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諾獎得主弗里德曼：我的三次中國行

13年中對中國的三次訪問是我們一生中最神奇的經歷之一，第一次是作為中國政府的客人，另外兩次主要是由私人贊助的。這些訪問恰逢其時，因而給了我們機會觀察到一個前所未有地符合自然規則的社會——將自由市場因素介紹進共產主義統治。幸運的是，為訪問所做的安排使我們能夠去許多地方旅行，同樣重要的是，和上至統治集團最高層下到社會底層的中國人的談話——絕大多數是通過翻譯。我們不是中國問題專家，但是我們有一個獨特的機會從實踐中觀察我們一直在理論上倡導的主張——實施自由市場會同時在繁榮經濟與促進自由兩方面產生作用。

幸運的是我們在三次旅行中都做了詳細的筆記，當時寫下來或稍後追記下來。這些同步記錄的筆記具有我們糟糕的記憶所沒有新鮮感與準確性。因此我要儘可能多地依靠它們。（註：為了避免文章雜亂無章，我壓制了自己作為一個學者的偏好，引用筆記而不是解釋筆記。）

在我們第一次訪問中國時，還沒有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曾經向相對自由的社會過渡。即使是今天，僅有的幾個前共產主義國家開始這樣做還是迫於來自外界的壓力（我指的當然是俄國的衛星——波蘭、捷克共和國、匈牙利、東德——及波羅的海國家——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中國是第一個邁出小心謹慎步伐的共產主義國家，在毛去世、鄧小平繼位后，擴大自由市場的作用。在1989年秋天柏林牆倒塌和蘇聯解體后，另一套相似的試驗開始了。將之進行比較將為經濟學和社會發展學者提供近幾十年來研究的素材。（517）



在我們1980年第一次訪問時，中國的試驗幾乎才剛剛開始，但是某些結果已開始顯現。對我們個人而言，最重要的是提供了判斷未來發展的基礎。我們1988年的第二次訪問也許適逢中國試驗最有希望的時期，這是在天安門廣場爆發政治動亂之前。重讀我兩次訪問的筆記，強烈的感受到1988年的中國與1980年的中國是多麼不同，中央委員會仍然統治著，言論和出版受到嚴格控制，而且經濟的絕大多數領域仍由政府直接控制。但是得到允許的、有限的經濟自由已經改變了中國的面貌，更加堅定了我們對自由市場力量的信仰。



這時不再有1980年的老式單調的灰卡嘰布服裝、灰暗骯髒的制服，當時這讓我們印象深刻而又深感沮喪。街上的色彩與多樣化的服裝伴隨著希望與期待的氣氛，伴隨著經濟增長與發展的明顯跡象。由鄧小平帶來的最初的變化主要體現在農業上，在那裡取得了明顯的效果，既提高了農業產量，也為城市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勞動力。到1988年，改革已經影響了城市，雖然還沒有對國有企業產生任何程度的實質性影響。



1980年時，小自由市場幾乎全部賣食品，到1988年，自由市場上不僅有食品，還有服裝與小商品。在上海，一個批發市場把成包的扣子賣給生產服裝的小型私營企業。同樣，許多村莊已從完全依靠農業生產轉換為主要從當地小型生產企業獲得大部分收入。



思想自由也在發展。演講中的評論涉及廣泛專題。但是人民言論自由的意願還沒有實現。我們1980年在上海認識的一位教授，我曾與之有過通信聯繫，1988年時他不願意來我們在飯店的房間，因為他認為房間里肯定有竊聽設備。但是無論如何，明顯地不同於1980年。



後來天安門廣場事件發生了，出現了真正的倒退。到1993年，我們第三次訪問時，中國已經克服了天安門廣場事件最初的影響，經濟也正在再次迅速地發展。但是政治形勢並不穩定，等待著鄧死後的政治權力過渡，當時他已九十歲了。如果有什麼，就是比1988年更沒有公開談話的願望，甚至講到經濟發展都有鮑特姆金村（Potemkin）的因素。（518）


最近香港的回歸標誌著中國過渡時期下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一切依事態發展而定。


1980年


我們的第一次訪問源於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術交流委員會的邀請，我收到通知，我已被提名，估計是由中國方面提名的，「參加根據兩國交流項目安排的第一次演講會，……假如你對這一活動有興趣」，通知繼續說「你將收到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的邀請信，你在中國的多數時間要在那裡渡過。」（路易斯·M·布朗斯科姆，信的日期是1980年10月15日。布朗斯科姆先生是學術交流委員會主席，這是一個學術委員會、國家科學院、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的聯合項目。）



我在表示對之有興趣之後6個星期收到兩封來自中國的信，一封是中文信，這是一封正式邀請信，要求我就1980年的世界經濟、通貨膨脹、計劃經濟社會中市場的運用發表演講；第二封是英文信，來自羅成西，他在信中說：「我是你的學生……現在我是世界經濟研究的研究員，被子要求做訪問期間的聯絡員。」（錢君瑞的信日期是1979年11月7日，羅成西的信是1979年11月19日。）我記得羅在芝加哥大學時非常讓人喜歡，我們盼望著他為我們在中國時做工嚮導。但是不巧的是，他在6月的信中說，在我同意的訪問時間，他要參加一個代表團前往美國，並詢問我能否改變時間，提早訪問中國。不巧的是，這不可能，

因為我已安排在訪問日本一周后訪問中國，我們已經同意在日本期間的活動是宣傳日文版的《選擇的自由》。（感謝命運的巧合，我們最終在三年後見到了羅。羅結束了在東海岸做訪問學者的工作，和他妻子、兒子轉道溫哥華回中國，正巧我們在溫哥華參加朝聖山學會的會議。）


北京



我們於1980年9月22日星期一到達北京，10月12日離開廣東，在中國停留了差一天三個星期。世界經濟研究所的副縣長所長羅遠征教授到機場迎接我們，由他負責我們在中國的訪問。在中國期間他和小林一直陪著我們。由於日程衝突，我們比計劃晚到一天。（519）雖然我們通知了外交部行程變動，但是他們沒有及時通知羅教授，結果他頭一天就去了機場。更有甚者，雖然我十天前就將講稿的複印件航空寄到世界經濟研究所，但是他們還沒有收到——據我所知，直到三個星期後我離開中國，他們也沒有收到。幸好我還有一份複印件，可以讓羅教授給翻譯。這是典型現象：在小事上極富人情味，極有效率，在大事上嚴重官僚主義及低效率。



{羅斯}剛一到羅教授就通知我們，雖然已經告訴我們將住在北京最好的飯店——北京飯店，但是現在我們要增離城十公里，位於郊區的一個新建的飯店。羅教授解釋說，他們決定將我們安排在那兒是因為北京飯店太吵，人太多。我們很快就發現這是一個不高明的借口，因為這個位於郊區的飯店不僅是二流的，而且吵得讓我們無法入睡。更有甚者，住在這裡，每次演講之後，坐在顛簸的車裡往返於市區與飯店之間，要多耗費許多時間，這部分是由於自行車造成的道路擁擠。在見到羅教授的第二天，我們告訴他除非給我們在城裡找一個住處，否則我們要縮短行程返回美國。這時我們知道了換飯店的原因。北京飯店有一個等候房間的排隊表，社科院顯然沒有足夠的clout為我們弄到一個房間。



邀請的客人因為住房糟糕要走的威脅逼得他們努力想辦法。他們派了一個全天在飯店等候，只要看見有客人退房就立刻行動。兩天後，他們為我們在北京飯店弄到一個房間。我們得知已為我們在北京飯店弄到一個房間時正在參加上午的討論會。討論中間，我和小林乘計程車返回郊區飯店，收拾行李關到北京飯店。討論結束后，羅教授和米爾頓坐畫從社會科學院到北京飯店。我們正好同時到達。就在這時發生了一個體現典型北京服務的有趣的小插曲。搬運工就站在大門裡側附近，但是沒有人出去搬行李。羅教授和米爾頓把行李從車裡搬出來，有些包很重，再搬進飯店。包一進入大堂前廳門裡，搬運工就過來提包，放在推車上送進我們房間。（520）我進入房間的第一個印象是：「它讓我想起了俄國。」浴室看上去好象有一段時間沒有清理過了。


{米爾頓}我事先問過羅教授如何付小費，他：「噢，不，不，不用給。」這就是不給小費服務標準的好例子。



{羅斯}我們在中國的活動分為三類：米爾頓演講，觀光，出席宴會看藝術表演。我們在北京的第一個旅遊活動安排在我們到北京后的第一個或第二個晚上。當時正逢中秋節（New

Moon

Festival），羅教授帶我們到一座小山上，這是當晚看月亮的地方。羅認識路，他帶著我們爬上坡，擠過越來越擁擠的人群，這些人都是來過節的。當羅教授因為人多決定不登上山頂時，我們鬆了一口氣。第二天早上我們聽說昨晚後來有幾個人從山上掉下來摔死了。



在北京的頭三天我做了三次演講：「貨幣之謎」，「貨幣與通貨膨脹」，「八十年代的西方世界」。我主持了兩次討論：一次是在社科院關於通貨膨脹的討論，一次是在中國人民銀行。在中國人民銀行的討論參加的人多一些：來自四個銀行的僱員，加上財政部官員，也許還有其它部的官員。



在北京及後來在上海的演講有大約250人參加。所有與會者都是邀請來的客人，他們要出示門票才能出席。他們是各研究所及政府各部的官員和大學教師。我們估計，所有參會者基本上都是專業經濟學家和與經濟有關的政府官員。參會者年齡分佈讓我們吃驚：多數看起來是五十多歲（……前的一代人）；少數是35歲以下（……后的一代）；幾乎沒有兩者之間的年齡，這是……浩劫的一個標誌。演講逐句翻譯，部分由中國銀行的翻譯擔任，他的英語很流利，但不懂經濟學。更讓人滿意的是安徽大學的M.

