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從中國召回專家的原因及其後果

2006.8.23

作者：扎捷爾斯卡婭

1960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蘇中關係最為複雜和緊張的時期。中國在1949年後首次出現了非常嚴重的經濟困難，領導國家經濟建設的許多錯誤與嚴重自然災害的後果充分表現出來，食品危機沒有出現緩解的徵兆。不但如此，蘇中兩國間在50年代末出現的分歧不僅涉及國家發展的優先地位，而且還包括兩國利益的戰略分歧。中國「放棄學習蘇聯模式」的口號，意味著極力爭取與蘇聯在軍事和戰略上保持獨立，這同樣也是由於中國的主權與獨立問題所決定的。談論影響蘇中關係惡化新的因素以及蘇聯從中國召回專家的原因，應當指出這不僅是意識形態問題的分歧，更是在中國經濟危機日趨加重背景下，首先觸及兩國民族利益的對外政策概念分歧。

　　1958年的台灣危機證實了中國對外政策路線的變化。蘇聯一貫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如果1954年沿海島嶼的類似情況曾得到蘇聯的無條件支持，2但在1958年的反應則相反。中國領導對沿海島嶼的政治鬥爭採取了公開對抗的方式，造成了遠東局勢的緊張。情況的複雜還在於中蘇之間具有的同盟義務。無論中國，還是蘇聯的文獻資料都證明在1958年8月轟炸沿海島嶼前一個月，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在會面中沒有討論該問題。根據蘇斯洛夫3的證實，「我們在1958年沒有得到炮擊台灣地區沿海島嶼的通報。同樣如此，我們也沒有得到有關印度***邊界衝突的實質和中國意圖的通報。」4毛澤東同樣證實了在1958年夏與赫魯曉夫的會面中沒有提到炮轟沿海島嶼的問題。5.從台灣危機的過程可以看出，中國方面在未來武裝解決「兩個中國」問題上，首先寄希望於蘇聯公開的軍事支持。葛羅米柯6對此向蘇共中央通報了1958年9月7日與周恩來會談的情況。「周恩來同志談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討論台灣地區局勢問題上的出發點是，假如美國發動反對中國的戰爭，並為此使用戰略核武器，蘇聯應當做出強烈警告，但不參加戰爭。只是在美國大規模使用核武器的情況下，由此冒險擴大戰爭，蘇聯應用核武器給予回擊。」7「依靠自身的力量」為基礎的獨立對外政策路線，預示著北京認為可以使自己的政策不受蘇聯利益的束縛。事先不進行協商，相反還拒絕進行軍事合作的上述前景，顯然不能令蘇聯政府滿意。

　　蘇中兩國對外政策概念的分歧不僅局限於台灣問題。長崎市發生的拔掉中國紅旗事件導致中國1958上半年在對日關係上對外政策路線的變化。事件發生后，中國方面停止了與日本的一切進出口業務，拒絕同日本簽訂漁業協定，減少了文化聯繫。不僅如此，中國外交部長陳毅在1958年6月接見社會主義國家大使時表示：「如果日本當局繼續使關係緊張化，組織任何挑釁，那麼我們有力量重演1945年。」8日本借口保障民族國防進行積極武裝的結果再次令蘇聯領導對可能履行與中國簽訂的，主要條款旨在共同打擊日本武裝干涉的友好條約9的義務感到擔心。中國與印度的關係在1959年春嚴重惡化。根據蘇斯洛夫的看法，「關係惡化是同西藏反革命叛亂相聯繫的，印度反動勢力顯然在某種程度上參與了叛亂。中國同志正確果斷地鎮壓了西藏叛亂。為呼應帝國主義報刊對西藏問題的叫囂，他們把自己宣傳運動的主要火力集中轉移到反對印度和尼赫魯本人身上。10不排除尼赫魯在某種程度上參與了反對中國的陰謀，但他遠見卓識地意識到印度與中國、蘇聯以及所有社會主義陣營友好的迫切重要意義。如果印度反動勢力得以將尼赫魯推翻，社會主義陣營將遭受嚴重損失。然而中國人說：」他們認為尼赫魯政府有下台的可能，但如果親西方的反動政府在印度執政，並非是大災大難。「根據他們的看法，這只是在印度加速了革命。中國上述對外政策立場的結果導致與印度關係的緊張和邊境衝突。至於中國與印度尼西亞的關係，則是在印度尼西亞政府決定限制農業地區，其中包括10多萬華人在內的外國人貿易后，中印爭論緊張起來。中國方面就上述事件的抗議遭致該國的反華情緒強烈。

