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惟有杜司勛

杜司勛，即杜牧，晚唐詩人之翹楚。李商隱有一首七絕，這樣寫他：
　　
　　高樓風雨感斯文，
　　短翼差池不及群。
　　刻意傷春復傷別，
　　人間惟有杜司勛。
　　（《杜司勛》）　　　
　　
　　唐代詩歌，經過了初唐的勃興，盛唐的輝煌，中唐的賡續，到了晚期，已呈神疲力薄之勢。若無杜牧、李商隱那令人眼目一新的格局，恐怕是很難畫上圓滿句號的。晚唐的這兩位詩人，都很短命，可憐得很。

　　杜牧，公元803年生，852年死，活了49歲；李商隱更慘一點，公元812年生，858年死，活了46歲。他們都處於鬱悶困頓中，愁病而逝。中國文人的命途多舛，生不逢時，這可算一對典型。

　　可在如此短促的生命周期里，他們卻能給詩歌，給文學史，留下來長久不衰的精彩，實在是了不起的。在中國，凡讀過點古文，念過點舊詩的知識分子，幾乎不假思索，即能脫口而出這兩人的詩句。為什麼他們的作品，能夠擁有千秋萬代、持續相繼的讀者，道理很簡單，因為，從他們心底流出來的詩，永遠洋溢著鮮活的新意。惟其新，詩人也就伴隨著讀者長存下來。

　　作詩也許不難，創新為文學的生命，卻是一件相當不易的事。魯迅曾經感嘆，他的舊體詩所以未能多作的原因，就在於前人已經把詩寫盡了。一個「盡」字，道出創新者難以為繼的苦衷。創新，遂成了文人的致命傷，困惑著一代又一代想寫出點好東西，想寫出點新東西的作家和詩人。

　　自唐以降，一千多年，詩人何啻千萬，所寫的詩、詞、歌、賦，數以億計，還有什麼沒想到的？還有什麼沒寫到的？還有什麼未開墾的處女地，留給文學的後來者耕耘呢？魯迅盡量不寫，這就是智者的抉擇了，與其露醜，不若藏拙。而不幸的是，時下很有一些自命風雅的同行，附庸風雅的官員，弄上兩首順口溜，打油詩，快板書，混充五言七律，絕句漢俳，這純粹是有了把子年紀以後，還要穿開襠褲上街，露出不雅的臀部，存心不怕丟人的洋相百出了。

　　這就是中國人多，中國文人跟著也多的後遺症了。林子大，便什麼鳥兒都會有了。一般來說，樹林雖大，鳥兒頗多，大致也就以下這四類。自古以來，凡耍筆桿的，都逃不脫這樣的區分：

　　一，把文學當成生命的；

　　二，把文學看成飯碗的；

　　三，拿文學當玩藝兒的；

　　四，專門以折磨文人為己任的。

　　第一類人，通常活得很苦，尤其想創新者，更苦；第二類人，大半活得很爽，只要拿起敲門磚，幾乎都有成為阿里巴巴的可能，自然，臉皮要有一定的厚度，手臂要有一定的長度；第三類人，不管別人如何，總是能夠自得其樂；而第四類人，別人開心他不開心，別人不開心他倒開心了，一副「天喪予」的面孔，最好是躲得遠些為佳。

　　這就是既相生相剋，也相輔相成的文學生物鏈。

　　但最奇怪，無論以上第二類文人搞的功利文學，第三類文人搞的撓癢文學，第四類文人搞的整人文學，統統都要標榜自己為百分百的正宗文學。惟恐人家不認賬，不買賬，便藉助於權力，藉助於金錢，偏要擠進文學史，偏要大家向他鞠躬如儀。這大概就是魯迅所諷刺過的，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的行徑了。

　　近年來，我竭力龜縮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免得碰見這班人時，點頭不是，不點頭也不是的尷尬。

　　當然，各式各樣的文人，自然也就有形形色色的文學，本是文壇的客觀存在，大可不必諱言。拍馬文學未必低，清高文學未必高，但魚和熊掌，不可兼得。你得了魚，就不要再指望熊掌，你吃到熊掌，就不要再染指魚。但文人是種很慾望的動物，魚也想得，熊掌也想得者，大有人在。於是，就不停地寫，拚命地寫。但別忘了，聲名的誘惑，功利的追求，從政的驅使，經營的用力，一個勁地投身於這種非文學的活動之中，就難免要有才智退化、想象乾涸、情思衰竭、感覺遲鈍的可能。提起筆來，也就只有蹈襲陳規、依樣葫蘆、駕輕就熟、因循守舊這條路可走。