T. Teng教授，1930年代末他曾在英國學過經濟學。


長春



在北京停留三天後，我們前往長春，在長春我做了一次演講，主持了一次討論。長春是日本佔領下偽滿洲國的首都。也是末代皇帝的居住地，他在中國被廢黜后，又被日本人立為滿洲國的傀儡。中國已將長春建設為重工業中心。長春還有一個吉林大學，它是在日本人創建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也是社會科學院的分支機構之一，這就是它在我們演講日程表上的原因。



我們住的飯店建於20多年前，顯然是為舉行會議而建的。但是據我推測，它主要是共產主義中國的領導人休養或是度假用的。飯店是斯大林主義風格的莊嚴的石頭建築，建在一個大公園中，公園風景秀麗，有許多小路和樹木，園內分佈著一些精緻的住宅，這是為黨的領導人建的，但是我們住在那兒時，這些住宅都鎖著。整個地區被牢固的柵欄包圍著，入口處有大鐵門，由幾個衛兵看守——顯然，它可能已完全關閉了。


住房設施，特別是食物，顯然比北京飯店好，印證了西蒙·雷斯在《中國的陰影》中所說的，一般而言，在省里比在北京吃得好。



第二天我演講的房間在我們住的同一個樓內。房間大而豪華，有更大的前廳，前廳懸掛著巨大的畫，畫面上是比其他所有的人都高的毛主席，慈祥、和藹、容光煥發，圍繞他的是充滿敬仰的、漂亮的、衣著鮮亮奪目的來自中國不同地區的各族人民代表。



我們震驚於房間的豪華與坐在椅子上的人之間的反差。第一個印象是這是一群剛下夜班的工人，累得要死，穿著工作服。所有的人，無論男女，都穿著相同的制服——褲子及毛式外衣，多數人看上去好像多日來一直睡在他們不合身的衣服里，從未更換過。許多男人戴著帽子，整個演講期間一直戴著。少數人穿著平整、合身、好一些的衣服。依我從機場過來的經驗判斷，穿得好的不一定是上層人物。在到機場迎接我們的一群人中，有兩個據推測是領導，和我們一起坐車到飯店，其中一個有著難聞的體臭，穿得像個工人，另一個穿著裁剪精美的西裝。（522）工人風格的是研究所的副所長，是高層領導，而另一個是所長助理。



聽眾和北京一樣，由兩組年齡懸殊的人組成；多數是年長的，少數是年青的；年長的看上去比他們的年齡老，彷彿他們一直過著艱難的生活。羅教授在鄉下干過兩年體力勞動，而另外兩個晚間為我們舉行宴會的當地教授則在農村干過三年。這個故事在我們所到之處不斷地被重複著。



午飯後，我們討論，主要是和學者。我們討論了通貨膨脹，貨幣理論及相關題目。當一位學者提出一個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問題時，我非常沒有外交手腕地堅定地聲明，我從不相信有這樣的矛盾。我本應在此處打住，但是隨著討論，我不由自主地指出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發展的預見是錯誤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老百姓要比共產主義國家的老百姓生活得好得多。



後果是一天後，我們被禮貌地告知，我是錯的。羅教授把我叫到他的房間，由一位來自社科院的共產主義革命專家指點了幾個小時。他扮演的是許多像他這樣的知識分子扮演的角色。顯然這位專家本質上是一位民主主義者而不是共產主義者。他堅持蔣介石在繼承了孫中山的位置后，背叛了孫中山的政治目標，在中國實行法西斯獨裁統治。在獨裁統治下，知識分子所受的迫害使他們無路可走，只有接受共產主義。他堅持當時共產黨人只是在尋求一個統一戰線的聯合政府中的同盟者；他們準備在接受一個基本上是民主的市場體系加上共產主義因素后就妥協。（注意從邊緣擠進去的技巧，很久以後會有同樣的例子，如智利所顯示的那樣。）專家將聯合政府失敗的所有責任歸之於蔣介石的叛變。



然後他為我勾畫出一個早期共產主義中國的輪廓。他堅持最初的五、六年一切都進展順利，共產黨邀請小資本家合作——不是四大家族，他們已經跟蔣介石去了台灣。因此而有了六、七年的經濟繁榮。然後，他說，發展沖昏了共產黨領導人的頭腦，他們相信自己能把經濟集中。他們沒收了絕大多數資本家的財產，給他們某種股票。（523）然後他又概述了集中計劃經濟體制的僵化，隨後是……及其後果。他堅稱在鄧的領導，一些被沒收財產的資本家又恢復了名譽，他們被剝奪的財產獲得了補償。

總而言之，這是一次神奇的談話，廣徵博引，完全真誠。目的很明確，糾正我們表現出來的對共產主義中國歷史的無知，以便我們以更友好的態度對待之。



{羅斯}有一天我們和一對年青的美國夫婦共進午餐。他們在長春教英語。他們在這裡很愉快。他們唯一的抱怨是幾乎沒有機會與學生以個人身份面對面交往。不許他們和學生一起吃飯或在教室外見面。我們也為同樣的遭遇而煩惱。除了官方「宴會」和正式用餐外，我們總是在結束上午活動后回飯店，自己吃午飯。如果下午有活動，我們再被送回相應的地方。即使是在我們旅行時或是與羅教授和小林住在同一飯店時，也是他們在一個餐廳里吃飯，我們在另一個餐廳。我們只有兩次機會脫離這種模式：一次是在杭州，因為我們到得太晚了，餐廳已經關門了。為了讓我們解飢，飯店人倉促弄了一些麵條湯給我們四個人吃。第二次是前往桂林時在一個機場停留時，羅教授說明外國人餐廳的價格要比中國人餐廳貴幾倍。但是在我們看來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理由，因為他們和我們的費用都由政府承擔，而且所有餐廳都是政府所有，政府經營，這就好像是記賬、轉賬。在我們後來的旅行中，沒有再看到這種情況，因為不是政府資助的。


北京



{米爾頓}我們從長春返回北京又停留了幾天，其中包括再多做一次演講：「市場機制在中央計劃經濟中的運用」，在北京觀光，特別是遊覽迷人的故宮、紫禁城內的園林及噴泉、還有長城。我們由王夫人陪同去看了一次舞蹈演出，她是劉少奇（中國長一任國家主席，他被毛投入監獄，受盡羞辱，最終被逼死）的遺孀。她活潑、聰慧、機敏、極平易近人。（524）我們和她交往非常愉快。社會科學研究院的領導用「宴會」招待我們，這類吃飯總是被稱之為宴會，物資部副部長出席了午宴。


（漫畫：噢，中國真的正在放鬆，我們的幸運餅乾就是從米爾頓·弗里德曼那裡引來的）



如果我們需要理解浸潤在不同經濟體制並相互隔絕的人們之間的誤會鴻溝有多深，這次午餐最有幫助。這位副部長很快要前往美國考察經濟。他希望我們幫助他決定會見什麼人。他的第一個問題是：「在美國誰負責物資分配？」這個問題讓我和羅斯嚇了一跳，我懷疑，在美國會有任何一個人，無論多麼不懂經濟學，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但是一個生活在集中控制經濟體制中的人問這樣一個問題完全是正常的。他習慣於這種做法：由某人決定誰從誰那兒得到什麼：誰從誰那兒得到工資，誰從誰那兒得到物資，等等。我最初的回答是建議他參觀芝加哥商業交易所，許多商品，如小麥、棉花、銀、金等在此交易。這個答覆可想而知讓們的主人困惑，因此我繼續努力。這裡沒有一個人——甚至沒有一個委員會的人——負責物資分配。有商務部和內務部，但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關注物資的生產與分配。中國或蘇聯那種意義上的「負責物資分配」的人或政治團體在美國是沒有的。



{羅斯}我們離開北京的一次訪問是我永遠難忘的——在羅教授家中吃飯。這是我們訪問中國家庭的唯一的一次機會。羅夫人是一位醫生。雖然我們以前沒有見過面，但是她非常熱情、友好，

讓我覺得好像認識她多年了。她的孩子和孩子的配偶也一起吃飯，羅夫人讓孩子們為我們和她及羅教授照了許多合影。（525）當我們與羅夫人告別時，我覺得好像離開了一位老朋友。後來我再也沒有見到過她。



{米爾頓}我還接觸了我的兩位學生，一位我已經提到了，羅成西，我曾就這次旅行的安排和通過信。另一個是李志偉，我和他的關係比羅更密切，因為羅是碩士生，而李在我的指導下做博士論文。他第一次引我注意是在經濟理論課上，他的考試成績很糟，但是寫了一篇非常出色的論文，在班上遙遙領先。而當時我正好安排課後作業。正是這個經驗讓我在對學生做出判斷時要同時考慮他的課後作業和標準的教室考試。（見第15章）他撰寫博士論文時，在我們當時位於新罕普什爾的夏季住宅中呆了一段時間，教羅斯如何做Lobster

Cantonese掙點錢。這一技巧讓我受益菲淺。



李來自澳門，不是來自中國大陸。但像絕大多數海外華僑一樣，他極其忠於中國。他在1951年獲得學位，這時紅色中國與美國的關係已因台灣問題而中斷。我們曾長時間討論他應該怎麼辦。他明白如果留在美國，他的專業機會將更好一些。但是如果他成為美國公民，就有可能應徵入伍，如果美中之間仇恨加劇，他懷疑自己如果被要求忠於美國就有可能與中國作戰。他最後得出結論：他不能這樣做，他決定回中國。有一段時間，他被在香港的中國機構僱用，我當時和他保持聯繫。後來他去了中國大陸，我們失去了聯繫。我30年後第一次再見到李是他在我的一次演講之後走過來時。隨後我們有過幾次激動的私人會面。在從事了一些其它工作后，李最後做了教師。但是不允許他教經濟學。他是非馬克思主義西方經濟學家，只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才能教經濟學。他改教英語。像許多其他知識分子一樣，……他也受了苦，背井離鄉到農村從事了幾年體力勞動。……后他得到平反。當我們見到他時他在一所高等學校教統計學——仍然不是經濟學。當他在芝加哥獲得博士學位后，他的父母慷慨地送給我們一幅古代中國畫表示謝意。當我們離開北京時，李送給我們一幅現代中國畫。我們把兩幅畫都懸掛在我們公寓的牆上，它們顯示出共產黨統治下文化的衰落：（526）古代中國畫，精緻、含蓄，是真美的作品；現代中國畫，明亮、鮮艷，是不同的一類。



{羅斯}我有點不能理解李的行為。一方面，他有一個兄弟在美國，他在中國非常困難的那些日子裡，曾經幾次去看望過他們。他什麼不留下來？對此他閃爍其詞。他的父母還在澳門。而且，我在北京從未見過他的妻子和孩子。我覺得他的故事不完全可信。他不像那個我們記憶中在新罕普什爾訪問過我們的年青人。



在北京飯店的一件小事讓我們吃驚，也讓我們的東道主印象深刻。一群剛從香港或新加坡訪問回來的中國人走到米爾頓面前對他說，他們如何喜歡我們的雜誌《選擇的自由》，米爾頓在電視上的表現比他的學術成就還要讓我們的東道主印象深刻。


上海



{米爾頓}10月3日我們離開北京前往上海，在那裡，我做了一次演講，主持了一次討論。我們用了一天的時間遊覽蘇州，又回到上海和上海市副市長一起吃飯。然後我們遊覽了杭州，隨後前往桂林。



在上海活動的一個高潮是有一天晚上我們被帶到飯店拐角處的劇院——上海藝術劇院欣賞雜技表演。表演令人叫絕。我們從前也在美國的電視節目中看過這類表演，但是這裡雜技表演的技藝高超、神奇、勇敢、靈巧都好得讓人難以置信。我們由此而知道在中國只有一個地方能看到優美、靈活、精緻和明亮，那就是舞台。這是一個人造的世界，並以各種方式表演。燈光非常明亮，其它地方都暗淡無光；舞台及布景是美麗而又精心設計的；演員穿著多彩的服裝。似乎是剛洗乾淨、熨平，或者甚至可以說，根本就還沒有來得及貼標籤。即使那些不穿演出服裝的人的衣著也很漂亮。例如，我們看過的兩場演出，都有一個女人，在每一個節目前宣布下面要演什麼。她完全是西式穿著，戴著西式的珠寶、耳環，用西式化妝品化妝——這是我們在街上任何人身上都沒看到過的。在一個節目中，兩個人用嘴表演了令人驚異的口技；就是說，用擴音器和他們的嘴，模仿各種聲音，從收音機到飛機到摩托艇，到機關槍，到人哭。（527）他們的表演驚人的出色。他們穿著西式套裝，配以西式襯衫和領帶。我們的結論是劇院是人工造出來的，西方世界是一個人造的虛假的東西，因此模仿西方世界只能在劇院就完全是順理成章了。