　　中國政府的類似舉動令蘇聯政府感到擔憂，因為這有可能促使印度、印度尼西亞以及其他亞洲國家轉向實行不符合蘇聯利益的方針。如果再提及中國與緬甸、泰國的不和睦關係，那麼在1960年初，中國對外政策路線導致與亞洲及遠東地區幾乎所有非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處於不良狀況。蘇聯領導的對此看法是，中國對外政策的失誤削弱了中國（同樣包括蘇聯）在亞洲的地位，在一系列亞洲國家中出現的與西方及美國結盟的強化趨勢，意味著完全不符合蘇聯以及社會主義陣營的共同對外路線。所有這些國家間的問題在中蘇領導的會面中都曾討論過。赫魯曉夫1959年訪問中國期間，在會談中提出了亟待改善兩國領導就對外政策重大事件進行相互通報的問題。赫魯曉夫1959年對毛澤東說：「不能認為這種情況是正常的，作為中國的盟友，我們卻不知道中國同志明天在對外政策領域裡採取什麼措施。」根據蘇斯洛夫的證實，「中國同志對赫魯曉夫同志的意見反應過敏，他們聲明自己對台灣及沿海島嶼問題的政策完全正確，並能夠將其對尼赫魯關係的正確路線進行下去。會談進行的極其緊張，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陳毅聲明，中國對尼赫魯關係的路線似乎是虛與委蛇的，而我們的政策將會更加強硬和正確。顯然，我們對上述聲明予以了堅決的駁斥。」11該地區社會主義國家的越南、朝鮮及蒙古，同樣也在1959年看到了蘇中之間外交分歧的端倪。例如，中國在1959年中期首次向鄰國蒙古提出領土問題，與北越的關係同樣因中國方面拒絕參加1954年的北越戰爭而未臻完善。除此以外，1959年發生了74起中國牧民違反蘇中邊界規定的事件，1959年9月8日在邊界上首次爆發了嚴重衝突。12儘管在1959年末召開的蘇共中央全會上，蘇斯洛夫的報告把兩國在對外政策上的分歧解釋為「某些分歧」，但1959年秋在蘇聯知識分子中間已經存在這樣的看法，蘇中關係的友好時期即將過去。例如，《哲學》雜誌本應在1959年10月出版全部紀念中國的文章，但《哲學》雜誌副總編通知一位年輕的撰稿人，已出版的雜誌中只保留關於中國的編輯部文章，其餘文章在最後時間裡被撤換。他意味深長地說，在最近10-15年間不應當研究中國，應為學位論文選擇新的研究方向。「13中國國內的經濟形勢，則在實現」大躍進「過程中的1958年末，國家經濟發展遇到了嚴重困難，個別部門設置也不合理。能源與鋼鐵總體缺乏，特別是交通工具；產品質量嚴重下降，食品及部分日用品供給狀況緊張。同時，由於1958年下半年進行的大鍊鋼鐵冒進行動，造成在農村組建人民公社時缺乏勞動力，生產和加工出口商品的數量急劇下降，結果導致無論生活用品，還是礦產品的出口都遇到了嚴重困難。儘管中國向蘇聯出口的數量在1958年末大幅增加，但鑒於中國方面請求免去部分責任，將1958年的供貨改為1959年上半年，因此沒有完成合同規定的日用品供貨。情況由於天氣的條件愈發複雜起來。中國的大部分供貨都在1959年上半年，下半年則出現了下滑，特別是日用品，原因是由於」大躍進「期間所犯的錯誤導致經濟形勢日趨嚴峻。中國1959年的糧食收成比原計劃大幅減產，因滯后的供貨工作沒有停止，因此截止到1959年10月1日中國方面只完成年度供貨責任的53%.領導國民經濟與國家的錯誤後果在1958年上半年完全呈現出來，這迫使中國領導有些改變自己學習蘇聯經濟建設經驗的態度，轉向號召應當仔細研究與運用中國的國情。儘管採取了上述措施，但形勢持續仍未見好轉。蘇聯領導對此是明白的。對為克服危機採取的措施分析表明，不僅是1960年，而且是1961年全年，生活日用品供貨問題在中國對外貿易中仍將嚴峻。的確如此，中國方面在1960年間飽嘗了向蘇聯供貨的困難。1960年秋的農業收成同樣比預期大幅下降，加上滯后的供貨工作沒有停止，合同責任同樣沒有完成。根據1961年1月1日的情況表明，中國方面向蘇聯供應的貨物僅佔全年供貨量的68.2%，在中國方面不足的供貨總量當中，小麥及生活日用品類達到84%，這證實了中國生活日用品的困難在1960年已經相當嚴峻。通過與事件蘇聯親歷者的交談，以及對檔案材料的分析得知，莫斯科已經暗地對中國問題做出決定，但有一個問題：只是在何時開始，又以何種方式。

　　蘇中兩國在此期間的對外政策路線以及它們的軍事學說在所有問題上更加對立，但談論蘇中關係糾葛的原因，同樣應提及兩國在1960年上半年中的遊戲「王牌」——意識形態爭論。1960年初兩國在和平共處問題上的意識形態學說與執行的對外政策路線愈發不符合統一路線，因為意識形態爭論的實質完全是反映兩國國家民族利益的具體問題：戰爭與和平、領導權、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在討論兩國間主要意識形態分歧之前，應當再次強調他們在本質上從來就沒有「純潔」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爭論特點，而是表現為當代的具體問題。其中在對待戰爭與和平問題上，蘇聯領導人根據理論原理過分強調純粹的實際問題。毛澤東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主張，「原子彈戰爭的結果會導致人類消亡一半，但另一半生存。」14或毛澤東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就可能爆發原子彈戰爭講話文集的內容稱，「毛澤東同志認為，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151958年所出現的情況明顯表明中國領導人「極力在人民中間培養自信的力量」，向人民暗示戰爭不可避免的思想。16所有這些理論主張證實了中國絕不是愛好和平的同盟者，而是蘇聯在遠東邊境地區軍事緊張潛在的策源地。蘇聯領導清楚地估計到了中國蓄意奉行的保持國際形勢緊張的政策。中國領導以帝國主義者侵犯威脅不可避免的特別理由為工具，強化經濟、勞動及大規模軍事行動。蘇聯領導人從自身角度不希望國際局勢緊張，以此保持對本國人民的內部控制。相反，原子彈戰爭將會使蘇維埃政權積40年來所致力與取得的一切社會成就毫無意義，而這些又不能告訴除有自己的鏈耞，17毫無其他損失的無產階級社會化中國。

兩國之間的爭論在1960年被宣揚出去，焦點圍繞的是和平共處的原則。蘇聯領導在和平共處提綱中隱藏了社會主義力量戰勝資本主義社會力量優越性需要「贏得時間」的意圖，為此需要逐漸增加現代軍事潛力：「目前戰爭的威脅沒有消除，還未能達到完全和普遍的縮減軍備，我們應當在社會主義國家國防中毫不鬆懈地工作，反對帝國主義侵略，鞏固自身武裝力量的實力。」18中國領導只生產「特殊類型現代武器」，寄希望得到蘇聯方面提供必要設備援助的意圖與此是否相吻合？中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指望從蘇聯製造的產品中得到最新類型的武器和技術？其中蘇聯與中國1958年1月簽訂的科學技術協定19規定了轉交大批秘密資料的內容。除此以外，蘇共中央在1958年9月27日的信中同樣表明繼續向中國增加武器供應，準備在美國、日本進犯的情況下向中國給予援助。然而，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的條件是其「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基礎，根據我們統一的目的執行政策。」20毫無疑問，加強與中國的軍事聯繫為蘇聯遠東地區的安全提供了保障，但蘇聯在1958年秋提出進行更加緊密軍事合作的建議，被中國方面看作是「俄國民族主義在中國海岸的擴大。」21毛澤東的拒絕預示著中國領導認為自己的政策可以不受蘇聯利益的束縛，無論在經濟領域裡，還是在意識形態中，能夠奉行「依靠自身力量」為基礎的獨立對外政策路線。此外，在1958年台灣危機背景下，中國在人民公社組建的，截止1959年1月隊伍數量已超過2200萬人的民兵，對蘇聯具有另外意義。22同樣也應當指出，蘇聯領導完全認清了中國國防工業建設的可能後果，為彌補中國方面日益增長的軍事威脅，蘇聯試圖建立使用中國軍力的調整機制，即聯合進行軍事行動，但遭到中國領導的拒絕。情況之所以加重，還源於兩國自50年代末明顯表現出來的戰略利益和對外政策分歧。中國利用蘇聯技術生產武器，由同盟者逐漸演變為反對者的危險性變為現實。因此，發生在1960年的意識形態激烈爭論，成為蘇聯領導對中國日益增長的獨立與自主行為的回應，由此造成所有民族主義結論的出現。當蘇聯與中國戰略相符合時，意識形態問題並不是蘇中關係的主要內容，而且充分實現了經濟協作。國家間的衝突是同蘇聯與中國的地緣利益分歧相連的，進而引起意識形態的爭論和經濟制裁。經濟制裁成為意識形態分歧的理由，被利用為向中國對外政策路線施加的壓力。

