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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著名女記者法拉奇:新聞是非凡可怕的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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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odai 發表於 2006-10-8 14:34 | 只看該作者 回帖獎勵 |倒序瀏覽 |閱讀模式
在《風雲人物採訪記》一書的序言中,法拉奇寫道:「今天的歷史發生之時就會被寫下來。我因此而喜歡新聞業,我也因此而害怕新聞業。新聞是非凡、可怕的特權。意識到這一點,肯定會讓你一次次地覺得自己無力勝任。當我碰上重大事件或者大人物時,我會感到痛苦,擔心自己的眼睛看不過來、耳朵聽不過來、腦子理解不了那隱藏在歷史叢林中的蟲子。」


[align=center儘管對她各界褒貶各異,但無可否認,她的獨特性格造就的傳奇永不再有]

法拉奇:性格造就獨特傳奇

   9月14日,77歲的義大利傳奇記者兼作家奧里亞娜·法拉奇因病在家鄉義大利佛羅倫薩市區去世。儘管對她各界褒貶各異,但無可否認,她的獨特性格造就的傳奇永不再有。

   法拉奇   從孩提起,法拉奇就喜歡讀書,她的父母雖然生活不算寬裕,但買書很捨得花錢。16歲時,法拉奇進入佛羅倫薩大學醫學院就讀,不過只待了很短一段時間。因為她很想寫作,於是放棄學業,17歲開始投身新聞業,為當地一家報紙撰稿。她曾為義大利發行量最大的《晚郵報》和《歐洲人》周刊工作,並作為一名戰地記者先後奔赴越南、印巴、中東等衝突不斷的地區採訪報道,新聞事業進入黃金時期。

    對今天很多年輕讀者來說,奧瑞雅娜·法拉奇是個很不熟悉的名字。但是,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這個名字卻與許多世界領袖人物聯繫在一起,並因此受人仰慕。

    出生在義大利佛羅倫薩的法拉奇是20世紀勇敢地向政治和權力挑戰的最有激情和力量的聲音之一。她的充滿道德和個性化的寫作為20世紀的新聞採訪與寫作創下了獨特且難以複製的風格。她激勵了世界各地的幾代新聞記者,更是許多女記者的榜樣和偶像。

    獨一無二的採訪技巧和職業勇氣

    儘管寫過幾部小說和回憶錄,但法拉奇仍是以一個不妥協的政治採訪者聞名於世的。一個美國記者形容她為「一個沒有哪個世界領袖人物會對她說『不』的記者」。她為歐洲一流的報紙雜誌獨家專訪了當時世界政治的幾乎所有權力者:包括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威利·勃朗特,巴基斯坦已故總理布托,還有中國當時的領導人鄧小平??她無數次踏入對於女性而言是禁地的地方進行採訪,包括採訪伊朗前宗教領袖霍梅尼。

    在採訪每一位政治領袖時,她從不為其權威所懾。相反,她以尖銳犀利的問題,甚至有時顯得無禮的問題讓對方無法逃避,不得不做出回答。她處處挑戰政治權威。在採訪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時,她拒絕戴面紗,而當戴面紗成為允許她採訪的條件時,她戴著面紗走進霍梅尼的辦公室,然後當著霍梅尼的面掀去面紗。

    法拉奇的勇氣和道德從來都贏得讚賞。但同時她的採訪技巧卻引來很大爭議. 她經常刺激她的採訪對象吐露真言。 越戰中,她採訪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採訪開始,法拉奇就挑戰基辛格:我們來談談戰爭吧。你不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你是嗎? 正是這次採訪逼得基辛格承認越戰是一場無意義的戰爭,並把自己比作一個「孤獨地騎在馬上引領著一隊馬車的牛仔」。一生與媒體打交道、經驗老道的基辛格惟一失手,就是在法拉奇手裡。基辛格後來回憶說,這次採訪是他一生中與媒體有過的獨一無二的災難性談話。

