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校六記――楊絳

[color=sky blue]作家簡介：
   楊絳（１９１１－），原名楊季康，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員，作家、評論家、翻譯家。劇本有《稱心如意》．《弄真成假》、《風絮》；小說有《倒影集》、《洗澡》；論集有《春泥集》、《關於小說》；譯作有《１９３９年以來的英國散文選》、《小癩子》、《吉爾.布拉斯》、《堂.吉訶德》等。

[c]第一章  下放記別[/c]

    中國社會科學院，以前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我們夫婦同屬學部；默存在文學所，我在外文所。一九六九年，學部的知識分子正在接受「工人、解放軍宣傳隊」的「再教育」。全體人員先是「集中」住在辦公室里，六、七人至九、十人一間，每天清晨練操，上下午和晚飯後共三個單元分班學習。過了些時候，年老體弱的可以回家住，學習時間漸漸減為上下午兩個單元。我們倆都搬回家去住，不過料想我們住在一起的日子不會長久，不日就該下放幹校了。幹校的地點在紛紛傳說中逐漸明確，下放的日期卻只能猜測，只能等待。

    我們倆每天各在自己單位的食堂排隊買飯吃。排隊足足要費半小時；回家自己做飯又太費事，也來不及。工、軍宣隊後來管束稍懈，我們經常中午約會同上飯店。飯店裡並沒有好飯吃，也得等待；但兩人一起等，可以說說話。那年十一月三日，我先在學部大門口的公共汽車站等待，看見默存雜在人群里出來。他過來站在我旁邊，低聲說：「待會兒告訴你一件大事。」我看看他的臉色，猜不出什麼事。

    我們擠上了車，他才告訴我：「這個月十一號，我就要走了。我是先遣隊。」

    儘管天天在等待行期，聽到這個消息，卻好像頭頂上著了一個焦雷。再過幾天是默存虛歲六十生辰，我們商量好：到那天兩人要吃一頓壽麵慶祝。再等著過七十歲的生日，只怕輪不到我們了。可是只差幾天，等不及這個生日，他就得下幹校。

    「為什麼你要先遣呢？」

    「因為有你。別人得帶著家眷，或者安頓了家再走；我可以把家撂給你。」

    幹校的地點在河南羅山，他們全所是十一月十七號走。

    我們到了預定的小吃店，叫了一個最現成的沙鍋雞塊――不過是雞皮雞骨。我舀些清湯泡了半碗飯，飯還是咽不下。

    只有一個星期置備行裝，可是默存要到末了兩天才得放假。我倒藉此賴了幾天學，在家收拾東西。這次下放是所謂「連鍋端」――就是拔宅下放，好像是奉命一去不復返的意思。沒用的東西、不穿的衣服、自己寶貴的圖書、筆記等等，全得帶走，行李一大堆。當時我們的女兒阿圓、女婿得一，各在工廠勞動，不能叫回來幫忙。他們休息日回家，就幫著收拾行李，並且學別人的樣，把箱子用粗繩子密密纏捆，防旅途摔破或壓塌。可惜能用粗繩子纏捆保護的，只不過是木箱鐵箱等粗重行李；這些木箱、鐵精，確也不如血肉之軀經得起折磨。

    經受折磨，就叫鍛煉；除了準備鍛煉，還有什麼可準備的呢。準備的衣服如果太舊，怕不經穿；如果太結實，怕洗來費勁。我久不縫紉，胡亂把耐髒的綢子用縫衣機做了個毛毯的套子，準備經年不洗。我補了一條褲子，坐處像個布滿經線緯線的地球儀，而且厚如角殼。默存倒很欣賞，說好極了，穿上好比隨身帶著個座兒，隨處都可以坐下。他說，不用籌備得太周全，只需等我也下去，就可以照看他。至於家人團聚，等幾時阿圓和得一鄉間落戶，待他們迎養吧。

    轉眼到了十一號先遣隊動身的日子。我和阿圓、得一送行。默存隨身行李不多，我們找個旮旯兒歇著等待上車。候車室里，鬧嚷嚷、亂鬨哄人來人往；先遣隊的領隊人忙亂得只恨分身無術，而隨身行李太多的，只恨少生了幾雙手。得一忙放下自己拿的東西，去幫助隨身行李多得無法擺布的人。默存和我看他熱。已為旁人效力，不禁讚許新社會的好風尚，同時又互相安慰說：得一和善忠厚，阿圓有他在一起，我們可以放心。

得一據著、拎著別人的行李，我和阿圓幫默存拿著他的幾件小包小袋，排隊擠
進月台。擠上火車，找到個車廂安頓了默存。我們三人就下車，痴痴站著等火車開動。

    我記得從前看見坐海船出洋的旅客，登上擺渡的小火輪，送行者就把許多彩色的紙帶拋向小輪船；小船慢慢向大船開去，那一條條彩色的紙帶先後迸斷，岸上就拍手歡呼。也有人在歡呼聲中落淚；迸斷的彩帶好似迸斷的離情。這番送人上幹校，車上的先遣隊和車下送行的親人，彼此間的離情假如看得見，就決不是彩色的，也不能一迸就斷。

    默存走到車門口，叫我們回去吧，別等了。彼此遙遙相望，也無話可說。我想，讓他看我們回去還有三人，何以放心釋念，免得火車馳走時，他看到我們眼裡，都在不放心他一人離去。我們遵照他的意思，不等車開，先自走了。幾次回頭望望，車還不動，車下還是擠滿了人。我們默默回家；阿圓和得一接著也各回工廠。他們同在一校而不同系，不在同一工廠勞動。

    過了一兩天，文學所有人通知我，下幹校的可以帶自己的床，不過得用繩子纏捆好，立即送到學部去。粗硬的繩子要纏捆得服貼，關鍵在繩子兩頭；不能打結子，得把繩頭緊緊壓在繩下。這至少得兩人一齊動手才行。我只有一天的期限，一人請假在家，把自己的小木床拆掉。左放、右放，怎麼也無法捆在一起，只好分別捆；而且我至少還欠一隻手，只好用牙齒幫忙。我用細繩縛住粗繩頭，用牙咬住，然後把一隻床分三部分捆好，各件重複寫上默存的名字。小小一隻床分拆了幾部，就好比兵荒馬亂中的一家人，只怕一出家門就彼此失散，再聚不到一處去。據默存來信，那三部分重新團聚一處，確也害他好生尋找。

    文學所和另一所最先下放。用部隊的辭兒，不稱「所」而稱「連」。兩連動身的日子，學部敲鑼打鼓，我們都放了學去歡送。下放人員整隊而出；紅旗開處，俞老和俞師母領隊當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還像學齡兒童那樣排著隊伍，遠赴幹校上學，我看著心中不忍，抽身先退；一路回去，發現許多人缺乏歡送的熱情，也紛紛回去上班。大家臉上都漠無表情。

    我們等待著下幹校改造，沒有心情理會什麼離愁別恨，也沒有閑暇去品嘗那
「別是一般」的「滋味」。學部既已有一部分下了幹校，沒下去的也得加緊幹活兒。成天坐著學習，連「再教育」我們的「工人師傅」們也膩味了。有一位二十二三歲的小「師傅」嘀咕說：「我天天在爐前鍊鋼，並不覺得勞累；現在成天坐著，屁股也痛，腦袋也痛，渾身不得勁兒。」顯然煉人比鍊鋼費事；「坐冷板凳」也是一項苦功夫。