　　中國出版由數篇文章結集而成的，主要題目為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列寧主義萬歲》文集，造成1960年春兩國間意識形態爭論激化。23蘇共中央宣傳與動員部在文集出現初期反映相當平靜，儘管指出「中國同志將正確的原理並存，在這些問題上重新提出自己錯誤的看法，而且表現出將自己這些觀點報告給其他黨的明顯趨勢。」但時隔數月，在蘇聯專家被召回后，指責的音調明顯改變：「中共加深了與蘇聯和其他兄弟黨的分歧，將自己就對外政策的重大問題，列寧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當代社會的性質及和平共處問題的特殊觀點，公開表現在《列寧主義萬歲》文集中。」24除此以外，1960年夏在蘇聯報刊上還沒有出現批評《列寧主義萬歲》的文章，這同樣也證明了利用該文集的想法不是立刻產生在文集問世后，而是經過了一段時間。1960年6月初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工會理事會會議上，中國領導人表明了自己對和平共處、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不同意見，以及蘇聯立場問題的態度。為此，意識形態討論所涉及的不僅是黨的領導人，而且還有無黨派的資本主義國家工會領導人。25蘇聯代表對中方類似舉動的不滿不僅表現在北京的會議上，而且還在羅馬尼亞黨代表大會前夜。中國代表團前往布加勒斯特前的1960年6月16-19日間在莫斯科停留。赴羅馬尼亞臨行前夜，蘇共中央與中國代表團成員舉行了會談，26蘇聯方面在3小時內勸說中國代表團在布加勒斯特發言保持精神一致，但中國代表團團長彭真強硬地堅持中國領導對戰爭與和平的觀點。爭論在布加勒斯特會議后的數天時間裡仍然持續。27作為對中國方面在布加勒斯特社會主義黨會議上固執立場的回應，蘇共中央1960年6月21日在會上散發了對中共領導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觀點及做法的批評意見傳單。會議通過的聯合宣言再次確認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原則。儘管中共中央與蘇共中央在先前的交換信中明確不需要共同的聲明，但中國代表團在聲明中籤了字。赫魯曉夫對此冷嘲熱諷地說道：「我們說，我們現在同意不需要任何新的宣言。要知道這個宣言中所說的，正是我們同意，並已經寫入聲明與和平宣言當中。總之，我們也同意這些。對他們而言，我們就像一個被用繩子拴著牽到屠宰場的小牛，他們說，我們同意宣言，我們就得說我們也同意。讓我們說的就這些，再就沒有了。他們當然是反對宣言，因為他們發言時就將其發展。很遺憾，這些事情顯然並沒有結束。我很難相信中國人會理解這一切。」28蘇聯領導為對中國日益增長的自主與獨立做法進行回應，他們在經濟、意識形態領域以及國家關係上採取了旨在是向中方施加壓力的措施。這裡所指的是停止發行中國的俄文雜誌《友好》，終止向中國購買書籍，遣送在莫斯科散發「反列寧主義」文件的中國駐蘇聯使館工作人員，最後從中國召回專家。在召回專家前10天的7月6日，蘇共中央通知決定停止《友好》雜誌在蘇聯的印刷與發行。由於蘇中友好協會主辦的中文雜誌《蘇中友好》「刊登的材料與眾所周知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文獻背道而馳，」因此也同時停刊。停止在蘇聯印刷與發行《友好》雜誌的另一個原因是蘇聯領導計劃限制蘇聯讀者從中國得到信息，以此「消除蘇聯讀者單方面就蘇共中央和中共討論的問題，展開不必要的討論。中國駐莫斯科使館在1960年6月開始向蘇聯各機關、單位散發蘇聯報刊未曾發表的文章和其他材料。中央國際部在1960年6月7日舉行的蘇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建議，」在適當的情況下通知中國駐莫斯科使館，類似文件應當只能通過蘇聯外交部發出。「29蘇聯外交部在一個月後的7月，照會中國駐莫斯科使館，以無條件的方式建議停止在蘇聯散髮帶有中共特別觀點的材料，並將負責此項工作的中國使館工作人員驅逐出境。如果類似舉動在1960年6月幾乎被看成是司空見慣的問題，但在召回專家后的7月，這已成為從蘇聯驅逐中國外交官的理由。蘇聯領導的下一個步驟是開始拒絕向中國訂購中方出版的俄文書籍。最初給人的印象是，蘇中兩國在圖書交流領域的合作遠離意識形態分歧，但在召回專家，停辦《友好》雜誌，國家關係處於緊張的情況下，對該領域存在的分歧採取了具體措施。

　　根據科茲洛夫30的證實，在1960年7月召開的全會上提出，「蘇共中央應被迫採取某些實際舉措，以表示我們對中共領導錯誤做法的不能容忍。我們沒有將中國同志在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發表的錯誤文章刊登在蘇聯的報刊上。蘇共中央指示蘇聯相應機構停止向中國購買講述中國領導錯誤立場的書籍與其他宣傳材料。」31應當指出，蘇聯是通過對外貿易聯合公司——國際圖書貿易公司同中國進行圖書交換與購買工作的，中國則是通過中國國際書店。如果蘇聯方面在1957年還著力加強緩解產生的矛盾，那麼文化交流領域在1960年則被利用為向中國方面顯示可能的不滿。32從中國召回蘇聯專家前一個月的1960年6月14日，蘇共中央書記處研究了中央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與工人黨聯絡部提出的，關於停止圖書交流領域的合作問題。該部部長安德羅波夫在簽署的附件中，把拒絕與中國圖書貿易機構——國際書店合作的原因首先解釋為是與「中國方面建議購買那些不應在蘇聯發行的俄文圖書」相連的。安德羅波夫在書單中挑選出的三本書是：《中國人民公社》、《毛澤東的故事與傳說》和沒有在蘇聯發行的《列寧主義萬歲》文集。結果該部以對外貿易聯合公司——國際圖書貿易公司的名義起草信函，但未向中國圖書貿易機構——中國國際書店指出拒絕合作的真正原因：「鑒於蘇聯出版社完全有能力翻譯和出版中國書籍，以此滿足蘇聯讀者的需求，特通報你們，國際圖書貿易公司不再要求中方機構在出版俄文書籍上的服務。我們同意國際書店不在我處購買蘇聯出版的中文書籍。」33為有利於提前做出召回蘇聯專家的決定，同樣也可以指出如下事實：根據中央宣傳與動員部1960年6月的提議，蘇聯開始對本國作者撰寫的有關「大躍進」、「人民公社」和中國領導人著作的書籍進行批評。蘇共中央宣傳與動員部在召回蘇聯專家一個月前的1960年6月13日，提請蘇共中央通過「關於一些地方出版社在出版有關中國書籍中具有嚴重錯誤的決議。」決議指出：「上述書籍的大多數作者是對中國內外政策，以及它的政治與經濟發展問題無深入研究，消息閉塞，缺乏專業性知識的人。這些作者因此美化中國的人民公社，視其為共產主義社會未來的基層組織，宣傳中國工業發展中的所謂」躍進「彷彿源於」小鋼鐵「，而沒有展現蘇聯對中國工業發展援助的巨大意義。一些作者沒有批判地對待發表在中國報刊上的材料，做出錯誤的總結與結論，混淆蘇聯讀者的視覺。」34為此，蘇聯領導在1960年下半年所採取的行動是，停刊《友好》雜誌，遣返中國駐莫斯科使館工作人員，終止圖書交流，目的是在經濟、意識形態與國家關係上向中國方面施加壓力。除上述外，蘇聯領導感興趣的是中國方面將如何回應、中國領導為此在蘇中關係問題上確定的立場。

