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人物所見的大學精神

中大人物所見的大學精神


顧思齊



歸根結底，所謂大學精神，無非就是知識分子的精神，無非就是人的精神。治學與做人，或未必盡能合而為一，但在實踐上卻每每精神相通。一個人，無論是否讀過大學，無論身在大學之內或大學之外，對人事對學問苟能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誠實之信念、寬容之態度、悔過之意識，則大學精神存焉。

世間有一種獨立的「大學精神」嗎？我有些遲疑。
　　
如果說大學中確存在一種精神，那麼，應當就是大學人的精神；或者說，就是知識人的精神吧。所以，與其僅僅抽象分析「大學精神」的概念或內涵，不如切實檢討大學人物過往的具體言行，由知識實踐中考掘大學精神之所寄。
　　
大學精神的第一要義當是獨立精神
　　
大學精神的第一要義，我以為當是獨立精神。舉世皆以學術自由為大學的最高原則，而學術獨立(academic　autonomy)實與學術自由一以貫之，非獨立不能自由，非自由不顯獨立。而歸老於中山大學的陳寅恪，顯然是獨立精神的現代榜樣。
　　
1953年底，陳氏學生汪篯南下，勸請陳氏北返就任中國科學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長；陳氏提出不信奉馬列主義、不學習政治的條件，隨後更有著名的《對科學院的答覆》，呼應自己早年所作《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賢所同殉之精義，其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頁111－112)這篇當代知識界耳熟能詳的文獻，仍值得我輩再三致意焉。沒有獨立精神，也就沒有學術獨立，則學術自由不過徒為虛語。陳寅恪所言所行，固然並不代表當時乃至現時實際的大學精神，但無疑可以代表我們理想的大學精神。在不完美的現世，大學精神未必能體現於大多數的庸眾身上，而更體現於個別的耿介拔俗之士身上。西諺所謂「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即此之謂歟？
　　
「學術真誠」必須成為大學精神的根本
　　
作為一種精英化的社會制度，大學的功用在於人類古今知識的傳承與發展，故大學精神之成為大學的精神，就不能不落實到對知識的態度方面。因而所謂「學術真誠」(intellectual　integrity)的品格，就必須成為大學精神的根本。學術真誠其實正與學術獨立相為表裡，正因為對知識始終持真誠不欺的信仰，才能忠於一己所知，篤於一己所信，而不以世俗的是非為是非，不為權勢所屈，也不為富貴為淫；故學術獨立正是學術真誠的實踐標誌，而學術真誠則是學術獨立的道德源泉。在這方面，中大知識人同樣有傑出的表現。
　　
除了陳寅恪，陳氏早年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生、中大歷史系劉節，也是一生保持學術真誠的勇者。上世紀五十年代前期全國大批特批胡適之際，劉節逆流而上，公開表示：「批胡適搞壞了學風，百年後自有定論。」「批判胡適也就是批判四十歲以上的人。」(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頁131)1958年他又譏笑：「什麼大躍進人人意氣風發，人人『一起發瘋』倒是真！」並批判大躍進誇誇奇談、浪費勞力，所謂「三年經濟困難」不是天災而是人禍，甚至說：「現在沒得吃，不如抗戰時的四川。」(文革批判材料《揭穿劉節反革命面目》，《中山大學校報》1966.6.10)
　　
劉節始終在思想學術上肯定孔子。1962年他在濟南「紀念孔子逝世二千一百四十年學術討論會」上發言，肯定孔子思想，並反對機械地將階級鬥爭理論運用於古代史研究；以後因此在北京中華書局整理《二十四史》時受到批判，而他拒絕接受批判，1965年遂拂袖而去(周夢江《劉節傳略》，收入《劉景晨劉節紀念集》)。1973年，批林批孔、尊法反儒運動風起雲湧，中大哲學系楊榮國也因反孔批儒而紅極一時；有一次楊氏對劉節稱「儒法鬥爭貫通中國思想史」，劉節當即回答「不敢苟同」。故論者有謂：「在這場全國的群眾性大批判運動中，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始終堅持肯定孔子的知名學者在全中國可能只有兩人，一位是以當代新儒家而聞名著世的梁漱溟先生，一位就是劉節先生。」(洪光華《風骨》，收入《劉景晨劉節紀念集》)但實際上，僅在中大，公開反對批孔的就不僅劉節一人。古文字學家、中文系容庚，在外界施壓讓他批孔時，堅決不就，並聲明：「再強迫我批孔，我就去跳珠江！」(黃天驥《老圃秋容淡——記實話實說的容庚教授》，收入《容庚容肇祖學記》、《中大往事》)又在一次座談會上表示：「孔子死了兩千多年了，有什麼好批的呢？批孔不如批我。」楊榮國也曾動員容庚向「老朋友」馮友蘭學習，加入批孔行列，容庚亦嚴辭峻拒，並直率批評了楊榮國的批孔文章(馬國權《容庚先生二三事》，收入《容庚容肇祖學記》)。此外，吳宓1961年到中大探訪陳寅恪，也有日記載：「……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張，毫未改變，即仍遵守昔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中國文化本位論)……但在我輩個人如寅恪者，則仍確信中國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於全世界，而佛教亦純正。我輩本此信仰，故雖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動，決不從時俗為轉移。」(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頁143)陳氏對孔子的體認，正與其學生劉節相呼應。
