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的遠見與膽魄

冼岩來稿：與此前社會進程的方向明確不同，進入新世紀后的中國顯得仆朔迷離，各種相互矛盾的信息令人眼花繚亂。社會進程的面目不清意味著主宰力量已非單一，有多種因素共同決定著中國社會的前景，歷史進程表現為相互抵觸的多個層面、多種趨勢。

中國至今仍然是個政治社會，政治的作用舉足輕重，其它如經濟、文化力量對社會方向的影響無法與政治相提並論。在影響中國的諸多政治力量中，國外勢力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力雖逐步增強，但由於中國的主權政府仍擁有強大的自我保護能力，以及中國社會的相對封閉特性，這種影響迄今為止仍然有限。另一方面，體制外的政治力量一直受到嚴密壓制，雖然隨著中國的社會自由化、經濟市場化進程，以及國外勢力的支持、呼應，其韌性和活躍程度逐漸增強，但它對社會方向的實際影響暫時還可忽略不計。真正對中國社會具有決定性影響的仍然是體制內政治力量。由於體制內政治力量發生了分化，不再是鐵板一塊，中國社會才表現出仆朔迷離的特徵。

體制內政治力量的分化主要發生在負責決策的國家領導人與包括中央各部門、地方各政府等負責執行的官僚系統之間。集權體制的效率取決於自上而下的政令暢通、令行禁止，但中國改革所導向的社會自由化、經濟市場化進程不但使政治權力從一些領域退出，而且使官僚系統的各個組織部分相對於核心領導層擁有了更大自主性，並且滋生出獨立的自我利益，這正是中國第一代領導人慾嚴防死控的修正主義、官僚「變質」。這種權力分割、利益分化形成的「變質」，使體制內政治力量不再步調一致，對社會方向的影響也不再單一，而是呈現出相互矛盾的特徵。

先看決策層。人類社會的前行軌跡呈螺旋狀，直線而行只是其間極短一瞬。因此，對社會運行負有管理、引導之責的政府政策也須依情勢變化不斷調整，不能墨守成規，一成不變。進入新世紀后，中國政府的政策取向發生了不小變化，但這種變化背後的決策邏輯被掩蓋在社會轉型期的混亂與掀囂中，不易看清廬山真面目。對此，本文試圖從5個方面進行梳理。

一，在政治制度方面，近年來中國雖啟動了一些黨內民主或基層民主的試點，但與其說這是執政黨對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動試水，不如說它是迫於外界環境的被動反應。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迄今為止中國執政者並沒有遵照西方政治邏輯實行民主化的意圖，中國領導人甚至已開誠布公宣示了這一點。

中國政治雖然在西方民主化的道路上沒有突破，但在對原有體制的改造上卻邁出了重要步伐。新一代領導人的順利交替，標誌著權威體制下的最大政治難題——權力轉移已有了相對成熟的運行機制，國家領導人的任期制也已經真正落地生根。其意義是：可以定期審視、調整國家政策，使糾錯既知易又行易，避免錯誤累積到「最壞」釀成災禍。這是一種不是西方民主制而作用類似於西方民主制的制度設計，其重要性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越來越彰顯。

二，新一代中國領導人最大的主動調整發生在國家指導思想層面，由原來的「效率優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變為「效率與公平並重」，先後提出「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等新治國理念。這種重大的方向性調整是對社會變化審時度勢的結果，它體現了執政黨已經成熟到可以與時俱進的程度。這種主動調整對現行體制的重要性可以由歷史經驗來說明：中國前領導人華國鋒就是因為不能主動調整而被迫下台的，鄧小平也正是以對毛澤東時代的調整作為旗號，才被推戴為第二代領導核心；在改革進程啟動后，與前蘇聯戈爾巴喬夫拒絕隨勢調整並最終導致蘇聯解體不同，當原來改革進程的基本邏輯與社會穩定的基本要求發生衝突時，鄧小平於1989、1992年兩次及時進行了調整，調整后的新路線保證了中國整個1990年代的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戈爾巴喬夫在今天才終於表示後悔，並親自給「中國朋友」提出忠告：「不要搞什麼'民主化'，那樣不會有好結果!千萬不要讓局勢混亂，穩定是第一位的」；「改革時期，加強黨對國家和改革進程的領導，是所有問題的重中之重」。

國家指導思想層面的轉變，是近年來民間爆發「反思改革」大討論的重要原因。不是社會思潮的變化引動政策調整，而是政策調整觸發了民間的思潮變化，這既反映了現行體制對思想創新的壓抑，也體現了新一代領導人對社情走勢的及時把握——調整的果斷使危機成為轉機，在新的旗幟下聚集了人氣，這次調整堪比俄羅斯的普京對葉利欽時代的重大調整。