    煉人靠體力勞動。我們挖完了防空洞――一個四通八達的地下建築，就把圖書搬來搬去。捆，扎，搬運，從這樓搬到那樓，從這處搬往那處；搬完自己單位的圖書，又搬別單位的圖書。有一次，我們到一個積塵三年的圖書館去搬出書籍、書櫃、書架等，要騰出屋子來。有人一進去給塵土嗆得連打了二十來個嚏噴。我們儘管戴著口罩，出來都滿面塵土，咳吐的儘是黑痰。我記得那時候天氣已經由寒轉暖而轉熱。沉重的鐵書架、沉重的大書櫥、沉重的卡片櫃――卡片屜內滿滿都是卡片，全都由年輕人狠命用肩膀打，貼身的衣衫磨破，露出肉來。這又使我驚嘆，最經磨的還是人的血肉之軀！

    弱者總沾便宜；我只幹些微不足道的細事，得空就打點包裹寄給幹校的默存。默存得空就寫家信；三言兩語，斷斷續續，白天黑夜都寫。這些信如果保留下來，如今重讀該多麼有趣！但更有價值的書信都毀掉了，又何惜那幾封。

    他們一下去，先打掃了一個士積塵封的勞改營。當晚睡在草鋪上還覺得懊熱。忽然一場大雪，滿地泥濘，天氣驟寒。十七日大隊人馬到來，八十個單身漢聚居一間屋裡，分睡在幾個炕上。有個跟著爸爸下放的淘氣小男孩兒，臨睡常繞炕撒尿一匝，為炕上的人「施肥」。休息日大家到鎮上去買吃的：有燒雞，還有煮熟的烏龜。我問默存味道如何；他卻沒有嘗過，只悄悄做了幾首打油詩寄我。

    羅山無地可耕，幹校無事可干。過了一個多月，幹校人員連同家眷又帶著大堆箱籠物件，搬到息縣東嶽。地圖上能找到息縣，卻找不到東嶽。那兒地僻人窮，冬天沒有燃料生火爐子，好多女同志臉上生了凍瘡。洗衣服得蹲在水塘邊上「投」。默存的新襯衣請當地的大娘代洗，洗完就不見了。我只愁他跌落水塘；能請人代洗，便賠掉幾件衣服也值得。

    在北京等待上幹校的人，當然關心幹校生活，常叫我講些給他們聽。大家最愛聽的是何其芳同志吃魚的故事。當地竭澤而漁，食堂改善伙食，力紅燒魚。其芳同志忙拿了自己的大漱口杯去買了一份；可是吃來味道很怪，愈吃愈怪。他撈起最大的一塊想嘗個究竟，一看原來是還未泡爛的葯肥皂，落在漱口杯里沒有拿掉。大家聽完大笑，帶著無限同情。他們也告訴我一個笑話，說鐵鍾書和丁XX兩位一級研究員，半天燒不開一鍋爐水！我代他們辯護：鍋爐設在露天，大風大雪中，燒開一鍋爐水不是容易。可是笑話畢竟還是笑話。

    他們過年就開始自己造房。女同志也拉大車，脫坯，造磚，蓋房，充當壯勞力。默存和俞平伯先生等幾位「老弱病殘」都在免役之列，只幹些打雜的輕活兒。他們下去八個月之後，我們的「連」才下放。那時候，他們已住進自己蓋的新屋。

    我們「連」是一九七０年七月十二日動身下幹校的。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圓還有得一。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圓一人；得一已於一月前自殺去世。

    得一承認自己總是「偏右」一點，可是他說，實在看不慣那伙「過左派」。他們大學里開始圍剿「五一六」的時候，幾個有「五一六」之嫌的「過左派」供出得一是他們的「組織者」，「五一六」的名單就在他手裡。那時候得一已回校，阿圓在工廠勞動；兩人不能同日回家。得一末了一次離開我的時候說：「媽媽，我不能對群眾態度不好，也不能頂撞宣傳隊；可是我決不能捏造個名單害人，我也不會撒謊。」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階級鬥爭如火如荼，阿圓等在廠勞動的都返回學校。工宣隊領導全系每天三個單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單。得一就自殺了。

    阿圓送我上了火車，我也促她先歸，別等車開。她不是一個脆弱的女孩子，我該可以放心撇下她。可是我看著她踽踽獨歸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閉上眼睛；閉上了眼睛，越發能看到她在我們那破殘凌亂的家裡，獨自收拾整理，忙又睜開眼。車窗外已不見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讓眼淚流進鼻子，流入肚裡。火車慢慢開動，我離開了北京。

    幹校的默存又黑又瘦，簡直換了個樣兒，奇怪的是我還一見就認識。

    我們幹校有一位心直口快的黃大夫。一次默存去看病，她看他在簽名簿上寫上錢鍾書的名字，怒道：「胡說！你什麼錢鍾書！錢鍾書我認識！」默存一口咬定自己是錢鍾書。黃大夫說：「我認識錢鍾書的愛人。」默存經得起考驗，報出了他愛人的名字。黃大夫還待信不信，不過默存是否冒牌也沒有關係，就不再爭辯。事後我向黃大夫提起這事，她不禁大笑說：「怎麼的，全不像了。」

    我記不起默存當時的面貌，也記不起他穿的什麼衣服，只看見他右下頷一個紅包，雖然只有榛子大小，形狀卻崢嶸險惡：高處是亮紅色，低處是暗黃色，顯然已經灌膿。我吃驚說：「啊呀，這是個疽吧？得用熱敷。」可是誰給他做熱敷呢？我後來看見他們的紅十字急救藥箱，紗布上、藥棉上儘是泥手印。默存說他已經生過一個同樣的外疹，領導上讓他休息幾天，並叫他改行不再燒鍋爐。他目前白天看管工具，晚上巡夜。他的頂頭上司因我去探親，還特地給了他半天假。可是我的排長卻非常嚴厲，只讓我跟著別人去探望一下，吩咐我立即回隊。默存送我回隊，俄們沒說得幾句話就分手了。得一去世的事，阿圓和我暫時還瞞著他，這時也未及告訴。過了一兩天他來信說：那個包兒是疽，穿了五個孔。幸虧打了幾針也漸漸痊癒。

    我們雖然相去不過一小時的路程，卻各有所屬，得聽指揮、服從紀律，不能隨便走動，經常只是書信來往，到休息日才許探親。休息日不是星期日；十天一次休息，稱為大禮拜。如有事，大禮拜可以取消。可是比了獨在北京的阿圓，我們就算是同在一處了。

[c]第二章  鑿井記勞[/c]

    幹校的勞動有多種。種豆、種麥是大田勞動。大暑天，清晨三點鐘空著肚子就下地。六點送飯到田裡，大家吃罷早飯，勞動到午時休息；黃昏再下地干到晚。各連初到，借住老鄉家。借住不能久占，得趕緊自己造屋。造屋得用磚；磚不易得，大部分用泥坯代替。脫坯是極重的活兒。此外，養豬是最臟又最煩的活兒。菜園裡、廚房裡老弱居多，繁重的工作都落在年輕人肩上。