　　
可見，中大的陳寅恪、容庚、劉節三人，在孔子問題上，皆能忠誠於個人的學術認識及信仰，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的時代，違千夫之諾諾，為一士之諤諤。其道德勇氣，固不讓於世人盛稱的梁漱溟。他們對孔子的評價是否絕對正確，是另一問題，但他們決不曲學以阿世，則完全體現了學術真誠的操守。
　　
學院知識分子應擔當「學術的良心」
　　
學院知識分子以傳布知識、鑽研學術為志業，自應擔當「學術的良心」的角色。作為純粹的學院知識分子，陳寅恪、容庚、劉節都無愧為「學術的良心」，他們無疑是中大的無上光榮。
　　
劉節在文革期間有《我之信條三則》之作，表達其根本的人生觀：「我相信為學同做人當相一致，二者之中如果有了矛盾，必定是其中有一方面的信仰發生動搖。……假定有一種勢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靜為學，我當然要抵抗。做人為學已四十年了，心中光明，對於做人為學的興味如泉之始涌，設若有一種勢力要阻礙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願以償，我當然要拿出毅力來。要知道人格同學問是一致的，決沒有學問好而人格有虧的偉人。假定有這樣的人，我們來仔細考查他的學問，其中必定有欺人之談。因為他心中根本是不光明。凡是不光明即是無力的表現，學問的好壞全在他的力之強弱上。為學同做人能打成一片，這樣的學問才不僅是為謀生的職業，而是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的真生活。」(楊瑞津編《劉景晨劉節紀念集》)這種將治學與為人打成一片的信念，是植根於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價值觀，對於現代的芸芸眾生雖嫌過於理想化，但劉節以本人的身體力行，竟完全實踐了這種高遠理想；他不僅是現代知識分子的典範，也可稱古代中國「士」的楷模。《我之信條三則》這篇寫於文化浩劫中的短章，在我看來，實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上最光輝的文獻之一，可與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覆》先後輝映。在「工具理性」壓倒「價值理性」的今日，在以學術為職業而非以學術為志業的時代，對於劉節的學術理想，我輩即不能致，也仍應心嚮往之。
　　
順帶說一下：就學術品格及掌故趣味的角度而言，容庚、劉節都是不亞於陳寅恪的知識分子個案；在陳寅恪聲名如日中天的時候，容庚、劉節的遺聞軼事也很值得我們深入發掘。在這方面，楊瑞津編《劉景晨劉節紀念集》(香港出版社2002年版)、東莞市政協編《容庚容肇祖學記》(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都是極有價值的文獻彙編，世之學者且莫等閑視之。
　　
大學精神還在於有容忍異己者的氣度
　　
大學精神之成其大，當然也不僅只限於獨立精神及學術真誠。
　　
1958年，大陸學術界開展「厚今薄古」運動，向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進攻，即所謂「拔白旗」；劉節就是當時中大文科教師中的頭號「白旗」，敦煌學家、現中大歷史系姜伯勤先生，也參與過對劉節的群體批判，並對其學術觀點作頗有深度的指摘。姜先生後來回憶：「一九九O年左右，我聽一位離休的老領導對我說，一九五九年我本科畢業時，劉節先生雖然身為頭號『白旗』，但卻向學校管理人事的黨委領導人反映說：『你們要把姜某留下來，這個人能成器。』由於領導上和劉節先生以及師輩的關心，使我這個『白專典型』得到當研究生深造的機會。」(姜伯勤《回憶劉老師的教誨》，收入《劉景晨劉節紀念集》；又，黃天驥先生《中大往事》也記錄了此事，但隱去相關名姓)劉節此舉，不僅顯出識人之明，更顯出容人之量；這表明他抱有為學術而學術的觀念，能清楚地將學術探討與政治批判區別開來。
　　
在1958年「拔白旗」運動中，時任中大歷史系副主任的金應熙，也公開批判了其師陳寅恪。結果陳氏大怒，表示「永遠不讓金應熙進家門」；等到運動風頭過後，金應熙登門跪地請罪，陳氏仍不為所動，只是淡淡地表示：「你走吧，免我誤人子弟！」(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頁256－258)——姜伯勤批判劉節，與金應熙批判陳寅恪，二者顯然很有可比性，然而劉節的反應卻與陳寅恪迥異。相比之下，陳寅恪年輩更高，當更看重傳統式的師道尊嚴，故對弟子的反戈一擊難以釋懷；而劉節已是飽受圍剿，較之地位超然的陳寅恪更能體會當時的政治氣候，故較容易體諒批判者的處境。我想，劉節的以德報怨，較之其師的疾言厲色，似更為得體。

