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1980年8月21日,鄧小平會見義大利女記者法拉奇
1980年8月21日,法拉奇採訪了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同志,就當時國內外矚目的重大問題進行了提問。兩次談話共4個小時,面對鄧小平她不改鋒芒畢露的本色,一一提問以下問題:「據說,毛主席經常抱怨你不太聽他的話,不喜歡你,這是否是真的?」「如何避免類似『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錯誤?」「你是否認為資本主義並不都是壞的?」採訪錄很快分兩次全文發表,法拉奇本人也非常得意,她說:對鄧小平的採訪是她「一次獨一無二、不會再有的經歷,在我的『歷史採訪者』中,我很少發現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鄧小平是一位出類拔萃的人物。」>>>詳細報道
法拉奇1929年生於義大利佛羅倫薩,她的家族擁有反叛的悠久歷史。母親托斯卡是一名無政府主義者的遺孤,父親愛德華多是一名自由主義者,反抗墨索里尼的統治,並因此被捕、遭受折磨。
父母親教育法拉奇三姐妹要勇敢、堅強。在家庭影響下,法拉奇10歲時就加入抵抗組織,為抵抗組織運送爆炸物,傳遞情報。她還負責護送越獄的英軍和美軍戰俘到安全地區,因為當時她梳兩個小辮,看上去特別純真。
法拉奇回憶說,1943年9月23日盟軍轟炸佛羅倫薩,法拉奇一家躲在教堂里。轟炸開始后,教堂的牆壁在顫抖,神甫大叫「基督,救救我們」。14歲的法拉奇嚇得哭起來,父親卻重重地打了她一記耳光。愛德華多盯著女兒的眼睛說:「女孩子不哭,不能哭。」法拉奇說,此後她從未再哭過,即便她摯愛的愛人去世她也沒有哭泣。
法拉奇16歲時發現了文字的魔力,愛上了寫作。畢業后,她先是在一家義大利報紙的法製版寫犯罪新聞,但很快展露才華,被派往世界各地,採訪重要政治人物、報道重大政治事件。
從1950年起,她開始為義大利的《歐洲人》周刊工作,記者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裡她都在為這家雜誌寫作,儘管她也會給美國、歐洲、南美洲一些媒體撰寫文章。
擔任記者起,法拉奇就開始著書。淡出新聞界后,法拉奇更是筆耕不輟。她1975年的著作《給一個永不出生的孩子的信》是當年的暢銷書。
她曾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文學博士學位、兩次獲聖文森特新聞獎、書攤暢銷書獎和其他多種獎勵。
女權主義
《紐約客》記者瑪格麗特·塔爾博特在一篇介紹法拉奇的文章中寫道:「我總覺得法拉奇就是20世紀60年代的一個偶像──從不標榜自己是女權主義者,卻過著一種解放的生活……」
法拉奇瞧不起婚姻,她曾因衣著不雅被高級餐館轟出門。《給一個永不出生的孩子的信》描繪的是一名自由女性面臨生孩子的兩難選擇的絕望告白。
法拉奇一生未婚,沒有孩子。但她擁有一段偉大的愛情,她的小說《人》就是獻給她的愛人、希臘著名反獨裁抵抗戰士亞歷山德羅斯·帕納古利斯。
就像法拉奇的父親,帕納古利斯也曾遭獨裁者逮捕、關押、折磨。被關押期間,帕納古利斯從不低頭,他曾用自己的鮮血寫下詩歌。在法拉奇看來,帕納古利斯是人類典範。在他們相識3年後,帕納古利斯在雅典死於一場可疑的車禍。
「轉向」惹爭議
過去10多年裡,法拉奇住在紐約,過著一種與世隔絕的生活。但這種隔絕在2001年「9·11」事件後由她自己打破。
「9·11」事件后不久,法拉奇在義大利的《晚郵報》上發表文章,後來擴展成書,題為《憤怒與驕傲》。在書中,法拉奇以往對權力的憤怒似乎掉轉了方向。儘管文章和書受到眾多批評,但她依然不改強硬,接連又出了兩本書──《理智的力量》和《現代啟示錄》。
這三本書令法拉奇受到整個義大利知識界的孤立。義大利另一位著名左派學者翁貝托·埃科在《共和國報》上撰文,不點名地批評法拉奇的文化沙文主義,呼籲社會寬容。
在《紐約客》記者塔爾博特看來,那個叛逆的法拉奇已經不見蹤跡,而是變成了一個反對墮胎、反對同性婚姻、對移民持懷疑態度的「小資產階級」。她還放棄了年輕時喜歡的褲裝,穿起了裙子。
也許法拉奇的光彩只有在荒涼的背景下才能閃耀,她有極大的勇氣,敢於對任何人說出任何她想說的話。這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嚴酷環境中培養出來的近似原始的生氣,需要合適的環境的襯托才會成為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