　　蘇聯領導的下一個步驟是從中國召回所有的蘇聯專家。蘇聯方面以傳統的方式採取了召回專家的舉動。這完全可以提及因對新疆國民黨政權行為的不滿，蘇聯在1943年5月從新疆召回專家，關閉那裡的所有貿易機構，或蘇聯紅軍在1946年4月末離開長春后，該市中國長春鐵路蘇聯管理當局撤出。35但在1960年終止合作的表面借口實際上是利用該方式旨在向中國獨立於蘇聯的對外路線施加壓力。如前所述，蘇聯方面曾在1956年末首次向中國方面提出召回專家。應當指出，這個決定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當前在所有經濟領域與軍事建設中形成了自身的專業民族幹部隊伍。」36但應中國方面的請求專家繼續留在了中國。蘇聯政府1958年下半年曾建議中國政府在未來縮減蘇聯專家在華的數量。同樣當指出，這是蘇聯方面對中國內外政策不滿的首次公開表態，因為信函是在台灣危機爆發兩周后，赫魯曉夫1958年8月訪問北京一個月後發出的。縮減蘇聯專家數量的正式理由是由於中國對他們的工作感到一定的不滿。根據蘇斯洛夫的證實：「毛澤東還是在1958年就試圖詆毀蘇聯專家的經驗與意義，稱如果他們永遠不能給予合適的建議，提不出可行的建設方案，這不是災難，但同時要求他們留在中國。作為對中國同志如此矛盾立場的重視，赫魯曉夫當時（1958年——作者）就建議召回蘇聯專家，加強在蘇聯培養中國幹部。赫魯曉夫從與毛澤東的談話中發現，蘇聯置身於不利位置：他派遣專家赴中國，而回報的只有不快、擔心和批評。」37應當指出，蘇共中央1958年9月5日提出縮減蘇聯專家數量信函的原因是，由於部分專家「經常不能夠把握政治形勢與國家的民族特點。」因此縮減專家數量的官方解釋是意圖不干涉中國內政，支持國家主權的思想；但另一方面，信函強調蘇共中央「不能夠監督在貴國工作的每一位專家。」