    有一次，幹校開一個什麼慶祝會，演出的節目都不離勞動。有一個話劇，演某連學員不怕磚窯倒塌，冒險加緊燒磚，據說真有其事。有一連表演鑽井，演員一大群，沒一句台辭，唯一的動作是推著鑽井機團團打轉，一面有節奏地齊聲哼「嗯唷！嗯唷！嗯唷！嗯唷！」人伙兒轉呀、轉呀，轉個沒停――鑽機井不能停頓，得日以繼夜，一口氣鑽到底。「嗯唷！嗯唷！嗯唷！嗯唷！」那低沉的音調始終不變，使人記起曾流行二時的電影歌曲《伏爾加船夫曲》；同時彷彿能看到拉縴的船夫踏在河岸上的一隻只腳，帶著全身負荷的重量，疲勞地一步步掙扎著向前邁進。戲雖單調，卻好像比那個宣揚「不怕苦、不怕死」的燒窯劇更生動現實。散場后大家紛紛議論，都推許這個節目演得好，而且不必排練，搬上台去現成是戲。

    有人忽脫口說：「啊呀！這個劇――思想不大對頭吧？好像――好像――咱們都那麼――那麼――」

    大家都會意地笑。笑完帶來一陣沉默，然後就談別的事了。

    我分在菜園班。我們沒用機器，單憑人力也鑿了一眼井。

    我們幹校好運氣，在淮河邊上連續兩年乾旱，沒遭逢水災。可是干硬的地上種菜不易。人家說息縣的地「天雨一包膿，天晴一片銅」。菜園雖然經拖拉機耕過一遍，只翻起滿地大坷垃，比腦袋還大，比骨頭還硬。要種菜，得整地；整地得把一塊塊坷垃砸碎、砸細，不但費力，還得耐心。我們整好了菜畦，挖好了灌水渠，卻沒有水。鄰近也屬學部幹校的菜園裡有一眼機井，據說有十米深呢，我們常去討水喝。人力挖的井不過三米多，水是渾的。我們喝生水就在吊桶里摻一小瓶痧藥水，聊當消毒；水味很怪。十米深的井，水又甜又涼，大太陽下幹活兒渴了舀一碗喝，真是如飲甘露。我們不但喝，借便還能洗洗腳手。可是如要用來澆灌我們的菜園卻難之又難。不用水泵，井水流不過來。一次好不容易借到水泵，水經過我們挖的渠道流入菜地，一路消耗，沒澆灌得幾畦，天就黑了，水泵也拉走了。我們撒下了菠菜的種子，過了一個多月，一場大雨之後，地里才露出綠苗來。所以我們決計鑿一眼灌園的井。選定了地點，就破土動工。

    那塊地硬得真像風磨銅。我費盡吃奶氣力，一鍬下去，只築出一道白痕，引得小夥子們大笑。他們也挖得吃力，說得用鶴嘴鑊來鑿。我的「拿手」是腳步快；動不了手，就飛跑回連，領了兩把鶴潮黨，扛在肩頭，居然還能飛快跑回菜園。他們沒停手，我也沒停腳。我們的壯勞力輪流使鶴嘴鑊鑿鬆了硬地，旁人配合著使勁挖大家狠幹了一天，挖出一個深潭，可是不見水。我們的「小牛」是「大男子主義者」。他私下嘀咕說：挖井不用女人；有女人就不出水。菜園班裡只兩個女人，我是全連女人中最老的；阿香是最小的，年歲不到我的一半。她是華僑，聽了這句聞所未聞的話又氣又笑，吃吃地笑著來告訴我，一面又去和「小牛」理論，向他抗議。可是我們倆真有點擔心，怕萬一碰不上水脈，都怪在我們身上。幸虧沒挖到二米，土就漸漸潮潤，開始見水了。

    干土挖來雖然吃力，爛泥的分量卻更沉重。越挖越泥濘，兩三個人光著腳跳下井去挖，把一桶桶爛泥往上送，上面的人接過來往旁邊倒，霎時間井口周圍一片泥濘。大家都脫了鞋襪。阿香乾活兒很歡，也光著兩隻腳在井邊遞泥桶。我提不動一桶泥，可是湊熱鬧也脫了鞋襪，把四處亂淌的泥漿鏟歸一處。

    平時總覺得污泥很臟，痰涕屎尿什麼都有；可是把腳踩進污泥，和它親近了，也就只覺得滑膩而不嫌其臟。好比親人得了傳染病，就連傳染病也不復嫌惡，一併可親。我暗暗取笑自己：這可算是改變了立場或立足點吧！

    我們怕井水湧上來了不便挖掘。人工挖井雖然不像機器鑽井那樣得日以繼夜、一氣鑽成，可也得加把勁兒連著干。所以我們也學大田勞動的榜樣，大清早餓著肚子上菜園；早飯時阿香和我回廚房去，把饅頭、稀飯、鹹菜、開水等放在推車上，送往菜園。平坦的大道或下坡路上，由我推車；拐彎處，曲曲彎彎的小道或上坡路上，由阿香推。那是很吃力的；推得不穩，會把稀飯和開水潑掉。我曾試過，深有體會。我們這種不平等的合作，好在偏勞者不計較，兩人幹得很融洽。中午大夥回連吃飯；休息后，總干到日暮黃昏才歇工，往往是最後一批吃上晚飯的。

    我們這樣狠幹了不知多少天，我們的井已挖到三米深。末後幾天，水越多，挖來越加困難，只好借求外力，請來兩個大高個兒的年輕人。下井得浸在水裡。一般打井總在冬天，井底暖和。我們打井卻是大暑天，井底陰冷。阿香和我擔心他們泡在寒森森的冷水裡會致病。可是他們興緻熱哄哄的，聲言不冷。我們倆不好意思表現得婆婆媽媽，只不斷到井口偵察。

    水漸漸沒膝，漸漸沒腿，漸漸齊腰。灌園的井有三米多已經夠深。我說要去打一斤燒酒為他們驅寒，藉此慶功。大家都很高興。來幫忙的勞力之一是後勤排的頭頭，他指點了打酒的竅門兒。我就跑回連，向廚房如此這般說了個道理，討得酒瓶。廚房裡大約是防人偷酒喝，瓶上貼著標籤，寫了一個大「毒」字，旁邊還有三個驚嘆號；又畫一個大骷髏，下面交叉著兩根枯骨。瓶里還剩有一寸深的酒。我抱著這麼個可怕的瓶子，趕到離菜園更往西二里路的「中心點」上去打酒；一路上只怕去遲了那裡的合作社已關門，恨不得把神行太保拴在腳上的甲馬惜來一用。我沒有買酒的證明，憑那個酒瓶，略費唇舌，買得一斤燒酒。下酒的東西什麼也沒有，可吃的只有泥塊似的「水果糖」，我也買了一斤，趕回菜園。

    灌園的井已經完工。壯勞力、輕勞力都坐在地上休息。大家興沖沖用喝水的大杯小杯斟酒喝，約莫喝了一斤，瓶里還留下一寸深的酒還給廚房。大家把泥塊糖也吃光。這就是我們的慶功宴。

    挖井勞累如何，我無由得知。我只知道同屋的女伴幹完一天活兒，睡夢裡翻身常「哎呀」、「喔唷」地哼哼。我睡不熟，聽了私心慚愧，料想她們准累得渾身酸痛呢。我也聽得小夥子們感嘆說：「我們也老了」；嫌自己不復如二十多歲時筋力強健。想來他們也覺得力不從心。