無論在學術上，在人事上，這種容忍異己者的氣度，不也是大學精神之所在嗎？
　　
學術上有錯必糾，是學術真誠品格的必然延伸
　　
1979年，撥亂反正未久，學術百廢待興。中大中文系學生向古典戲曲名家王起反映，文學史課程的某任課老師教學效果不佳；等到新學期的第一節文學史課，王起不顧年邁體衰，趕在任課老師之前來到教室，對同學說：「大家對任課老師教學的意見，我是知道的。不過，你們也許不知道，任課老師遭遇坎坷，他二十年沒有教課了。今天，他能走上講台，這已經很不容易了！……那時，我擔任系主任，也做了違心的事，實在不堪回首。……」上課時，王起不僅坐在第一排聽講，還幾次走上講台替任課老師擦黑板；下課之後，同學們齊齊起立向任課老師致意，而任課老師也向王起鞠躬致謝(黃天驥《餘霞尚滿天——記王季思老師》，收入《老中大的故事》、《中大往事》)。王起不僅是幫這位教師渡過教學難關，更是藉此機會，向當年他「整」過的這位教師公開道歉。知過而存悔，有錯而能改，終不失學人本色。此事雖然僅關乎為人，而無關乎為學，但我卻很願意將這種懺悔的意識也視作大學精神的一部分。事實上，我們在為學方面，不也很需要這種坦誠悔過的態度嗎？學術上有錯必糾，也正是學術真誠品格的必然延伸。劉節認為「為學同做人當相一致」，的確有其堅實的理由。
　　
大學精神究竟為何物呢？陳寅恪的獨立不遷，容庚的忠於所知，劉節的待人以寬，王起的勇於認錯，我覺得都屬於大學精神。
　　
歸根結底，所謂大學精神，無非就是知識分子的精神，無非就是人的精神。治學與做人，或未必盡能合而為一，但在實踐上卻每每精神相通。一個人，無論是否讀過大學，無論身在大學之內或大學之外，對人事對學問苟能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誠實之信念、寬容之態度、悔過之意識，則大學精神存焉。
　　
並沒有什麼高高在上的大學精神，大學精神不過如此。只要能堅持人的精神，堅持知識分子的精神，則大學精神也就盡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