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無事的悲劇——談談古典名著《儒林外史》

國學講壇：幾乎無事的悲劇——談談古典名著《儒林外史》（上）
2007-03-23       中國網    點擊: 2209




主持人：傅光明（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員）

主講人：張國風（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



主持人：朋友們，大家好，歡迎在文學館聽講座！今天我為大家請來的主講人是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張國風先生，大家歡迎。



在文學界常能聽到這樣的聲音，即偉大的時代產生偉大的作品。如此反著想，產生偉大作品的時代也必是偉大的時代。那幾乎同時產生了《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的乾隆時代，是否可以堪稱偉大的時代？現在一個有意思的對比是，《紅樓夢》熱得高燒不退，而且已成為商家與媒體的炒做噱頭。而與《紅樓夢》同時代產生的另一部偉大作品《儒林外史》，卻連儒林之士都對它冷落了似的。今天我們來讓它熱熱身，有請張教授演講《幾乎無事的悲劇——談談儒林外史》。



張國風：在清朝的乾隆年間，幾乎同時產生了兩部偉大的現實主義的文學巨著——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紅樓夢》。吳敬梓的生平比較清楚，他生於1701年，卒於1754年。還留下了一部文集《文木山房集》。曹雪芹則不同，有關他的資料很少，可以說，離曹雪芹越近，我們知道得越少。曹雪芹的生年有爭論，有說他生於1715年，有說他生於1724年。至於他的卒年，爭論小一點，有1763、1764兩說。大家可能會想，卒年差一年沒有什麼關係。一般地說，是沒有什麼關係，《紅樓夢》還是《紅樓夢》。但是，如果我們要開一個曹雪芹逝世多少周年的紀念大會，那麼，這個問題就來了。你是照1763年算，還是照1764年算。乾隆時期是盛世，屬於所謂的「康乾盛世」。就是康熙、乾隆盛世。大家知道，在康熙和乾隆之間還有一個雍正。雍正是康熙的兒子，是乾隆的父親。為什麼不說「康雍乾盛世」？按照我的理解，一是因為雍正在位的時間比較短，只有13年。而康熙在位61年，是中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乾隆在位59年，僅次於他的祖父康熙。乾隆在世的時候就把位子讓給了他的兒子嘉慶。二是因為雍正在位的時候，爭奪儲位的鬥爭非常激烈，骨肉相殘，殘酷的政治鬥爭在雍正的兄弟之間展開，損害了雍正的道德形象。所謂「盛世」，我的理解，就是沒有戰爭，比較太平，老百姓的生活還可以，經濟是往上發展的。觀其大略，算是一個盛世。盛世不等於沒有陰暗面。你看李白生活在開元盛世，他還要說：「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你看他的牢騷有多大，大路寬闊，猶如青天，偏偏沒有我的路，沒有我的發展。康熙時期也不象現在的電視連續劇里寫的那麼光明，你讀一讀方苞的《獄中雜記》，就知道當時的刑部大獄里，多麼的黑暗。是那種常人想象不到的黑暗。乾隆時期，清朝的國力達到了巔峰的狀態。現在人們耳朵里聽的是乾隆下江南，鶯歌燕舞，怡情山水；聽的是乾隆修四庫全書，好象他是多麼的重視文化。我們看時下的電視劇，以為乾隆是一個多麼通情達理的皇帝。其實，乾隆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文字獄最猖獗的時期。捕風捉影，濫殺無辜，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那種血腥恐怖的氣氛，是今人難以想象的。這都是盛世發生的事情。所謂「康乾盛世」，不過如此。康乾盛世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後的一個盛世。正是在這個封建社會回光反照的歷史瞬間，吳敬梓和曹雪芹以他們的文學巨著，反映了一種「夢醒了無路可以走」的痛苦，表現出兩位文化巨人對時代本質和趨勢的可貴敏感。



在這裡，我們不妨將吳敬梓和曹雪芹比較一下，將《儒林外史》和《紅樓夢》比較一下。要把握一個作家、一個作品的特點，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比較。一比較，特點就出來了。當然，作比較的兩個事物必須有可比性。而《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就非常具有可比性。通過比較，我們可以更好地掌握這兩部巨著和兩位作家的特點。