    《紐約時報》一位書評專欄作家稱法拉奇的採訪技巧是「小說家的心理透視與一個機靈孩子的粗魯無禮的產物。」

    而《紐約客》的作家對法拉奇的採訪技巧有一番最好的總結:法拉奇的採訪手法是故意的讓人不安。她接觸每一位採訪對象都以精心研究的刺激挑戰對方。同時她善於使用歐洲存在主義理念,經常以關於死亡、上帝、同情等話題讓採訪對象放下警戒。這一切展示了她在新聞採訪這一行當的超群智慧。當然,生為一個嬌小漂亮的女性也多少有幫助。長長的中分的直發,抑鬱的藍灰色眼睛,長期煙熏的沙啞嗓音,以及說英語時的一口可愛的義大利口音,這一切讓法拉奇給人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

    越戰期間,有時她會在攝影作品上出現。疲憊,頭頂鋼盔,帆布背包上有她手寫的留言:如果出事,請將我的遺體交給義大利大使。這些照片中,她就像一個孩子一樣單薄和弱小。1968年,在墨西哥城採訪學生示威遊行時她三處中彈。警察把傷員包圍在一幢居民樓上,學生們的第一衝動是保護她。一個男孩子把自己的毛衣給她來遮擋水管滴到她臉上的水滴。她弱小的身材與外貌經常讓人對她的勇敢和尖銳感到意外。

    對於把她的採訪比作調查審問的說法,法拉奇給予否認。她認為自己僅僅是問了一些其他記者沒有勇氣問的問題。其他記者追求的是客觀,而她追求的是「正確」和「誠實」。

    她承認自己不能夠,也從未做到過對所見所聞僅僅作一個冷酷的記錄者。她說,「在我每一段記者職業經歷里,我都留下我的心和靈魂。我對所見所聞的參與是個人的,對於這些事件我必須採取立場。」她對《時代》周刊記者Jordan Bonfante說,「每一個採訪都是我自己的一個肖像畫,是我的想法、氣質和耐性的混合物。 所有這些導致了那些問題的提出。」

    批評她的採訪風格的人指責她「不僅想做一個出色的採訪人,更想做一個救世天使。」法拉奇回應說,在記錄這些事件時,她不僅僅是一個記者,也是歷史學家。

    寫的所有書都有死亡主題

    法拉奇的記者生涯始於少年時代。1950年她開始為當地報紙作特約通訊員。從1967年開始,她成為戰地記者。先是在越南,後來是印巴之戰、中東戰爭,以及墨西哥學生運動等等。很多年裡,她都擔任著名的政治雜誌《L'Europeo》的特派通訊員,並為其他知名報紙和雜誌撰稿。

    《一個真正的人》是法拉奇寫作生涯的開始。儘管法拉奇稱這本書是一部小說,但它講述的卻是帕納古利斯38年短暫一生的真實故事。

    1967年,希臘抵抗運動領袖帕納古利斯試圖暗殺希臘軍政府的獨裁者喬治奧斯·帕帕多普洛斯。由於暗殺計劃暴露,帕納古利斯被捕入獄,受盡酷刑但拒絕投降,幾次三番越獄未遂后,被施以更殘酷的折磨。直到1973年他才因軍政府對政治犯的一次大赦而獲釋出獄。出獄后兩天,法拉奇採訪了他,這是他們第一次見面,這次採訪導致了一段曠世戀情。

    1976年,帕納古利斯在一次意外的車禍中喪生,帶給法拉奇巨大的悲痛。他死後幾個月,法拉奇開始寫書。1979年,《一個真正的人》出版。

    好萊塢多次試圖把關於帕納古利斯的《一個真正的人》改編成電影。法拉奇拒絕了。

    接下來的幾年裡,法拉奇寫了另外兩部關於越戰和反對墮胎的書。

    法拉奇表示自己寫書從來都是為了講有意義的故事,而不是為了錢。「我永遠不會為錢寫作。」她坦承自己的寫作動機是強烈的情感,心理上的、政治上甚或知識上的強烈情感,而不是任何別的。她說,「比如關於越戰的書,對我來講,它其實不是關於越戰的,而是關於戰爭本身 (我一直感興趣戰爭的無意義、愚蠢和殘酷);關於墮胎的書《給一個未出生的孩子的信》是源於我自己失去的一個孩子。而《一個真正的人》的寫作是源於我的伴侶的去世以及他所帶來的悲痛。但是,人們應該注意到,我所有的書都有一個死亡主題。我主要的三本書都是講死亡或是涉及到死亡,我對死亡的痛恨,我對死亡的抗爭。惟有自由是其中另外的元素。而真正推動我寫作的是我對死亡主題的擺脫不了的情結。」