中國方面在1958年同意了縮減顧問的建議。儘管縮減了顧問數量，但這沒有涉及軍事顧問，他們只不過是更名為「軍事專家」。作為對縮減專家數量的交換，蘇聯方面同意中國方面提出的為鞏固未來國防工業向其提供援助的建議。然而蘇聯方面同時提出縮減專家數量的新方式：不再派遣提前完成工作的專家。如果中國領導在1956-1958年間了解有關縮減專家數量的情況，但在1960年夏的情況完全出乎中國方面的預料。許多檔案文獻都證明蘇聯方面1960年召回專家是預先計劃的行為，而不是國內（俄羅斯——譯者）外史學界所接受的乃赫魯曉夫的個人決定。蘇斯洛夫在1964年指出：「目前有一切根據可以認為，在1958-1960年間，對中國領導而言，他們所需要的不是多少專家，而是多少可以利用其反對蘇共中央鬥爭的問題。」38蘇聯方面似乎正是按照這樣的想法去做的。的確如此，從中國傳來通報，專家的建議未能考慮違反蘇聯生產工藝的情況，對蘇聯設備造成了不良的印象，產生了對蘇聯經驗的懷疑。其中無視蘇聯專家建議，中方工作人員嚴重違反技術規範的後果導致重大事故及人員傷亡。例如在某39電站工地數千噸岩石坍塌，造成長期誤工。在某40水電站圍堰決堤，基礎被淹。兩次事故均造成人員傷亡。41召回專家的表面只不過是一千五百人的離去，但此舉實質上主要觸及的是中國國防工業以及其他領域：設備與武器的供應、貿易往來、科技合作與民用及軍事人員培養領域。有意思的是，蘇聯專家在中國遇到困難的問題，只是在將其召回后才開始討論。蘇聯領導人1960年夏季前在蘇共中央書記處和蘇共中央全會上的發言從未涉及他們的工作問題。蘇聯方面在召回專家前的1960年夏就開始對外派工作人員，特別是蘇聯專家的工作水平與警惕性的加強採取一系列步驟。由於蘇聯提供的設備在安裝與調式上存在嚴重的缺陷，蘇聯專家在掌握蘇聯轉讓的新產品技術工作中遇到了困難，根據經濟顧問團的建議，6月1-4日間召開了研究與其工作相關問題的專家領導人會議。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代表中國方面做了題為「中國1960年發展國民經濟基本任務的報告」。蘇聯專家在會上同樣也進行了發言。蘇聯專家強調了中國通過蘇聯的援助在工業、文化技術發展上取得成績的同時，提出了嚴重的缺陷與他們在中國工作中遇到的困難不僅在於中方，也取決於蘇聯的一些企業，並為此指出，專家們看到了所提計劃的不合理性，對待設備如此浪費的危險後果，但他們的建議與警告未被採納。其中指出了違反蘇聯技術資料，違背工藝規範的情況仍在繼續，惡劣地影響了蘇聯的威信。會議根據總結為基礎，對蘇聯設備在中國企業的使用，生產技術缺陷與不能認真對待蘇聯專家提出的建議問題制定了備忘錄。備忘錄轉交中國國務院以採取相應的措施。與此同時，為向中國方面提出可能的意見，蘇聯使館領導要求其領事人員全面認真研究蘇中關係，以及最近出現在該領域的部分陰暗面。有關提高蘇聯外派工作人員的警惕性與保守國家秘密的問題是根據蘇共中央照例信函做出的。蘇聯軍事專家組1960年6月21-22日間在北京召開了黨的工作會議。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局局長傅鐘上將在會議結束後向與會人員發表了中共領導就戰爭與和平問題觀點的講話。當日，蘇共中央在布加勒斯特兄弟黨會議上散發了對中共領導觀點與行為提出批評意見的傳單。根據檔案文獻判斷，科技合作局領導也曾被告知提前準備儘快從中國召回專家的決定。根據蘇聯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科技合作局局長波洛任科夫與中國駐蘇聯使館參贊黃毅然在1960年6月之間的談話可以得出結論，蘇聯方面已計劃採取相應措施。波洛任科夫在1960年6月初對中國方面的所有請求，包括蘇聯專家的撤離用以下方式回答：「鑒於假期的原因，完成此項請求顯然無法想象。」1960年6月末拒絕接收中國專家的理由也同樣如此：「鑒於假期的原因，蘇聯機構不能接收中國專家。有關能否接收及其期限問題的研究不早於本年度9月。」421960年7月16日在莫斯科召開蘇共中央全會的其中一項議題就是蘇中關係，宣布召回專家的正式消息：「目前，在中國有1500餘名蘇聯專家與顧問。中國方面實際上已經停止採納蘇聯專家的建議，將這些建議批評為似乎是保守的觀點，而束之高閣。除此以外，我們不能無視這樣的事實，中國人開始以錯誤的立場勸說蘇聯專家，引起了我方人員的反感，上述情況他們已通報了莫斯科。這樣的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蘇聯政府為此已向中國政府發出從中國召回自己專家的相應照會。43蘇聯駐華使館公使銜參贊蘇達利科夫當天根據莫斯科的指示，將蘇聯政府決定召回蘇聯專家與顧問的照會轉交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蘇聯政府的照會令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完全感到突然，還未聽完照會的內容就表現的驚慌不安。蘇聯政府在召回專家的照會中稱，不僅是蘇聯本身需要這些專家，也是因為中國方面對其缺乏信任，專家們希望返回蘇聯。」蘇聯機構挑選優秀、極為訓練有素的專家到中國工作，這時常對蘇聯的國民經濟建設帶來損害。蘇聯人恪守上級發出的指示，擯棄任何可能被視為干涉中國內政或批評中國內外政策及中國政府的各種言論與行動。蘇聯專家通過一系列實事深信，他們在所要完成的任務面前沒有得到中方的信任。事情甚至達到這樣的程度，蘇聯專家提供的相關建議書與技術規程被當眾燒毀，中國方面還對一些專家實施了監視。這令蘇聯專家感到羞辱與憤慨，蘇聯專家在得不到中方信任的情況下被迫向蘇聯政府請求回國。蘇聯使館奉命通知中國政府，蘇聯專家與顧問，其中包括軍事專家與顧問根據其相應狀況由中國撤回國內。「44有這樣一個實事可以說明中國外交部的慌恐，對蘇聯照會的答覆是在收到其兩周后的7月31日，也就是蘇聯使館7月25日通報中國外交部，第一批蘇聯專家自7月28日起撤離后做出的。但根據在哈爾濱工作的蘇聯專家證實，」蘇聯政府所得到的有關中國對待蘇聯專家態度的報告並非正確。「45而且絕大多數專家處於不了解中共領導反對蘇共執行政策的狀況，因此在中國方面了解召回專家的照會後，蘇聯方面立即開始向專家本人解釋蘇聯政府此項決定的政治意義。蘇聯駐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軍事專家組長巴托夫元帥461960年9月中旬就人員及重要物資撤離進程，致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與赫魯曉夫的報告證實，召回專家的建議是由莫斯科發出的，而不是蘇聯專家本身。有意思的是，除召回專家外，蘇聯還將軍事裝備撤離中國。」在得到你們關於撤離人員與裝備指示的同時，蘇聯軍事專家組領導全體與黨委會對蘇聯政府命令中指出的政治意義，以及準備運送我方人員回國採取實際行動問題的進行了說明。「7月27日在北京舉行了各軍事專家組領導與黨組織書記會議，說明了蘇聯政府決定召回專家的意義，並對蘇聯外交部1960年7月26日就該問題指示的精神向各部做出具體部署。7月27-31日間在青島、北戴河療養院舉行了全體專家及其家庭成員會議，在此期間大批專家以及家庭成員聚集在該地。蘇聯駐京機構工作人員黨組織在1960年8月5日召開秘密會議，415人出席了該會。蘇聯駐華大使切爾沃年科在報告中分析了中共領導就重大對外政策問題上的錯誤觀點，闡明了中共領導在對待蘇共及其中央的不正確的做法，詳細列舉了對蘇聯援助的不正確態度。蘇聯駐華使館決定自8月6日起與外地撤離專家進行座談。蘇聯駐華大使切爾沃年科8月7日在使館舉行的所有駐京黨的機構全體大會上做了報告。」黨的會議對與中國的關係問題給予極大關注，批評了中國同志就國際形勢和戰爭與和平問題評價的錯誤立場。在黨的會議上宣讀了蘇共中央的信函。「47中國方面在同一天，即8月4日開始著手在全國範圍內召開蘇聯專家代表會議，討論蘇中雙方就召回專家問題發出的秘密照會。而就在8月4當天，蘇聯方面得知了中國方面計劃讓蘇聯專家了解雙方照會內容的情況。8月4日9時30分，蘇聯高級軍事顧問巴托夫大將被邀請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黨委代理書記巴拉尼喬夫上校被邀請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與這些機構領導同志會談的」結果很明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計劃在蘇聯軍事專家中提出討論蘇聯政府與中國政府的秘密文件，以此懷疑蘇聯政府決定的正確性，呼籲蘇聯專家們反思。我們在這種情況下堅決聲明，不要如此行事，我們堅持請中國同志不要做出損害我們友誼的舉動。「中國外交部長陳毅在與蘇聯大使的會談中解釋中方的舉動是，」我們決定讓蘇聯專家了解的不僅僅是單方的，而是雙方的照會，使專家們能夠知道雙方的想法，自己決定哪方觀點是正確的。「48蘇聯駐華大使切爾沃年科為此向中國政府提出了抗議。然而中方領導人根據中央機關的指示，在北京與外地同時向所有蘇聯專家介紹了蘇聯政府與中國政府就該問題的照會與答覆照會。蘇聯使館及領事館提前通報自己的專家，在可能出現中國方面逼迫聽取照會的情況下應如何把握自己。在介紹照會過程中，」中國方面企圖使蘇聯專家捲入對上述文件的討論。顯然，他們這些非友善的舉動是蓄意將我國政府與中國政府各種觀點相比較，竭力在蘇聯人頭腦當中煽動對蘇聯政府決定正確性的懷疑，得到蘇聯專家在此問題上的同情與支持。我們滿意地向你們報告，蘇聯軍事專家在這複雜的情況下表現出高度的政治覺悟，和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忠誠，善於在事業上保護對蘇共二十和二十一次代表大會歷史決議的進犯。「49然而中國方面的類似的活動在後來的一段時間裡仍在持續。例如，0029部隊8月9日邀請蘇聯軍事專家參加為其舉行的告別宴會。該部隊司令員孫繼先中將，基地政委李才山50少將極力利用宴會達到反對蘇聯政府決定與蘇共中央關於戰爭與和平問題總路線的宣傳目的。李才山少將在講話中表揚了我們的專家，同時猛烈抨擊蘇共與蘇聯政府召回專家的決定，稱這項決定是單方面的，是國家間相互關係中前所未有的，是與友好條約及中蘇兩國互助相矛盾的，不僅中國人民，而且蘇聯人民同樣難以理解蘇聯政府此項決定的緣由。我們的專家對李才山少將的反蘇攻擊感到憤怒，並予以相應回擊。""51」後來的情況證實，蘇聯專家一致擁護自己的政府，中方領導人根據其意圖採取了一系列緩和氣氛的行動，中國同志對我方人員的態度普遍明顯改善。「在為蘇聯專家舉行的告別晚會上，在與中國相關部門領導人進行的談話無論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那些討論蘇聯政府決定以及蘇共政治路線的企圖都已消失，開始更加強調中蘇人民之間的國際主義友誼，指出蘇聯專家從中國的撤離不會破壞這個友誼。歡送蘇聯專家的氣氛格外熱烈，送行的中國同志在火車站上痛哭流涕。」

