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印度模式的啟示

印度模式的啟示

編者按: 近日來，印度的崛起引起美國政策界廣泛的討論，並且自然而然地將它的發展軌跡與中國相比較。中國和印度這兩條亞洲巨龍，究竟誰的發展模式更具持久性，誰又能真正成為21世紀的經濟強國？《卡內基中國透視》特別輯錄三位美國的中印觀察家的觀點，探討這個有趣而深遠的話題。 如今中國人到了印度，總會對那裡的「落後」印象深刻。簡陋的基礎設施、堵塞的交通、滿街低檔國產車、大城市的貧民窟、隨處可見的乞丐，加上德里大街上悠閑自得的「神牛」，作為孟買一景的多比哈特露天大洗衣場……都給人以一種「窮國」的強烈觀感，跟中國沿海城市熱火朝天的市政建設比起來相形見絀。然而，人們往往沒有看到的是印度發展的潛力及其增長模式的可持續性。 自1980年到2002年，印度的經濟增長率保持在6%，到2002年至2006年，其增長率穩步上升到7.5%。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中產階級的規模翻了四倍，達到2億5千萬人口，每年有1%的人口脫貧。與此同時，人口保持1.7%左右的負增長，意味著經濟增長提高了人均收入（從1980年的1178美元上升到現在的3051美元，按照購買力可比價格來算）。印度現是全球第四大經濟體，很快它將趕超日本成為第三大。 印度崛起之所以令人關注，並不是因為這是新的現象，而是因為它的發展模式獨一無二。印度採取的戰略跟其他亞洲國家不同，它並不倚賴於出口勞動密集型的、價格低廉的工業產品，而更依靠國內市場，重消費而非投資，重服務業而非製造業，重高新技術產業而非技術含量低的工業。這種方式意味著印度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受到全球經濟疲軟的衝擊，從而表現出很強的韌勁。以消費為主導的發展模式有利於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印度的貧富差距比其他發展中國家都要小（美國的基尼係數為41，中國為45，巴西為59，印度僅33）。而且，30-40%以上的國民生產總值來自於生產力的增長，而不是資本或勞動力的增加——這是經濟健康增長的標誌。 印度模式最卓越的地方在於，它的政府在發展過程中並未提供干預和扶持，企業家才是這個成功故事的主要演繹者。印度現擁有極具競爭力的私營企業，證券市場和現代化管理的金融部門。特別是從1991年起，國家干預從經濟改革的浪潮中逐漸退出，在降低國內和海外競爭壁壘的同時，放手給予私企更大的自由度。因此，印度的發展變化更多地是受到草根力量和中產階級的驅動，政治領導層所做的只是包容這些變化而已。 儘管印度要成為真正的強國還有許多經濟結構上的問題有待改革，它的弱點在於大規模的貧困以及薄弱的財政和基礎設施，但它具備政治自由、社會多元、機制完整等優勢，使其能夠成功地進入全球經濟。對同樣人口眾多、歷史悠久、面臨許多類似的發展問題的中國來說，要迎戰全球化的競爭，印度的發展軌跡和經驗很有借鑒作用。

裴敏欣：印度經濟增長至少可以持續15年

（裴敏欣博士系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國項目主任和高級研究員）

要理解印度為什麼能取得如此令人炫目的增長率，我們首先需要明白印度想取得經濟快速發展所面臨的困難有多大，以及它目前的經濟劣勢。總體來說，印度的經濟基礎還比較薄弱：貧困人口和農業人口很多，國民教育總體水平較低，其中文盲率占成人人口的40%左右，基礎設施落後，由於經濟增長主要依靠高新技術服務業，經濟的起飛並沒能創造出廣泛的就業機會，這些都是阻礙印度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瓶頸。