    晚年定居紐約的法拉奇一度在公眾視線中消失。她專心閉門寫作,法拉奇自稱是一個工作狂。每天早晨起來開始工作, 直至下午六七點鐘。中間不吃不喝不休息。 惟一的活動是大量抽煙。一天要抽掉50根。 她既不見任何人,也不接電話,不去任何社交場合。沒有星期天, 沒有節假日,沒有聖誕節,沒有新年。她說,因為她寫作得很慢,不這樣用功, 她覺得內疚。

    法拉奇不喜歡書評作者,稱書評家是「失敗的作家,結果惟有艷羨和嫉妒作家」。在她看來,用一篇小小的文章對一個作家花了幾年心血創作的作品評頭論足是不公平的。 她認為真正的評論家應該是讀者。

    她並不關心評論家如何評論她的作品。甚至不關心人們如何評論她。「一個作家需要時間來檢驗他的價值。生活中的成功對作家來講毫無價值,那僅僅是時髦、宣傳和知名度。一個真正的作家生前身後都應該只是個作家。其作品也應該是超越語言界限的,是全球性的,超越時空的。」

    易怒暴躁的性格一生不變

    就在今年6月,《紐約客》 的作家登門採訪了她。描述了她對法拉奇的印象:激烈和戲劇性。隨時可能為說明一點而跳起來或大聲叫嚷。她易於憤怒,她告訴記者,「你知道,如果我感到憤怒,我是我自己的危險敵人。如果他們判我入獄三年,我會說一些話,做一些事讓他們給我九年。如果我憤怒,我是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

    她一直這麼直言不諱地表現出這種暴躁的脾氣。大膽的無所顧忌的言辭,以及她特立獨行的生活方式也使她成為很多人心目中60年代的偶像:從不宣稱是女權主義者卻過著一種不受束縛的生活。看不起婚姻,因為穿褲子而從餐館里給轟出來。

    再比如,她在1981年接受《花花公子》 雜誌採訪時,抱怨同性戀「趾高氣揚,架子十足,搖尾巴」;抱怨那些不喜歡她的「肥胖」 的女記者們。

    在很大程度上,法拉奇反抗權力的鬥爭精神來自於她的家族傳統。她家族中幾代人都參加過抵抗運動。法拉奇的父親是佛羅倫薩的一個手藝人,二戰期間成為抵抗墨索里尼的地下戰士。少年的法拉奇隨父親一起參加抵抗運動。為游擊隊偷運炸藥,二戰近結束時護送從集中營逃出來的英軍士兵過境,等等。

    晚年的法拉奇遺憾自己沒有孩子,也遺憾自己長年的疾病。她給來訪者講, 連她的醫生都驚訝地問她「你怎麼還活著?」性格強硬的她用她義大利口音回答說,「醫生,別對我這樣。小心哪一天我折斷你的脖子。」

    晚年後幾乎遁世隱居的法拉奇近兩年卻出人意料地再次置身世界政治旋渦中。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再次改變了她的生活道路。自那時起,法拉奇致力於一場她自己稱之為反對「自冷戰以來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脅」的鬥爭。

    法拉奇先後出版了兩本引起軒然大波的著作:《憤怒與驕傲》和《理性的力量》。《憤怒與驕傲》一書出版后,在義大利就售出100萬冊,在歐洲也擁有大量讀者。但同時,這本書也為她招致了種族歧視的罪名。

    她形容「9·11」像雷鳴,把她從安靜的小說寫作的狀態里驚醒,徹底改變了她。

    2002年,設在瑞士的幾個伊斯蘭宗教組織聯合起訴法拉奇,控告她《憤怒與驕傲》一書有種族歧視。同年11月,一個瑞士法官判決法拉奇違反了瑞士犯罪條款的第261條,發出逮捕法拉奇的法令,並請求義大利政府引渡法拉奇。義大利政府司法部長以義大利憲法保護言論自由為由,拒絕了引渡請求。