　　蘇聯專家組領導人臨行前與中國代表進行了話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蘇聯高級軍事專家巴托夫大將1960年8月25日與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羅瑞卿進行了會面，並將自己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事行動，政治與軍事訓練以及幹部問題的意見和建議進行了彙報。「巴托夫同志說，按照自己的性格與專業，他是個軍人，作為一名共產黨員，他有義務臨行前開誠布公地向羅瑞卿同志彙報自己的意見與建議。關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技術幹部訓練，特別是空軍與海軍工程師的工作情況問題，巴托夫指出，在1960年上半年出現的多起事故與空難造成了人員傷亡。導致這些事故與空難發生的原因是由於技術幹部缺乏應有的知識和不能夠正確使用設備。例如，在空軍第三、十八殲擊師發生的事故與空難就是因為10年間未能保養油罐車所致。結果造成油罐車中的金屬廢物掉入飛機油箱，堵塞了燃料供應系統，導致空難。在開啟發動機外罩時因著急不用鑰匙而用鎚子代替，使其他物品掉進噴氣管，導致事故。談話在友好的氣氛中持續4個小時，以雙方相互祝願身體健康及在未來工作中取得成績而結束。52同樣也應當指出，有關召回蘇聯專家的照會發出后，中國宣傳的方向有所改變。中國報刊暫時開始不發表有關戰爭與和平討論文章，更加強調兩種體系與和平共處的思想，及全面裁軍的必要性。但根據蘇聯專家的證實，」口頭上的宣傳一如既往，與莫斯科、布加勒斯特共產主義兄弟黨與工人黨會議決議相矛盾的左傾宗派主義教條的觀點仍在廣泛傳播。

根據蘇聯政府的決定，專家正式撤離的日期為1960年8月15日。中國方面解釋延誤運送蘇聯專家的原因是沒有機票，顯然就此希望蘇聯政府改變召回專家的決定。為此存在這樣一種可能，假如蘇聯政府能與中國政府進行磋商，那麼這個問題完全能通過協商渠道解決。而且中國外交部長陳毅在1960年8月初通過蘇聯駐華大使，請求蘇聯領導人重新考慮召回專家的決定，稱召回蘇聯專家會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然而決定已經做出，蘇聯專家的撤離已經組織進行。一批蘇聯軍事專家在中國已經結束了自己的工作，全體人員及家屬共計520人，其中包括行政及黨委人員被安排回國。具有實用價值的書籍與秘密文件根據你們（指蘇聯政府——譯者）的指示已發往蘇聯國防部，另一部分書籍與文件根據相關規定已在當地銷毀。黨委及所有黨組織機構的財產已發往蘇聯國防部總檔案館。政治教育器材：電影放映設備、無線電中心站、政治與文學書籍、留聲機唱片已經轉交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而電台、汽車、錄音機、音樂器材、收音機及其他財產已發往遠東軍區。在中國同志積極的幫助下，人員與重要物資的撤離工作進行有序，未出現任何困難。53如上所述，54根據1960年7月1日的情況，在中國34個部委系統與其他機構中，共有1929名蘇聯專家工作在44個城市。所有蘇聯專家在1960年7月28日至8月31日期間被召回國內。到1960年末，只有一名工作在廣州熱帶研究所的蘇聯專家留在了中國。這個時期所有的檔案文獻都指出了中國方面對召回蘇聯專家決定的反應是惶恐不安。「客觀事實與我們個人觀察所得出的結論是蘇聯政府從中國召回專家的決定令中國同志感到非常痛心。對我國政府1960年7月16日照會答覆的拖延，及中國外交部1960年7月31日答覆照會的內容本身就說明這樣一個實事。」55「中國同志與蘇聯專家在大量正式和私下的交談中對失去所需的專業幫助感到憂慮。許多人公開表示，沒有蘇聯的援助他們無法勝任工作，他們為此滿懷希望地深信蘇聯軍事專家會在很短時間內重返中國工作，對業已建成安置蘇聯專家的基地不但沒有拆除，而是繼續完善，在西直門賓館和空軍部隊建好了食堂，修繕了房屋，國防部與各軍兵種在各級機關保留了翻譯服務隊伍，圖書館里補充了蘇聯出版的專業類與政治類書籍。」56蘇聯1960年7月16日的照會發出兩周后，中國外交部在回復照會中對不信任蘇聯專家的說法予以駁斥，指出了蘇聯在對華關係上的不友好立場。57召回專家所產生的相應責任只應由蘇聯方面承擔。蘇聯外交部與中國外交部在隨後的新照會中開始相互指責。58例如，中國外交部1960年9月20日的照會認為，「蘇聯政府計劃利用召回專家向中國施加壓力。」59除此以外，中國方面指責蘇聯政府不遵守友好條約，違反向中國派遣專家的協議與合同，及由於專家撤離對中國方面有可能帶來物資損失。這裡可以同意國內（指俄羅斯——譯者）史學家們所重複的蘇斯洛夫在1964年2月蘇共中央全會上的意見。「的確如此，召回蘇聯專家可以影響到中國的煤炭、石油、林業、輕工及其他工農業領域，即便1960年在那裡工作的專家數量並不多：煤炭工業大致3人，石油工業7人，農機製造業系統2人，國營農場與墾荒部3人，農業部與林業部系統僅各1人。」60蘇聯方面在1960年首次特彆強調了上述舉動對意識形態分歧作用的理由。如果在7月16日召回專家的第一次照會中，稱中方對專家缺乏信任，故意拒絕他們提出的建議，「令蘇聯專家感到羞辱與憤慨，蘇聯專家在得不到中方信任的情況下被迫向蘇聯政府請求回國，」但在1960年9月6日的照會中首先提出召回專家的意識形態原因：「有關中共與蘇共之間的分歧在1960年4月已廣為人知，中共領導當時發表了與莫斯科宣言背道而馳的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的文章。在對當代社會根本問題認識出現分歧的情況下，蘇聯方面所堅持的鮮明路線是通過對爭議問題的討論以克服分歧；中國方面則開始引誘蘇聯專家參與討論中共與其他兄弟黨之間存在分歧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方面的不友好舉動迫使蘇聯方面做出選擇：要麼允許蘇聯專家參加被中方強加的，只能使分歧加劇的討論；要麼召回蘇聯專家，以防止蘇聯專家與中國工作人員之間的爭論，對蘇中友好事業帶來危害。」61在闡明召回專家的意識形態原因后，蘇聯外交部在1960年11月6日的照會中指出，中國方面自1958年起開始改變對蘇聯經驗的態度。「蘇聯專家建議的技術規範與標準被看作是保守落後的，普通中國人知道在企業里安裝著蘇聯的設備，蘇聯專家在那裡工作，結果似乎是企業工作不利的責任最終在於蘇聯」62照會最後列了「中國方面對待蘇聯專家不友好，不真誠」的事例，如對蘇聯專家實施監視活動：「蘇聯方面十分清楚，為專家提供的保安或翻譯人員還負有系統觀察並報告自己領導的義務：專家曾去過哪裡，做了些什麼，與誰見過面，說了些什麼等。對此翻譯及保安工作人員自己在一系列情形下告訴了專家們。蘇聯專家佐希緬科同志本年8月4日在與機械製造部副部長汪道函的談話中指出，每次公出返回北京時總能發現有人翻過自己的東西。佐希緬科同志為此表明了自己對類似情況的態度：」1937年我在德國時提包經常被檢查，但理解那裡為什麼進行檢查。為何這樣的檢查出現在這裡，令我莫名其妙。「有意思的是，蘇聯專家談論對他們進行監視情況，已經是在召回專家的照會發出后。