吳敬梓和曹雪芹都是出身世家子弟，從一個大富大貴的人家出來，最後墜入社會的底層，在窮困潦倒中去世。吳敬梓更是終身都保持著名門望族的自豪、自尊和自信。這份自豪、自尊、自信，自然包含著一種血統論的因素。門第的自豪，就是血統的自豪。說得俗一點，就是老子英雄兒好漢，就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但是，我們歷史地看，它也是吳敬梓對抗逆境的一種精神力量。吳敬梓鄙視暴發戶、鄙視鹽商、蔑視權貴的感情中顯然包含著他出身名門的自豪。從曹雪芹的《紅樓夢》中，也能看出類似的感情和思想。因為他們有這麼一種出身，有這麼一種感情，所以，當他們回首往事的時候，一方面是一種自豪和光榮；另一方面，不能不有一種懺悔的愧疚的心情。覺得對不起祖宗，對不起父母，自己出身那麼一個顯赫的門第，到老了，卻一事無成。名門望族在自己的手裡敗落了。他們不知道，他們的巨著已經足以使他們不朽。吳敬梓的後半生，被一種憤世嫉俗的激情和對不起祖宗的愧疚折磨著、煎熬著。這些感情在他的《儒林外史》里和他的文集里有很多的流露。《紅樓夢》的第一回，也流露了那種懺悔之情，這不是曹雪芹在放煙幕彈，而是一種非常真實的感情。偉人也是人，他也有一般人的感情。更何況古人。我們不能苛求古人。當然，從另一方面來看，吳敬梓和曹雪芹畢竟後來貧困了，落到了社會的最底層，他們的感情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逐漸地向平民靠攏。他們看到，仗義偏多屠狗輩，反倒是那些沒有文化、身分卑賤的平民，能夠做出高尚的行為。作為全書知識分子榜樣的王冕便帶有平民知識分子的特點。世家出身的吳敬梓，將一個名士的原型，改造成一個可敬可親、可以理解的平民知識分子的高大形象，並且選擇他作為全書衡量、褒貶人物的尺度，這件事的本身就說明了長期的貧困生活在吳敬梓思想深處所引起的變化。周進在貢院里哭得死去活來，幾個生意人慷慨解囊，為周進捐監進場。牛布衣四處飄泊、貧病交加，死在甘露庵。老和尚盡心盡意，為牛布衣料理後事。鮑文卿身為戲子，卻知道愛惜人才，為素不相識的向知縣說情。向知縣封了五百兩銀子謝他，他分文不受。面對書辦送上門來的五百兩賄賂，鮑文卿無動於衷。



小說中向鼎稱讚鮑文卿的那些話所傳達的，正是作者吳敬梓自己的聲音：「而今的人，可謂江河日下。這些中進士、做翰林的，和他說到傳道窮經，他便說迂而無當；和他說到通今博古，他便說雜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不如我這鮑朋友，他雖生意是賤業，倒頗頗多君子之行。」這些中進士、做翰林的，從道德水準來看，不如我這鮑朋友，這其實就是吳敬梓自己的認識。



吳敬梓和曹雪芹，同樣是從世家子弟墜落到平民，其過程卻並不完全相同。吳敬梓的財產是在他自己的手裡一點一點地揮霍掉的。他為什麼要這樣做，我後面再講。而曹雪芹則不同，曹家是在一場激烈的政治風浪中突然敗落的，是當事人事先沒有思想準備的一場滅頂之災。曹家和雍正的一些政敵兼兄弟，關係非常親密，曹家因而受到牽連，成為雍正打擊的對象。這種政治的打擊非常突然，非常殘酷，就象一個晚上的事情。昨天還是鮮花似錦，今天就是一敗塗地。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真所謂「家亡人散各奔騰。」那種迅速和殘酷，非當事人難以體會。我們讀讀《紅樓夢》第五回里的那些曲子，可以體會一下其中的凄涼。可憐一部《紅樓夢》，「不是情人不淚流！」所以，在《紅樓夢》里，蕩漾著一種夢幻似的氛圍。昨天和今天，那種滄桑巨變，回想起來，就象一場大夢，一場噩夢。在《儒林外史》里，沒有《紅樓夢》里那種夢幻的虛無的色彩。吳敬梓面對著盛世的社會危機，他很失望，但還沒有絕望，沒有走向虛無。全椒吳家是著名的科舉世家，吳敬梓的高祖吳沛有五個兒子，其中有四個培養成了進士，兩個是明朝的進士，兩個是清朝的進士。後來吳家又出了兩個進士。其中還有一個榜眼。王士禎在《池北偶談》中對全椒吳家科舉的鼎盛稱羨不已。話說回來，吳家的這六個進士加起來，其中一個榜眼，一個探花，也沒有一個吳敬梓的貢獻大。吳敬梓最引為自豪的曾祖吳國對是順治十五年的探花，可吳國對有多少政績，在歷史上有多少貢獻？實在是政績平平。他才能平庸，思想也沒有什麼高明之處。據說他的書法極好，八股文章很出色，方嶟為吳敬梓《文木山房集》所作的序中說，吳國對「其所為制義，衣被海內」，我們現在也只能說他非常善於考試，如此而已。幸虧吳國對一支後來衰落了，吳敬梓的嗣父不會鑽營，是個「守規矩與繩墨，實方圓而枘鑿」的窮教官，吳敬梓在父親去世以後又遇到了那麼一場家難，族人來爭奪他的家產，使吳敬梓受到很大的刺激，並從此變得放蕩不羈，受到那麼多的冷眼和輕蔑，幸虧他在科場上並不順利，考官沒有看上他的八股文章，這才給我們保留下來這樣一位天才的諷刺作家，使我們今天還能讀到這樣犀利的諷刺巨著。其中家難的影響尤其值得我們重視：正是這場家難激發了吳敬梓的叛逆反抗意識，正是族人的鄙視，甚至「鄉里傳為子弟戒」，才將吳敬梓驅往繁榮開放、人文薈萃、處處得風氣之先的南京城，使他結識了一大批學者文人，呼吸到了時代思潮的新鮮空氣，開拓了眼界，並進一步從個人的坎坷和不幸中解脫出來，看到了知識分子的整體命運，看到了全社會的腐敗和沒落。命運就像一個老人在人生的歧路上等待著我們的天才，他堅決地阻止天才離開屬於自己的領域：「拋棄你那些庸俗的功名慾望吧，認識你自己！」



