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自我超克」

日本的「自我超克」

● 葉鵬飛

　　首相是否應該以官方身份參拜靖國神社，表面上是日本與東亞鄰國關係的重要外交問題，實質上也是日本自我定位的身份問題。

　　「日本的屬性」一直困擾著日本人，尤其在明治維新之後。擁抱西方現代科技成就了「富國強兵」的目標，也造成了「脫亞入歐」的身份焦慮——在19世紀末已經現代化（文明開化）的日本，必須釐清與當時代表落後愚昧的亞洲鄰居的關係。

　　雖然「脫亞」成為官方的政策，日本思想界在20世紀初仍然對西方的壓迫產生反彈，明治時期著名思想家岡倉天心就提出了「亞洲一體」論。可是，日本的角色依然得不到妥善的解決，為了承擔「興亞」的使命，最終還是走上了殖民亞洲的戰爭道路。

　　同樣的問題依舊困擾著二戰後的日本。雖然靖國神社在情緒上刺激著被日本軍國主義侵略過的亞洲人民，在精神上它卻更是一種對抗美國的象徵；把二戰中的各級戰犯當作為日本帝國犧牲的英靈供奉著，本身就是對美國主導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否定。

　　在日本右翼眼中，遠東軍事審判以及隨後的和平憲法都是美國強加給日本的枷鎖，斷裂了日本歷史傳統，玷污了日本「國體」的精神，讓日本淪落為非正常的國家。戰後日本右翼的所有努力，不無要推翻這種現狀，恢復日本應有身份的思路。

　　小泉不顧中韓強烈反對參拜靖國神社，主流媒體公開討論向來屬於禁忌的修改和平憲法，不過是近來日本社會反思國家身份大潮流里的一個浪花。這股潮流源自1980年代，當時自民黨政要如小澤一郎提出的「普通的國」（正常國家），首相中曾根康弘的「戰後政治的總決算」，都有瓦解美國對日本身份壟斷的企圖。

　　中曾根自己就在1985年打破其他首相紀錄，成為第一個對外聲稱公式參拜靖國神社的日本首相。

　　對那些要恢復日本政治地位的「大和主義者」而言，戰後的日本已經從大東亞的亞洲中心位置，滑落到美國戰略棋盤中的「遠東」邊緣。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重返亞洲最大的挑戰，其實還在於如何處理好與美國的關係，轉變日本作為美國政治附庸國的角色。

　　這種亞洲身份並不意味著與美國的全面對抗，而是謀求更平等的盟國關係；在軍事上的合作也必須擺脫扮演為美國牽制中國的馬前卒角色。

　　日本要在亞洲尋回應有的地位，另一個明顯的挑戰就是面對中國的崛起。

　　作為島國民族，日本人在歷史上一直存有對中國的文化自卑感。從16世紀豐臣秀吉侵略朝鮮半島開始，文化自卑感的作祟讓日本人不斷試圖超越中國，宋朝和明朝先後亡於文化落後的游牧民族，日本便從「華夷之辨」的文化傳承角度以中國自居。這個情結在日本改用「支那」稱呼中國並開始侵略戰爭，可以窺見其背後的世界觀。

　　如今面對清朝滅亡以來中國的崛起，日本得克服自己的文化情結來尋找自己的亞洲定位。全球化引發的文明衝突，讓「亞洲的復興」仍然不失為一個文化上的理想，如何解決與中國的文化歷史以及外交經貿關係，成為了日本必須超越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