拉山頂為基地建立第四師的防務；因為在整個卡門邊區，再沒有與此相類似的防禦陣地了。

第十章 準備色拉一戰

　　現在，由於增加了軍長的職務，我是雙肩挑了，我必須制定一個軍的防禦計劃大綱。這一點，只是在我從努拉農去色拉的最後一段路上才想到的。

　　制定新計劃的正常程序是，由我開始制定一個軍的計劃綱要，再下達到師，制定出第四師的計劃，然後訂出旅的計劃。但是，我已不可能按照正常的程序辦事了。我現在色拉，首先我要制定一個旅的防衛計劃，以便在山口上端建立防禦陣地。實際上，在正常的情況下，這應該是旅長的任務，但是此時此地我不能拘泥於這些細節了；我決定立即開始準備防務。我不僅擔心敵人的進攻，而且對森懷有憂慮；我深恐當森知道我抵制了他後撤到邦迪拉的命令並在色拉集中防禦力量時，他會發布新的相反的命令。

　　當我到達色拉山頂的時候，我發現提斯浦爾既未調部隊來，也未派來聯絡官，而且並未著手做什麼工作。我帶著奈爾和拉加瓦德兩位準將同我一道，對這個地區進行了一次快速的檢查，以便他們以後代表我向第六十二旅旅長介紹情況。

　　我制定的一個旅在色拉地區的防禦計劃大綱如下：

　　(1)前沿防區由第六十二步兵旅駐守，包括由提斯浦爾來的一個旅中抽出的一個營和一個炮兵團；

　　(2)主要防務集中在色拉山頂本區，初步安置一個營在努拉農，作為掩護部隊；

　　(3)從努拉農營中調出一個連，在讓堅守進行阻擊戰的陣地。

　　我在一張紙上潦草地寫了這個計劃大綱，交給奈爾，我粗略地向他指出防禦陣地在地面上的範圍，便於他轉達即將從達旺來的拉爾。所有的細節，我都留給旅長同我的參謀共同商定。我同奈爾的安排剛結束，由於我急於同第四軍和我在提斯浦爾的後方指揮部通電話，便立即動身去德讓宗。

　　申隔宗這個村子，位於色拉東南方約四五英里的地方，邊境修路隊在公路旁建立了不大的營地。從申隔宗向東，突出一個縱長而又頂部平坦的山脊，我覺得這裡可以成為一個理想的空投區。我在腦中記了一筆，準備將這個設想傳達給我的軍部。同時，我有一項更為緊急的任務要完成，因為在這裡盛傳人們都準備逃到邦迪拉後方去。我在申隔宗附近的路上，碰見山炮團的一個連正準備撤退。他們原先是調來保衛達旺的，現在調轉炮車準備回邦迪拉。我找到他們的負責軍官，向他下達了新的指示，叫他把這一連炮兵開到色拉向奈爾准將報到待命。在那條狹窄的路上，要使這些炮車調轉方向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經過我們的努力，這一連炮兵很快就都面向正確的方向，排成了車隊。我知道奈爾看見這麼多的炮兵調到色拉，一定非常高興，因為這是到達那個防區的第一支部隊。

　　向前走不遠，我到了邊境修路隊的一個較大的營地。這裡也在準備全部撤到邦迪拉去。我費了不少時間，才說服負責這個營地的青年工程官員，取消了他的撤退命令，同時向他說明我有權發布新的命令，讓他們留在原地。最後他接受了對我的「信任」，開始從車上卸下已經裝好的東西。從此以後，每走幾英里，在每一個修路隊的營地，都遇到同樣的情況，我也重複地做了工作。常常是頗費口舌，才說服他們調轉他們急於向後方逃到邦迪拉去的小隊伍。

　　最後我到了德讓宗坑道工兵的營地。這個營地距離取名為德讓宗的大村子有幾英里，位於塔馬帕丘河谷之中，這條河從德讓宗徐徐東流，經過邦迪拉山嶽的北麓。(公路也沿著河岸走，直到拉亨開始爬上邦迪拉山坡。)德讓宗坑道工兵的營地，是一個規模很大、設計優良的營地，作為一個前哨地區是太「豪華」了。這裡一直是桑杜中校的指揮部，他是達旺修路工程(燈塔工程)的指揮官。

　　我知道桑杜是一個生龍活虎般的人物，一向行動抓緊時間。但是到此緊急關頭，我發現他卻要去邦迪拉後方，已經部分地拆毀了德讓宗的營地。他告訴我，他接到軍部的命令撤回到邦迪拉去，需要他到那裡幫助建設第四師的防禦工事。(後來某一天，森否認發出過這種命令；桑杜向我透露說，森曾親自打電話給他，進一步肯定了撤到邦迪拉去的命令。)

　　幸好沒有費太多的力氣，桑杜就接受了我的新指示，取消了撤退的命令。我告訴他，我打算臨時把我的指揮部設在德讓宗營地，一直等到申隔宗建起一個交通網，那時我再把第四師戰術指揮部設在那裡的坑道工兵營。德讓宗營地是一個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不僅因為它提供了各種舒適的條件，而且由於它低於申隔宗營地足有四五千英尺，可以躲避山區高原刺骨的嚴寒和冰冷的狂風。然而，這裡也是戰術上一個非常危險的場所，四面被高聳的山脊和峰巒所包圍，它被封閉起來了。我永遠不理解，為何在我離開師部以後，竟然遠擇德讓宗營地作為師的戰術指揮部的駐地：簡直是自討苦吃。

　　桑杜一旦接受了我的命令，便卸下他的車輛，又開始建立他的交通網。我首先要做的事是，檢查在讓、努拉農和色拉防務的進展情況。我依次與各地聯繫，得悉一切都按計劃進行，我感到很滿意。然後，我打電話給提斯浦爾，請軍區司令講話。

　　我決定對森說出來，為什麼他倉皇下令向後逃跑到邦迪拉去。他在達旺斷然拒絕承擔對作戰形勢採取任何決定的責任，而把一切責任都扔給了我，很不體面地匆匆飛回平原。在我們那次談話中，他的全部貢獻就是告訴我，如果中國人抓住我們，定會全都殺死；他還粗暴地對我說，他無法調動部隊幫助我保衛色拉。他大概已經批准了我在色拉建立防務的計劃，因為我把計劃告訴他時，他未加評論。真是令人不可理解，後來他竟背著我發布了相反的命令，命令所有的人都後撤到邦迪拉。如果不是在這個關鍵時刻碰巧我到各地去的話，那麼一切人員、武器、車輛、給養都會從讓、努拉農、申隔宗、德讓宗以及沿公路的各營地撤離了。我認為，至少這個問題是需要有人作出解釋的。

　　當我接通軍區司令辦公室的電話時，西巴爾來接電話，我的滿腔怒火都向他傾瀉了。我如實地告訴他，沒有同我商量就下令撤到邦迪拉，我是怎樣想的，我十分明確地表示了自己的憤怒。當我還要繼續激烈指責時，森親自來接電話，而且採取了攻勢。以下是我所能回憶起來的當時的對話：

　　「你的撤退是糊塗蟲的愚蠢作法」，森說，「我的命令是要你向後撤，並且在讓而不是在色拉建立陣地」。

　　起先我以為森可能是瘋了，或者複發了克節朗河的綜合病症。在這裡他又主張在高山下的谷底建立防禦陣地。

　　「我認為你自己也不知在說什麼吧，先生，」我不太尊敬地說，「事實上，你曾拒絕下達任何命令。至於讓，那是第二個克節朗河戰線，一個非常危險的場所。我不準備接受你進一步的任何命令。」

　　電話線的對方發出氣急敗壞的雜訊。不等他再說下去，我告訴他，他要撤到邦迪拉的命令已造成最危險的局勢。

　　「我沒有發這樣的命令，」森說，他又把話筒交給西巴爾，我繼續同西巴爾對話。我明確地向他表示，他們一而再地拆我的台，我再也不能接受任何進一步的命令而把我的部隊置於更加困難的境地了。西巴爾吃了一驚。我繼續告訴他，在我看來很明顯，對於地面上的讓、色拉和邦迪拉有關的地理形勢，軍區司令是毫無所知，而且把這些地名都弄得混亂了；他也根本不知道這些陣地的每一處在戰術上的價值。我已決定，避免陷入另一個克節朗河的困境。

　　我以個人名義向提斯浦爾另發一份電報，這是給軍部的。電文如下：「中國簽署了日內瓦公約，我們必須派巡邏部隊去找回我們的死傷人員。通過紅十字會，一定要提醒中國政府，注意戰俘的福利問題。」後來我又多次敦促，但是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來都無人重視此事。

　　然後，我與師的後方指揮部聯繫，同我的高級後勤參謀夏木謝爾·辛格中校談了話。我簡要地對他講了當天我所做的事，以及我尚未充分決定但可能要制定的計劃。夏木謝爾告訴我，第四十八步兵旅和第六十五步兵旅已指定撥給我的師，並已開始向山上調動。我告訴他，在路上的第一個旅應該經過德讓宗營地直趨申隔宗，另一個旅應去邦迪拉。我可能把登加山谷(在米薩馬里和邦迪拉之間)作為今後第四師後方指揮部的駐地。

　　我還對夏木謝爾慨略地講了色拉防務的後勤計劃，並且催促他在第二天早晨就開始空運口糧、彈藥和防禦儲備。我說明空投的最好地點是在色拉山頂的正東和在申隔宗山坡。為了裝備第六十二旅，我要求至少提供七天的口糧和充足的第一線標準的彈藥，作為一項最優先的措施。我授權他代表我向軍部傳達這些指示(因為我仍在執行軍長的職務)。我讓他一埃空運開始就上山來，到德讓宗見我，我打算早日在德讓宗舉行一次參謀會議。在此，我可以提一句，軍部人員仍沒有什麼表示，沒有答應到德讓宗或色拉視察，事實上是一種令人不安的沉默。