我們還看到了另一次令人驚異的雜技表演，那是黃浦江水上游結束時。水上遊覽時，我們坐在船頭的頭等艙里，就像所有的頭等艙一樣，我們自始至終被圈在裡邊，安靜而又空曠。但是遊覽要結束時，我們被請到底下一個擠滿人的大廳里看舞台表演，表演極其出色，特別是在很不穩的船中。表演主要是前一天晚上我們在上海藝術劇院看過的魔術與平衡技巧。但是有一個平衡表演獨具特色和更令人難忘：一個小夥子嘴裡叼著一支筷子，筷子上插著一個小圓球，小圓球上是不知數量的各種東西和玻璃製品，

一個迭一個向上放，他要保持這些東西平衡。



從蘇州返回上海的途中，我們吃了在中國期間最好的一頓飯。宴會是由上海市副市長汪道涵（？）舉辦的。他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不僅因為他對美食的愛好還因為他的才幹和對新思想的包容。我們在後來到中國的兩次旅行中再次見到他——每次都有新的職務——他在我們后兩次訪問中間到舊金山看過我們，帶來的不是螃蟹而是茅台酒。



宴會在一個叫東湖飯店的非常講究的飯店舉行。我們懷疑這裡是專為高級領導保留的，而不是用來招待外國客人的。戴維·赫斯，這位美國領事館消息極為靈通的官員都從未聽說過這個地方。我們被帶到一間舒適、乾淨、裝修漂亮、燈光明亮的房間，在進入另一房間吃飯前，我們坐著聊了一會天。晚餐的高潮是來自東湖活水中的螃蟹，我認為這個湖與上海相鄰。這麼好的螃蟹只在秋季的一個很短的時間裡有。這種螃蟹與我們西海岸的Duageness蟹很不一樣，個兒小，但極其鮮美。



汪讓我想起了芝加哥市市長戴利（父親，不是兒子），他有著同樣開朗、寬厚的性格，非常友好，快樂。他顯然既喜好美酒，又喜好佳肴。這時他擔任上海市副市長只有三個月，顯然是從北京派下來監督上海是否執行了新的經濟政策。他堅決支持改革，而且很有興趣在經濟中引進很多的競爭機制並使之更多地依靠市場。（528）1988年我們見到他時，他仍在上海，但不再是副市長，但顯然仍是一個有影響的人。到1993年時他在北京，領導一個研究所而且仍然是一個有影響的人物。總而言之，他是一個有性格魅力的人。



{羅斯}我們最不尋常的經歷之一是為數不多的幾次在上海散步，沒有羅教授和小林陪著。兩個年青人走過來，說他們想練習英語。很快就看出來他們是想通過某種方法讓我們幫助他們出國。兩個人中年長的一個說他學的是化學，現在的工作也是化學專業。他說……期間，他躲起來，沒有工作，為的是逃避被送到農村去。年青的一個乾脆直接問我們是否願意收養他做兒子。我們總算找到借口讓他走開，奪路回到飯店。


桂林



桂林是我們主動要求加入行程中的，因為我們聽到過對它秀麗風景的讚揚之辭。它確實如我們聽說的那樣美麗。而且，就像一個人在旅遊熱點所能期望的那樣，這裡有我們在中國遇到的最豪華的住宿條件——別墅區和大飯店連在一起，我們聽說尼克松總統和基辛格博士訪華時就住在這裡。



這裡的房間與服務以任何標準看都是豪華的。而且有空調，對室外溫度為華氏65-95度且非常潮濕的桂林來說，這真是幸運。但是除了房間、服務與空調外，這裡的住宿條件遠低於標準的度假酒店。我們的套間由一個起居室、一個卧室和一個洗手間組成。床是我們曾經睡過的最硬的床，裡面不是彈簧，而是用竹子編成的底座，上面是一個不到1英寸厚的墊子，而且是一個平墊子而不是彈簧床墊。洗臉盆還算差強人意，浴缸已變色並破裂，水管漏水，一個毛巾架在我們住在那兒的時候從牆上掉了下來。穿過們套間還有一個大的私人餐廳。我們和中國陪同是這段時間內這裡唯一的住客。儘管如此，還是只有我和羅斯在輝煌的餐廳里獨自吃飯，而羅和小林則在另一個餐廳用餐。餐廳裝潢精美，方便舒適，有空調，（529）一位漂亮周到的年青女士為我們服務。不幸的是她只能說三、四個英文單詞，因此我們幾乎完全靠手勢比劃交流。我們的桂林翻譯和導遊後來趕到了，才幫了大忙。她問我們早餐想吃什麼，我們提議吃嫩煮雞蛋，她費了很大力氣向餐廳的服務員解釋這個外國口味的菜。她最後總算弄明白了，拿來煮了兩分鐘的雞蛋，美味無比。起初她把雞蛋放在一個淺平碟子里端來，你沒有將它們敲開後放進去的東西。通過比劃，我們終於說清楚了我們需要兩個空碗。這裡不缺乏好意，友誼或是能力，缺的是理解。



遊覽桂林的高潮是泛舟灕江的一日游。兩岸的石頭山讓人想起某些著名的古代——和現代——中國畫。同樣有趣的是河上及河邊當地人的生活：農民在田間勞作，其他人駕著竹船在河上打漁或是往返運東西；不定時的擺渡把人連自行車運過河；人們赤腳從河的淺處趟過去——一派各地鄉村都有的真實生活。船隻順流而下70公里，客人下船，在當地市場稍作停留，再乘車返回，因為逆水返回要花兩倍的時間。



返回桂林我們照例乘兩輛車，因為規定一輛車只能乘四個人，而我們有五個人。因此我們的桂林翻譯、羅斯和我還有司機乘一輛車；羅、小林和司機乘另一輛車。同樣的情況後來再次出現，因此有兩次機會讓我們和桂林導遊有長時間的有趣談話。（在我們旅行中還有幾次機會與個別人進行坦率、自由的談話，但是在北京和我以前的學生李的談話除外，根本沒有這麼有趣。）她是一個思想自由，對嚴格意義的資本主義思想有強烈興趣的人。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就是在中國稱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而且不信仰馬克思主義。她很願意聽這一切而且坦率地表達自己的觀點。



我們在相處的兩天中，知道了她的故事。她1966年在廣州結婚，當時她在那裡教英語。剛結婚不久，她丈夫受到鼓動，滿腔熱情地到農村接受再教育，一年後才得以返回。1976年……結束，她調到桂林當翻譯。在批判知識分子的壓力下，認為受過教育的階級必須要向農民學習，她本人就曾被送到一個公社渡過了11個月。這個經歷顯然不愉快。知識分子要干艱苦的體力勞動，必須和農民完全一樣。她坦率地說，加上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年青人的勞動力，農民總產量可能不是增加了而減少了。農民接受他們是不得已，實際上農民討厭他們，他們的幫助沒什麼用。



她所說的「姑娘隊」想要建立夜校和農民託兒所，但是農民沒有興趣。他們情願奶奶在家裡給自己帶孩子，而且對夜校的活動幾乎沒有興趣。她和丈夫這時對再教育計劃感到不理解。但是廣泛的宣傳使他們或多或少地覺得是在做正確的事。回顧往事，她現在覺得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她迅速地從我們這兒學了一個短語「選擇的自由」並開始在每一個可能的場合使用。一般而言，她使用這個短評的方式說明她理解了這個短語的意義與詞義。


廣州



我們從桂林去了廣州，在那裡停留了三天然後去新加坡。我們出席了一次宴會，參觀了工廠和離廣州不遠的農村人民公社。在廣東和其它地方的所有參觀，總是有一個負責公共關係的官員做工一個簡要介紹。有的介紹涉及經濟的細節和企業的經營狀況，相當內行，有時只是表面內容。


關於1980年中國的一般結論


知識界的氣氛

我們一開始非常驚訝知識界的開放性，他們提出了廣泛的問題，願意接受並發表對社會主義實踐的批評，等等。但是很快就發現這是靠不住的表面現象。毫無疑問，現在可能有著比……期間更自由的氣氛和更開放的討論。但實際上有一種明顯的傾向：多提問題而不是表達觀點。不僅如此，在看完了華國鋒1980年9月7日在第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后，我發現發表任何對國內事務的批評都嚴格地限制在官方言論範圍內，（531）——這就是說，無論是否嚴厲，批評……期間政策都是可以接受的，對改革方案的討論則要限制在華國鋒講話定下的調子之中。



有一種假裝天真的說法：文化革命是億萬人民推動的，並得到許多知識分子的讚揚與歡呼，我開始也用這種說法來考察當前的氣氛。某些……的支持者肯定仍然持這種觀點。我要問的是：我在中國沒有遇到一個說……好話的人，這是怎麼回事？我提出這個問題時，總是遇到尷尬的沉默，或是迅速轉換話題。


對經濟學的理解程度

主要官員都受過教育，他們在一個由中央嚴格指導和控制經濟活動的社會中開始自己的職業生涯，幾乎沒有讀中文與俄文之外的著作，也沒有去過任何西方國家。即使有人去西方，也只有浮光掠影的經歷。他們對國外其它地方的政治和經濟情況也有簡單了解，如知道一些主要事件，等等。但是對市場或資本主義體制的運作卻令人難以置信的無知。



專業經濟學家的情況有所不同。一些年長者，如我們的翻譯Teng，30年代末或是戰後初期在英國或是美國受過教育。他們的經濟學理論知識足以理解相關觀點。但是他們中的多數被年青於他們的經濟學家以懷疑的眼光看待。如前面提到的，我的一個學生，在過去的30年中，絕大多數時間主要是被分配教英語。即使是那些儘力在經濟學領域從事專業工作的人（當然不包括……期間普遍下鄉兩至四年），對最近幾十年經濟學的發展所知甚少或幾乎一無所知。



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在中國（少數在日本）受的全面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訓練。他們對「資產階級」或「資本主義」經濟學只有一些模糊而又多數是誤導的理解。因為政府轉變政策，試圖增加市場機制的作用，所以他們急於學習市場如何運作的知識。更重要的是，也許因為與西方國家關係的迅速開放，接近外國學者和專業著作的可能性，及與海外華僑的接觸，喚醒了被強制壓抑的好奇本能。再加上海外華僑及台灣（已經允許談論台灣了）的富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貧窮落後之間的對比，更加強了這種好奇心。（532）



無知與興趣的混合造就了好奇。例如我驚訝地發現了對弗里德里希·海克的著作的興趣，其中包括在中國出版的介紹他的文章及他的某些著作的中譯本。同樣我們驚訝地發現了一些中國經濟學家手拿著《選擇的自由》日譯本的影印本（在日本出版不過是幾個月前的事），他們曾在日本學習過，而且更為驚訝的是已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我這本書的中文譯本的計劃。