三，要落實國家指導思想層面的轉變，離不開經濟層面的基礎鋪墊，因此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也在此時鋪開。其基本取向是逐步擺脫對勞動力成本優勢的依賴，建立起自主創新的科技優勢；逐步走出對出口的依賴，建立起以內需為主的經濟體系。這是中國經濟早就想走出而此前始終未能走出的一步，這一步是如此艱難，以至最後還是在國內對貧富分化、低層勞動者生存狀況惡化，國際對「中國製造」縱橫天下的承受能力都已接近底線的雙重壓力下，才不得不邁出。

這無疑是一項艱巨複雜的工程，在全球競爭激烈的背景下，規模龐大的中國經濟能否順利完成轉型，存在許多未知因素。幸運的是，這並非是需要一次性完成的工作，它可以分步驟、分部分進行。中國經濟發展具有地區不平衡特徵，這使得看似不可能的任務可以分解成一個個相對較易的課題來進行。這種原來被視為是中國經濟重大缺陷的地區差異性，或許是今後中國經濟能夠分步實現順利轉型的關鍵。

四，國家指導思想層面與經濟層面的變化必然反映在意識形態及其話語層面，執政黨開始逐步疏離原來一直居於強勢的「改革話語」，更多運用傳統資源（這包括正統的官方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兩個方面）。在現行語境下，官方的這種變化直接引發了民間思想力量的消長。在經歷了一場廣泛參與的「反思改革」大討論后，民間思想格局開始發生左增右減的變化，由原來的自由派一強獨大逐步過渡到今天的左右相互制衡。左右之間的爭論增加了，借鑒、融合也增加了，不再是原來的各自表述、老死不相往來。思想界多元並存、左右互動的格局正在形成，它必將深刻改變、重塑當代中國人的精神面貌與社會心理。

五，國際關係層面的變化同樣引人注目。前不久發生的胡錦濤訪美，標誌著中國對美國主導的單極秩序的承認。隨著冷戰後美國全球主導地位的逐漸鞏固，中國外交開始由原來「強調國際多極政治」向「在承認單極秩序基礎上追求中國利益」轉型。其直接後果是，美國投桃報李，其副國務卿在國會聽證時明確表示：台灣只是個經濟體，不是國家；台獨意味著戰爭，意味著美國士兵流血犧牲；對付陳水扁這樣的無信之人，美國必須很小心——這是迄今為止美國方面關於美台關係底線的最清晰表達，也是對屢以台獨相挑釁的陳水扁的警告與疏離。結合近年來大陸對台政策的轉變、與台灣在野黨交往的增進，在台灣這一關鍵性戰略利益上，中國政府終於創造出一種自1990年代以來最有利的局面。

綜上所述，政策的及時調整體現了決策層對時勢的精到把握，並且這種調整已產生「化危機為轉機」的正面效應。因此，新一代中國領導人有理由得到高度評價。在此後偉人時代，調整的果斷及時與最高權力的順利交接密切相關，充分體現了國家領導人任期制的糾錯功能。

但是，執政能力包括決策與執行兩個主要方面，決策體現領導人的遠見與膽魄，執行取決於整個官僚系統的效率。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把握時局、果斷調整的能力與改革初期的第二代領導人可相比擬，但同樣的果斷決策，在今天並未收到如同改革初期那種立竿見影、億眾歸心的效果。除社會情勢的變化，政府可運用資源的局限外，效果的削弱主要是因為今日官僚執行系統的效率與當年已不可同日而語。時下外間對中國領導人的負面評價，大多與官僚系統低效率有關。由於政治權力在許多領域逐漸收縮，權力效應的覆蓋面與有效性也逐漸收縮，利益分化更使政治決策在執行時往往被導向不同方向，官僚系統不再如臂使指。

在利益分化格局下儘可能將權力運用於各自的利益方向，這是人性之必然，因此腐敗瀰漫也是必然。今日腐敗的瀰漫程度、官場生態之靡爛，有些方面已接近前清之末。清末雖出曾國藩、李鴻章等良才，最高領導者慈嬉也非庸手，但整個官僚系統的靡爛最終斷送了改良中興的希望，促使社會對立面逐漸走向極端。大船已破損，無數人卻還賴之在大海中沉浮，這就是百年中國的無奈命運。

當下中國可稱幸運的是，經濟層面表現尚優。經濟的高效率，源於在「發展經濟」這一目標上國家領導人與整個官僚系統的利益一致。但在其它方面，中央決策的貫徹執行要大打折扣，其效率與「發展經濟」不可同日而語。現在進行的經濟轉型，同時也將調整相關各方的利益格局，官僚系統能否保持上下利益的一致性？效率將如何？不容樂觀。

在傳統體制下，政治危機往往非引發於統治者而引發於其下之官僚。從歷史經驗看，僅靠自上而下的監督鮮有能走出困境的成功機會。從世界範圍看，當下西方社會已基本克服上述「官僚體系利益膨脹，執政能力、基礎削弱，社會崩潰」的怪圈，靠的是自下而上的制衡。這主要有兩種模式。

