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稱中國大學近親繁殖程度比海外高5倍

　　眾所周知，近親(直系血親與三代以內的旁系血親)是不允許結婚的，因為近親繁殖的下一代幾乎都是低質量的，基本上是一代不如一代。同樣，一個社會組織，如果要充滿活力，要不斷創新，也就不能搞近親繁殖，應該是五湖四海，應該是多樣化。就高等學校來說，如果要成為一流大學，其教師是不能近親繁殖的，即本校畢業的學生或研究生是不應該直接或一直留在本校做老師的。但是，目前的現實卻是中國高校近親繁殖嚴重，特別的，越是知名度高的大學，其近親繁殖程度越是嚴重。那麼，中國高校的近親繁殖程度究竟有多嚴重呢？

　　筆者選擇了中國知名度比較高的17所大學，以其財經類學院或係為對象，對其近親繁殖程度進行了具體調查與統計分析，並對比了海外6所知名大學的財經類學院或系。統計分析表明，中國大學的近親繁殖程度平均要比海外高5倍。

　　中國大陸高校——總體情況

　　17所中國大陸高校共有教師987人，調查結果是：平均值(近親繁殖程度)=0.654。

　　依據資料：1分比例超過50%的學院佔12所，平均值超過0.66的學院佔10所，1分比例超過66%的學院佔8所，平均值超過0.5的學院佔12所。就全部樣本而言，1分比例超過60%。

　　——具體情況

　　對中國大陸17所大學按1分的比例由高到低排列：

　　統計發現，各院校比例構成的不同主要不是由數字為0.5的部分引起的(除了山東大學經濟學院，其他院校0.5所佔比例不超過15%)，而主要是由數字為1和0的部分引起。

　　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高校研究

　　根據我們選取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高校經濟學系樣本。

　　上述6所海外高校共有教師205人，其簡單平均值(近親繁殖程度)=0.1115。

　　對比國內外高校，大陸高校教師的近親繁殖的程度明顯高於其他國家或地區的高校，平均高近5倍(0.654/0.1115=5.865)。海外高校近親繁殖程度最高的也只有0.181(哈佛大學經濟學系)，最低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其近親繁殖程度僅為0.07，而國內近親繁殖程度最高的為0.85(西安交通大學商學院)，最低的也有0.26(暨南大學經濟學院)。國內近親繁殖程度最高的要比國外最低的高11倍，國內近親繁殖程度最低的也比國外最高的要高44%。

　　特別的是，海外六所院校的教師幾乎沒有人在取得最高學位后一直留在本校工作。而在國內大部分財經院校中，這種情況相當普遍。

　　從比較中還可以發現，國外教師的教育經歷和工作經歷與國內教師相比更為豐富。國外一流經濟學系培養出來的學生幾乎不僅不直接留在本校任教，而且變動與國內比較而言更為頻繁。並且，這些一流院系的教師很多最初並非任教院校所在國的國籍，而只是在該國接受高等教育並留在那裡。因此在耶魯大學和倫敦經濟學院等都能發現華人經濟學家的身影。

　　當然，我們也欣慰地看到，目前已經有一些高校認識到近親繁殖的危害，並決定本校培養的弟子不再直接留下來做老師。不過，依據目前的教師更新速度，估計10年內還不可能有根本改觀。由於中國高校嚴重的近親繁殖程度，其學術性、創新性、創造性之低下就是極其自然的。

　　顧海兵、顧海兵、曹帆 (報告執筆人顧海兵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統計分析原則

　　1.以23所知名高校的財經類院系的專職教師為研究對象，不包括兼職教授、職員工人等。其中中國大陸高校17所(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山大學、復旦大學等)，香港地區及國外高校有6所(包括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等)。

　　2.大陸高校教師的國外經歷中除去學位獲得，其它如進修、做訪問學者、兼職教授等等均不作為研究內容。

　　3.部分教師的教育背景在現有條件之下難以獲得，不在統計範圍之內。為了保證統計結果與事實的相對接近，統計只限於被調查院系的教師至少有一半可獲得數據的院系，如此計劃調查20所大陸高校最後減為17所。

　　4.近親繁殖程度分為1、0.5和0。把各院系的所有教師的分值相加，再除以教師總數就是該院系的近親繁殖程度。(1)符合下列情況的教師記為1分：最高學歷所在學校與獲得最高學歷之後至今一直任職的學校相同。(2)符合下列情況的教師記為0.5分：最高學歷所在學校與現任職學校相同，但最高學歷之後首次任職的學校與現任職學校不同；最高學歷所在學校與現任職學校不同，但最初學歷或中間學歷中有與現任職學校相同的。(3)其他情況的教師記為0分。