北京、上海、廣州的不同之處

幾個城市討論會的與會者在素質與興趣上有明顯可見的不同。在北京官方性氣氛多一些，學術性氣氛少一些，也不那麼公開，對西方的情況也了解不夠（銀行界除外）。說英語或懂英語的人在上海明顯比北京多，甚至比廣州多。這種從政治首都向商業中心變化的差異是可以預料的，同樣情況革命前就存在。



我們對幾個城市在舊時代作派方面的差異印象深刻。部分是來自上海討論會上幾個相當年長，顯然已退休的教授，他們在西方逗留過很長時間，講流利的英語，而且比其他絕大多數人發表自己的觀點時更坦率，更自由。最有趣味的是Chin-hsiang

Hsia，革命前他曾經做過蔣介石政府的財政部長，講流利的英語，發表意見時似乎毫無顧忌。我後來和他通過信，1988年第二次中國之行時再次見到了他。


經濟狀況及前景

我回來后，在給資助我的委員會的報告中概述了我對中國經濟狀況及前景的估計。我引一些報告的內容，為了確定現在的判斷不是來自后見之明。（引自米爾頓·弗里德曼：《致學術交流委員會的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之行，1980年9月-10月》（1981年5月提交）



就絕對水平而言，中國的經濟非常落後。大量人口從事農業生產（我們只看到一個公社在城市裡有市場），工業生產的產量也極低。在我們訪問過的所有共產主義國家一樣，建築物的維修水平低得可憐——即使是一些相當新的大樓似乎也已破舊而且極待維修……



（533）雖然我們不斷地想起印度，但是兩國有某些重要的區別。最明顯的區別是你在中國城市的街上不會像印度那樣見到乞丐。你也幾乎看不到有人衣衫襤褸或是看上去在挨餓。中國人號稱他們至少在我們看到的大城市已經建立起了最起碼的公正。他們告訴我們在許多邊遠和落後的地區情況有所不同，顯然在過去的幾年裡，確實是不同的。考慮到發生的變化，相對原有的水平，情況要更複雜一些，在過去的三年左右時間裡，經濟有了明顯的改善。中國將其歸功於副總理鄧小平領導下採取的新的「現實主義」的政策，他顯然是這一政策的制訂者。



我自己的印象略有不同。一般認為在一個經歷了動亂，正常秩序被破壞的社會裡，經濟能夠迅速改善。德國和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迅速恢復就是證明這一點的例子。同樣，中國內戰以毛的勝利而結束時，隨著惡性通貨膨脹的結束，更是出現了幾年迅速的發展，經濟躍上了一個新的水平。但沒有持續下去。



隨後，毛的試驗——大躍進與……——再次引起動亂和一個難以置信的混亂時期。僅僅是毛去世，鄧掌權后秩序得到恢復就會出現迅速的復興，使經濟躍上一個新的水平。我認為這是一個比鄧小平改革更本質的解釋，而鄧小平改革的大部分內容還只是在紙上。



這場改革——試圖引進市場因素，開放與西方的交往，鼓勵外國投資等等——是一個令人嚮往的方向。但是，檢驗改革措施是否能執行，是否有效果還要看未來，那時對改革初期的興奮已經消退了，例如，某些計劃——特別是與外國人的合作項目——要縮小規模。潛力是巨大的。因為現在的水平極低。這不能歸之於某個人的性格或是自然資源的缺乏——總之，要反駁這種解釋，有必要看看中國人在新加坡、香港取得的成就，這些地區，如果有任何可比較的話，資源大不如中國大陸。為什麼中國人在世界各地都能取得成功，唯獨除了自己本土呢？解釋肯定是因組織方式與對經濟的控制——這個解釋也被其它共產主義國家低水平經濟的事實所證實。因此組織方式與控制的改變能開發潛力，創造能與日本、德國、還有最近智利相提並論的經濟奇迹。



我的結論是，隨著新近宣布的一些政策在現有體制中自行發揮作用，在今後幾年內會出現可以想象的進步。同時，我對這一進步能否長期持續表示悲觀。開放的制度將會形成權力與責任，這會對中央集權的政治機器產生威脅。可能出現的反應是再次將改革終止。



共產主義時期的特徵是會從相對靈活迅速轉達為重新僵化。……的極端作法不太可能重複。但權力之爭還會存在。傷痛不可能全部治癒，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雄心仍然存在，唯有政治是唯一有效的發泄。（對我們訪問之後事情的幾點說明：從中國回來后，我給18個人寄了若干份文稿，這些人我在中國會見過，他們表示對一個或多個問題有興趣。我寄出的東西有我簽名的《自由的選擇》，我關於貨幣的不同版本的著作。隨後的進一步往來，部分內容是我回答翻譯者在翻譯中遇到的問題。此外我還為中文版的《選擇的自由》寫了序言。據說，我也相信，在我們兩次訪問之間我有三本其它的書在中國出版：我1980年所做的演講、《選擇的自由》及《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貨幣體系》。其它書在台灣用中文出版。1980年我所做的演講最早的版本為：米爾頓·弗里德曼：《米爾頓·弗里德曼在中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


從中國到新加坡



我們從中國去了新加坡。步入乾淨的有空調的機場是一個驚喜，在中國度過幾周后，覺得這裡所有的事情都辦得有效率，等候時間減至最少。我們住的香格里拉飯店更是一個巨大的反差。我們回到了文明社會。



在新加坡的幾天里有兩年事值得一說。一件是和李光耀、他的太太、還有他的政府中的幾位年青官員共進晚餐。晚餐及飯後的交談中，除了我和羅斯，只有李和他的太太主動參加討論。其他人只有在他和他的太太點到時才說話。因此根本不用懷疑是誰在負責。李夫婦顯然非常智慧而且在新加坡事無巨細都由他們徹底控制。我問李為什麼仍然實行新聞檢查制度，不允許出版自由。他的回答從一個很長的概述開始，講他的黨在新加坡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后不久多麼困難才平息了共產主義反抗，共產黨一開始就要求控制國家。他仍然認為共產主義顛覆是一個問題並認為要防止共產主義顛覆，新聞檢查是理所當然的。我們無法駁斥他的理由，（535）但是，在我們看來，他的辯護很不充分——雖然這種辯護出自一個慈祥的獨裁者是不難預料的。



另一件事與我來新加坡的原因有關——由東南亞研究所資助的演講。我的題目是：「經濟與政治中無形的手」。在演講中，我比較了新加坡與香港的進步。指出兩地都取得了極為出色的成就，但是新加坡享有比香港好得多的條件，但是國民總產值的平均增長率卻是完全一樣的。我將香港運作地相對好一些的原因歸之於他們更全面地依賴市場。某些新加坡高級官員對我的評論很氣憤，指責我對新加坡有偏見。


從新加坡到法國



我們的計劃是乘Concorde公司的飛機從新加坡到倫敦，再轉機到巴黎，在那兒我計劃要做演講。這次旅程是一連串錯誤的喜劇——結局是最出乎意料的奇迹。



因為兩伊戰爭爆發，Concorde公司不得不改變正常航線以避開飛臨作戰區域。新航線主要是在陸地上空飛行，這就是說，要用亞音速飛更長的距離。因此要消耗更多的燃料。原來從新加坡到倫敦，中途不停頓，現在要在巴林加一次油，以便保證我們晚幾個小時能安全抵達倫敦。這樣一來，我們就不能在當天晚上到達巴黎。我們請新加坡航空公司用電報向我們的朋友羅伯特·海勃——羅扎達說明情況，因為他準備來機場接我們。



儘管加了油，但是飛機飛越歐洲上空時，油不夠了，機長認為飛到倫敦不安全。他決定不按原飛行日程，改在巴黎的奧利（Orly）機場降落。我們並不是目的地是巴黎的唯一乘客，因為有足夠多的乘客已到達目的地，所以我們請機長讓我們下飛機，並卸下行李，讓我們各自取走。當我們走進候機樓時，等候我們的是羅伯特，他根本沒有接到電報！

1988年中國之行



一些事情共同促成了我們第二次中國之行。1987年上海復旦大學校長謝希德邀請我去做客。（536）同時Cato研究所正在計劃一次研討會，主題是：「中國的經濟改革；問題與前景」，會議在上海舉行，與復旦大學聯合主持。Cato的主席艾德·克萊恩邀請我參加。最後，朝聖山學會有一個會議計劃大約同時在日本舉行。



得知我的一個學生兼朋友，現在是香港大學教授的張五常也要出席Cato研討會後，我請他為我安排去復旦的日程。他同意並建議我們會後在中國其它地方的旅行時安排一個陪同。張五常和在中國的一些人保持著密切聯繫而且對中國發生的事情極為了解。他安排了一次最增長見識又非常有趣的旅行。



1988年9月10日下午星期六，我們從大阪抵達上海，9月22日星期二離開西安。我們在香港逗留7天後於9月29日返回舊金山。從抵達到離開共19天，沒有一刻空閑。


接我們的是復旦大學的教授陳觀里和副校長（Assistant Dean）蘇玉安（Shu

Yuan），還有幾個Cato的人。復旦的代表交給我們今後兩至Cato-復旦研討會召開前的初步日程。其中包括午餐、晚餐，還有我在大學及其它不同場合的講話。



我們住希爾頓國際飯店，這是研討會的總部。這是一個典型的高水平的美國風格的希爾頓酒店，嶄新而且乾淨，我們1980年訪問中國時從來沒見這種類型的飯店，這預示著這次中國之行將會看到重大的變化。一個誤導：就像我們以前看到的印度一樣，多數是為外國人服務的國際飯店，似乎成了經濟發展的最高水平，以此作判斷就會得出極為誇張的進步程度的結論。



一到飯店，我們就給Hsia博士打電話，這位年長、博學，思想開放的紳士曾參加過我們1980年在上海的討論會，此後我和他有通信聯繫。他同意和我們共進晚餐。當他從大堂給我們打電話時，我們建議他來我們房間。他有些猶豫，而是請我們去大堂。他的猶豫曝露出他是害怕我們的房間被竊聽——就像我們1962年在華沙遭遇的陰暗面一樣。在飯店餐廳吃飯時，他很警覺並不停地四處張望。他小聲說：「說話小聲點，我們不了解這些服務員。」我們交換了通信記錄后，發現他寫給我的幾封信我沒有收到。而他收到了我寫的所有的信。顯然，（537）當局查閱所有寄進的信，但是沒有像扣壓寄出的信那樣扣壓這些信。Hsia教授非常了解中國經濟狀況而且開誠布公地談到存在的問題，特別是備受關注的通貨膨脹問題，這是當時爭論的一個熱點。Hsia博士出席了Cato研討會，並且在會場上發表了不完全符合官方立場的評論，這在中國與會者中並不多見。他不讓譯員為他翻譯，他先用中文闡述他的觀點，再用英文重複。



9月11日星期天的第一次活動，現在回想起來是極為重要的，但是當時並未意識到。這是一次午餐后的會見，兩個主人，復旦大學的校長謝希德和上海市市委書記***。當時我們就清楚江是共產黨的高級領導，當然我們並不知道他後來會成共產黨的總書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