　　在打完這些緊急電話之後，我終於有了時間可以專心考慮備戰問題了。我多少有了決心要具體部署幾個旅的兵力完成師的防禦計劃，但我打算在次日一早偵察申隔宗地區以後，再採取堅決的措施。但是有一個刻不容緩的重要的作戰問題，那就是要挫敗中國人從北面越過色拉防禦陣地的企圖。

　　有一條在高山地帶的迂迴便道，大半是氂牛小路，它從達旺下來繞過色拉北部的邊緣，通過波辛山口向南，穿過登班村到邦迪拉(波辛山口距離邦迪拉北部是三天的路程)。輕裝步兵可以沿著這條路線越過色拉，而不用攻打色拉的主要防禦陣地，即可構成對邦迪拉的威脅。我決定沿這一路線設置障礙，在波辛山口建立一個營的防禦陣地，但是由於需要幾天的時間才能得到一個營，所以我立即調動至少一個排去；這樣，在山口能夠設防以前，這個排可以起到監聽站的作用。

　　我走遍營地進行搜索，發現第七三道格拉聯隊有一部分還停留在德讓宗。我知道這個營必須進行整編之後才能再作戰；我就臨時湊成一個排，命令這個排自備七天的口糧，立即從德讓宗動身，沿著小道向北步行到波辛山口。

　　次日，10月24日早晨，我及時起床上路去申隔宗。大概我是6點鐘動身的，7點鐘到達申隔宗。我用了兩個小時，圍著村子進行偵察，特別注意從村子向東、向南和再向東的山坡。我決定在這個地區部署兩個營的兵力，這裡還有餘地，可以容納我的戰術指揮部及有關人員。

　　我不能如願地早些去色拉山頂，因為在德讓宗還有很多的雜事要處理。我繼續與奈爾准將保持聯繫(他在山頂過夜)，了解從達旺撤退的進行情況。他告訴我的好消息是，從棒山口來的錫克部隊和從沙則來的高爾瓦爾部隊，已經開始到讓和努拉農。顯然，中國人在前一夜未發動第二次攻擊，因而這兩個營都能全部逃脫出來了。他們甚至已經遷入新的駐地，雖然疲勞但是精神良好。我想打聽蒙吉亞是如何計劃撤離文官政府和居民的，但是直到那時還沒有關於他的消息。

　　奈爾准將通知我，拉加瓦德准將已前往努拉農籌劃爆破事宜。聽到這一切，我對於色拉的準備工作頗有信心了。大約中午的時候，我回到德讓宗營地，認真著手完成師的防禦計劃。

　　剛到下午，從提斯浦爾來了一位客人，是古拉姆·塞以德准將。我同塞以德已相識多年，自從他進入印度軍事學院學習時，我就認識他了。他比我小一歲，是個愉快、和藹的海德拉巴人，但他比同期入伍的一班人都大一些。我很納悶，他為什麼到這些高地來。後來我發現他就是第六十五步兵旅旅長，這支部隊甚至到了那樣困難的時刻還來參加第四師。他本人是不會長期留下來同我共事的，因為已經預先通知他，將委任另一位旅長來代替他，他將被解除現役職務返回平原去；我告訴他，他的旅有兩個營，最終將在申隔宗地區的一個陣地設防，第三個營指定去波辛山口。同時我告訴他，在他離職以前，幫助我們準備接受和指揮陸續開到的部隊。(結果，不知什麼原因，我的接班人又阻止第六十五旅前來，而把他們留在德讓宗地區，就在師部的旁邊。)

　　最後，當我只剩一個人留在茅屋時，我反覆思考我的師所遭到的一系列事與願違的境遇。現在的第四師是名存實亡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北非和義大利的戰役中，第四師曾贏得崇高的榮譽，原來的三個旅是第五、七和十一旅。現在，他們都不復存在了，為第四十八、六十二和六十五旅所代替了。那天傍晚，我不理解的是，不久師本部也將派來新的將軍。老的第四師再也沒有留下一個旅或旅長。如果成立一個新的師，倒是對於歷史更為公平些。我不知道是否還有任何一個師象我們的「紅鷹師」那樣，受到現在掌握大權的當局如此的虧待。後來事實證明，命運並沒有結束對第四師的折磨：更多的變化很快就接通而來。

　　我召集我的參謀、邊境修路組織和其他單位的代表開了一個會。因為有些軍官從未到過德讓宗的前方，我向他們講述了色拉地區的地形。我說明色拉是一個理想的防禦陣地：它位於險要的河流屏障的後面(讓地區的達旺河)；它是一個縱深而狹窄的峽谷，在努拉農提供了最好的進行阻擊戰的陣地；色拉山頂以其馬蹄形的結構，崎嶇的山峰和內在的空投區，作為一個駐防四個營的防禦陣地是無可挑剔的。而且，申隔宗地區為一個旅配合主要陣地進行縱深支援提供了最好的條件。至於繞過色拉的問題，敵人可能會這樣做，但只能是依靠氂牛或腳夫運輸的部隊，而不可能動用任何大的兵力。

　　然後，我把從奈爾准將等人得到的消息也告訴他們。在第四炮兵旅部指揮下的達旺駐軍和兩個步兵營，都已成功地與敵軍脫離接觸，現在正撤至色拉陣地。第四高爾瓦爾聯隊在讓地區作為掩護部隊。不久將增調兩個旅和一個野戰炮團來參加本師。我估計，敵人的企圖是迅速地窮追，但是不論他們行軍多麼快速，在努拉農直到10月27日，在色拉至少到10月29日，他們還不可能嚴重干擾我們的準備工作。進行一次更有組織的進攻需要更長的時間。如果色拉防務所需的物資很快運來，到10月29日，我們應該是有充分的準備了。工程上所需要的物資，應給予優先的供應，這是為了在讓和努拉農執行爆破任務。我告訴他們，我已接到提斯浦爾的通知，第一批供應的空投飛行，已經從提斯浦爾起飛前來色拉。

　　然後，我也講了師的防禦計劃大綱。

　　(1)第六十二步兵旅的四個營的防禦地區，部署在色拉山頂，掩護陣地直到讓地區；

　　(2)一個旅欠一個營(可能是第六十五旅)堅守申隔宗的防地；

　　(3)一個旅(第四十八旅)在邦迪拉防地；

　　(4)一個營在波辛山口的防禦地區；

　　(5)師的戰術指揮部在申隔宗；

　　(6)師的指揮部和行政管理地區在登加山谷(在邦迪拉的正南)。

　　此後，有關給養、彈藥、運輸分配以及其他後勤行政事務，都由我的參謀等人制定詳細的計劃。我提醒我的射擊教官曼諾哈爾，當第六十五旅的第三營經過德讓宗等候補充給養時，把他們扣住，並指示他們改道去波辛山口。

　　我密切地監督著達旺駐軍調到色拉的進行情況。最新的報告是，除了不可避免的損失了野戰炮和沉重的軍需品以外，撤退的工作正在按計劃進行。因為不可能把野戰炮拉回來，所以就把它們從陡峭的山坡滾到下面的河裡去了，沉重的軍需品也儘可能地加以銷毀或破壞。卡爾茵在最困難的情況下很好地完成了任務。

　　10月24日下午，我對於我們已經取得的成績感到頗為滿意，我有信心，我們已經強大到足以在色拉阻擊敵人了。舉例說，我們是在我們自己選擇的陣地上，而不是由那些從來不視察地面的上級將軍們根據地圖盲目加以調遣擺布的。雖然過去的一些日子，遭受了各種的艱難困苦與緊張，我們部隊的士氣還是異常的好。只要色拉準備好了，戰爭將轉為對我們有利。

　　到傍晚，從讓來的一個報告，使我一度感到不安。沿沙則路線向後撤的高爾瓦爾聯隊似乎有些動搖了。事實上，據後來的了解，他們未按照需要，部署一個連固守在讓，作為一支阻擊力量，而是全營狼狽撤到努拉農，並在撤退過程中，丟下一些三英寸的迫擊炮。這種情況在戰爭中有時會發生的：一時的驚慌，導致暫時的失去控制，官兵在一段時間內失去冷靜。我很高興地說，第二天晚上，該營找回了失去的迫擊炮，最後，當該營面對中國人第一次向他們在努拉農的陣地進攻時，他們按照印度陸軍最好的傳統進行戰鬥。該營指揮官巴塔恰里亞中校，後來被授予大英雄轉輪獎章。

　　正如我所預期的，在讓地區的青年工程軍官，圓滿地完成了他的炸橋任務。我聽說，他一直等到我們的部隊全部過了橋。敵人緊跟在他們後面，但是正當中國人企圖從另一邊衝上橋的時候，橋爆炸了。很明顯，在讓的這一行動給予中國人必要的警告。他們撤回到通往達旺方向的山上，有相當一段時間未再露面。事實上，如果再要向必然是難以克服的色拉防禦陣地發動進攻，中國人必須三思而後行。在那時候，我有信心，如果給予大約一個星期的準備時間，我們能夠使色拉成為堅不可摧的堡壘，能夠抵擋任何攻擊，除非中國以兩個師的兵力進行一次精心布置的大規模進攻

第十一章 向第四師告別



我在色拉進行戰鬥的計劃末被批准。當天(10月24日)下午5點鐘，我接到軍區司令的電話：「尼蘭詹·普拉沙德，」他粗率無禮地說，「你過了一段慘痛的日子，阿南特·辛格·帕坦尼亞就來代替你，他即將前來接你的任。」就這樣，他放下了電話。