　　於是，出現了當下文壇上的近二十年來目睹之怪現象：

　　一是寫詩的人，比讀詩的人多；

　　二是寫小說的人，也快要比讀小說的人多；

　　三是寫評論的人，估計不久的將來，肯定會比寫作品的人多。

　　這似乎有點危言聳聽，但看到我的同行們，如此不在意文學的創新之道，如此不介意文學的生產過剩，如此津津有味地，樂此不疲地，像舊時磨坊里那些蒙著眼罩的牲口，一圈一圈繞著磨道，以一年千部左右長篇小說，數千篇中篇小說，數萬篇短篇小說，以及恆河沙數的詩歌生產速度，為讀者製造著「標準粉」式的精神食糧，不免有些杞人憂天起來。

　　我想，一個真正把文學當成生命的人，應該不會滿足於這樣的文學生產方法。

　　從古至今的文人，稍有點出息的，不願落入窠臼，不願重蹈前轍，不願嚼別人嚼過的饃，不願尾隨他人走同一條路，是文人的本能，是文人的天性，也是文人的命根子啊！

　　由此，你不能不對唐代詩人這種創新的執著，「語不驚人死不休」（杜甫語）的一根筋的精神讚嘆不已。他們總是希望創造出「今古未嘗經道」（杜牧語）、「遠去筆墨畦徑間」（杜牧語）的新格局；總是努力開拓出「惟陳言之務去」（韓愈語）、「作不經人道語」之「一家言」（李賀語）的新境界。唐詩之所以為唐詩，就建立在這種不斷更新的宏大氣象上。

　　於是，我在想，唐詩由初唐的王楊盧駱，到盛唐的王維、孟浩然、李白、杜甫，到中唐的白居易、元稹、韓愈、李賀，進入公元九世紀中葉，當時的文學界，肯定也會有魯迅寫作時，這種受到被前人寫盡，而不得不袖手的踟躕，這真是沒有辦法的事。

　　猶如到果園去採摘，你興沖沖地來了，可發現那些捷足先登者，已將最完好的，最甜美的，最具有市場價值的果實，席捲而去，只剩下殘枝敗葉，一片狼藉。際此地步，老兄，你將何以堪？這種無所適從，無從下手，無法收拾的局面，也是那個時期的杜牧、李商隱、許渾、張祜等晚唐詩人，所面臨的現狀。

　　唐詩有兩個「李杜」，一為公元六世紀的李白與杜甫；一為公元九世紀的李商隱和杜牧。對后「李杜」而言，前「李杜」已經達到的高度，其不可企及之勢，實在是難以逾越的巔峰。要想與他們比肩，必須要走出自己的路，必須要寫出與他們的不同來，這才能擁有絕對屬於自己的世界。你要當跟屁蟲，永遠也不會有出息。杜牧不會這麼講，但一定會這麼想。

　　我是根據公元831年（文宗大和五年）十月中，杜牧為《李賀集》做的序，作出這樣的判斷。他在文章結尾如此寫道，口氣之大，令人咋舌：「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他對李賀的褒揚，也是對自己的期許。雖然，他在《獻詩啟》里說明他的創作原則：「苦心為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於中間。」但他的為人一生，也許很失敗，為文一生，卻是一位有大志向，有大抱負，決心崛起，不甘雌伏的文人。清人趙翼指出：「自中唐以後，律詩盛行，競講聲病，故多音節和諧，風調圓美。杜牧之恐流於弱，特創豪宕波峭一派，以力矯時弊。此其一生命意所在也。」

　　《全唐詩序》說到杜牧，也認為他：「精思獨悟，不屑為苟同者，皆能殫其才力所致，沿尋風雅，以卓然自成其家。又有甚者，寧為幽僻奇譎，雜出於變風變雅之外，而絕不致有蹈襲剽竊之弊，是則唐人深造極詣之能事也。」

　　所以，李商隱才有發自內心的「人間惟有杜司勛」的極高評價。要知道，文人稱讚文人，同行叫好同行，不是虛頭巴腦，不是順水人情，不是當面點頭，背後撇嘴，不是阿附諂諛，捧場討好，而是由衷讚美，真心褒揚，是極少有的，因而也是極難得的。