但是，如果從制度層面來講，印度就中國比較而言具有明顯的優勢。在經濟基礎上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第一，中國經過多年的改革，國有企業成分仍佔35-38%。國營成分愈大，政府對市場正常運轉的干擾就愈多，對市場所造成的扭曲程度也就愈大。而印度國營企業的成分很少。第二，印度具有健康的資本市場，它的企業融資是多元化的，公司的審批過程完全按照企業的運營狀況而定，資本市場對外開放，資本可以自由進出，有利於私營企業的成長和壯大，可中國的企業融資主要還是依靠銀行。第三，印度的銀行體系比較健康，反映在壞債程度很低——不到5%，而中國佔20-30%甚至更高。第四，印度擁有具世界競爭力的企業，特別是在醫藥和汽車零件製造等方面已經達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中國目前的企業卻無法與世界一流的跨國公司抗衡。第五，印度的高等教育、特別是技術教育很強，所培養的人才一般能直接勝任國際公司的工作。根據麥肯錫諮詢公司的一項調查，中國大學的本科畢業生能夠勝任國際公司工作的比例大約是十分之一，而印度的本科畢業生可以達到五分之一以上，因此，與中國相比，印度培養的高等教育者的可用性至少是兩倍左右。



在上層建築即政治體制方面，印度也具有發展優勢。印度是一個憲政民主國家，儘管它是一個相對貧困的第三世界國家，歷經多年戰亂，人口眾多，卻依舊能夠維持民主體制，這本身就是一項人類發展史上值得稱道的成就。生動地講，印度是一個「小亂不斷，卻難以產生大亂」 的國家，也就是說，民主的多元和選舉機制基本上能夠及時化解社會矛盾，這樣的機制不會等到社會矛盾和不公正積累到大衝突的程度時才作出反應。而且，印度的貧富差距不大，地方政府很少有掠奪行為，人民的基本權力能夠得到保障，這些都有利於社會的穩定。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印度沒有老百姓到中央sh訪的行為，也很少見到群眾遊行包圍政府的事件，社會與國家之間沒有緊張的關係。所以，我可以很有信心地說，即便15年之後，印度的基本憲政體制和經濟發展不會發生大的震蕩，顯然並不是所有的國家都能夠得到如此有信心的判斷的。

從另一方面來講，印度多元化的政治體制也使得它不可能像中國那樣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經濟變革的步伐勢必因此而減緩。印度的發展將是穩健的，長期的，且相對高速的。並且，它的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率是比較高的，也就是說，經濟增長不是以破壞環境、缺乏醫療保障制度等高昂的社會成本為代價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目前享有非常優越的外部環境。這部分原因是印度的崛起大大提高了它的國際影響力和戰略地位，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印度可以成為美國牽制中國的戰略棋子，今年三月美國同印度簽署核項目合作條約，向印度轉讓一些民用核技術和核燃料，正是美國決心大力扶持印度成為世界強國的開端。顯然，印度能夠得到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都無法比擬的發展優勢。



丁學良：四條重要的反思

（丁學良博士系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國項目高級研究員、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和國立澳大利亞大學亞太學院研究員）

印度經驗中值得人們反思的甚多，我本人在學習中最感興趣的是四條。首先是關於經濟發展水平與政治進步程度的關係。最為公眾關注的政治社會學假設之一是：「一個國家除非經濟上已經相當發達，否則不能啟動競爭性的議會民主制度；若是冒冒失失地啟動，它的議會民主制度也將是短命的」。

二十世紀中後期的世界史，確實提供了對上述假設或認識的相當程度的證實——像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孟加拉這幾個人均收入不高的國家在1970年代末期以前，確實有過先嘗試民主選舉制度然後又被軍事d裁製取而代之的曲折經歷。但是這種驗證只是局部的而非普遍的，印度則是證偽上述假設或認識的最重量級的國家。1947年印度獨立以後，就選擇了議會民主制，當時它的人均GDP收入約為597美元。在十個主要的亞洲國家中，印度的人均收入位居倒數第三，低於平均數。然而到現今為止，印度的議會民主制已經連續實踐了六十年。這期間，只有1975年中至1977年初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印度的政界高層強制實施了「國家緊急狀態」。印度的經驗有力地說明，人均收入較低的國家，並不命中注定地不可以啟動民主實踐的進程；啟動以後，並不註定地要大倒退到可怕的軍事d裁。一個國家裡各種各樣的社會因素、文化傳統和其他的政治因素，能夠發揮獨立於經濟財富水平的扶助作用，使得該國的民主體制生根發芽，穩步發展。