　　蘇聯外交部的照會用以下的方式結束，「中國方面本身對明顯又有悖友好條約行動的一切可能後果已經承擔了責任。因此不是蘇聯方面，而是中國方面應對他們（蘇聯專家—譯者）在中國無法工作的情況承擔責任。63」中國方面採取了回應措施，從蘇聯召回自己的專家與留學生，組織中國公民從蘇聯撤出。根據列寧格勒機械學院教師的證實，該院30名中國留學生中有一人暗中滯留在列寧格勒，而且是在蘇聯學生的幫助下，事先通知了蘇聯的相應機關。64隻是有一事件讓中國公民的撤離感到黯然。為迎接1960年8月被蘇聯遣返的中國原子彈專家們，中國政府建議由中國派遣軍用飛機。「蘇聯堅持專家應乘坐蘇聯飛機。飛機在蘇聯領空發生爆炸，導致所有乘客遇難。」65我們最後探討的問題是召回蘇聯軍事專家對中國軍事工業造成什麼樣的後果。如上所述，中蘇兩國在戰略利益與對外政策的分歧，以及中國通過蘇聯技術生產武器，逐漸由同盟者變為敵對者的危險性是蘇聯方面終止援助行動的原因，其中包括對國防企業領域的建設。蘇聯在生產領域召回專家，使許多中國企業在調試舉世無雙的設備遇到嚴重的困難，主要是在國防工業。根據中國的報道來看，在1960年下半年，因蘇聯專家的撤離導致生產中出現困難的消息開始由事發地報告到黨的機關。在一些由蘇聯專家照管的生產車間，工作完全停止。例如，黑龍江省委在1960年10月就從蘇聯專家以前工作過的企業領導人那裡得到報告，說生產中出現了不利情況，尤其是在蘇聯專家撤離后的新產品掌握上。採取不合理技術決定的結果導致了事故發生。66事故發生與人員傷亡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技術工程幹部缺乏對技術的了解和不能正確使用設備。除此以外，對蘇聯的技術要求與工藝圖紙「嚴重違反，使中國國防企業在生產重要的專門設備上受到挫折。67」這一切都補充證明了蘇聯專家的援助是發展中國國防生產的重要因素；沒有他們的幫助，中國方面承受著巨大困難。與此同時，從中國召回蘇聯專家的舉動首先造成國防工業的生產下滑與混亂。中國經濟在1960年下半年完全失調，而且觸及到了軍事工業領域。例如，國營工廠1961年上半年生產武器、設備及零部件與配件的計劃只完成了15.9%.由於材料與物資的匱乏，中國基礎軍事建設在1961年縮減了50-70%.中國軍隊在1961年上半年只得到計劃數量23%的鋼材，大約10%的木材，4.9%鋼板，17%的輪胎。可以斷定中國軍隊在一年內只能夠得到三分之一或一半的必要物資。68正如蘇聯駐華使館在1960年年度總結報告中指出的那樣：「中國在由大批蘇聯專家參與開發的國防新產品以及專門設備的生產上遇到了嚴重困難。」然而在蘇聯專家撤離后，蘇聯部長會議國家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駐蘇聯使館代表處中斷了聽取蘇聯設備發運過程的報告。

