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起來才能致富【學者系列訪談之潘維訪談】

——北大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維暢談農村發展的大思路

李文芬

南方農村報2005-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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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維，一個十多年來持之以恆地反對民主迷信與私有制迷信的學者，一個幾乎每發表一篇文章都會同時受到猛烈抨擊與熱烈支持的學者，一個呼籲中央政權和主流群體進行反思的學者。

這位自述為「頗疑『主流』，拒隨『大流』」的學者，不喜歡接受媒體採訪的專家，在首屆南方農村報·中國農村發展論壇會議期間，欣然接受了本報記者的獨家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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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改不可一刀切

對於稅改政策，潘維認為「取消農業稅本身並沒什麼問題」，但是從更長遠、更宏觀的角度看，這個政策是有問題的，問題就在於：「我們是不是找到了一個方向？農村到底該怎麼發展？總的路線、大的思路到底有沒有？」

潘維認為，稅改政策在地域上、稅與費上的「一刀切」方式很不妥當。「『一刀切』的政策在中國肯定是錯的，因為各地農村是非常不一樣的，哪怕在一個省里，也很不一樣。」「國家富裕了，減掉農業稅，這可以。但是費呢？費以前就是取之於農民，用之於農村的。民兵訓練、社會秩序、基層政權等等，都靠這個錢。」

稅改政策的初衷是為了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潘維覺得稅改政策很難達到這一目的。「農民真苦，是因為交費太多了嗎？不交費了，農民就不苦了？農民每人每年交60塊錢，難道少交這60塊錢，農民就不窮了？」

潘維強調：「做事情不能草率，農村的政策要考慮好了再做。」



中國農民為何窮

潘維認為，導致農民貧困的原因主要有三點：

第一，人多地少。中國農村人口太多，而耕地面積有限，形成的局面就是——人均耕種一畝地。「『人均一畝地』是什麼概念？一畝地就等於美國人家的一個後院。在這麼小的耕地上，即使種罌粟，也不可能致富。」「一畝地經濟」不能致富的原因，除了市場競爭之外，更在於「農民一年只工作3個月，還有9個月處於失業狀態，但不勞動者不得食，只有勞動才能創造財富」。

第二，中國農民很難組織起來。西歐的農民曾經歷過奴隸、農奴時代，所以他們要自由主義，但中國不一樣。「中國的農民從商鞅變法以來就是自由的，都2000多年了。」2000多年的自給自足導致農民之間獨立且分散，因此「我們的農民很難組織起來」。「但是，如果農民不組織起來，農村的綜合治理、安全衛生、防止犯罪、醫療保障等等，什麼事情都辦不到。」

第三，資本主義摧毀小農。這個道理是全世界學界的成論。「在市場經濟下，今天這裡競爭成功了，那裡就失敗了；你富裕了，別人就窮了；你家變成大地主了，隔壁家就變成僱農了。」從這個意義講，還是社會主義好。「鄧小平在去世之前還說，中國農村還會進行第二次改革，還會重新走向合作的道路、集體化的道路。」



把農民組織起來

潘維強調，農民窮的原因找到后，解決問題的思路就要從原因里去找。但「很多人就是要搞自由主義，就是要認為農民窮是因為農民跟政府斗得不夠，要把農民組織起來跟政府斗」。潘維認為這種想法和做法的大思路、大方向是錯的。首先，自由主義不可能幫助農民致富。上世紀80年代初推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質上是以自由主義理念為導向的，「很多人以為一包就靈，但後來不是垮了嗎」？其次，「越窮越斗，天天搞政治，不組織群眾搞生產，會導致越斗越窮」。

潘維說，我國20年來所走的自由主義道路，在具體政策上有好的地方，但總體來說，「1984年以後，拆掉了人民公社，恢復了鄉鎮政權，開始了城市改革，推廣了聯產承包責任制，但農村沒有變好，社會治安沒有變好。這是事實」。此外，稅改之後，「基層政權一分錢都沒有了，自我維持都很難，還怎麼提供公共服務」？

因此，潘維反覆呼籲整個社會進行反思，「中國搞社會主義到底有沒有道理？中國的集體經濟到底有沒有優越性」？

在實際措施上，潘維則主張發揮基層政權的作用，將農民組織起來。「我不反對市場經濟，但是要把農民組織起來進城、組織起來留在鄉下、組織起來離開耕地。這樣的話，農村和城市的壓力都會減輕。」



誰來組織農民

潘維認為，國家跟農民的關係並不是非常密切，基層政權應該擔負起組織農民的職責。

「怎樣鼓勵基層政權把農民組織起來，是有經驗可循的。國家的政策堅決不能一刀切。南街村是回民和漢民各佔一半的村莊，民族矛盾很深，南街村周邊是河南最混亂的地方。在這種環境下，為了把村民凝聚起來，村裡搞計劃經濟。200年後，南街村富裕起來了。」

要想使基層政權承擔起組織廣大農民的責任，就必須賦予它一定的權力，發揮基層幹部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調動這些基層精英的積極性。但現在基層的財政走入困境。



堅持搞社會主義

在採訪快要結束時，潘維再一次強調他已重複多次的觀點。「在大家都說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合作主義在農村沒有道理的時候，我向大家提出一個疑問：中國當初為什麼要搞社會主義？『以公有製為主體』這個提法是憑空來的嗎？土地的集體所有是憑空來的嗎？我們當初是總結了國內外幾千年的經驗教訓才決定搞社會主義、集體主義。這些道理現在卻遭到人們的普遍質疑。」

潘維列舉了大邱庄等例子來說明堅持搞集體主義可以帶領農民致富。「要拆基層政權也好，要分田分地也好，大邱庄、華西村頑強地頂著這些來自私有化和自由主義的巨大壓力。他們頂下來了，他們堅持搞集體主義，現在，他們富裕起來了。有人說禹作敏、吳仁寶都是特殊人物。其實他們就是村裡的普通老百姓，他們只是有些信念而已。這個信念就是：社會主義能夠帶領大家共同富裕。」

「廣東當初為何能夠把港資引進來？是因為個體經濟嗎？港資當初進來時與誰談判？如果沒有村集體和鄉鎮政權，單跟個體農戶打交道，港資是生不下根來的。正因為土地是集體所有的，港資才能進來。」



■潘維簡介：

潘維，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政治學系１996年博士，現執教於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代表作有《法治與民主迷信——一個法治主義者眼中的中國現代化和世界秩序》、《農民與市場》等。同時，在核心刊物上發表了一系列關於三農問題的文章，如《中國農民為什麼窮？》、《質疑「鄉鎮行政體制改革」》、《農民為什麼賣掉自己的「神聖權利」？》、《城市包圍農民，全力促進城市化》等等。

潘維曾在《法治和」民主迷信」》一書扉頁上留下自述：「潘維，1960—？，京城郊區人，先在海內外讀書，后入北京某學堂教書。家資足用，無欲無求，屬『有閑階級』之類。好為人師，卻述而不作，不敢誤他人子弟。不在『官』之屬，不在『僚』之列，並不敢計『天下利』。惟早年染『匹夫有責』之病毒，杞人憂天，嘗論國事，講些個不中聽的話，也寫若干不討人歡喜的文字。既非『知識份子』，亦非『社會名流』，並不敢求『萬世名』。惟對時下的若干成論不以為然，頗疑『主流』，拒隨『大流』，此處說些村言，其實無意『爭春』，閑雲野鶴之鳥語而已。」

團結就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