其二，政治社會學中另一個假設是：「一個國家的教育普及率對該國的政治發展影響至關重要；在一個文盲眾多的社會裡，民主政治是沒有什麼希望的」。

印度的經驗在這一方面，同樣是非常值得我們深思的。根據2005年發布的資料，印度15歲及更大年齡人口中的識字率為 61% ，高等院校的入學人數占該入學年齡組的比率為 11.5%；中國分別為 90.7%和15.4%，均顯著地高於印度。

而在與知識和信息傳播相關的硬體設施方面的狀況（包括：每千人擁有的電話線長度、每千人擁有的固定電話和行動電話、每千人中的網際網路使用者人數、擁有電視機的家庭比率）， 印度和中國相比，均大為落後：41 比 241，85 比 431，32 比 74，37 比 80。印度全社會較低水平的教育普及率和較落後的信息傳播硬體設施，並沒有阻止這個龐大的國家實施定期的全國選舉。

部分學者認為，印度的民主體制建設相對而言穩定、持續，倒是得益於它1947年起步的時候，印度民眾的教育普及率不高；若此，才可能使國家最重要、最困難的政治事務基本上局限於該國受過良好教育的政治精英圈子之中。只要他們之間達成了妥協，事情大體上就能「擺平」。我以印度的經驗作參照，覺得台灣的政治發展恰好相反：1980年代末台灣開放競爭性的政治過程時，島內居民中的文盲率已經降到 8% 以下，每十萬人中受過高等教育的比重，達到了 2300人，這已經與法國和丹麥的高等教育普及率相當。所以台灣島內居民的政治參與意願太廣泛、太高漲，每一個機構、每一級層次都要辦競選，每年選舉不計其數。這樣一來，雖然島內幾乎每周都有政治節目，熱鬧非凡，卻難免亂象叢生，綜合成本太高。亨廷頓在他的名著《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里早就著力地論證：政治體制的制度化太落後於政治參與的步伐，則很容易引發政治生活的無次序化。所以，我覺得印度對發展中國家的啟發乃是：民主體制的建設不宜拖延到「全民大覺醒」的時候才起步；起步太晚了，反倒容易刺激全社會的動蕩不安，因為那時候人人皆要「當家作主」。

其三，政治社會學里還有一個假設，是關於民主政治與國家整合之間的張力或衝突：一個國家的民族或種族、宗教或文化越是繁雜多樣，則該國在經歷民主化的過程中，越是可能發生國家的分裂。

印度在這個重要方面的足跡，同樣是令人注目的，因為它提供了一個樂觀主義的確證。讓我們來引用歐洲資深的印中觀察家 Gilbert Etienne 的一段評論：「印度社會的巨大差異是非常明顯的。印度的語系語言複雜，語種繁多。那些使用人數眾多的所謂『正式語言』，包括從源於梵文的印歐語系語言，到南印度的達羅毗荼語系語言等等，足有一打以上。此外，宗教門類齊全：印度教教徒佔全國總人口的 81.3%，為印度的第一大教；其次為伊斯蘭教，教徒佔總人口的 12.7% ；基督教教徒佔總人口的 2.4%；錫克教教徒佔總人口的 2% ；佛教教徒和耆那教教徒佔總人口的1.2%…… 如此紛繁複雜的政治、宗教、種族、語言和文化組成的『拼圖版』，為印度各黨派和政治勢力在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革中爭權奪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同時，也是產生新的衝突的根源。儘管如此，歷史留下的文明特徵、印度教、種姓制度以及對於國家概念的認同等等因素，確保了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某種連續性，即使連續不斷的入侵者也沒能割斷這一點」。

中國的第一大民族漢族佔全國人口的 92% ；印度的第一大種族印度-阿利安族佔全國人口的72%；中國各種次要的宗教信仰團體（即除了信仰道教和佛教之外的信仰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等等的群體）占人口的比重低於10%；印度這類信仰團體占人口的比重接近 20%；中國居民在語言文字上的一致程度也高於印度。所以就社會文化的多樣性與政治國家的整合統一的關係而言，印度的實例對中國是富於鼓勵意義的。

其四，政治社會學和發展經濟學中有一派觀點認為：雖然全世界最富裕的國家都是議會民主體制，但是這種體制在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成績卻不佳。換句話說，議會民主體制有礙於低收入國家的經濟發展，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反倒有助於第三世界國家高速度的經濟增長。