　　這就印證南北朝時梁人蕭子顯在《南齊書·文學傳論》所說過的金玉良言了：「若無新變，不能代雄。」這兩句話，八個字，絕對是想在文學領域中，要干出些名堂來的人的座右銘。杜牧如此，他的朋友李商隱如此。你要想頭角崢嶸，領時代之風騷，你要想獨樹一幟，引文學之新潮，那就必須有這種本領，在努力傳承的同時，能夠不斷創新，在博採眾長的同時，表現自我。幸好后一「李杜」，天降奇才，二十啷噹年紀，果然創造出有別於前人的晚唐神采。

　　文學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有其相通相應的內在聯繫。如果說前者，其恢宏開闊的氣勢，似乎是盛唐如日中天的映照；那麼後者，其精緻、典雅、秀麗、婉曲，多少也是晚唐「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寫真。文學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時期，大師聯袂而至，滿天星斗燦爛；一個時期，文人缺席失語，文學暗淡無光；這都是屬於造物主的安排，並無必然的規律可尋。

　　然而，老天對唐詩頗為關照，真讓人嫉妒。儘管，公元816年（憲宗元和十一年），李賀卒，819年（元和十四年），柳宗元卒，824年（穆宗長慶四年），韓愈卒，831年（文宗太和五年），元稹卒，842年（武宗會昌二年），劉禹錫卒，843年（會昌三年）賈島卒，像秋風掃落葉一樣，詩壇凋零，四顧蒼茫，文事寂寥，一派凄涼。這時，誰也料想不到，杜牧和李商隱的出現，以枇杷晚翠的絢麗，以魯殿靈光的晚唱，又重新將唐詩的聖火傳遞下去。

　　因此，返顧現實世界，新時期文學也已二十多年過去，上帝不開眼，不賞你臉，不給你大師，又能奈何得了？雖然時下也有一些人捧和自吹的「大師」出現，不過是《穆桂英掛帥》中那句唱詞，「幾年不到邊關走，磚頭瓦塊也成了精」的精神上極不健全者的夢囈罷了。

　　在常見的中國文學史上，都認為杜牧的詩，以清新俊逸，豪健峭拔，風流倜儻，餘韻邈遠的風格著稱；李商隱的詩，以深情綿邈，沉博婉曲，華彩豐瞻，邃密縝思的特色聞世。這兩位詩人的珠聯璧合，成為一時雅望所至。加之同時代如許渾、和凝、張祜、李紳、姚合之流的團隊作用，遂變革著詩壇風氣，創造出時代潮流，終於一改中唐以來聲綺情靡、勢弱力頹的詩風。

　　杜牧和李商隱，應該早在公元839年（文宗開成四年）前後，就相知相識了。

　　從性格上看，杜牧是外向的，李商隱是內斂的。從出身來看，杜牧是世家子弟，雖然到他父親這一代，沒落了，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從他的靈魂，到他的詩文，無不豪爽大氣，特立獨行。李商隱則是從吏佐家庭中走出來的，總是仰著臉看人討生活，因此，表現出來的精神，便是小心謹慎，低調緘默，盡量收縮，放下身段。

　　所以，杜牧的詩，以氣勝；李商隱的詩，以情長。甚至，他倆的風流，他倆的浪漫，他倆的情感史，也迥然不同。應該說，文人有幾個不風流，不浪漫的呢？也許不是所有能風流，會浪漫的人，都必然成為作家和詩人，但可以肯定，文人要不風流，要不浪漫，要想成為大文人，也難。

　　杜牧的風流浪漫，是張揚的，是放肆的，是泛愛的，是略無顧忌的，「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大張旗鼓，引以為榮。而李商隱的風流浪漫，則是影影綽綽的，似隱似顯的，鍾情深沉的，淺吟慢唱的，「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充滿著無可奈何的惆悵。

　　可以想象，當李商隱在他所追隨的恩公令狐楚的府邸中，當一名隨員、見習生時，見到這位傾動長安的詩壇領袖，該是多麼的傾慕和心儀了。那年，杜牧三十七歲，風華正茂，任職左補闕，史館修撰，膳部、比部員外郎，標準的中級文官。對歷任諸鎮節度使，為地方諸侯，現回來京城，在朝廷里做到尚書僕射這樣極高層官位的令狐楚而言，別說平起平坐，按常禮，杜牧應該垂手侍立才是。但李商隱所看到的場面，不禁失色。卻是他的恩公，反客為主，趨前迎問，倒過頭來巴結討好這位大咧咧的詩人。