    由記者造就傳奇的時代一去不返

    採訪了無數領袖人物的法拉奇曾斷言,剛剛開始的21世紀是一個沒有領袖的時代。「我們在20世紀結束時就停止了產生領袖。」

    21世紀的變化還不僅如此。法拉奇馳騁的疆場:報紙雜誌已不再有從前影響力。電視讓全球每個角落的事件縮小為每個家庭屏幕上的畫面;計算機網路、博客的誕生更帶來消息發布的非權威化和個人化。不再有傳統意義上的獨家新聞。法拉奇當年的咄咄逼人也在電視網的如雲的採訪話筒中間被泛濫。

    儘管對法拉奇褒貶各異,但無可否認,她是獨特的。她的一生是獨特而有意義的。

    9月17日,法拉奇的遺體被安葬在佛羅倫薩的一個公墓。依照她生前願望,只有家人和少數朋友出席了葬禮。沒有任何追悼儀式。也不允許拍攝任何照片和錄像。下葬的一刻,她母親經常去祈禱的教堂為她這個無神論者敲響了鐘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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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laodai 發表於 2006-10-8 14:34 | 只看該作者
一生藐視權力 別了!「最偉大的政治採訪者」

她,採訪過鄧小平;她,可能是中國讀者最先知道名字的當代外國記者之一 .

這是法拉奇攝於1953年的資料照片


   ·法拉奇1929年6月29日出生於佛羅倫薩,很早就開始新聞記者生涯,先後作為戰地記者被義大利周刊《歐洲人》派駐越南、印巴衝突地區、南美和中東地區等。她還與世界上一些有影響的報紙期刊雜誌合作,曾擔任過美國《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和義大利全國發行量最大的日報《晚郵報》的特約記者,並採訪過鄧小平、基辛格、阿拉法特、甘地等一批國際風雲人物。她的許多作品被譯成多種文字在世界約30個國家和地區出版發行,成為暢銷書。>>>詳細報道

    她可能是中國讀者最先知道名字的當代外國記者之一。奧里亞娜·法拉奇,這位新聞界的奇女子,無論面對多麼威嚴或是多麼德高望重的採訪對象,從不會讓自己尖銳的問題損失一點稜角。或許只有面對死亡,她才會選擇沉默。

    法拉奇的出版商15日宣布,77歲的法拉奇於14日晚在家鄉佛羅倫薩去世。1992年前,法拉奇就已查出罹患乳腺癌。她一直生活在紐約,幾天前病情惡化回到家鄉。

犀利採訪

    中國讀者在20世紀80年代知道了法拉奇這個名字。她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后最早採訪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外國記者之一。

    其實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法拉奇就已活躍在國際新聞界,並因她犀利的提問而知名。從60年代到80年代,她曾採訪過多國領導人,包括巴勒斯坦領導人亞西爾·阿拉法特、以色列強硬派女總理果爾達·梅厄、印度「鐵娘子」英迪拉·甘地、巴基斯坦總理阿里·布托、衣索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伊朗最高領袖霍梅尼、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等等。有人稱她是「當代最偉大的政治採訪者」。

    接受法拉奇採訪需要勇氣,因為她的問題總是充滿挑戰性。《紐約客》雜誌說她的採訪具有「有計劃的攻擊性」。1972年4月,她採訪約旦前國王海珊提的第一個問題是:「陛下,誰在約旦說話算數?在關卡,站著巴勒斯坦游擊隊;在邊界上,巴勒斯坦游擊隊在進攻;在村莊里,巴勒斯坦游擊隊決定一切。」

    見過法拉奇的人都驚詫於她的性格和外貌給人感覺差別何以如此巨大。法拉奇個子嬌小,相貌美麗,垂順的中分直發,灰藍色的大眼睛充滿憂鬱。她的外表總能讓男人產生一絲保護欲。越南戰爭期間,她身著迷彩服、頭戴鋼盔的照片令她看起來就像個孩子一樣矮小、脆弱。

    每篇介紹法拉奇的文章都會提起70年代她對基辛格的那次經典採訪。採訪之前,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基辛格幾乎沒有在媒體上表露過心跡,也沒有透露過個人生活和性格。採訪中,法拉奇讓基辛格解釋他如何取得外交界的明星地位,一開始基辛格躲閃這個問題,後來被法拉奇巧妙地引出了下面這番話:

    「有時,我覺得自己就像狂野的西部故事中的一個牛仔,騎著馬,獨自指揮著一支大篷車隊。」

    這篇採訪發表后,基辛格遭到了長達數月的批評調侃。即便在數年之後,基辛格回憶起來還痛心疾首,稱這次採訪是「一生中與媒體打交道最具災難性的一次」。奇怪的是,法拉奇本人也覺得這次採訪是她最糟糕的採訪之一。這大概算因為採訪者與採訪對象棋逢對手吧。

家庭影響

    法拉奇充滿攻擊性的採訪風格源於她對權力的憎恨。在1976年出版的《風雲人物採訪記》中,法拉奇這樣寫道:「不管是流亡政府(領導人)還是民選總統,無論是殺人如麻的將軍還是深受愛戴的領袖,在我眼中,權力都是一種不人道、值得憎恨的現象……」

    這種憎恨遺傳自她的父母,又在成長過程中更深入地溶入她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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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laodai 發表於 2006-10-8 14:35 | 只看該作者
這是1980年8月21日,鄧小平會見義大利女記者法拉奇


    1980年8月21日,法拉奇採訪了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同志,就當時國內外矚目的重大問題進行了提問。兩次談話共4個小時,面對鄧小平她不改鋒芒畢露的本色,一一提問以下問題:「據說,毛主席經常抱怨你不太聽他的話,不喜歡你,這是否是真的?」「如何避免類似『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錯誤?」「你是否認為資本主義並不都是壞的?」採訪錄很快分兩次全文發表,法拉奇本人也非常得意,她說:對鄧小平的採訪是她「一次獨一無二、不會再有的經歷,在我的『歷史採訪者』中,我很少發現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鄧小平是一位出類拔萃的人物。」>>>詳細報道

    法拉奇1929年生於義大利佛羅倫薩,她的家族擁有反叛的悠久歷史。母親托斯卡是一名無政府主義者的遺孤,父親愛德華多是一名自由主義者,反抗墨索里尼的統治,並因此被捕、遭受折磨。

    父母親教育法拉奇三姐妹要勇敢、堅強。在家庭影響下,法拉奇10歲時就加入抵抗組織,為抵抗組織運送爆炸物,傳遞情報。她還負責護送越獄的英軍和美軍戰俘到安全地區,因為當時她梳兩個小辮,看上去特別純真。

    法拉奇回憶說,1943年9月23日盟軍轟炸佛羅倫薩,法拉奇一家躲在教堂里。轟炸開始后,教堂的牆壁在顫抖,神甫大叫「基督,救救我們」。14歲的法拉奇嚇得哭起來,父親卻重重地打了她一記耳光。愛德華多盯著女兒的眼睛說:「女孩子不哭,不能哭。」法拉奇說,此後她從未再哭過,即便她摯愛的愛人去世她也沒有哭泣。

    法拉奇16歲時發現了文字的魔力,愛上了寫作。畢業后,她先是在一家義大利報紙的法製版寫犯罪新聞,但很快展露才華,被派往世界各地,採訪重要政治人物、報道重大政治事件。

    從1950年起,她開始為義大利的《歐洲人》周刊工作,記者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裡她都在為這家雜誌寫作,儘管她也會給美國、歐洲、南美洲一些媒體撰寫文章。

    擔任記者起,法拉奇就開始著書。淡出新聞界后,法拉奇更是筆耕不輟。她1975年的著作《給一個永不出生的孩子的信》是當年的暢銷書。

    她曾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文學博士學位、兩次獲聖文森特新聞獎、書攤暢銷書獎和其他多種獎勵。

女權主義

    《紐約客》記者瑪格麗特·塔爾博特在一篇介紹法拉奇的文章中寫道:「我總覺得法拉奇就是20世紀60年代的一個偶像──從不標榜自己是女權主義者,卻過著一種解放的生活……」

    法拉奇瞧不起婚姻,她曾因衣著不雅被高級餐館轟出門。《給一個永不出生的孩子的信》描繪的是一名自由女性面臨生孩子的兩難選擇的絕望告白。

    法拉奇一生未婚,沒有孩子。但她擁有一段偉大的愛情,她的小說《人》就是獻給她的愛人、希臘著名反獨裁抵抗戰士亞歷山德羅斯·帕納古利斯。

    就像法拉奇的父親,帕納古利斯也曾遭獨裁者逮捕、關押、折磨。被關押期間,帕納古利斯從不低頭,他曾用自己的鮮血寫下詩歌。在法拉奇看來,帕納古利斯是人類典範。在他們相識3年後,帕納古利斯在雅典死於一場可疑的車禍。