這種觀點曾經遭遇過多方面的批評，但是，這方面的反駁總是顯得不夠堅挺實在，主要原因便是印度這個實行議會民主制規模最大的第三世界國家，過去的經濟發展表現不夠出色。

從1990年代初開始，印度決定放寬國家的管制，認真推動改革和開放，告別它多年裡施行的部分地受蘇聯經濟體制的影響、更多地源於本國獨立初期意識形態的那一套低效率的經濟制度和政策。於是自1990年代初以來，印度的經濟發展速度加快，增長速度雖然還略低於中國，但考慮到印度經濟體中投資的素質較高；比如，根據一項精細的研究報告，印度經濟體的年度利潤率從1980年的 11.5% 增長到1999年的16.5% ，這20年期間的平均利潤率達到14.3%；中國經濟體的年度利潤率從1980年的 13 . 5% 下降到2003年的 8.5% ，中國在1978年至 2003年這25年期間的平均利潤率是10.9%。印度最近幾年的大趨勢，正在一步一步地糾正「議會民主體制有害於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發展」的過往假設和認識。



黃亞生：印度在軟體基礎設施方面享有一些重大優勢

（黃亞生博士是麻省理工學院商學院的教授）

印度和中國代表了兩種很不一樣的增長模式。每一種增長模式都有其優勢，也有其缺點。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印度的經濟增長模式——強調軟體基礎設施的建設——具有實現長期經濟增長的潛力。但這樣說並不是要表明投資建設硬體基礎設施不必要。事實上，投資硬體基礎設施非常有必要，但是如果中國不改善自己的軟體基礎設施，將很快面臨大規模硬體基礎設施投資的一個極限。10年之前，印度從中國學到了經驗——提高投資率和開放外國直接投資。現在中國是否也應從印度那裡學習一些有關軟體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有價值經驗？我覺得應該如此。

經濟增長取決於軟體和硬體基礎設施的數量及質量。所謂硬體基礎設施是指公路、機場、港口等等；軟體基礎設施指一個國家的法律、規章制度和金融體系。就硬體基礎設施而言，中國很明顯走在印度前面。根據摩根斯坦利的估計，中國的高速公路網大概是印度的7倍。2002年，中國投資了大約2600億美元，用於改善電力、交通、通信和不動產部門，同年印度在這些部門的投資額只有310億美元。

就軟體基礎設施而言，印度則在某些關鍵方面領先中國，比如產權保障、私有企業的融資能力以及公司治理。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印度在軟體基礎設施方面的優勢並不是全面的。在稅收和勞動力管理方面，中國事實上領先於印度。

世界銀行設計的《世界商業環境調查》有助於我們看到中印兩國金融市場方面的重大差別。一個基本調查問題就是：「請依照次序評判對公司的商業運作和成長最成問題的四個因素」。80.21%的中國企業把融資作為阻礙企業發展的最大障礙，相比之下只有52.1%的印度企業有此困擾。中國企業面臨的更多融資限制體現在兩個事實當中。第一，在被調查的81個中國企業中不僅在這個問題上落後印度，而且排在所有受訪國家中的倒數第4位。第二個事實是中國的銀行部門要比其他國家大得多。例如，2001年中國銀行部門提供的國內信貸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32.7％，但印度同年的數據是53.8％。因此，中國銀行給企業的貸款是印度銀行給企業貸款的2倍多，但中國的私有企業得到貸款要比印度私企更難。

另外一個同樣讓人感興趣的發現就是雖然中印兩國的企業都面臨融資困難，儘管程度不一，但其原因卻相差甚大。印度企業基於技術的原因面臨著信用方面的種種限制。它們抱怨的問題清單為許多處在具有欠發達銀行部門的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敲響了警鐘。這也是一個特別典型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會出現的問題。中國企業對抵押要求、銀行文書工作、高利率以及特殊關係的抱怨要比印度企業低。事實上，中國在這四個方面的數據甚至要比美國更好。但這是否意味著中國的銀行體系要比美國和印度好？我認為不能。一個很合理的解釋就是這些銀行的習慣做法對於一個從來不能得到貸款的企業來說影響不是很大。直到1999年，中國最大的四家國有銀行——其資本佔到2004年中國銀行體系總資產的絕大部分——還對企業進行分類，它們對私有企業從來不提供貸款。因此，中印最關鍵的區別就是印度的銀行體系是欠發達的，而中國的銀行體系是具有偏見的。