    等買到戽水的機器，井水已經漲滿。並面寬廣，所以井台更寬廣。機器裝在水中央；井面寬，我們得安一根很長的橫杠。這也有好處；推著橫杠戽水，轉的圈兒大，不像轉小圈兒容易頭暈。小夥子們練本領，推著橫杠一個勁兒連著轉幾十圈，甚至一百圈。偶來協助菜園勞動的人也都承認：菜園子的「蹲功」不易，「轉功」也不易。

    我每天跟隨同伴早出晚歸，幹些輕易的活兒，說不上勞動。可是跟在旁邊，就彷彿也參與了大夥兒的勞動，漸漸產生一種「集體感」或「合群感」，覺得自己是我們」或「咱們」中的一員，也可說是一種「我們感」。短暫的集體勞動，一項工程完畢，大家散夥，並不產生這種感覺。腦力勞動不容易通力合作――可以合作，但各有各的成績；要合寫一篇文章，收集材料的和執筆者往往無法「勁兒一處使」，團不到一塊兒去。在幹校長年累月，眼前又看不到別的出路，「我們感」就逐漸增強。

    我能聽到下幹校的人說：「反正他們是雨水不淋、太陽不曬的！」那是「他們」。「我們」包括各連幹活兒的人，有不同的派別，也有「牛棚」里出來的人，並不清一色。反正都是「他們」管下的。但管我們的並不都是「他們」；「雨水不淋、太陽不曬的」也並不都是「他們」。有一位擺足了首長架子，訓話「嗯」一聲、「啊」一聲的領導，就是「他們」的典型；其它如「不要臉的馬屁精」、「他媽的也算國寶」之流，該也算是屬於「他們」的典型。「我們」和「他們」之分，不同於階級之分。可是在集體勞動中我觸類旁通，得到了教益，對「階級感情」也稍稍增添了
一點領會。

   我們奉為老師的貧下中農，對幹校學員卻很見外。我們種的白薯，好幾壠一夜間全偷光。我們種的萊，每到長足就被偷掉。他們說：「你們天天買菜吃，還自己種菜！」我們種的樹苗，被他們拔去，又在集市上出售。我們收割黃豆的時候，他們不等我們收完就來搶收，還罵「你們吃商品糧的！」我們不是他們的「我們」，卻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塊大手錶」的「他們」。

[c]第三章  學圃記閑[/c]

    我們連里是人人儘力幹活兒，盡量吃飯――也算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吧？當然這只是片面之談，因為各人還領取不同等級的工資呢。我吃飯少，力氣小，乾的活兒很輕，而工資卻又極高，可說是佔盡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便宜，而使國家吃虧不小。我自覺受之有愧，可是誰也不認真理會我的歉意。我就安安分分在幹校學種菜。

    新辟一個菜園有許多工程。第一項是建造廁所。我們指望招徠過客為我們積肥，所以地點選在沿北面大道的邊上。五根木棍――四角各豎一根，有一邊加豎一棍開個門；編上秫秸的牆，就圍成一個廁所。裡面埋一口缸漚尿肥；再挖兩個淺淺的坑，放幾塊站腳的磚，廁所就完工了。可是還欠個門簾。阿香和我商量，要編個乾乾淨淨的帘子。我們把秫秸剝去外皮，剝出光溜溜的芯子，用麻繩細細緻致編成一個很漂亮的門簾；我們非常得意，掛在廁所門口，覺得這廁所也不同尋常。誰料第二天清早跑到菜地一看，門簾不知去向，積的糞肥也給過路人打掃一空。從此，我和阿香只好互充門簾。

    菜園沒有關欄。我們菜地的西、南和西南隅有三個菜園，都屬於學部的幹校。有一個菜園的廁所最講究，類便流入廁所以外的池子里去，廁內的坑都用磚砌成。可是他們積的肥大量被偷，據說幹校的糞，肥效特高。

    我們挖了一個長方形的大淺坑漚綠肥。大家分頭割了許多草，漚在坑裡，可是不過一頓飯的功夫，漚的青草都不翼而飛，大概是給拿去喂牛了。在當地，草也是希罕物品，乾草都連根鏟下充燃料。

    早先下放的連，菜地上都已蓋上三間、五間房子。我們倉促間只在井台西北搭了一個窩棚。豎起木架，北面築一堵「干打壘」的泥牆，另外三面的牆用秫秸編成。棚頂也用秫秸，上蓋油氈，下遮塑料布。菜園西北有個磚窯是屬於學部幹校的，窯下散落著許多碎磚。我們揀了兩車來鋪在窩棚的地下，棚里就不致太潮濕；這裡面還要住人呢。窩棚朝南做了一扇結實的木門，還配上鎖。菜園的班長、一位在菜園班裡的詩人、還有「小牛」――三人就住在這個窩棚里，順帶看園。我們大家也有了個地方可以歇歇腳。菜畦里先後都下了種。大部分是白菜和蘿蔔；此外，還有青菜、韭菜、雪裡紅、萵筍、胡蘿蔔、香菜、蒜苗等。可是各連建造的房子――除了最早下放的幾連――都聚在幹校的「中心點」上，離這個菜園稍遠。我們在新屋近旁又分得一塊菜地，壯勞力都到那邊去整地挖溝。舊菜園裡的莊稼不能沒人照看，就叫阿香和我留守。

    我們把不包心的白菜一葉葉順序包上，用藤纏住，居然有一部分也長成包心的白菜，只是包得不緊密。阿香能挑兩桶半滿的尿，我就一杯杯舀來澆灌。我們偏愛幾個「象牙蘿蔔」或「太湖蘿蔔」――就是長的白蘿蔔。地面上露出的一寸多，足有小飯碗那多頂。我們私下說：「咱們且培養尖子！」所以把班長吩咐我們撒在胡蘿蔔地里的草木灰，全用來肥我們的寶貝。真是寶貝！到收穫的時候，我滿以為泥下該有一尺多長呢，至少也該有大半截。我使足勁兒去拔，用力過猛，撲通跌坐地下，原來泥里只有幾莖鬚鬚。從來沒見過這麼扁的「長」蘿蔔！有幾個紅蘿蔔還像樣，一般只有鴨兒梨大小。天氣漸轉寒冷，蹲在畦邊鬆土拔草，北風直灌入背心。我們回連吃晚飯，往往天都黑了。那年十二月，新屋落成，全連搬到「中心點」上去；阿香也到新菜地去幹活兒。住窩棚的三人晚上還回舊菜園睡覺，白天只我一人在那兒看守。

    班長派我看菜園是照顧我，因為默存的宿舍就在磚窯以北不遠，只不過十多分鐘的路。默存是看守工具的。我的班長常叫我去借工具。借了當然還要還。同夥都笑嘻嘻地看我興沖沖走去走回，借了又還。默存看守工具只管登記，巡夜也和別人輪值，他的專職是通信員，每天下午到村上郵電所去領取報紙、信件、包裹等回連分發。郵電所在我們菜園的東南。默存每天沿著我們菜地東邊的小溪迤邐往南又往東去。他有時繞道到菜地來看我，我們大夥兒就停工歡迎。可是他不敢耽擱時間，也不願常來打攪。我和阿香一同留守菜園的時候，阿香會忽然推我說：「瞧！瞧！誰來了！」默存從郵電所拿了郵件，正迎著我們的菜地走來。我們三人就隔著小溪叫應一下，問答幾句。我一人守園的時候，發現小溪乾涸，可一躍而過；默存可由我們的菜地過溪往郵電所去，不必繞道。這樣，我們老夫婦就經常可在菜園相會，遠勝於舊小說、戲劇里後花園私相約會的情人了。