　　我感到這一打擊太沉重了。對待一個下級指揮官竟然如此刻薄無情——當我正在作戰的情況下，這樣粗暴的撤職，沒有一句預先通知的話，也不給我任何辯解的機會。森一定早已得悉作出這一決定的原委，就我所知，帕坦尼亞將軍在德里國防部任職，不會突然地被調離的。進一步設想，除非在森的煽動下，就不會發生這樣的變動。我感到痛心和恥辱：對軍區司令來說，他為克節朗河的災難尋找一個替罪羊，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我們各級的司令部門中，難道晚無一人敢于堅持進行一次那怕是草率的調查，然後再頒發這種不合時宜的、不公正的，而且是專橫的撤職命令嗎？

　　在那悲傷的時刻，對我唯一的安慰是來自我的直接下屬軍官們，他們對此消息感到震驚——開始簡直不能相信。但是；事實已經不容置疑，因為普拉塔普·桑杜同時從提斯浦爾來電話，告訴我們指揮部的上層領導要進行一些更換，全部名單如下：

　　哈爾巴克希·辛格少將，英雄轉輪獎章獲得者代替考爾中將，提升任第四軍軍長；

　　阿·辛·帕坦尼亞少將，兩次獲得大英雄轉輪獎章接任第四步兵師師長；

　　霍希阿爾·辛格准將，軍械檢查官，綜合直接支援保養官，十字勳章獲得者代替拉爾任第六十二步兵旅旅長(色拉)；

　　齊馬准將代替塞以德任第六十五步兵旅旅長(申隔宗)；

　　吉爾准將代替卡爾茵·辛格，任第四師炮兵旅旅長。

　　這是當局絞盡腦汁的產物。第四軍和第四師的整個指揮機構在戰鬥的前夕，全部改變了。現在新任命的人，對於地形不熟悉，情況不了解。很明顯，軍區司令認為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獲得英雄獎章者的名單，就可以代替了解地形、富有經驗和熟悉部隊的指揮官們。

　　當我因被撤職而感到震驚，神志尚未清醒過來的時候，在幾分鐘之內，兩架直升飛機相繼降落了。帕坦尼亞乘第一架飛機到達，他是一位老朋友，我們同在一個團服役過——第五廓爾喀聯隊。我還來不及去歡迎他時，哈爾巴克希·辛格由德·卡·帕里特准將、英雄轉輪獎章獲得者陪同，乘第二架飛機到達。帕利特是東部軍區司令部的作戰處長。他在兩年以前曾任第七旅旅長，對色拉地區相當熟悉。因為我要離任了，軍區司令部派帕利特來，以便向新軍長哈爾巴克希介紹關於色拉地區和前方的地形。

　　還有一位客人，緊緊地跟隨著這一行人，他是莫欣德爾·辛格·帕坦尼亞少將，是阿南特的堂弟。後來，我聽說，就在當天，他奉命組織一個新的第二步兵師，指定駐紮在東北邊境特區的東部。由於他的師部過一兩天才能開始工作，莫欣德爾要求同帕利特一起來，作一次打前站的偵察。

　　第四軍新軍長哈爾巴克希告訴我，他願意聽我概要地講講形勢。然後他打算在德讓宗營地過夜，次日上午在返回提斯浦爾之前，視察色拉地區。

　　當我引導這一行人去作戰室的小茅屋時，莫欣德爾，帕坦尼亞同我並肩走著，他說：「尼·普，看你的樣子，精力頗為充沛，我幾乎不能相信，你是我所聽說的那樣的人。」很明顯，在他的印象中，我是一個已經不中用的人了。

　　我在介紹情況中，扼要地回顧了到目前為止的戰鬥過程，結尾是從達旺撤退到色拉。然後，我描述了我所計劃的防禦色拉的布局，強調這個陣地具有巨大的防禦潛力——色拉山頂巨大的馬蹄形結構作為旅部防區，努拉農前沿狹窄的峽谷如同一條深淵，以及讓地區的阻擊陣地。我也在地圖上指出有一條繞過色拉的小路，我著重說明，中國如不能首先奪取色拉陣地，就無法進到平原(除非依靠以人力為基礎的輕裝部隊)：即使中國繞北部高地小道進來一部分輕裝部隊，也會被邦迪拉的駐軍所阻止，不能到達布拉馬普特拉河谷。如果守住色拉和邦迪拉，中國採取迂迴的戰術，對他們好處不大。

　　當我興奮地談到色拉這個主題的時候，我注意到哈爾巴克希或阿南特·帕坦尼亞都不大感興趣。他們繼續相互耳語，而且顯得頗不耐煩。在我介紹結束以後，從他們向我提出的問題看，我感到新軍長和新師長不大關心色拉的防禦，在哈爾巴克希把帕坦尼亞領到一邊悄悄絮談之後，他們真正的意圖暴露出來了。

　　看來，他們二人都事先聽到了吹風，說中國人不會在讓地區過河，我不知道這是否軍區司令的估計，但我回憶不起帕利特准將有這種論調，更有可能是這兩位新到的將軍交換意見后得出的結論，也許是接受了提斯浦爾某人的想法。不管他們根據什麼情報來源，他們就是自願或者不自願地要改防禦戰為進攻戰。究竟是他們迫不及待地要表現一種進攻精神，成為他們作出判斷的根據，還是他們獲得的情報分析，成為他們要顯示進攻精神的根據，我就難以斷定了。至於我，應當儘力使他們回到現實中來；我勸阻他們，不要動用第四師進行蠻幹，去攻打達旺。依我看來，在目前的條件下，這將是一種不顧後果的、未經過深思熟慮的計劃。第四師還沒有力量發動進攻：它經受不住在兩周之內去進行兩次自欺欺人的進攻。最重要的事必須最先做。第四師必須在山口建立一個防禦陣地，以穩定戰局；並且作為一個堅固的基地，以利於今後從平原調來新部隊發動進攻。新部隊應該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師，不能象現在這樣混雜一團；並且用這種混雜的部隊連同第四師一起去匆匆上陣。

　　我企圖向哈爾巴克希和阿南特說明這一切，但是他們都禮貌地不予理睬；我由此得到一個信息——新班子會自己作出決定(如果尚未作出決定的話)，不要我出主意。這兩條一定是森的周到的囑咐。但願森能同樣周到地向他們介紹地形和當地的實際情況。

　　我們一起到邊境修路局的食堂去進餐。這個聚會是不愉快的。在我方面，我樂於避開，回到自己的小茅屋去好好地想一想。我有些擔心，哈爾巴克希和阿南特對於作戰的看法好象頗不成熟。在食堂里，我設法對帕利特准將進了一言；他向我證實，軍區司令部堅定地要守住色拉作為第四師的防禦陣地。因此，我難以想象兩位新將軍是從何處得到了啟發的。當然我能夠猜中，我決定對帕坦尼亞說出來，於是到他的茅屋去看他。

　　沒有費多少時間，就發現了這幕後的一切。阿南特說話不多卻指明了，在提斯浦爾，他們聽說的是，第四師關於中國攻打達旺的報道是嚴重地加以誇大了，十之八九是我們從達旺驚慌逃跑的。為此，哈爾巴克希急於把部隊再調回達旺去，他很可能不用吹灰之力便重新佔領達旺。

　　不須多加思索，可以猜到這一論點是誰灌輸的，森確有把作戰形勢弄得亂糟糟的無限能力，對此我感到驚異。在這裡他又推動發起進攻，而對實際的作戰條件根本不了解。在色拉的部隊剛剛開始接受空投給養，他們還未從克節朗河和達旺戰役的心理影響下恢復過來。森對於中國的兵力和意圖以及地形缺乏第一手的了解。在此，他又驅策新來的軍長，很不成熟地，又是根據想象中的情報，在陣地上尚未站穩腳跟的情況下，就去發動進攻。

　　我試圖把實際情況告訴阿南特·帕坦尼亞，力促他，最優先考慮在努拉農-色拉-申隔宗一帶，建立一個強固的師的防禦陣地。結果，他只是答應，待他次日親自偵察之後再下決心。對比我應該滿意了。因為帕利特也和他同去，我相信他們不會作出與軍區司令部計劃相反的作戰決定。

　　次日上午，我的客人分兩批去色拉，哈爾巴克希和阿南特乘坐一輛吉普車，稍晚帕利特和莫欣德爾乘另一輛車。我有一種印象，新軍長正在考慮下決心的時候，不願意和帕利特在一起——但也可能我是錯誤的。(他們明確向我表示，我沒有必要去色拉。)

　　雖然我已經是一位離職的指揮宮，但是在德讓宗還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處理。因此，我要求哈爾巴克希允許我留到10月29日，對比要求，他立即同意了。首先，我要以書面形式記錄下我對保衛卡門邊區的估計和計劃——即在申隔宗-色拉，有一個主力師的縱深防禦；在邦迪拉設一個「站」，具有一個旅的防區規模。我也要整理關於空投的資科，列出庫存清單和急需物資的清單；寫一批弔唁信給在扯冬陣亡者的家屬；清理好其他的詳細資料，以便我的繼任者萬一需要進行一次後勤情況的介紹時，將發現這一切早已準備就緒。當時我的高級後勤官夏木謝爾·辛格中校已從提斯浦爾回來了，正忙於整理他的調查表報事務。

　　我開始猜測，很多人在德讓宗邊境修路營地生活太舒服，可能不願意去申隔宗再過艱苦的生活了。我告訴我的射擊教官曼諾哈爾，調到申隔宗去的第四師戰術指揮部要儘快配備好；但是他，只是在阿南特的命令下才能行動。同時，我指示桑杜把兩天前關閉的所有公路沿線的營地重新恢復起來；並且改進申隔宗山坡的空投區和接受物資的安排。實際上，像他那樣活躍的人，辦事總是搶先別人一步的，他已經開始行動了。