謝希德是一位物理學家，她從史密斯學院獲得碩士學位，從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她給我們留了深刻的印象。他說得不多。相反，***說得很多，他意識到自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雖然他說幾句英語，但是大部分討論是通過翻譯進行的。在場的其他人有些來自復旦大學。不奇怪，由於謝希德和***在場，他們不願意自由地討論一些敏感的話題。結果，討論大部分是我與***的雙向討論。我強調自由市場經濟與私有化還有徹底自由化的重要性。他反覆強調政治上的困難，雖然他沒有這麼說，所有這一切都落實到他個人的地位，而真正的自由化會威脅他的地位。（考慮以後和***的接觸，也許值得在此記下：這一段完全是根據我們當時追記的筆記，只有稍許修改，將口語變成書面語言。）


這一天下午，當我們回到飯店，有一位和我通過信的年輕學生正在等我們。我讓張五常來講故事的其餘部分：



——9月11日我抵達上海，入住希爾頓后，我給弗里德曼打了一個電話。他說的第一件事是：「斯蒂夫，你能不能立刻來我的房間，我需要你的幫助來安排一位年輕女士……」房間里有一位中國女孩子，大約20歲左右。我還沒來得及想她是從哪能里來的，弗里德曼就說：「她要參加明天的演講會，但是沒有入場票。（536）你能幫她安排一下嗎？」我回答說，她不用擔心。



稍後，我才聽這年輕女士說，她是廈門大學的學生，正在將弗里德曼的著作譯成中文。她用自己全部的積蓄約100元錢，鼓足勇氣坐火車從廈門來到上海。這種具有進取精神和勇氣的年輕人是中國的希望。我怎麼能不幫助她？我為她和弗里德曼照了一張相。我還堅持讓她同意由我為她付回程路費。（張五常，《側影》，第6章「弗里德曼在中國」，第98頁。）


當晚我們出席了由世界經濟導報（World Economic

Herald）主持的晚餐。這是由他們當時在胡佛研究所做訪問學者的一位記者此前在舊金山與我們約定的。主編錢本力（Qian

Benli）告訴我們他在1980年創辦了這份周刊，開始是由一個政府的保險機構提前付給他廣告費幫他出了頭一兩期，他不必出錢。顯然他創辦這張報紙的想法是要讓它成為經濟改革的喉舌。1980年報紙發行量大約為2000份；1988年為300000份。他告訴我們，他經常與政府發生麻煩。有一次他們讓他放棄對報紙的控制，他經過艱苦的鬥爭才讓這件事暫緩。他和聚集在他周圍的一群人非常贊成自由市場改革而且對促進經濟改革產生了影響。總之，我們就在中國促進自由市場經濟所取得的成就有關的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



（後來的結果是，……被……后，世界經濟導報被停刊，與此相關的人有的被監禁，有的逃跑了。1988年之行的這次討論與後來的會見所體現的有希望的感覺都破滅了，儘管後來有所恢復，但是到我們1993年第三次中國之行時也沒有完全恢復。）


復旦大學



第二天我們在復旦大學度過了一天。學校門口矗立著一座巨大的毛的塑像。在被授予復旦大學名譽教授后，我對擠滿會場的大約400名學生髮表了演講，這個禮堂最多只能容納300人。我用英語演講沒有翻譯，但是學生顯然聽得懂我在講什麼，我是從演講中他們關注的神情和演講后他們提出的有見解的問題而得出這一判斷的。有些問題聽起來好像已被修改得能讓掌權的人接受了，（539）但是我的回答可能就不是這樣了。



我的演講從中國試圖轉換經濟所面臨的問題開始，接著我講到如何從他們起步的水平和他們想要達到的水平去達到目標，並且指出：香港、南韓和台灣已經顯示出：有可能在30年內獲得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在200年內獲得的成就，因為有可能吸收這些國家的經驗並受益於他們的資本市場與技術。我強調發揮個人知識性與主動性的重要性以及通過市場方式進行自願合作的效率。在演講和回答問題時我都討論了當前中國所面臨的最主要的問題：如何制止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正式演講結束后，我被擠到講台上的學生包圍起來，他們繼續問問題，並請我簽名。許多人有我的著作的中文譯本，少數人有英文版的。雖然多數人是讓我在一張撕下來的紙上簽名。他們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是比我在1980年中國之行所見到的更有活力更有見識的年輕人。他們對英語的掌握更讓我印象深刻，——顯然他們有更強烈的學英語的動力。



我們抓住往返復旦坐車的機會詢問為我們開車的教授有關大學教授如何生活、工資和福利如何等問題。和通常一樣，他抱怨知識分子工資太低——這是每一個國家，每一個階層的標準抱怨。根據我們的觀察和他的詳細回答，我們的印象是，知識分子是一個被封閉的群體，與社會的其它部分的交往甚少，生活在他們自己的世界里，而且對外部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所知甚少。


Cato的研討會



Cato研討會當天晚上從宴會開始。宴會前我們會見了前上海市副市長汪道涵。這是一個小型會見，只有十來個人，包括來自Cato和陪同汪的人。汪雖然不再是副市長，但是顯然仍然是一個有權勢的人。後半個星期，他又為我們舉辦了一次宴會，宴會上最有特色的菜還是我們在1980年享用過的新鮮螃蟹。



研討會內容廣泛，西方和中國的發言人和評論員數目大致相等。（540）研討會吸引了眾多聽眾並在中國的報刊上佔據了大量的版面。研討會記錄1990年用英文出版，1994年用中文出版。



我第一個發言，題目是：「將市場運用於社會發展」。這是我1980年在北京所做的第四次演講題目的翻版。我沒有重複上次的演講，而是把它擴展，加上對一些相關問題的討論，這些問題包括：「計劃經濟私有化有利有弊，但是沒有無痛苦地將計劃經濟轉為自由交換經濟的靈丹妙藥。儘管如此，如果轉變成功，潛在回報是巨大的，轉換過程中的代價，相比之下微乎其微。」這是給當時中國領導人的一個見面禮。他們已經認識到經濟轉換所獲得的好處將使代價縮小，而且他們已經開始努力地推行轉型。「中國人民將是這一努力獲得成功的主要受益者，雖然閒情逸緻不是唯一的受益者。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將從中受益。在世界範圍內用自由合作作為組織經濟的主要手段將會獲得的最高獎賞是和平與全面繁榮。」對我的發言做評論的是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普山（Pu

Shan）他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說流利的英語，他博學多聞，但是也謹慎地不要說任何政治上不正確的話。



一天下午，Cato為外國參會者安排了一次上海遊覽。最有意思的內容是購物，所去的商業區，既有國營商店也有私人商店。在一個擁擠的小巷內排滿了私人的貨攤。正是在這個小巷內我們看到過向生產服裝的小型私營企業出售成包的扣子這一類的商品。許多貨攤還賣玩具和其它商品。儘管讓人印象深刻，但是比起我們後來在其它城市所見到自由市場，這個市場並不算大。我們逛了一些商店，我問導遊，如何區別個體商店和國營商店。她的回答很簡單：「在個體商店，他們真的想賣東西給你。在國營商店，他們無所謂，售貨員就站在那裡。」



後來，在美國領事的招待會上，我認識了一位年輕的美國女士，她在香港做進出口生意。她認為中國為外國公司提供了很好的機會，但是卻批評中國人做生意的方式。做生意必需要行賄，或是運用權勢。中國官員不要錢，因為這太明顯了，會惹麻煩。因此雖然從來沒有人在她的辦公室里吸煙，但她每月花200美元習香煙作為禮物送給要打交道的中國官員。（541）她說，多數情況下，美國公司最有用的賄賂辦法是為中國官員的子女提供正式獎學金去美國讀書。錢會消失在美國，桌子下收到的錢決不會有記錄。她還將讓我困惑的一件事解釋得一清二楚：現行的多軌匯率體系。官方匯率是不到4元人民幣換1美元。這是遊客在國營商店兌換錢的匯率。還有一個半官方的匯率1美元換6-8元人民幣，這個匯率授權政府負責貿易的官員與企業個別談判。最後還有一個非官方的黑高，1美元可能換9-10元人民幣。後來的討論完全證實了她的描述。 從上海到北京



張五常安排了以後的旅行並一直陪著我們。我們坐汽車從上海去蘇州、無錫，坐火車去南京，乘飛機去北京和西安，然後返回香港。張五常還安排魯西·馬陪著我們從上海到南京。魯西的母親在這一地區從事中港之間的貿易，張五常在計劃我們的旅行時曾諮詢過她。從南京到北京再到西安，安德魯·周（Chew）一直陪著我們。安德魯近十幾年來一直在做與中國的貿易，並在中國投資飯店業，其中包括我們在西安住的鐘樓飯店。魯西和安德魯非常快樂、消息靈通、辦事極有效率。他們安排我們在每個城市會見市長與當地的商人。總是以當地政府的領導人或是市長或其他官員舉行的午宴或是晚宴來結束訪問。這類宴會是市長和其部下花公家的錢美餐一頓的好機會，所以他們非常願意為來訪的fireman舉辦宴會。



我們印象最深的是這些城市自由市場的規模，特別是無錫，除了出售農產品的攤位外，還有出售各種服裝的貨攤，以及釘鞋掌的修鞋攤等等。每個攤位都有獲得批准許可證的標誌。我問翻譯如何才能取得許可，他解釋說，按規定，你應從你僱主處獲得許可，但實際上你要賄賂負責的官員才能取得許可證。



我們在無錫時，在一個新建成的、部分公有、部分私有的飯店享用了一次非常出色的午宴。（542）和國營飯店中無精打採的服務及一成不變的食物不同，這裡的服務和飯菜都極為出色。所有的餐具都是銀的，擦得光可鑒人。廚師走到我們面前讓我們看要為我們烹制的鴨子，他對自己的工作表現出真正的自豪。同樣，為我們服務的人也對自己正在做的事感到自豪。這清楚地顯示出能產生多麼不同的激勵。



離開上海前，張五常得知他在北京的朋友為我們安排了會見……，當時黨中央的總書記，張五常的朋友希望我給趙寫一個備忘錄。趙當時是中國最重要的三個領導人之一：最高的是鄧小平，……是總書記，李鵬是總理。為了準備這個備忘錄，我們在幾個城市之間旅行時，就中國經濟改革進行了一次富於建設性的討論。羅斯、張五常、我和其他和我們一起旅行的人討論了後來的草稿。雖然我是執筆者，而且備忘錄最後署的是我的名字，但它確實是一個合作的產物。



王夫人在北京機場迎接我們，她是一位和善的女士，是……辦公室的工作人員，由他們負責我們在北京的活動。她和政府的其他官員陪我們一起到釣魚台國賓館，在北京期間我們一直住在那兒。這是一個專為政府高級官員和顯赫的外國客人準備的豪華住所。這裡有許多別墅，最初是由一位喜好釣魚的皇帝修建的。這裡許多池塘和臨水的別墅，這樣皇帝就可以室內釣魚。這些別墅根據我們住的那所判斷，是現代化的，並且維護得很好。