　　現在也弄不清杜牧是府上的常客呢，還是稀客？但據《唐詩紀事本末》，杜牧對於他的詩友張祜被逐科舉，專門跑來找令狐楚幫過忙的。「一聲何滿子，雙淚滴君前」的張祜，少年氣盛，惹惱了白居易，而白老前輩也欠雅量，認為年輕人未免囂張，不敲打敲打，不知馬王爺長幾隻眼，遂讓在皇帝面前說話算數的元稹，在會考時取消其資格，弄得張祜一輩子未能發達。

　　於是，激於義憤的杜牧，專門寫過詩「睫在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以鳴不平，由此可見杜牧的提攜同志的熱忱，對於老一輩指責後生的抗爭。據新舊《唐書》，說到杜牧的「剛直有奇節」，「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萬痛切。」正如他的一首《自貽》詩所言：「飾心無彩繢，到骨是風塵，自嫌如匹素，刀尺不由身」那樣，事未必能做到，話一定要說到。

　　因此，他在令狐府上，認識這位比他小九歲，初露頭角，稍有詩名的李商隱，肯定相見恨晚。但是，兩位詩人的這段友情，很快就結束了。為什麼這兩位詩友，參商相隔，一別十多年，直到生命的後期才重得聚首呢？

　　這就是尼采說過的那句名言了，上帝要讓一個人滅亡，就先讓他瘋狂。同樣，要讓一個王朝滅亡，一個時代滅亡，也是先得從瘋狂開始。安史之亂以後，李唐王朝便日漸衰弱，但似乎覺得死得還不夠快，宦官之亂，方鎮之亂，還不夠，從公元821年起，到859年止，以李德裕為一方，以牛僧孺、李宗閔為一方的朋黨之爭，像兩台開足馬力的官場絞肉機，互相格鬥將近四十年，創中國歷史上宗派鬥爭時間最長紀錄。也是中國文人史上，一群由二、三、四類文人組成的隊伍，在政治舞台上，所作的最噁心、最醜陋的一次表演。

　　從牛、李黨爭的這些主角身上，我由此也明白，為什麼那些江郎才盡，或壓根兒就不曾有過才的江郎，拚命削尖腦袋，為一頂烏紗帽而跑斷腿，說破嘴，磕斷頭，求爺告奶的所為何來了？替他們想一想，諸公不幹這個，還能做其它什麼營生呢？

　　重重壓力之下，杜牧離開長安，由黃州，而池州，而睦州，跌跌撞撞，一路外放，幾近家破人亡，無以存身；同樣，左右排斥，怎麼也不是的李商隱，由華州，而桂州，而徐州，而梓州，蠅營狗苟，碌碌謀生，越活越差，每況愈下。根本原因就在於杜牧也好，李商隱也好，雖然在這場朋黨鬥爭的棋局上，連兵、連卒這樣棋子資格也不配。但宗派主義發展到瘋狂階段，紅了眼連親爹親娘也不認的階段，人人排隊，個個劃線，像過篩子一樣，這兩個詩人也不能倖免，捲入這台絞肉機內，落入了不知伊於胡底的被整肅的命運之中。

　　也許上帝製造天才，同時會嫉妒天才，因此，從不百分之百地成全天才。給了杜牧非凡的才分，多面的功力，超常的文筆，靈動的詩韻，也給了他一個跌宕的，多事的，不順遂的，污言濁語的大環境，以及一群跟他過不去，看他不順眼，總是要琢磨他，算計他的二、三、四類文人，讓他氣喘不勻，心展不開，路走不通，飯吃不香，最後除了短命而亡，還有其它生路嗎？

　　李德裕，牛僧孺，李宗閔，應該說都是文人出身，《全唐詩》收有他們的詩作。當然，說不上有什麼才氣，更談不到有什麼創新。別看他們寫詩不行，寫文不靈，但搞起朋黨惡鬥來，株連面之廣，牽涉人之多，除敵務盡的徹底，斬草除根的堅決，惟恐漏網的搜羅，不論無辜的查辦，無所不用其極。據說，連高高在上的皇帝，都被他們今天將這個人打出朝廷，明天將那個人攆出京城，弄得煩心透頂。據《資治通鑒》：「上（唐文宗李昂）患之，每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