從地域上看，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儒林外史》、《紅樓夢》都和江蘇很有緣分。江浙地區堪稱為明清兩代知識分子的搖籃。在清、近代的哲學家、史學家、文學家中，江浙人佔有極為可觀的比重。在清代經學的流派中，吳派的惠棟、江永、王鳴盛、錢大昕都是蘇南人。戴震是安徽人，而吳派學術給他的啟迪不可忽視。以戴震為代表的皖派中，如著名經學家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汪中、阮元等，均為江蘇人。清、近代的史學大師萬斯同、全祖望、趙翼、章學誠、王國維都是江浙人。清、近代的文學家中，江浙人所佔比重之大，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這裡學術空氣之濃厚、思想之活躍、學術信息之靈通，可想而知。就明清小說而言，一半以上的作品與江浙有關。而吳敬梓和曹雪芹也和江蘇結下了不解之緣。十八世紀的這兩位文化巨人，他們都喝過秦淮河的水。曹雪芹不是江蘇人，曹雪芹的家族，早先是漢人，在與后金的戰爭中被俘，成為後金的包衣，即奴隸。後來立了軍功，地位逐漸上升。因為和康熙的特殊關係，被優待而安排到江南當了織造。在江南，曹家又逐漸地成為聯絡滿漢感情的橋樑。從文化上來看，曹雪芹的家族由漢至滿，由滿而漢，先滿化，又漢化，亦滿亦漢，很特殊。曹家四代人在南京、揚州、蘇州生活了60年之久。曹雪芹的朋友敦誠說曹雪芹「秦淮舊夢人猶在，燕市悲歌酒易醺。」「秦淮」與「燕市」並列，北京和南京對提，其中「秦淮舊夢」所指，顯然是曹家在江南的那段生活。曹家「鮮花著錦，烈火烹油之盛」，也是指的南京。而吳敬梓是安徽全椒人。吳敬梓對家鄉沒有好感，家鄉有勢力、有地位的人將吳敬梓看作敗家子的典型。在《儒林外史》中寫到一個五河縣，風氣惡俗，是那麼的勢利和虛偽，那裡的「禮義廉恥都滅絕了」，令人深惡痛絕，它就是吳敬梓家鄉全椒的影子。而吳敬梓對南京非常喜歡，書中寫到南京，它是那麼繁華、開放，是一個不夜城，一個人文會萃之地。吳敬梓自號「秦淮寓客」。他對揚州也非常喜歡，遺言要家人把他葬在揚州。「生耽白下殘煙景，死戀揚州好墓田。」這就是吳敬梓給他的朋友留下的印象。他不說要葬到家鄉。他是家鄉的棄兒。現在安徽的全椒有一個《吳敬梓紀念館》，全椒離南京不遠。