「轉向」惹爭議

    過去10多年裡,法拉奇住在紐約,過著一種與世隔絕的生活。但這種隔絕在2001年「9·11」事件後由她自己打破。

    「9·11」事件后不久,法拉奇在義大利的《晚郵報》上發表文章,後來擴展成書,題為《憤怒與驕傲》。在書中,法拉奇以往對權力的憤怒似乎掉轉了方向。儘管文章和書受到眾多批評,但她依然不改強硬,接連又出了兩本書──《理智的力量》和《現代啟示錄》。

    這三本書令法拉奇受到整個義大利知識界的孤立。義大利另一位著名左派學者翁貝托·埃科在《共和國報》上撰文,不點名地批評法拉奇的文化沙文主義,呼籲社會寬容。

    在《紐約客》記者塔爾博特看來,那個叛逆的法拉奇已經不見蹤跡,而是變成了一個反對墮胎、反對同性婚姻、對移民持懷疑態度的「小資產階級」。她還放棄了年輕時喜歡的褲裝,穿起了裙子。

    也許法拉奇的光彩只有在荒涼的背景下才能閃耀,她有極大的勇氣,敢於對任何人說出任何她想說的話。這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嚴酷環境中培養出來的近似原始的生氣,需要合適的環境的襯托才會成為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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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laodai 發表於 2006-10-8 23:21 | 只看該作者
《法拉奇死去》

今天,她死了,死於乳腺癌。

在接受完手術之後,她堅持要看一眼手術中摘除的腫瘤,大夫說,從來沒有人要求看自己布滿了癌細胞的血肉,她說「它是我的肌體,我想看一眼」

於是他們把它拿進來,它是一塊又長又白的東西,她開始對它說話「你這個可惡的王八蛋」

她恨它 .

她接著羞辱它「你不敢再回來了。你在我身體里留下孩子了嗎?我要殺了你!我要殺了你!你贏不了的!」

那些醫生看著這個場面,喃喃地說「哦,上帝… 』

                         二

二戰中,當美國飛機轟炸佛羅倫薩的時候,她還是個小孩子,蜷縮在一個煤箱里,因為恐懼而放聲大哭,她父親非常生氣,狠狠地摑了她一耳光,說:「女孩子是不哭的。」

「生活就是嚴峻的歷險,學得越快越好,我永遠忘不了那記耳光,對我來說,它就象一個吻。」

                         三

22 歲的時候,她已經是個明星式的記者,因為她從不認為自己只是個記者,「想想吉卜林,傑克倫敦,和海明威,他們是被新聞界借去的作家」

在伊朗裹著黑色大長巾冒險進入只允許穆斯林入內的賽帕薩拉清真寺,描寫了在禁區做祈禱的教徒樣子之後,不客氣地用譏誚的方式批評「我以為他們在做瑞典式肌肉關節體操」。她採訪皇室成員的時候,記者們要求她召開記者招待會,第二天報紙的標題是《她讓皇后等待》。

但是她的編輯解僱了她,因為他要求她就某個政治集會寫一篇諷刺性報道,而她堅持不能抱有偏見「首先得讓我聽聽他會說什麼,我將基於他的演說來寫」
「沒有必要」
「那我就不寫」