我們到的當晚和發展研究委員會的成員共進晚餐，這是趙的智囊團。我們討論了第二天與趙討論的同樣話題。第二天上午，我對兩百多名經過挑選的政府官員講了話，他們中的許多人從外地來到北京聽我講話。我強調私人自由市場的重要性，然後花了更多的時間討論目前中國最重要的兩個問題通貨膨脹和雙重價格體系。這裡和在復旦不一樣，我的講話被譯成中文。安德魯·周擔任翻譯，時不時由張五常幫一下忙。問題是寫好了的，並必須為我譯成英文。這次活動讓我讓我備受鼓舞，因為在我看來，這些問題比我記得的八年前在北京被問及的問題更具有深遠性、更勇敢、也更具探索性。



（543）羅斯注意到，聽眾分為三組：相對年長的、中年的和很年輕的。相對年長的和年輕的似乎更懂英文一些，中年的估計是因為……，什麼也沒有學到。


會見……



當天下午我們會見了……——這當然是我們兩個星期中國之行的高潮。後來我們發現這次會見在幾個方面是極不尋常的。首先，他會見來訪者一般是半個小時，而會見我們用了整整兩個小時；第二，除了我們一組人和……辦公室的人外，中國最大的報紙《人民日報》的一位記者參加了會見；會見後趙陪我們走到車道前目送我們離去，而且允許照相。我們聽說，這幾乎是前所未有的。會見本身極為有趣。只有我和趙說話，還有翻譯。（會見時我交給趙的備忘錄，還有這次討論的記錄都在附件C中。）



我從來認為，對經濟學的感受是人生來俱有的而不是通過教育獲得的。許多高智慧並受過很好訓練的經濟學家只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另一方面，一些沒有受過什麼經濟學訓練的人卻可能對經濟學有某種直覺。（溫斯頓·丘吉爾和亨利·基辛格是前一類人的例子：偉大的人，但是一接觸經濟問題，一成不變地弄錯。而索爾仁尼琴則是第二類人的代表，在他的《癌症病房》中，他精確地描述了自由市場藥品如何治療，即使他沒有這種經歷——驚人的想象力。另一個例子是我在芝加哥大學的同事，科奧·施拉德，一位傑出的物理學家與化學家，他首次發現了鏈反應原則，而且擁有發現專利。他不斷將發明規則經濟化，並取得專利權。）趙給我的印象是后一類人。他對經濟形勢和市場如何運作顯示出富於經驗的理解。同樣重要的是，趙認識到需要重大的變革，而且認為改革要有公開性。



會見一開始，他對中國經濟形勢根據他的觀點做了一個長長的，邏輯清楚而且非常明了的分析，講到了中國面臨的問題，他提出的解決方法。關鍵的一句話是：「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已經決定，我們經濟活動的控制機制是：國家規範和控制市場，而市場控制經濟。」（這是不可能的。國家是從上而下的；而市場是從下而上的。二者不能兼容。國家可以控制部分經濟，部分市場；但是如趙所說的那樣將二者結合起來是不可思議的。）我們在上海會見***時也聽到過同樣的說法，五年後我們在北京見到***，他又說了同樣的話，這時他已經繼承了趙的職位。但是有很大的區別。趙後來的評論及他對我們評論的回答說明他理解這一提法中兩部分之間的內在衝突；而***不理解。（544）趙顯示出他真的理解讓市場獲得自由是什麼意思；而***不懂。



這與……是共產黨人這一事實並不矛盾。按溫斯頓·丘吉爾的說法，他不是一個領導共產黨毀滅的總書記。他完全是認真地相信更多地運用市場機制提高經濟增長速度將鞏固黨的權力，促進穩定，不是過細地控制經濟發展而是促進經濟繁榮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不同意他的觀點，但是我相信他的真誠。



我後來認定，趙會見我們的部分原因及這次會見的主要意義在於趙遇到了大麻煩。他是過去八年中取消價格控制的主要倡導者。他同時還是擴大經濟發展的熱情支持者。他還因通貨膨脹受到批評，而通貨膨脹起因於為了從金融上支持經濟增長導致中國人民銀行發行了過多的貨幣。他因市場改革走得太遠而受到嚴厲的批評——雖然實際上市場改革不是加重而減輕了通貨膨脹。在夏季黨的高層領導會議上，出現了兩派：一個是趙領導的，主張全速推進改革；另一個是李鵬領導的，主張暫停改革，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小道消息說，趙失敗了。



我們和趙的會見，因為有《人民日報》記者參加，給了趙一個機會公開表達他的觀點，而且可以造成這種印象：他仍主持工作。他認真準備了與我們討論的公開發言，不僅是特別照顧我，而是既為向公眾公開而且為不久將舉行的討論同樣問題的高層會議做準備。發言結束時某些說法像黑暗中的警笛：「我們的方向不會改變」和「香港報紙稱中國高層領導中出現分歧……這是不真實的。」



中國報紙廣為報道了我們的會見，而且香港報紙也廣為報道，我能理解。趙目送我們離去的場面是意味深長的。而且，第二天，參加會見的那位記者採訪了我。我得知他是《人民日報》國外新聞版的編輯。他們不是採訪我對會見的看法而是採訪了廣泛的話題。



直到8個月後天安門廣場抗議后，事態才顯現出來，雖然可能在這期間趙在與李的鬥爭中失勢。在任何情況下，趙都拒絕武力……示威者，他清楚地知道這樣會失去權力。（545）當他和李與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直接對話時他在動感情的最後講話中說：他不會再見到他們了。聽過他最後講話的中國朋友告訴我，許多聽眾最後都哭了。在領導層批准使用武力……學生后，趙被軟禁。我的理解是，他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



領導層企圖將導致……的責任歸之為……的政策，他主張自由市場和進一步增加公開性的程度。在這一點上，在那些對趙產生壞影響的新故事中我不斷地被提及。這對我沒有什麼影響，但是趙的追隨者們就沒有那麼幸運了。提一個人，孫青海，他是……發展研究中心的負責人，離開中國來到美國。直到我寫此書，他仍然持臨時簽證滯留美國，急切希望延長簽證，因為他認為回去會有麻煩。（在寫此書後不久，他的簽證得到延長。）他參加了我和中心成員的討論。至於趙本人，我的朋友告訴我，除了軟禁外，他沒有受什麼罪，原因是他仍然受到擁護，特別是在中國南方。



會見……的第二天，我們（羅斯、斯蒂夫和我）在一個小餐廳吃午飯，餐廳位於一個美麗的花園中，花園中有許多在池塘和花園環繞之中的建築物——這是仿照一位皇帝喜好的花園修建的公園。午餐是由王夫人安排的，以便繼續與發展研究中心的經濟學家討論，參加者還有主要是來自社科院的經濟學家。（這頓午餐值得紀念是因為5年後，我們再次來到北京，體制改革研究所又在這裡主持了一次同樣的午餐。這個研究所既不是發展研究中心的繼承者也不是它的上級單位。參加過1988年午餐的許多人參加了這次午餐。這是一個感人的場合，在反覆的討論中，所有人都追憶起……主持工作的時期並為之唏噓。西安



如果說與……會見是我們中國之行思想上的高潮的話，西安則是遊覽的高潮。我們在西安沒有正式事情，雖然曾和當地名流——市長副市長共進晚餐。我們特別愉快的是與鐘樓飯店的一位奧地利經理的談話，他是假日飯店連鎖集團的僱員，我們談到一個奧地利人在中國經營飯店的得與失。（546）但是這頓飯最明顯的作用是確認了我們的懷疑：官方宴會上過量的食品是為照顧參加人的需要。在這次宴會上看得非常清楚的是：所有人都提著裝剩餘食品的口袋離去，我懷疑幾乎沒有剩下什麼東西需要收拾。



西安因最近發現了兵馬俑而聞名於世，這些兵馬俑是2000多年前的一位皇帝為死後保衛自己而埋在地下的。我們在那兒時，被發現的部分只佔全部區域的七分之一，即使這一部分也有大約1000個兵馬俑。和真的一樣大小，整齊地排列成行，好像隨時準備出發一樣。每一個兵馬俑由三部分組成：腳、腿是實心的，軀幹是空心的，頭部是個別雕塑的。兵馬俑的面部表情各不相同，還有泥塑的馬兵馬俑相伴。原來墓中還有木車裝著裝備，但是已經朽掉了，但是泥人沒有解體。這當然是我們所見到的最引人入勝又難以忘記的景象。


香港



我們從西安飛到香港，在那裡度過了熱鬧的一周，主要是社交活動與購物，見老朋友，認識新朋友。香港的豐富飲食讓我們非常欣賞。



活動的高潮是我在藝術表演中心談訪問中國的印象。這次發言是由理查德·王以最近建立的香港經濟研究中心的名義安排的。王和中心對這次講話做了很好的宣傳工作，因此來了一屋子的人，我聽說這些人花了高得過分的價格買的票。演講一個小時整，半個小時用來提問題和回答問題——可以理解，在我演講時香港要在不到十年後歸還中國的命運已經決定了。



另一個高潮是花了一天時間去香港中文大學。我離開舊金山時同意發表演講作為他們25年校慶的一個內容。位於新界的這個大學，在香港的九龍方向幾乎是最北邊，它給我的印象是積極和充滿活力。它是由一些英國模式的學院組成的。我們在那兒時，他們有四個學院和大約7000名學生。我和經濟系和其它社會科學系的教授共進行午餐。（547）在芝加哥大學受過教育的人多得驚人。副校長查爾斯·Kao因開拓紡織業而發了財，然後改行做了副校長。

這是一個精明強幹有思想的人，他留給我們的印象是，一位自由市場經濟的堅決倡導者，他像多數香港人一樣，非常關心香港的未來。



演講在一個大禮堂舉行，大約有兩千人參加。這是一個有演講輔助設備的禮堂。封閉的電視屏幕上可以顯示演講的進程，禮堂里多坐了大約100人，我原計劃講一個半小時，再用一個半小時提問。但是進演講廳之前，副校長告訴我，讓人遺憾的是沒有時間安排回答問題了，他希望我能做一個小時的演講。雖然有困難，我還是儘力把演講縮成45到50分鐘。我的題目是：《自由市場與自由人》，我討論了經濟自由與公民自由及政治自由之間的關係。後來一個經過編輯的中文版本發表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刊物（Bulletin）上。（香港中文大學Bulletin（香港），增刊第19期，25周年校慶演講集（1990年4月）第58-67頁。）



中文大學與復旦大學是姐妹大學。這引起了一些奇怪的問題。當中文大學的教授作為安排的一部分前往複旦時，他們的復旦同行堅持要奢侈地招待他們，因為這是復旦教授花政府錢享用一頓美餐的一種辦法。香港教授願意訪問時間短一些。而復旦教授到了中文大學希望停留得儘可能長一些，而且希望這裡的同行像他們在復旦時那樣奢侈地招待自己。但是中文大學只有數目不大的一筆招待費，如果豪華地招待就要自己掏錢。結果是許多復旦的教授回去后很不高興，覺得自己受的待遇像是二等公民。