一是全民參與的現代民主政治模式，讓全民來監督官吏，這是長期有效的治本之方，但缺點是運用於當下中國，可能引發被長期壓抑的社會矛盾，促使整體性危機爆發。另一種是精英相互制衡的模式，這是近代西方曾普遍踐行的模式，其基本內容是：對經濟、文化精英開放部分政治權力，讓他們有能力制衡政治精英，保障自己權益不受侵害，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其它階層的利益。由於政治開放僅在精英層進行，社會動蕩較小，這是更適合於中國國情的模式。但今日中國比之昔日西方其操作難度已不可同日而語。「等級制」在當年天經地義，所以「等級民主制」可以暢通無阻；但在今天，任何公開的等級制都將遭到公意的指責，等級民主制必須尋找新的實現形式。

因此黨內民主在中國受到許多人推崇，但黨派在今日中國並不能對應實際的社會階層。黨內民主要起到等級民主制式的社會效果，必須增添新的內容：開放、鼓勵經濟、文化精英進入黨內，並在黨章中承認他們的利益，使其獲得名正言順的地位，將黨改造為集政治、經濟、文化精英於一體的團體。

這或許是第三代領導人提出「三個代表」想要解決的問題。三個代表不但可擴大政權基礎，而且可使新進入的力量成為制衡傳統政治精英的基礎。但「三個代表」的這種意圖始則受到官方傳統意識形態的制肘，繼則因經濟、文化精英與社會大眾的矛盾激化而遭夭折，於是事情又幾乎回到原點。

在有限任期制下，現行體製成了一種只宜守成、難以創舉的體制。國家領導人在位不過十年，其中權力接交、鞏固需要四、五年，其間還少不了各種利益的妥協，剩下來幾年還能幹成什麼大事？由於不可能在執政集團內部進行重大的利益調整，也就不可能真正下大力氣反腐敗，於是腐敗成為不治之症。最高領導人退居二線之後的繼續干政，在某種程度上是欲有所作為者之必然，但這又進一步使高層的政治生態失序。在現行體制下，官僚系統效率的增進需要新舊領導人精誠合作。從「先進性教育」、「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提出，到近期各層級的幹部人事調整，都體現了新一代領導人慾強化官僚系統效率的決心。但要從根本上提升執政集團的執行能力，端賴於能否形成與市場化社會相適應的新型治理方式，以及針對腐敗等結構性頑疾提出新的有效遏制方案。只有中國領導人能夠在這方面作出突破，中國人才會對未來產生更好預期、擁有更多信心。

從某種意義上說，當下中國的宏觀政治運行實質是國家領導人個人與現行體制之間的四則運算，其間既有相加、相乘，也有相減、相除。領導人如舵手，體制如航船，民眾如乘客。前方隱約可見，舵手奮力欲將大船駛向對岸，奈何風高浪急，船體破損，能否堅持到達目的地，前景堪憂。

只有能夠超越時代限制的舵手，才能夠克服船體的局限，將大船駛向彼岸。能夠實現這種自我超越的人，不是天降時勢如毛澤東，就是千錘百鍊如鄧小平。在現下的政治生態下，很難期待這種不世出的偉人，倒是很有可能出現另一個戈爾巴喬夫——戈爾巴喬夫是個有點蹩腳的模仿者，他欲超越時代的主觀願望令人尊重，但他在客觀上並未積累起足夠的政治能量。因此當他與體制相撞同歸於盡時，由於沒有人能夠駕馭這艘航船，全社會陷入了漂泊動蕩：大船傾覆，只有少數人爬上了救生筏，大多數人落在水中，載浮載沉；設想中的新船，還在按圖試製中。

捧臭腳的又來了

讀懂了嗎？新瓶裝老酒？

不知道哪一位人物說過：一個人最厭惡的是別人有著與他相同缺點的人，樓上那位」我愛美利堅」真是一個好例子，你身為一個中國人卻搞什麼美利堅，然而你又說這篇是捧臭腳．

真好笑，你不就是一路貨嗎？！

it is truly the leadership's 遠見與膽魄!

讀懂了嗎？新瓶裝老酒？

no offence: probably better to be read as 老瓶裝新酒.

支持樓主!

你有嗎?

Make sense.

h1pan says Make sense. Yes。但真的去做的話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但真的去做的話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i heard this: the test of interesting people is that subject matter doesn't matter.
so why don't we call it 老瓶裝新酒?

"民主"鬥士的中國好領導人標準 = 把中國引向多黨制.
中國老百姓的好領導人標準 = 有能有德領導中國實實在在地進步.

這就是分歧所在.
誰務實?誰在搞形而上學?

誰務實?--資本主義。誰在搞形而上學?--共產主義。

現在,是海外一天到晚在談主義,談意識形態.
而中國在實幹.
很多出國的人都有此感.