　　哈爾巴克希在天黑以前就先回來了，——大概是下午4點半鐘——他比其他三位先回來，因為他要在參謀會議上講話，向他們發布他的初步命令，同時也聽取有關後勤情況的彙報。奈爾和拉加瓦德已從色拉下來，現在德讓宗。從哈爾巴克希在喝茶時，偶而說的幾句話中，我推測：他視察了陣地，會見了一些與敵人遭遇過的人之後，他的頭腦比較清醒了。不管怎樣，我們永遠不得而知，他對軍事行動得出了什麼結論。因為，到頭來，就在他還沒有向軍部參謀會議發表講話之前，他已經站不住腳了。

　　全印廣播電台在當晚節目中廣播了一條新聞，考爾中將現在病癒，即將回提斯浦爾重新指揮第四軍。所有的眼光都不約而同地集中於哈爾巴克希。坐在屋裡的人都感到很窘。究竟這是怎麼一回事？現在似乎證實了我們在打一場空頭政治戰爭。不論提斯浦爾和德里的身居高位的權威在做什麼，他們肯定不是幫助前線部隊準備對付意料中的中國攻勢。

　　我向讀者再談談保衛卡門邊區的部隊變化：

　　(1)10月4日——即實際上的戰爭前夕——不但軍長而且整個軍部，包括所有的作戰和後勤參謀都更換了，第四軍軍部代替了第三十三軍軍部；

　　(2)在軍部變動的兩周以內，第四師的全部原來的旅的番號都撤消了，由新的旅的番號所代替；

　　(3)為了加倍製造混亂，全部旅長包括新成立的旅的旅長都被調走，從外邊委派一批新的旅長來；

　　(4)同時，在第四軍軍部，委派了一位新軍長；

　　(5)第四師師長同時擔任軍長的命令撒消了；

　　(6)現在，剛剛到任的軍長又為前任的軍長曆代替。

　　如此愚蠢而荒唐的人事變動，在現代軍事史上，或者在中古時期的軍事史上都是獨一無二的。

　　在此情況下，哈爾巴克希絕無機會再舉行參謀會議了。不過，他還是走了過場，他把參謀全都召集到面前，但他只是概要地講了目前的軍事行動，詢問了有關後勤供應的幾個問題。然後，他一般地評論了幾句。但是就討論而言，自始至終是一次「沉默的會議」。對於哈爾巴克希的沉著，我給他的評分是滿分。

　　次日上午(10月26日)，我按到軍部的電報，指示我去見當時在提斯浦爾的陸軍參謀長。於是，哈爾巴克希和我連同莫欣德爾·帕坦尼亞及帕利特同機飛往。那天上午，我們未見到阿南特·帕坦尼亞，因為他留在申隔宗營地過夜。我很想知道他在調查地形之後會得出什麼結論。不知怎麼的，我總認為。在他面對現實之後，對於進攻達旺就不會那麼積極了。

　　從德讓宗飛回，是一次令人沮喪的旅程。我們從森林密布的山脊上空飛過，山脊從曼大拉(在德讓宗以南的山口)連綿不斷直到邦迪拉；然後向南，從登加山谷和比里山脊高空飛過。我清楚地看到，從伏特山沿公路有很多車輛在活動，車輛在山脊上曲折前進走向邦迪拉。我希望這些運輸隊中包括去色拉的援軍和給養。在我的頭腦中堅信不疑，如果得到適當的增援，色拉是能夠堅持下去的。

　　這又使我想到那個不解之迷，森否認他發出了那個放棄色拉的神秘命令。我知道他是說謊，但是，難以想象，森這個人對於色拉或邦迪拉的地形是一無所知，而且在達旺，對於作戰表現得那樣沒有主見，怎麼會作出這樣一次突然的肯定的決定？我越想此事就越相信，一定是軍部有別的人把他引入歧途。可能是誰呢？當我開始研究這個新謎的時候，我們正從圍繞提斯浦爾的茶園上空飛過。

　　大約中午時候，我們在提斯浦爾降落，並驅車去軍部。我發現軍區司令心安理得地佔據著我在原師部駐地的老宿舍(當比吉同他的新提升的軍部人員到達的時候，我的妻子就搬出去，到邊境修路食堂去了)。

　　陸軍參謀長也從德里來了。大批高級軍官轉來轉去，不知何去何從，呈現出一派混亂的氣氛。在這些人中，我遇見霍希阿爾·辛格准將，他剛得到通知，前往色拉接替拉爾任第六十二旅旅長。我還見到弗馬准將，他奉命在軍部作為準將主管行政管理工作。哈爾巴克希和我加入到這一群似乎漫無目標的高級軍官之中。

　　未等多久，我被召到軍長辦公室，塔帕爾上將①要接見我。我不知道這次接見的結局如何。我不知是否森已經破壞了我成功的機會，也不知是否參謀長願意聽聽我對作戰的獨立見解。我決定不處於被動地位，同時我決心敦促進行一次高級的調查，深入了解克節朗河的整個事件，包括該戰役的後果，特別是關於色拉防務的計劃問題。

　　塔帕爾上將看來是一副極度衰弱而感到迷惑的形象。他似乎失去了他特有的沉著與鎮靜。他讓我坐下並由我開始說下去。

　　我告訴他，我接受這一事實，由於在克節朗河打了敗仗，我被解除了軍職。但是我個人認為，這樣簡單化的處理是不合理的。我強調指出，在克節朗河建立陣地的整個過程是違反我的建議的。就連最早分配我師承擔的，保衛從緬甸前線的瓦弄到達旺和沿不丹邊界的克節朗河的漫長邊境——就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不僅如此，原定保衛達旺的第七旅也被輕率地連根拔走了，而且未獲得我的同意，就被推到克節朗河谷，向塔格拉進行虛張聲勢的進攻——這一任務，從後勤和兵力對比兩方面來說，都是第七旅顯然力所不及的。當中國人最後進攻時，我們落入了自己設置的戰術陷阱之中。

　　我肯定地說，作戰情況的一切胡亂處置都應由森個人負責。他在發動進攻之前，從未到過提斯浦爾的前方，他對於山區的情況一無所知；而且，他指揮我們，向喜馬拉雅高山上佔有優勢並有準備的敵人，發動這樣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在後勤方面應作出多大的努力，他甚至對此缺乏最起碼的知識。

　　塔帕爾打斷我的話，說這整個是一個政治決定，從軍事上來說，我們沒有一個人承擔責任。他說關於調查一事，要在適當的時候，而不是立即進行。

　　這是有意迴避問題。我還能做的，就是指出，森從扯冬事件一開始，就逼迫我制定一個進攻塔格拉的計劃，甚至用威脅的口吻逼我。他不許我回答一個「不」字，而他對於提斯浦爾司令部以外的任何地形卻是完全的無知。我告訴參謀長，依我看來，不論政治家可能承擔什麼責任，是森威嚇著他的部下墜入克節朗河的危境，而且對他的整個戰役指揮，必須進行調查。我特別要求塔帕爾上將調查三次災難性的決定：

　　第一：何人下令調第七旅去克節朗河的？

　　第二：為何不用空軍支援作戰？

　　第三：何人在10月23日取消了我所發布的堅守色拉山嶽作為師的主要防禦陣地的命令，而下達了相反的命令，以邦迪拉代替色拉？

　　塔帕爾上將說是總部下令進攻塔格拉山脊的，這是一項政治性的決定。根據這一決定，把第七旅調至克節朗河。關於第二點，他加以澄清，排除空軍支援是由於認為中國可能進行報復而轟炸加爾各答等大城市和工業中心。至於邦迪拉，他不知道有此決定。他說，在總理同意達旺因無法防守而不得不放棄之後，陸軍總部堅決地決定守住色拉。

　　參謀長幾次重複地說，這些問題都是從最初的政治決定，要向中國發動進攻而引起的。我繼續辯解稱，政治決定必須根據軍事上的建議。在我看來，森將軍在軍事上提供的意見——就我們所知——是錯誤的、不負責任的、應該受到嚴厲申斥的。我堅持進行一次調查，對於這種自己造成的悲劇和軍事上的恥辱，必須有人承擔罪責。至此，參謀長結束了接見。

　　當我起身要離去時，塔帕爾好像想起了什麼事情，他說：「等一會，關於邦迪拉，我剛剛記起了一點情況。當波傑(即森將軍)在23日，從他的達旺之行回來給我打電話時，現在我回憶，他說他已下令在邦迪拉作為第四師的防禦陣地。我說：『波傑，你是說色拉，是不是？』他好像有點混淆了。我記得告訴他，是總理同意撤退達旺，而我要堅守色拉的。」

　　我告訴塔帕爾上將，森將軍現在否認他曾發布的撤到邦迪拉的命令，該命令幾乎造成色拉和德讓宗的撤退。事實上，他們正要放棄這兩個地方的時候，碰巧我及時加以制止了。

　　塔帕爾上將繼續說：「是的，我記得很清楚，甚至在我糾正了他之後，波傑繼續談到『邦迪拉防務』。實際上，我之所以同我的作戰處長帕利特匆忙趕來提斯浦爾，原因之一是因為森似乎完全混淆了卡門邊區的主要防區的位置。」

　　我未再講話。我從一開始就懷疑軍區司令對於地形有些胡塗。對他來說，只知道地圖上的一些名字，在他腦子裡，那些地名和實際的地方，對不上號。地圖上的名字，不象實際的地方，是容易搞混的！


　　在陸軍參謀長接見我以後，我忙於給我那些陣亡或失蹤的同事的家屬寫弔唁信。其中包括一封信，寫給我哥哥茵達爾·普拉沙德，馬哈比爾·普拉沙德上尉是他的獨生子，在第一錫克聯隊，於10月20日在扯冬陣亡。

