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危機公關」的后宰門思維

「這是一種不負責的說法，它歪曲事實，嚴重侵害了廣大海歸學者和北京大學的聲譽，在社會上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實踐證明，北大海外引進人才的質量是高的，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他們同國內和本校培養成長起來的人才一起共同構成北大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生力軍。我們有理由相信，假人才同任何謊言一樣，終歸都是站不住腳的。」這段話出自北京大學新聞發言人，主要針對著名數學家丘成桐，後者曾表示北京大學40％的海外引進人才大部分是假的，拿著全職引進的錢，卻沒有在學校盡到全職的工作任務，而是虛領報酬。

　　由於缺乏更多的來自第三方的獨立調查，我對丘成桐先生和北大新聞發言人都抱著「半信半疑」的態度。在缺乏足夠資料的情況下，我不打算繼續討論海外引進人才的「空餉」問題，而是對新聞發言人的「危機公關」有所質疑。北大官方的正式表態，不但沒有讓「謊言」銷聲匿跡，反而使丘成桐先生已經沉寂下去的言論再度引起關注並喚起共鳴。毫不客氣地說，這是一個非常失敗的「危機公關」案例。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曾經開展過「危機公關與新聞發言人」培訓計劃，遺憾的是，近水樓台的北大新聞發言人似乎沒有接受過這種培訓，而是沿襲了后宰門思維:在主題上顧左右而言他，在邏輯上進行真理在握的循環論證、在話語上佔據居高臨下的道德高地。

　　這位新聞發言人一口否定丘成桐先生的批評，並將之斥為「謊言」，可是他並沒有提供充分的證據來論證自己的觀點。既然說對方「歪曲事實」，就有必要澄清「事實」，可是新聞發言人的絕大部分言論都用在譴責對方上，只是用非常簡短的篇幅說明海外引進人才中有特聘教授和講座教授之分，兩者在校任職時間有所不同，待遇也有所不同。即使這段說明也語焉不詳，北大究竟引進了多少海外人才，其中特聘教授和講座教授各佔多少，他們在北京大學工作的時間又有多少？這些重要的信息都沒有交代，自然缺乏說服力。至於此前丘成桐對自己弟子、北大特聘教授田剛的批評，北大新聞發言人更是置若罔聞。

　　「實踐證明，……，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這種以「實踐」和「歷史」代言人說話的姿態是一種反邏輯的邏輯，也是新聞發言人的大忌。新聞發言人認為自己代表北大，所以對北大情況有著絕對的發言權，他卻忘了自己與北大屬於「利益相關者」，公眾可能會對他的言論抱著更加懷疑的態度。一個人知道實情，不等於他會說出實情，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更何況，「實踐」如何證明、「歷史」如何檢驗，不是新聞發言人所能決定的。「它歪曲……，嚴重侵害了……，……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我們有理由相信，……」，這種反道德的辭令同樣不會喚起公眾的認同。缺乏事實證據的義正詞嚴雖然鏗鏘有力卻格外空洞，很難想象這種話語出自北京大學新聞發言人，更像是新聞聯播主持人的口氣。

　　北京大學海外引進人才的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的調查才能明晰。可是北大新聞發言人的問題，卻通過這一事件凸現出來，他們的「危機公關」有著后宰門思維的各種癥狀。值得指出的是，后宰門思維不僅表現在此次事件，也不止體現在新聞發言人身上，它由來已久、屢有發作。就在不久前關於「北大淪為二流」爭論中，香港各大學校方頻頻釋放善意，指出「北大、清華都是一流的大學」，而北大有關人士卻指責香港高校和內地高校競爭是不公平競爭。或許后宰門思維的動機和用意都是好的，可是「危機公關」不看動機和用意，指責對方「別有用心」或讚美自己「用心良苦」都無濟於事甚至會適得其反。新聞發言人和公眾、媒體的關係是平等的，「訓話」方式只是后宰門的遺產，現代的文明社會無需繼承——堂堂北大沒有必要向後宰門小學看齊。

　　(作者任職於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