　　隨著宣宗李忱登基為帝，李德裕失勢，被踢出京外，最後發配崖州，終於退出歷史舞台。為黨爭牽累的其實不過是小八臘子的杜牧、李商隱之流，很有一點落實政策，平反改正的意思，從外放地陸續回到京城長安。大約在公元849年（宣宗大中三年）前後，這兩位詩人久別之後，終於聚合了。

　　幸好杜牧，這位具有傷時感世的智者胸懷，具有多面突出的才思風采，具有風流瀟灑的感性世界，具有卓立特行的思想情操的詩人，要比淹蹇的李商隱，揮灑自如一點，多姿多彩一點，能在不開心中尋找快樂，能在不順利中謀求幸福，至少能做到一個在精神上不肯敗，不想敗，雖敗也不倒的強者。

　　這兩位詩壇扛鼎人物，回到長安后，杜牧為司勛員外郎，李商隱暫代京兆府法曹參軍。文學史習慣於「李杜」並稱，除了他們共同的文學聲名之外，也因為他們彼此之間的私下情誼。兩人在這段日子裡，肯定有過頻繁的相處交遊，有過密切的來往酬唱。在《全唐詩》的《李商隱卷》中，除了「人間惟有杜司勛」的《杜司勛》外，還有一首《贈司勛杜十三員外》。
　　
　　杜牧司勛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詩。

　　前身應是梁江總，名總還曾字總持。

　　心鐵已從干鏌利，鬢絲休嘆雪霜垂。

　　漢江遠吊西江水，羊祜韋丹盡有碑。
　　
　　特別講究曲折含蓄、隱晦奧秘的李商隱，是不願將詩寫得很白，不肯將話說得很直的詩人，但他寫下如此近乎絕對的評語，說明他對杜牧詩壇領銜地位的推崇，對杜牧作品高度成就的讚譽，可謂無以復加了。

　　李商隱給杜牧贈詩，正是他風風光光地奉詔，為已故功臣韋丹寫《遺愛碑》之時。

　　如今藏於故宮博物院的，杜牧親筆手書《張好好詩》，那「瀟灑流逸，深得六朝人風韻」（《金石錄補》）的評價，所言非虛。他還擅畫，宋人米芾稱其「精彩照人」，可惜後世無存。杜牧註釋過《孫子兵法十三章》，所著《罪言》、《原十六衛》，以及早期的《阿房宮賦》等文，都能看到這位詩人在政治上的高瞻遠矚，以及關心國事，主張削藩、強兵、固邊、禁佛，以天下蒼生為己任的氣概。所以，李商隱對杜牧的這個「人間惟有杜司勛」的至高評價，是一種跳出文人圈子的由衷讚美。

　　清人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杜牧更有很切實準確的論述：
　　
　　平心而論，牧詩冶盪，甚於元、白，其風骨實出元、白上。其古文縱橫奧衍，多切經世之務。《罪言》一篇，宋祁作《新唐書·藩鎮傳論》，實全錄之。費袞《梁溪漫志》載歐陽修使其子讀《新唐書》列傳，卧而聽之，至《藩鎮傳敘》，嘆曰：「若皆如此傳，筆力亦不可及。」識曲聽真，殆非偶爾。即以散體而論，亦遠勝元、白。觀其集中有《讀韓、杜集詩》，又《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詩》曰：「經書刮根本，史書閱興亡，高摘屈、宋艷，濃薰班、馬香，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茫茫。近者四君子，與古爭強梁」，則牧於文章，具有本末，宜其睥睨長慶體矣。
　　
　　讀到這裡，誰都會忍不住思索：上天要假以時日，多享年月，還不知他會為中國文學史作出多大貢獻呢！

　　可是，令人無法不感嘆系之的，這一年，杜牧47歲，已進入他生命倒計時的階段，對他來講，喪鐘即將敲響，日子已經是屈指可數了。

　　文人的不幸，最痛苦的莫如上帝不讓他活下去，要他撒手離開這個遠沒有看夠，遠沒有寫盡的鮮活世界了。這也許是我們後世之讀者，對那些活得很爽，活得味道好極了的二、三、四類文人切齒的理由。

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我最喜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