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富時代」必須面對的公平命題

來源：:瀟湘晨報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測算，目前中國居民基尼係數已超過0.45的紅色警戒線，中國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確已箭在弦上。而經過二十多年的經濟高速發展，中國財富分配的語境已改變，相應的財富分配路徑亦應做出改變。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的中國經濟「蛋糕」已做大，進入「共富」時代的條件已然具備。（8月15日中新社）
　　
　　在一個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背景下，這則新聞同樣是很吸引公眾眼球的。在各門戶網站，網友對於「共富」的討論也熱烈有加。有網友認為，由「先富」進入「共富」，平均主義、大鍋飯的思想又在泛濫了。
　　
　　加之此前諸如一些壟斷企業「自覺」減薪、「部門利益掣肘」成為收入分配改革的「關鍵」、在收入上要「調高、擴中、保低」等信息的傳播和表達，都在有意無意地給百姓這樣一種暗示：工資的調整、收入差距的縮小甚至「平均」，已經成為這次收入分配改革的一個關鍵詞，「共富」就意味著「平均」。如此理解「共富」顯然是狹隘的，沒有在更高的價值層面上把握和領悟當前社會語境下「共富」的精神實質。
　　
　　筆者認為，此「共富」已經非彼「共富」。由「先富」進入「共富」，此時的「共富」應該是一種更高層次上的「共富」。不可否認，「錢」應該是也必須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內容，在收入分配上「調高、擴中、保低」也應該是收入分配改革的一個手段，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由「先富」進入「共富」就是走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的老路。「共富」應該是讓更多人更公平地共同分享改革成果，而不僅僅是由於弱勢群體一些基本權利的喪失，而讓某些特權階層竊取發展成果。
　　
　　就像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在《作為能力剝奪的貧困》中說的那樣，「貧困必須被視為是一種對基本能力的剝奪，而不僅僅是收入低下」，而現在的「共富」其實就是通過制度和公共政策的改進從而形成對貧困者一種「基本能力」的扶持和幫助，而不僅僅是在收入上「拉平」。近年來，人們的收入水平在不斷提高，然而，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卻日益擴大，社會公正問題也越來越突出，這顯然不只是由於收入本身低的緣故，而是像阿馬蒂亞·森說的，是人們不具備某些「基本能力」的結果，比如民眾不像富人那樣擁有經濟資源配置的控制力、話語權，比如社會缺乏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機制，比如官商勾結，比如壟斷，比如市場機會不均等、公平競爭機制缺乏等等。
　　
　　在效率與公平之間尋求艱難平衡，確實是已經進入「共富時代」的中國必須面對的重要命題。筆者認為，如果以公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擴展看待經濟和社會發展，以阿馬蒂亞·森所說的「基本能力」作為所有民眾都能享受社會經濟發展成果的必要條件，那麼「共富」就應該是公民「基本能力」的增加和基本權利半徑的擴大。有了這個理念和制度價值目標的支撐，中國解決貧富差距問題雖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卻可真正「前景可期」。(作者:石敬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