　　召回蘇聯專家的舉動不僅影響了中國的生產，而且影響到了蘇中貿易。中國外貿部部長葉季壯1960年10月正式通知蘇聯駐華大使與貿易代表，「鑒於自然災害和召回蘇聯專家」等情況，中國方面在1960年無法履行向蘇聯發運商品的義務。蘇聯專家被召回后，中國政府向蘇聯方面建議重新研究先前簽訂的所有經濟技術合作協定與備忘錄，拒絕了相當一部分計劃由蘇聯供應的設備。根據中國史學家的資料，為中國原子能工業預定的設備與材料大約40%沒有從蘇聯發出。69特別應當指出的是，中國在1960年初對蘇聯的貿易供貨出現了困難，原因是1960-1963年間的主要供貨量是用於償還所得到的軍事貸款。截止1961年1月1日，中國向蘇聯返還了大約60%的所提供貸款，而且是利用貸款償還的，所供給的貨物大致為1950年的一半，1960年的三分之一。與其他相比，蘇聯領導在決定召回專家的同時重視了貸款償還問題。中國對外貿易額在60年代初期總體下降，毫無疑問，這是由於「大躍進」、「人民公社」所導致的困難後果。對中國出口下降產生最強烈影響的是農業生產的衰落，農產品出口占國家對外貿易的70%以上。食品問題中出現的困難不僅影響了出口，而且每年還需要進口500-600萬噸小麥。同時，1961-1965年間工業基本建設縮減的結果造成機器設備及其他生產資料進口的急劇下降。應當指出，召回蘇聯專家對蘇聯方面而言同樣有一定的負面影響。斷絕業已存在的貿易聯繫使蘇聯遭受一定的損失。蘇聯迫不得已對為中國生產的一系列機器與設備以及後來拒絕購買的貨物尋找銷售市場。中國方面極大縮減了向蘇聯供應錫、汞及鎢與鉬的濃縮原料，而鉭鈮與鈹的濃縮物、電壓石英及其他原料在供貨中則被完全取消。與此同時，這些戰略原料開始從中國進入資本主義國家。除此以外，蘇聯專家熟悉中國的實際情況，他們與中國同事的關係有別於使館工作人員，具有信任的性質。蘇聯專家撤離后，有關設備供應過程以及對其掌握的情況已中斷向經濟參贊部門通報。中國方面禁止了蘇聯代表前往使用蘇聯機器設備的企業。蘇聯方面因此在對所供應設備的具體檢查及其掌握情況的了解上遇到了困難。不但如此，蘇聯在1960年下半年停止銷售中國出版的技術雜誌，並終止了1961年的訂購。蘇聯使館拒絕訂購1960年第四季度與1961年全年的20種中國雜誌，圖書館拒絕向蘇聯工作人員發放技術刊物，儘管蘇聯刊物定期發往中國。70蘇聯方面在1960年秋試圖使兩國關係恢復到從前類型，其中向中國方面建議派遣蘇聯專家返回中國。受蘇共中央委託，米高揚在莫斯科會議期間向中國代表表示：「如果中國真正需要蘇聯專家，如果能為其工作創造正常的條件，那麼我們派他們返回中國。」關於這點，赫魯曉夫與周恩來及中國共產黨其他成員在蘇共22大期間同樣說過。蘇聯方面1963年7月、9月，再次向中國領導重申，如果他們真正感興趣我們專家的技術援助，那麼蘇聯政府將研究派遣專家問題。71然而，讓步的代價對中國而言實在是太沉重了。蘇聯方面顯然認為中國在短時期內仍有求於蘇聯供應設備及其相關配件，為此真正的想法是使一系列工業（石油、林業、有色冶金、電力能源、橡膠耕種）生產的長期專業化與合作化，促進蘇聯與中國邊境地區（遠東、蘇聯與中國東北地區、蘇聯中亞地區、中國西北地區等）的發展。但將中國納入經濟生活範圍，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與經互會組織框架內安排勞動的意圖未能實現。中國領導的路線是建立封閉的工業體系，大量削減計劃通過蘇聯援助在1961-1965年間建設使用的成套設備與工業設施的供應數量，迫使蘇聯領導改變初衷，重新看待蘇中經濟關係的基本原則。這促使和加強了中國共產黨在同社會主義國家代表會面中解釋蘇中分歧的原因。北京獨立的對外政策路線伴隨著莫斯科方面的經濟制裁，而邊境爭端激化了兩國間的意識形態爭論，進而成為蘇中兩黨1963年公開信討論的題目。72談到1963年一季度中共中央致蘇共中央的政治信內容，蘇聯大使切爾沃年科說明了蘇共與中共之間產生的意識形態分歧，特彆強調了「中共極力損害蘇共的名譽及它的國際主義行為；挑撥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離開蘇聯，暗示他們與蘇聯保持經濟上的獨立，然後再擴展到政治關係領域。」73切爾沃年科最後指出：「中共領導放棄業已達成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路線，在目前具有何等嚴重的性質，鬥爭將是長期和複雜的。」74蘇聯領導人在召回專家后，大概是在等待中國領導重新向其請求援助，到那時就能夠以「強國」的立場迫使對方接受自己的條件。蘇聯領導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寄希望於「大躍進」的結果保持中國國內經濟的混亂，嗣後造成中國領導的更迭，相應地改變路線。這樣的情況至少有利於蘇聯方面加強對中國，特別是東北與新疆的控制。另一方面想必是等待軟弱或新的中國政府重新請求蘇聯的援助，到那時可以得到被毛澤東所拒絕的，並為此可以使中國完全從屬於自己，也就是通過經濟手段獲得政治影響。然而中國方面的反應則與莫斯科所等待的截然相反。「依靠自身力量」，「中國式」發展道路的政策與頻繁的邊境衝突挫敗了蘇聯領導施加經濟影響的計劃。蘇聯從中國召回專家意味著國家間關係轉變為新的類型。蘇聯駐華公使銜參贊蘇達利柯夫在召回專家照會發出10天後，向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遞交了第一份違反蘇中邊界規定的照會。由此接踵而來的是，因邊境事件與大量新疆公民進入蘇聯，促使了蘇聯與中國國家邊界的加強總結蘇聯專家在中國工作的一些結果與兩國領導在50年代末的政策，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中國領導所奉行的與蘇聯密切合作路線，是以中國政府當前決定的戰略任務為前提——為保持民族獨立與強化執政制度的鬥爭。忽略這個時期所出現的問題，在兩國領導的對外政策相吻合情況下經濟合作仍然繼續。然而中國方面試圖藉助外部因素與動員最強有力的力量，建立自己軍事工業的最終目標是在經濟與政治上完全獨立於蘇聯。但中國在短時間內對新型軍事工業生產的研究只能有賴蘇聯的支持。同時蘇聯領導明確規定了允許向中國轉讓科技與秘密信息的框架。作為對轉讓原子彈生產技術拒絕的補償，蘇聯1959年對中國成套設備與「新技術」的供應明顯增加。這同時也是蘇聯領導利用軍事供應做交換，向中國對外政策施加影響的一個嘗試。為此中國根據貸款協定，以軍事貸款的方式已經得到數目高達50億盧布75的軍事設備與武器。這一切都變成利用外部資源可以影響中國對外政策路線的補充因素。兩國在政治利益上的分歧同時影響了經濟關係，導致國家間的衝突——1960年召回蘇聯專家和與停止供應蘇聯的設備。蘇聯召回專家，並在現實中停止對中國的支持，導致無論是現實的——可以克服的臨時困難出現，也無論是固定的——不能容忍的困難等各種綜合問題的出現。政治、意識形態以及經濟原因在這裡已交織在了一起。

　　蘇聯召回專家的根本目的是借用經濟手段試圖為政治問題的解決施加影響，而達到經濟依賴后就可以擴大到政治關係領域中，尤其在經濟領域的投資，特別是對國防工業的投資是中國執行對外政策的必要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