　　然後，我寫出一份傳令嘉獎的名單，授予阿育王轉輪獎章——忠於職守而不是英雄(因為後者必須有目擊者證明)——並且要求在戰報中表揚幾位軍官。其中傳令嘉獎卡爾茵·辛格准將，阿魯瓦里阿上校(第九廓爾喀聯隊)，米斯拉(旁遮普團)和李克(拉加普特聯隊)，曾在棒山口錫克團的一個二級准尉，兩個直升飛機駕駛員，塞加爾和威廉士以及其他幾位。幾個月之後，我聽說，我的推薦全被駁回，我為此感到震驚。同時，宣布授予一批高級英雄獎章包括一個最高英雄轉輪獎章，幾個大英雄轉輪獎章和英雄轉輪獎章。我未曾提議傳令嘉獎這些人，因為關於這些英勇行動，沒有得到報告，更缺少證明。國防部如何確定授予這些獎章的，對我是一個謎。我猜測，這又是一個「政治決定」的例證。彷彿拋出滿袋的勳章，授予只是從帽子辨認出來的名字，就可以把一次敗仗變為勝利了。

　　在軍部的外邊，有一套樓房給了我師的後方指揮部，就在那裡我用了一個下午寫報告和信件。看到人們情緒低落而無目的地在主樓轉來轉去，我不願意走到一起去。目前甚至連誰是軍長也不明確。多虧哈爾巴克希的前來，我自己非正式的行使軍長職務的任期已經結束；現在誰也不確切知道考爾是否已經重新指揮第四軍，因為他還在德里。既然「政治上」批准了很多古怪的事情，那麼這任命也是可能的。

　　下午，我終於有功夫到邊境修路官員食堂去看望我的妻子。這棟建築位於通向提斯浦爾的路上，離軍部三公里。如前所述，在10月4日當第四軍軍部人員到達時，我的妻子騰出我們的住處，搬到邊境修路局找了個棲身之地。

　　傍晚我回軍部，找到哈爾巴克希，因為我要他為我安排會見森。我對他從頭講了事情的經過，強調指出森應對整個的大失敗負責，甚至現在他繼續以驚慌與無知在錯誤地指揮戰爭而沒有受到處分。我說我們完全有理由在森進一步造成損失之前，公開地逮捕他。

　　對於我如此激動地發泄感情，哈爾巴克希吃了一驚。最初，他規勸我，但是我告訴他，如果不加制止地讓森蠻幹下去，肯定會使國家陷入另一次的災難，特別是他已經在「反對色拉」的陣營里。對此問題我感到一種令人不安的預兆。

　　哈爾巴克希仔細考慮了一會，然後開始追憶往事，談到上次森、哈爾巴克希和我碰到一起的場合，那是在一次作戰的危機中——也是森作為一個指揮官，表現無能的另一事例。那是1947-48年，在克什米爾戰役的頭幾天，當時森上校剛從陸軍總部調來(說來也奇怪，陸軍總部的參謀帕利特，借調作為森的臨時的旅參謀長，陪同森前往)，指揮空運到克什米爾谷地的部隊，以阻止巴基斯坦入侵者第一次的猛攻。我是空軍的地面聯絡官，哈爾巴克希作為旅參謀長被調來(後來作為森的第一百六十三旅的副旅長)。

　　在11月3日的夜晚，在索曼納斯·夏爾馬少校指揮下的一連古毛尼斯兵，在巴德根地方(離斯利那加②飛機場有三、四英里)受到攻擊，森驚慌失措，違反哈爾巴克希和我的所有勸告，他把正在巴拉穆拉郊區阻止入侵者主力部隊前進的第一錫克聯隊召回來。然後森集合所有其他部隊到機場，準備撤回平原去，從而放棄克什米爾。

　　「記得他是怎樣逃跑的嗎？」哈爾巴克希問，「或許他也將在這裡逃跑，放棄東北邊境特區。在1947年10月，若不是薩達爾·帕特爾③第二天上午及時趕到，我們一定會丟掉克什米爾谷地。」

　　雖然這不是眾所周知的，卻完全是事實。森曾下令撤回到機場，這會把斯利那加丟下，任憑入侵者的擺布。已故蘭吉特·拉伊上校的第一錫克聯隊已從帕通撤回到機場。哈爾巴克希和我無論怎樣勸告，對於驚恐萬狀的旅長，都不起任何作用。他決定在24小時以內，放棄克什米爾谷地。只是第二天早晨，薩達爾·帕特爾飛來並聽到我們的計劃，他堅決禁止進一步的退卻，他直接向森下令，立即把錫克部隊調回帕通，並讓森本人準備保衛斯利那加。謝赫·阿卜杜拉④和巴克希·烏拉姆·穆罕默德到機場來迎接薩達爾；由於突然施加的這一不可抗拒的強有力的干預，拯救了他們和他們的美麗的首府——當然，最終也拯救了整個的克什米爾谷地——避免了巴拉穆拉的厄運，他們對此明顯地感到寬慰。不用說，森在他所著的「一線之微」一書中，未提到這一可恥的事件。

　　令人悲憤的是，在1962年，我們沒有薩達爾·帕特爾來改變東北邊境特區那位高級指揮官的心意了。哈爾巴克希和我討論到深夜。我們決定，如果考爾在次日上午還不見影子的話，我就去見森以澄清問題，但是我要哈爾巴克希在場作為證人，他立即同意了。那一夜我們在達成這一諒解後分手了。然而，我們未能按照原定的計劃行事：看來連哈爾巴克希也有他的「膽怯的缺點」。當他和森面對面時，他肯定地失去了銳氣。

　　考爾在10月27日上午11點鐘以前，還沒到達。哈爾巴克希和我到軍長的茅屋裡去見森。當森問我們要幹什麼的時候，我說要求他給予接見，討論作戰問題。然後森看看哈爾巴克希，粗暴地問：「你來幹什麼？考爾已經重新指揮——你難道不知道嗎？」哈爾巴克希一言末發，敬了個禮，就把尾巴緊緊夾在兩腿之間，鬼鬼祟祟地溜出去了。

　　出人意外，森很客氣地接待我。他顯然是在剋制著自己，他的眼圈是黑的。但是，說得輕一點，他對我獻殷勤是不必要的。他請我坐下，問我要不要喝茶，是否吸煙。我坐下了，但謝絕了其他的一切。

　　我正式地告訴他，我要同他澄清幾個問題。現在，克節朗河的災難證明了，從這些軍事行動的一開始，我的意見是正確的。根據什麼下命令進攻塔格拉山脊？森說這是一項「政治決定」，正如塔帕爾所說的。我提醒森，所有他的下級指揮官，烏姆拉奧、我和達爾維，全部反對這種憑幻想而造成的冒險。他為何不把這些情況向政治家們說清楚？難道軍隊就任憑政治家們從災難推向災難，而在軍事統治集團中，竟無一人站起來代表他們下屬的官兵說話？

　　我繼續說，為這一系列的全部災難性的決定，必須有人承擔責任：克節朗河的軍事行動；然而，在決定取消進攻之後，下令第七旅仍留在不符合戰術要求的克節朗河谷陣地；決定印度空軍不用來擔任作戰任務；在進攻已經發動之後，決定連直升飛機也不派到前方。

　　然後森向我作了長篇的、雜亂無章的、空洞乏味的說教。顯然他對歷史只有模糊的概念，他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引用了幾個例子(在我腦海中這些是完全不相關的)，說明文官政府有最高的權力。在他這種採取守勢的使人厭煩的說教中，自始至終我靜靜地坐著；但是，當他說完以後，我再次提出上述的幾點。

　　然後，森提出同樣的借口，跟塔帕爾所說的一樣——關於進攻塔格拉山脊的政治動機和未動用空軍的原因。至於直升飛機問題，他說他不知道是誰下令停飛的，肯定不是他。當我指責他發布有關邦迪拉的相反的命令時，他否認說，他從未下令以邦迪拉為基地建立師的防務。

　　森始終未提高嗓門對我說話。儘管我對他在戰術上的錯誤決定繼續「攻擊」他，但在整個會見中，他是很和藹的。在結束時他說：「很抱歉，我不得不撤換你，尼·普，但是我這樣做，是因為我認為你一定是很疲勞了」。我不再談下去了。我告訴他，我要就這些軍事行動寫一報告，並且如同我告訴塔帕爾的一樣，我堅持要求進行一次調查。

　　我繼續考慮森在態度上的變化，它使我迷惑不解。有一段時間我這樣認為，這是由於他為草率「撤換」我的第四師指揮職務而感到懊悔，但是我不相信他會有如此體貼入微的感情。一直等到大約一周之後，當我到了德里，我才發現了真正的答案。我住在內弟(索尼醫生)的家裡。一天上午，有一位高級軍官從森的勒克瑙司令部來看我，我不太熟悉他。我很納悶，不知什麼原因使他來拜訪我，特別是我住在別人的家裡。他沒有直接了當地說出來，但暗示森希望我放棄進行調查的要求。他異乎尋常地告訴我，森將軍是多麼對我表示良好的祝願，他用庸俗的言語繼續重複地對我說：「他一點也不反對你，尼·普」。這一切良好祝願的原因很明顯、搬出森的全部可愛之處，目的是使人產生好感，以達到他要我撤消進行一次作戰調查的要求。

　　不管如何，我還是回到了提斯浦爾。當天下午我接到我的一位旅長的電話，他是希夫·查蘭·辛格准將(在東北邊境特區東部第五旅)，他用最熱情的語言，談到我擔任指揮期間的事。他說，把我調離第四師是「不公正的頂點」。我感謝他的忠誠、道義上的支持和他的慷慨的友誼。我知道他對自己前線作戰形勢大為擔憂和十分忙碌，因此我更加感謝他打來電話。