   默存後來發現，他壓根兒不用跳過小溪，往南去自有石橋通往東岸。每天午後，我可以望見他一腳高、一腳低從磚窯北面跑來。有時風和日麗，我們就在窩棚南面灌水渠岸上坐一會兒晒晒太陽。有時他來晚了，站著說幾句話就走。他三言兩語、斷斷續續、想到就寫的信，可以親自撂給我。我常常鎖上窩棚的木門，陪他走到溪邊，再忙忙回來守在菜園裡，目送他的背影漸遠漸小，漸漸消失。他從郵電所回來就急要回連分發信件和報紙，不肯再過溪看我。不過我老遠就能看見他迎面而來；如果忘了什麼話，等他回來可隔溪再說兩句。

    在我，這個菜園是中心點。菜園的西南有個大土墩，幹校的人稱為「威虎山」，和菜園西北的磚窯遙遙相對。磚窯以北不遠就是默存的宿舍。「威虎山」以西遠去，是幹校的「中心點」――我們那連的宿舍在「中心點」東頭。「威虎山」坡下是幹校某連的食堂，我的午飯和晚飯都到那裡去買。西鄰的菜園有房子，我常去討開水喝。南鄰的窩棚里生著火爐，我也曾去討過開水。因為我只用三塊磚搭個土灶，揀些秫秸燒水；有時風大，點不著火。南去是默存每日領取報紙信件的郵電所。溪以東田野連綿，一望平疇，天邊幾簇綠樹是附近的村落；我曾寄居的楊村還在樹叢以東。我以菜園為中心的日常活動，就好比蜘蛛踞坐菜園裡，圍繞著四周各點吐絲結網；網裡常會留住些瑣細的見聞、飄忽的隨感。

    我每天清早吃罷早點，一人往菜園去，半路上常會碰到住窩棚的三人到「中心點」去吃早飯。我到了菜園，先從窩棚木門旁的秫秸里摸得鑰匙，進門放下隨身攜帶的飯碗之類，就鎖上門，到菜地巡視。胡蘿蔔地在東邊遠處，泥硬土瘠，出產很不如人意。可是稍大的常給人拔去；拔得匆忙，往往留下一截尾巴，我挖出來戽些井水洗凈，留以解渴。鄰近北邊大道的白菜，一旦捏來菜心已長瓷實，就給人斫去，留下一個個斫痕猶新的菜根。一次我發現三四棵長足的大白菜根已斫斷，未及拿走，還端端正正站在畦里。我們只好不等白菜全部長足，搶先收割。一次我剛繞到窩棚後面，發現三個女人正在拔我們的青菜，她們站起身就跑，不料我追得快，就一面跑一面把青菜拋擲地下。她們籃子里沒有贓，不怕我追上。其實，追只是我的職責，我倒但願她們把青菜帶回家去吃一頓；我拾了什麼用也沒有。

    她們不過是偶然路過。一般出來揀野菜、拾柴草的，往往十來個人一群，都是七八歲到十二三歲的男女孩子，由一個十六七歲的大姑娘或四五十歲的老大娘帶領著從村裡出來。他們穿的是五顏六色的破衣裳，一手挎著個籃子，一手拿一把小刀或小鏟子。每到一處。就分散為三人一夥、兩人一夥，以揀野菜為名，到處游弋，見到可揀的就收在籃里。他們在樹苗林里斫下樹枝，並不馬上就揀；揀了也並不留在籃里，只分批藏在道旁溝邊，結紮成一捆一捆。午飯前或晚飯前回家的時候，這隊人背上都馱著大捆柴草，籃子里也各有所獲。有些大膽的小夥子竟拔了樹苗，捆紮了拋在溪里，午飯或晚飯前挑著回家。

    我們窩棚四周散亂的秫秸早被他們收拾乾淨，廁所的五根木柱逐漸偷剩兩根，後來連一根都不剩了。廁所圍牆的秫秸也越拔越稀，漸及窩棚的秫秸。我總要等背著大捆柴草的一隊隊都走遠了，才敢到「威虎山」坡的食堂去買飯。

    一次我們南鄰的菜地上收割白菜。他們人手多，勞力強，幹事又快又利索，和我們菜園班大不相同。我們班裡老弱居多；我們所呀，拔呀，搬成一堆堆過磅呀，登記呀，裝上車呀，送往「中心點」的廚房呀……大家忙了一天，菜畦里還留下滿地的老菜幫子。他們那邊不到日落，白菜收割完畢，菜地打掃得乾乾淨淨。有一位老大娘帶著女兒坐在我們窩棚前面，等著揀菜幫子。那小姑娘不時的跑去看，又回來報告收割的進程。最後老大娘站起身說：「去吧！」

    小姑娘說：「都掃凈了。」

    她們的話，說快了我聽不大懂，只聽得連說幾遍「餵豬」。那老大娘憤然說：「地主都讓揀！」

    我就問，那些干老的菜幫子揀來怎麼吃。

    小姑娘說：「先煮一鍋水，揉碎了菜葉撒下，把麵糊倒下去，一攪，可好吃哩！」

    我見過他們的「饃」是紅棕色的，麵糊也是紅棕色；不知「可好吃哩」的麵糊是何滋味。我們日常吃的老白菜和苦蘿蔔雖然沒什麼好滋味，「可好吃哩」的滋味卻是我們應該體驗而沒有體驗到的。

    我們種的疙瘩菜沒有收成；大的像桃兒，小的只有杏子大小。我收了一堆正在挑選，準備把大的送交廚房。那位老大娘在旁盯著看，問我怎麼吃。我告訴她：腌也行，煮也行。我說：「大的我留，小的送你。」她大喜，連說「好！大的給你，小的給我。」可是她手下卻快，盡把大的往自己籃里揀。我不和她爭。只等她揀完，從她籃里揀回一堆大的，換給她兩把小的。她也不抗議，很滿意地回去了。我卻心上抱歉，因為那堆稍大的疙瘩，我們廚房裡後來也沒有用。但我當時不敢隨便送人，也不能開這個例。我在菜園裡拔草間苗，村裡的小姑娘跑來閑看。我學著她們的鄉音，可以和她們攀話。我把細小的綠苗送給她們，她們就幫我拔草。她們稱男人為大男人」；十二三歲的小姑娘，已由父母之命定下終身。這小姑娘告訴我那小姑娘已有婆家；那小姑娘一面害羞抵賴，一面說這小姑娘也有婆家了。她們都不識字。我寄居的老鄉家比較是富裕的，兩個十歲上下的兒子不用看牛賺錢，都上學；可是他們十七八歲的姊姊卻不識字。她已由父母之命、媒的之言，和鄰村一位年貌相當的解放軍戰士訂婚。兩人從未見過面。那位解放軍給未婚妻寫了一封信，並寄了照片。他小學程度，相貌是渾樸的庄稼人。姑娘的父母因為和我同姓，稱我為「俺大姑」；他們請我代筆回信。我舉筆半天，想不出一句合適的話；後來還是同屋你一句、我一句拼湊了一封信。那位解放軍連姑娘的照片都沒見過。