在香港一個組織得很好的記者招待會上，我接受了一位雜誌編輯的長時間採訪，主題是中國使用的一個提法，保證香港「一國兩制」。我認為這種結合是不可能的，只有一種制度能存在下去，因此而引起了大量的爭論。我認為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是否有兩種制度，而於現存的兩種制度中哪一個能佔主導地位：是香港的自由市場制度，還是中國的市場機制與中央控制的混合制度。我特別說明我的觀點是：無論中國政府的願望是什麼，他們不會長期容忍兩種現行貨幣在一種市場自由兌換匯率下共存：一種是與美元聯繫在一起的港幣，（548）另一種是人民幣。



在香港時我們和張五常在攝影工作室呆了一天，——那天他請我們吃了頓無比美妙的晚餐。我們發現張五常在許多方面都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天才，其中之一是一個世界水平的攝影家，他從年輕時起就開始攝影生涯。這一天下午的成果是我們有了一些我和羅斯的珍貴照片，這是我們許多照片中最好的。幾年後，張五常在香港舉辦了一次他和其他幾位香港攝影家的作品展，並且出版了一本展出照片的攝影集，其中包括幾張他給我們照的照片。像多數張五常嘗試過的事情一樣，展覽獲得巨大成功，還不要說出售攝影集在商業上也很成功。


深圳



回家之前我們驅車去了深圳，這是中國與香港交界的一個城市。儘管深圳的官員派了兩個人幫助我們儘快過海關，但還是走得很慢，因為汽車派長隊等候過關。



深圳是我們上次訪問以來中國發生變化的一個極端的例子。1982年它的人口只有6000人。我們1988年訪問時，它人口是50萬。除了是在中國土地上，人口主要是中國公民之外，它的確是香港的延伸部分。它還是政府建立的新經濟特區之一，在這裡對企業有一些特殊的優惠規定，例如較低的公司所得稅，相對自由的外匯市場。



我們看到的這個城市最美的景色是據說是中國最高建築頂層的旋轉餐廳。向下看去，我們能看到四個方形街區，有許多老棚屋，我們聽說這就是舊城。這個區被拔地而起的高樓包圍著，這些樓是受到香港影響的鮮明例子，它反映了中國南方省份取得了比中國其它地方更迅速的進步。



這裡的發展並不是沒有受到批評。招待我們晚餐的深圳市副市長就是一個主張強硬路線的人。他表示了這種看法：市場開放已經走得太遠了，不應該繼續下去。他用兩隻手打比方，一隻手是自由市場；另一隻手是政府。他說，兩隻手要一起工作。顯然他是政府這隻手的一部分，不打算放棄地位帶給他的特權。


1993年中國之行


香港



我們10月15日到香港，10月19日赴中國，10月27日返回香港，10月31日回國。總體上說，在香港和北京的時間大致相等。



到香港后第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10月17日，星期天，在極富有的香港商人香植球神話般的家裡吃的一頓晚餐。香先生和他太太邀請了大約50位客人，其中有些人後來和我們一起去中國。這裡有一個故事。幾年前，我收到香港一位熟人，喬治·Shen的信，他是《香港經濟周報》的主編，信上說，「你的一位崇拜者，」香植球「想知道他能否得到你的簽名，在『自由選擇』這句話上附上你的簽名」。（私人信件，1989年1月20日。）我把他要的簽名寄給了他。


{羅斯}幾個月後，我接到紐約Lalique

Crystal代表的電話。她在電話里說，他們為我們做了一Lalique的餐桌。桌子的底部可以立刻寄給我們，但是桌面還不能寄，因為尺寸特別所以沒有做好。我肯定她打錯電話了，也許弗里德曼這個姓也弄錯了，我這麼告訴她，還告訴她，我們從來沒有從Lalique訂過任何桌子。她又去查了訂單后回來告訴我是Cheung先生訂了桌子送給我們的。她知道的只是我是想要她立刻就寄桌子的底部，桌面等做好了再寄，還是同時把兩部分一起寄給我們。我告訴她我不著急。一兩天後，《香港經濟周刊》的主席薩麗·Lam的信解開了這個謎，她在信上說，「Cheung先生為了表示感激之情，讓她從Lalique

Crystal以他的名義訂了一張『仙人掌』桌子。」（私人信件，1989年3月15日。）



桌子最終放在三、四個木板箱中寄到了。幸好我們公寓里有一些力氣很大的工人，他們幫我們把桌子抬上來並拆開箱子。桌子來時是分解的，每部份上都有號碼刻在上面，並有相應的號碼指明它應該裝在哪裡。指示非常明確。我覺得我們花了一個晚上才把底部拼裝起來。（550）桌面又是一個問題。我們舉不起來它。那些力氣很大的人又來了，他們三個人才費力地把桌面放上去。桌子是一件藝術品，既富麗堂皇又實用。一位見過們餐桌的朋友過後在倫敦的哈羅德估了價后，寫信告訴我們說：「你們真的以為在一個經常會發生地震的城市裡有這樣一張昂貴的桌子是明智的嗎？」



{米爾頓}書法是中國的一門重要藝術，這也許能解釋香先生對我的簽名的使用：他將我的簽名在義大利用馬賽克複制後放在他價值百萬住房中的起居室牆上，當時這所房子正在修建。這頓飯是要讓我看我的書法是如何被使用的。



房子令人叫絕：是一個展示廳，我不能稱之為房子。它不是用來生活的，而用來展示的；大瓶的假花，電子控制的儲藏室里掛著成百套的西裝和衣服，可以從有次序的架子上通過控制器取下來；起居室有一個20-30英尺的屋頂，窗子上分區掛著窗帘，窗帘由設置好的一排開關分別控制；餐廳里50個左右客人圍坐在一個圓桌周圍並不顯得擁擠；如此等等，Veblen的揮霍浪費被發展到極致。 10月18日星期一，我在香港金融司舉辦的金融問題研討會上做了一次午餐發言，下午回到香港大學。



這次中國之行與以前的兩次在一些方面有所不同。首先，它完全是由張五常安排的。其次，我們參加了一個20人左右的小組，其中有張五常的親戚與同事；一位香港重要雜誌的編輯；對中國有興趣的香港商人。其中有的人攜夫人，有的人自己去，其中有安德魯·Chew，他曾經幫助過安排我們1988年之行。一個有趣而且由多種人組成的小組讓我們知道的關於中國的情況，與我們從官方及我們在中國遇到的人那兒知道的同樣多。他們中兩個以前我們不認識的最有趣的人是吉米·Lai

和Yeung Wai Hong



吉米在中國生於貧困之中。儘管只受過很少的教育，他來香港時還只是個孩子。我不知道他以前是否辦過多少其它企業，他開了一家服裝店，經營牛仔褲、T恤衫、皮帶等諸如此類的商品，服裝店非常成功，他將服裝店註冊為鱷魚，在中國大陸開了多家分店。更與眾不同的是，他自己接受了自由主義教育，成為一個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他收集了大量的名著，從亞當·斯密到路德維格·馮·米瑟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551）他根據自己的原則，首先創建了一份月刊，然後是日報，普及這些名著。雜誌和報紙都很成功，但是最近卻把他卷進了和中國當權者的衝突之中。這些衝突的結果是他被迫放棄了對鱷魚店的控制，為了讓商店能用這個名字繼續在中國經營。


Yeung Wai

Hong是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極為見多識廣，他編輯吉米創建的雜誌《下一次》（Next）。在他負責編輯后，雜誌成為香港的暢銷雜誌。他和吉米一樣是堅定的自由義者。兩個人都是富於激勵性的人，長途旅行中和他們一起討論問題是找到了最好的旅伴。

成都

　　　

　　　我們在中國的第一站是成都，中國人口最多的省四川省的省會。

　　　

　　　我們會見了四川省省長和其他高級官員，他是……的夥伴，顯然同情改革，而且好像也懂得一些市場體制是如何運作的。但是我和他在一起有以前中國之行的同樣感覺：他在談到改革中的問題時的自由和公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因為他是第一個讓我聽官方路線的人，這次談的是金融改革。

　　　

　　　讓人印象最深的是成都Tianzuo商城，這是一個地下商城，在毛澤東時期這是一個防空洞，在我們參觀前不到一年，一個集團將其改建為購物中心。這個集團的董事會主席Xie

Yunfu告訴我們，為籌款建商城他所遇到的困難——私人和政府的貸款還有債券（equity

instruments）總計約為2億美元。這是一個在短時間內建成的獨特建築。有各種類型的商店，有些是國營的，但多數是私營的，出售服裝、食品和電器。雖然擺了一些來自西方的時髦名牌，但是不佔多數，多數商店出售的貨物，假如不是擺放得太亂的話，離高檔商品只差一點。

　　　

　　　商店都是開放的，沒有門。店主或僱主站在那兒為房客服務。許多商店是香港企業的專賣店——吉米·Lai認為在這個商城中有他的專賣店，雖然我們沒有看到。建這個購物中心的一些錢同樣也來自香港，但是這個商城主要是由本地精英和企業建成的。（552）這是私營企業所創造的進步的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例證，當然是在市場經濟中的進步。

　　　

　　　購物中心同時還是娛樂中心，包括一個夜總會。我們在那兒是白天，夜總會關門，但是Xie

Yunfu專為我們安排了一場表演邊不是一場通常的夜總會娛樂節目，而是省里一些最出色的藝術家的表演。

　　　

　　　當晚晚餐后，我們參觀了一個露天市場，這是一個與大規模地下商城相對的工人階級的購物場所。這個市場不斷地延伸，延伸，貨攤和商店出售各種日用品，從皮帶、服裝和鞋到食品；甚至還有修鞋攤。給我們留下印象的是很低的價格，即使是按官方匯率，一雙鞋才4-5美元，牛仔褲才幾美元，其它商品也是這種價格。價格比我們後來在北京和上海看到的同類商品要低得多。

　　　

　　　重慶

　　　

　　　我們的下一站是重慶，我們在那兒只停留了一夜。由於交通堵塞，我們從機場到我們住的假日酒店似乎用了半天時間。事先安排了坐船游長江，但是由於天氣陰冷，我和羅斯決定不去了。其他人回來后，都祝賀我們的預見性。他們說江水髒得好像是在垃圾堆里航行。而且長江在峽谷的底部，下到那裡要走很長的一段台階。下去還容易，上來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們這些人里的一位老紳士Wong

Sum

Chuyen，多年來，他時不時地為張五常工作，沒有能力再返回來。吉米·Lai，一如既往，找到了解決辦法，這要細細說來。我們都在幻燈或照片上看到過中國的農民和工人用肩上的一條扁擔挑著兩隻筐。在農閑的季節里，許多農業勞動力來到城市找工作。這類人被稱為「棒棒軍」，因為他們總是帶著扁擔並從事艱苦的工作，挑擔子或是其它東西。吉米到台階頂找了一位挑夫，送Wong走完剩下的路。

　　　

　　　和當地各種知名人士吃完飯，我們依日程安排應參觀一個新建的期貨市場——在一個外省城市讓人覺得很稀奇。它開門很晚，因為要兼顧重慶和美國之間的時差。不幸的是因為弄錯了開門時間，我們沒能去成期貨市場。（553）雖然第二天遊覽公園和參觀藝術博物館都很有意思，但是沒能參觀期貨市場很掃興。我們很愉快地離開這裡去上海。

　　　

　　　上海

　　　

