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旭瀾的《太平雜說》

王彬彬
　　我是在中學的歷史課上知道中國歷史上發生過多次「農民起義」，並且知道「農民起義」都是很偉大的，都是歷史進步的動力。至於那些領袖人物，則個個都是大英雄大豪傑，都是一心一意為人民謀幸福的。最早令我對「農民起義」發生懷疑的，是魯迅。魯迅向來主張反抗壓迫、以惡抗惡。他對中國的歷代統治者固然向無好言，但在談及歷史上的所謂「農民起義」時，卻也從無褒詞，例如，說到張獻忠的禍蜀，每每有按捺不住的憎惡。

　　其實。只要稍微想一想，就能明白所謂「農民起義」是歷史發展的動力這種說法有多麼可疑。中國歷史上發生過的「農民起義」大大小小有那麼多次，只要每次都將歷史向前推進一點，那到近代也就進步得相當可觀了，何至於衰弱到經不起西方列強的輕輕一擊。

　　按通常的說法，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就在近代史開始不久，爆發了洪秀全、楊秀清等人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這場發生在近代史早期的規模宏大、歷時長久的所謂「農民起義」，數十年間，一直獲得極高的評價。人們將「太平天國」作為「農民起義」的標本而大加稱頌。至於洪秀全，則被戴上一頂「近代中國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先進的代表人物」的桂冠，更有人殫精竭慮地探究洪秀全的「哲學觀念」、「思想體系」。而復旦大學的潘旭瀾教授，最近一兩年在《文匯報》、《羊城晚報》、《上海文學》、《鐘山》、《東方文化》等報刊上，發表了一系列有關「太平天國」的學術隨筆，從各個方面對「太平天國」進行了冷峻的解剖，並做出了自己的評判。

　　潘先生的「正業」是文學研究，但對歷史的興趣卻同樣濃厚，對中國歷史上的許多人物，許多問趣，都有自已的感悟和看法。最近十來年，潘先生髮表了大量散文、隨筆，出版了《小小的篝火》、《咀嚼世味》等散文、隨筆集，其中有些文章，便是對一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發表自己的見解。至於對洪楊的「太平天國」，潘先生從年輕時代便留心有關的中外資料，並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觀點。這些觀點在心裡悶了很多年，最近一兩年，才以「雜說」的方式得以表露。

　　「太平雜說」的第一篇是《應當正名》。洪楊領導的這場造反運動，多年來人們一直稱為「太平天國」，潘先生認為，這是不準確的。「太平天國」是洪楊自稱的「國號」，但嚴格說來，他們並不曾真正意義上地「立國」。太平軍並不曾推翻清政府而代之，他們只是在高中央政府很遙遠的南方數省進行區域性的軍事割據，即使在被他們部分佔據的省份，清政府的行敢機構也仍然存在。洪秀全起事未久，連縣城都還沒攻下一個時，便登基當了「天王」，後來雖然「建都」南京，但實行的也是軍事化管理，並未建立起完整的行政體系。「太平天國」的「國號」雖然打出來了，但直到洪秀全服毒自殺時，都並未真正建立起一個國家。當時的中國百姓並不把被太平軍佔據的地區視作獨立的一國，國際上也從未有他國對「太平天國」予以承認。因此，按照他們自封的「國號」稱之為「太平天國」，是不妥當的。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領袖，在佔據了一些地方后就忙著稱帝立國，匆匆過把皇帝癮。例如李自成曾在襄陽稱新順王，不久又在西安建立了「大順國」，並且還設立了一套行政機構，很快還打進了明朝的都城北京；再側如，張獻忠也曾在武昌稱大西王，后又在成都稱帝，建立了「大西國」。李自成、張獻忠的興亡，也基本與太平軍歷時相當，但後人並不按他們自封的「國號」去稱呼他們的造反運動，而獨將太平軍的造反稱之為「太平天國」，顯然是不合理的。