    村裡十五六歲的大小子，不知怎麼回事，好像成天都閑來無事的，背著個大筐，見什麼，拾什麼。有時七八成群，把道旁不及胳膊粗的樹拔下，大夥兒用樹榦在地上拍打，「哈！哈！哈！」粗聲訇喝著圍獵野兔。有一次，三四個小夥子闖到菜地里來大吵大叫，我連忙趕去，他們說萊畦里有「貓」。「貓」就是兔子。我說：這裡沒有貓。躲在菜葉底下的那頭兔子自知藏身不住，一道光似的直竄出去。兔子跑得快，狗追不上。可是幾條狗在獵人指使下分頭追趕，兔子幾迴轉折，給三四條狗團團圍住。只見它縱身一躍有六七尺高，掉下地就給狗咬住。在它縱身一躍的時候，我代它心膽俱碎。從此我聽到「哈！哈！哈！」粗啞的訇喝聲，再也沒有好奇心去觀看。

    有一次，那是一九七一年一月三日，下午三點左右，忽有人來，指著菜園以外南隅兩個墳墩，問我是否幹校的墳墓。隨學部幹校最初下去的幾個拖拉機手，有一個開拖拉機過橋，翻在河裡淹死了。他們問我那人是否埋在那邊。我說不是；我指向遙遠處，告訴了那個墳墓所在。過了一會兒，我看見幾個人在胡蘿蔔地東邊的溪岸上挖土，旁邊歇著一輛大車，車上蓋著葦席。啊！他們是要理死人吧？旁邊站著幾個穿軍裝的，想是軍宣隊。

    我遠遠望著，刨坑的有三四人，動作都很迅速。有人跳下坑去挖土；後來一個個都跳下坑去。忽有一人向我跑來。我以為他是要喝水；他卻是要借一把鐵鍬，他的鐵鍬柄斷了。我進窩棚去拿了一把給他。

    當時沒有一個老鄉在望，只那幾個人在刨坑，忙忙地，急急地。後來，下坑的人只露出腦袋和肩膀了，坑已夠深。他們就從葦席下抬出一個穿藍色制服的屍體。我心裡震驚，遙看他們把那死人埋了。

    借鐵鍬的人來還我工具的時候，我向他死者是男是女，什麼病死的。他告訴我，他們是某連，死者是自殺的，三十三歲，男。

    冬天日短，他們拉著空車回去的時候。已經暮色蒼茫。荒涼的連片菜地里闃無一人。我慢慢兒跑到埋人的地方，只看見添了一個扁扁的土饅頭。誰也不會注意到溪岸上多了這麼一個新墳。

    第二天我告訴了默存，叫他留心別踩那新墳，因為裡面沒有棺材，泥下就是身體。他從郵電所回來，那兒消息卻多，不但知道死者的姓名，還知道死者有妻有子；那天有好幾件行李奇回死者的家鄉。

    不久後下了一場大雪。我只愁雪后地塌墳裂，屍體給野狗拖出來。地果然塌下些，墳卻沒有裂開。

    整個冬天，我一人獨守菜園。早上太陽剛出，東邊半天雲彩絢爛。遠遠近近的村子里，一批批老老少少的村裡人，穿著五顏六色的破衣服成群結隊出來，到我們菜園鄰近分散成兩人一夥、三人一夥，消失各處。等夕陽西下，他們或先或后，又成群負載而歸。我買了晚飯回菜園，常站在窩棚門口慢慢地吃。晚霞漸漸暗淡，暮靄沉沉，野曠天低，菜地一片昏暗，遠近不見一人，也不見一點燈光。我退人窩棚，只聽得秫秸里不知多少老鼠在跳踉作耍，枯葉悉悉卒卒地響。我舀些井水洗凈碗匙，就鎖上門回宿舍。

    人人都忙著幹活兒，唯我獨閑；閑得慚愧，也閑得無可奈何。我雖然沒有十八般武藝，也大有魯智深在五台山禪院做和尚之概。

    我住在老鄉家的時候，和同屋夥伴不在一處勞動，晚上不便和她們結隊一起回。我獨往獨來，倒也自由靈便。而且我喜歡走黑路。打了手電筒，只能照見四周一小圈地，不知身在何處；走黑路倒能把四周都分辨清楚。我順著荒墩亂石間一條蜿蜒小徑，獨自回村；近村能看到樹叢里閃出燈光。但有燈光處，只有我一個床位，只有帳子里狹小的一席地――一個孤寂的歸宿，不是我的家。因此我常記起曾見一幅畫里，一個老者背負行囊，拄著拐杖，由山坡下一條小路一步步走入自己的墳墓；自己彷彿也就是如此。

    過了年，清明那天，學部的幹校遷往明港。動身前，我們菜園班全伙都回到舊菜園來，拆除所有的建築。可拔的拔了，可拆的拆了。拖拉機又來耕地一遍。臨走我和默存偷空同往菜園看一眼，聊當告別。只見窩棚沒了，井台沒了，灌水渠沒了，菜畦沒了，連那個扁扁的土饅頭也不知去向，只乘了滿布坷垃的一片白地。

很喜歡楊絳的文章,很有底蘊。
幹校六記我也讀過幾遍了。很不錯的，呵呵，頂一下。
記得還在報紙上看過一篇，是回憶文革初期的，也很不錯。可惜偶然看到得，後來再沒有見過。

是《控訴大會》還是《第一次觀禮》呢~~

不好意思.偶然看到的,已經不記得文章的題目了,只記得大概內容是為了讓其接受"改造',在他們住的地方摻"革命群眾"做"沙子",以監視之.於是"男沙子"和女"沙子"住到他們的家裡.還有一段寫"沙子"出言不遜辱及阿圓,遂口角起來,直至一向斯文的錢先生忍不住要打架起來的.
描寫很好,於簡樸的記敘中表達思想感情,不著一言卻又讓人處處感覺到作者的影響.可惜記不清啦,慚愧.
楊絳的<洗澡>也寫得不錯得,還有一些回憶性的文章.的確筆力非凡,入木三分.

　　　　　　　　　　　[c]《從「摻沙子」到「流亡」》[/c]

　　當時我們有四個房間。朝南三間，中間是客廳，沿牆放書櫥。東邊一個套房是鍾書的卧房兼書房。西邊臨陽台的 一間是我的卧房兼書房，鍾書的衣物都在我的卧房裡，朝北西盡頭是我們女兒錢瑗和女婿得一的新房，和我的卧房相對。往東是一間衛生間和一間廚房。廚房就在我家的大門口。從大門進來是一條寬寬的過道，分隔朝南和朝北的房間。我們打算讓出西盡頭的兩間卧房，留下客廳和套間自己住，因為面積略大一些。沙發等大件得賣掉，鋼琴只能擠放在什麼角落裡。我們196 2年8月才搬入這寬敞的新居（原先的宿舍面積很小，不過是一間辦公室分隔成數小間），我們增添了傢具，7年間累積了許多東西，也加添了人口。這回又緊縮，得狠狠地精簡，鍾書和我停止了我們的工作，每天得空就忙著清理東西。

　　老太太說：「叫我來分房子的呀。現在房子分到了，我也可以走了。」這是老太太的話，語氣也是她的。第二天她果然走了。據同院的鄰居說，老太太從此沒有再來過。「迎養母親」就是這麼回事。

　　沒幾天，xxx說他家老太太已經到北京了，要我們立即讓出房間。他先還寬限幾天，但隨即改口說，明天就搬進來，我們屋裡的東西不必搬走，他家也有用的。按當時的「革命」用語，就是把我們「掃地出門」。經我女婿得一說好說歹，兩個革命男女答應寬限兩天。