　　5.部分教師在兩所學校或研究機構以上有過職務的，以現所在院校為準。

　　6.本調查資源全部來自網際網路，以各院校的官方網站為主，資料截止到2006年5月底，不含任何主觀因素。

　　7.統計內容不涉及對教師學術成就、聲望的分析。

　　阻斷「近親繁殖」唯一出路：脫掉官帽

　　胡敬艷

　　《21世紀》：您們選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課題——高校近親繁殖進行研究，請問您為什麼選擇這一課題呢？

　　顧海兵：近親繁殖在中國的很多機構普遍存在，在學術研究機構尤為突出。大家說的很多，但沒有數量分析，因此缺乏深度，沒有說服力。

　　我一直重視定量分析。當然，研究這一問題的最大背景是中國最近十幾年來學術創新缺乏重大成果，平均的創新水平非常滯後於投入，學生沒有超越老師的勇氣，大學不能形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氣氛。造成這種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近親繁殖。

　　《21世紀》：大家普遍認為，中國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是中國高校中的一流學校，如果在引進國際人才有限的條件下，是讓自己的畢業生留校任教對本校的學術創新貢獻大呢，還是聘請其他院校的畢業生任教對本校的學術創新貢獻大呢？

　　顧海兵：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是知名大學，但知名大學是否就是一流學校可能需要反思。即使把他們看成是一流學校，也不等於他們的所有專業、所有學生都是一流的，因此讓自己的畢業生留校任教對本校的學術創新貢獻很難說比聘請其他院校的畢業生任教對本校的學術創新貢獻更大。

　　而且，自己的畢業生雖然在個體上可能比其他院校的畢業生水平高，但放在近親繁殖的氛圍中，其整體合力未見得就大。反過來，其他院校的畢業生水平可能在個體上比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自己的畢業生低，但在非近親繁殖的氛圍中，其整體合力未見得就小。

　　現在人們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在國家如此之高的投入之下並沒有取得相稱的成果是有看法的，這裡的重要原因之一應該與近親繁殖有關。

　　《21世紀》：高校近親繁殖與高校的學術性、創新性、創造性之間有怎樣的相關性呢？彼此之間的相關性有多大呢？

　　顧海兵：我們的研究不可能包打天下，也需要不斷深化，這裡只是拋磚引玉，但萬事開頭難。可以肯定的是高校近親繁殖與高校的學術性、創新性、創造性之間有相當的負相關性，這樣的負相關性究竟有多大可能還與各個大學的特點與健康程度有關，不太可能有相同的負相關性。

　　就像我們研究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究竟有多大可能沒有唯一的結論。微觀上某一個企業可能可以計算科技進步所帶來的利潤，但宏觀上加總就不一定可行。

　　《21世紀》：在您的研究中，將中國部分高校的財經類學院與國際知名院校進行比較。您認為，中國高校與國際高校的差距，由於近親繁殖所造成的影響有多大？

　　顧海兵：近親繁殖所造成的影響有多大可以做案例研究，可以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可以搞專家調查。我們選擇部分高校的財經類學院是因為我本人是從事經濟學專業的，比較熟悉。

　　選擇部分高校是因為一是我們的能力有限，二是國內大學的網站資料殘缺我們只能如此。

　　《21世紀》：教育產業的發展，是否分不同的發展階段呢？中國高校與國際高校最大的差距在哪裡呢？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顧海兵：教育產業的發展當然是分不同的發展階段的。至少與經濟市場化的不同程度是相聯繫的。中國高校與國際高校最大的差距是中國高校的行政化或計劃經濟體制的色彩仍很重，比如，直到今天，中國大學還有行政級別，有副部級、正廳級、副廳級等，在這樣的等級制度下，怎麼能有公正公平的競爭呢？在這樣的等級制度下，中國的大學怎麼可能不搞近親繁殖呢？改革的出路是中國的大學校長必須脫掉官帽，必須在民主集中制原則下產生。古今中外產生國立大學校長的經驗是：首先是大學全體教師的民主選舉，產生2-3個候選人，然後是政府在這2-3個候選人中選擇1人為校長。如此，就是戴上一頂官帽也沒什麼官味了。

　　顧海兵教授：

　　1982年獲黑龍江商學院經濟學學士學位。

　　1985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學碩士學位。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2004年任中國人民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

That is one of key problems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this type of things seldom happens in western countries' universities. new faculty members from other universities can bring something that the current universities do not have such that the current universities can gr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