　　納文·羅爾利，我的另一位旅長(第十一旅，當時在那加蘭)，在他到旅部之前趕來提斯浦爾(該旅奉命調入莫欣德爾·帕坦尼亞新建的第二山地師)。納文當晚找到我，如同希夫·查蘭一樣，他為我受到如此簡單化和不公正的待遇而表示憤怒。當我告訴他，我同塔帕爾的會見和我要求進行的調查，他更進一步建議我把有關作戰的全部重要電報和其他文件，都複製一份，以備調查之需。我說目前我沒有時間，以後再去索取。納文說：「你怎麼可以認為，以後還可能索取得到呢？」他說，「我建議你，先生，現在就去搞複本，以後檔案是會被竄改的。如果你沒有時間，我將儘快地為你搜集全部資料，並且送給你。」天喲！他真是這樣的好人，他確實做到了言行一致。

　　我聽說次日(10月28日)上午，比吉·考爾到達提斯浦爾，並且要見我。我走到軍部總辦公室，等候軍長的電話。我幾乎能夠感覺得到，一股憂愁氣氛籠罩著軍部：看到比吉又回來指揮，令人有一種明顯的憎恨情緒。這對將來是一種不好的須兆。但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哈爾巴克希的短暫任期，好像使人們吸了一口新鮮空氣，使提斯浦爾士氣低落的一幫人重新振作起來。現在又是一種失望的感覺。

　　到接近中午的時候，軍長請我去見他。比吉告訴我，他很抱歉，因為我被撤職了。這一切都是「背著我」乾的，他是這樣說的。他深表遺憾，對不住我，說他未能使我的第七旅從克節朗河谷解脫出來。

　　「是情報局長比·思·穆利克，他要對此負責」。他說，「穆利克堅決主張，我們絕不能從克節朗河撤退，而尼赫魯，你是知道的，非常重視情報局長的意見。」

　　比吉還說，有一段時間，塔帕爾威脅要辭去他的軍職，而不願被迫承擔違反他自己判斷的一次作戰。他甚至走得很遠，他寫好了他的辭職信；但是在他去總理辦公室的路上，穆利克從塔帕爾手中搶過辭職信，並把它撕掉。他說，「將軍，我懇求你不要辭職，假如你在克節朗河面對中國人的問題上，表現絲毫的動搖，那麼政府就有倒台的危險。」穆利克向塔帕爾保證，在任何情況下，中國人都不會越過克節朗河發動進攻的。

　　「德里沒有一個人接受我們對中國在達旺集結兵力的估計，」比吉繼續說，「他們認為我們過分地使自己的士氣低落，隨後又誇大敵人的力量。政府里有些人甚至認為，有關在克節朗河和棒山口中國人大舉進攻的故事，完全是捏造出來的。他們認為我們是未交火就逃跑，而不是中國人把我們打退的。」

　　聽到這一切，使我目瞪口呆。我知道比吉容易誇張，但是他所說的關於德里的態度，是有些道理的。在軍隊和政府之間，存在著這樣大的信任差距，真是驚人。

　　然後比吉讓我談談河岸戰鬥的全部情況。我詳細地敘述了第一天的事件，簡略地談了以後的發展經過。他還要確切了解我如何計劃和部署色拉的防務。對此，我較詳細地作了說明。我強調需要用一個師的兵力守住色拉，並警告他，不能按照帕坦尼亞和哈爾巴克希所暗示的，動用同一個師去進改達旺。關於這個問題，比吉頗為明確：除非印度陸軍得到機會進行整編和重新配備部隊，才能進行新的戰鬥；否則，他絕不容許輕率地制訂進攻的計劃。

　　我向比吉彙報了我同塔帕爾會見的情況，也告訴他，我正在寫一份關於直到目前為止的作戰報告，包括戰鬥以前的時期。他對我說我應在離開以前寫完並且親自交給他。

　　然後我們開始討論我到德里應該做什麼，應該去見誰。比吉說，有絕對的必要，把東北邊境特區的真實情況，告訴議會和公眾。我表示如果不是通過正當的渠道，我是不願意去見任何人的。比吉建議我應該去見迪奈希·辛格(當時在外交部)，因為總理聽他的話。如果我能夠說服迪奈希，他會把意見傳給總理。我耐心傾聽著這種捲入政客糾紛的幕後秘密計劃，但是我不準備接受比吉對此問題的建議。

　　午飯以後，我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寫出了關於扯冬和達旺作戰的報告。其具體細節我是歷歷在目，我能按當時的情況儘可能準確地記錄下來，而不添加個人的感情色彩。我不知道這份報告的原件送到陸軍總部以後，情況如何，曾否問世。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不會有很多人看到它，因為我發現，直到目前那些理應更了解情況的人，還懷有很多的誤解。我深信，有人故意企圖貶低第七旅在克節朗河和第一錫克聯隊在棒山口的作戰。不管如何，我的報告的一個副本交給了比吉，我自己保存了一份。我現在編寫此書有關的敘述，就是根據這個報告的。

　　我寫完報告之後，回到邊境修路局的食堂。該機構的一些文職官員從邊沿地區回來了。有幾位途中經過提斯浦爾城，他們對我們敘述說，該城呈現一派不安定的景象。在某一部分居民中，傳播著近於驚恐的情緒。某些消息來源顯然正在散布關於中國人如何殘暴的臆造的恐怖故事。例如，謠傳中國士兵慣於挖我們俘虜的眼睛，而後立即槍斃。就我所知，連提斯浦爾周圍茶園的英國居民，也聽信這些謠言而處於神經緊張狀態：有些種植園主，已把家眷送到加爾各答。同時我必須記載下來，他們多數人給了我們極大幫助，他們借給我們運輸工具和其他物資。

　　從某方面來講，驚慌和令人毛骨悚然的謠傳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些平民百姓沒有官方提供的消息，他們對於軍隊又不再信任；而對於陌生的敵人的恐懼，當然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是我不能理解，為什麼在軍界里，驚慌竟達到這樣嚴重的程度。甚至軍部的戰況報道也是極其聳人聽聞的，而且關於慘敗的程度，也是大大誇張了。我認為這完全應歸咎於森將軍和軍部幾位高級參謀。按照正常的慣例，應該在作戰期間，每天派一名聯絡員到吉米塘我的戰術指揮部，把當天第一手的情況報告帶回來，軍部就能夠向報界發布準確的新聞通報。從10月中旬以後，軍區司令部或軍部未曾試圖派任何人去第七旅防區的前線。如果他們這樣做了，很多的驚慌與混亂——以及最終的痛苦——是可以避免的。

　　在我看來很明顯，自從10月20日，軍部和軍區司令部的指揮與參謀系統實際上已經瓦解。我記得10月23日早晨，在達旺我去看森時，他表現出驚慌的神態。甚至到現在，他還沒有完全恢復鎮靜。而且軍部或軍區司令部尚無一人能夠靜下心來，對截至目前為止的作戰局勢或中國的作戰方法與意圖，作出一個總的估計，或就中國可能採取什麼行動作出一個可靠的預測。軍部或軍區司令部的參謀都未遵循常規的專業程序辦事。相反，他們坐在遙遠的控制椅上，僅僅憑著他們腦中的幻想，就對前線的進展情況，勾畫出聳人聽聞的圖景。其結果是，他們的反應如同鐘擺一樣，在虛張聲勢與喪失信心兩者之間來回地搖擺。鐘擺搖到一頭時，給了他們虛假的勇氣，導致他們宣稱，我們必須立即進行反攻，重新奪回達旺；鐘擺搖到另一頭時，他們陷入了絕望，主張放棄色拉與德讓宗，向後撤退一直撤到邦迪拉。這兩種極端的傾向，對於卡門邊區的安全是危險的，而且的確也危及阿薩姆邦。

　　目前迫切需要的是，最大限度地加強色拉、邦迪拉和辛山口的防禦地區，提供一切可能調派的部隊與火力支援，特別是空中支援。反攻的問題是另外的問題，在將來有朝一日，需要調來新的師；現在要堅守陣地，作為鞏固基地的師，不應當用來作為主力發動進攻。而且，在這個時候最重要的是，需要對敵人的兵力和將來的意圖作出準確的估計。關於這一點，存在著一片混亂。

　　我回憶，10月23日我從達旺乘車去讓，我要求拉加瓦德准將作一番工程兵的計算，小國人從他們在西藏的前沿哨地區，修築一條公路到達旺，需要多少時間。他說，需要用三個月的時間，才能修通可行駛載重15英擔(1800磅)的卡車的公路。當時我甚至指出，那條路線的地形是緩慢的下坡路，而且中國有高度組織化的勞動營。但是，拉加瓦德仍然堅持認為，在現在的條件下，很快就要下大雪，即使是中國人，少於兩個月也不可能完成這一工程。我自己的估計是敵人在6周以內，可以通車到達旺，然後他們會立即向色拉進軍。結果是，中國人用了不到三周的時間，修築了肖-棒山口-達旺的公路，而且改建了達旺-讓的公路，真是一個驚人的成就。我們面對的問題是，應該把中國可能於大約11月20日進攻色拉陣地，作為我們制訂計劃和進行準備的基礎。假如是這樣，色拉應該指定為「至關重要的陣地」。按照戰略上的慣例，只有最高當局才能批准從這種「至關重要的陣地」撤退。如果第四師堅守色拉而不向後逃跑，那麼任何越過色拉的敵軍出現在邦迪拉和德讓宗之間，只能是輕裝的和孤立作戰的部隊，他們不會構成重大的威脅，我們可以從容不迫地對付他們。色拉和邦迪拉都有良好的空投區，因此，第四師能夠無限期地堅持下去——只要防禦者能夠勇敢地堅守他們的防禦陣地。