　　潘先生觀察太平軍造反，有一個根本的視角，就是看其對中國的近代化進程究竟起了怎樣的作用。在《大渡河鐘聲》、《走出夢話》等文章里，潘先生指出，如果不帶偏見，不從某種教條出發，就應該承認，這場造反運動不是推動，而是明顯阻礙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對當時的中國而言，鴉片戰爭是挫折，也是機遇。太平軍起事前，魏源等人已提出要培養人才，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發展近代工業。在當時的情形下，清政府是有可能一定程度上採納這些維新建議的。然而，很快爆發的太平軍造反，把清政府弄得手忙腳亂、焦頭爛額，也就根本顧不上將這些維新措施提上議事日程，同時客觀情況也不允許將這些哪怕是最初步的維新措施付諸實踐，僅僅是「師夷長技」這最原始的一步，也沒有條件大力實行。在清政府與太平軍拼得兩敗俱傷、國力更為虛弱之際，英法辱國又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的內亂，給了西方列強更大的可乘之機。太平軍從起事到最終平息，歷時十八年。由於這十八年處於近代史的開端，它造成的影響就不僅僅是使中國的近代化進程延緩了十八年，更使得以後的努力加倍地艱難。它所留下的後遺症也許是難以估量的。

　　如果太平軍造反成功，完全取清廷而代之，控制了全國，結果會怎樣呢？——恐怕會更糟。在《走出夢話》、《天堂與墳墓》、《天王進城》、《王爵奇觀》、《豈可諱言》等文章里，潘先生指出，洪楊等人，其實是目光短淺、胸無大志的。看看他們「定都」南京后的種種荒謬絕倫的舉措，看看他們的種種反人性反文明的政策，便能明白，如若他們控制了全國，那將是怎樣的民族災難。洪楊等人，本質上是極端仇視知識文化的，對近代文明茫然無知也毫無興趣。清政府夠腐敗的，但「太平天國」在「定都」南京后的腐敗，絲毫不遜於清政府，再加上與清政府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文化專制、愚民政策和蒙昧主義，使他們不可能對歷史的發展有什麼積極作用。

　　看清了太平軍造反的實質，清除了塗抹在洪秀全臉上的油彩后，對這場運動中的諸多具體問題，也就能還其歷史真相。例如，1856年太平軍最高層的相互殘殺，是太平軍走向覆滅的開始。長期以來，有關論著和歷史教科書，在談到這一事件時，總是百般為洪秀全開脫，硬說韋昌輝的剷除楊秀清是在「個人野心」膨脹下進行的一場「政變」，因此責任應由韋昌輝這個太平軍中的敗類和「變節分子」來負。在《豈可諱言》中，潘先生指出，這一事件的實質，是洪楊對最高寶座的爭奪。韋的殺楊，只能是出自洪的「旨意」，否則便難以思議。所以，說這次事件是韋發動的「政變」是根本說不通的，將其稱作「楊韋事件」或「天京事變」也都不準確，正確的說法應當是：洪楊內訌。

　　為了美化洪秀全，人們不僅諱言洪楊內訌，對太平軍內部的所有是是非非的評判，都從洪氏本位出發。例如，石達開的出走，被說成是不顧大局的「分裂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李秀成被俘后的自供，則被說成是「污點」、「失節」、「叛變」。潘先生的《大渡河鐘聲》和《歧路詠嘆調》（按，本書中改題為《復調輓歌》）等文章，則對他們有不同的評價，並指出，他們的悲劇，不在於對無可救藥的洪氏小朝廷忠得不夠，而在於過於愚忠。一場聲勢如此浩大的造反運動，必然有優秀人物投身其中，也必然會造就出才智超人之士，石達開和李秀成，便是太平軍將領中的優秀者。他們的人生悲劇也就分外耐人尋味。尤其文韜武略的石達開，本可以為民族富強、為歷史進步做出一份貢獻，同時自己的人生價值也能充分實現。但由於在人生道路的選擇上一錯再錯，終於只能在歷史上留下一個「又大又黑的驚嘆號」，只給後人留下一份咀嚼不盡的教訓。一個很優秀的人，因為投身於一場錯誤的歷史運動，或者因為不得已而置身於一段荒謬的歷史中，從而使自己的生與死都了無價值，這樣的例子中外歷史上太多了。石達開只是其中之一。潘先生以《大渡河鐘聲》一文，為石達開唱了一曲輓歌。

　　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是西方的一句名言。我以前認為這說得很有道理。現在覺得，這句話，也對，也不對。

　　1998年9月2日南京

　　原載《文藝報》1998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