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的「權利」我們的「分」

洋人的「權利」我們的「分」


吳思


原編者按：關於如何判斷社會進步，每個人都能有自己的認識，如物質生活、技術水平、生產方式等等。但是有人看來，重要的標準是人的自由程度。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對共產主義的設想也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可是，「自由」(freedom)、「權利」(right)這些外來辭彙的譯名和意義在中國卻屢遭質疑，尤其是「權利」，不僅和「權力」一詞發生音義糾纏，而且造成了它完全是西方舶來品的錯覺。善於創造辭彙的高手吳思卻告訴我們：「right」譯錯了!它更好的譯名應該是「權分」。「權分」不僅可以避免「權利」與「權力」語音不分的麻煩，而且還能在國人面前呈現出深厚寬廣的歷史空間。吳思說，他並沒有奢望能夠撼動「權利」這個譯名的百年大樹，但他相信「權分」卻可以顯示傳統中國文化土壤中與「right」相關聯的因素，開啟了理解該詞的新思路。無論「權分」能否像作者創造的「潛規則」、「血酬」那樣流行，作者的論述確實具有啟發性。

且看吳思怎麼說「權分」。

一、「right」的各種譯名

假設我們生活在晚清。西洋人出了一道填空題，要求用一個漢語詞表達如下意思：

「一種正當或合法的要求——擁有或獲得某物，或以特定的方式行為舉止。」(《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六版，「right：amoralorlegalclaimtohaveorgetsthOrtObehaveinaparticularway．」)

我在腦子裡搜索。要求得到某個東西或某種優待，這種要求不僅合法，還合乎道德，爭執之中，我該怎麼說呢?我將大聲叫道：「這是我的——!」我的什麼呢?選什麼詞好呢?我選「分」。「這是我的分!」

面對這道填空題，各路高手百年來各執一詞，可惜與我的選擇全不搭界。

1839年，林則徐的翻譯袁德輝選擇了「道理」。(王健，2001)

1862年，美國傳教士丁韙良選擇了「權」。有時覺得不確切，便添上「利」字，造了一個新詞：「權利」。

1870年前後(明治初期)，日本人也選用兩個漢字，造了一個新詞：「權理」。(李貴連，1998)

1886年前後，康有為選擇了「原質」二字。(金觀濤劉青峰，1999)

1899年，嚴複選了一個漢字：「直」。他還造了兩個新詞：「天直」和「民直」。

1933年，胡適也選用兩個漢字，造了一個新詞：「義權」。胡適說：「其實『權利』的本義只是一個人所應有，其正確的翻譯應該是『義權』。」(《民權的保障》，原載1933年《獨立評論》第38號)

1992年，夏勇選了一個老詞：「利權」。他認為：「現代漢語里的『權利』一詞，依筆者之見，準確地講，應該寫成『利權』，即『利之權』。」(夏勇，1992，第29頁)郭羅基在1999年2月接過這個話題，寫出《「權利」應是「利權」》一文，引起了一場討論。

與上述各種選擇比較起來，「分」字既順口又深厚。由俗到雅，從古至今，我們是怎樣談論「正當權利」的?——我向來安分守己，不提非分要求，你不能太過分了，貪圖分外的好處。你要給自己「拔分」，我也不能「跌分」。我享受的待遇並未逾分，合乎我的名分……這些表達方式都活在我們的口頭筆下。

當然也有毛病。《現代漢語詞典》把「分」解釋為「職責和權利的限度」，權利與義務是混在一起的。不過，我們可以圍繞著「分」字添字造詞，設法區別。例如，以「權分(第四聲)」指理應享受的「權利」，以「義分」指理應承擔的「義務」。「義分」一詞甚至無須新造，南朝蕭統的《文選》里便有，意為合乎道義之分。

二、「權利」和其他譯名的缺點

眾所周知，丁韙良杜撰的「權利」成了標準譯法。

丁韙良(W．A．P．Martin，1827～1916)，土生土長的美國人，畢業於美國印第安納州大學，23歲時到中國，在寧波傳教十年，熟悉漢語。1864年出任京師同文館英文教習，1869年升任總教習。1898年京師大學堂成立，丁韙良以二品頂戴出任總教習。用現在的話說，人家是北京大學分管教務的首任副校長，享受國家部級幹部待遇。

1862年，丁韙良動筆把美國人亨利

N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