　　當時霖雨連日，舊貨店雨里不上門收貨。得一和錢瑗在下雨的間歇里，好不容易把沙發等大件送走。且不提我家的慌張忙亂。革命男女搬入我家，就是鄰居了。我從小聽父母教導說，「遠親不如近鄰」。我們的「近鄰」分明是「強鄰」。我們既不能「三遷擇鄰」，睦鄰就更有必要。我們想，鄰居相爭，往往是為些家常瑣碎的事，我們氣度大些，站得高些，作為近鄰而義不容辭的事，我們都做到，這樣總可以求個相安吧？所以我在他們搬入那天，一早把他們預先搬入廚房的煤爐子生上火。我自費配製的卧房門和壁櫥門的鑰匙一式幾枚，留著也沒有用了，就做個人情，全部點交給革命女子，讓她放心使用。傍晚，我和鍾書看見停放在樓下的一隻小孩子的搖籃，就順便為他們抬上三樓。革命男女大概以為煤爐子自己會生火，搖籃自己會爬上三樓，或許他們認為我們理該如此，反正他們沒有理睬。我們由此更看透他們是何等人。所以直到下幹校，我們兩家從沒有發生過任何爭吵。

　　我和他們老太太同在廚房做飯的時候，就一起說說話。她是南方人，可和我談家鄉話，過了不多幾天，她告訴我說：「明天就回家去了。」我很驚詫，還勸她老遠來了別就走。她說：「叫我來分房子的呀。現在房子分到了，我也可以走了。」這是老太太的話，語氣也是她的。第二天她果然走了。據同院的鄰居說，老太太從此沒有再來過。「迎養母親」就是這麼回事。

　　這年的１１月，鍾書下放幹校。革命男女也先後下幹校，家裡留一個小孩子，由阿姨帶領。我是下一年的7月才下放的。錢瑗沒有下幹校。我們和他們家阿姨和孩子，相處得很和諧。他們家阿姨如有困難，就和我們談，例如孩子病了，或孩子長得快，小衣小被都太小了，怎麼辦等等。我們就幫她想想辦法。革命男女同時請事假回京后，阿姨就問我們，「他們謝你們了嗎？」我們怎麼要他們謝呢。可是阿姨覺得她說聲「謝謝」，還不足以報答，所以她「故意告訴了兩遍」。他們從不理睬。阿姨嘆氣說，「真是一對白xx」。（我不重複全句。阿姨還健在，可以問她。）

　　鍾書下放幹校以後，我下放幹校前夕，女婿得一因「五-一六」案【注】含冤自殺。這件事，我打算等我自己下幹校后，親自一點一點告訴鍾書，免得他經受不起。當時吳世昌先生和鍾書同在幹校，而他的夫人嚴伯升和錢瑗是同事。我怕消息走漏，求嚴伯升幫助我們保密，她非常同情。革命女子想必知道了我們隱瞞。我下幹校后，錢瑗一人在家裡，她在廚房裡當面質問：「你愛人『下幹校』啦？怎不回來探親呀？」錢瑗說：「他已經去世了。」隨後，錢瑗聽到他們屋裡哈哈大笑。這是我們事後才知道的。原來男沙子是整「五-一六」而為「革命」立功的人。

　　1972年３月，我們夫婦由幹校回家。7月間，我們學部下放幹校的全體人員也都回北京了。他們回北京后，仍天天開會、「學習」。「老先生們」（多數是以前的「牛鬼蛇神」）只在家「學習」，有時到所里開會。鍾書開始寫他的《管錐編》，我翻譯《堂-吉訶德》，錢瑗在北師大教學，天天早出晚歸。這時，我們和文學所、外文所的許多革命群眾，因相處多時，已經是很親善的「不戰之友」了。可是摻入了我家的革命男女，好像還在「繼續革命」、「不斷革命」。我們的忍耐再忍耐，似是尚未「觸及靈魂」。我女婿得一的自殺，是我家的一款大罪。知罪隱瞞，罪加一等。革命男女經常選中這個傷處，來觸及我們的靈魂。例如男女佯作夫妻相罵介，女的大叫：「我要上吊了！」有一天（該是星期日），軍宣隊領導餘震同志帶著另一位較年輕的部隊領導到我家訪問。革命女子不知是告狀呢還是示威，鶯聲歷歷地在門外罵「五-一六的臭寡婦！」錢瑗聽了只悄悄轉過身，不讓別人看見她的臉。餘震同志對這句罵深不以為然。他表示了他的不同意。我不記得他怎麼說的，筆記本子記了又記。這兩位同志想必還健在呢，也許他們記得。

　　１2月2日是星期日，大家的休沐日。我家請一個鐘點工小陳來洗衣服。革命女子也要她洗，並且定要先為她洗。錢瑗說，小陳是我家約來的。革命女子揚著臉對錢瑗說：「你不是好人！」隨手就打她一耳光。我出於母親的本能，不自量力，立即衝上去還手。錢瑗是看慣紅衛兵行徑的，不願媽媽效尤，拉著我說：「媽媽，別----」可是她拽不動我，就急忙由大門出去了。（她是去找居委會主任的，當時我沒有理會。）鍾書這時在套屋的窗下看書，我記不清外間的門是開著還是關著，反正他不知道過道里發生的事。這時兩個革命男女抓住我的肩膀和衣領，把我按下地又提起來，又摔下，又提起，又摔下。小陳當時在場。她向別人說，那女人要挖我的眼睛。我不知道她是什麼根據，革命女子沒有挖我的眼睛，我只感到有手指在我臉上爬。我給跌摔得暈頭暈腦，自知力弱不勝，就捉住嘴邊的一個指頭，按入口內，咬一口，然後知道那東西相當硬，我咬不動就鬆口放走了。我記不清自己給跌摔了多少次。

　　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們決不願意做的事，而我們都做了---我們做了不願回味的事。　　我有一架晾手絹、襪子的小木架子，站在過道的靠牆處。我的身體在革命男女的操縱下，把那木架子上的五根橫棍全撞碎了，架子倒地有聲。鍾書該是聽到木架倒地才出來的。我自己也奇怪，我怎麼沒叫喊一聲。　　我沒看見他出來，只記得他舉起木架子側面的木板（相當厚的木板），對革命男子劈頭就打。幸虧對方及時舉臂招架，板子只落在胳臂肘上。如打中要害，後果就不堪設想了。我記得革命女子回她房間去取一支大粗手杖交給革命男子。我忙也到自己家門口拿出一支細藤手杖，但出門就被革命女子劈手奪去，好像是我特地拿來奉送的。我一看情勢不妙，拉了鍾書回房，關上門，鎖上鎖。

　　這裡我該補上當時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以及遺漏的細節。

　　（一）革命男子雖然拿著一支粗手杖，他並未動用。他是不願打呢，還是沒決定打呢，還是我們逃得快，他來不及打呢，我就不知道了。他如要動用手杖，很容易，因為他個子高（男女倆都個子高），年紀輕，對方只是個瘦弱老人。可是他並沒有動用手杖。這一點，我該實說。我卻是挨自己的藤杖抽了幾下，身上留下了幾道青紫痕，心上意識到女的比男的手快心辣。