兩小時后,她收到解聘證明,編輯對她說「永遠不要往吃飯的碗里吐口水」

「我就要吐,然後把它送給你吃飯」。

                         四

「你就象一個憤怒的公牛」西班牙最著名的鬥牛士對她說「你的問題就象那些牛角一樣對著我」

採訪伊朗宗教領袖霍姆尼的時候,談到婦女不能象男人一樣上學,工作,甚至不能去海灘不能穿浴衣時,她問「順便問一句,您怎麼能穿著浴袍游泳呢?」

「這不關您的事,我們的風俗習慣與您無關,如果您不喜歡伊斯蘭服裝您可以不穿,因為這是為正當的年青婦女準備的」

「您真是太好了,既然您這麼說了,那麼我馬上就把這愚蠢的中世紀破布脫下來」

她扯掉為示尊重而穿上的披風,把它扔在他的腳下。

他勃然大怒,暴跳如雷地衝出房間。

她還不肯罷休「您要去哪兒?您要去方便嗎?」
然後她長坐不走,連霍姆尼的兒子企求也沒用,直到霍姆尼以《可蘭經》的名義發誓他第二天會再次接見她,她才同意離去。

「權力,它能使某些人意識到自己有權利去指揮別人或懲罰不服從者。我不理解權力,但我卻理解那些反對,譴責,和拒絕接受權力的人,特別是那些反抗暴政的人」她說。

82 年,她採訪以色列的沙龍,指控他轟炸平民「我親身經歷了咱們這個時代所有的戰爭,包括 8 年的越戰,所以我可以告訴您,即使在順化或河內,我也沒有見過像在貝魯特發生的那麼慘無人道的轟炸」

他抗辯說他的軍隊只轟炸了該市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基地。

她說「您不僅轟炸了那些地區,而且轟炸了鬧市區 --- 住宅,醫院,報社,旅館和大使館,問問當時呆在那兒的人,問問當時呆在海軍准旅店的記者」

當沙龍為是否轟炸傷及兒童而遲疑不決的時候,她拉開皮包,取出一張照片照片上是一群從一歲到五歲的兒童的屍體。

「您看,最小的孩子身上沒有腳,最大的孩子失去了小胳膊,這隻無主的手張開著,象在企求憐憫」

沙龍在這次採訪結束時對她說「您不好對付,極難對付,但是我喜歡這次不平靜的採訪,因為從來沒有一個人像您一樣帶著那麼多資料來採訪我,從來沒一個人能像您一樣只為準備一次採訪而甘冒槍林彈雨」

在她採訪各國元首的《風雲人物採訪錄》里,她在前言中寫了一段話

「 1931 年,他帶我去見一些希臘抵抗運動者,我們見到的不是一座偶像,也不是一面旗幟,而是 3 個字母 0XI ,希臘文的意思是「不」。這 3 個字母是一些渴望自由的人在納粹法西斯佔領時期在樹上寫下的, 30 年來,這個「不」字一直保存在那裡,雖然日晒雨淋也不變色,軍政府的上校們曾經用石灰漿塗抹掉它。但是,像變魔術一樣,雨水和陽光很快溶化了石灰,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三個字母又頑強,無視一切,和不可磨滅地重新顯露出來」



                                五

「那時我 5 , 6 歲,站在床上,媽媽正給我穿一件粗羊毛內衣,衣服很小很緊,我的手搭在媽媽肩膀上,回頭看見她的臉和淚水」她說。

她母親說的話令她終生難忘「你絕不能做我現在做的事!你絕不能成為人母 ! 成為人

妻!成為一個無足輕重的奴隸!你一定要去工作!去工作!去旅行!去全世界!全世界!」她三十一歲出版的小說里,寫到女主人公吉奧的母親熨襯衣里的情景「她的淚珠滾落在熨鬥上,在滾燙的金屬上發出嗞嗞的聲音…就彷彿它們本來就是水滴而不是淚水」

--------「 從那天起,吉奧就發誓將來絕不熨燙襯衣,也絕不哭泣」。

她終生未婚。

「愛的鎖鏈是自由最沉重的羈絆」她說。

                            六

1993 年,她來到中國,在中國社科院發表演講。人們因她曾經採訪鄧小平而熟悉她。

有個學習義大利語的學生站起來說「我並不是來問問題的,因為我從學會閱讀起就一直讀您的書,我已經知道答案了,我到這裡來是為了感謝您,您教給我兩件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 勇氣和自由…請您不要死,我們非常需要您」

                            七



今天,法拉奇死去。

「沒有後代而死等於死了兩次,就象無花的植物,無果的樹木一樣可怕,這意味著永遠的死亡」,她說過。

但是她寫下無數文字。

「燈亮了,我聽到有聲音。有人在奔跑,在絕望地高呼,但是在其他地方,成千上萬的孩子正在出生,成千上萬的女人將成為母親,生命不需要你,也不需要我,你已經死了,或許我也行將死去。但這沒有關係,因為生命不死」 ------ 《給未出生孩子的信》
明有物有則,索源清流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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