　　這裡還必須說明，空軍應該起重要的作用：第一，空中偵察作戰的進行情況，諸如敵軍的集中、中國公路與小路修建的進展；第二，對於大規模的敵軍行動給予適當的警告(以及用有計劃的空襲破壞敵軍的行動)，不使用空軍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對此，不能有任何辯解的理由。

　　那天下午，因為我妻子要去阿格拉，收拾我們的全部傢具，並為我們下一個任命做準備，我讓她乘每周信使班機回德里。當晚，我接到命令到德里陸軍總部報到。



譯者註：
①陸軍參謀長。
②克什米爾的首府。
③聖雄甘地的四大弟子之一，印度獨立后曾任列總理。
④克什米爾國民大會黨主席，長期任該邦首席部長

第十二章 中國宣布停火



　　29日我飛回德里。到達帕拉姆機場之後，我乘出租汽車到尼札姆丁，我內弟索尼醫生的住宅，他邀請我住在他家。

　　我們交談到深夜。索尼願意聽有關第七旅的詳細故事情節，第七旅如何調去克節朗河、它的作戰計劃和戰鬥進行的情況。我和他容易談得來，我發現他對軍隊的規則、禮儀和作戰安排方面的細微差別，反應很快。聽了我的敘述，他頗為驚訝，竟然以中世紀騎士的方式把部隊派到高山地區去作戰，而又不給空中掩護或後勤支援，然後命令部隊去同強大的敵人在武裝戰鬥中進行較量。

　　到達德里后的次日上午，我去陸軍總部在軍事秘書的辦公室會見莫梯·薩加爾少將。我知道莫梯是一個明智的、有才幹的高級軍官(不久以後他出任總參謀長)。他以通常的禮貌接待我，詳細地同我會談，以理解和同情的態度聽我說完。作為軍事秘書，他不大接觸戰爭發展的具體情況，因而他很有興趣地傾聽我講的故事。然後他告訴我，陸軍總部的主要參謀官要輪流地向我查詢詳情，搜集關於東北邊境特區作戰的第一手材料(結果，從未有人找過我)。

　　在我離開他的辦公室之前，我要求莫梯早日下命令安排我的工作，因為我最不願意在德里長時間閒蕩。他答應儘力而為。可是，日子一天天過去了，並沒有任職的命令，陸軍總部也無人召見我進行查詢，我開始感到不安。

　　一方面我很高興，接到了第四師我的部下各級軍官寫來的無數信件，表達他們對我的同情和信任；另方面，對於一些達官要人所散布的流言蜚捂，我不能無動於衷。陸軍總部的高級軍官中有一部分人，由於他們在喜馬拉雅山作戰中錯誤的指揮，實在令人吃驚——還把第七旅和第四師作為柔順的替罪羊——他們感到自己有罪。

　　看來，從未向文職人員說明慘敗的真正原因，甚至有些內閣部長對於東北邊境特區的真實情況也很無知。因此，我終於去見迪奈希·辛格。出乎意外，我發現他對東北邊境特區的一般情況相當熟悉。我把全部有關作戰的內情告訴了他，我想使他深切感到，如果中國人突破卡門邊區，形勢將是多麼嚴重。我強調，我們絕不容許再重複在克節朗河發動的那種沒有計劃的、沒有後勤支援的軍事冒險。在我們的會見結束時，我得到的印象是，迪奈希·辛格已把我的「口信」要點記錄下來；但是我不知道究竟他能否說服總理——或者，究競他是否去試一試。

　　我決定去拜會約翰·達爾維夫人，並儘力安慰她。我告訴她，約翰很大可能是被俘了；並向她保證，中國人會把他作為戰俘正確對待的。(另一個是拉坦·辛格夫人，阿薩姆步槍隊指揮官的妻子，為了減輕她的憂慮，我去勸解安慰她，但感到非常困難。因為她聽到阿薩姆集市上的謠言，深信她的丈夫，大概在兼則馬尼被俘后，一定已被處死。我認為在這一點上，我是能夠消除她的憂慮的。)

　　我很想去加爾各答跑一趟，向我的哥哥表示同情，因為他的兒子馬哈比爾於10月20日陣亡了；但是我不能純粹為了個人事務而離開德里。我只有努力尋找曾與我侄子一同作戰的人，證實他死時的情況，以便通知我的哥哥。事實上，直到很久以後，才從第九廓爾喀聯隊的一個上士那裡，得到第一手的情況。當馬哈比爾在戰鬥中死去時，他們是在一起的。大概是在10月中旬，當時馬哈比爾屬於第七旅旅部，被選派作為聯絡官去第九廓爾喀聯隊第一營。當20日早晨發動進攻時，他在營部，他使用一挺輕機槍。有兩次在猛烈的炮火下，他親自護送傷員到團部急救站，每次又都回到自己的戰鬥崗位，繼續向敵人射擊。最後，當他正在用機槍射擊時，被中國人投入防禦陣地的一顆手榴彈炸倒了，他幾乎在頃刻之間就死去了。(如前所述，為了表彰他的勇敢，死後被授予大英雄轉輪獎章。)

　　1962年11月6日，大約在下午7點鐘，印度總統的軍事秘書哈爾·納拉茵·辛格少將打電話給我。雖然哈爾·納拉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和我一度同屬一個步兵營，但是以後再未見面。他告訴我，總統立即要見我，談談有關最近的戰局。我很禮貌地告訴他，我已把我的報告交給陸軍總部，他可以派人去取。他說他會去取這個報告的，但是還是叫我立即去總統府。當我問他，未得到陸軍總部的批准，我去見總統是否符合規定？他肯定地說，正式手續會照規定辦的，叫我不用擔心。我被告知，不必穿軍服。根據電話的通知，我就到總統府向哈林·納拉茵·辛格報到。

　　我被引進去見拉達克里希南總統。因為他不舒服，他穿著便衣，坐在床上。他很有禮貌地、非常謙虛地接待我。他對自己服裝不整和如此緊急通知我前來，表示抱歉。

　　然後他說：「阿薩姆邦的首席部長查利哈先生曾來看我。他告訴我，你們的部隊沒有彈藥，沒有冬衣，沒有皮靴，有限的口糧，而且被迫投入非常危險的境地。前些時候，我曾請克里希納·梅農來，但是他告訴我，部隊有足夠的武器、裝備、衣服和口糧，並且說是陸軍主動決定進駐克節朗河河谷的。」他又說，「我要知道他們兩人誰說的是真話。德里似乎沒有一個人弄清楚當時的情況究竟怎麼樣。請你把所發生的情況確實地告訴我。」

　　我向總統簡要地敘述了我的前線部隊所經歷的前後過程，我儘力不使我講的故事沾染上我內心痛苦的色彩。我向他描述了基本給養令人絕望的情況。我又說，「先生，查利哈先生是十分正確的。我們部隊的彈藥，不夠半小時的戰鬥之用。在我們的前線，沒有運輸工具，因而我們僅有的武器、彈藥和裝備都是靠部隊隨身攜帶。我們沒有雪衣，在許多場合下，連平常的冬衣也沒有，有些部隊，特別是廓爾喀部隊，還穿著夏季軍服和帆布鞋；而且在中國人進攻以前，我們有好幾個星期只發給降低標準的口糧。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甚至在戰術指揮上，也從未給予我們任何的自由。我們的一切要求，如讓我們自己選擇地形建立防禦陣地，都被斷然拒絕了。我們奉命繼續留在一條暴露的河岸線上，沒有鐵絲網，沒有地雷——連平常的挖掘工具也沒有。遠在中國進攻以前，由於地處高原和嚴寒侵襲，我們已經有了許多傷亡。當中國人終於進攻時，我們所能做到的，就是在我們的彈藥用完以前，進行幾分鐘的射擊。我們沒有大炮，沒有空中文援，我們被困於很不利的陣地之內。」

　　總統顯然很激動。他說，「聽到這一切，我很震掠；不過，我對類似這樣的情況，確實曾經懷疑過。當克里希納·梅農還是學生的時候，我就認識他。他的頭腦常常有些糊塗，現在他是處於混亂之中了。」然後，總統叫軍事秘書取來一張地圖，讓我概略地講解作戰的具體情況。在聽了我的介紹之後，他又非常激動地說：「我確信，你所告訴我的都是正確的。我們沒有權利派遣軍隊擔負這一使命。看來我們是瘋狂地迷戀塔格拉。充其量，塔格拉也是有爭議的領土。尼赫獸說，『我已命令陸軍把中國人趕出去！』是什麼意思？這是在國際事務中使用的語言嗎？這是處理國家重大問題的態度嗎？我將儘早到東北邊境特區親自去看看。」

　　我在介紹情況中，指明中國人很可能在冬季不太寒冷的時候攻打色拉，但是色拉的地形對我們十分有利。我在結束談話時，提出一項要求，應該進行一次調查，確定誰應當對這一切的失誤負責。

　　總統結束會見時說，他對於我的部隊的遭遇感到非常難過。他又說，一有機會他很快親自去東北邊境特區。

　　然後我向總統告辭。我不能不看到這位偉人面容上所表現的痛苦——他感到痛苦的是因為，錯誤的態度把一切搞得如此糟，部隊受到不必要的犧牲，然而按照正常程序應當負責的人們，現在面對由於自己的行動造成的後果卻逃避責任，而且竟在謊言的後面尋求庇護。我抱著極大的期望，總統作為武裝部隊的最高統帥，將行使他的權力，保證將來在軍事行動的大方向上，能夠以更可信賴的姿態出現去指揮作戰。我甚至盼望在野戰指揮部的結構方面進行一些改革。但是，我很痛心，我得到的是失望。