　　（二）革命男子氣呼呼地指著自己的袍兒叫我看。他穿的是一件栗色綢子的袍兒，前面許多大腳印，橫橫斜斜的，一腳一腳從膝部直踹到肚皮上。他又提著自己的衣領叫我看。顯然有人一把揪住他衣服的領口，抬腳踹他，把領口的紐襻都扯鬆了。這一腳一腳的塵土印，分明是男皮鞋的鞋底印。屋子裡沒有第三個男人，他本人不可能自己踹自己的肚皮。我很快地思維一過，忙用手把他袍兒上的鞋底印撣掉了。鞋底印怎麼上去的，我確實沒有看見，該是在舉起木板之前吧？我撣掉鞋底印，該是在木板劈頭之後，因為我當時有抱歉之意，同時也要銷滅罪證。記憶里，一個個印象很鮮明，卻是記不清次序，因為我給跌摔得糊塗了，而有些事我確實沒有看見。我只把記憶深刻的印象一一記下，不去追憶細節的次序，免得追憶中產生錯誤。反正我的推斷只是我的推斷。

　　鍾書感嘆說，和什麼等人住一起，就會墮落到同一水平。

　　（三）我咬破了女沙子的手指。她翹起傷指，到處告狀訴苦。有一位聽到她訴苦的大媽對我發表意見：「手指在你自己身上呀，怎麼跑到她嘴裡去了呢？」 　　我鎖上了門，兩人站在門內，革命男女在門外用不知什麼東西狠狠射門，打得砰砰響。門是三夾板製成的，有打破的危險。恰好錢瑗帶著居委會主任劉大媽來了，她們看見革命男女各拿粗木棍射門（木棍是我家的墩布把兒），有一條木棍已打成兩段。我們開了門，劉大媽進來問明究竟，然後又到革命男女家去問明究竟，並批評了他們，她就走了。

　　鍾書余怒未息。我說，「幸虧我身體輕，沒傷筋動骨，算了。」鍾書用手一抹說：「這事不再說了！」他感嘆說，和什麼等人住一起，就會墮落到同一水平。我很明白，他這回的行為，不是出自本心，而是身不由己，正和我衝上去還手一樣。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們決不願意做的事，而我們都做了---我們做了不願回味的事。這件事，儘管我們在別人問起時，不免要說個大略，我們私下裡確是絕口不再談論或講究。因為我們三人彼此間都很知心。

　　但是畢竟發生了這麼一件事，我們不能不向領導彙報。文學所的副所長唐棣華同志住在本樓，我們就向她彙報了一個大略----主要是我彙報，因為鍾書所知，不如我周全。唐棣華同志不便介入，只示意我們還該向其他領導彙報。我們一處處彙報，才知道革命男女早已各處都告過狀了，而且滿處宣傳：「地主打了貧農」。他們還到醫院驗傷，醫院為革命男子開了一張驗傷證明單。革命男子胳臂上有一塊青紫，他揎起衣袖時，我偶曾見過一眼。　　以後幾天，我們兩人勉強還繼續自己的工作，但保護我們的只有一扇門了。

　　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雖然被打入「牛鬼蛇神」陣營，我們心裡很安定，因為從未覺得革命群眾是敵人，我們和他們只是處境不同而已。這番才第一次有恐怖感，覺得自己容身無地，落在不知什麼人手裡了。晚間聽到革命男女竊竊嘻笑，就懍然畏懼。我們聽到傳言，他們說，這次便宜了我們，下星期日要下毒手，著實打我們一頓。

　　星期日到了。我乘他們還未起床，早早做了早餐，涮洗了鍋碗。以後就沒敢再進廚房，因為革命男女老在那兒出出進進。我想上廁所，開門張望幾次，總不得機會。一次看見那女人叉著腰坐在浴盆邊上，如有所待。我就輕輕掩上門，耐心再等等。10點了，10點10分，---20分，----30分，----40分，我們什麼時候能做飯呀？我準備等到他們吃飯，或等到他們睡覺。

　　錢瑗忽然說：「咱們逃走吧。」　　逃走？逃哪兒去？有路可逃，還不逃嗎！　　錢瑗說，她在北師大宿舍有個鋪位，午後可以躺會兒休息，房間朝北，天氣冷，目前沒人住，屋裡有三隻雙層床。我們立即決定逃走。我們收拾了幾件必不可少的東西，每人拿一二小件。我們商量好如何逃跑，伺機行事。將近十一點，那女人大概是等得不耐煩了，我們忽由窗里看見她騎車走了。我們輕輕開個門縫看看，過道里沒人，男的在房間里呢。我們只需逃出大門就不怕，因為在這扇大門以內，我們有理說不清；大門以外，鄰家有人，有目共睹，我們不用怕。錢瑗打先鋒，她輕輕地開了我們屋子的門，輕而快地過去開了大門，鍾書緊跟在後，我殿後。我們房間的鎖很複雜，得向左轉，又向右轉。我也輕快地鎖上了門。三人緊貼著溜出大門，我輕輕把大門關上，然後三人一連串走下樓梯，一同喘了一口大氣，我們逃出來了！

　　我們先到附近朋友家去休息一下，吃幾口飯，向我們的領導同志們請得准許----這不很容易，不過我們還是得到了准許才逃走的。這是在197３年１2月9日。我們過了３年流亡生活，1977年2月搬入三里河新居。流亡的生活當然艱苦，可是我們不必擔驚受怕了。

　　鍾書不願再提的事，我始終沒有向他再提過，可是從「摻沙子」到流亡的那番往事，畢竟是我一生難忘的親身經歷，也是應該讓大家知道的一段歷史。別人的傳說，都不詳、不盡、不實。我應該在自己有生之年，把這段往事公之於眾，我說的話可有我負責。

　　　　　　（楊絳先生特意惠賜本報發表）

　　【注】五-一六案：五-一六指文化大革命中北京的一個名為「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小組織。他們借19 67年5月在報刊上公開發表《五-一六通知》的機會，以貫徹這個《通知》為由，建立秘密組織，進行秘密活動，散發、張貼攻擊周恩來總理的傳單，當時被視為反動組織，後來很快就被清查出來，為首分子被公安機關逮捕，問題基本解決。但到1 968年，又成立了以陳伯達為組長的中央清查「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在清查中許多反對林彪、江青一夥的幹部、群眾，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清查運動嚴重擴大化。　　

（原載於南方日報）

時代的悲哀~~~~令人傷感~~~

那根本是一對狗男女，此等人本性惡劣，與時代無關~~~天性壞！！

謝謝蝸牛啊,居然真的給找了出來.重看仍然難免有些感慨.
"他感嘆說，和什麼等人住一起，就會墮落到同一水平。我很明白，他這回的行為，不是出自本心，而是身不由己，正和我衝上去還手一樣。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們決不願意做的事，而我們都做了---我們做了不願回味的事。這件事，儘管我們在別人問起時，不免要說個大略，我們私下裡確是絕口不再談論或講究。"
豈只時代的悲哀,還有為人的悲哀.這樣的往事應該是不願提及甚至是不願回憶的.想來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在憤慨的同時都難免還有些凄涼,對人生對社會難以言表的感觸.
不過也要提點意見啊,好象有一段話貼重了(第二段的:老太太說：「叫我來分房子的呀。現在房子分到了，我也可以走了。」這是老太太的話，語氣也是她的。第二天她果然走了。據同院的鄰居說，老太太從此沒有再來過。「迎養母親」就是這麼回事。)? 編輯時的疏漏?莫見怪哦.

對不起，水心，我翻了幾個有關這篇文章的網站，好象原文就是如此~~~不知道是不是楊絳先生當時就是這麼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