印度在軟體基礎設施方面的第二個巨大優勢就是它有一個更具效率的金融市場。印度的銀行體系之所以比中國好，有兩個原因。第一，印度銀行不像中國銀行那樣具有如此沉重的意識形態偏見的負擔。第二，印度銀行體系的改革遠遠早於中國。其銀行改革並不是政府的一個主動政策，而且現實迫使其改革。這裡有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來說明中印兩國的差別。上世紀90年代初，印度有一個儲戶起訴一家國有銀行，認為該銀行應該公布對外貸款標準。他認為，如果銀行各種各樣的不良貸款太多，將危及其作為儲戶的各種權利。受這個案例的觸動，印度銀行系統開始改革，包括國有及私有銀行在內的所有銀行體系都開始公開其貸款標準，因此提高了銀行的透明度。而這種例子在中國聞所未聞。

產權保障是印度軟體基礎設施方面的第三個重要優勢。《世界商業環境調查》的報告表明，中國的稅收交納情況要比印度糟糕得多。只有11.9％的中國企業相信本行業的企業為了納稅目的實報了企業的收入情況。而在印度，這一比率是41％。

中國企業在收入方面的瞞報和錯報情況與企業家缺乏產權保障密切相關。需納稅的收入將暴露給政府當局，那樣當局將知道你有很多財富，很容易成為政府各種掠奪性企圖的目標。一個相對直接的證據就是法律制度的質量。在印度，不管其法律制度是多麼地沒有效率或甚至是印度自己都承認其司法體系腐敗叢生，但印度的司法系統至少是獨立於行政部門的。而在中國，黨派控制了整個司法體系，政府的行政和司法部門之間缺乏有效的分治。

軟體基礎設施的第四個領域是公司治理。高質量的公司治理是管理質量的可靠反映。印度人在知道美國的安然事件之前就知道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在公司治理領域，與印度相比，中國不能望其項背。

里昂證券公司用7個關鍵指標來衡量良好的公司治理：1）管理紀律; 2）透明度; 3）獨立性; 4）可靠性; 5）責任感; 6）公平性; 7）社會責任感。在里昂證券公司的10分評價體系中，印度在公司治理方面的得分是5.4分，而中國在所有受訪國家中排名非常靠後，只得了3.4分。在具體的國家排名方面，印度排在第6，而中國排在第19位。這裡有兩個因素值得一提。第一，印度相對中國來說表現很好，但並不是特別優秀。第二，台灣的得分比中國大陸要高出許多的事實強調了這樣一點，即公司治理不應被視為一種與英語特別有關的事務。中國大陸並不是因為這項調查具有語言或文化上的偏見而被排在印度後面很多位，因為台灣在語言和文化上同中國大陸相近，但排名卻在印度之前。

很明顯的一個現象是，在里昂證券公司的報告中，那些在公司治理方面表現很差的公司一般都是國有企業。這一點為理解為什麼中國企業的公司治理非常糟糕提供了思路。不完備的規章制度環境——許多看得見摸得著的公司治理方式應由一個國家的法律規定，但目前的情況並不是如此——是中國的公司治理表現不佳的一個重要原因。里昂證券公司的報告指出了中國公司治理中存在的下列問題：第一，國家仍然是公司的主要持股者，因此公司的政治議程成了首要議程，效益問題往往排在後面；第二，只有非常少數的中國公司會發布公開聲明或年度報告來專門探討公司治理問題。第三，中國公司的管理激勵機制非常不健康和不健全；第四，投資者與公司的聯繫仍然不是很強；第五，公司董事會成員和公司的總裁沒有足夠的獨立性來專門從事公司管理工作，他們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個行政人員而不是監督者。

帖子太長，沒看完，但感覺僅其中關於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有根本性錯誤。
順便說一句，如果印度的民主制度值得學的話，印度也不會僅僅是今天這個樣子了。歐美稱讚印度的政治制度並認為是長久發展的動力之一，也僅僅是說說而已，而且是和中國比較時說，他們自己對印度的制度並不感冒，甚至有鄙視的嫌疑。

某些教授的例子和觀點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