吳敬梓之喜歡南京，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在南京有許多六朝的古迹，使他想到那些魏晉名士，想到魏晉風度。魏晉風度使他心馳神往。吳敬梓和曹雪芹都被他們的朋友比作正始的名士阮籍。吳敬梓更是時時以魏晉名士而自居。魏晉的名士風流歷來為後世的文人所仰慕，尤其是阮藉和嵇康。阮藉、嵇康的一生揭示了封建社會中知識分子的兩難處境和悲劇命運：參與政治吧，難免同流合污，無法保持思想的獨立性；遠離政治吧，難免終老林下，一事無成。說到底，封建社會需要人才，但首先必須甘心作奴才。封建社會裡最不需要的是時時刻刻想保持思想獨立性的人物。而阮藉和嵇康就是在一個黑暗的時代，試圖保持自己思想獨立性的人物。禮教不是一個可供選擇的制度，而是一個不得不接受的現實。生當這樣的時代而想保持自己思想的獨立性，那就不能不是一個悲劇。阮藉、嵇康之為後代文人所同情，所理解，正在於自魏晉以後，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並沒有因朝代的更替而改變。後世文人之仰慕阮藉、嵇康，吳敬梓和曹雪芹之仰慕阮藉、嵇康，他們之自比阮藉、嵇康，其原因正在這裡。歸根到底，魏晉名士有一種特立獨行、我行我素的精神，他們珍惜思想的獨立性，有一種反抗潮流、蔑視世俗、挑戰多數的精神。這種精神使吳敬梓和曹雪芹非常佩服、非常欣賞。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吳敬梓和曹雪芹沒有一種特立獨行的精神，沒有一種獨立的思想，沒有一身傲骨，怎麼能夠寫出那樣偉大的作品。非常之作，必須非常之人；非常之人，需要一種非常之精神。這樣一種六朝情結，一種對魏晉風度的仰慕，也成為吳敬梓精神的一根支柱。江南地區是康雍乾三朝文字獄的重災區，也是三朝籠絡知識分子的重點地區。在中國，南京是個政治敏感的地區。文革快結束的時候，1976年1月，總理去世了，我聽說，有一天晚上，南京城裡貼出一條大標語：「堅決要求張春橋同志擔任國務院總理」。一張報紙一個大字。這當然是擁護四人幫的一派貼的。早晨的時候，人們發現，這條標語被人重新貼了一下，變成「張春橋同志堅決要求擔任國務院總理」。當時，我在瀋陽，沒有覺得社會上有這種政治敏感。當然，從語言學的角度，我們也可以從這個小故事裡體會到漢語的一些特點，就是語言的組合很重要，不同的組合可以表達非常不同的意思。和外國語言用變格、用後綴不同。



面對著歌舞昇平的盛世，吳敬梓感受到的是勢利和虛偽，而曹雪芹感受到的是真、善、美的死亡。吳敬梓考慮的中心是知識分子的社會出路，而曹雪芹考慮的是人生的意義，人生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在《儒林外史》誕生以前，小說中也不時地寫到知識分子的生活，但是，對於知識分子的生活，尤其是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生活道路、歷史命運，從來沒有《儒林外史》寫得這麼真實、這麼深刻。吳敬梓以知識分子為中心，展開廣闊的畫面，寫到了廣泛的社會階層，寫出了形形色色的眾生相。《儒林外史》被認為是世態人情的教科書，而《紅樓夢》被稱作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



從具體的寫法來看，《儒林外史》涉及廣泛的社會階層，以知識分子為中心，涉及到三教九流；而《紅樓夢》則不同，《紅樓夢》很少寫到賈府的外面去，主要寫一個大觀園。大觀園其實是很特殊的地方。大觀園是一個女兒國，只有一個賈寶玉是唯一的合法的男性公民。這些女孩不是一般的女孩，都是眼睛會說話，眉毛會唱歌的女孩。從兩個作家的創作才能來說，吳敬梓的強項是諷刺，世態的諷刺。曹雪芹是愛情的描寫。作家和作家不同，有的擅長寫這個，有的擅長寫那個。譬如《儒林外史》里就沒有什麼愛情的故事。很多婚姻都是包辦婚姻，也沒有什麼不好。不好的話，就是因為被功名富貴給鬧的。象魯小姐和蘧公子，本來是才子佳人的天作之合。可是，蘧公子好虛名而不好八股，魯小姐卻是八股的行家裡手。看到丈夫不懂八股，這位八股才女便常自垂淚，有「誤我終身」之嘆。在世界文學中，司湯達、托爾斯泰、屠格涅夫、茨威格，都是描寫愛情的高手，巴爾札克寫的愛情就不行，沒法看，一點味道都沒有。曹雪芹特別善於用愛情去考驗他筆下的人物，而吳敬梓則是處處用功名富貴去考驗人物的靈魂。吳敬梓對於虛偽和勢利的現象特別敏感，時時地抓住，加以揭露和抨擊。



從風格上看，《紅樓夢》象一首詩，長歌當哭，象一首哀感頑艷的長詩；而《儒林外史》則象散文，是史學那種外冷內熱的風格。



從小說的結構上來看，吳敬梓選擇連環短篇式的結構來展開一幅幅的風俗畫，他沒有在結構上花太多的精力。或許他認為這種結構最便於表現他的主題，最便於發揮他描寫世態的特長。曹雪芹則不然，他則象一個圍棋高手，每下一子，都考慮著全局，又照顧著局部。

＜＜紅樓夢＞＞是女孩看的，
＜＜儒林外史＞＞是男孩看的，風馬牛不相及．
你看一下有女人考科舉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