　　　上海市政府的代表來接了我們。從機場走了很長時間，到了花園酒店，有一段路走的是最近才建成的快速路。花園酒店和我們在中國住過的飯店一樣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花園酒店是由日本的Okura飯店集團投資和經營的。它可與東京的Okura相比美，我們一直喜歡住東京的Okura。我們見到了經理，他在東京Okura工作了33年，還見了副經理，一位德國人，他在東京的Okura工作了19年。飯店顯然是要為那些離家到上海做生意的日本商人營造一個家。我們在很高的樓層上有一個極其豪華的套間，有一個和我們在舊金山家裡一樣大的起居室。

　　　

　　　抵達的當晚，我們一組人乘小巴逛了新建成的上海商業街——自我們五年前到上海以來，幾乎所有的地方都發展了。街上到處都閃耀著各種新標識，讓我們想起東京的銀座。世界所有著名的設計師都在這裡有專賣店。百貨公司有著大櫥窗。街上不僅燈光明亮而且擠滿了人。人們在商店湧進湧出，手裡提著購物袋。

　　　

　　　第二天早晨，安德魯安排了9個不同部門的人在我們的套間里和我們一起吃早餐。有些人來自國營企業，有些人來自私營合資企業。在熱烈討論中，我們清楚地知道了，在私營企業大量存在的同時，國營企業私有化的進程並不順利。一位來自一個大型國有企業的人給我留下了特別的印象，這個國有企業試圖繼續趙在我們1988年討論中提到過的進程，但是公司化並私有化。毫不奇怪，國營企業的經理根本不願意放棄他們的權力。

　　　

　　　在這次及後來在北京與官員和私營企業家的討論中，我越來越明白，對外國投資的宣傳利弊兼有。如果與國內投資在同等條件下競爭，外國投資是一件好事。但是主要靠中國政府提供的優惠政策來吸引外國投資就不是一件好事。（554）必須為之付出代價。中國的地方企業已經學會了如何從政府提供給外國企業的優惠政策中獲得好處，例如三年免稅期，下一個三年半稅。

　　　

　　　在北京和我們談過話的一位年輕企業家更是直言不諱地告訴我們，他與香港合伙人的合資企業根本是為得到特殊待遇。他的企業生產夾克、防寒服等，部分出口，大部分國內銷售。他詳細解釋了他誇大出口部分的訣竅，為是有資格獲得他需要的外匯。他解釋說，他願意放棄合資企業的優惠條件，是為了有完全的獨立性。這位青年企業家沒有外國合伙人，企業是他自己的。他解釋說，他願意放棄合資企業的優惠條件，是為了有完全的獨立性。兩位年輕人對中國前途及他們這類人的機會都抱樂觀估計。我們再一次拜訪了汪道涵，前上海市副市長，他現在是一個半民間組織的領導人，組織名稱是「政策與戰略委員會」。儘管我們得到了他們的小冊子，並與汪和他的同事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我們還是沒有弄清楚他的委員會是幹什麼的，是如何獲得資金的。我推測，它的建立是作為一個中間人，一方是外國及本地企業與個人，另一方是政府，並收費（或行賄）為這些企業從政府獲得優惠政策，可能因為汪與共產黨統治集團高層的某人有關係。

　　　

　　　我在上海的唯一的一次發言是在「現代市場經濟論壇」，這是一個最近建立的上海商人與政府官員的組織，他們一個月有一次聚餐會——很像Rotary和類似的組織。

　　　

　　　我們在上海最有趣的活動是從上海中心區渡過黃浦江遊覽浦東發展區。

這個已進行了幾年的項目的主要內容是將浦東與上海連接起來的一座大橋樑。大橋剛剛建成，前一天才舉行了通車剪綵慶典。（我們因此而能與李鐵映談話，他是國務委員，從北京來參加通車慶典。）大橋讓人留下極深的印象——而且長度是世界第二，或第三。但是，據我們小組內的香港經濟學中心的領導人理查德·王說，這其實是一個政府開銷巨大的作秀（showpiece）的例子。(555)他諮詢過的交通專家認為，河底隧道要比架橋便宜得多。同樣重要的還有，橋樑要在上海一邊佔用大面積的、人口密集的、地價高昂的土地，隧道就不會，因此使成本大為提高。但是很容易就能明白政府官員為什麼更願意修橋而不是隧道。橋樑是看得見的，自己就是一幅畫，而且可以吹噓這是世界上跨度最長的橋。而隧道，一旦落成，是看不見的。建橋費用都包括在國民總產值的投資部分中；建橋比修隧道多花的錢是對經濟發展的浪費，因為是將錢花在建設一個紀念性的而不是生產性的項目上。這是一個證明政府所公布的增長率要打折扣的實例。

　　　

　　　鄧在一年前南巡時曾經參觀過浦東發展區並對這裡的發展似乎相當慢而表示過失望。據說，負責的官員告訴他：「一年後再來，我們將向您展示真正的進展。」他們加速了努力，給予補貼，至少在外表上看，建成了一條長街，我們從這條街上駛過：新標記隨處可見，各種商店排列在街道上，擠滿了購物的人。我後來在香港的發言中，形容它像一個為在位皇帝修的鮑特姆金村（Potemkin）。

　　　

　　　北京

　　　

　　　中國經濟體制重建研究學會的代表到機場迎接我們，這個學會正式邀請我「訪問北京……並就中國經濟改革及發展交換意見。」

　　　

　　　我們住在北京飯店貴賓樓，它是我們1980年住過的北京飯店的一個連接在一起的擴展部分。當我們從北京飯店穿過時，所能說的是，自1980年以來它沒有任何一點變化，當然我們不能肯定房間是否比原來乾淨了，服務是否比原來改進了。在貴賓樓有一些服務：行李從我們乘坐的汽車裡拿出來並送到房間。我們的小套間按理說是讓人滿意的，但是比起上海的花園飯店就差多了。

　　　

　　　我們和幾位私人企業家和官員會見、吃中飯、晚飯。張五常和我與官員及經濟學家談話。最值得一提的是會見……中央總書記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88年我們在上海會見過他。（556）這次會見與1988年那次非常不一樣。江先問我的看法，我講了也許有10分鐘，講了我在貨幣問題、多軌匯率、對外資企業的過分優惠等方面的一貫的觀點。然後江雜亂無章地講了大約45分鐘，用掉了幾乎所有時間（因為會見從5點開始，6點必須結束，他要去歡迎來訪的一位非洲共和國的總統。）我認為江並不真的想聽我們所說的內容。

　　　

　　　聽了他的談話我弄清楚了幾件事。他在談話中重複地表示願意接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是他想象的市場經濟和趙及我們想象的大相徑庭。他認為這個市場應嚴格地作為一個由中央控制的機器。他傾向於以日本和新加坡作為模式，他錯誤地理解為日本在通產省（MITI）的詳細指導下才獲得戰後成功的發展，而新加坡的成功是由於李光耀的指導。這種模式對他有吸引力是因為，這能使中央政府在運用市場機制獲得發展和繁榮時仍能保持領導地位和權力，併發揮重要作用。

　　　

　　　離開舊金山前我們就得知，我們在舊金山的朋友，從事風險投資的C. B. 和比尤拉·宋，將和我們在同一時間去北京。C.

B.

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是一位非常成功和精明的商人，他和太太一起，幾年來一直積極地致力於在中國建立合資企業。他對中文的掌握使得他比其他講西方語言的競爭者更具優勢。他有一批合伙人和經理級僱員供他選擇，他處於一種有利的地位去對他們做出判斷，而且能通過FAX更容易地和他們溝通。我們到北京就和C.

B.

聯繫，他邀請我們去長城飯店共進午餐，他對長城飯店擁有部分產權。巧合的是，他的另一位客人是國務委員李鐵映的夫人，我們在上海時曾見到李鐵映，他從北京到上海參加浦東大橋通車典禮。他的夫人，秦新華博士是衛生部科技發展司的副司長。她和C.

B. 正在討論辦一個向中小學生提供果汁的合資企業的可能性，以前還沒有過這樣的合資企業。

　　　

　　　離開中國的頭一天晚上，我們在一個餐廳吃了一頓我們小組內誰也不會願意再吃的晚飯。我們開車走了不近的一段路來到一個餐廳，穿過一個人擠又吵的房間來到為我們預訂的包間。（557）第一道菜是小狗，它被切開，放在盤子里好像一端露出尾巴，一端露出耳朵。第二道菜是駱駝蹄子，然後是蛇。這種極其怪異和不尋常的菜，我們和我們組內多數人都不願意吃。我們中間無疑最具冒險精神的吉米·Lai嘗了每一樣，回到飯店都吐了出來。我們聽說，這些動物做成菜，在中國很平常，但是對我們來說，有點極端。

　　　

　　　香港

　　　

　　　我們返回香港的第二天，我在為香港經濟研究中心籌款的大型晚宴上就中國印象發表了講話，講話概要發表在《遠東經濟評論》上。

　　　

　　　我還和為數不多的大約15個movers和shakers共進午餐，這是理查德·王安排的籌款活動的一部分。這些人都是在香港經濟中非常活躍的人，而且消息靈通，因此我們進行了非常有趣的討論，當然集中在共產黨接管后香港的前途這個問題上。我問與會者是否已做好安排，使他們在中國接管后如有必要時可以離開香港，除了一人外所有的人都做了安排。沒有做這種安排的人就是香港財政司司長約瑟夫·Yam。他表示有完全的信心認為北京會信守英國協議的所有細節，特別是不會幹擾繼續維持港幣實行與美元一致的匯率，與人民幣則實行浮動匯率，而且不會強制兌換或控制資本。他採取的是政治上的正確立場，但是我有充分的理由懷疑他在心裡對此有疑問。無論如何，我對中國能容忍兩種獨立的國家的貨幣實行浮動匯率表示懷疑。在我的記憶中，貨幣史上唯一的先例是美國內戰期間，黃金與紙幣同時做為貨幣流通，並以市場匯率交易。也許還有其它例子。

　　　

　　　我不懷疑中國接管香港后願意保持香港的繁榮及作為富於創新精神的金融和經濟中心的地位，它可以繼續為大陸提供資本和先進的企業管理。但是這個世界上那麼多美好的願望就一定能成功嗎？我對此深表懷疑。那些派往香港的官員會說所有正確的話，但這只是鸚鵡學舌，並不是因為他們理解香港、有經驗或是有背景，（558）香港將會繼續是一個高收入的國中之國，提供金融和技術是它的專長。除非發生不可預料的事，中國會同時接受香港的公民自由與經濟自由，香港將仍然是經濟與商業中心，但是不會再是一個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而且會逐漸失去它的活力和創新精神，而這是由個人自由、自由貿易、低稅率和小政府機構造就的。自1976年鄧的改革以來，中國在由中央政府控制轉向更多的經濟和公民自由方面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是進步之所以大隻是因為還有很遠的路要走，而且在邁向香港已有的那種公民與經濟自由還只走了一小段路。希望在於香港能夠提供進一步的激勵，使整個中國進一步更快地邁向自由的、私有化的、市場的社會，雖然香港在這一進程會受到損失。

　　　

　　　我們又在香港停留了一天多，會見現有的許多朋友，然後10月31日返回舊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