　　11月8日，總統視察了東北邊境特區，但他的視察沒有帶來任何成果。

　　陸軍總部還沒有召見我進行查詢。實際上，見我的唯一高級軍官是人事行政參謀主任、值星參謀官古馬拉曼加拉姆中將，當我去見他時，我頗有點失望，因為他只要聽我講在達旺前線的作戰情況。對於這次戰役從作戰或後勤方面進行分析的問題，他沒有對我進行查詢，而僅僅是對過去三周發生的事件作了一次「閑談」。

　　11月15日，我聽說委任我為烏坦浦爾(查謨和克什米爾)第十五軍的參謀長。這個軍負責在克什米爾的巴基斯坦前線和在拉達克的中國前線作戰。在此情況下，我對這一任命是頗為高興的。

　　11月15日，消息開始走漏出來了，說在東北邊境特區，中國要發動第二次進攻，這次在瓦弄。我們的部隊正在堅決抵抗，但是由於缺乏正常的給養(瓦弄也象在克節朗河前線一樣完全靠空運維持)，慢慢地被推向後退。的確，瓦弄在今後兩天內就要陷落。

　　第二天從色拉前線傳來了更加不好的消息。好多天來，已經聽說中國人以驚人的速度，把棒山口到達旺的小道修建成為可行駛機動車輛的公路。11月18日又慢慢傳來消息說，中國要在色拉發動進攻。這時正是謠言四起的時候：卡門邊區已被竄犯；中國人就要走出山谷進入阿薩姆北部平原。那時候真是我們國家的悲慘日子。

　　在拉達克，中國也發動了第二次進攻，因此我得到緊急通知，要作好準備調到烏坦浦爾去。11月19日，我再次被召到陸軍總部——這次是到軍區司令的辦公室，去見我的新的軍區司令達烏萊特·辛格中將，他的西部軍區司令部設在西姆拉。當我在軍區司令接待室等候時，川流不息的高級軍官出出進進，每個人都提供一些驚人的消息。我繼續觀望和傾聽著，但是我決定在未見到新的軍區司令之前，我不要過分受到任何消息的影響。謠言能夠使人上癮。

　　最後，塔帕爾上將和達烏萊特將軍同幾位高級參謀從裡面的密室出來，他們的面容都是嚴肅的。達烏萊特將軍把我帶到一邊說：「但願我能給你一次較為愉快的歡迎，可是我恐怕要派你到一個正在崩潰的防區去。在東北邊境特區，色拉和邦迪拉都已陷落。在拉達克，情況也並不好些：我們已失去大部分的哨所，看來楚舒勒也差不多完了。你最好直接去烏坦浦爾。比克拉姆·辛格將軍會歡迎你的。」他顯然是一位正遭遇到困難的將軍，但是他的禮貌絲毫末減——這同我以前的軍區司令的作風成了鮮明的對照。

　　我離開軍區司令的辦公室，深深陷入憂慮之中。我簡直不能理解色拉怎麼會陷落。中國人沒有時間組織一次強大的師級規模的協同一致的進攻。他們是如何突破色拉和申隔宗防線的——我所計劃的兩個強大而新近到達的旅，駐在顯然是不可攻破的山嶽上，當時又有充足的彈藥和口糧。再說邦迪拉，中國人怎麼能從色拉如此迅速前進而發動另一次進攻？這全是不解之謎——很多個星期，對於這可恥的但是鐵一般的事實，我解答不了。

　　我回到家裡，整理了行裝，乘晚班火車去帕坦科特。次日早晨，由我的新長官比克拉姆·辛格中將、第十五軍軍長派來的一位參謀迎接我。我們乘車去烏坦浦爾，正好聽到最新的消息——中國已宣布停火，並且單方面撤到「控制線」。我們的恥辱算是徹底了。

*　　*　　*

　　我是為了要記述一個令人痛心的故事，現在就要寫完了。而我還有一點要寫，就是曾經多次提出的問題得不到解答：東北邊境特區出了什麼過錯，導致了我們的部隊在打中國人的時候，竟然表現得如此不中用？推應負責，把他們推上高山地區去打仗，而又不給予足夠的支援——是由政治家還是由軍隊的領導人負責？

　　我在前面已經講過，這是一個軍人寫的故事，因此我試圖從一個野戰指揮官的觀點來解答問題。關於政治上和外交上對於這次衝突事件的處理如何評價的問題，則留給當時接近當權走廊的其他人士去評論。可以肯定，在各級領導上都犯有錯誤。但在東北邊境特區軍事戰線上的戲劇性的崩潰，卻是充分反映了我們政策上的空前未有的失敗。那一次崩潰造成了全國範圍的真正的震驚——比政府的外交政策上的失敗更加嚴重；所以，對這一次的崩潰，需要加以解釋。

　　我認為，在東北邊境特區作戰，造成政策上的失敗，主要是因為托拉特將軍離開現場以後，在德里與戰地之間必不可少的聯繫形成了真空的局面。東北軍區司令部應該作為政府與前方部隊之間的樞紐，但是它沒有盡到職責。費解的是，新的軍區司令和他的高級參謀，竟玩忽職守，不與部隊保持接觸，不去了解地形，不懂得部隊與地形兩方面所存在的問題。結果是在扯冬事件開始之後，對於前線實際作戰和後勤的情況，他們向陸軍總部，並通過總部向政府，提供了歪曲的甚至大大加以粉飾的彙報。而且，他們這種顛倒黑白，再加上中央情報局方面莫名其妙的疏忽，一方面把前線部隊親眼所見的第一手報告撇在一邊，一面卻繼續把中國在塔格拉-棒山口地區的目標、意圖和軍事實力描繪成一幅具有吸引力的、十分樂觀的圖景。

　　同時，在完全缺乏給養的情況下，部署大批部隊於邊境，對此，東部軍區司令或是未向德里彙報，或是向德里提供了錯誤的判斷。究竟這是出於東部軍區司令在軍事專業知識上的完全無知，還是有心要對軍長進行個人報復的深仇積怨，或是兩者兼而有之，這必須由讀者自己來判定了。而我們在戰地的人們認為，森的愚蠢、不稱職，導致了我們的部隊被推入了絕境。沒有後勤支援，沒有足夠的炮兵或空軍掩護，沒有任何其他物資用以進行戰鬥，諸如挖戰壕的工具，鋼絲網，掩蔽所，甚至沒有必需的衣物。這種部署本身就包藏著災難性。新任命的軍長考爾以親自的觀察，了解了這一事實，但是(為了只有他自己最清楚的原因)不願意強烈地向德里指出。我們幾乎處在完全無望的、被暴露的前線陣地上，無論說什麼，做什麼，對於那個瘋狂的「茶話會」，都不起任何影響。我們所能作出的選擇，就是竭盡我們的一切力量進行戰鬥(力量不大)，而且在我們的有限的糧食和彈藥耗盡之後，在毫無希望的情況下儘力而為：而第七旅的大多數英勇的軍官是無「力」可盡的。

　　關於在塔格拉所進行的不符合戰術要求、沒有後勤支援的部署，應該由誰承擔責任，現在我已知道全部的原委。我一定要坦率地說，軍方應當承擔道義上的譴責。因為軍方沒有使自己站住腳並對政治家們說：「這是一個荒謬的作戰計劃，它是不能實現的。」森無論從理智上或感情上，都沒有能力對前線的實際情況作出冷靜客觀的估計。總之，他對於地形的一般慨貌以及達旺突出部的地面詳情都是無知的；在這些問題上，他也不去實地觀察、努力學習。考爾也必須分擔罪責。畢竟他在前線視察過，深知任務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他在德里會議上彙報第七旅所處的危境時選擇了低調。至於陸軍參謀長，儘管東部軍區司令向他提出了很多不在行的建議，他應該能夠作出自己的正確估計——因為他在一次例行的巡視中，曾經視察過達旺。他也應該承坦一點罪責。

　　總之，所有陸軍三級的司令——塔帕爾、森、考爾都是有罪的，因為他們都是任由政府威逼而接受一項荒謬的作戰使命，他們從未拍桌子，也從不說個「不」字。如果在他們的職位上，我們能有象托拉特和烏姆拉奧這樣有才幹的將軍，就不會發生色拉這樣的慘敗。在克節朗河，我有最好的部下，特別是營級指揮官們：卡爾茵·辛格就是一位勇敢的能幹的旅長。如果他們在精通軍事業務的上級領導下，第四師在我們自己選擇的時間和地點對付中國的挑戰，應該是勝任愉快的。

　　我希望負責從過去的戰役中吸取教訓的人們能夠認識到，象這次在最高軍事指揮部和政府之間互不溝通的情況，今後再也不能重複了。可能解決的辦法在於，在國防部內設一個國防參謀長。這將保證三軍得到政府的信任，從而專門軍事方面的意見可以更為準確地表達出來。

　　在戰場上的官兵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至少在克節朗河和達旺是如此。從他們的傷亡情況中可以得到證明。僅拉加普特聯隊就有9位軍官和初級指揮官以及268名士兵陣亡；一位軍官和23名士兵受傷。在第九旁遮普聯隊，第九廓爾喀聯隊第一營和第五阿薩姆聯隊，全部的傷亡是：8位軍官和初級指揮官以及79名士兵陣亡，32名土兵受傷。

　　我們的青年軍官和士兵是淳樸而可靠的，他們從不反對或責怪上級指揮官：他們毫無怨言地投入戰鬥，而且在作戰中竭盡全力。出於確證這一事實真相的強烈願望，我認為值得把達旺前線作戰的一段令人痛心的情節記載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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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拉加普特聯隊就有9位軍官和初級指揮官以及268名士兵陣亡；一位軍官和23名士兵受傷。這點傷亡就盡最大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